魏晋南北朝诗歌鉴赏—嵇康

魏晋南北朝诗歌鉴赏—嵇康（共6篇）

1.魏晋南北朝诗歌鉴赏—嵇康 篇一

魏晋南北朝

东汉（建安——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魏、蜀、吴——西晋——东晋

南朝：宋、齐、梁、陈

——

东魏——北齐

北朝：（初期）五胡十六国——北魏——

——北周灭北齐

西魏——北齐

（581年北周外戚杨坚建立隋，隋文帝结束了南北朝对立的局面）

关于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的综述

前言：

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是分裂时间最长的时期，经历了汉末大乱到三国鼎立，而后由晋实现短暂统一，之后又是南北朝分裂，此时期突出特点是政权更迭频繁，社会**、民族矛盾尖锐。

政治上，这一时期一个主要现象是门阀制度的存在。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士族与庶族矛盾不断激化，文学创作出现了歌功颂德和寒士不平两个倾向。思想上，首先是玄学兴起，其次是佛教、道教兴起。学术思想的兴起影响了文人创作。如名士们追求玄学中寓含的任达狂放的生活沈约、刘勰等与佛教关系甚密，王羲之、嵇康等受道教的影响。

文学发展中，诗歌发生了巨大变化，鲁迅称为“文学的自觉时代”（《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也发生了变化》），文学理论繁荣，文学批评兴起。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一大特点是文人集团的活跃。建安时代，以曹氏父子为首的文人结成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文人集团。此外还有“竹林七贤”、“二十四友”、“竟陵八友”等文人集团。

文学发展中，诗歌形式丰富多样，曹操及建安文人大量创作五言诗，七言歌行体也得到确立。曹丕《燕歌行》为文学史上完整的七言诗，南朝鲍照进一步改进七言诗形式。齐梁时期，沈约创造“永明体”，为律诗形成铺平道路。梁陈时期，出现了宫体诗。

近几年关于魏晋诗歌研究的论文高达200多篇，主要集中在建安诗歌研究和陶渊明研究两个热点上。[1]王文生《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中就把建安诗歌和陶渊明作为两个独立的章节研究；[2]赵东栓《魏晋南北朝文学》则依次对建安时文人诗歌及陶渊明诗歌进行评析，语言幽默易懂。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不同形式的诗歌都应受到关注研究。

正文：

一、建安正始诗歌

建安诗歌源于汉末大乱之际，此时汉统一思想结束，经学衰落。思想解放，建安诗风慷慨悲凉慷慨悲凉诗风相适应的是诗歌形式建安文人继承汉乐府民歌传统，创作大量五言诗，使之成为建安诗歌的基本形式。曹操擅长写五言诗，一方面继承汉乐府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一方面进行创新，用乐府古题写时事。如《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就采用现实主义表现手法。《步出夏门行》则是创新，用来写时事和抱负。[3] 孙明君《论曹操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诗化》认为曹操的诗歌第一次把原始儒学的天下意识与忧患意识注入诗的创作，开创了悲壮雄健的诗风和阔大雄奇的意境，从而使标志着中华民族理性觉醒的原始儒学精神转化为具有动天地、感鬼神之艺术魅力的诗篇，为中国诗史开一坦途。曹丕则尝试七言诗创作，如《燕歌行》，对后来鲍照、庾信的杂言、七言诗创作起了推动作用。曹植是建安诗坛上很具有才气的诗人。《文心雕龙》中对其评价：“文帝以为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4] 缪军《走向心灵——曹植〈杂诗〉小议》指出，由于曹植生活环境、思想及感情变化，其诗表达方式由外向表现走向内心展示，由群体走向孤独，其作品充溢着内在的热情，富有生气和力度；曹植的悲剧是门阀制度严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于社会下层知识分子的普遍悲剧，因此杂诗所表现的，不仅是他个人的心声，也成为后代诗人的共同主题。

代表建安诗风的作家，除曹氏父子外，还有建安七子和女作家蔡琰。曹丕《典论。论文》中，评价了七子的优缺点。七子中，孔融辈分最高，王粲被称为“七子之冠冕”，刘桢被曹丕称：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蔡琰的《悲愤诗》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文人创作的五言长篇叙事诗。

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此时期以“玄学风流“著名。[5]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尖锐的人生悲哀构成正始文学的基本特点。[6]正始文学代表作家是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其中阮籍、嵇康文学成就最高。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嵇康善于四言诗，脱出《诗经》藩篱，既有高洁志趣，也有秀逸风格。

二、两晋诗歌

西晋时，国家统一，社会状况好转。以陆机、潘岳等人为代表，开始讲究藻饰，注重形式与技巧，形成华丽的风云。目前对西晋诗歌的研究较薄弱，但[7] 曹道衡《陆机的思想及其诗歌》对陆机的思想品格和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和论述，认为陆机在入晋之后，心理上与晋室的隔阂是次要的，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政局的稳定面前，他能够放弃成见，顾全大局，为晋朝效忠；陆机为司马颖尽力虽有过失，但不能说他是“倾仄”或“犯顺”。陆机的诗歌对后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他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大抵自晋迄隋，多数人持赞扬态度，但宋以后，批评意见占了上风，这有其时代原因，不能因而忽视陆机诗歌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陆机诗多模拟乐府、古诗，内容少创新，如《门有车马客行》，写吴亡之后对故乡的怀念之情与亡国感慨。《猛虎行》写人生的艰辛与自己的苦闷。西晋诗坛另一代表是潘岳，潘岳工于言情，今存诗仅十八首，《悼亡诗》占了之首。[8] 柏松《潘岳：在超越与沉沦之间》对潘岳的人生轨迹作了描述，认为他在超脱与沉沦中的挣扎带有一种毁灭性的意味，而他的所作所为却被烙上了深深的时代的印痕。此外，还有左思、陆机、陆云等作家。左思，作品保存下来的很少，《咏史》八首被译为“创成一体垂式千秋。”东西晋之际，诗坛上代表作家是以慷慨悲歌而著称的刘琨和以游仙诗为主导的郭璞。东晋时玄言诗兴起，代表人物是孙绰和许洵。东晋的玄言诗虽然没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但对后来谢灵运的山水诗、白居易等人的说理诗以及宋明理学之诗，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三、陶渊明 在东晋诗坛上独树一帜，给诗歌注入新的生机的诗人是陶渊明。他以古朴自然的诗风，把诗歌提升到一种自然之美的境界，又以充满生活气息和生活哲理的率真自然的田园诗改变了空谈玄理的玄言诗，为后世的田园诗的创作树起了一面旗帜。

[9] 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对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陶渊明享年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辨，文章首先指出，对于这一问题应有严谨的方法，主要包括对于相关的资料作通盘考察，不以偏盖全；并进行分级，不以次易主；对于陶渊明的作品以各宋本为主，并以准确理解为基础。

[10] 张可礼《陶渊明的文艺思想》论述了陶渊明文艺思想的特色及其文学史地位。文章认为，陶渊明文艺思想的主要倾向属于“非功利说”，他强调文艺以示志抒情，重视文艺的娱乐作用，把自然作为文艺理想；他“对外在的景物，往往是持有一种既留心又无心的超然态度。在陶渊明那里，作为主观的情志和作为客观的景物，不是简单的单向流动，而是双向感触，互相交融”；“陶渊明在认识上对言志抒情的重视和在创作实践上的表现，突出的是‘示己志’，是抒个人之情，表现的是他自己的鲜明的个性”；他“在思想上对文艺的娱乐作用的重视，特别是他的文艺实践，第一次打破了以悲慷伤感为基调的格局，使文艺的娱乐作用第一次比较完美地得到了显现，也使娱乐的主题，在文坛艺苑上开始占有一席之地”。陶渊明现存诗歌一百二十多首，最能代表陶渊明思想的是田园诗。如《归园田居》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表现其脱离仕途的轻松，返回自然地愉悦。《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渊明无论其人格还是创作，对后代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南北朝诗歌

南朝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刘宋至陈，元嘉文学、宫体文学是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元嘉三十年间这一阶段，代表作家为谢灵运和颜延之的创作活动，上起宋晋之交，谢灵运开创了山水诗，把自然美景引入诗歌，在诗界独树一帜。下及于大明、秦始之际，其间鲍照不仅创作了雄健豪放的诗作，而且为七言、杂言乐府诗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谢灵运真正完成了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转变。[1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山水诗的出现，不仅使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为中国诗歌增加了一种题材，而且开启了南朝一代新的诗歌风貌。继陶渊明之后，山水诗标志着人与自然进一步沟通与和谐，标志着一种新的自然审美观念和审美趣味的产生。”[12] 王力坚《山水以形媚道——论东晋诗中的山水描写》，刘宋山水诗的‘性情渐隐’在东晋诗中已表现得相当突出；东晋诗重山水之形与景物之色的描写，则肇始了文贵形似、声色大开的南朝山水诗创作；而谢灵运的山水诗，更是在对‘山水以形媚道’传统的直接继承与革新中，得到发展与繁盛。”

颜延之与谢灵运齐名，诗歌往往一改典雅凝重风格，而流露出一片真情，如《五君咏》、《北使洛》就是这样的作品。

鲍照大力创作七言诗，语言奇特瑰丽、奇脚凌厉、风格豪放。代表作是《拟行路难》十八首。第二阶段即“咏明体”形成、兴起阶段。著名诗人沈约、谢朓等人，将声韵学的成果运用到诗歌领域，形成永明新诗体。沈约对永明体的产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诗歌成就也较突出。诗歌有“长于清怨”的风格特色，《八咏》诗是诗集中的压卷之作。

谢朓也是“永明体”创始人之一，诗歌成就杰出。钟嵘《诗品》中也记载，齐、梁人论诗，以为“谢朓古今独步”。[13] 朱起予《论谢朓的山水诗》将谢朓的山水诗放在六朝田园山水诗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通过与陶渊明、谢灵运、鲍照等人诗作的对比，揭示谢朓山水诗的意蕴特色，认为谢朓山水诗的风格是“萧散清新”，这表现在其山水诗闲雅旷远的风致上。谢朓多写“望”里的山水，从静止的一点摄入山水风景，在写景时也将思乡念友的柔情注入其中，忧郁的感情与清亮的山水相融合，构成一种欣悲交加的温润意境。谢朓的诗歌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对诗歌格律比起重要作用，奠定了唐诗基础，有些基本上达到唐诗风格。

第三阶段，即以“梁简文帝萧纲、梁文帝萧绎为代表的宫体诗”兴盛阶段。宫体诗多描写女性和宫廷生活，风格轻绮柔靡，在诗歌发展史上仍有一定积极意义。代表作家有萧纲、徐陵父子等。

北朝诗歌相对南朝稍逊色，但也有自己特色，特别是庾信的“庾信体”，为南北文学融合、创新作出了杰出贡献。《拟咏怀》二十七首是他的代表作。庾信的诗体上更接近唐诗，可以说开了中唐以后唐诗的先河。

此外，北魏、东魏、北齐诗歌也各具特色，萧综、温子昇、邢邵、魏收等为这一时期代表作家。

小结；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长期分裂的时代，但是不同的阶段，诗歌创作也各具特色。而且正因为这一时期，诗歌不断发展，而且形式多样，对后世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王文生《魏晋南北朝文学史》 [2] 赵东栓《魏晋南北朝文学》

[3] 孙明君《论曹操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诗化》，《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4] 缪军《走向心灵——曹植〈杂诗〉小议》，《广西师院学报》1997年第4期。[5] 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6] 《三国志。魏书。嵇康传》 [7] 曹道衡《陆机的思想及其诗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6年第1期。

[8] 柏松《潘岳：在超越与沉沦之间》，《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9] 王力坚《山水以形媚道——论东晋诗中的山水描写》，《学术交流》1996年第3期。

[9] 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文学遗产》1996年第1期。[10] 〕张可礼《陶渊明的文艺思想》，《文学遗产》1997年第5期。[11]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103页 [12] 王力坚《山水以形媚道——论东晋诗中的山水描写》，《学术交流》1996年第3期。

[13] 朱起予《论谢朓的山水诗》，《苏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2.魏晋南北朝诗歌鉴赏—嵇康 篇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动荡,人民生活疾苦,统治阶级的欺压与剥削,使得当时人们的命运就像浮萍一样漂浮不定。在这种水深火热的社会背景下,琴的身影频繁出现,受到了文人的大力推崇与喜爱,成为了文人志士宣泄内心情感的一种工具。另一方面,由于琴文化内涵的转变,文人与琴达到了空前的默契,琴被引进他们的诗歌中,或作题材,或作吟诵对象,成为他们关注的对象,琴与诗的结合使得琴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空前的开创性。

一、琴的发展史以及琴文化内涵的转变

梁元帝《纂要》曰:“古琴有清角者,黄帝之琴也”。从文献中可以看出,关于琴的造制都归功于古代帝王,这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推测,而早在《诗经》中有了琴的记载,由此看出它确实有深远的历史。据史料《琴操》记载:“雅琴者,乐之统也,与八音并行,然君子常御者。”由此证明,在汉代琴已经被赋予了“琴德”、“琴操”。琴之所以享有如此高的口碑,与它本身中和的音质有关。其次,儒家讲求“修身正己”,通过弹琴可以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因此在汉代琴受到了大力推崇。琴在汉代融入了众多的儒家道德思想,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人们思想的解放和提升,以及道家思想和玄学的冲击,人们开始摆脱儒家音乐思想的束缚,追求道家清静致远、自然脱俗的意蕴,此时琴融合了更多道家的艺术审美标准。魏晋南北朝时期,琴融入更多道家的思想,被称为“雅琴”,因为弹琴更多地是在乎它的弦外之音,这一点也被隐逸诗人陶渊明所接受。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道家思想对琴作出了更多的诠释,不再以儒家的礼乐为依据去欣赏它,琴的地位也从政治、伦理的附庸地位中解脱出来,走向艺术与审美的自觉之路。

二、琴排忧思想在诗歌里的体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断、国家分裂,这种残酷的社会现实使人们更多地远离政治生活而去艺术中寻找精神的安逸,因此,人们对艺术的关注度大大提高。与此同时,文学与艺术作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使得文人与琴的结合成为了必然趋势。当时琴被文人广泛接受,以及作为写作的对象,从而影响到诗歌的创作与实践。琴所产生的琴曲与诗歌结合有了新的结晶——琴歌。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琴及琴曲具有一定的文学功能,与诗歌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琴隐逸思想在诗歌中的体现

魏晋南北朝,由于文人的喜好流传下来了许多古琴曲,当我们审视这些琴曲,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着许多清高孤洁、视富贵如浮云的士大夫人生观,同时又流露出琴人的愤懑之情,体现出神往或无可奈何的隐逸思想。动乱的社会环境、自给自足的田园经济,以及下层文人的求仕无门,都是隐逸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客观原因。

四、琴知音思想在诗歌中的体现

魏晋时期的个性主义是以离弃凡俗为代价的。难以排遣的寂寞之情与其并生,士人的知音寻觅弥足珍贵,并不是付出努力就能实现。然而知音难求,也是当时士人的难解情结。魏晋时的文人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目标,在书牍中寻不到信仰归宿,此时期的文士比任何时期都孤独,对知音的渴求也更加强烈,琴的出现为文人们带来了许多精神的慰藉。

五、琴求情意蕴在诗歌中的体现

《诗经》中“以琴传情”的意象被后世所凝结,并流传下来,上演了一幕幕凄美的爱情故事。“琴传情”的内涵在中国文学中是很流传的,也在文学上影响到了诗人们的创作与实践。诗人们在诗歌中将琴的内涵加以表现,烘托出了男女相思、爱慕之情。

魏晋南北朝的诗歌中,琴已经成了一种独具内涵的的意象,丰富着诗歌的意境。从以上关于琴在诗歌中的关系可以看出,琴的文学性具有抒情性,琴不仅是为了“排忧”,而且成为了“情”。尤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琴被染上了悲伤的色彩,作为抒发心志的载体,琴在文学中的意境得到了深化。琴的文学形象具有审美性,琴通过在诗歌中的表现,增加了读者的审美情趣,使得琴与诗歌产生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黑暗,战争不断,琴在一定意义上成了文人志士宣泄内心愤懑情绪的工具,受到了众多文人的推崇和喜爱。

3.汉魏南北朝乐府诗歌鉴赏 篇三

汉魏乐府·杂曲歌辞

所谓杂曲歌辞，是指声调已经失传，无所归属的一些乐曲歌辞。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把它称作“乐府杂题”，宋郭茂倩把它单独划成一类叫做“杂曲歌辞”。根据郭氏的解释，之所以称为杂曲有两个原因：一是内容庞杂，情思所感、宴游所发、忧愤所兴、别离之怀、征战之苦，兼收并蓄，时间跨度也大。二是形式杂乱，有的有辞无调，有的名存义亡，有的虽有古辞可考，但歌辞残缺;有的古辞已佚，仅是后人拟述。总之，因为其杂，不好归类，所以只好另辟一类。

但杂曲歌辞的思想、艺术价值倒不因其杂而有所损伤，相反，它与相和歌辞一样是汉乐府中的精华。在这类歌辞中保存的汉代民歌较多，其中像《婕蝶行》、《悲歌》、《枯鱼过河泣》、《上山采蘼芜》、《迢迢牵牛星》等都是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篇章，而且对后来刻意学习乐府民歌的诗人如李白、杜甫等人的创作，具有巨大的影响。至于其中的《孔雀东南飞》，则是我国古代最长的一首叙事诗，其思想和艺术价值更不待言了。

蛱蝶行

蛱蝶之遨游东园，奈何卒逢三月养子燕，接我苜蓿间。

持之我入紫深宫中，行缠之付欂栌间。

雀来燕，燕子见衔哺来，摇头鼓翼，何轩奴轩!

在表现手法上，汉乐府民歌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它常用拟人化的方法，赋予鸟兽昆虫以人的情感和思想，透过它们之间的纠葛、遭遇来折射人间的悲欢离合，这在《诗经》中很少见，汉乐府中用得却相当普遍。如前面说过的《双白鹄》就是透过一对雌雄白鹄的生离死别，来歌颂一种互相眷念又互相关心的夫妇生活;《乌生》则透过一只被射杀的乌鸦的悔恨和感叹，来反映世情难测和人生的危机感;《枯鱼过河泣》则是写一条遭了横祸的枯鱼写信给自己的同伴，要他们在潜伏著杀机的社会中，时时警惕著自己的言行，免遭杀身之祸。这些诗以他们特有的丰富想像力，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危机感和处世信条，含有发人深省的哲学意味。这首《蛱蝶行》也是如此，它叙述一只“遨游东园”的蛱蝶被燕子捉去，带回梁间喂乳燕的经过，透过它的所见所闻与自伤自叹，来反映危机四伏、时时都有生命危险的东汉时代生存危机。

开头一句“蛱蝶之邀游东园”点出这场悲剧发生的地点，和悲剧发生之前蛱蝶的自由自在之状。蛱蝶即蝴蝶。蛱，一作“蛙”，据《初学记》改。“东园”泛指花园之类蝴蝶游遨之处。诗人用被捉前的“遨游东园”与被捉后的“付欂栌间”构成鲜明的对比，以此来寄托自己的伤感。蛱蝶为什么被捉呢?被捉后的心情如何?诗人在此没有点破。但在另一首寓言诗《乌生》中倒是交代了其中的原委：一只乌鸦被击毙后，它的灵魂发出了忏悔!真不该来到秦家的桂树上，要是仍在人迹不到的南山岩石间，又怎会遭此横祸呢?由此看来，这只蛱蝶遭祸的原因，也是由于它“遨游东园，涉足世情而被罗网所致”，这其中大概也蕴含著对世情险恶的慨叹吧!第二句“奈何卒逢三月养子燕”是明写悲剧发生的原因。卒即猝，突然间发生，意想不到之事;养子燕，即正在哺雏的燕子。燕子本就以昆虫为食，现在要哺雏，捕捉昆虫当然更加急迫和贪婪。蛱蝶碰上了养子燕，当然绝无生还的可能了，“奈何”二字即是对这种命运播弄的苦笑和慨叹，也是人们在不可抗拒的危机面前，一种绝望心理的表现。“接我苜蓿间，持之我入紫深宫，行缠之付欂栌间”，是写蛱蝶被燕所捉，带回梁间窝里的经过。此篇是汉乐府中句读难定的篇什之一，其原因就在于这两句中的“之”字及最后一句中的“奴”字费解。据余冠英先生解释，诗中的“之”和“奴”字皆为表声的字，与文辞无关。“持之我”即「持我」，“行缠之付”即“行缠付”。蛱蝶被捉的经过可分成三个场景：一是在苜蓿间被接。接即挟，挟持之意;苜蓿，豆科植物，俗称金花菜，蛱蝶正在东园的苜蓿上嬉游时被燕子捉住。二是持我飞入燕子的居处——“紫深宫”内。“入紫深宫”即深入紫宫，紫宫原指帝王的居处，这里是指燕子垒窝的高堂深院。蛱蝶强调燕子居处是“入紫深宫”，既渲染周围环境的阴森可怖，与蛱蝶被捉的恐惧心情相吻合，也强调此处是重门深院，难以脱逃，这也符合蛱蝶此时绝望的心境;三是“行缠之付欂栌间”。欂栌即斗拱，是柱上斗形的方木，上承屋梁，此处是燕子垒窝之所。“行”即“且”;“付”即“缚”。这句是说燕子把蛱蝶捉来后又绑在斗拱上。捉来之后还要绑起来，这是人的行为，但绑在斗拱的燕窝旁边，这又是燕的心理。这几句用拟人的`方法来写蛱蝶的被捉，而且站在蛱蝶的角度来写燕的动作和心理，似人而非人，似物又非物，构思确是相当新颖奇巧的。最后三句是写雏燕见到食物来时欢腾雀跃的情景。“雀来燕”这句歧义很多，有人推测这句是燕在园中啄蝶，殊不知己巢已被雀占;李子德的《汉诗评》又说这是写蝶为燕持来付于欂栌间时，又为雀从旁取之。这两种误解的产生，都在于把“雀”当成又一飞禽。其实，雀在此是作状语，形容雏燕因其母衔食来时的欢腾雀跃之状。黄节先生说：“雀来即雀立，雀踊也”(《汉魏六朝风笺》)，这个解释是合理的。下句的“摇头鼓翼，何轩奴轩”正是形容众雏兴奋争食之态：他们摇晃著小脑袋，拍著翅膀，抬著头，张著嘴，争著要母亲喂。“奴”在此是表声，无意义。轩轩，即高举之貌。诗人用众雏的兴奋争食，来反衬蛱蝶的悲惨结局，而且透过蛱蝶之眼所见、蛱蝶之口道出，更增浓伤感的意味。因为这句话的潜在意思是：雏燕们是得食了、高兴了，但随著自己的被捉身亡，自己的孩子们将会怎么样呢?

4.诗词推荐2魏晋南北朝 篇四

已是三月，春天正一路赶来，天气刚好不冷不热。

旷野里荒草酝酿繁华，花朵捡拾流浪的灵魂，我趁机沐浴阳光，采撷温暖，一缕一缕，放在心上，也任尘封的一些心情悄然苏醒。

魏晋南北朝诗歌

“三曹”“七子”

三曹：东汉末年到曹魏间,曹操与其子曹丕、曹植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文学上的成就，对当时的文坛很有影响，是建安文学的代表，所以后人合称之为“三曹”。

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优秀作者，得到后世普遍承认。

曹操是建安时期杰出的文学家和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开创了建安文学的新风气，风格清俊通脱。

龟虽寿(曹操)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诗中融哲理思考、慷慨激情和艺术形象于一炉，表现了诗人老当益壮、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充满诗人对生活的真切体验，有着一种真挚而浓烈的感情力量；哲理与诗情又是通过形象化的手法表现出来的，述理、明志、抒情在具体的艺术形象中实现了完美的结合。

观沧海(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北征乌桓得胜回师途中，行军到海边，途经碣石山，登山观海，一时兴起所作。诗人用饱蘸浪漫主义激情的大笔，所勾勒出的大海吞吐日月、包蕴万千的壮丽景象；描绘了祖国河山的雄伟壮丽，既刻画了高山大海的壮阔，更表达了诗人以景托志，胸怀天下的进取精神。

短歌行(曹操)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这首诗通过宴会的歌唱，以沉稳顿挫的笔调抒写了诗人求贤如渴的思想和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第二首诗表明作者在有生之年只效法周文王姬昌，绝不作晋文公重耳，向内外臣僚及天下表明心迹，使他的内外政敌都无懈可击。这两首诗是政治性很强的作品，而其政治内容和意义完全熔铸在浓郁的抒情意境中。全诗内容深厚，庄重典雅，感情充沛，尤其是第一首，充分发挥了诗歌创作的特长，准确而巧妙地运用了比兴手法，来达到寓理于情，以情感人的目的，历来被视为曹操的代表作。

曹丕擅长诗文及辞赋，其名作有《燕歌行》、《与吴质书》等，其中《燕歌行》全诗均用七言，句句押韵，在中国七言诗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第一首可以考证的七言诗。

燕歌行(曹丕)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淹留寄他方？ 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这是今存最早的一首完整的七言诗。它叙述了一位女子对丈夫的思念。笔致委婉，语言清丽，感情缠绵。这首诗突出的特点是写景与抒情的巧妙交融。王夫之称此诗“倾情，倾度，倾声，古今无两”，虽是溢美之辞；但此诗实为叠韵歌行之祖，对后世七言歌行的创作有很大影响。

曹植是第一个大力创作五言诗的作家，他把文人五言诗的发展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完全成熟，他的散文和辞赋也表现出了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洛神赋》美不胜收、《与吴季重书》和《与杨祖徳书》是两篇有名的散文诗札。

杂诗(曹植)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朝游江北岸，夕宿潇湘沚。时俗薄朱颜，谁为发皓齿？ 俯仰岁将暮，荣耀难久恃。

这首诗是曹植后期所作，采用比喻手法，表现了他怀才不遇的苦闷。曹植不但文才很高，而且具有政治抱负，希求建功立业，垂名青史。曹操一度想立曹植为太子，结果没有实现。曹操死后，他备受其兄曹丕（魏文帝）、侄子曹叡（魏明帝）的猜忌和压抑，屡徙封地，连生活都很不安定，根本谈不上实现政治抱负。这首诗以佳人自比：佳人的容貌艳若桃李之花，比喻自己才能的杰出；“时俗”二句，说佳人的美貌和歌唱才能都不为时人所赏识，比喻自己怀才不遇；“俯仰”二句，说时光流驶，佳人的容华难以久恃，寄寓了自己盛年时无法施展抱负的深沉慨叹。

七步诗(曹植)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取譬之妙，用语之巧，而且在刹那间脱口而出，实在令人叹为观止。“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二语，千百年来已成为人们劝戒避免兄弟阋墙、自相残杀的普遍用语，说明此诗在人民中流传极广。

刘桢是建安文学集团的重要成员，与曹氏关系密切。他的诗刚劲挺拔，卓荦不凡。曹丕称“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

赠从弟(刘桢)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赠从弟》共三首，为其代表作，尤以第二首著称于世。本诗貌似咏物，实为言志，借青松之刚劲，明志向之坚贞。全诗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寓意高远，气壮脱俗。

王粲少有才名，为著名学者蔡邕所赏识。初平二年(192年)，因关中骚乱，前往荆州依靠刘表，客居荆州十余年，有志不伸，心怀颇郁郁。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南征荆州，不久，刘表病逝，其子刘琮举州投降，王粲也归曹操，深得曹氏父子信赖，赐爵关内侯。建安十八年(213年)，魏王国建立，王粲任侍中。建安二十二年(216年)，王粲随曹操南征孙权，于北还途中病逝，终年四十一岁。王粲善属文，其诗赋为建安七子之冠，又与曹植并称“曹王”。

七哀诗(王粲)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七哀诗》，是一种中国传统诗歌体裁，起自汉末，以反映战乱、瘟疫、死亡、离别、失意等为主要内容。与宫廷诗相对应，有鲜明的民间色彩。从汉代的建安七子王粲，到晋朝的张载，再到唐朝的杜甫，诗歌形式、内容、水平在一步步扩大、充实、提高。虽然《七哀诗》在中国传统诗歌队伍里，是弱小的群体，史来不被人重视，但是却不能忽视她的存在，抹杀她的功绩。《七哀诗》的成就，在于有悲天悯人的情怀，细致入微的描写、真实客观的记录。《七哀诗》现存的作品中，以汉代的建安七子王粲的《七哀诗》为最早，这首《西京乱无象》最能代表汉魏风骨，堪称典范之作。用举重若轻之法，典型概括了战乱给人们带来的灾难，读来令人为之落泪。

竹林七贤

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常聚在当时的山阳县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谓竹林七贤。竹林七贤的作品基本上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精神，但由于当时的血腥统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嵇康，“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曾娶曹操曾孙女，官曹魏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后因得罪钟会，为其构陷，而被司马昭处死。

赠秀才入军·其十四(嵇康)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翁，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赠秀才入军是嵇康所写的一组四言古诗，为送他哥哥嵇喜参军而作。本篇原列第十四首，诗人想象嵇喜行军之暇领略山水乐趣的情景。此诗中“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二句是历来为人们所称道的妙句。它以凝练的语言传写出高士飘然出世、心游物外的风神，传达出一种悠然自得、与造化相侔的哲理境界。

阮籍，建安七子之一阮瑀之子。建安以来第一个全力创作五言诗的人，其《咏怀诗》把八十二首五言诗连在一起，编成一部庞大的组诗，并塑造了一个悲愤诗人的艺术形象，这本身就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创举，一个显著的成就，在五言诗的发展史上奠定了基础，开创了新的境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后世作家产生了重大影响。

咏怀八十二首·其一(阮籍)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诗歌表达了诗人内心愤懑、悲凉、落寞、忧虑等复杂的感情。不过，尽管诗人发出“忧思独伤心”的长叹，却始终没有把“忧思”直接说破，而是“直举情形色相以示人”，将内心的情绪含蕴在形象的描写中。

左思，西晋文学家，自幼其貌不扬却才华出众，《三都赋》颇被当时称颂，造成“洛阳纸贵”。

咏史(左思)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这首诗写在门阀制度下，有才能的人，因为出身寒微而受到压抑，而无才能的世家大族子弟却能占据要位，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不平现象。

张翰，西晋文学家，字季鹰，父亲是三国孙吴的大鸿胪张俨。吴郡吴县（今苏州）人。生卒年不详，葬于芦墟二十九都南役圩。张翰性格放纵不拘，时人比之为阮籍，号“江东步兵”。齐王执政，辟为大司马东曹掾，见祸乱方兴，以秋风起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为由辞官而归。

思吴江歌(张翰)

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鲈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禁兮仰天悲。

此诗通过对作者对于秋天的到来，想起故乡的秋景和鲈鱼的肥美等，来表达了作者思归之情。

陶渊明（352或365年—427年），字元亮，又名潜，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人。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伟大的诗人、辞赋家。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最末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有《陶渊明集》。

归园田居·其一(陶渊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误落 一作：误入)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颠 通 巅)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归园田居·其三(陶渊明)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陶渊明因无法忍受官场的污浊与世俗的束缚，坚决地辞官归隐，躬耕田园。脱离仕途的那种轻松之感，返回自然的那种欣悦之情，还有清静的田园、淳朴的交往、躬耕的体验，使得这组诗成为杰出的田园诗章。

这组诗生动地描写了诗人归隐后的生活和感受，抒发了作者辞官归隐后的愉快心情和乡居乐趣，从而表现了他对田园生活的热爱，表现出劳动者的喜悦；同时又隐含了对官场黑暗腐败的生活的厌恶之感，表现了作者不愿同流合污，为保持完整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而甘受田间生活的艰辛。组诗集中体现了陶渊明追求自由、安于清贫、隐逸山野、洁身自好、远离官场、超脱世俗的美好情操。陶渊明写“归园田居”其实是写作者自己理想的故居。

饮酒·其五(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他的以“醉人”的语态或指责是非颠倒、毁誉雷同的上流社会；或反映仕途的险恶；或表现诗人退出官场后怡然陶醉的心情；或表现诗人在困顿中的牢骚不平。

杂诗（陶渊明）

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陶渊明《杂诗》共有十二首，此为第一首。这组《杂诗》，实即“不拘流例，遇物即言”的杂感诗。可以说，慨叹人生之无常，感喟生命之短暂，是这组《杂诗》的基调。这种关于“人生无常”“生命短暂”的叹喟，是在《诗经》《楚辞》中即已能听到的，但只是到了汉末魏晋时代，这种悲伤才在更深更广的程度上扩展开来，从《古诗十九首》到“三曹”，从“竹林七贤”到“二陆”，从刘琨到陶渊明，这种叹喟变得越发凄凉悲怆，越发深厚沉重，以至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这种音调，在今天看来不无消极悲观的意味，但在当时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却反映了人的觉醒，是时代的进步。

谢灵运，南北朝时期杰出的诗人、文学家、旅行家。他所开创的山水诗，把自然界的美景引进诗中，使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他的创作，不仅把诗歌从“淡乎寡味”的玄理中解放了出来，而且加强了诗歌的艺术技巧和表现力，并影响了一代诗风。

登池上楼(谢灵运)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

此诗抒写诗人久病初起登楼临眺时的所见所感，描写了自然景物的可爱，抒发了自己官场失意的颓丧心情和进退失据的无奈情绪，最终表示了归隐的愿望。

鲍照，南朝宋杰出的文学家、诗人，世称“鲍参军”。与颜延之、谢灵运同为宋元嘉时代的著名诗人，合称“元嘉三大家”，其诗歌注意描写山水，讲究对仗和辞藻，世称“元嘉体”。

梅花落(鲍照)中庭多杂树，偏为梅咨嗟。问君何独然？

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实。摇荡春风媚春日，念尔零落逐风飚，徒有霜华无霜质。

此诗主要是托讽之辞。作者以梅花象征一般无节操的士大夫，纵使在艰难日子显示出抗霜抗露的特质，可是，一旦有权贵招手，就赶紧摇荡著腰肢去谄媚他们了。

谢眺，南朝齐诗人，并善辞赋和散文。唐代李白，在《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中吟道：“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可上九天揽明月。”这是对谢朓诗歌的最恰当的评价。李白自己一生追求的便是象谢朓诗歌所体现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清新自然的艺术风格。此外谢朓的诗歌，对盛唐“诗佛”王维、“诗圣”杜甫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了谢朓在中国诗歌艺术的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贡献。

晚登三山还望京邑(谢朓)灞涘望长安，河阳视京县。白日丽飞甍，参差皆可见。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去矣方滞淫，怀哉罢欢宴。佳期怅何许，泪下如流霰。有情知望乡，谁能鬒不变？

此诗写登山临江所见到的春晚之景以及遥望京师而引起的故乡之思。全诗十四句，前两句交代离京的原因和路程，领起望乡之意；中六句写景，描绘登山所望见的景色；后六句写情，抒发人生感慨。其中“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是千古传诵的名句。

吴均，字叔庠，吴兴故鄣人。南朝梁时期的文学家。好学有俊才，其诗文深受沈约的称赞。其诗清新，且多为反映社会现实之作。其文工于写景，诗文自成一家，常描写山水景物，称为“吴均体”，开创一代诗风。

山中杂诗(吴均)

山际见来烟，竹中窥落日。鸟向檐上飞，云从窗里出。

这首小诗经单纯白描的手法，展现出了一片山村的景象，俨然是一幅绝妙的写生画。用以形成一种特殊的环境，给人以新鲜的感觉，用的就是这种格调。

徐陵，字孝穆，南朝著名诗人和文学家，诗文皆以轻靡绮艳见称。今存《徐孝穆集》6卷和《玉台新咏》10卷。关山月(徐陵)关山三五月，客子忆秦川。思妇高楼上，当窗应未眠。星旗映疏勒，云阵上祁连。战气今如此，从军复几年。

南北朝时期诗人徐陵用汉代乐府古题吟咏故事的一首抒情五言诗。

全诗通过将士征战四方的历程，影射出思念之情，期盼战争尽快结束，表达了诗人反对战争，向往和平的心情。敕勒歌(北朝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是南北朝时期黄河以北的北朝流传的一首民歌，一般认为是由鲜卑语译成汉语的。民歌歌咏了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抒写敕勒人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豪情。

有些句子，我们遇见它时少不经事，只是默默记在心间。当我们走过许多地方，路过很多风景，遇到很多人，被爱过，也被伤害过。忽然的某一天，我们突然读懂了分别时天上的那片云，读懂了归乡时的炊烟，懂了望眼欲穿的思念。

5.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现象 篇五

先秦诗歌主要是《诗经》和《楚辞》。

《诗经》中大部分诗歌都是抒情性的，为后世诗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但它们都是诗舞乐的结合，与音乐还有很大关系。

《诗经》中的“风雅”思想被后世诗人立为准则，比兴手法为后世提供典范，魏晋时期许多人都借鉴了《诗经》的手法。

但《诗经》的手法还是比较古朴。

《楚辞》开诗歌浪漫主义先河，为后世浪漫主义创作提供了典范。

《楚辞》的形式自由、富于变化，它的象征手法对后世影响很大。

到了汉代，汉乐府诗歌与音乐仍有联系，但是汉乐府实现了由四言诗向杂言诗和五言诗的.过度。

进入东汉后，五言诗取代了四言诗，完整的七言诗也产生了。

《古诗十九首》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最高成就，是古代抒情诗歌的典范。

《古诗十九首》运用的抒情方法也多种多样，后世很多文人以此作为范例，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自觉的产生。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的建安时代，中国诗歌打开了一个新局面，“建安风骨”成为诗歌美学典范。

个人创作的五言诗大量涌现出来，每个诗人都有自己不同的风格，抒发自己的情感。

如曹植的《白马篇》抒发了自己对前途的信心。

曹操对乐府诗进行了改造，使之脱离了民歌成为一种独立文体。

至此，诗人开始自觉追求审美特性。

西晋诗歌讲究形式，描写繁复，辞采华丽，诗风繁缛。

陆机的《拟古诗》藻饰华丽，《猛虎行》诗风繁复，《赴洛道中作》句式骈偶，这种诗风的有简单向繁缛的转化时文化自觉的明显表现。

东晋诗坛被玄风笼罩，而陶渊明开创了描写田园生活的风气。

谢灵运作山水诗，鲍照善边塞诗，梁陈出现宫体诗，诗歌类型多样化，个性化。

齐梁陈的“永明体”讲究声律和对偶，四声的发现和运用，促进了“永明体”的成熟，使古体诗向近体诗发展。

诗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巨大改变可以说是文人对文学审美自觉追求的成果。

(四)小说

先秦时期的各种神话是小说的源头，但这些神话还不能算作小说。

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才真正出现。

6.魏晋南北朝文学教案(34课时) 篇六

教学目的：本课程旨在使修学者全面了解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基本面貌和特点，并对此时期重要的文学体式诗歌、辞赋、骈文及其他重要体裁和文学题材、文学现象、以及重点作家及作品有较深入的认识，提高理解、分析文学作品、文学现象的能力。尤其对诗歌与辞赋、骈文的成就充分重视，对其渊源、流变做出准确的认识与判断。

重点难点：

重点：体裁——诗歌、辞赋、骈文；五言诗等文体发展和新变的重要历程。如建安体、正始体、太康体、元嘉体、陶渊明体、谢灵运体、永明体、宫体、齐梁体、徐庾体、庾信体。

难点：把文学现象放在历史的层面上作恰当的分析。

（吉定 提供

赵薇

陈春保 吉定修订）

第一讲 绪 论 2课时 第二讲 建安正始文学 6课时 第三讲 两晋文学 4课时 第四讲 陶渊明 6课时 第五讲 东晋南北朝民歌 2课时 第六讲 谢灵运、鲍照与诗风的转变 4课时 第七讲 永明体与齐梁诗坛 2课时 第八讲 庾信与南北文风的融合 2课时 第九讲

魏晋南北朝辞赋

2课时 第十讲

魏晋南北朝骈文与散文

2课时

第十一讲

魏晋南北朝小说

2课时

第一讲

绪

论（2课时）

教学目标：

1、了解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总体风貌及其发展原因。

2、了解魏晋南北朝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教学重点和难点：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原因；这一时段文学自觉的标志，文学的题材、体裁、风格特点。玄学、佛教与文学关系；门阀制度与文学的关系；文人集团与文学的关系；文学理论的繁荣。

教学方法：讲授，适时运用课件演示重要内容与参考文献。课时安排：2课时

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第一课时

本节主要介绍魏晋南北朝社会特点与文学的关系

一、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历史概况

中国历史进入到魏晋南北朝，便开启了一个长期分裂的时代。这个历史时期的基本特点是从汉末大乱到三国鼎立，而后由晋实现短暂统一。西晋灭亡以后，南方经历了东晋、宋、齐、梁、陈这五个朝代。北方经历了十六国和北朝许多的变动，最后由北周平北齐，隋又取代北周并平定了南方的陈而统一全国。这中间经历了从公元317年到589年，共272年的分裂。东晋南北朝文学就是在这样一个南北分裂、战乱频仍、朝代不断更迭的大背景下发展的。其中有的朝代比较长，如东晋（317-420）历时103年；有的朝代很短，如齐代（479-502）只有23年。此后南北朝分裂。在中国历史上是分裂时间最长的时代。它的突出特点是政权更迭频繁，社会**，民族矛盾尖锐。下面具体从政治、时代、文化思想三个视角作简要介绍。

1、魏晋南北朝社会的政治特点

在政治上，这一时期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门阀制度。东汉后期士族（高门大族、世族）和庶族寒门之间形成尖锐的对立。他们占据着优越的地位，在察举、征辟中形成了当时一个拥有特殊地位的阶层，具有很强的社会力量。魏文帝曹丕建立了“九品中正制”，承认豪门大族政治上的特权，士族子弟经过中正品第入仕，实际上品第人物的标准主要是门第的高下，这样便形成了士族相传的贵胄，造成政治权力的垄断。而寒门庶族几乎失去了仕进的机会，导致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的局面。

门阀制度的存在，使士族与庶族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并成为这一时期一个主要特点。庶族仕进的道路被堵塞了，引起他们的不平，他们在文学制作中发出了自己不平的呼喊。如左思的 《咏史》其二：“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形象地反映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社会状况。鲍照的《拟行路难》其三：“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倾泻了寒士的不平。这些内容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特点。

2、魏晋南北朝社会的时代特点

战乱和分裂，成为这个时期的特征。如果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称作乱世，也许并不过分。汉末的战乱，三国的纷争，西晋统一不久发生的“八王之乱”，西晋的灭亡与晋室的东迁，接下来北方十六国的混战，南方东晋王敦、桓玄等人的作乱，北方北魏、北齐、北周等朝代的一次次更迭带来的斗争，南方宋、齐、梁、陈几个朝代的更迭带来的争斗，以及梁末的侯景之乱，江陵被西魏灭亡，再加上东晋、南朝的北伐，北朝的南攻，在三百多年里，几乎没有多少安宁的时候。战争使很多人丧生，伴随着战乱而来的饥馑、瘟疫以及人口的大规模迁徙，不知又夺走了多少人的生命。这种状况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印证。

3、魏晋南北朝社会的思想文化特点

就思想状况而言，魏晋南北朝是继战国“百家争鸣”以后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思想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的时期。随着儒家的衰微，新的人生价值观、生活观、社会伦理观不断产生，哲学的本体论，思辨逻辑不断发展。

首先是玄学兴起。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思想。玄学的主要内涵是关于宇宙本体的讨论，以及各种事物名理的辨析，也涉及到社会政治与伦理方面的问题。老庄所谓“自然”哲学，形成了当时的社会思潮。所谓“越名教而任自然”，成为当时名士的思想行为，其内涵就是对个体生命价值的重视，表现自我。这些思想直接影响了名士的行为风度。名士们开始追求一种任达旷放的生活，形成所

谓的“魏晋风度”。具体表现为形上思辨，清谈析理；任性率真，寄情山水；从根本上说是产生了一种新的觉醒——人的觉醒，尤其是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在文学上表现为对艺术化人生的追求和个人本性的真实流露。

其次是佛学兴起。佛教从西汉之际传入中国后，一直未有多少社会影响，到了东晋、十六国时期，才迅速发展起来。佛经的翻译也达到了极盛，这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佛教具有哲学和神学的内涵，它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颇为精致，与老庄学说有相通之处，因而受到士人喜爱。东晋时佛学与玄学相辅而行，僧人参与清谈，文人士子研究佛理，与僧人结交为朋友，为其撰文译经，成为一时风气。王羲之与诗僧支遁相交游，谢灵运为慧远撰写《佛影铭》等。沈约、刘勰等人都与佛教关系甚密。南朝帝王也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曾四次舍身到同泰寺为奴。寺庙建筑也布满各地。佛经中许多有趣的故事流入民间，增加了中国文学的故事性；佛经中的大量词汇也进入文学语言的范围，丰富了中国文学语言宝库。

再次是道教兴盛。道教作为一种宗教产生于中国本土，它的正式形成始于东汉顺帝时。它与尊奉老庄哲学的道家在性质上不同。从渊源关系说，道教孕育于我国古代的巫和方士一流。它的内容比较庞杂，讲炼丹，讲求仙，讲养生之道。与佛教相比，道教没有严格的戒律，最大特点是以各种方术来帮助人们享乐，给人以虚幻的满足，很具实用性，所以受到士族低层的欢迎。在魏晋，产生了贵族道教，出现了像葛洪这样的教徒。嵇康、王羲之等人也受到道教的影响。在政治范围内，道教以“内道外儒”的面貌出现，教人顺天安命，做忠臣孝子，所以它又成为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上层迷信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有用工具。它影响到文学的精神，士人们追慕隐逸，向往山林，倾向于神鬼变异之谈，其诗文小说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在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儒、佛、道三教鼎立的局面。三教之间为争得优越的地位而展开斗争。儒学虽已经失去了独尊的地位，但仍为社会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仍以中国正统思想代表自居。儒家经典仍为士人必读的书籍。与汉代相比，佛教地位蒸蒸日上。北朝统治者虽然进行几次“灭佛”，因为佛教寺院的发展夺去了他们的土地和劳动力，但是，佛教的存在是符合他们根本利益的。所以每次“灭佛”以后，却更广泛地流行。

社会思想的自由和宗教的多样化，促进和影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学术的发展和变化，文学、音乐、绘画等各种艺术形式都开始趋向于个人生活感情的表达。老庄的无为遁世、道教的神仙、佛教的厌世等等各种思想杂糅，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主流。

第二课时

下面讲魏晋南北朝文学特点及其发展历程

中国文学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鲁迅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所谓自觉就是说人们对文学创作及其发展的客观规律有了相当的认识和把握，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去驾驭文学创作的规律，从而进入一个相对自由的状态。文学开始脱离了经学的附庸地位，从“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的道德功利目的转为非功利的审美欣赏的艺术形式。下面就这一时期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及文学的特点两个问题展开论述。

一、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

1.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门学科

汉朝人所谓文学指的是学术，特别是儒学。到了南朝，文学有了新的独立于学术的地位，宋文帝元嘉十五、六年立四学，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宋）范晔《后汉书》单列《文苑列传》，与《儒林列传》等并立，都是重要的标志。同时又有文笔之分，《文心雕龙·总术》：“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这代表了一般的认识。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篇》对文笔之分有进一步的说明：“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萧绎所说的文笔之别已不限于有韵无韵，而强调了文章抒发感情以情动人的特点，并且更广泛地注重语言的形式美。他所说的“文”已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了。

2.文学理论的繁荣和文学批评的兴起

（魏）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梁）刘勰的《文心雕龙》、（梁）钟嵘《诗品》等论著以及（梁）萧统《文选》、（陈）徐陵《玉台新咏》等。文学理论与批评和总集的出现形成了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高峰，在这些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论著中，贯穿一个总的文艺思想：就是把文学与学术区分开来，努力探寻文学自身的特点和创作规律。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论著中，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文学思潮，这就是努力探寻文学的特点、文学本身的分类、文学创作的规律，以及文学的价值。在汉代，儒家诗独占统治地位，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诗歌被视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的工具。至于诗歌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

魏晋以后，诗学摆脱了经学的束缚，整个文学思潮的方向也是脱离儒家所强

调的政治教化的需要，寻找文学自身独立存在的意义。这时提出了一些崭新的概念和理论，如风骨、风韵、形象，以及言意关系、形神关系等，并且形成了重意象、重风骨、重气韵的审美思想。诗歌求言外之意，音乐求弦外之音，绘画求象外之趣，各类文艺形式之间互相沟通的这种自觉的美学追求，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

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建立了完整的体系。《文心雕龙》共50篇，包括总论5篇，文体论20篇，创作论19篇，批评论5篇，最后一篇《序志》是全书的自序。它的内容博大精深，主要的贡献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论述了文学发展的外部原因和内部规律。关于外部原因，它认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序》）将文学的变化与社会的风俗、政治的兴衰联系起来。关于内部规律，它总结为“通”和“变”（《通变》），也就是继承和创新两方面的交互作用。刘勰在《明诗》等篇中论述了一些文体在历代的演变过程，《才略》则评论了历代的作家，这些论述已成为后人研究文学史的重要参考，至今仍有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

第二，总结了许多宝贵的文学创作经验，揭示了创作活动的奥秘，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创作论。关于创作论，陆机在《文赋》里就有深入的探讨了，特别是对驰骋想象，捕捉形象，发挥独创性，以达到“意称于物”这个过程，描述得相当精彩。在《文心雕龙》中创作论这一部分是全书精粹，书中有许多精辟的概括，如“神思”、“体性”、“风骨”、“定势”、“情采”、“隐秀”等，涉及形象思维、艺术想象、艺术风格、艺术构思等许多重要的问题，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3.对文学的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文体辨析可以上溯至《汉书·艺文志》。较为明晰而自觉的文体辨析观则始自曹丕的《典论·论文》，他将文体分为四科，并指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陆机《文赋》进一步将文体分为十类，对每一类的特点也有所论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将诗和赋分成两类，并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特点。（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就现存佚文看来，论及12种文体，对各种文体追溯其起源，考察其演变，并举出一些作品加以讨论，比曹丕和陆机又进了一步。（东晋）李充《翰林论》联系风格来辨析文体，是对文体风格的进一步探讨。到了南朝，文体辨析更加深入系统了，（梁）任昉的《文章缘起》分为84题，虽不免琐碎，但由此可见文体辨析的细致程度。至于《文心雕龙》和《文选》对文体的区分既系统，对文体的讨论也很深入。《文心雕龙》的上篇主要的篇幅就是讨论文体，共分33大类。其《序志》说：“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对每种文体都追溯其起源，叙述其演变，说明其

名称的意义，并举例加以评论。《文选》是按文体编成的一部文学总集，当然对文体有详细的辨析。如果对文学只有一种混沌的概念而不能加以区分，还不能算是对文学有了自觉的认识，所以文体辨析是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

总集的编纂是文体辨析的自然结果。萧统的《文选》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李善注《文选》六十卷，选录了先秦到梁代共130人的作品，另有古乐府三首和《古诗十九首》，共七百馀篇。此书的编排方法是先将文体分为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等37大类，然后在一些大类之下再按题材分为若干小类，如赋又分为“京都”等许多小类。其中诗占了将近13卷的篇幅，共334首，是各类中数量最多的。从萧统所选诗歌可以看出，他带有较大的宽容性，他选诗最多的三位诗人是：陆机52首、谢灵运40首、江淹31首，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他们不一定是最优秀的。在标举第一流的诗人这方面，萧统的眼光并不是第一流的；但在推崇被忽视的优秀诗人（如陶渊明、鲍照）这方面，他却有极高的眼光。陶渊明入选8首，鲍照入选18首，他们在《文选》中得到这样高的地位，说明萧统是一位很有文学眼光的选家。《文选》自唐代以来赢得文人的广泛重视，并逐渐形成“文选学”，它在文学史和文献学上的地位是值得重视的。

4.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文学离不开审美的特性。所谓文学的自觉，最重要的或者说最终还是表现在对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上面提到过，“诗赋欲丽”的“丽”，“诗缘情而绮靡”的“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浏亮”，便已经是审美的追求了。到了南朝，四声的发现及其在诗歌中的运用，再加上对用事和对偶的讲究，证明他们对语言的形式美有了更自觉的追求，这对中国文学包括诗歌、骈文、词和曲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而《文心雕龙》以大量篇幅论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涉及情采、声律、丽辞、比兴、夸饰、练字等许多方面，更是文学自觉的标志。

汉代末年在察举制度下，士族中已经流行着乡党评议的风气，如许劭与从兄许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此外，郭太也以关于鉴人而名闻天下。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以后，人物品评的风气更加兴盛。（魏）刘劭的《人物志》总结了鉴察人物的理论和方法，特别重视人的材质，形成才性之学。（宋）刘义庆《世说新语》的《识鉴》、《赏誉》、《品藻》、《容止》等门，记载了许多品评人物的生动事例。人物品评在汉末多带有预言成败的意味，偏重在识鉴人才、拔擢俊彦，所以品评的重点在政治、道德方面。魏晋以后的人物品评有一个新趋势，就是在预言性和政治、道德的评议外，增加了许多审美的成分，为已经享名的人物用形象的语言、比喻象征的手法加以品题。如《世说新语》中的这些品题：“公孙度目邴原：‘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赏誉》）“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

（《赏誉》）“时人道阮思旷：‘骨气不及右军，简秀不如真长，韶润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渊源，而兼有诸人之美。’”（《品藻》）“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容止》）《世说新语》中品题人物常见的审美概念有：清、神、朗、率、达、雅、通、简、真、畅、俊、旷、远、高、深、虚、逸、超等，其中最常见的是：真、深、朗三者。而用作比喻的又不乏自然物象，如：千丈松、松下风、玉树、玉山、云中白鹤、龙跃云津、凤鸣朝阳。人物审美的兴盛，对文艺审美起了催化的作用。有的文学审美范畴来自人物审美，如“风骨”、“骨气”、“风神”、“清虚”、“清通”、“高远”、“情致”、“才情”等。而人物流品的划分，也直接影响着文艺批评，钟嵘《诗品》、庾肩吾《书品》、谢赫《古画品录》，就是明证。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就是在这种新的文艺思潮的影响下展开的，同时它也为这种文艺思潮提供了赖以产生的实践依据。

二、文学创作的特点

第一个显著特点是：创作倾向由言志走向缘情，又由缘情走向了“个性”抒情。服务于政治教化的要求减弱了，文学变成个人的行为，抒发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情感。赋，从汉代的大赋演化为魏晋南北朝的抒情小赋，便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转变。五言古诗在汉末蓬勃兴起，文人的个人抒情之作《古诗十九首》被后人奉为圭臬。此后曹植、王粲、刘桢、阮籍、陆机、左思、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脁、庾信，虽然选取的题材不同、风格不同，但走的都是个人抒情的道路，他们的创作也都是个人行为。其中有些政治抒情诗，抒写政治生活中的愤懑不平，也并不带有政治教化的目的。至于梁陈宫体诗，虽然出自宫廷文人之手，也只是供宫廷娱乐之用而已。诗人们努力的方向在于诗歌的形式美，即声律、对偶、用事等语言的技巧，以及格律的完善。正是在这种趋势下，中国的古诗得以完善，新体诗得以形成，并为近体诗的出现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唐诗就是在此基础上达到了高峰。

第二个显著特点是：文学主题的创新。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发展，抒情化的倾向经过了一段曲折，魏晋时期的建安文学不仅有反映**时代人生悲惨遭遇的乱离诗，更有三曹、七子表达英雄壮志的抒情诗篇。由于玄理的影响和政治的黑暗，在抒情中还不乏浓厚的理性色彩，如阮籍、嵇康及西晋一些作家，玄言诗曾风行一时。到了南北朝，作家抒写性灵明显加强。无论是诗、赋，还是文，作家都力求抒发自己真实的人生感受。人生无常、游仙、隐逸、宴游应制、山水、田园、边塞战争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共同主题。因为整个魏晋南北朝是一个乱世，政治上的纷争使人的生命处于朝不保夕之中，因而文人便产生了生的忧惧和恐慌，常常感到生命的短促和脆弱，所以，他们一方面悲叹生命无常；一方面饮酒行乐，以期充分享受人生，这些思想感情毫无保留地倾泻在作品中，形成这时期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从曹操的《短歌行》到南朝江淹的《恨赋》，无不体现这一点。与生命无常主题相关的内容是游仙隐逸，生命短暂，人们对长生不死的仙境充满了向往，曹植有《游仙》，张华有《游仙诗》，郭璞也有《游仙诗》多首，游仙的主题在魏晋南北朝的创作占有相当的数量，成为不可忽视的主题。此外，对隐逸生活的向往和歌咏也是这时期文学的一个主题，左思、陆机都有《招隐诗》，陶渊明的田园生活的描写把隐逸题材的创作推向高峰。这种题材的兴起反映了魏晋时人对自然的亲和，隐逸生活的企慕，也反映了老庄思想和玄学对士人心态及生命价值观的影响。

第三个显著特点是：文人集团比较活跃。文学受到普遍的重视，进入文人的社交生活，成为一种高雅的娱乐和朋友间交流的媒介。这样就在文人群中形成了一个个文人集团。建安时代，以曹氏父子为首的文人结交成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文人集团。魏末晋初有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和以何晏为首的“竹林名士”，西晋时有权臣贾谧，包括陆机、左思等人在内的“二十四友”，东晋时又有以王羲之、谢安为中心的文学交游，宋代临川王刘义庆门下招纳了鲍照等文人，齐代时在竟陵王萧子良周围形成了“竟陵八友”，梁代昭明太子、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也各自组成了自己的具有相当规模的文学集团。这些文学集团的活动，对当时文学的发展演变起了重要作用。首先是刺激了文学的兴盛和发展，其次是在文学集团的活动中，互相影响，常常会产生新的现象，新的文学思想，形成文学风格的多样化，刺激了文学理论的发展。

第四个显著特点是：许多新的文学体式形成并得到发展。在传统的诗、赋、散文的体式中，诗歌的形式多样丰富，东汉的五言诗在魏晋文人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曹植、阮籍、陆机、左思、陶渊明、谢灵运等进行大量五言诗创作，使之臻于成熟和完善。七言歌行体得以确立，曹丕《燕歌行》为文学史上今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南朝鲍照进一步完善了七言诗的形式，扩大了其影响，为唐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齐梁时期，由于声韵学的发展，周颙发现了汉语的四声，沈约把四声运用到诗歌的声律上，提出了“四声八病”之说，创造了一种新诗体即“永明体”，为律诗的形成铺平了道路。梁陈时期，出现了以宫廷生活和女性美为题材的宫体诗，虽内容空洞，但体现了新的美学追求，扩大了诗歌的表现领域。诗歌以外，辞赋创作和汉代相比发生了重要转变，不仅数量多，而且明显出现诗赋合流的趋势。抒情咏物小赋增多，成为这个时期的辞赋创作的主流。如王粲的《登楼赋》，江淹的《恨赋》、《别赋》，庾信的《哀江南赋》等，都是脍炙人口的抒情力作。散文创作也出现新的面貌，建安时期，以曹氏父子为代表，散文庄重典雅，有通脱之风。南北朝散文趋于骈化，文辞华美，对偶工整，为时代的美文。魏晋

南北朝的骈文在艺术上日臻成熟，达到顶峰。刘勰、钟嵘、梁武帝父子、徐陵、庾信都是骈文的优秀作家。

小说发展是这一时期重要的文学现象，由于汉末巫风畅行，加之佛、道的兴起，受宗教思想影响，出现了志怪小说，以干宝《搜神记》为代表，虽还不够成熟，但已初具小说规模，为后来唐传奇的创作积累了经验。随之又产生了志人小说。这与士族之间品评人物和崇尚清谈之风有关。代表作品是《世说新语》，其内容主要是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是研究魏晋名士风流的极好资料。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小说进入一个重要的阶段。

乐府民歌在南北朝时期得以集中出现，是继《诗经》和汉乐府以来我国诗歌史上又一新的发展。由于南北朝长期对峙，政治、经济、文化以及风俗民情都有明显的差异。所以南北民歌也呈现不同的风貌，表现出明显的地域色彩，南朝民歌多写爱情与相思；北朝多反映北方现实生活和习性。《西州曲》和《木兰诗》分别代表了南北民歌的最高成就。

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历程

在中国文学史上，魏晋南北朝文学是从汉末建安开始的。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196-220），但这时政权实际上掌握在曹操手中，汉朝已经名存实亡。而且，正是在这二十几年间文学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出现了许多影响着后代的新趋势和新因素。因此，以建安作为这个时期文学的开始是恰当的。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终结，当然应以隋文帝统一中国（589）为标志。从公元196年到公元589年，魏晋南北朝文学共经历了393年。

（一）历程

1、建安、正始文学（1）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实际上包括了建安年间和魏朝前期的文学。这时的文坛以曹氏父子为中心，在他们周围集中了王粲、刘桢等一批文学家。与两汉的儒生相比，这是在**中成长的一代新人。既有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又有务实的精神、通脱的态度和应变的能力；他们不再拘守于儒学，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即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建安诗歌的基本特征：真实地反映现实的**和人民的苦难，既抒发建功立业壮志和积极进取精神，也流露了人生短促、壮志难酬的悲凉幽怨情绪；直承汉乐府民歌，有鲜明的民歌风调。建安诗歌内容充实，意境宏大，笔调明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特征，形成了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独特风格，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浓郁的悲剧

色彩，构成了“建安风骨”的时代特征。“建安风骨”被后世的诗人们追慕着，并成为反对淫靡柔弱诗风的一面旗帜。至于蜀国和吴国的文学则处于沉寂的局面。（2）正始文学

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240-248），在文学史上习惯于用正始文学泛指魏朝后期的文学。这时正是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掌握了大权，残暴地屠杀异己，形成恐怖的政治局面。在哲学史上，正始是魏晋玄学的开创期，主要代表人物是何晏和王弼。在文学史上，正始文学的主要代表是嵇康和阮籍。他们本身也是玄学家，号称“竹林名士”。他们对抗司马氏的残暴统治，崇尚自然反对名教，作品揭露了礼教的虚伪，表现了政治重压下的苦闷与抗议。

2、两晋文学

（1）太康文学

西晋武帝太康（280-289）前后，文坛呈现繁荣的局面，钟嵘《诗品序》说：“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总的看来，太康诗风以繁缛为特点，丧失了建安诗歌的那种风力，但在语言的运用上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左思的《咏史》诗，抗议门阀制度，抒发寒士的不平，与建安诗歌一脉相承。钟嵘称之为“左思风力”。

（2）玄言诗

西晋末年，在士族清谈玄理的风气下，产生了玄言诗，玄言诗以阐发老庄思想及佛理为基本内容，“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代表作家是孙绰、许询、支遁。东晋玄佛合流，以至玄言诗占据东晋诗坛达百年之久。

（3）田园诗

在晋宋易代之际，出现了一位伟大的诗人陶渊明。他在日常生活中发掘出诗意，并开创了田园诗这个新的诗歌园地。他将汉魏古朴的诗风带入更纯熟的境地，并将“自然”提升为美的至境。他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成就最高的，也是对后来的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人物。晋宋之间文学发生了重要的转折，此后更追求艺术形式的华美。

3、南北朝文学（1）山水诗

宋初由玄言诗转向山水诗。谢灵运是第一个大力写作山水诗的人。山水诗的出现，扩大了诗歌题材，丰富了诗的表现技巧，是中国诗史上的一大进步。

（2）乐府诗

以七言为主的杂言乐府诗。鲍照在七言乐府的题材和形式上所作出的突破，在中国诗史上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拟行路难》十八首以人生多艰为主题，是其代表作。

（3）“永明体”

齐武帝萧赜永明年间，周顒发现汉语的四声，沈约将四声的知识运用到诗歌的声律上，并与谢朓、王融共同创立了“永明体”新诗体。他们试图建立比较严格的、声调和谐的诗歌格律，并且在词藻、用事、对偶等方面做了许多新的探索。这就为唐朝近体诗的形成作了理论上必要的准备，“永明体”成为从古体诗向近体诗过渡的一种重要形式。

（4）宫体诗

A、齐梁文人集团的形成。在皇帝、太子及诸王周围聚集了一批文人，形成文学集团，其中主要以南齐竟陵王萧子良，梁代萧衍、萧统和梁代萧纲为中心的三个文人集团影响最大。尤其是以萧纲宫体诗创作活动为中心的文人集团最为活跃。他们群体参与，作家成批涌现，取材、风格趋同，并产生了重要的诗歌理论，主张“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形成了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

B、代表作家作品。萧纲、萧绎、徐摛、庾肩吾、徐陵、庾信等。

C、宫体诗内容。梁陈两代，浮靡轻艳的宫体诗成为诗坛创作的主流，它主要是以艳丽的词句表现宫廷生活，多有咏物的题材，女性也像宫廷的其他器物一样成为吟咏的对象。作家在互相切磋中艺术技巧迅速提高，这种创作风气一直延续到初唐，直到“四杰”和陈子昂手中才有了根本的改变。南北朝民歌的清新活力，对文人诗的形式内容都产生了影响。

（5）“徐庾体”,与宫体有联系，也有区别。见王瑶《中古文学论集》。（6）庾信体

庾信是梁代宫体诗的杰出诗人，梁代末年的战乱，改变了庾信的生活轨迹。庾信的北上促进了南北文风的交流，而他成为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他在文学理念、文学题材、文学体制、文学风格上开拓创新，其内容多描写乡关之思、羁旅之愁、生命之感、边地风光。庾信将宫体诗成熟的艺术技巧与新的时代内容嫁接，写出与时代精神息息相关的、体式多样的、感情真挚的新型的诗歌，如《拟咏怀》二十七首等，时人称庾信后期的诗歌为“庾信体”。

（7）南北朝民歌（8）北朝诗歌

魏晋南北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南北的对峙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南北文风的不同，南方清绮，北方质朴。这在南北朝民歌中表现得也很明显。但南北对峙并没有断绝南北的文化交流，文人的来往，文献的传播，都有记载可寻。北朝的诗歌模仿南朝的痕迹相当明显。北朝散文不乏佳作，如《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和《颜氏家训》。北魏末年与北齐时期文学的成就，已引起南朝文人的注意。

北方文化对南方文学也有影响，特别是在音乐和佛学这两方面尤为明显。隋朝统一中国后，南北文化的交流继续扩大深入，到了盛唐终于出现了一个文学的新高峰。

（二）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1、这是文学上一个新变的时期。在中国文学史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酝酿着新变的时期，许多新的文学现象孕育着、萌生着、成长着，透露出新的生机。一种活泼的、开拓的、富于创造力的文学冲动，使文坛出现一幕接一幕新景观，魏晋南北朝文学的魅力就在于此。这种新变总的看来可以概括为如下情况：文学进入自觉的阶段，文学创作趋于个人性情化；玄学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为文学创作追求“言近旨远”、“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诗境带来新元素；永明体的出现是语言形式美、音律美的发现在文学上的运用，这是诗学史上的一次革新。作家队伍既呈群体涌现的优势，又有个体的独创性的特点。

2、从文体发展看：五言古诗与新体诗并向发展，大大丰富了诗歌的表达形式。七言古诗在这时被确立，并取得可喜的成就；南北朝民歌的新鲜气息，刺激着诗人进行新的尝试，同样促进唐代近体诗的繁荣；一种诗化的散文即骈文的兴盛，成为这个时期又一重要的文学现象，中国文学增添了一种新的、抒情性很强的、可以充分发挥汉语语言形式美的文体；汉代盛极一时的大赋，到这时期演变为抒情小赋，并因骈文的兴盛而增加了骈俪的成分，骈文、骈赋在梁陈两代进入高峰；小说在这时已初具规模，奠定了中国小说的基础，并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以393年的时间酝酿这些新变，虽然显得长了一些，但和汉代大约四百年文学的收获相比，不能不说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成就是相当可观的。如果没有这段酝酿，就没有唐诗的高潮，也就没有唐代文学的全面繁荣。

思考题：

1、概述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历程。

2、试述魏晋南北朝文学繁荣的原因。

3、试述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的标志。

阅读书目：

中国文学史 袁行霈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中国文学史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

魏晋文学史 徐公持编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

南北朝文学史 曹道衡编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

魏晋玄学论稿 汤用彤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中国中古文学史

刘师培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中国中古诗歌史

王钟陵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 中古文学史论

王瑶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八代诗史

葛晓音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中古文学系年

陆侃如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汉魏六朝文学论集

逯钦立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 中国诗歌艺术研究

袁行霈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汉唐文学的嬗变

葛晓音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中国诗学研究

张伯伟著

辽海出版社2000年 禅与诗学

张伯伟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

张伯伟著

中华书局2002年 中国美学史

李泽厚 刘纲纪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

第二讲

建安正始文学

教学目标：了解建安、正始文学发展情况。

教学重点和难点：建安文学、曹植、阮籍等创作思想与艺术特质，其代表作的学习、分析。建安风骨、正始之音的美学内涵。

教学方法：讲授，适时运用课件演示重要内容与参考文献。授课时数：6课时

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第一课时 第一节

建安诗坛

一、建安文学与建安风骨

1、时代特点

建安是东汉王朝最后一个皇帝献帝刘协的年号（196～220）。建安文学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最初阶段，也是我国中古时期文学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时期。

建安文学发轫于汉末大乱之际。东汉后期，外戚与宦官相继专权，桓帝到灵帝三十年之间发生了两次党锢之祸，政治上的急剧腐败和经济的凋敝，削弱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土地兼并，农民大量破产导致了公元184年的黄巾农民起义。在镇压黄巾起义过程中，割据势力不断壮大，为诛杀宦官，大将军何进调军阀董卓入京，结果酿成历史上有名的“董卓之乱”，进而又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

公元196年，曹操迎献帝，定都许昌，改年号为建安，从此挟天子以令诸侯。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之后，中国进入魏、蜀、吴三国鼎立的相对稳定时朝。

2、建安文学的内容

社会的急剧变化，结束了汉代的政治大一统和思想的大一统，异端思想突起，孕育了建安时代的精神和建安文化。建安文人在乱世中不辍著述，面对汉末的政治与文化浩劫，他们珍惜文化，关怀时事，表现出一种可贵的人文精神。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创作出大量的反映现实，反映人民疾苦的作品，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王粲的《七哀诗》，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等，都是这种人文精神的具体体现。

汉一统思想的结束，使传统的经学师法、家法遭到破坏。繁琐的经学的衰落，推动了思想解放和文学观念的发展。文人从汉儒僵化的社会秩序中解放出来，开始以积极进取的精神面对人生，面对广阔的现实生活。他们开始追求不朽的功业、不朽的文章。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植在建安时期也一再表白：要“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与杨德祖书》）。对功业与对文章的追求，成为建安文人的人生理想，也是建安诗歌发展的一种文化基础，文学从此摆脱了经学的附庸，进入自觉时代。

3、诗文风格

建安诗风，历来被称为“慷慨悲凉”，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中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这种悲凉慷慨的诗风来自于汉末文人新的思想意识和文学价值观，承接着汉末生命意识的潮流。由于汉末社会大乱，生离死别，生灵涂炭，加深了汉末文人的悲剧意识，也加深了他们对生命的悲剧体验和对生命的理解。所以，强烈的生命意识与生命主题，是汉末文学的一大特色。《古诗十九首》就是突出的例证。当然其中不乏伤感、颓废的成分。建安文人承袭了汉末文学的这一主题，但又有所发展。建安文人在重新认识和思考个体生命价值之外，他们同时也更加关注社会人生的价值实现。他们主要不是感伤个人的生死之期，而是超越了个体生命意识，着眼于整个生灵，整个社会类群的大生命，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既表现出生命的忧伤，也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和人道主义萌芽。他们试图改变现实，把建功立业视为短暂生命的延续。因此他们忧时伤乱，抒发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同时也表现出力挽狂澜的信心。这就使建安诗歌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也就形成了“悲凉慷慨”的诗风。

4、新颖独特的文学形式

与悲凉慷慨诗风相适应的是建安诗歌的形式，建安文人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传统，并加以改造，创作了大量的五言诗，使之成为建安诗歌的基本形式。

在汉代，乐府诗作为一种民歌的形式，是社会性的集体创作；其内容多是祭神、祭天，或是反映民间疾苦的喜怒哀乐，叙述性强而抒情成分少，语言上朴素无华。建安文人采用乐府旧题，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抒写国家大事，个人的壮志和抱负；或以乐府形式另立新题，将辞赋的语言声律带入乐府诗中，使五言古诗既具有乐府古诗的质朴，又有文人化的高华，将五言古诗推向成熟发展的境地。

此外，建安文人还在杂言、七言诗方面作尝试，如曹丕的《燕歌行》等，这对后来鲍照、庾信的杂言、七言诗的创作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5、代表作家

代表建安诗风的作家除曹氏父子外，还有建安七子和女作家蔡琰。

“七子”之称出于曹丕的《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七子”都是邺下文人集团的主要作家。汉末**，他们都有困苦流离的经历，又都有一定的政治抱负，想依附于曹氏父子作一番事业。所以他们的作品都反映了**的现实，表现了建功立业的精神，具

有建安文学的共同特征。

（1）王粲，在“七子”中文学成就最高，被刘勰称为“七子之冠冕”（《文心雕龙·才略》）。他诗赋并茂，诗以《七哀诗》为代表，描写了汉末**的现实，抒发了自己流落他乡，有志难骋的悲哀。其一云：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違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此诗写于初平三年（192），董卓乱中诗人避难荆州，途中所见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使人怵目惊心。诗人真实地记录了汉末史实，表达了对人民大生命的关怀与感慨。沈德潜对此评论说“此少陵《无家别》、《垂老别》诸篇之祖也”。（《古诗源》卷六）可见其实录精神对后代的影响。《七哀诗》其二，抒写了自己滞留他乡的痛苦，也真切感人。全诗情调悲凉，语言简朴，颇能反映出建安文学“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的特点。

王粲在流寓荆州时作《登楼赋》，为其赋中的代表作。赋中真实地描述了一个有才有志的士子流落他乡，怀才不遇的抑郁心情。作者将异乡风物之美和由此产生的思乡之情结合起来，因景生情，情景交融，具有浓厚的抒情味，而且篇幅短小，打破了汉大赋铺陈的体制，把赋引到抒情道路上来，为魏晋抒情小赋的创作开了先河。今有吴云点校《王粲集注》中华书局本。

（2）孔融，在“七子”中年辈较高。他正直磊落，但又任情放纵，言论无所顾忌。在政治上反对曹操，被曹操以“败伦乱理”的罪名杀害。孔融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是散文。文词犀利，笔调诙谐。代表作有《与曹操论盛孝章书》。盛孝章，名宪，汉末会稽人，曾任吴郡太守，因病辞官。《会稽典录》说：“孙策平定吴会，诛其英豪，宪素有名，权深忌之，初，宪与少府孔融善，融忧其不免祸，乃与曹公书„„，由是徵为都尉。诏命未至，果为权所害。”孔融在书中向曹操叙述了孝章处境的危困，希望曹操能像历史上一些能够重用贤才的人物一样，对盛孝章加以援助。本文从交友之道和为国求贤两方面来劝说曹操，写得十分委婉而又有说服力。此外还有《荐袮衡表》，其辞藻华美，但无矫饰之感，以气运词，言尽意畅，深得曹丕等人的喜爱。

（3）刘桢，字公干，擅长写诗而且名气较大。存诗二十余首。曹丕《典论·论文》说：“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钟嵘《诗品》将他列为上品，说“其源出于古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然自陈思已下，桢称独步。”刘桢写得最好的诗是《赠从弟》三首，其二云：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用比兴手法勉励从弟要像松柏一样保持高洁的节操，其实也是诗人品格的表现。

其它二首立意笔法都与本篇相同。

刘桢诗以气势取胜，具有踔厉奋发之气，正是建安风骨的体现。

（4）陈琳、阮瑀、徐干、应瑒

此外，“七子”中还有陈琳、阮瑀、徐干、应瑒。陈琳、阮瑀以擅写檄文著称，诗并不出名，但也有好诗问世。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借秦代筑长城的史实，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繁重的徭役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与灾难。虽写历史题材，但仍具有现实意义：

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侍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

作者成功地运用了民歌所常用的对话形式，通过官吏和役卒、丈夫和妻子的对话把所要揭露的现实和作者要表达的思想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这在当时文人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诗中长短句式的运用也是民歌形式，所以沈德潜说这首诗“可与汉乐府竞爽矣”。（《古诗源》卷六）此诗对后世影响很大，以叙事征言的乐府体式来反映民生疾苦，为后来杜甫、白居易等诗人所继承和发展。

阮瑀《驾出北郭门行》描写了一个孤儿受后母虐待的痛苦，反映了汉末世风日下的社会现实：

驾出北郭门，马樊不肯驰。下车步踟蹰，仰折枯杨枝。顾闻丘林中，噭噭有悲啼。借问啼者出：“何为乃如斯?”“亲母舍我殁，后母憎孤儿。饥寒无衣食，举动鞭捶施。骨消肌肉尽，体若枯树皮。藏我空室中，父还不能知。上冢察故处，存亡永别离。亲母何可见，泪下声正嘶。弃我于此间，穷厄岂

有赀!”传告后代人，以此为明规。

这是一首风格极似民歌的乐府诗，无论从取材、表现手法还是语言特色，都可以看出它受到汉乐府民歌《孤儿行》、《病妇行》这类诗的影响。

(5)蔡琰

与“七子”相抗衡的以才华著称的女作家蔡琰，字文姬，是东汉末年著名文学家蔡邕的女儿，特有的家庭环境使她自幼接受了深厚的文化教养。《后汉书》载：“博学有才辨，又妙于音律。”董卓之乱中，被掳至南匈奴，嫁给左贤王，生二子，在胡地生活十二年。后被曹操用重金赎回，再嫁给陈留董祀。由于她不幸的遭遇使她创作出有历史意义的诗篇，成为我国诗史上杰出的女诗人。现存题为蔡琰所作诗三首，一首五言体，一首是楚辞体，都作《悲愤诗》，其中五言体较为可信。

这首诗长达一百零八句，五百四十字，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文人创作的五言长篇叙事诗。全诗真实生动地记叙了自己在汉末大乱中的悲惨遭遇，也写出了人民的苦难和妇女的不幸命运，具有史诗的规模和悲剧气氛。其中写与儿子分别时的情景，尤能催人泪下：

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 ?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

在匈奴滞留的漫长岁月里，蔡琰无时不思念祖国，然终于得以归国，却要和亲生孩子离别，这生离死别之痛在母别子的情景中使母亲五脏俱焚，恍惚若痴。在去住两难中，突出表现了作者复杂、矛盾、痛苦的心情。情真意切，感人肺腑。此诗深受乐府叙事诗的影响，叙事与抒情相结合，将个人命运置于整个时代的悲剧中，从而艺术地再现了汉末社会现实，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可谓汉末实录。后人将此与《孔雀东南飞》并称为长篇叙事诗的双璧。

6、美学内涵

建安文学的风格特征，被后人标举为“建安风骨”、“建安风力”或“汉魏风骨”。所谓“建安风骨”当是指以曹氏父子、建安七子为首的作品所反映的内容和风格而言，是指反映社会**、抒发渴望国家统一的抱负，风格上的悲凉慷慨，刚健遒劲等特点。风骨概念的提出，始于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 ；深于风

者，述情必显；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刘勰所论是文学美学理想，但他注意到了建安文学的特色。钟嵘《诗品》中直接使用了“建安风力”，后来陈子昂又标举了“汉魏风骨”，都是以建安诗文为标准，论述诗歌的美学特征的。

建安风骨是建安诗人所追求的诗歌世界的精神呈现，源于建安文人对时代与人生的深刻认识和体验，东汉末年的战乱，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政治热情，在诗中自然流露出慷慨激昂的情感，表现出以前作品少有的生气与感人的力量。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积极进取精神格外强烈；曹植“戮力上国，流惠下民”，王粲的《从军诗》：“身服事干戈，岂得念所私。”这些诗文都体现出悲凉慷慨的精神，具有强烈的时代性，是建安风骨的基调。

第二课时 第二节

曹操和曹丕

先说曹操

一、曹操生平创作

曹操（155—220），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祖父曹腾是个宦官，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官至太尉。曹操凭借家庭的势力，二十岁举孝廉，进入仕途。他任侠放荡，好权术，汉末大乱中，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后来编收黄巾军，壮大了自己的军事力量。董卓之乱，他曾随袁绍讨伐董卓，后迎献帝迁都许昌，自任大将军和丞相，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当时名士许劭称他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对这亦褒亦贬的评价颇为自得。

曹操是一位富有人文精神的政治家，他虽出身官僚，但行为上常以士人自居，他自幼好学，又多才多艺，书法、音乐、围棋样样精通。戎马倥偬中，常常吟赋作诗。其子曹丕在《典论 ·自叙》中说曹操“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王沈《魏书》中说他“文武并施，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对文学的喜爱，使他成为汉末士人文化的继承人。他对学术文化的态度是肯定和倡扬的。他曾收罗人才，整理几近失传的汉代音乐和歌舞。他的人文精神还表现在政治理想上，他在《对酒》诗中，描写了理想社会是“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诤讼。犯礼发，轻重随其刑。”由此可以看出曹操的政治理想是要实现制度完美、道德水准极高的太平盛世。他所谓的“礼”就是人文之治。他的创作既反映了现实，也抒发了理想，开创了文学创作的新的风气。

曹操对文学事业的贡献还在于他亲自建立了一个文学集团——邺下文人集团。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有王粲等建安七子和蔡琰。这些人原分散在各地，后被曹操搜集于邺下（魏郡），他们受到曹操的重用，担任各种职务，如王粲做侍中，阮瑀、陈琳是曹操的亲随书记，他们在曹氏父子的带动和鼓励下从事文学创作，产生了许多作品，掀起了文学史上的创作高潮。曹操对建安文学的发展、建安诗风的建立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曹操创作分为诗文两部分，其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创作上。现存诗二十余首，都是乐府诗，用乐府诗的旧调旧题写新内容。主要有对生命的感怀，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个人建功立业理想的抒发。如《薤露行》、《蒿里行》都是乐府的旧题，是挽歌，但曹操用此题写了汉末现实和对生命的感怀。《薤露行》：

惟汉二十二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白虹为贯日，已亦先受殃。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这是建安诗歌最早表现生命主题的诗。诗从汉代灵帝用人不良写起，写何进被杀，董卓入洛，烧掠京城又强迫朝廷西迁长安。诗中所表现的是对百姓死亡，生灵涂毒的深深地悲哀。在曹操眼中，走向死亡已不仅仅是个体生命，而是整个社会的群体，这是对死亡的一种体验，对生命的一种感怀，是为人民大量死亡而作的挽歌。而《蒿里行》：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这首诗直接写关东州郡推袁绍为盟主，起兵讨伐董卓，然而由于各路军阀各自心怀异图，导致讨伐失败，继而袁绍与袁术兄弟又阴谋自立为帝，造成连年战祸，百姓大批死亡的历史事实。曹操的《军谯令》中说：“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此诗正是这种惨象的概括。明钟惺评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古诗归》卷七）。

这两首诗都是继承了汉乐府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真实地反映了汉末的社会现实，同时也表现了建安文人以时代的**为契机扩大了自身的生命境界，将个人的生命感伤融入到大的生命关怀之中，这为建安诗风的形成，为建安文人以至后来的文人树立了新的生命价值观奠定了基础。

曹操那些抒发人生感慨、渴望建功立业理想的作品，更具有鲜明的个性。比如《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这是一篇用于宴会的歌辞。全诗由两个主题组成：一是感叹生命的流逝，时光的有限；一是渴慕贤才，希望得到贤臣，与他共建大业。在“人生几何”的深深悲慨中，激荡着诗人欲建功业的高昂情绪，使全诗的格调既悲凉慷慨而又深沉雄浑。正体现了建安文学“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的风格特征。

另一首脍炙人口的抒情之作《步出夏门行·龟虽寿》，则更深切地认识到生命的短暂，自己追求的功业都要在这有限的生命内完成，诗人感受到了紧迫。但他却以“烈士暮年，壮心不己”的老当益壮的博大胸怀去面对人生，追求人生，从而奏出了建安诗歌高昂而又激越的生命乐章。

《步出夏门行·观沧海》是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北征乌桓，凯旋归来途中经过碣石写下的杰作。诗中描绘了大海的壮阔景象：“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诗人的宏伟志向和豪迈的激情都融会在大海的壮阔图景中，通过辽阔的沧海再现了诗人阔大的胸怀。所以沈德潜说：“《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古诗源》卷五）这是我国诗歌史第一首比较完整的写景诗。

曹操诗中还有一部分游仙之作，其内容大抵是感叹生命的短暂与无常，当为娱乐性的。

二、曹操诗歌的艺术特点

一是曹操直率地坦露了自己内心世界，形成了悲凉慷慨、沉郁雄健的风格。刘勰论及建安文学所谓 的“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篇》）这种梗概多气在曹操身上得到了最集中的表现。钟嵘《诗品》称“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

二是曹操采用乐府古题写时事。如乐府古辞《薤露行》和《蒿里行》都是挽歌，曹操却第一个用来描写当时的社会现实。《步出夏门行》在古辞中本来是感叹人生无常或写升仙得道的曲调，曹操却用来抒写怀抱。他的诗既反映了现实，又有很深的感慨，语言质朴浑厚，不事雕琢，所以明代胡应麟说曹操诗是“汉人乐

府本色尚存。”（《诗薮》内卷一）由于曹操的创作影响，运用古题写时事已成为建安诗人的共同风气。

三是曹操善于运用传统的比兴手法，创造出具体鲜明的诗歌形象。如《步出夏门行·龟虽寿》：以“神龟”、“腾蛇”起兴，以“老骥伏枥”形象地再现了诗歌的主题，诗人的情怀气郁回荡，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曹操散文也和诗一样富有创造性，能以简洁朴素的文笔自由地表达真实的感情，不受任何束缚。如《让县自明本志令》叙述他的生平志向毫无掩饰，自称“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在直率中夹有几分霸气。鲁迅先生说“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清峻、通脱正为建安文学的一大特点。

曹操著述现存《魏武帝集》、《孙子注》；黄节《魏武帝诗注》。

后说曹丕

曹丕（187—226），字子桓，曹操次子。建安十六年（211）为五官中郎将兼副丞相。建安十二年立为魏太子，建安二十五年（220）代汉称帝，国号魏，在位七年，死后谥为魏文帝。

一、曹丕的诗歌

曹丕博学多识，勤于著述，现存诗歌约四十首，内容主要有三类，一类写自己作为公子的欢娱生活，一类抒情言志；一类写征夫思妇，乱离感伤。最为出色的是征夫行役，夫妇离别的诗篇。如其著名的七言诗《燕歌行》其二：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佗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1、《燕歌行》是我国现存第一首完整的七言诗，是一首乐府诗，属《乐府相和歌·平调曲》。此诗写一个女子对丈夫的思念。诗人用七言的形式，以婉转清丽的语言，细腻地描摹了一个女子在不眠的秋夜怀念丈夫的情态，全诗情思委曲，深婉动人，既有民歌通俗流畅的语言特色，又有自己的创造。对后代歌行体诗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2、文人化特色。直接描写劳动人民的贫穷与苦难，如《上留田行》，揭示了当时社会“富人食稻与粱”、“贫子食糟与糠”的不平等现象；描写离别伤怀的如

《见挽船士兄弟辞别诗》描写挽船士兄弟之别，夫妻离别的惨景，表现出曹丕对他人不幸遭遇的关注与同情。清人沈德潜说：“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古诗源》卷五）所谓“变”，首先表现在风格上。由于曹丕较长时间生活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中，生活范围较为狭窄，限制了他诗歌的内容和气度、缺少曹操慷慨悲凉的风格。诗中多写征夫思妇，感怀生命的哀伤情绪较浓，写来如泣如诉。所以形成一种婉转清丽的风格，表现出明显的文人化特色。《文心雕龙·才略》篇也评说：“子桓虑详而力缓。”

3、婉转清丽的风格。其表现在语言上，钟嵘《诗品》中说曹丕诗是“率皆鄙直如俚语。”是说曹丕的语言没有曹操的古直，也没有曹植的高华。但在向乐府民歌学习中，有自己的创新，能以婉转清丽的语言表达缠绵深致的情思，而浅切平易，无刻意雕琢之痕，这正是曹丕诗歌语言通俗化的独特之处。

4、在艺术形式上，善于创造。他没有拘泥于五言或四言的形式，而是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诸体兼备，对中国诗歌形式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曹丕的其他作品

他的散文、诏令一类，语言风格和曹操的同类散文相近似。而书、论一类则有他个人的特色。其中《与吴质书》文学性很强。吴质是曹丕的朋友，后为振威将军，建安二十二年，瘟疫流行时染疾而死，曹丕哀悼友人逝世，于第二年写了这封信。在书中，作者缅怀了昔日游宴相处的盛况，对照眼前的冷落情景，极为感伤。书中流露的感情虽然比较低沉，但相当真挚动人，而且语言典雅，文笔流畅，有浓厚的抒情性，并且能把抒情、叙事、议论结合在一起，是汉代散文所不见的，可以称为六朝散文的开山之作。

曹丕今存赋作将近三十篇，在体裁和表现手法上摆脱了汉大赋的传统，篇幅一般比较短小，或叙物，或抒情，描写生动真切，富于感染力。如《寡妇赋》：阮瑀病逝后，其妻守寡艰辛，曹丕作此赋，表达对其的同情，感情真挚。曹丕这样的赋虽不多，但对建安抒情小赋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曹丕还有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典论》，是他做太子时的作品，可惜大部分篇章都已散佚或残缺不全，较完整的只有《自叙》和《论文》两篇。《典论·论文》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文学理论专论，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曹丕著述《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二十三卷，又有《典论》五卷，《列异传》三卷，后皆散佚。现存张燮编《七十二家集》中辑有《魏文帝集》，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亦收入此集。近人黄节有《魏文帝诗注》。

精读作品篇目： 曹 操《蒿里行》、《步出夏门行》(观沧海)(龟虽寿)、《短歌行》

阅读作品篇目： 曹

操《薤露行》、《苦寒行》、《让县自明本志令》、《求贤令》、《遗令》 曹

丕《杂诗》(西北有浮云)、《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大墙上蒿行》

第三课时

第三节

曹 植

一、生平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丕弟。是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诗品序》称为“建安之杰”。曹植自幼随父亲曹操南征北战，军旅生活的熏陶，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政治热情和经久不衰的建功立业的愿望。曹植的生平和创作以建安二十五年，曹丕称帝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生活与曹丕一样比较优裕。由于曹植自幼聪慧，才思敏捷，乐观自信，为人不羁，积极奋进，要求建功立业。曾得到曹操的偏爱，几乎被立为太子。但他恃才简倨，任性而行，缺少政治家的成熟与机敏，终使曹操不满而失宠。但受其父影响，对功名理想的追求却贯注终身。

二、诗歌创作

1、曹植前期诗歌创作。其内容大致有三个方面：

一是宴饮游乐唱和酬答，反映了贵公子的生活情景。如《公宴》、《侍太子坐》、《斗鸡》等。这类作品大都辞采华丽，充满贵族气，显露出诗歌的娱乐性和社会交际的功能。也有一些诗表现了友人间的真挚感情，主要是赠答诗如《赠徐干诗》。

二是抒发个人的理想怀抱。如《白马篇》：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诗中塑造了一位武艺高强，渴望卫国立功、不惜牺牲的游侠少年的形象，赞赏了游侠少年的爱国精神，游侠少年实际上是作者自我的化身。“名编壮士籍，不得中

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表达了作者对建功立业的热切追求与渴望。还有《鰕<鱼旦>篇》：“驾言登五岳，然后小陵丘。俯观上路人，势利唯是谋”，“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泛泊徒嗷嗷，谁知壮士忧!”直抒胸臆，表现出积极进取精神。这类诗作者大都充满了乐观自信，洋溢着浪漫的情调，表现了作者豪迈的气概。

三是反映社会的现实。曹植早年处于**的年代，随父转战中，目睹了社会遭到董卓之战以后的凋敝和萧条，写下反映现实的诗篇。这类作品不多，今存只有《送应氏》和《泰山梁甫行》两首，很值得珍视。《送应氏》云：

步登北邙阪，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

诗人由送友人而写了友人所居的洛阳，当年曾为东汉的都城，经董卓之乱，成为一片废墟，从城市到农村，满目疮夷。诗写得沉痛而悲凉。表现了诗人对整个社会的哀伤。《泰山梁甫行》作于建安十二年（207），作者随曹操北征乌桓途中，海滨之地边民的贫苦生活在他心中激起了震荡：

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剧哉边海民，寄身于草野。妻子象禽兽，行止依林阻。紫门何萧条，孤兔翔我宇。

全诗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当时边海人民的贫困生活的画景，流露出作者对边地人民的同情。

（2）后期诗歌创作。曹植后期的生活与创作发生了巨大变化。曹丕继位后，由于太子之争，不断猜忌迫害曹植，不断变更他的封地和爵位。曹植在曹丕父子的监视与迫害下忍辱苟活，抑郁悲愤，终于在四十一岁时死去。谥号为思，因其最后封地是陈，后世称为“陈思王”或“陈王”。

曹植后期诗歌创作主要是述说自己怀才不遇，壮志不遂的苦闷及所受迫害的悲愤，如《赠白马王彪》，此诗写于黄初四年，这一年五月，鄄城王曹植同任城王曹彰、白马王曹彪一同到京都洛阳朝会，任城王被曹丕害死，七月曹植与曹彪一同返回封地，但又受到监国使者的制止，不允许他们同路而行。曹植在悲愤中写下这首诗，揭露了骨肉相残的残酷性。同时，对任城王的暴死表示深深地哀悼，对人生也表示了怀疑和否定。全诗将抒情、叙事、写景结合在一起，从各个不同角度表达了诗人复杂而悲愤的感情，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又具有浓郁的民歌风味，是我国文学史上有名的长篇抒情诗。《野田黄雀行》则表现了自己对朋友遭受迫害的愤怒：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曹丕继位后，与曹植亲近的朋友丁仪、丁廙兄弟俩都遭到杀害，曹植无力营救他们，内心极其悲愤。这首诗是诗人的幻想，希望自己能成为诗中少年去营救受难的朋友。全诗运用了比喻象征的手法，形象地表达了作者的心情。还有《吁嗟篇》，借蓬草被风所吹四处飘荡来象征自己飘泊不定的命运。

比兴手法运用比较典型的作品还有《美女篇》，这是汉乐府民歌《陌上桑》的形式，诗中描写了主人公的美丽、高贵，但是“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以此来比喻自己的怀才不遇、壮志难遂的悲愤。

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不幸的生活境遇促使曹植对人生进行深入的反思。作为建安时代的文人，曹植与同时代其他诗人一样，有开朗奋进的精神和弘道济世的愿望，这是他早期诗中洋溢着自信的根本原因。他对自己的人生价值也是充分肯定的。但是，当他的境遇发生变化，他的人格遭到现实的否定时，便对人生产生了怀疑，于是写下了一些游仙诗，幻想到仙界中寻找自己的精神安慰，如《仙人篇》、《游仙诗》、《远游诗》等。《远游篇》云：

远游临四海，俯仰观洪波。大鱼若曲陵，乘浪相经过。灵鳌戴方丈，神岳俨嵯峨。仙人翔其隅，玉女戏其阿。琼蕊可疗饥，仰首吸朝露。昆仑本吾宅，中州非我家。将归谒东父，一举超流沙。鼓翼舞时风，长啸激清歌。金石固易敝，日月同光华。齐年与天地，万乘安足多。

诗中描写的仙境纯净高洁，是诗人理想人格的象征，也是对现实人生的否定。

三、诗歌特色

曹植的诗虽数量不多，但都有鲜明的个性。他的创作实践，把文人的艺术修养带到民歌的创作中来，将文人诗与民歌紧紧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具体说有以下特点：

第一，乐府形式。使以叙事为主的乐府诗转为以抒情为主。曹植是建安文人中第一个大量写作五言诗的诗人。他现存八十多首诗中，五言诗占一多半。同时

他也是第一个使乐府诗文人化的作家，他的诗脱胎于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但有自己的创造和发展，表现出明显的文人化趋向。如《美女篇》，是模仿汉乐府《陌上桑》而成，《陌上桑》主要叙述采桑女对使君的机智反抗；而《美女篇》则主要突出美女盛年不嫁，怀才不遇的感慨，抒情成分很浓。另如《怨歌行》，也是汉乐府古辞，以扇比喻女子，隐喻男子一旦变心，女子就将被无情抛弃。而曹植将《怨歌行》赋予新的内容，以周公赤心为国、尽力辅佐武王成王，结果仍遭流言毁谤，并被成王猜忌的故事，抒发了自己尽心王室，志欲为国立功，却遭迫害的愤懑和不平。吟诵古代的事件和人物来抒发自己的情怀，是乐府诗所没有的。它标志着乐府诗向文人诗的转变，为后代诗歌的发展开了新风。

第二，“辞采华茂”。用词华美而又形象生动。“诗赋欲丽”是建安文学的创作倾向，以曹植最为突出。钟嵘在《诗品》中评价曹植的诗是“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曹植的诗歌语言既不同于曹操的古直，又不同于曹丕的婉丽，也与乐府的质朴有别，他讲究用词的华美工巧，色泽的鲜明；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如《赠徐干》中“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惊”“飘”用得工巧，秋风急作使人惊恐惊悸，让人感到社会、人生的不安。一字之力，就将秋风的残酷和萧杀，人人难以自保之心都表现出来了。“惊”和“飘”在他的诗中多次用到。又如《公宴》：“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可见出作者用字的匠心。其“冒”、“被”是经过精心锤炼的，形象而生动，不仅为诗篇增色，而且提高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即使是乐府诗，也可见出曹植的语言工力。如《陌上桑》写罗敷的美：“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是以叙述旁人的表情，质朴地烘托出罗敷的美。而《美女篇》则写美女“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是以简约典雅的语言叙述美女的美，文人气较浓。

第三，工于起调。曹植诗很少平铺直叙，其结构大多都比较精致，常常以警语开头，突出和渲染气氛，使读者一开始就能感觉到诗人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如《野田黄雀行》：起首用“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来渲染环境的险恶，暗示出作者的处境和心情；《泰山梁甫行》起首用“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以各地气候的不同，烘托海滨之地的人民艰难的生活。沈德潜说曹植“极工于起调”（《说诗晬语》）。它源于民歌的托物起兴，但它比民歌中的托物起兴更能起到警醒作用。这也是学习民歌并加以改造而得到的艺术效果。

第四，善用比喻。曹植诗中的比喻不仅多，而且贴切，并且常常以全篇作比。如：以少年救雀比喻解救受难者（《野田黄雀行》）——他的好友丁仪和丁廙兄弟，用风比喻险恶的环境，“利剑”比喻权力，整首诗就是一个完整的形象，通过它，具体生动地表达了诗人渴望大力者来解救难友脱险的心情。《吁嗟篇》用飞蓬比喻

自己迁徙飘泊的生活等。曹植诗歌的成就深得后人赞赏，南朝谢灵运说：“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同用一斗。奇才敏捷，安有继之”（李翰《蒙求集注》）这个推崇虽有些过分，但可见出曹植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上的地位。曹植是第一个大力写五言诗的作家，其诗歌特色独具：大大加强了抒情化色彩；描写细致，善用比喻，增强了形象性和生动性；语言绮丽而自然，韵律、色调和谐；讲究谋篇布局。钟嵘称他“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誉为“建安之杰”。由于其文采富艳、五言诗成就高、身世不幸，备受后人推崇。

第四课时

四、曹植其它创作

曹植的文学成就不仅限于诗歌，他的散文和辞赋也很出色。其散文不同于曹操的简约，也不同于建安其他文人的繁富，而更多地注意到了词语的工致和行文的流畅，具有充实的内容。刘勰《文心雕龙·章表》说：“陈思之表，独冠群才。”并指出它的特色是“体赡而律调，辞清而志显，应物掣巧，随变生趣；执辔有余，故能缓急应节矣”。这虽是专指曹植的表而言，但也是曹植散文的共同特色。《与杨德祖书》是曹植生活前期的作品，也是建安时代一篇专门谈论文学的文章。文中抒发了曹植早期的生活理想和抱负，他虽然对自己的文学才能有高度的自信，但却不甘心仅仅做一个文学家，而是要为国为民建立一番功业，使自己名垂后世，抒情成份很浓，流露高度的自信和自负，可见出曹植文人的性格。《求自试表》作于曹植生活后期，文中要求明帝给他施展才华建功立业的机会，对自己现实的处境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不安，并充满了“抱利器而无所施”的怨愤。全篇写得激情淋漓，声泪俱下，流宕着悲凉慷慨之气。

曹植赋今存四十余篇，都是抒情咏物的赋。就其创作倾向来说，它们是屈原《离骚》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的继承。就其体裁形式来说，则是两汉抒情咏物小赋的继续和发展，代表着建安辞赋创作的新的成就。如《洛神赋》：它熔铸了一个神话题材，通过梦幻境界描写了一个神人恋爱的悲剧，故事美丽动人，想象丰富，描写细腻，词采流丽，充满着抒情气氛和浪漫主义色彩，为六朝抒情小赋的开端。

曹植作为建安文人的代表，他将汉魏士人的功业追求变为一种文学精神，传达出他作为具有儒家士人的人格理想，塑造了慷慨激昂、志欲难酬的失意者形象。强烈的抒情性和现实境遇的描写使他的作品具有“建安风骨”的审美特征，成为建安诗坛杰出的代表。

曹植作品：《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三十卷，今存南宋嘉定六年刻本《曹子

建集》十卷，辑录诗、赋文共206篇。

明·郭云鹏、汪士贤等所刻《陈思王集》，黄节《曹子建诗注》，今人赵幼文《曹植集校注》。

精读作品篇目： 《白马篇》、《名都篇》、《公宴诗》、《野田黄雀行》、《赠白马王彪》

第五课时

第四节 阮籍、嵇康与正始之音

本节主要讲正始之音与阮籍《咏怀诗》

一、正始之音

1、时代

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240～248），但文学史上的正始时期则包括从正始到晋武帝泰始以前（240～265），即曹魏后期、魏晋之交之际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以“玄学风流”而著名。

曹魏王朝末期，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异常尖锐，承袭魏明帝帝位的曹芳只有八岁，政权落入到宗室曹爽和当时的军事重臣司马懿手中。他们二人之间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司马懿于嘉平元年（249）以阴谋手段诛杀了曹爽及周围的一大批名士，如何晏、夏侯玄等。并诛灭三族。司马懿死后，司马师、司马昭掌权，于是嘉平六年废曹芳，并以同样的手段杀戮异己、翦除宗室、屠杀倾向曹氏集团的文士，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黑暗恐怖的政治时代。在这种政治局面下，许多文人士大夫都采取了避世自全的态度。司马氏集团为掩饰自己行为，又虚伪地提出“儒家名教”：“以孝治天下。”面对恐怖与虚伪的现实，知识分子精神上的压抑和痛苦显得尤为尖锐和突出。

在这样的背景下，文人的政治理想出现了危机和幻灭，人生信仰也发生了改变，玄学开始盛行。玄学中包含的穷究事理的精神，导致了对社会现实富有理性的清醒认识。

2、正始之音的代表作家

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名士”，与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合称“竹林七贤”。其中阮籍、嵇康的文学成就最高。他们所创造的文学精神与时代思潮密切相关，所以人们称他们的创作为正始之音。

3、正始之音的内容

庄子思想中强调的精神自由为玄学家所重视，因而阮籍、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反对虚伪的礼法准则，主张真诚的道德回归。其文学创作也发生了重

大变化，建安文学中对理想功业追求的热情与自信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对个体生命价值能否实现的忧惧，强大政治压力下的个人失意的悲哀。诗风也由建安时的慷慨悲壮变为词旨遥深，寄托深远。正始诗人开始逃避现实，以哲学的眼光来理性地观察现实，把现实中的个人感受推广为整个人类和历史的思考，这就使正始文学呈现出浓厚的哲理色彩。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尖锐的人生悲哀构成了正始文学的基本特点。

二、阮籍《咏怀诗》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阮瑀之子。早年好读书，有济世志。正始年间曾任尚书郎、大将军曹爽参军，但两次以病辞归。司马氏执政，召为太傅府从事中郎，后相继为司马师、司马昭的僚属。晚年为步兵校尉，故世称“阮步兵”。阮籍性情高傲，思惟敏捷，任性不羁，但正处于魏晋交替的年代，一直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挣扎。他对曹氏末年的庸碌、腐败深表不满；但又不愿与司马氏集团同流合污，所以便转为崇尚老庄思想，对现实的斗争采取隐遁避世的处世态度来回避矛盾，终日醉酒佯狂维护自己的个性。阮籍和嵇康一样，反对司马氏提出的虚伪的礼俗，提出“自然”与其对抗；在他的思想中，主流是玄学，其特征就是否定虚无，返朴归真，超然物外。但现实的处境不允许他任性而行，为得以自全，他只能与司马氏集团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但内心是极其痛苦的。他的不平和痛苦都通过《咏怀诗》八十二首隐晦曲折地表现出来。

1、内容

（1）忧生之嗟。阮籍的文学成就主要是《咏怀诗》八十二首。这是一组诗，并非一时而作，大约作于作者晚年，是作者随感的辑录，一生思想感情的总结。其中许多诗篇触及到了人生的基本问题，表现出哲理性的思考，是理性与感情的结合，它的基本主题是忧生、忧世。对生命的感怀与体验完全是悲剧性的。阮籍的《咏怀诗》充满苦闷、孤独的情绪，其诗或者写时光飞逝、人生无常，如：“悬车在西南，羲和将欲倾。流光耀四海，忽忽至夕冥。朝为咸池晖，濛汜受其荣。”（其十八）“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其三十二）或者写树木花草由繁华转为憔悴，比喻世事的反复，如：“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辉光。悦怿若九春，磬折似秋霜。”（其十二）“清露为凝霜，华草成蒿莱。”（其五十）“不见日夕华，翩翩飞路旁。”（其五十三）或者写鸟兽虫鱼对自身命运之无奈，如孤鸟、寒鸟、孤鸿、离兽等意象经常出现在诗中，特别是春生秋死的蟋蟀蟪蛄，成为诗人反复歌咏的对象（如其

十四、其二

十四、其七十一）。或者直接慨叹人生的各种深创巨痛，如少年之忽成丑老（如其

四、其

五、其六十五），功名富贵之难保（如其

十三、其五

十三、其五十九），以女色事人之不可靠（如其

二十、其二

十七、其三十）。由于从自然到人事都充满苦难，阮籍心中的苦闷难以排遣。如第三首：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以树木由繁华转为憔悴的过程，暗喻了魏晋之际的政治状况，表现了士人在当时处境下难以自保的忧患。同样内容的还有第三十三首：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现实社会充满矛盾、充满危险，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人都有生的忧惧，在痛苦与忧惧中渐渐地走向死亡。这是无可抗拒的事实。所以生者终日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深刻地揭示了阮籍内心极度焦虑与压抑的心情。这样的作品，在《咏怀》诗中占相当的数量。又如其一：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衿。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作为哲学家的阮籍，对现实社会有理性的认识和把握，他对曹魏集团末年的庸碌、腐败深表不满，但又不愿与司马氏集团同流合污。所以他始终采取一种“虚与委蛇”的处世态度，但他内心深处却深深地感受到历史的悲哀，悲哀中产生了强烈的孤独感。诗中的明月、寒风、孤鸿、万籁寂静，都是诗人内心极度痛苦孤愤心境的象征。

（2）隐逸求仙。正因为对生的忧惧与人生的巨痛，使阮籍产生了隐逸求仙的思想，《咏怀》诗中往往杂有游仙的内容，表现出对神仙境界的向往与追求，对现实污浊的鄙弃。

（3）对黑暗现实的否定和揭露。如《咏怀诗》三十一首：

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夹林非吾有，朱宫生尘埃。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

此诗借古喻今，对曹魏统治者的荒淫、不勤于政进行了揭露，并指出了其必然灭亡的命运。第六十七首“洪生资制度”则揭露了礼法之士的虚伪，讽刺和抨击了司马氏集团以假正经的举止来掩饰他们腐朽透顶的荒淫。

（4）抒写理想。阮籍是特定时代的悲剧性人物，早年好《诗》《书》的文化修养造就了他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对完美人格的追求，因此他有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以实现完美的人生境界。如三十九首：

壮志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

作品歌颂了一个有志安边定远，为国立功的爱国英雄形象，表现了一种积极奋发，勇敢豪迈的精神和激昂的格调，这是作者理想抱负的一种寄托。

2、风格特色

钟嵘《诗品》说阮籍的诗隐约曲折：“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这是阮籍诗歌的基本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是时代所致。《文选》李善注引颜延之注说：“嗣宗身任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阮籍作诗，常常以比兴、象征的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感情、寄托怀抱，诱导人们反复思索，反复体味。从美学角度说造成了一种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的艺术效果。

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黄初之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就诗歌的精神来说，《咏怀》诗与建安风骨一脉相承。其语言的朴实平易，感情的真诚厚重，都是对建安诗歌传统的继承。同时以五言形式开了咏怀为题的组诗体制来抒写性情，对后代作家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后代陶渊明的《饮酒》，陈子昂的《感遇》，李白的《古风》，都受到阮籍的影响和启发。

第六课时

本节先说阮籍的散文，次说嵇康创作，最后精读《与山巨源绝交书》。

一、阮籍的散文

阮籍的散文也很出色，特别是著名的《大人先生传》，也同他的诗一样，流露出倜傥性格和愤世嫉俗的思想。

所谓“大人”，即仙人，用司马相如《大人赋》之意。文中假托大人先生之口，表达了自己对社会历史的认识，阐发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旨趣；同时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法的虚伪本质，辛 辣地讽刺了所谓的礼法之士，他们不过是“裤裆里的虱子”，自以为找到了吉宅，然一旦大火烧了裤子，虱子还逃向哪里呢?比喻极为生动、巧妙，笔锋可以说辛辣之至，强烈地表达了阮籍对“礼法之士”的憎恶。全文思想锋芒的锐利是阮籍文中少见的。而文中的“大人先生”是作者理想的化身，是遗世独立的神人形象，也是阮籍敬仰的人物，表明了阮籍在现实社会中的难耐，只好在幻想中追求自己人生的完美。

阮籍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集13卷。原集已佚。张溥辑《阮步兵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出版《阮籍集》。近人黄节有《阮步兵咏怀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今人陈伯君有《阮籍集校注》。

二、嵇康的创作

嵇康（223—262），字叔夜，谯郡（今安徽宿县西南）人。是正始时期最著名的论说文作家。系魏宗室姻亲，曾为魏中散大夫，故后世称为“嵇中散”。其个性与阮籍一样，酷爱《老》《庄》，高傲耿直，任性而行，不拘礼法。善谈养生服食之事。但他对司马氏集团的态度比阮籍 要激烈、明朗，在现实生活中往往锋芒毕露，嫉恶如仇，所以为司马氏集团所不容而被杀害，死时年仅三十九岁。嵇康临刑前，太学生三千人请愿，请以为师，无济于事。嵇康顾视日影，弹奏着自己创作的《广陵散》曲，从容壮烈地死去。嵇康的诗，现存五十馀首。有四言、五言、七言和杂言，而以四言成就较高。何焯《文选评》曰：“四言不为《风》、《雅》所羁，直写胸中语，此叔夜高于潘、陆也。”嵇康四言诗写得很好，能够脱离《诗经》的藩篱，既有高洁的志趣，也富于秀逸的风格。他的许多作品虽然带有很浓的老庄思想的色彩，但愤懑不平之情还明显可见。所以《文心雕龙·明诗》篇说：“嵇（康）志清峻。”钟嵘《诗品》说他“过于峻切”，如《幽愤诗》是因吕安事件被牵连受诬陷而被拘捕入狱时所作，全篇在述说自己耿直峻烈性格养成的原因及由此致祸的本末，追咎自己不善于处世以至遭到别人陷害，并慨叹自由人生的难得。诗中明显流露出嵇康思想中的矛盾，他追求自由的个性，企望能超脱于现实，但现实生活和刚正的个性又使他不能不辨是非，“奉时恭默”，所以招致杀身之祸。这首诗是他痛苦人生的总结，既反映了他性格与现实的矛盾，也揭示了他悲剧性命运的实质。在黑暗的现实中，正直的知识分子是难以逃脱厄运的。全诗以俊逸之辞表现出刚烈的性格和幽愤的感情，表现出峻切的风格特色。嵇康诗不但峻切，而且富于清远的情趣。《赠兄秀才入军》 十八首是诗人送其兄嵇喜入司马氏军幕而作。嵇康不愿意嵇喜为司马氏做事，所以诗中虽表达了离别的痛苦与

思念，饱含了对人生的感慨与追求，但却以隐士的高蹈情怀描写了其兄行军生活的超然自得的境界，表现了作者的清思峻骨和人生乐趣。可见出“魏晋风度”这种风格也表现在他的散文中。

三、《与山巨源绝交书》

《与山巨源绝交书》是一篇有浓厚的文学意味和大胆的反抗思想的散文，历来认为是嵇康散文的代表作。山巨源，即山涛，“竹林七贤”之一，与嵇康曾是知己之交，后入司马氏门下，从吏部郎转迁为散骑常侍。魏元帝景元二年到三年之间（261-262），司马昭利用威胁利诱手段拉拢士大夫，阴谋篡夺曹魏政权。山涛想帮助司马昭来拉拢嵇康，希望嵇康能放弃与司马昭对抗的立场，嵇康断然拒绝，并写此信表示与山巨源绝交。在信中，嵇康痛骂山涛，怪他不该纠缠自己出仕，他是以满腔愤慨抨击时政的，但他没有直接从政治立场抒发自己的感情，而是陈述了自己不能就职的理由：崇尚老庄，任性而行；力言自己的本性不堪出仕。嵇康喜爱自由放纵的生活，不堪忍受礼法的羁勒。在放纵生活的叙述中，显示了他对当时世俗的轻蔑与傲慢，这充分表现在他总结的“七不堪，„„二不可”中。“七不堪”中对官场龌龊难耐的叙述，实际是对司马氏的嘲讽，“二不可”是对司马氏政权的攻击，表现了作者鲜明的立场。全书风格是嬉笑怒骂、锋利洒脱，贯注了他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的个性和反抗精神。

思想新颖，是嵇康文章的最大特点。嵇康性格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妥协，因为这一点，他最不能容忍缺乏真纯的俗人，也正因此，他才坚决与山巨源绝交，以至最终走上刑场而不妥协。这是他悲剧一生的所在。鲁迅说：“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说到嵇康文的新颖，鲁迅列举了《难自然好学论》、《管蔡论》，他在这些文章中不是人云亦云，而是标新立异，有自己的独到见解，特别是对传统的儒家思想敢于提出不同看法，表现出大胆的批判精神。

嵇康作文另一特点是说理缜密透彻。作为哲学家和史学家的嵇康有很强的哲学思辨能力，作文往往逻辑性很强，辨析细致入理。《与山巨源绝交书》、《声无哀乐论》、《难自然好学论》都体现了这一点。

阮籍和嵇康同为正始之音的代表，其风格一个遥深，一个峻切，但他们都提供了在当时现实条件下诗歌如何抒发自己的感情，表达自己观点的方法，至此，诗歌真正成为文人表情达意的艺术形式。

嵇康著述，今存文十四篇，诗六十首，赋一篇。有明吴宽丛书堂藏抄校本《嵇康集》。鲁迅辑校《嵇康集》，戴明扬《嵇康集校注》。

精读作品篇目：

阮

籍《咏怀》(夜中不能寐)(独坐空堂上)(驾言发魏都)(洪生资制度)嵇

康《与山巨源绝交书》

思考题

1.“建安风骨”形成的原因试论。

2.简论曹操《观沧海》的艺术性及其意义。3.简述曹操诗歌艺术成就。

4.简述曹植《白马篇》诗歌的内容与艺术。5.钟嵘是如何评价曹植诗歌的?怎样理解? 6.时代政局与思潮对正始诗歌有何影响? 7.试论阮籍《咏怀》诗的艺术成就和影响。

阅读书目

曹操集译注

安徽亳县曹操集译注小组 曹子建诗注

黄 节注

叶菊生校

曹植集校注

赵幼文校注

阮步兵咏怀诗注

黄 节注

阮籍集校注

陈伯君校注

嵇康集校注

戴明扬校注

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 罗宗强

中华书局1979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中华书局198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第三讲

两晋文学

教学目的和任务：了解西晋文坛概貌，掌握西晋文学的基本特征及代表性作家作品。教学重点和难点：太康文风特点：繁缛。单调的题材，内容和华美形式之落差；左思《咏史》八首及“左思风力”特点及意义。郭璞的《游仙诗》及其特点。东晋玄言诗及其意义。教学方法：讲授，适时运用课件演示重要内容与参考文献。授课时数：4课时

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第一课时

第一节

陆机、潘岳与太康诗风

公元265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取代魏室，建立了晋王朝，史称西晋。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三国分裂的局面，统一了中国。社会生产得到一定恢复，社会状况也明显好转，许多文人不禁欢欣鼓舞；一些文人为了家族和个人的利益，纷纷向统治集团靠拢，很多人成为权门下的宾客。任诞之风有所收敛，个人意识不断减弱。文学表现的范围变得狭窄，缺少充实、激动人心的内容，像建安风骨那样明朗刚健的作品和正始时期隐晦曲折地揭露现实的作品已经很少了。以陆机、潘岳等人为代表，开始讲究藻饰，注重形式技巧，形成了华丽的风气。正如刘勰所说：“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文心雕龙·明诗》）但感伤生命仍为文学的主题；文学的抒情性也更受到重视。陆机在《文赋》中进一步强调了文学创作过程中的情感作用。

西晋年代不长，在文学史上分为太康和永嘉两个时期。太康，是西晋武帝司马炎的年号（280-289），但文学史上的太康时期则包括了自武帝泰始至惠帝元熙（265-307）以前，即正始以后到西晋统一前四十多年的历史时期。这时期涌现了众多的作家，有所谓“三张（张载、张协、张亢兄弟）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两潘（潘岳、潘尼叔侄）一左（左思）”之说。

太康以后，有“永嘉”之称，永嘉是西晋怀帝的年号（307-316），这时是晋朝大乱之时。西晋经过太康、元康的短暂繁荣和安定之后，发生了“八王之乱”，而后晋室开始分崩离析。至怀帝永嘉年间，因北方少数民族起义而陷入割据局面。晋室南迁，在江南建立偏安的政权，史称东晋。从永嘉起至东晋灭亡，百余年间，“玄言诗”占据诗坛。东西晋之际，诗坛上代表作家是以慷慨悲歌而著称的刘琨和以游仙诗为主导的郭璞。东晋时代，士族清谈玄理的风气日益兴盛，文人士大夫普遍使用抽象的语言来谈论哲理，文学失去了艺术而变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了（钟嵘《诗品序》）。以专述老庄哲理而著称的代表人物是孙绰和许询。

东晋末年，山水诗兴起，陶渊明的田园诗给晋宋之际的诗坛带来新的生机。

一、陆机

“陆海潘江”，沈约云“降及元康，潘陆特秀”。

1、生平

陆机（261-303），字士衡，吴郡华亭（上海市松江县）人。出身士族，祖父陆逊，曾为东吴丞相；父亲陆抗，为吴大司马。陆机少时曾任吴牙门将，吴亡时，陆机二十五岁，退居旧里，闭门读书十年。太康末，与弟陆云同至洛阳，为当时诗坛领袖张华所赏识，名动一时，时称“二陆”。后出入贾谧门下，为“二十四友”之一。历仕为太子洗马、著作郎、中书郎平原内史等职，世称“陆平原”。后成都王司马颖与河间王司马颙起兵讨长沙王司马乂，任命他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兵败，为司马颖所杀，年四十三岁。其诗文原有集，散佚。今有宋人辑《陆士衡集》十卷，中华书局点校本《陆机集》。今存诗107首，文127篇，《晋书》有传。

2、诗歌成就

陆机在文学上很有成就，作品数量丰富，才力富赡，形式华美，辞藻繁丽，在文学史上素有“陆海潘江”之说。钟嵘《诗品》说：“潘诗烂若舒锦，无处不佳；陆文如披沙简金，往往见宝„„余常言：陆才如海，潘才如江。”钟嵘对陆机的推崇，主要缘于陆机以才冠当世，其诗、文、赋的成就都超过同时代人，在创作上将诗歌进一步推向了文人化和贵族化，创立了两晋繁富华美的诗风。

陆机诗多为模拟乐府、古诗之作，内容与形式极少创新。其拟古诗占其全部诗作一半以上。其中少量作品抒发了真情实感。如《门有车马客行》，写在吴亡之后，写出了吴亡之后对故乡的怀念之情和亡国的感慨。《猛虎行》写出人生的艰难，自己功业不成，进退维谷的苦闷。《赴洛道中作》抒情成分更浓，其一：描写了野旷无人，阴惨凄戾的旅途之景，“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颠。哀风中夜流，孤兽更

我前。非情触物感，沉思郁缠绵。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这种景象正是仕途险巇的写照。其二云：

远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广。振策陟崇丘，安辔遵平莽。夕息抱影寐，朝徂衔思往。顿辔倚高岩，侧听悲风响。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抚枕不能寐，振衣独长想。

这首诗抒写了自己远别亲人的凄凉和孤独，也写出了旅途中对未来的茫然之感。这是陆机的真实感受，因而写得凄楚动人。清代评论家沈德潜对陆机的诗作多有微辞，但在此诗之后却说：“二章稍见凄切。”（《古诗源》）

3、艺术特点

陆机诗表现为对语言的刻意雕琢和力求委婉，造成了繁冗乏力之病。首先表现在用字上，极力追求深奥而避免浅近。这一特点在他的拟古诗中尤为显著。如《古诗》：“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而陆机拟作是“上山采琼蕊，穷谷饶芳兰。”可见陆机在语言上的有意求深。还有《西北有高楼》：古诗与陆机拟作两首诗内容相同，所描写具体情景也很相似，但明显看出陆机拟作的华美深芜。有时陆机借古人的成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其包含的内容很难从文字本身的含义来理解，造成了其诗的隐晦曲折，使语言失去了生动的形象性，而成为概念的组合。这也是文字上求深的结果。

其次是刻意追求辞句的排比对偶。《赴洛道中作》三首除首尾外，几乎都是对偶句。而且刻意求深，斧凿痕迹很明显。如《折扬柳行》“邈哉垂天景，壮哉奋地雷。”《赠尚书郎顾彦先诗二首》：“大火贞朱光，积阳熙自南；望舒离金虎，屏翳吐重阴。”

陆机过分讲究辞藻的修饰和雕琢，显然受曹植影响。钟嵘《诗品》中说陆机：“源出于陈思，才高词赡，举体华美。”但曹植是“骨气奇高，辞采华茂”，而陆机忽略了“骨气奇高”，偏重追求“辞采华茂”，难免出现雕琢太重，辞句烦累之病，所以孙绰说：“陆文深而芜。”这种现象在其他各体文章中也很明显，其后文章骈丽之风大兴，陆机的文风有很大影响。

4、辞赋创作

陆机除诗以外，所著辞赋及文受到很高评价。其代表作有《吊魏武帝文》、《辩亡论》、《叹逝赋》、《演连珠》、《豪士赋序》等。《吊魏武帝文》感慨曹操功盖一世，却留不住生命，写得很凄婉。《辨亡论》论述了东吴兴亡之因，风格略似贾谊《过秦论》，但饱含了悼念故国的深情。《演连珠》是一组取譬见义的精巧短文，流传久远而不衰。

其赋作中最著名的《文赋》，是用赋体作的论文，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文献，也是两晋文学理论的代表作。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文学创作的过程和经验以及各种文体的特征，表现了陆机进步的文学史观和美学观。对文体的分析较为精密，指出诗和赋的不同：“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这是对曹丕文体论的进一步发展，两人都以绮丽说诗，诗重绮丽便从此开始。

二、潘岳

1、生平

潘岳（247-300），字安仁，荥阳中牟（今属河南）人。少以才思敏捷见称于乡里，号为“神童”。曾任河阳令、著作郎、给事黄门侍郎等职，后世称“潘黄门”。也是贾谧门下“二十四友”之一。司马伦专政时，中书令孙秀诬其谋反，被诛，夷三族。原有诗文集十卷，后散佚。今存明人张溥辑《潘黄门集》一卷，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

2、潘陆

在文学上，潘岳与陆机齐名。《世说新语·文学篇》引孙绰云：“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钟嵘《诗品》也将潘岳诗与陆机诗同列为上品。这是因为潘岳与陆机文学审美追求是相近的，其文风都在追求绮丽繁冗。所不同的是潘岳用语较浅近，但与陆机的精美华丽相比略显平庸。

3、潘岳的创作内容

潘岳工于言情，善写哀诔之文。今存诗仅十八首，《悼亡诗》就有三首，而且是他全部诗作的代表作。三首悼亡诗内容都是伤悼亡妻的。笔墨之间流露着深切的怀妻之情，读者不禁为之感动。如其一：

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私怀谁克从，淹留亦何益。僶俛恭朝命，回心反初役。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帷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怅恍如或存，周遑忡惊惕。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春风缘隙来，晨霤承檐滴。寝息何时忘，沉忧日盈积。庶几有时衰，庄缶犹可击。

全诗按冬去春来，寒暑流易的时间与空间的顺序平铺直叙，表达了诗人哀怨欲绝的悲痛心情，语言浅近而感情深厚，诗中虽有意复词繁的地方，但也被真情所掩盖。

潘岳的《怀旧赋》、《寡妇赋》、《哀永逝文》等都以善叙哀情而著称。其《悼亡诗》写得成功，开了诗歌以“悼亡”为题写哀悼之情的先河。

三、太康诗风

陆机和潘岳是西晋诗坛的代表，他们的创作风格和特点代表了太康诗风。内容上的拟古，形式技巧上讲究藻饰，风格追求繁缛，是太康诗风的总体特点。太康诗风的形成与时代的特点密切相关。

太康时期，是紧承大乱之后的相对稳定期，暂时的安定与繁荣景象，激发了文人投入政治生活的热情；所以他们积极参预政事并依附于权门。这就使他们的诗歌内容表现范围受到极大的局限。所以他们不可能有建安作家的慷慨悲歌；对政治的热衷又使他们不可能有阮籍、嵇康那样清峻遥深的风格意境，当然也不会写阮籍那样寄托遥深的作品。相反，他们多以才华自负，试图通过歌诗辞赋来展示自己的才华，所以便把创作的重点放在艺术技巧、文辞藻饰的训练上，形成了追求华丽藻饰，讲求声律对偶的繁缛诗风。

太康诗风的形成，反映了太康文人的文学观和美学观。陆机《文赋》是典型代表。陆机提出“诗缘情而绮靡”，是对“诗言志”儒家传统诗教的突破，也是诗歌美学观念上的突破。绮靡，指文辞的华丽，是对曹丕“诗赋欲丽”的继承。对声律的追求和讲究，是陆机极为重视的，是对建安诗歌形式的发展，也是太康文人文学思想的重要内容。《文赋》基本上反映了太康文学意识的觉醒和诗人对文学特点的认识与把握，是文学走向自觉的深化。

太康文人的创作正是围绕这两个问题进行，从质朴到华美，从简单到繁缛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正如萧统所说：“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文选序》）但由于太康文人未能很好地处理好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走上了形式主义道路。这种倾向一直延续到南北朝末期。

四、其他太康诗人

比较能代表太康诗风的诗人还有傅玄、张华、张协。

傅玄和张华是晋初著名诗人，他们的诗风表现了由魏到晋的过渡。

1、傅玄（217-278），字休奕，是晋初出身寒微的官僚。也是当时诗人中年辈最长的一个。他的思想比较开明，性格刚劲亮直。其诗歌创作主要以乐府为主，其中一部分乐府诗是歌功颂德的宗庙的乐章，一部分能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反映社会问题，如写男女爱情 及妇女不幸的命运；《豫章行苦相篇》反映重男轻女的习俗给女子带来的痛苦，对女子的不幸遭遇给予深切同情，很有现实意义。

苦相身为女，卑陋难再陈。儿男当门户，堕地自主神。雄心志四海，万

里望风尘。女育无欣爱，不为家所珍。长大逃深室，藏头羞见人。垂泪适他乡，忽如雨绝云。低头和颜色，素齿结朱唇。跪拜无复数，婢妾如严宾。情合同云汉，葵霍仰阳春；心乘甚水火，百恶集其身。玉颜随年变，丈夫多好新。昔为形与影，今为胡与秦。胡秦时相见，一绝逾参辰。

《豫章行》是古乐府的曲调，属《相和歌·清调曲》，傅玄依照旧题写新诗，显然是受到曹操乐府诗《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影响。

傅玄以男女爱情为题材的小诗往往善用比兴，宛转清巧，有较好的艺术成就。如《杂言》：

雷隐隐，感妾心；倾耳听，非车音。

仅十二个字，生动地写出了一个思妇对丈夫如醉如痴思念的情态。

傅玄诗学汉魏，气调较为雄健，其不足是过于模仿，语言有时流于质涩。

2、张华（232-300），字茂生，花阳方城（今河北固安西南）人。他出身寒微但官至显位，学问广博，知名较早。他的诗追求排偶和妍丽，钟嵘《诗品》说：“其体华艳”，“务为妍冶”。有代表性的诗是《情诗》五首。其内容或写闺中离妇思夫，或写远游旷夫恋妇，深情绵邈，哀艳动人。如其三云：

清风动帷帘，晨月照幽房。佳人处道远，兰室无容光。襟怀拥虚累，轻衾覆空床。居欢惜夜促，在戚怨宵长。抚枕独啸欢，感叹心内伤。

这是写离妇思夫，全诗构思精巧，融情入景，写得缠绵悱恻，一往情深，堪称爱情诗的皎皎者。

3、张协（255?-310?），字景阳。安平（今河北安平县）人。少有俊才，与其兄张载、其弟张亢齐名，时称为“三张”。张协的才华超过其弟兄，也超过了陆机和潘岳等人。他的诗情志高远，语言警拔。钟嵘《诗品》说他的诗“词采葱蒨，音韵铿锵”，“巧构形似之言。”这些特色都表现在他的杂诗中。《杂诗》十首是其代表作。今有《张景阳集》一卷。《杂诗》其一 ：

秋夜凉风起，清气荡暄浊。蜻蛚吟阶下，飞蛾拂明烛。君子从远役，佳人守茕独。离居几何时，钻燧忽改木。房栊无行迹，庭草萋以绿。青苔依空墙，蜘蛛网四屋。感物多所怀，沈忧结心曲。

全诗内容是写离妇相思，作者将情景结合，借景抒情，通过景物的变化来抒发思妇对游子的深切怀念。这种抒情手法对后来抒情诗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关于张协这样一位钟嵘眼中的上品诗人，研究确实比较少。

讨论：张协何以没有“潘陆”影响大？或不如“潘陆”受重视？

精读作品篇目：

潘

岳《悼亡》(荏苒冬春谢)陆

机《赴洛道中作》

第二课时

第二节

左思

一、左思与《咏史诗》

1、生平

左思（生卒年不可确考）字太冲，齐国临淄（今山东）人。出身寒微，不好交游，貌丑口讷，但博学能文。晋武帝泰始（265-274）年间，妹妹左棻被召入宫，为武帝妃，左思随之移家到洛阳，并任秘书郎。惠帝时曾为贾谧门下“二十四友”之一。后贾谧被诛，他便退出官场归隐。其实左思很有仕进愿望，但因门阀制度已经形成，仕进的路已经被世家大族所垄断，出身寒微的人不得不屈居下位，左思也官止秘书郎。他退居之后专意于典籍，以著作为能事。在他的诗中揭露了寒门出身的知识分子和士族门阀之间的矛盾，抒发了自己功业未遂的感慨和对士族权贵的蔑视。在当时形式主义诗风盛行的太康时期，唯有他的作品具有充实的现实内容和批判精神，代表了太康时期文学的最高成就。

左思的作品保存下来的很少，只有《文选》和《玉台新咏》所收的部分诗赋。其中诗十四首，以《咏史》和《娇女》最为有名。还有著名的《三都赋》。

2、《咏史》八首

《咏史》八首是划时代的杰作。他突破了咏史诗的传统写法，不呆衍史事，而是借咏古人古事来抒写自己的怀抱，从中表现作者鲜明的个性。如其一：

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虽非甲胄士，畴昔览《穰苴》。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

这是《咏史》的总序，作者叙述了自己的才学和志向，他不仅有才，还懂武略，有志为国立功，功成身退，不受封赏，他同历史上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把人生价值的实现寄托在政治上，希望能为统一全国的大业做出贡献。在诗中，诗人表现了他的豪壮气度和胸襟：“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去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对自己充满了信心。“功成身退”是左思理想的人生途径，这是一种很高的理想境界，和当时门阀制度下以钻营为利的势利小人形成了鲜明对比，更呈现出诗人旷达的胸襟和崇高境界。

但是诗人的才能在门阀制度下得不到施展，理想抱负得不到实现，因而感到压抑和不平。于是在《咏史》中深刻地揭露了寒门士人的有志难伸，怀才不遇的社会现实，猛烈抨击了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性，坦率地表达了作者的愤慨。如其二：

郁郁涧低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涧底松虽然高大成材，但却处于山涧之下，而只有寸茎粗的小苗却高居山顶，这一高一低，一贵一贱的对比，深刻地提示了当时社会压抑人才，以势取人的不合理现实，指出了封建等级制度的本质特征，揭示了寒门出身的知识分子不幸命运的根本原因。

《咏史》八首的价值还在于表现了左思不流于时俗的高傲的性格和与门阀制度抗争的精神。这种精神与品格在第五首中表现尤为明显：

皓天舒白日，灵景濯神州。列宅紫宫里，飞宇若云浮。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自非攀龙客，何为欻来游?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

诗中表现出蔑视王侯的高傲和追步许由归隐的高尚情趣，体现出阔大高远的境界，流注着一股豪迈气概。

3、左思《咏史》诗的创作特色。“咏史”始于班固，但班固《咏史》反复吟咏一事，写法上联缀着史传，很像“传体”，文辞质直，因而被钟嵘称为“质木无文”。（《诗品序》）建安时，曹植、王粲等人虽有“咏史”之作，文采也超过了班固，但写法上依然是专咏一事，而左思《咏史》打破了传统的写法，将咏史与咏怀紧紧地结合起来，开了“咏怀”的先河。钟嵘《诗品》评论说：“文典以怨，颇

为精切，得讽谕之致”。诗中征引古事，语有来历，所以为“典”；诗中抒发了作者的愤怒和不平，所以说“怨”；它以古刺今，批评和揭露当时社会的弊端，所以有讽谕之致；不论是以古讽今，还是借古咏怀都非常贴切，也即是“精切”。尤其“得讽谕之致”，是《咏史》的艺术效果，也是全组诗主旨所在。从此“咏史”摆脱了单纯咏史的原始发展阶段，开始走上“吟咏性情、抒情言志”的正确轨道，这是左思在诗歌史上的一大贡献。

《咏史》又一特点是情调慷慨激昂，文笔矫健雄劲；语言简劲，虽有工巧之致但不刻意雕琢。钟嵘《诗品》中说左思诗“野于陆机”，所谓“野”，正是左思诗没有繁缛和雕琢的语言特色。而其慷慨激昂的情调被称为“左思风力”（钟嵘《诗品》），这个“左思风力”与“建安风骨”是一脉相承的，形成这种风力的正是诗中豪迈的情调和劲健的语言风格。

左思的《咏史》诗，在文学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他以进步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成就影响到后人。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就取法于左思。唐代诗人大都咏史和抒怀结合，也取法于左思。所以左思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与他的《咏史》诗分不开的。

左思《咏史》之外，还有《招隐诗》、《杂诗》和《娇女诗》，又是另一种风貌。《招隐》、《杂诗》中对景物的刻画也很工巧，明显表现出太康特征。如《招隐诗》：“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以山水来寄托自己的情志，已近于东晋山水诗的意识，代表了人们对山水的新的认识。《娇女诗》描摹了少女纯真烂漫的稚童幽趣，其生动形象也是当时诗坛上少有的。说明诗已经摆脱了教化框架的束缚而走向日常生活。

左思还有《三都赋》，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中说：“左思奇才，业深覃思。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左思为写《三都赋》下了一番苦功。《晋书·左思传》记载：他曾拜见过熟悉蜀地情形的张载，“访岷邙之事，遂构思十年，门庭藩溷皆著纸笔，遇得一句，即便疏之。”《三都赋》问世之后，名重京师，当时的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但是左思《三都赋》仍循汉人旧径，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无法和《咏史》诗相提并论。

第三课时

精读作品篇目：

左

思《咏史》(弱冠弄柔翰)(郁郁涧底松)

1、左思、曹植、阮籍比较。（略）

2、分析钟嵘诗品对左思的评价。

总之，在中国诗歌史上，寒士的心理正是在左思诗中第一次获得了集中而成功的歌咏。

第四课时

第三节

刘琨与郭璞

一、刘琨与《扶风歌》

刘琨（271-318）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县）人。出身士族，少时即以雄豪著名，好老庄之学。晋怀帝永嘉元年出任并州刺史，后官至司空，曾多次和刘聪、石勒作战，兵败被幽州刺史段匹磾所杀，年四十八岁。刘琨是一个贵族阶级的爱国者，他的理想是匡扶晋室。在外族入侵的情况下，他辗转于北方抗敌，屡败而不悔。他将爱国之情倾注于诗歌，慷慨激昂，风格悲壮。如《扶风歌》：

朝发广莫门，莫宿丹水山。左手弯繁弱，右手挥龙渊。顾瞻望宫阙，俯仰御飞轩。据鞍长叹息，泪下如流泉。系马长松下，发鞍高岳头。烈烈悲风起，泠泠涧水流。挥手长相谢，哽咽不能言。浮云为我结，归鸟为我旋。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慷慨穷林中，抱膝独摧藏。麋鹿游我前，猿猴戏我侧。资粮既乏尽，薇蕨安可食。揽辔命徒侣，吟啸绝岩中。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穷。惟昔李骞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弃臵勿重陈，重陈令心伤。

此诗作于永嘉元年（307）他出任并州刺史途中。作者从洛阳出发，路途极为艰险，胡寇充塞，刘琨募兵千余人，边战边进，此时已把生死置之度外。而朝廷并无抗战之心，后援难进，前途黯淡。诗中记述了这段艰难的历程，表达了作者对前途的忧虑和对现实的激愤，抒发了自己奋战到底的爱国之志。诗人把叙事抒情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深秋的景色，烈烈的悲风，荒凉的山野，都带着作者浓厚的愁苦色彩，烘托出作者的凄苦心情，感染力极强。从历史的经验看，“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刘琨此次出征，生死荣辱尚难预卜，因而诗中明显流露出英雄失路的悲哀。但是刘琨毕竟是爱国志士，他以孔子“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穷”自勉。英雄的豪壮和失路悲哀的统一，构成了全诗的悲壮，豪迈的风格。刘勰称刘琨诗“雅壮而多风”（《文心雕龙·才略》），钟嵘称他“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诗品》中）。刘熙载说“刘公干、左太冲诗壮而不悲。王仲宣、潘安仁悲而不壮，兼悲壮者，其惟刘越石乎?”（《艺概·诗概》）由此可见，清刚悲壮，是刘琨全部诗歌的特色，直追建安风骨。

刘琨的传世之作只有三首，有《答卢谌》、《重赠卢谌》，都是在北方抗敌所作的，每首诗都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忱。《重赠卢谌》是刘琨被段匹磾囚禁时作，诗

多用比兴，表明了自己匡扶王室的志愿，同时也慨叹自己功业未就，不能奋进。其笔调清拔，仍充满悲壮之气。

刘琨著作原有集，已佚。明人张溥辑为《刘中山集》。

二、郭璞的游仙诗

郭璞（276-324），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博学多识，好经术，通五行、天文、卜筮之术。因此有关他怪诞传说很多。东晋初年任著作郎，后为大将军王敦记室参军。王敦谋反时，郭璞借卜筮来谏阻，因而被杀，年四十九岁。

郭璞是一位具有政治敏感和抱负的文人，东晋王朝建立，他看到统治集团内乱分裂，危机严重，便多次向晋元帝及明帝上疏献策，以巩固政权。但由于位卑言轻，他的抱负始终没有得到实现。因而他的作品也表现出坎壈悲愤的感情。

郭璞的著作很多，曾注释过《尔雅》、《方言》、《穆天子传》、《山海经》等书。诗流传下来有二十余首，其中游仙诗有十四首，是他全部诗作的代表作品。

游仙诗的产生是中国诗歌史上特殊的现象，从屈原《离骚》开始，描写仙境的作品一直绵绵不绝。由于时代和作家不同，游仙诗的内容和风格也都各不尽同。从内容来看，中国游仙诗明显分为两类：一类是借游仙以咏怀，或是寄予慷慨的情怀，以反抗现实。如屈原、曹植、阮籍等人的作品。一类是纯写“列仙之趣”，如汉《乐府古辞·相和歌辞》中的《王子乔》、《仙人骑白鹿》等。郭璞的游仙诗则是借游仙以咏怀，具有一定的现实内容。如《京华游侠窟》：

京华游侠窟，山林隐遁栖。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临源挹清波，陵岗掇丹荑。灵溪可潜盘，安事登云梯。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进则保龙见，退为触藩羝。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

这是一首赋体诗，全诗巧妙的运用了比兴与对比等多种艺术手法，用精警凝炼的语言抒发了自己高蹈隐逸、鄙视世俗的情态，从而表现出对现实的强烈不满。这种思想在第五首中表现更为明显：

逸翮思拂霄，迅足羡远游。清源无增澜，安得远吞舟。珪璋虽特达，明月难闇投。潜颖怨青阳，陵苕哀素秋。悲来恻丹心，零泪缘缨流。

诗人在此将哲理与抒情结合起来，道出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悲哀，有才有志却不被理解，才志无处施展，因而不如保留自己的清白和高洁去寻找神仙的自

由境界。这是令人悲叹的事实。钟嵘说郭璞诗“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诗品》）是确切的。

西晋末年到东晋初年，诗坛上大畅玄言，钟嵘说其是“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诗品序》），而郭璞诗则不同，虽写隐逸或求仙，但都继承了《诗》、《骚》的比兴寄托传统，来抒写坎壈之怀，其语言华美，形象生动，风格挺拔俊逸。如刘勰所说“景纯艳逸，足冠中兴。”（《文心雕龙·才略篇》）

三、孙绰、许询和玄言诗

1、玄言诗。玄言诗兴盛于东晋，一方面是魏晋玄学及清谈之风兴盛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东晋政局及由此而形成的士人心态有关。

西晋经过太康、元康短暂的繁荣和安定之后，即发生了“八王之乱”，趁此机会，汉魏以来内迁的北方少数民族的首领纷纷自立，建立了十六国统治，晋室被迫南迁，在江南建立了偏安的政权，史称东晋。

东晋政权建立后，一些大士族和士人纷纷南渡，也将玄学清谈之风带到东晋，而且日益兴盛。士人们为了在心理上逃避惨痛的现实，便将热情贯注于哲学领域，开始使用抽象的语言来谈论哲理，使文学变成枯燥无味的说理。当时佛学也受到了同玄学一样的重视，出现了玄释合流，这给东晋士人带来很大影响，他们开始追求适意闲暇的生活，而这一生活的主体是山水清谈和玄理，东晋玄言诗便应运而生，并占据文坛，直至东晋灭亡。钟嵘《诗品序》中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这就是玄言诗的兴起及其基本特点。玄学作为一种超世哲学，追求的不仅是人在社会中的客观存在，而更强调精神的升华与超脱，达到“形神超越”的境界。这种境界的产生，与大自然是分不开的，自然的美本身就体现了道家思想，所以许多玄言诗也借山水来抒情，与山水结下不解之缘。

2、代表人物是孙绰和许询

孙绰（320-377），字兴公，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南）人。与兄孙统过江，居于会稽。官至廷尉卿，著作郎。少爱隐居，以文才著称。原有集，已佚，明人辑有《孙廷尉集》。现存诗十三首，都反映了浓厚的老庄思想。如《答许询》首章：

仰观大造，俯览时物。机过患生，吉凶相拂。智以利昏，识由情屈。野有寒枯，朝有炎郁。失则震惊，得必充诎。

诗中讲的是吉凶、智识、情利、得失的道理，充满了哲学玄理，全无文学趣味，有

点像歌诀和偈语。有些诗借山水来抒情，有一定的形象性。

萧瑟仲秋月，飂戾风云高。山居感时变，远客兴长谣。疏林积凉风，虚岫结凝霜。湛露洒庭林，密叶辞荣条。抚菌悲先落，攀松羡后凋。垂纶在林野，交情远市朝。澹然古怀心，濠上岂伊遥。

诗旨仍不离庄老之学，但在此并没有空谈玄理，而通过对秋景的感应阐发了道家的人生态度。诗人对景物的观察很细，刻画也很鲜明：“抚菌悲先落，攀松羡后凋。”这里用了《庄子·逍遥游》“朝菌不知晦朔”的含义，所以抚菌而悲，这是悲秋之感，寓意人生的短暂。而苍松不畏严寒，采用《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意。诗人投以羡慕之情，流露作者个人的志趣，也在表明自己的洁身自好。由此引出道家的人生观：要摆脱一切现实的束缚，任情遣性，返朴归真。作者将自己逍遥林野的生活看成如同庄子濠上观鱼，表明自己对濠上之风的向往，也是自己人生态度的一次表白。此诗仍以宣扬道家玄理为主，还是玄言诗，但并不淡乎寡味，作者体悟自然而产生的悲羡之情，使诗情诗味即出。

许询（生卒年不详）也喜好山水，精通佛理，与孙绰同为“一时名流”。许询今存诗仅三首，都含有相当浓厚的老庄思想。孙绰和许询又都是佛教徒，和当时的名僧支遁有很深的交往，所以他们的诗又杂有佛理。支遁是佛教即色宗的创始人，但也深于老庄之学，他的诗玄佛互相渗透。有《咏怀诗》五首，是典型的玄言诗，既阐述了老庄哲理又有游仙味道，语言枯燥，内容空虚。

东晋的玄言诗虽然没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但对后来谢灵运的山水诗，白居易等人的说理诗以及宋明理学之诗，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思考与练习

1.简析左思《咏史》诗的文学史意义。阅读书目

陆机集

金声涛点校

中华书局1962年 潘黄门集校注

王增文校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