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研究生几年

博士研究生几年（共4篇）

1.博士研究生几年 篇一

任何研究总要有一个逻辑起点, 我们这个研究也不例外。要探讨我国政治传播的问题, 总要找到一个起点, 建立一个基本的架构以便能将我国近年来政治传播的成果囊括其中。邵培仁在他的《政治传播学》一书中说:政治传播, 是指政治传播者通过多通道、多媒体、多符号传播政治信息, 以推动政治过程、影响受传者的态度与行为的一种对策。透视这一定义, 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传播学的奠基人拉斯维尔“5W模式”的缩影。那么我们的研究就将这一定义作为我们整个研究的逻辑起点, 以此为基础将我国的政治传播研究划分为政治传播的主体研究、大众媒介的政治功能研究、政治传播思想研究、国家、政府形象传播研究、关于政治传播学科的构建研究等方面做以述评。按照这一定义, 舆论学研究和国际政治传播研究也应该划入政治传播研究的范畴中来, 但是由于这两方面的研究在我国进行的较为充分, 跟西方的理论对接也较为顺畅, 故在本文中不涉及这方面的内容, 在另文中进行专门论述。

一、关于政治传播的主体研究

对政治传播主体的研究成果突出表现在新闻发言人制度研究方面。著作有丁海晏、赵鸿燕的《新闻发言人与媒体》, 杜江、邱沛篁等人的《新闻发言人:理论与实务》, 郎劲松的《新闻发言人实务》等。公开发表的文章有几百篇。综合这些著作和文章, 大致关注了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历史与现状;新闻发言人制度在危机传播中的作用;新闻发言人的素质和职责;新闻发言人的技巧问题;新闻发言人与媒体之间的关系。对于前四个问题, 大部分研究者的观点基本一致。但在新闻发言人与媒体之间的关系上, 却有不同的观点。有人主张新闻发言人应该适当地操控媒体, 而有的人则注重新闻发言人与媒体之间的沟通。

如上所述, 从我国大规模地推行新闻发言人制度后, 大量的研究要么是探讨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对我国的积极意义, 对保障公众的知情权的作用, 要么探讨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或者新闻发言人本身应该具备的素质, 大部分是站在决策者的立场为新闻发言人或这一制度本身出谋划策, 基本上都是“术”的研究。应该承认, 上述内容的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 因为在我国信息一向不对公众公开, 决策者一向不尊重受众知情权, 而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 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 对于扭转上述现实有着积极的意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明确传达的信息是“公开是常态, 不公开是例外”。这就为受众在更广的层面上了解政府信息提供了法规保障。但是应该清醒地看到制度的推行和法规的建立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涉及公共利益的黑箱操作, 受众的知情保障仍然是一个任重道远的问题。汶川地震后期对新闻报道的掌控、“郝劲松状告陕西省林业厅要求做书面道歉”案的发生都清楚地表明, 制度的建立和法规的颁布并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决策者也不可能主动对受众的知情权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它仍然需要受众、媒体与信息垄断者做长时间的博弈。对此类问题, 学界缺乏反思和批判。

二、大众媒介的政治传播功能研究

拉斯维尔在1948年发表的《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中提出了大众传播的三大功能:环境监测、协调社会、传承文化。之后查理·赖特在前述三大功能的基础上增加了“娱乐功能”。不同的传播学家对此问题的认识不同, 拉扎斯菲尔德将其阐述为:解释与规定、规范与强制、“麻醉”三项功能。这些有关传播功能的论述为后续的传播功能研究奠定了基础, 也提供了经典的阐述框架和范式。

国内政治传播功能研究基本依循了如上论述, 很多人的论述仍然是在上述经典论述的框架中打转, 即使有变化也只是对西方经典传播功能论述的微调, 大部分是拿中国的例子去印证西方学者提出的范式。比如有人认为在新时期, 社会矛盾凸显, “媒介的政治传播功能在进行动态的调试”[2]政治传播的“社会管理功能在强化”[3], “矛盾协调功能在张大”[4]等等。有人将大众媒介的政治功能总结为:“政治整合功能”、“政治社会化功能”、“政治传播功能”、“政治监督功能”。[5]也有人强调大众传播的政治沟通功能, 同时指出“政治沟通 (传播) 不是单向的, 而是双向甚至是多向的”。[6]

也有人重点关注政治传播的政治形象塑造功能 (对形象塑造和传播的研究比较广泛和深入, 这里重点介绍对政治统治者的塑造和传播, 至于国家形象传播问题则独立出来放在第四部分谈) , 李宏指出“传媒制造政治形象, 包装政治家, 装饰政治权力的社会形象, 从而推动了象征主义政治的流行, 构建了政治文化, 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见解、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的形成。”[7]张昆则进一步指出, “大众传媒能在一定程度上压缩时空, 聚焦政治人物, 从而拉近民众与政治领袖的距离;能发掘、壮大、张扬政治人物自身的魅力因素;能通过与普通人物或者对立性指标人物的比较, 彰显政治人物的政治个性;能通过巧妙的包装, 掩饰政治人物的弱点。”[8]可以说, 这种研究进行的比较扎实, 而且体现出跨学科的特征, 是对政治传播功能研究的进一步具体化, 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拓展价值。

政治传播功能研究的一个亮点是关于大众传媒的政治社会化功能研究。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进行得比较深入, 成果也比较多。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和深入研究的是张昆教授的博士论文《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该著作从政治学和传播学结合的角度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做了全面系统的分析, “作者依循社会功能、政治功能、政治社会化功能的逻辑, 先从大众媒介的社会功能着手, 进而探讨大众媒介的政治功能”, 具体表现为:“政治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个体政治价值的建构, 个体政治态度的形成和改变, 政治人格的塑造以及政治系统的维持与变革”。[9]重点探讨了大众媒介与政治文化的传承、政治价值的建构、政治态度的形成与改变、政治人格的塑造、政治系统的维持与变革等之间的关系。另外对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的效果、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艺术等也有所论及。

三、关于政治传播思想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大致依循两个路径来进行, 一方面是挖掘中国古典文献中蕴藏的政治传播智慧, 开发前任留给我们的遗产;另一方面则是眼光朝外对西方文化中蕴含的政治传播思想进行理论总结。

金冠军、戴元光所著的《中国传播思想史》对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出现的经典著作和著名人物的传播思想进行了系统的发掘和整理。作者指出“《中国传播思想史》驻足于中国文化的现代语境, 全方位对中国传播思想进行一次系统而完整的精神清算, 这不仅是对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一个交代, 也是为新世纪中国传播学发展寻找精神参照。从这个意义上讲, 这套书是对几千年中国传播思想的全面而综合的检阅, 力图构筑中国传播思想发展的真实图景, 又是在宏阔的理论视野观照下的学术构建。”[10]也许是传播学本土化的逻辑在发酵, 还有大量发掘中国古代传播思想的论文和著作出现。这些著作对先秦儒家、法家、道家等主要学派的观点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了现代意义上的阐释, 认为“儒家传播思想的核心是传播与现实政治紧密相连, 借助传播实现对道德的规范, 影响社会舆论, 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定。”[11]但有关儒家思想的论述大部分关注的还是蕴含其中的“仁政”思想。刘坚等人指出, “仁政作为治理国家的‘政道’有稳定政治秩序、获得民众的政治拥护、形成支持性民意的功能。作为平治天下的‘王道’, 有协调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争取天下民众的政治舆论支持的功能。”[12]并对孟子主张的“推恩”思想所蕴含的政治传播价值进行了论述。对法家政治传播思想的论述则主要关注其“法治”思想。张翅认为, 法家思想重视“义利教化传播的功能”, “舆论传播对治国的重要性”, “重视法律传播的社会管理功能”。[13]但黄春平、余宗蔚则对法家的传播控制思想进行了论述, 指出“愚民”、“禁书”、“禁言”是法家进行传播控制的主要方法, 这对我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些关于中国古人传播思想的论述, 是传播学中国化思潮主导的结果。应该承认这些成果是对我们古人智慧的重新发掘和阐释, 多了一个让我们了解古人智慧的侧面。但是应该看到, 所有这些成果都是我们拿着从西方植入和引进的传播学理论来审视古人的智慧。大量的论述都难逃拉斯维尔“5W模式”的影响, 顶多再加上传播功能和传播环境等方面;传播学是发端于20世纪40-50年代的美国的一个新兴学科, 我们拿着西方的框架, 在古人的著作里寻找传播思想, 并将之作为传播学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大加宣扬是大可不必的, 倘若那样难免让人产生夹杂民族主义感情的想象。

对西方政治传播思想的研究进行得很不充分, 只有少量的成果, 较有代表性的是张昆和许正林。张昆在《自由与控制:柏拉图传播思想初探》一文中, 从自由与控制的角度对柏拉图的政治传播思想进行了探讨;《从〈君主论〉看马基雅维利的政治传播思想》从人性与政治、政治过程中的传播控制、政治形象的设计和政治传播的谋略四个方面对马基雅维利的政治传播思想进行了梳理;《约翰·弥尔顿的传播自由观念》对自由主义的先驱弥尔顿的自由传播观念进行了总结。许正林教授的《欧洲传播思想史》是一部全面介绍欧洲传播思想的通史, 他从古希腊的传播观念谈起, 到大众传播理论止, 中间包括罗马帝国的政治之术、中世纪的宗教文化传播、文艺复兴人性的觉醒、自由与理性的启蒙时代、19世纪的阶级传播意识、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结构主义、符号学、阐释学与语义学等不同的阶段, 全面阐述了欧洲的传播思想。当然这里面有一部分不是谈政治传播思想的, 但在古希腊、古罗马、文艺复兴、启蒙思想、19世纪的阶级传播意识等章节较多涉及西方的政治传播思想。

这些文章和著作从传播学、政治学、政治哲学交叉结合的角度对古代和近代西方的政治传播思想进行了挖掘, 既体现出政治学的视野又呈现了传播学的学科规律, 是一个可取的政治传播思想研究路径。

四、关于我国政治传播体制、策略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家、政府形象传播的研究上, 这也是近几年国内政治传播研究的一个新热点, 涌现了大量的专著和文章。纵观这些著作和文章, 大致讨论了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 关于国家、政府形象的内涵。刘小燕认为“政府形象的概念既包含政府的本体状态和客观实在, 又包含社会公众对政府的认知和评价。”[14]也就是说, 在她的眼中, 政府形象是政府本身的客观实在和人们的主观认知之间的统一。而段鹏则认为:国家形象的概念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不仅包含国家实体形象和公众的认知形象, 还包括国家虚拟形象。“所谓国家虚拟形象是即通常意义上的媒体国家形象, 是指‘国际性媒体通过新闻报道和言论 (也即信息流动) 所塑造的某国国家形象, 也就是说, 是关于某国的媒体国家形象, 是国际舆论对某国的总体评价或总体印象。’”[15]刘继南将国家形象界定为“在物质本源基础之上, 人们经由各种媒介, 对某国家产生的兼具客观性和主观性的总体感知。”[16]尽管也有其他人提出关于国家形象的不同定义, 比如杨伟芬提出的“国家形象是国际社会公众对一国相对稳定的总体评价”[17], 与此类似的还有李寿源和汤光鸿, 但是他们的定义基本上都没有超越段鹏、刘继南等提出的定义范畴。因此, 从目前学界对国家形象的认识来看, 对国家形象的内涵基本上已经形成了统一的认识。

其二, 对我国国家、政府传播现状的认识和考察。张昆在他的论著《国家形象传播》中站在传者本位的立场, 从探讨对外宣传和传播的规律出发, 对我国的国家形象传播进行了全景式的扫描, 总结了我国建国以来对外宣传的得与失, 指出我国传媒系统和政治语境的高度一致、对外报道中浓厚的“宣传味”和缺乏针对性以及宣传报道方法的“内外无别”是我国国家形象塑造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孙有中在分析比较了《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1993-2002十年间有关中国的报道之后指出, 在这些媒体上呈现的是“一幅变化、混乱、危机四伏、令人忧虑的中国形象”。[18]刘继南在她的《中国形象———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现状与对策》一书中以国际传播为背景通过具体案例分析, 对世界主流印刷媒体、世界主流广播电视媒体、世界主流影视上的中国形象以及外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进行了系统的描述, 认为我国的国家形象在西方主流社会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不同的国家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识尽管不同, 但是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负面评价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段鹏则进一步指出, 造成我国国家形象存在问题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外传播力不足”;二是“境外媒体的误读。”[19]

其三, 关于政府传播模型的构建。刘小燕认为, 政府形象传播可以表现为三种形态:政府行为、对政府行为的解释、政府行为和对政府行为的解释同时并举。在此基础上建构了政府传播的基本模型:“政府行为+对政府行为的解释 (通过沟通互动) =政府形象传播。”[20]

其四, 关于如何构建我国的国家、政府形象问题。刘小燕和高波都认为, 政府是政府形象传播的主体。高波指出, “政府是媒介化社会的超级传播者”, “政府传播具有构建社会核心信息体系的资源优势、合法性地位和公共价值诉求”。[21]当然, 笔者认为政府是政治传播的当然主体, 但是却不是唯一的主体, 因为在现代民主社会, 政府形象传播的主体是多元的, 政府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政府形象的传播者, 除此以外, 大量的非政府组织和网络社会下的个人也都可能成为政府形象的直接传播者, 大量的企业也会成为政府形象的潜在传播主体, 而且伴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 这些并不占据主导地位的传播者的作用在逐步增强。程曼丽认为, “国际传播主体大致可分为四类: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 [22]这样的分类对于今天的政治传播来说也是适用的。

刘小燕提出了政府传播的三种塑造方法“自塑”、“他塑”、“合塑”。当然也有人试图从多个方面提出我国国家形象传播的构建策略。比如张昆认为国家发展是构建良好的国家形象的基础;在传播良好的国家形象的过程中树立全球传播观念和建设高信度、高质量的对外传播体系也是很重要的方面;“对外传播媒体必须坚持客观性原则、平衡性原则、适度性原则、主动性原则”[23]等。段鹏则从他提出的我国国家形象存在的两方面问题出发, 提出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改善我国的国家形象, 为此提出从宏观的总体战略、资金战略、规模战略、信息战略、人才战略入手和从微观的全球本土化战略、时效战略、传播艺术与技巧战略危机战略、政府与官员形象战略等入手来解决传播力不足的问题, 从正确对待负面报道、积极开展政治游说和国际公关、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整体运作媒介事件、推进全方位媒体公关、加强信息公开来应对境外媒体的误读。刘继南教授开出的药方与此大体类似, “国际营销、形象广告和产品广告, 跨文化交流、媒体沟通, 政府公关”[24]是塑造我国国家形象的三种方法。

纵观上述研究, 笔者认为将国家和政府形象传播的研究放置于整个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总体之中, 不难发现这方面的成果最为突出, 论述较成体系, 提出的对策对决策者来说也较具有实际的借鉴意义。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这样几点缺陷:

第一, 这方面的研究有意无意回避或者忽视了一个问题:中国国家形象如何才能跳出时好时坏, 走出“危机事故发生———隐瞒真相、影响政府形象———吸取教训、公开信息———危机再发、恰当处理、政府形象好转———危机又发、隐瞒真相、政府形象再破坏的历史周期?”[25]大部分研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对于隐藏在我国国家形象传播时好时坏现象背后的深层体制问题缺乏探讨;对重大突发事件、媒体与国家形象传播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缺乏关照。

第二, 在这些文章和著作中都把政府和国家当作国家和政府形象传播的当然主体, 对国家和政府作为传播的主体目标、结构、功能较多着墨, 甚至还有的研究将之窄化为以政府为主导的对外传播研究或者对外宣传研究, 这样的研究其实没有反映国家政府传播的全局。网络社会崛起后, 人类进入了新媒体时代, 政府已经不是唯一的政治传播主体, 企业、社会组织、甚至个人都可以而且应当成为政治传播的主体, 而且他们的作用在新媒体社会中将越来越大。对于这些传播主体在政治传播、国家、政府形象传播中所起的特点、地位与作用缺乏关照。

第三, 原本应该注重学理探讨的国家形象问题往往自觉不自觉的都落脚到对策研究上, 使这一研究带上严重的功利主义的工具性特点。且不说这些研究成果决策者是否会采用, 仅就提出的对策而言也难免陷入大而无当的宏大叙事套路中。

五、关于政治传播学科的研究

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就有人对政治传播学作为一个学科进行过研究, 具体表现是邵培仁主编的《政治传播学》一书的出版。他建构了一个虽然粗略但是较为完整的政治传播学框架。对政治传播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和研究任务进行了描述, 从政治传播的性质、原则、追求、职能、类型、政治传播者、政治受传者、政治传播的信息、渠道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李元书教授从政治传播学产生的时间、政治传播学产生的历史背景、理论基础、政治传播学的发展等方面对西方的政治传播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但是在谈到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的时候李教授谈得非常粗略, 只涉及了我国台湾地区的祝基滢的《政治传播学》和彭芸的《政治传播:理论与实务》等著作, 至于具体内容一概没有。周红铎教授的《政治传播学概论》既有对政治传播的宏观论述, 如对政治与政治传播、国际政治传播、政治传播模式的发展等都有专章的论述, 也有微观层面的探讨, 如对政治信息的采集、编排传播等也详加解释, 但是纵观整本著作很难找出一条清晰的线索来串联各个部分。荆学民、施惠玲则从宏观的层面对政治传播研究进行了现象学的批判, 对涉及政治传播研究的五个问题进行了辨析, 他们认为“要从政治学与传播学的‘视界融合’的高度来界定和把握政治传播范畴;政治传播共同的研究对象和领域没有形成, 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没有建立, 也没有自己特有的方法和方法论;要正确理解政治社会化与政治传播的关系;……‘富媒体, 穷民主’现象是政治传播理论研究中‘政治’与‘媒体’本末倒置的恶果;构建中国气派的政治传播理论, 需要中国气派与全球视野的内在一致, 西方化与本土化的有机融合,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良性互动, ‘引进来’与‘走出去’的适度张力。”[26]笔者认为上述现象学的批判对于我们厘清目前政治传播所存在的问题是大有裨益的, 这也为我们以后构建一个既有相对明确的学科界限又较为完善的政治传播学的学科框架奠定了基础。

总之, 应该承认我国的政治传播学研究还谈不上成熟, 也没有完整的框架, 只是在政治传播研究的某些点上, 诸如舆论研究、国家形象传播研究、大众传媒的政治社会化研究、国际政治传播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我国政治传播之所以呈现出这种研究现状, 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 我们没有西方那种大规模的选举传统, 这给我们的传播研究带来不同于西方的话题与内容;其二, 我们的传播研究在触及深层问题的时候往往受到“政治正确的限制”, “传统经典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上的无上权威……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的艰难对话”[27]也是制约我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原因;其三, 研究者本身的研究逻辑也是重要的原因。我们往往想将自己打扮成为决策者提供药箱和药方的郎中, 这样难免使得学理的探讨变成急功近利的策略研究, 陷入大而无当的泥淖不能自拔。

2.近几年我国电子学档研究综述 篇二

关键词 电子学档；课程与教学改革；信息技术

中图分类号：G6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89X(2011)03-0025-02

Research Summary of E-Portfolio in China//Zhang Zhiyo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in China, E-Portfolio research covered concept, essence, function, content, features and development model. We have achieved rich fruits in this research,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a lot of short-coming, the concept is ambiguous, pay attention to theory but look down on practice, lack successful development of case study, etc. In our future research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ree respects. First, the basic problem should clear. Second, the theory should serve for the practice of the reform of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Finally, we should emphasis to promote and strengthen the impact of factors of successful development.

Key words e-portfolio; reform of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uthor’s address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 Fuyang Teacher’s College, Fuyang, Anhui, China 236041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的普及，我国研究者关于电子学档的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从现有文献来看，迄今已发表相关学术论文125篇，出版专著1部，撰写硕士学位论文27篇。文章对近几年来关于电子学档的研究成果进行一番梳理、概括与反思，以期促进这一课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1 我国电子学档研究的成果

1）学术论文。国内学者在接触美国电子学档研究成果之后，也开始发表关于电子学档的文章。尤其是在2002年以后，电子学档成为一大研究热点，相关论文迅速增多。到2009年为止，笔者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以电子学档和电子档案袋作为关键词进行查找，并经过仔细筛选，发现近几年来我国相关研究的文章共125篇。其中涉及的领域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和远程教育两个方面，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涉及的较少。

2）著作。迄今为止，以电子学档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只有王佑镁博士所著，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电子学档的设计与应用研究》1部。该书分为4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电子学档概念、理论、技术与方法；第二部分对电子学档的设计与开发进行阐述和分析；第三部分具体阐述电子学档的信息化教学应用；第四部分则结合应用课题研究实施的5个项目设计，试图探索一种研究取向的实践应用[1]。

3）学位论文。近几年来，电子学档成为硕士学位论文写作的热点题材。从中国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查阅到，以电子学档为研究对象的硕士学位论文有27篇，主要有第四军医大学田越的《网络课程中电子学习档案设计与制作的研究》（2004）、上海师范大学何玲的《运用电子档案袋评价促进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教学的探究》（2007）等。

2 我国电子学档研究涉及的主要内容

1）关于电子学档内涵的研究。关于电子学档的内涵，我国研究者主要有两种理解。①电子学档是目前较为可行的评价应用方式，它记录了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历史，能有效促进学生的自我反思与自律学习，是新课程倡导的多元化的质性评价的方式之一[2]。②电子学档是在信息技术环境下，学习者运用信息手段表现和展示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关于学习目的、学习活动、学习成果、学习业绩、学习付出、学业进步以及关于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进行反思的有关学习的一种集合体[3]。

2）关于电子学档特点的研究。国内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理解电子学档，归纳出不同的特点。有论者从电子学档作品及构建过程理解，归纳其特点为数字化、过程性、开放性、自主性、情境真实性、多元性、反思与评价等[4]。还有论者从电子学档网络化理解，归纳其特点为网络化、信息资源的分配与共享以及管理信息与知识的数字化等[5]。

3）关于电子学档内容的研究。关于电子学档的内容，国内有论者认为包括学习作品、学习参与、学习选择、学习策略、学习自省等材料[3]；有论者认为包括个人信息、学业信息、学习活动记录、作品集、评价信息等[6]；有论者认为包括主题和任务描述、目标描述、学习计划、素材和素材搜集理由、作品和作品选择理由、作品评价量规、电子学档评价[7]。

4）关于电子学档分类的研究。关于电子学档分类，国内有论者根据目的、读者、证据、反思4个维度，将电子档案袋分为过程档案袋、作品档案袋、展示档案袋3种类型[8]；有论者根据电子学档的应用领域，把电子学档分为学习电子档案袋、教学电子档案袋、课程电子档案袋[9]。

5）关于电子学档功能的研究。有论者从学生角度阐述：记录学习者成长过程；激发学习者兴趣；培养学习者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学习者协作、交流能力；培养学习者的实践、创新能力[4]。有论者从教师角度阐述：有利于提升教师专业学习的意识和能力；有利于提高教师的科研意识和能力；有利于培养营造专业发展的氛围，实现教师的知识管理[10]。有论者从在线学习的角度阐述，强调对学习者的学习行为进行全面监控。具体包括：学习者知识获取过程中的行为监控；学习者知识加工运用过程中的行为监控；学习者讨论交流过程中的行为监控；学习者参加测试、接受评价过程中的行为监控[11]。

6）关于电子学档开发模式的研究。关于电子学档的开发模式，有论者提出三阶段开发模式，即计划、评价、反思3个阶段[12]；有论者提出四阶段开发模式，即准备、实施、总结反思、反馈调节4个阶段[13]；有论者提出五阶段开发模式，即内容确定、信息内容的准备与收集、电子学档开发工具的选择、电子学档系统的管理、电子学档的充实与完善[14]。

3 关于我国电子学档研究的反思

1）电子学档研究的基本问题要廓清。目前的研究表明，我国电子学档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存在比较明显的分歧。有论者认为电子学档是一种评价方式，又有论者认为是一种学习方式，对于电子学档的理解很容易分成两个方向：一是用于评价学生的学习进步情况，其目的是对学生学习的结果作出判断；二是用于突出学生学习的过程，其目的是为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强调学生自主学习和反思，促进学生深度学习。作为对电子学档的初始理解，二者都不存在错误问题，但二者理解的意义差异是很大的。第一种理解的实质是一种对学习的评价（assessment of learning），是为鉴定机构服务的；第二种理解则是一种学习性评价（assessment for learning），是为学生的学习服务。作为一种评价方式的电子学档和作为一种学习方式的电子学档虽有一定意义上的联系，但又是截然不同的。由于上述原因，在具体研究过程中造成电子学档的概念理解含糊，功能各执一词，特点混乱，从而导致电子学档研究范围不明，重点不清，影响到电子学档理论体系的构建。因此，今后的相关研究要厘清基本问题，明确电子学档的研究范畴。

2）电子学档研究要为课程与教学改革实践服务。我国目前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于文献研究和理念方面的思考，虽然阐述了电子学档的内涵、特点、内容、意义等，但基本上属于理论假设阶段，应用效果数据和实证研究很少，是一种书斋里苦思冥想的产物。缺乏实证研究，难免给人以一种理论的空洞感，难以给电子学档实践提供具体指导。电子学档作为一种教育新技术，应用效果是影响其使用和推广价值的重要因素，走向教育教学实践，日益成为我国教育研究者共同的价值追求。所以，今后电子学档研究要植根于国内课程改革的大背景，走出“书斋”，走进“田野”，更加关注并解决课程与教学改革实践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并注意不断地从教育教学改革实践中汲取营养，从而丰富、完善与构建自身的理论体系。

3）电子学档研究要加强成功开发的影响因素研究，为规模化推广服务。目前我国电子学档的研究，基本上是研究者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处于自发的、零散的研究阶段，电子学档的实际应用还没有形成规模化效应。对于制约电子学档大规模应用的影响因素研究，基本上没有涉及。例如：电子学档开发的动力来自哪里？师生在电子学档开发中各自处于什么地位？电子学档开发需要哪些硬件和技术支持？对缺乏技术支持的师生该采取什么方式进行培训？怎样合理利用电子学档评价结果？开发者如何维护电子学档？这一系列的问题直接关系到电子学档能否成功开发及大规模推广。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要加强成功开发的影响因素研究，为规模化推广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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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博士研究生几年 篇三

自2003年开始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增设博士生论坛。博士生论坛的开设, 反映了当时社会各界已关注到在博士生数量扩张的情况下, 也要保证其质量提高的客观要求。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领导及国际论坛的举办者有远见卓识, 利用论坛举办的资源免费为博士研究生提供参加学术活动的良机, 其实是为各高校的高教博士点提供了一个培养博士生的途径。同时由于博士研究生的积极参与努力, 博士生论坛已成为高等教育国际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亮点, 高等教育学博士生代表成了国际论坛的一支生力军。在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华丽走过十年、各方热烈庆贺之际, 也有必要对博士生论坛这一成功“创举”进行回顾与总结。

(一) 博士生论坛为博士生扮演多“角色”提供了新“舞台”

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对博士生论坛的参与热忱可视为博士生诉求学术共同体“归属感”的表现;同时, 博士生论坛更为博士生提供了学习与展现的新平台, 在这一新平台中博士研究生获益匪浅。

1. 即听即学的参与者。

每一届高等教育国际论坛都会选定一个紧扣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与社会发展且带有宏观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重要议题, 由国内外与会学者根据会议主题选择自身感兴趣的议题并提交学术论文。高等教育学科博士生也需提交学术论文, 并由博士生分论坛筹备组邀请知名学者对论文进行集中评审, 甄选部分优秀博士生作为代表免费参加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在国际会议的论坛主题报告会上由高教领域的国际知名学者、国内重点大学的博士生导师、专家学者做相关学术报告, 博士生通过聆听专家学者的报告, 可以接触到本学科的学术研究前沿, 了解国际高等教育研究的最新动态, 从而拓展了博士研究生的学术视野。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在某种程度上衍变成高等教育学科博士研究生集中学习的一个“大课堂”。毋庸置疑, 这一众师云集的“课堂”是博士生以前课堂所无法比肩的。因此, 许多博士生甚至自费或由导师出资鼓励博士生参与论坛。博士生论坛的开设为高等教育学科博士生参与高等教育研究峰会提供了机会, 也为博士生一边聆听、一边学习提供了新的参与机制和场域。

2. 即学即论的组织者。

参加国际论坛主题报告的聆听与学习, 博士研究生扮演的主要是被动的参与者角色。而博士生论坛所发挥的最大作用即是使博士研究生成为论坛的主动组织者, 这可谓是博士生论坛的一大特色。博士生分论坛欢迎各高校博士生参与, 博士生分论坛参与者已由最初的47名博士生扩充到现今的70余名。博士生分论坛充分调动博士研究生的自主性, 由博士生群体自行组织、主持和展开讨论。按照高等教育国际论坛的会议议程安排, 在论坛主题报告会和专题论坛后都要举行博士生论坛。博士生论坛分别由一名博士生担任论坛的主持和记录员, 以及由会议举办前选定的博士生代表就其关注的研究议题做小型报告。博士生论坛根据博士生代表研究主题的相近性进行分组讨论, 每组有6-7名博士生代表做会议发言。发言后, 各分组的参会博士生提问, 然后答疑、商榷、争辩, 思想交流碰撞出的火花, 往往会启发或激发与会者的灵感, 对其形成论文的选题或突破研究中的瓶颈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与会代表也会把这种学术讨论的方法与范围带回到自己学校的学习中, 提高学习的效果。最后由两位预先指定的高等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做出点评。整个博士生论坛成为博士生自行主持、讨论, 进行学术交流的活动, 点评专家仅担当博士生思想的引导者。博士生论坛为高等教育学科的未来青年学者提供了组织学术交流的“训练场”。

3. 即论即评的受益者。

博士生论坛使高等教育学科的青年研究者浸润在浓厚的学术氛围之中, 博士生在亲身参与、组织学术讨论之外, 还能获得专家的现场点评与指导。在博士生论坛分组讨论中, 来自不同高校博士生之间展开学术交流, 或言颇有一番学术争鸣的意味, 最后通过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对其进行实时点评与反馈, 这些专家学者大多兼为博士生导师, 不仅对高等教育相关研究有着宽博的知识视域, 而且对指导博士生有着丰富的经验, 能够就博士生的研究做出恰当、有针对性的点评, 并能对其研究的进一步改进、完善提出建设性的指导。专家学者的点评往往会首先肯定博士生所做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在某种程度上, 这是对博士生的一种认可, 对博士生而言是一种莫大的精神激励, 有可能成为推动博士生从事相关研究的持续动力。此外, 博士生在点评专家的指导下获得现场指导, 在学术讨论之后便能获得评价指导而直接收益。博士生在与其他高校博士生和知名学者的直接交流、回应中, 拓展了师生间彼此了解的渠道, 为博士生积蓄了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资源。

(二) 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与博士生论坛之间的共生互动

博士生论坛经过七年 (届) 的发展, 已从最初作为高等教育国际论坛的补充形式, 成长为国际论坛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互动共生成为国际论坛与博士生分论坛之间关系的一种表征。

1. 国际论坛“大平台”催化博生论坛“小平台”。

始发于2001年的高等教育国际论坛, 通过制度与形式的不断创新, 在2003年孕育产生了博士生论坛。高等教育国际论坛成为博士生论坛理所当然的“母体”, 国际论坛重视年轻人的培养, 具有远大的眼光。高等教育国际论坛通过召集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 为博士生提供了一个学习的“大平台”, 在某种意义上是博士生课堂的延伸。

2004年, 在国际论坛上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还首次对高等教育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奖者及导师进行了表彰, 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年轻学者的激励与关照。在博士生论坛分组讨论之后, 还推荐博士生到国际论坛“大平台”做博士生论坛的汇报发言, 一方面是向大会的举办者和专家学者代表们汇报;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青年学者在国际论坛上的学术表现, 成为高教国际论坛的延伸。最后由博士生分论坛优秀论文获得者发言, 为优秀博士生提供充分展示与获取认可的平台, 也是对广大博士研究生的鼓励。

2. 博士生论坛“小平台”丰实国际论坛“大平台”。

博士生论坛虽是作为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大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博士生自行组织, 看似相对独立, 然而博士生分论坛却是有机地参与到国际论坛之中。首先, 博士生会参与国际论坛的主题报告, 聆听专家学者的报告;其次, 国际论坛会指派专家学者担任博士生分论坛的点评专家, 对博士生的报告给予评价与指导;再次, 博士生论坛还吸引了一部分其他代表的自由参与。由于年轻人受传统的思想观念束缚较少, 思路比较开阔, 易产生比较新颖的观点, 同时较少受官场、职场固有规则及氛围的影响, 比较敢于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真实想法, 只要引导得法, 讨论起来往往更加充分和深入。部分专家学者、院校管理人员愿意参与到博士生分论坛, 了解、学习博士生的思维方式和提出的新见解、新观念。由此可见, 博士生论坛已成为国际论坛的一大特色, 且成为国际论坛的极具活力的构成元素。

冀望借助国际论坛与博士生论坛大小“平台”的互动共荣, 为青年学者创设新的培养、交流场景。

高等教育国际论坛简介

4.博士研究生几年 篇四

关键词：博士研究生；导师队伍；责权机制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08-0163-02

博士研究生作为最高级的科学技术人才，是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担负着实施创新行为的主体，是实现国家创新体系良好运转的智力保障，是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有力支撑。而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导师队伍在博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重要的地位，近些年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不断矿大导致在教育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因此认真研究博士研究生导师队伍的建设问题已亟不可待，本文就本校新整理的关于导师队伍建设及其责权机制的几点进行研究分析。

一、博士研究生导师队伍总体情况

截止到2014年8月，我校共有博士生导师112名（含兼职博导51名），均具有正高级职称。毕业于本校的博士生导师56人，比例占55.36%，具有硕士学位的比例占31.25%；毕业于其他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博士生导师56人。博士生导师平均年龄54岁，年龄最轻的博士生导师41岁；50岁以下的占25%，60岁以上占14.29%。博士生导师中具有博士学位62人，具有硕士学位35人。16位导师享有政府特殊津贴，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名，百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4人，国家级教学名师3名，全国先进工作者1名。

二、强化导师队伍建设与管理

我校十分重视博士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及管理工作，明确研究生导师职责，定期对博士生导师进行考核，以期建全能上能下的动态导师管理机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和支持研究生导师通过多种途径提高自身素质，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高水平、可持续发展的导师队伍。学校设立专项资金资助教师尤其是研究生导师外出进修学习，并明确要求教师晋升副高级职称前必须有半年以上的外出进修经历，学习期间工资和津贴照发；对研究生导师获得的教学、科研奖励，学校给予配套奖励；对发表在核心杂志的高水平学位论文和SCI 、EI论文给予相应的奖励。

学校还定期开展研究生工作会议，并及时修订我校研究生导师管理办法，以适应当前研究生教育的形势。学校要求新聘任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必须参加省学位办和学校组织的新任研究生导师培训会，对新增研究生导师实行“先参加培训，后上岗招生”制度。

（一）根据学科需要合理设岗。

我校一直以来坚持依据人才需求和招生计划，结合我校的学科发展和布局，按照不同的学科方向设置研究生导师岗位，在导师资格遴选之前，经校长办公会会研究确定后，向全校范围公布各学科所设研究生导师尤其是博士生导师的岗位数，实行竞聘上岗。

（二）建立导师资格制度。

我校实行导师资格与聘任分开制度，要求拟申请聘任研究生导师者，必须首先获得相应的导师资格，导师在获得任职资格后，经过培训，方可聘任招生。

通过提高研究生指导教师的遴选标准，学校可以将优秀的教师选拔进研究生指导教师队伍中，为培养高素质的中医药人才奠定良好的基础。与全国同行院校导师的遴选标准相比较，我校博士研究生导师遴选标准是比较高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让优秀的人才加入博士研究生导师队伍中。为保证研究生指导教师的遴选质量，在导师资格的遴选中，评审工作严格执行个人自愿申报、所在学科推荐、学院评审、人事、科技、教务、研究生院和纪检联合审核、全国同行专家通讯评议、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的方式进行。2010年和2012年共有34人申报博导资格，经严格的评审，最终18人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

（三）实行研究生导师注册制度。

我校积极探索研究生导师注册制度，在每年学校制定研究生招生简章前，研究生院会同科技处、财务处等相关职能部门对在我校导师在研的科研项目及其资金数量进行统计与核实，看其是否能满足指导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等方面的要求，学校规定每位研究生导师每年原则只安排一个博士生招生名额，国家级重点学科带头人再增加一个名额，承担科研项目经费超过100万者，再增加一个名额，承担973或863 项目的首席专家根据科研任务的需要，再增加1-2个名额。除学校下拨的研究生经费外，博士研究生导师至少保证有5万元的科研经费，硕士研究生至少保证有1万元的科研经费才能进入当年的研究生招生简章进行招生。

（四）实行导师岗位聘任制。

我校规定博士研究生导师聘任前必须具备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研究导师资格遴选严格按照我校研究生导师遴选标准执行，获研究导师资格者经省学位办公室或我校组织的培训后才能聘任为我校研究生指导教师。同时，学校也在积极探索不拘一格导师遴选机制，尝试通过非常规的选拔程序将一部分年轻、具有真才实学、成绩显著、贡献突出、素质高、创新能力强的科研专家吸收到导师队伍中，另外也吸收一些符合博导遴选条件、研究方向与我们有优势互补的校外人员担任我校兼职研究生指导教师，共同开展科学研究。

（五）推行研究生导师责任制、双导师制和导师团队制。

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进一步修订导师工作条例，明确导师是研究生培养全过程中的第一责任人，导师必须为人师表、言传身教，保证研究生全面健康发展。导师不仅要负责研究生的知识学习和实践与创新能力的培养，还要负责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科研兴趣的培养，成为学生学业、学习方法、科学素养、创新能力乃至做人的指导者。

改革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办法，实行按导师则优录取，赋予导师更多的招生自主权和话语权。定期召开导师代表座谈会，听取导师对研究生培养和管理工作意见，充分调动研究生导师在培养研究生过程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研究生导师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权、责、利的统一。培养博士研究生的过程中，我校要求学科带头人，必须按学科或研究方向组合成导师团队，坚持导师个人培养与导师团队培养相结合，导师小组制的优势显而易见，既可充分发挥哪些年富力强、学术上已有一定造诣和影响、科研经费较足的中青年学术骨干的作用，也能弥补单一导师制度下导师知识和能力的不足。[1]通过团队内的分工合作，避免研究生导师个人培养研究生的局限性，从理论研究、实践技能、创新能力等方面提高研究生的综合能力。

（六）完善研究生导师考核制度和激励机制。

我校建立了研究生指导教师考核办法，并对聘期内的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按考核标准进行考核，考核中硬件条件包括著作（教材）、发表论文、科研成果、课题经费等，对不符合条件者，将实行一年给予警告、二年黄牌、三年停止招生的管理办法 ，以期逐步建立研究生导师能上能下的动态管理机制。学校在导师队伍建设中，积极推行导师聘任与导师考核挂钩制度，在导师队伍建设中引入竞争机制，凡是考核合格并获得各种称号的研究生指导教师，学校都给与相应的表彰与奖励，对于考核不合格的导师，则视具体情况给子口头通报、暂停招收研究生，直至取消导师资格等处罚。

三、我校导师队伍建设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一）导师队伍的自身素质仍需进一步提高。

“学有本源者，经师也；言行可模可范者，人师也。”经师是能教书的老师，人师是既可教书又能育人的老师。作为博士研究生导师，必须具备良好的道德素质、精湛的业务素质、严谨的治学态度、厚实的个人修养。还要有坚实的专业基础，宽厚的知识结构，积极的进取精神，扎实的科研能力，浓厚的人文关怀，较强的教学水平和组织管理能力等。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研究生教育的不断发展，对博士研究生导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不对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素质，才能满足研究生教育和发展的需要。

（二）导师对研究生的指导效果需加强。

导师应当主动适应时代的发展，观念及时进行转变，用知识经济提出的新理念重视博士研究生培养的模式和目标，要对博士研究生的动手能力、独立思考能力、独立解决问题能力等方面给予一定的指导。[2]导师有高层次的纵向课题和横向课题，表明了其较高的学术水平和社会影响力，为研究生培养创造了良好的科研条件，但部分导师忽略了课题的本质内涵与意义，忙于做课题、发论文、评奖项、而对研究生实施放羊式管理。此外，由于大部分采取单一导师指导形式，其中有的导师由于受经费限制、创新能力不足、进取心退化等因素，对研究生指导效果也不甚理想。

博士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任重道远，但我们作为管理部门有信心在健全博士研究生导师责权机制的同时不断加强对博士研究生导师队伍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博士研究生导师队伍的建设也将取得显著的成就。

参考文献：

[1]支戈壁，黄华.论硕士研究生教育发展过程中导师队伍建设[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3。

[2]刘静，赵珊.导师队伍建设与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J].科技教育创新，2010.20。

作者简介：曹明明（1985-），女，汉，硕士。

通讯作者：李冀（1960-），男，汉，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方剂学理论及配伍规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