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德格尔的视界看传统真理观的主要缺陷（精选4篇）
1.从海德格尔的视界看传统真理观的主要缺陷 篇一
视频网站的title很有讲究，按现在的通俗叫法，统称“同学”的话，那更有意思了，
1、争先恐后类
优酷网
优酷网 – 世界都在看 – 中国第一视频网站
我乐网
全国最大的免费视频分享平台 - 56.com - 我乐网
酷6网
第一视频分享门户 酷6网
爆米花视频
爆米花视频 – 看世界，秀自己– 中国最大最好玩的免费视频分享中心
爱播网
爱播网·中国第一原创影视视频门户
好学生往往会受到更多的关注，于是大家都在拼命的争取，优酷同学，我乐同学，酷6同学势头甚是强劲。爱播同学则曲径通幽，特别的强调原创。爆米花同学目前有落后，不过请注意一个定语：最大最好玩的……。
2、体验生活类
土豆网
土豆网 - 视频 - 播客 - 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导演
偶偶
偶偶 - 给你好看
我秀
我秀 - 5show.com - 我秀视频,我的生活,我的舞台
土豆同学的梦想是让每个人都当导演，展现出自己的特色，
我秀同学的梦想是让每个人都是演员，展现出自己的本色。其实每个人都在生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还是偶偶同学想的全面，就是要给你好看。
3、任劳任怨类
六间房
六间房: 你的视频发布和分享空间
琥珀网
琥珀网 - 视频媒体 视频分享发布平台
第九频道
第九频道 · TVix.cn · 免费视频分享平台
Mofile
视频分享 网络硬盘 网络相册 播客 - Mofile.com
没有去争先恐后但不代表落后，没有去尽情表现但不代表沉默。mofile同学早就在横向合作上先行一步，相信六间房同学还会让馒头血案重现各大网站的食堂。
2.从海德格尔的视界看传统真理观的主要缺陷 篇二
来源：中国法院网(08-01-22)
强制执行是一个实体问题与程序问题分分合合、融会缠绕，多部门法风云际会、交错重叠，各种利益和矛盾对立冲突、最后对决的领域[1]。民事诉讼调解结案后，因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生效的调解书，使和解解决纠纷的意愿落空，必须经过法院的强制执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才能得以保障和实现。如果民事调解书没有执行的效力，司法和谐的价值将难以体现。
一、现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缺陷
调解协议不仅是各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自由处分相关权利、合意解决诉争的产物，而且也是人民法院确认协议内容并制作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调解书的基础。其效力如何以及所确定的内容能否实现，既直接关系到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权益纠纷能否得到妥善解决，也与法院调解之公信力乃至司法权威紧密相连，故而这一问题备受关注[2]。法院调解曾因控辩式审判方式改革而被强制弱化，但近来，社会矛盾新的变化趋势，使各类民事权益争议案日趋复杂化、多样化和新型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形式需要下，诉讼调解的理论和方法，在实务界和理论界被广泛关注。但是，对于调解协议是否应具有执行力的问题，鲜有提及，大家主要关注的是诉讼调解的技巧，而对调解协议的适法性和是否有执行力关注不多。笔者从执行的角度认为，当前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只考虑了诉讼审理期间的和解，忽略了与执行程序的接轨和适用，还存在着缺陷。
（一）法官主持调解与当事人自愿调解的冲突
自愿原则作为民事调解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在程序上，体现为当事人主动向人民法院申请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或者同意人民法院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在实体上，应该体现为当事人双方在人民法院调解下达成的协议必须是自愿协商的结果，其合意是对原产生争议的法律关系予以变更，形成新的权利义务。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实行的是调审结合的审判模式，法官担任着调解人和裁决者的双重角色。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中，强调要充分发挥广大法官的聪明才智，创造性地开展诉讼调解工作。这一要求赋予了法官浓重的职权色彩，使得一些法院片面追求调解率，给法官制定调解结案指标，并纳入法官的绩效考核，导致强制调解的事时有发生。
引证一：张某与商业公司私自签订房地产开发合同，将所建一套商品房出售给李某。李某因不能办理产权证而起诉张某与商业公司，要求解除合同。在审理过程中，法官明知张某与商业公司开发和销售商品房的行为违法，仍调解该买卖合同有效，协议“由张某在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为李某办理产权登记，商业公司协助张某办理产权登记。”逾期，张某在为李某办理产权证时，房产和国土部门以该房产开发违法不予办理登记。李某以张某拒不履行调解协议为由，持生效的调解书向法院申请执行，要求张某和商业公司履行办证行为。法院执行部门审查后认为，该买卖房屋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不同意办理产权登记，法院也不能强制执行。张某及商业公司的办证行为系法律禁止性行为，其调解书没有执行力，应不予执行。
从该案不难看出，在高调解率的压力下，法官自然热衷于追求调解诉讼模式。好调解的快调，不好调的则久调不决。对于本该追究和不予认可的民事违法行为，不是依法制裁，仍是一调了之。法官热衷于强制调解的好处还在于既可避免因错误判决被追究责任，又可避免承担非法干预的风险；既可以使关系案、人情案存在于“合情合理”之中，又可以完成任务得奖金，可谓一举几得。殊不知，自愿调解原则，强调的应是由当事人自愿提出或自愿接受调解。如果不是自愿，而是在法官施加影响和压力下，迫使当事人接受调解。即便促成了调解协议的达成，却不能体现司法和谐，当事人也不一定能够自觉履行调解协议。法官不可自贬身份，送法上门，更不应该为解决纠纷而无原则地调处。法官无原则地调处，表面上解决了纠纷，而实质上是以损害司法尊严为代价的[3]。我国民事调解制度规定了调解贯穿于审判程序的全过程，也就是说，民事诉讼调解具有非程序化的倾向。其弊端在于：一是法官不能把握让每一个案件都能调解，极易将消极、中立、被动的地位弃之一边，常会处于积极、主动的地位，限制和损害了当事人对程序的选择；二是各级法院的调解量化指标，促使法官过分依赖调解结案，导致案件久调不决，诉讼效率低下；三是法官双重身分的潜在强制力，容易造成关系案、人情案，甚至于侵犯当事人权利；四是法官采取“背对背”的方式调解，有违公开原则，剥夺了当事人的知情权与程序参与权，易产生强制性合意。
（二）自愿和合法原则缺乏制约机制
《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八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这一规定实在过于原则。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调解规定》）第十二条对此作了补充和完善，规定了四类调解协议是无效的，不予认可。然而，其中第（三）项“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规定，在实务中是较难认定的。
引证二：甲公司为私营企业，将一批产品出售给乙公司后，一直拒绝提供增值税发票。乙公司遂起诉。在法官的主持下，双方达成如下调解协议：“甲公司应向乙公司提供增值税发票。如果在调解协议签订之日起三十日内，甲公司不提供增值税发票，则由甲公司补偿乙公司税款损失4万元。”逾期，乙公司申请执行。在执行中查明，甲公司实际在诉讼调解阶段就已着手变卖企业资产，为逃避债务，以虚假承诺签订该调解协议后，法定代表人卷款外逃，案件无法执行。
此案例说明，在诉讼调解过程中，无论是一方当事人作虚假承诺，还是双方串通一气，或者是一方被迫接受调解，法官一般情况下是难以审查的。况且，《调解规定》中只强调了自愿、合法、保密和灵活四原则，舍弃了民诉法规定的“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原则”，法官为力求早日结案，不会主动、也没有必要去查明事实，更不会过多地考虑是否能执行的问题。只要能调解结案，能否自觉履行，是当事人
自己的事。当前的法律对于自愿与合法原则，制定的是过于原则，缺乏相应的预防和补救措施。一旦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此次诉讼程序就此终结。
（三）调解制度缺乏执行力可行性规定
民事活动应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诚实信用原则。这不仅是和谐社会所需要的，也是法治社会所需要的。没有诚信，即便达成调解协议，也不一定能自觉履行。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另一方当事人是有权依照法律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这就涉及到调解协议应具有可执行性。如果调解协议没有执行力，那么，该调解协议（书）就不具有了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了。
引证三：丙公司与丁公司签订某工程合同（分二期建设）。在第一期工程完工后，丁公司以质量不合格为由拒付第一期工程款，而第二期工程又已建一半。丙公司起诉丁公司，追究其违约责任。丁公司则以第一期工程质量不合格造成损失提起反诉。经法官调解，双方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丁公司给付丙公司第一期工程款50万元，丙公司赔偿丁公司第一期工程质量不合格的损失16万元，并负责对第一期工程进行维修。上述款项在第二期工程验收合格后一并结算。”二期工程完工后，丁公司以一期工程维修和二期工程质量不合格为由拒不结账。丙公司持调解书向法院申请执行，要求丁公司按调解协议履行。法院审查后认为，该调解协议没有具体的给付内容，也没有明确的执行标的，只是对尚未履行的原合同的一种变更，不符合受理条件，不予立案执行。
从该案例不难看出，实践中，法官在主持调解的过程中，往往只注重了调解结案率，只注重了当事人能否达成协议，只注重了调解协议的内容是否违法，极少考虑调解协议的可执行力问题。当然，这不能完全归责于法官。因为现有的法律并没有对民事调解协议的执行力作明确的规定，只要协议不违法，人民法院是没有理由不予认可的。对于生效的调解协议是否应该有执行力，没有规定，这应该说是一个长期被人忽略的法律漏洞，也是多年以来重审轻执的结果。
《适用民诉法若干意见》第254条规定：“当事人拒绝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支付令的，人民法院应向当事人发出执行通知。在执行通知指定的期间被执行人仍不履行的，应当强制执行。”可是执行实务中，我们发现有些民事调解书所确定的内容没有具体的给付内容，执行标的也不明确，根本不符合《执行工作若干规定（试行）》第18条第1款第（4）项规定的受理条件。世界各国通行的判决有三种形式：给付判决、确认判决和形成判决。具有执行力的判决也只是给付判决。按现行法律规定，具有执行力的法律文书必须具备二个条件，一是生效，二是有明确的给付内容。然而，按自愿和合法原则而形成的调解协议，虽已生效，但因没有给付内容而不能进入强制执行执行阶段，或者说即便进入了执行阶段，也存在执行不能的问题。对于这类具有法律效力的调解协议，在没有违反自愿和合法原则的情况下，当事人通过何种途径救济，没有规定。有些调解协议约定了双方当事人互负义务，在双方履行义务时都有瑕疵时，能否互为被执行人？一方如先行申请执行，另一方能否行使先履行抗辩权？按照何种程序审查？这些问题急需从法律上去完善。
此外，对于调解书中履行义务的期限是分阶段的、分多年给付的，如给付债款，给付扶养、抚育费等案件，如果因各种原因不能履行前面几期或者说其中有几期没有履行给付义务的，申请执行人能否以被执行人拒不履行后几期义务而申请法院对后几期义务一并强制执行？法律对此没有规定，实务部门对此争议较大，需要法律对这类调解书的执行力作出明确规定。
二、民事调解协议应具备的法律效力
在诉讼程序中，当事人为解决诉争而达成的调解协议，其本身所具有的法律效力与未经人民法院审查认可的普通民事契约的法律效力是不同的。民事诉讼调解协议应具有变更法律关系、终结诉讼和强制执行力等法律效力。
（一）民事诉讼调解协议应具有变更法律关系的效力
调解协议是当事人双方为解决诉争而在人民法院主持下自愿达成的合意。这种合意也是一种契约，但它与普通的民事契约的法律约束力是不同的。虽然调解协议与普通的契约都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但调解协议除了与普通契约一样可以变更当事人原有的权利义务关系外，还具有普通契约所没有的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的效力。
诉讼调解作为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和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重要方式，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按现行的民诉法规定，我国的诉讼审理程序采用的是调审合一的模式，无论是普通程序、简易程序，还是第二审程序、审判监督程序，只要是属于民事权利义务争议而引起的民事案件，都可适用调解的方式解决。《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了上诉案件可以调解，当事人在二审程序中，通过达成新的调解协议，可以变更原审的判决、裁定。《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了再审案件按原一审或二审程序审理，那么在再审程序中达成的调解协议也当然的可以对原生效的判决书、裁定书和民事调解书所确定的法定权利义务重新予以变更，原生效的法律文书则自然失效。调解协议如要具备变更法律关系的效力，必须是在自愿和合法的原则前提下，由人民法院认可才行。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自愿必须是充分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的同时，也要体现司法公正的理念。如果法官不能站在中立的地位主导调解，而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利用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向当事人施加压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当事人，就很容易产生强制合意。虽然当事人在压制调解和久调不决的“司法阴影”下接受了调解协议，但它不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无法真实反映当事人的自愿原则；二是合法不仅仅是体现在调解协议的内容符合法律的规定，还在于民事诉讼所解决的合理性是并非来源于用法律而形成的解决方案，而是来源于当事人双方对调解方案的认同。合意的形成过程，是双方当事人在自愿对自己实体权利处分的基础上而协商达成的，属于私法行为。只要是不为法律所禁止，即为合法。三是当事人达成合意后，由人民法院对调解协议的内容进行审查，一经确认，即具有法律效力。在二审和再审程序中，重新达成的调解协议就具有了改变原法律文书的法律效力。
（二）民事诉讼调解协议应具有终结诉讼的效力
我国法院调解经历了“调解为主”、“着重调解”和“依法调解“三个历史阶段，调解一度成为民事诉讼中解决纠纷的主要方式。从法律意义上讲，通过调解结案的诉讼对于当事人具有既判力和法律上的约束力，这是中国调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
法院调解强化的是调审合一，它以当事人之间私权冲突为基础，以当事人的一方诉讼请求为依据，以司法审判权的介入和审查为特征，以当事人之间处分自己的权益为内容，实际上是公权力主导下的一种处分与让与。它同时体现了一种社会秩序的安排，反映了和谐、秩序方面的价值追求。所以，经过人民法院的审查认可，民事调解协议还具有普通民事契约所不具备的终结诉讼的效力。
《调解规定》第十三条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当事人各方同意在调解协议上签名或者盖章后生效，经人民法院审查确认后，应当记入笔录或者将协议附卷，并由当事人、审判人员、书记员签名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请求制作调解书的，人民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送交当事人。当事人拒收调解书的，不影响调解协议的效力。一方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另一方可以持调解书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按照这一法律规定，调解协议发生法律效力后即具有了终结诉讼程序的效力。表现在三个方面，（1）当事人不能以经过调解解决的同一事实和理由，对另一方再行起诉；（2）不能因反悔而提起上诉；（3）调解书或者调解协议可以作为执行依据。
（三）民事诉讼调解协议应具有强制执行力
民事调解协议有别于普通民事契约的法律效力的显著区别还在于它应具有显著的可强制执行效力。在一般情况下，调解协议应该是当事人妥协让步的结果，只要出自内心真正的自愿，当事人基本上会自觉履行，会主动做到调解息诉，案结事了。但是，还有少数不讲诚信的当事人，以虚假意思表示，利用调解之机，施逃债之目的。所以，《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六条和《调解规定》第十三条规定了民事调解书对当事人有约束力，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当事人在签署和解协议之后拒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另一方有权申请强制执行。表明了民事调解协议应该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一般来讲，调解书与判决书具有同样的执行力。但是，判决的执行力也只适用于给付判决，确认判决与形成判决均无执行力。因此，可以进行强制执行的判决，限于给付判决。确认判决虽有确认请求权存在，但无执行力。执行依据没有确定给付内容的，不得执行[4]。作为执行依据的调解协议书，也同样应该具有给付内容，否则，调解书便没有执行力。笔者认为，调解书约定的给付内容，可以是财产，也可以是行为。作为给付内容的行为，即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如果履行给付行为会产生新的法律关系，形成新的纠纷，或者履行给付行为因为法律所禁止或限制，当事人自身无法履行的，应视为没有给付内容。如果仅有给付内容，没有明确的标的和被执行人，那么，这样的调解书就没有执行力。《调解规定》第十九条规定：“调解书确定的担保条款或者承担民事责任的条件成就时，当事人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执行。”否则，调解协议约定的履约条件或者承担民事责任的条件不成就时，该调解书就没有执行力，依法不能受理执行。
三、改革和完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几点建议
由于我国采取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因而诉权与审判权两者关系是不协调的，表现为审判权过于扩张，而诉权不充分并且缺乏保障。如何改革和完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笔者认为，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国策下，将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民事诉讼调解仍将以其固有的灵活性及高效性得以重视和发展，仍将是与审判并立的另一种纠纷解决机制。为顺应民事审判方式改革，适应市场经济需要，我们对改革和完善民事诉讼制度提出几点建议：
（一）建立和规范民事诉讼调解程序
调解与审判是我国民事审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调审合一模式的缺陷突出表现在国家干预色彩浓厚，审判权凌驾于诉权之上，极易损害当事人在自愿基础上形成的合意。强制合意已是普遍现象，这也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所共识。建立一套与审判程序相并列的独立调解程序，可以提高审判效率，节约审判资源，消除体制上的弊端。具体可如下几个方面予以改革和完善：
1、当事人申请为唯一启动程序。现有调解制度在调解程序的启动方式上有两种，一是当事人申请，二是法院因职权启动。实务中，法官在各级倡导的司法和谐理念下，为了提高和完成调解率，过于强化了调解的职权运作。从和谐的角度，法院因职权“迫使”当事人调解或者接受法官提出的调解方案，将强制合意替代自愿合意，不仅起不到司法和谐的效果，反而会伤及法律的尊严，损害当事人权益。前述中，我们从调解书的执行力角度不难发现，不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调解协议，一方如果认为自己的权益并没有被充分保护，往往会故意不履行调解书确定的义务，迫使另一方申请执行。在执行中，再次以和解执行的方式改变调解书结果的案件屡见不鲜。只要是长期从事执行实务的法官，在这方面都会有深刻体会。从法理的角度，法院审理案件的范围和裁判事项的范围都是基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法院不得有诉不判，也不得无诉乱判。而从调解制度来看，《调解规定》第九条“调解协议内容超出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的规定，是出于对当事人合意处分的切实尊重，打破了当事人诉权与法院审判权之间的应然关系。笔者认为，建立一套完全独立的调解程序，使审判程序与调解程序分离，完全有必要。双方当事人如果均同意调解，完全可以按调解程序进行调解而不必进入审判程序。既可提高效率，又可保持中立，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从法理逻辑来讲，《调解规定》第九条已从程序上突破了审判程序的规定，有了调审分离的基础。实行调审分离，使调解主持人和审判法官的身份不再重合，能有效预防法院“以判压调”现象，使当事人能充分行使意思自治权。
2、完善调解原则，兼顾执行原则。无论是《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自愿原则、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原则、合法原则，还是《调解规定》规定的自愿原则、合法原则、保密原则和灵活原则，我们认为还不尽完善，还不完全符合客观现实的需要。今天的法院调解带有更多的理性和现代色彩，因此，调解原则不应作过多的限制。我们认为《调解规定》舍弃“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原则”有脱离实际之嫌。虽然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原则上的批评，主要集中于认为该原则与调解依赖于双方当事人合意的本质属性时常冲突[5]。但是，也有学者指出，取消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原则，未必是一种合理的选择，主要理由是：第一，当事人诉诸法院时双方的分歧和冲突已具有相当的强度，双方当事人一般都会要求通过法院的审理查清事实真相和分清双方是非责任，而不愿意不清不白地与对方和解。第二，法官如不把握案件事实，就无法对双方的争议作出正确判断，即使有办法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其正当性和合理性也会受到质疑。第三，如果允许在事实不清、是非不明的情况下进行调解，法官就不会在查明事实和分清是非上下功夫，就会利用审判者的地位强制当事人接受调解
[6]。我们从实践中体会到，相当多的当事人是本着分清是非的心态起诉的。不清不白的强制调解，实在是不能体现司法公正和司法和谐。同时，如不强调查清事实，就有可能使一些违法的民事行为通过调解而合法化。如农村大量的赌博之债、胁迫之债和其他违法行为之债就会以合法的形式得以确认。
笔者认为，调解原则中除了不能舍弃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原则外，还应该增加调执兼顾原则。调解书虽与判决书一样具有强制执行力要求，但诚如前述案例和理由已表明，有些新型案件在调解后，根据当事人的合意，或者说是按法官的意思达成的协议制作了调解书，往往因没有兼顾是否能执行的问题，而使当事人和法院执行部门陷入两难境地。因此，调解原则应该设立兼顾执行的原则。只要是具有给付内容的调解协议，必须明确执行标的，不能订立模糊履行条款。给付内容是行为的，履行的行为应是可执行的合法行为。否则，当事人依法不能履行，或者法院不能依法执行（履行行为为法律所禁止）的民事调解书就应归于错误之法律文书。
3、对调解的适用范围加以规范。现行调解制度规定调解适用于普通程序、简易程序、二审程序和再审程序。《调解规定》第二条明确了“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还债程序的案件，婚姻关系、身份关系确认案件以及其他依案件性质不能进行调解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不予调解。”笔者认为，还应该从两个方面予以明确，一是关于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案件，如处置国有资产、集体资产，因其利益不属于某个组织和个人，因而不能由某个组织或个人进行自由处分，应不适用调解。二是对无效民事行为的确认案件不适用调解。实务中，有些法官为尽快结案，往往对已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视而不见。如对于企业间违法拆借资金，不予制裁，仍将此类案件以调解方式结案[7]。此外，对于一些无效合同的确认（如本文案例一这类的案件），赌博之债而形成的债务纠纷，同居关系的解除等等为法律所禁止的民事行为产生的纠纷案件应不适用调解。
（二）制定监督制约机制
为了体现公正与效率的主题，应该在调解制度中设立监督条款。一是完善法官不得强制调解的规定。法官意见只能是在当事人达成合意之前，因双方存在较小差距而碍于各种原因难以一致时，法官从有利于解决纠纷的角度而提出的建议或方案应表现为中立。当事人双方自愿接受的，视为有效，否则，应该按照“能调则调、当判则判”的原则，终结调解程序，按审判程序审理案件。对强制调解的案件，一律按错案对待，从根本上杜绝久调不决、强制调解的现象发生。二是赋予当事人拒绝接受强制调解的权利。当事人有证据证明法官强制调解的，调解协议没有约束力。已经生效的调解协议，在法定的二年期内，当事人有权申请再审。三是适用调解的案件，调解期限不宜太长，且不能申请延期调解。从受理申请调解或接受调解之日起，应在六十日之内结案。四是对不适用调解的案件，如仍以调解方式结案的，应以错案追究责任。
四、结语
3.从核心竞争力看国内企业战略缺陷 篇三
创维一直在研究多元化，反反复复，
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说，选择多元化应该围绕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来展开。所谓核心竞争力，是指一个企业在某方面的优势，这种优势应该在一段时间不会被轻易模仿，是一种相对优势。同时，这种核心竞争力还可以应用到其他市场中去。
和中国企业相比，日美企业更注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比如本田，其核心竞争力表面看是管理、文化等，但真正核心的是它的发动机产品，有了发动机，本田从摩托车进入汽车，从汽车进入汽艇，从汽艇进入赛车，从赛车进入航空，现在本田和GE正准备合作制造飞机。
我们再看索尼，它的核心竞争力是光学技术，它使索尼在很短时间内能进入很多领域，并名列前茅，从数码相机直到等离子电视机，它使索尼与别的企业不同，这种优势同时延伸到很多领域。
简单理解，我所说的这种核心竞争力其实就是在一定时期内，一种独特的，比他人做得好的核心技能，它可以是技术，也可以是别的。
创维应该首先清楚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创维学习了很多好的生产管理经验，规模生产能力强。如果进入某一领域，可能打败很多中小竞争者。但创维应该有一个更长远的愿景，要从企业的未来做打算，即便是采用多元化战略，也应在与自己主业的相关领域发展。
创维选择数字电视作为专业化方向是对的。数字技术多数来自于美国，我们同三星等企业的技术差距并不大，中国的家电企业应该在数字领域走得更远，并且把在数字领域的技术优势扩张到它相关的领域。
现在进入了网络时代，如何把电视技术与多媒体技术、网络结合在一起，是创维们应该做的。相比之下，三星和索尼在这方面已经想得很深，其技术开发和创新都在这些方面。
对比创维，可以谈谈联想的战略调整。
我们应该分析一下联想真正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联想的核心竞争力是其在全国范围无孔不入的渠道网络，这个网络是其他企业很难打破的。
这种能力在戴尔进入中国后更为明显。戴尔的核心竞争力公认的大概有两条：一是超信息化的神经系统；一是在此基础上有效的供应链系统。它的直销在美国能降低成本5%-7%，加上其按需制造的优势，使其在国外几乎所向披靡，
但这种模式在中国遇到了特殊的环境，它的核心竞争力在这里受到种种文化、政治、经济等因素影响，远没有在美国那么强大。比如中国人对电话订购并不信任，相反是联想原来那种看起来似乎落后的面对面的商店售物模式更为实用，而且中国人往往在品牌认同后就一直认同某一品牌。在与IBM手提计算机部并构之后，联想的核心竞争能力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一个企业要成功一般不外乎低成本或高技术，PC这个行业在中国普及率还有很大上升空间。并构后的新联想可以在这个市场进一步做深做透，同时以这个核心为基础，再去进军其他领域。自身的渠道、成本和规模优势，再加上ThinkPad的品牌优势，势必能够发挥出很强的综合效应，使联想在 5到内保持领先地位。
当然，市场环境在不断发生变化，所以核心竞争力不是永远的。以西门子和GE为例，前者活了160多年，GE活了130多年；西门子以稳健著称，GE则以创新和变化见长。GE公司业务中的50%左右与金融有关，这需要GE在市场和产品环境变化的今天能不断地做出调整以适应环境。但西门子决策比较慢不一定是坏事，有时反而是一件好事，比如前几年的网络高潮，西门子一直在论证，花费了很长时间，它的风格是要做到风险最小化，结果它受冲击很小。这说明每个企业都有属于自己，适合于自己的远见和风格。
从这可以看出一些国内企业的在战略发展上的缺陷。他们看到机会往往就一窝蜂上，追求多元化而很难持续发展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机会主义是商人的天性使然，但这常常影响企业发展，难以使自己成为国际化的巨头。
4.从汉语看汉民族的传统时间观 篇四
刘泽民
内容摘要本文用语言分析的方法揭示汉民族的传统时间观以及与时间有关的文化事象的内涵，得出了几个基本结论；分析了农事、天象与时间的有机关联以及汉民族对时间的某些具体认知方式。
关键词 时间观 汉语 语言分析
‚文化‛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可以包括人类的一切创造活动和创造结果。更多的学者把‚文化‛限定在精神方面，例如爱德华〃泰勒那个著名定义：‚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们所接受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他各种能力和习惯。‛“1”即使按这个狭义的定义，时间观也是文化中很重要的内容，它直接涉及人们的知识、信仰、法律、风俗等诸多方面和文化的不同层面。透视一个民族的时间观可以看到该民族文化中隐涵的许多东西。
语言是文化中重要而独特的组成部分。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指出的那样：‚语言是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工具的体系，而是一套发音的风俗及精神文化的一部分。‛“2”语言的独特就在于作为文化的承载和表达手段，把文化中的其他要素融汇于自身之中，使文化的各个要素、各个层面都能在语言中得到充分体现。这就是文化在语言中的‚共时折射‛或‚共时浓缩‛。此外，大量的不同时期的文化内涵随时间推移在语言中不断积存下来，形成文化在语言中的‚历时积淀‛。因此，对语言的发掘能给文化研究提供大量有用的信息。
本文试图用语言分析的方法来揭示汉民族传统的时间观念以及与时间有关的文化事象的内涵，这种揭示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一是对一些相关词汇作语源、字源或语义分析；二是引用典籍中的文字资料和活的口语材料与有关词汇的语源和语义分析相互印证，以尽量避免解释的主观性。
一
让我们来看看汉语中和时间有关的几个词。先来看‚ｓｈí＠①‛，‚ｓｈí
＠①‛在汉字中出现的很早，甲骨文中已大量见，写作。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ｓｈí＠①，四ｓｈí＠①也。从日寺声。，古文时，从日作。‛清代段玉裁注云：‚本春秋冬夏之称，引申之为凡岁月日刻之用。释诂曰：时，是也。此时之本义，言时则无有不是者也。……之，声也，小篆从寺，寺亦之声也，汉隶亦有用者。‛很显然，甲骨文中的是时的本字，‚ｓｈí＠①‛是后起的形声字，在许慎的时代已取代了‚‛，然而作为古字仍为人知晓，并以隶书的形式保存下来。许慎对该字的解释是对的，从日作，原本是一个会意字。是小草从土中冒出嫩芽，《说文解字》中解释得很清楚：‚之，出也。象过，枝茎渐益大，有所之也，一者地也。‛那么，‚时‛的解释便是：在和煦的阳光下，生命的种子绽出新芽。这正体现了古人对时间本质的认识，时间就是孕育和催生万物的基本力量。这是一种独特而耐人寻味的时间观，是理解汉民族有关时间的文化内涵的关键所在。四时是时间的具体体现。《尔雅〃释诂》将时解释为‚是也‛，是把‚时‛的假借用法当成了‚时‛的一个义项。这种假借用法在《诗经》、《尚书》中很普遍。段玉裁则走的更远，把这种假借用法当成了‚时‛的本文，并牵强地对此作出解释：‚言时则无有不是者也。‛段玉裁对古文的解释也是错误的，把‚之‛当成声符，没有看到它所含的社会意义。
中国古人这种对时间的认识，根源于对大自然（尤其是植物）随时间的孕育、生长、繁盛和消亡这一现象的观察和体悟。这一认识随着农耕时代的到来进一步加深和巩固。对‚春‛、‚秋‛、‚年‛等词的分析也能印证这一点。这几个表示时间或季节的词，其本义都与植物或庄稼的生长、成熟有关。‚年‛本义是禾谷成熟的意思，《说文》曰：‚年，谷熟也，从禾干声。‛‚年‛字在卜辞中亦多见，本义即为‚谷熟‛，卜辞中的‚受年‛、‚求年‛，就是后世‚祈谷‛之祭。“3”《春秋〃宣公十六年》中有‚大有年‛，即是年谷物大丰收。古时一年庄稼成熟一次，于是庄稼成熟的周期便很自然成了古人计时的一个单位‚年‛。‚春‛《说文》作‚＠②‛，‚推也。从草从日，草，春时生也，屯声。‛根据甲骨卜辞材料，‚屯‛其实就是‚春‛的本字。这个结论的线索也是《说文》提供的。《说文》：‚屯‛，难也，象草木之初生屯然而难，从草贯一……
‚象草木之初生‛便是屯的本义，难是后起的引伸义。卜辞中的‚屯‛写作就象草木初生，且常有‚今屯‛、‚来屯‛字样。‚春‛作、、，很容易看出都是屯的后起字，加日，加草是为了使‚屯‛的表时间意味更明显。‚秋‛的本义是谷物成熟，《说文》云：‚秋，禾谷熟也。‛甲骨文‚秋‛作很显然是突出成熟的谷穗。《尚
书〃盘庚》中‚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就是‚秋‛的本义。殷人只分春秋两迹簿很显然是因为‚春‛与‚秋‛正是播种和收获的时间，于农事极为关键。这种划分有很实际的意义。
农事中的‚种‛，是最讲时机的，先秦汉语中‚时‛就有播种的含义，这就是后来的‚莳‛字。直到现在，南方很多地方都不把插秧叫‚莳田‛或‚莳禾‛，莳者，不失时机地栽种也。二十四节气也是汉族特有的时间划分，它也是为农业生产而制定的。《淮南子〃天文训》说：‚十五日为一节，乃生二十四时之变。‛‚节气‛一词，指明了时间与气候的关系，二十四节气中，许多节气的名称，即透露这方面的信息：如小寒、大寒、雨水、谷雨、小满、小署、大署、处署、白露、霜降、小雪、大雪。还应指出，这里‚气‛有更深刻的内涵。气的本义是人之气息，古人从人死气息绝体悟到气是生命的本原，并将这种观念推衍到万事万物。天之气形现为云，所以《说文》谓‚气，云气也‛。地之气形现为风，（今还可见‚风气‛连用。）《礼记〃月令》中就说过：‚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可见，‚天气‛，‚气候‛、‚节气‛这些词的构成，都是有深刻的内涵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汉民族的传统时间观，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把时间和农业生产紧密联系起来，把农事的进程作为时间的一种重要尺度，把时间和大自然的生息紧密联系在一起。
汉语中还有一组耐人寻味的词：月令、时令、节令，它们把时间与命令、政令联系在一起，这也是汉民族深植于农耕文化的时间体悟。《吕氏春秋〃十二纪》帮我们揭示了时与令的关系，因农事和时间的关系极为密切，农耕社会的一切政令都要围绕着农时来颁行，‚不违农时‛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的一条铁律。《十二纪》记载了每月相应的政令，如孟春之月，天子须在立春前三天斋戒。‚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迎春于东郊‛，‚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经术，善相丘陵阪险原＠③，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吕氏春秋〃孟春纪》）农业生产的极强的时间性和收成对气候的依赖性，使人们意识到，任何对季节时序的违背，都会带来极坏的结果。大自然的报应不爽，使古人们坚信，是上帝的意志左右着人类，自然力只不过是上帝意志的体现，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屈服和顺应才是明智的策略。这种认识发展为时间观上的‚天人合一‛，卜辞中常常可以见到‚帝不令雨‛等字样，便是
‚天人合一‛时间观的反映。
时间观念上的‚天人合一‛随着阴阳五行学说的建立纳入了天地时令社会人事有机关联，包罗万象的理论体系，《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篇的描述便充分体现了阴阳五行时间观。不同的季节月份有相应的天象，天上的二十八宿对应着地上的分野，四时配以四方，十二月与十二律吕相配，时间和乐律呈现一种神秘的配应。又是‚气‛把‚历‛和‚律‛联系起来，《礼记〃月令》：‚孟冬气至，则应钟之律令。‛阴阳之气和金、木、水、火、土、五行把时间、味觉、嗅觉、腑脏、颜色、生命的节律统通联系在一起（时间和生命节律的内在联系也贯穿在中医理论中），时序在这里起了一个主导作用。天子以时祭祀，在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之日，亲往迎接，表达对上天的礼敬，甚至每月初一还有一个‚告朔‛的祭礼仪式。可见‚天时‛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后世‚天时、地利、人和‛之说只是这种观念的延续而已。
根据以上分析，汉民族传统时间观可概括为如下几点：
一、汉民族的时间观是深植于农耕文化基础之上的。
二、时间观念也体现出‚天人合一‛的倾向。
三、把时间和生命过程的关系看得异常密切。认为万物的孕育，成长和消亡和万事的开端，进展和结局都与时间有密切的关系。这种观念走向极端，便有了事物的开端决定了事物全过程的观念。这种观念被马勒伯郎士（Maleblonche）称为偶因论，“4”这种观念体现在民间便有了行事的择日，婚姻的和合生辰八字、婚丧嫁娶、造屋开店等时刻的选定。
四、时间观上的循环论，这种循环论受到四时更替周而复始现象的启发，体现在社会历史观上便是‚历史循环论‛，所谓‚一乱一治‛，‚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缺乏社会进步的概念。受农耕文化经验至上的影响，中国传统还有‚一切向后看‛的倾向，以美化了的古代社会为样板，言必称三代。
二
汉民族传统的时间感知和时间切分，主要是以日月星辰的运动为参照系的，这从对汉语中与时间有关的一些词的分析便可得知。较短的时间划分是不可能以大自然生物变化样态来确定的，只有象四季、一年这样的长时段才可依据生物样态来作大致的划分。日月星晨的运行便成为时间区分的最便利的参照系。‚日‛就是以太阳的出现来划分的，‚夕‛是月亮的象形，夜晚当然是以月亮的出现为直观标志。‚月‛亦是月亮的象形，又月亮圆缺的周期为一个时间段，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朔‛、‚望‛皆从月，‚旦‛、‚莫‛、‚晓‛、‚晦‛、‚晨‛、‚晚‛、‚昏‛、‚旬‛皆从日，连‚时‛也从日，因为日是天
空中最显著的标志，是观测时间的最佳参照系，‚光阴‛一词透露了古人刻日影以计时的事实。
如果说渔猎和畜牧社会有较粗疏的时间概念就足够的话，农耕社会便不能满足于时间的粗疏划分。日、月的运行可用来记日、记月，然季节的更替以回归年（即太阳年）为周期的，农事的安排便要以回归年为标准，这时仅靠观测日月运行就不够了。对其他星辰的观察便很有必要了；所谓‚审天者查列星而知四时‛（《吕氏春秋〃贵因》）。为了确立季节以利耕作，汉民族先民积累了大量有关天象的知识，正如明末顾炎武所指出的：‚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戌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5”《诗经》中大量诗句就涉及天象。天文知识的普及，证明当时对天象与农时关系的重视。事实上，在距今之千年前，就设有‚火正‛官职，专司观测‚大火‛以预告季节。据《尚书〃尧曲》，尧时就有掌天文历法的官员羲氏与和氏，‚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大量的天文知识的积累，便有了天区的三垣、二十八宿、十二次的划分，便产生了较准确的历法。据当代学者庞朴考证，中国最早的历法是一种紧密固着于农业生产的、以大火（心宿二）为授时星象的自然历，他称之为‚火历‛。大火昏见便是春分，是一轮农事周期的开始，根据大火各时的不同方位，便可安排各时的不同劳作，到日近心宿，大火西伏时，一轮农事便告结束。“6”此后又有‚岁星纪年法‛，古人发现岁星（即木星）十二年运行约一周天，其轨道与黄道相近，因将周天十二等分，称十二次，木星每年行经一次，即以所在星次来记年，《春秋》、《国语》就有‚岁在鹑火‛，‚岁在星纪‛的纪录，足见当时已采用岁星纪年。
现代汉语中年龄还以‚岁‛为单位，即透露岁星纪年的遗迹，后来的太岁纪年，又留下‚太岁头上动土‛这样的俗语。
有意思的是，星辰的‚辰‛和时辰的‚辰‛是同一个字，与农事有关的‚蓐‛、‚耨‛、‚辱‛均从辰，甚至ｎóｎｇ＠④字本身也从辰，（金字写作＠⑤，是个会意字），这之间的关系，郭沫若给我们揭示出来了，他在《甲骨文字研究》中说：‚辰与蜃在古当系一字，蜃字从虫，例当后起。‛‚余以为辰实古之耕器，其作贝壳形者，盖蜃器也。……附以提手，字盖象形，其更加以手形若足形者，则示操作之意。‛‚辰本耕器，故ｎóｎｇ＠⑤、蓐、耨均从辰，星之名辰者，盖星象与农事大有攸关，古人多以耕器表彰之。‛前面说过，最古老的历法是‚火历‛，它以‚大火‛为参照点，而‚大火‛又叫‚辰‛。
在古人看来作为时间参照点的星本就意味着时间，所以辰又引申出时间的含义就很自然了，曾经作为时间参照点的参星、北极星、房星都叫辰。《说文》云：‚辰，房星，天时也‛。段注说：‚房星辰正，为农事所瞻仰，故日天时。引申之，凡时皆日辰‛。《国语》有：‚农祥晨正，驷见而陨霜。‛农祥和驷都是房星的别名，农祥辰正，就是说房星在立春日早晨出现在正南，一轮农事开始；驷见而陨霜，就是说，当时的每年九、十月间清晨，房星出现在天空东南方时，下霜的季节到了。可见春秋时代，甚至到了许慎的东汉时代，房星作为‚辰‛，是人们观测农时的重要参照点。后来连二十八宿和日、月、星均可以叫辰了，外延明显扩大，反掩盖了‚辰‛作为时间参照点的本义。一个‚辰‛字，便把农事，星象和时间三者联系在一起，透露出汉民族时间观的多少文化内涵！
三
前面讲过汉民族对时间的认识，多是通过体悟而非抽象的分析而获得的，然而汉民族并非没有对时间的抽象的、形而上的思考，这里我们仅指出两点：
一、对时间本质的认识。古代哲人把时间和空间看成物质存在的不可忽缺的形式，《庄子〃庚桑楚》便有‚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这道出了空间和时间的无限性，且把对时空的思考提到了存在论的高度。后世训诂家对‚宇‛‚宙‛的解释更明白易懂，‚四方上下四字，古往今来曰宙‛，在古哲那里，‚宇‛和‚宙‛总是相提并论的，《淮南子》干脆把它们并成了一个词：‚虚廓生宇宙‛（天文训），‚宇宙‛一词说明古代中国人总是把世界看成三维的，空间的二维加上时间的一维。
二、相对论的时间观，这也是道家的时间观。在庄子看来，时间的久暂，在乎以什么眼光去看，‚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而‚楚三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的大椿，却‚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逍遥游）然而‚道‛的时间观却是静止的，绝对的，‚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大宗师），所以，用‚道‛的时间观来衡量，天下‚莫寿于殇，而彭祖为夭‛（齐物论）
。‚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便是这种时间观的民间解释。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以上对时空的抽象认识，令人惊异地和现代物理学的时空观相吻合。但是，更能体现汉民族文化特质的，要算汉民族对时间的具体的认知方式，它构成了独特的文化内涵，是思维方式的具体体现，这在汉语中有大量反映，下面我们对有关词汇作些分析。
用空间位臵关系来表达时间顺序，恐怕是所有文化共有的方式，如英语中有before monday，after
sunday，汉语中也有前天、后天，但是，汉语以在先的时间为‚上‛，以在后的时间为‚下‛却是其特色。例如：
上星期、上个月、上辈子、上午、上半夜、下世纪、下周、下次、下半年等。时间的先后和位臵的高下有什么关系呢？这点似乎很难让人想通，但把这和‚时光流逝‛、‚历史长河‛、‚似水流年‛联系起来，就变得很好理解了。原来汉族人把时间比作河流，河流自然是自上而下流动的，所以我们在谈及历史时便用‚追溯‛、‚上溯‛等词。“7”汉民族对时间的这种隐喻性思维，大概受了孔子的影响；‚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几千年来，多少中国人耳熟能详！或许这种隐喻思维中潜藏着更深刻的文化内涵：其一，历史是每况愈下的；其二，时间顺序决定着尊卑长幼，先辈总是在上的，而后代总是为下。因此，汉民族对‚后来居上‛现象总有一种心理上的逆牾感。
‚前‛、‚后‛在汉语里既表示空间关系，也表示时间关系，时间关系的含义是从空间关系隐喻而来。以前的‚前‛（表时间）和‚前面‛的‚前‛（表空间）没有什么区别，而在英语里表时间的before、after和表空间的ahead、behind是有区别的。虽然在比较少的场合也有用before、after表空间关系，但大部分时候区别是很明显的。汉语中表示时间概念的‚从前‛、‚以前‛、‚前天‛、‚前年‛、‚今后‛、‚以后‛、‚往后‛、‚后来‛、‚后天‛明显地强调一种先后次序，它以某一时点为参照点，把在这点之先的称为‚前‛，之后的称为‚后‛，象‚前夫‛、‚前任‛、‚前辈‛、‚前总理‛，‚后爹‛、‚后任‛、‚后代‛与之相似，也是强调先后次序。另外，汉族人显然把时间设想为一种迎我们面而来的事物，这从‚过去‛、‚将来‛、‚古往今来‛这几个时间词汇中可以看出来。汉语中还有少量表时间关系的词强调向性，如‚前景‛、‚前途‛、‚向前看‛，‚向前看‛不是向过去看，而是向未来看，我们身体的朝向决定了前后关系。
象‚日上三竿‛、‚太阳晒屁股了‛、‚一顿饭的功夫‛、‚抽袋烟的功夫‛、‚掌灯时分‛这样的说法常出于寻常百姓口中，它反映的是一种民间的计时方式，体现的是农业社会对具体时间的粗疏把握，却也显得质朴实用。
‚过日子‛反映的是汉民族一种普遍的人生观，是‚生活‛的更通俗的说法。人生由一连串的‚日子‛组成，对每个人来说，他的‚日子‛是有定数的，就是‚寿数‛或‚阳寿‛。人的一生说穿了就是奉天命‚来世上走一遭‛罢了。‚过日子‛形象地体现了这种带着宿命色彩的，无目的的人生观，既无可奈何又安之若素，悲观中又透出几分洒脱，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大众人生观。
对时间的价值考虑在汉民族时间观中一贯是淡薄的，古人虽有‚人生苦短‛的概叹和‚寸阴寸金‛的箴言，但这从未成为一种普遍的意识。农耕文化孕育出来的从容、悠闲的生活方式一直成为士大夫和寻常百姓追求的模式。‚文武之道，一张一驰‛体现的是农耕生产的张驰节奏；‚性急吃不得热豆腐‛、‚欲速则不达‛，常常ｇｕà＠⑥在我们嘴边。‚时间就是金钱‛只是晚近的舶来品，自然，随着传统的农耕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的转型，这种时间价值观也日益深入人心。兰州方言近几年‚光阴‛一词获得了‚金钱‛的意义，大概可说明一些问题。
注释：
“1”泰勒《原始文化》，转引自《多元文化与社会进步》，第11页，菲立蒲〃博克著，余兴安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2”《文化论》，第7页，马林诺夫斯基著，费孝通等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
“3”参见李孝定《甲骨文集释》卷上，第23，66页。
“4”参见克洛德〃拉尔《中国人思维中的时间经验知觉和历史观》，载《文化与时间》，第4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5”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
“6”参见庞朴《‘火历’初探》，载《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4期：《‘火历’续探》，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
“7”参见刘宁生《语言关于时间的认知特点与第二语言习得》，载《汉语学习》1993年第3期。
On Traditional Concepts of Time in the ChineseLanguage
Liu ZeminAbstract The author brings to light Chinese traditionalconcepts of time and the connotations of cultural phenomenaconcerning time,with the method of language analysis.He alsoanalys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farming.astronomicalphenomena and time as well as some specific ways with whichChinese people cognize time.Key words concepts of time;Chinese;Language analysis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中文系责任编辑：孟恩）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时‛的繁体字。
＠②原字为艹下加屯加下日
＠③原字为阝加显
＠④原字为曲加辰
＠⑤原字为田加辰
＠⑥原字为扌加卦＊
北京大学语言学研究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版权与免责声明
①凡本网未注明稿件来源的所有文字、图片和音视频稿件，版权均属本网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本网协议授权不得转载、链接、转贴或以其他方式复制发表。已经本网协议授权的媒体、网站，在下载使用时必须注明“稿件来源：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违者本网将依法追究责任。
②
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的文/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教育和科研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作者在两周内速来电或来函联系。
相关业务问题与建议请联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