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伟长：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大学校长

钱伟长：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大学校长（精选4篇）

1.钱伟长：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大学校长 篇一

中国大学需要什么样的理念

“大学不是工厂，不是流水线，它的每一位学生看每一位老师，每一位老师看每一位学生，都应该是独一无二的，是一份‘杰作’。”

“我理想中的大学像一座千年庭园。她古朴，但不古板。她是庭园，却敞开门扉。他进来的时候，双眼迷茫，走出时，双眸澄澈。智慧之火点燃了他的心，他的使命是传扬这生生不息的智慧之火。”

“我希望大学像知识的海洋，有丰富的书籍和优秀的教师。我希望教师能走下讲台，走近学生，带给我们更多的人生哲理。”

“大师面对年轻的学子，不沾世俗的交流开始了。他们从高处审视这个世界，把世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用睿智的语言教诲我们。”

经典著作中用概念表达的思想，学生们用诗化的语言表达了。但这充满诗情画意的大学理想，似乎成了缥缈而虚幻的梦。

一位蜚声海外的华裔美国学者说，清华园、未名湖，甚至哈佛、耶鲁，都充满着浓郁的商业气息，也许只有康桥河畔，还静静地流淌着徐志摩式的优雅大学梦。

未来国家间竞争的某些关键方面，可能在各自的大学之间展开。但是，承担着伟大历史使命的大学出现了制造伤熊事件的学生、剽窃别人学术成果的知名教授……大学到底怎么啦？理想的大学该是什么样的？北京大学的人事制度改革，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园改建工程，都促使人们思考，大学应该如何改革，是回到象牙塔？走出象牙塔？还是超越象牙塔？

不久前，在京的十余位教育科研学者参加了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周作宇教授和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蒋凯发起的一次题为“大学理想的思考与重建”的论坛，对于回答上述问题，他们的观点或许能提供一些有益的启迪。

一、沉溺象牙塔：大学社会功能的丧失

1.孤芳自赏的象牙塔

近代德国著名教育家洪堡把大学界定为“以纯知识为对象的学术研究机构。而纯学术的研究活动正是大学孤寂和自由的存在形式的内在依据。据此，大学应有一种精神贵族的气质和对纯粹学术的强烈追求，而不考虑社会经济、职业等种种实际需要”。

美国著名教育家弗莱克斯纳说：“我一向主张大学与现实世界保持接触，同时继续保持不承担责任……工业界已经发现了利用纯科学研究的方式，因此它不需要大学的实用性；医学界也在探索类似的联系——如果医学院试图同时具备上述两种服务能力，它将毁于一旦。如果社会科学要作为科学来发展，它们就必须脱离商业行为、政治行为以及这样那样的改革，即使他们需要不断与各种商业现象、政治现象和社会实验现象保持接触。”的确，大学的发展应该超越功利，但是，这种“双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大学，是纯粹的“象牙塔”，只存在于理想的社会中。

2.与时俱进的大学理念和大学精神

创始之初，大学并不是高尚的殿堂。中世纪，大学就如皮鞋匠行会一样，也是职业性的行会组织；大学也不是要教什么虚无飘渺、一无所用的“纯粹的高深知识”，而是要培养牧师、医生、律师、教师这样的职业人士。文艺复兴时期，古典人文学科才开始在大学中得以传授。经过几个世纪的积淀，大学才养成人文主义的理智传统。受教会与皇权的双重制约，大学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注意：不是为了发现真理）获得自治权。直到18世纪末，大学基本上是与世隔绝的，受宗教思想的影响非常大。19世纪初的柏林大学使科学取代了宗教和道德哲学，大学探究自然和陶冶心灵的任务几乎平分秋色，甚至有所胜出，科研与教学一样重要。德国大学很快成为世界大学的典范。在二战和冷战中，美国大学全面、深刻地卷入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和各种社会活动中，标志着大学的社会性越来越强，大学不再是象牙塔。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叶赋桂副教授认为，从大学的发展可以看出，大学的理念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不断变革与发展的。伟大的校长和大学都是在社会进行变革的时代产生的。正是促成了中世纪大学向现代大学的变革，才有了伟大的洪堡和柏林大学；正是把大学从象牙塔变为社会服务站，才成就了科南特、康普顿、威尔伯和哈佛、斯坦福等大学。中国的社会正经历着转型，中国的大学无疑应当承担起历史的使命。中国的校长和大学如果能顺应和引导大学和社会的变革，也必将出现一些伟大的校长和世界一流大学。

二、失落象牙塔：大学理念主要话语主体的失位

1.考量标准：需要倾听各种声音

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大学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日益突出。知识越来越成为一种影响命运的重要资本，个人、家庭和社会的“知识趋性”成为一种时代特征。在这样的背景下考察大学的社会责任、功用及组织目标等关涉到大学理念的问题，任何一个利益相关者都需要做出批判性考察、衡量和建设性洞察。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周作宇教授认为，讨论大学理念无疑是对大学进行合理地反思，将有助于扩展人们观察大学的视界，增加表达大学价值观的话语资源。然而，反思大学实践，进而反思实践背后支撑性的假设或理念，只是

考察大学理念的一个层面。如果不把实践者、反思者、思想者、研究者等主体纳入研究视界中，就有可能使讨论停留在一个平面上而无法深入。而一旦我们把大学实践、大学理念与大学理念的论者放在一起重新考察，我们就会遇到错综复杂的问题。其中，谁是大学理念的话语主体？讨论大学理念问题最应该考虑谁的利益？谁最有发言权……诸如此类的疑惑成为人们最应该解决的问题。

2.尊重私人话语：回到理念主体

周作宇这样开始他关于大学理念主体的思辩：“我”是谁？当“我”阐明大学理念时，是阐明谁的理念？这样的理念与“我”的大学生活或与别人的大学生活有何关系？谁的理念最有价值？周作宇认为，这是回到理念主体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

话语主体是论述或可能论及大学理念的人，所有与大学利益攸关的人都是潜在的主体。政府、用人单位、学生、教师、校长等构成大学理念话语主体的不同类型。在现实中，各种主体的话语地位是不均衡的。从现有文献看，我们可以发现，直接以大学理念为题作文研究、探讨的大多为研究者，推动大学变革的又往往是政府部门（如合并问题），而受就业影响，用人单位的声音越来越强。关于大学理念的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大学的一个最大的主体——学生，在大学理念的表达中远离公共论坛。是学生的声音真的没有价值，还是因为“人微言轻”，失去了话语权利？

在主要话语主体失位的情况下讨论的大学理念，是缺少动力和活力的理念。在这种理念照射下的大学，是苍白、空虚的大学。

难进象牙塔：中国大学精神的缺失

1.大学精神的内核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刘生全认为，大学精神是人们投射到大学这种社会设置上的一种精神祈望与价值建构，是大学发展的理想、信念、追求和动力，更是大学之为大学的确证依据。大学精神是大学在扮演一种特殊社会角色过程中所操持的某种“追求”，就其具体内容而言，它是大学的使命、功能、目标和理想等内容的概括和浓缩，是大学思想的重要内容。

根据刘生全的分析，大学职能所体现的大学精神，包含了几个不同的取向与层面：

个体取向层面。体现为大学“追求”再生产（内化）知识，培养人的素质与能力，从而增进个体的力量和人生幸福。强调大学的教学功能的观点集中表现了这种取向。

社会取向层面。体现为大学重视科学研究，生产知识，并将其转化为社会财富和力量，从而推动社会进步。大学的科研功能与社会服务功能是这种取向的典型表现。

组织取向层面。大学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存在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大学精神里应有比较鲜明的组织取向，如重视和强调大学的独立和自主等。其动力在于保存、发展大学自身，这样才能与社会发生积极互动，避免被社会“牵着走”。

究其实质，大学精神的不同层面所体现的主要无非两点：独立与创新。前者是大学的基本属性、社会地位及其社会“边界”，是大学在“确证”自身之为大学方面的一种“警戒”和努力；后者体现在大学生产和再生产知识、生产和再生产人才、提供社会服务等方面，是大学为“实现”自身价值而进行的追索。

2.中国大学缺失了什么

独立和创新是大学精神的内核，中国大学在这两点上都是比较欠缺的。

依照刘生全的观点，中国的大学向来有着异常浓厚的“官学”传统。非现代意义上的、本身即为“官学”的中国传统“大学”暂且不论，自成立于1898年、开创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之先河的京师大学堂，到“文革”结束前的中国高校，莫不因此承载着太多的政治功能。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组织的大学，其职能仅仅被“窄化”为政治职能，其他职能被摆在次要的位置。后来，教育又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转而依附于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的独立性显然无从谈起。

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属“伦理类型”，具有重人伦而轻自然、重整体而轻个体、重思辩而轻实证等特征，这一点导致中国近现代自然科学不发达，缺少以创新为精髓的科学精神。中国的大学往往缺乏应有的创新精神，这既表现在教学、科研等职能的发挥上，更表现在所培养人才的创造性上。

四、超越象牙塔：建构中国理想大学

1.理性和理性的激情：理想大学的象征

《中庸》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具有重要的社会使命。蔡元培说：“大学者，高深学问者也”，大学之“进入象牙塔”，一个重要“通行证”就是“高深学问”。

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杨旭东眼里，大学由向往、追求理性的人相聚在一起，这些人具有理性的激情和理性的态度。

理性的激情既是理性的原动力，又是理性保持活力的基本力量。无论是毕达哥拉斯学院派推崇的“沉思默想”，智者学派以降的论辩传统，还是中国书院的会讲制度，稷下学宫的争鸣，都洋溢着理性的激情。理性的态度是大学学者独立工作的基本态度，是大学薪火相传的精神。所谓理性的态度，是指看问题时“面向事情本身”，还原事情的本来面目，运用科学的论证方法进行分析，即“是其所是”。大学学者将理性态度迁移到日常生活中，构成了学者气质。大学教师和学生都是理性的追随者。

理性和理性的激情是大学推不倒的“围墙”。

2.知识与道德：评价大学的必要尺度

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崛起奠定了知识尤其是科技知识在社会生活中的坚实地位，并不断地塑造着大学的办学目标。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蒋凯认为，在现代社会，大学教育的主要目的已经演变成为市场培养劳动力，为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生产知识，价值体系及道德观念已经陷入微不足道的境地。倡导教育商业化的人士甚至认为，大学是社会的职业训练机构，它向“顾客”（学生）售卖产品（教育服务），以获取相应的回报。

但是，怎样评价大学生伤熊事件？怎样评价大学生中得到贷款后不再考虑还款的现象？怎样评价某些大学的“道德漠视”行为？

有人悲观地认为，大学教育丰富了学生的知识，提高了能力，但是，并没有相应地提升大学生的道德水准。有人认为，教师是神圣的职业，但是，教师，包括大学教师在内的教师群体的道德状况难令人满意。也有人认为，大学是神圣的殿堂，但是，学校的一些作为有失道德水准。仔细省察当今大学的精神氛围和道德状况，这种观点并非毫无根据。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当今道德教育的这种尴尬局面？

在我国，大学的评估和排行主要看各校的生源、师资力量、学科建设、科研产出等，是一种“知性取向”。对教学质量的评价，也大抵采取可以量化的“知性”衡量指标和手段。评估大学办学质量，总得有一些相对的“硬指标”，但是将“硬指标”过于夸大，必然造成道德教育在大学中失位，这是大学理想的失落，背离了大学的本义。大学的一切活动从根本上说具有社会性，它不仅要产生知识与思想，还要为社会提供道德理想；不仅要培养负责任的、合格的公民，还要为社会提供实践的行为模式。在生产、传播知识的同时，大学还要遵循道德准则，负载道德理想，培养学生的道德人格。

跨越知识与道德的鸿沟，是重建当代大学理想的必需。

3.时代精神：在大学理想中扮演重要角色

十年中，北大南墙曾经一拆一建，大学破墙开店的经商风承载了特殊的意义。高校追求办学层次高、规模大、学科专业全的升格风，追求科层等级的行政风，甚至出现学术制假等等，都曾是媒体上的抢眼话题。

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刘振天研究员认为，这些问题一方面说明，我国大学正处于大发展、大改革之中；另一方面说明，我国大学缺乏对大学理想、办学规律、办学特色的真正理解。

对中国来说，现代大学是舶来品，严格说来，西方大学的本性、传统及其理想，并没有很好地在中国扎下根。历次政治运动对大学破坏最为严重，相当一个时期，大学缺乏独立性，自我意识淡薄。改革开放后，某些大学面对汹涌而来的商品经济冲击，变得认不清方向，出现了理想的真空。

按照刘振天的观点，梳理或重建我国大学理想，既要很好地吸收中国大学精神传统，借鉴西方大学的教育理念，同时，更要体现时代精神。时代精神在我国就是实现现代化。大学必须用现代精神作为自己的理想建构基础，创新现代文化理念，并用它来培育现代化社会需要的现代公民。

4.规范和制度：大学理想的有力保障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大学为社会服务，大学要适应社会的发展。社会除了经费投入外，制定了大学准入制度，规定办大学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遵守一些规则等。社会更多的是在规范大学，对大学的服务显然不够。

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刘振天认为，从长远来看，社会要充分服务于大学。大学是很脆弱的，文化的包袱、政治的压力、经济的危机等都可以给大学以沉重的打击。社会对大学的失范和失语，意味着大学的发展上没有了规范和责任感。

大学的理想不仅是大学本身所应追求和推崇的价值观念，也是社会必须遵从的规范和规则。否则，只能是约束了大学，宽容了社会。在某种意义上，大学理想是制度稳定与积累的产物，是制度化作观念的结果。在我国，研究大学理想，要紧的与其说是观念层面，不如说是制度层面。比如，我们倡导学术自由理念，那么，学术自治与大学独立就是其制度化条件。我们提倡办学特色，那么兼容并包与多种形式办学就是其制度性保障。依据法律办学，加快现代教育法制化步伐，都会对大学产生积极影响。

5.大学之用：大学有巨大能量

培根说过：“知识就是力量”，也可译为“知识就是权力”。可以预料，大学，特别是世界一流大学，将在未来社会中表现出更加巨大的力量，甚至表现出某种形式的社会权力。

在人类进入21世纪之际，当代社会出现多元化发展趋势。中央教科所蒋国华研究员认为，大学及大学之用也必将是多元的。在多元化发展过程中，大学要领先靠什么？大学的兴衰在什么？大学影响国家兴衰的关键点在何处？从近十年来的文献看，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是，蒋国华认为，对大学来说，无论怎么多元发展，其主要矛盾运动依然是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在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同志指出了“知识贡献”和“人才支持”对于大学的重要意义。根据这个论断，未来大学将重新分类：一类是所谓名牌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型大学，其主要之用在知识贡献。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一流大学的出现与集聚总是跟着近代世界科学中心走的道理。另一类是所谓“大众大学”，包括不论专业、学科、年限的各种高中后教育机构和传统的所谓正规大学，其主要之用在人才支持。

未来国家之间竞争的某些关键方面，可能在各自的大学之间展开；而大学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各自拥有的知识资本之间的竞争。任何口号式的豪言壮语，任何文字游戏式的“知识创新”，任何“回到象牙塔”的呼号，都无济于事，社会进步需要的是真正能改造现实世界的知识创新、科技创新和教育创新。

学术看点

1.伟大的校长和一流的大学都是在剧烈变革的时代产生的，中国的校长和大学如果能顺应和引导大学和社会的变革，也必将成为伟大的校长和世界一流大学。

2.政府、用人单位、学生、教师、校长等构成大学理念话语主体的不同类型。

3.大学精神是人们投射到大学这种社会设置上的一种精神祈望与价值建构，是大学发展的理想、信念、追求和动力，更是大学之为大学的确证依据。

4.大学精神的核心是独立与创新，中国大学在这两点上都是比较欠缺的。

5.理性的态度是大学学者独立工作的基本态度，是大学薪火相传的精神。理性的激情既是理性的原动力，又是理性保持活力的基本力量。理性与理性的激情是大学永远推不倒的“围墙”。

6.道德教育在大学中失位，背离了大学的本义。跨越知识与道德的鸿沟，是重建当代大学理想的必需。

7.大学必须用现代精神作为自己的理想建构基础，创新现代文化理念，并用它来培育现代化社会需要的现代公民。

8.大学的理想不仅是大学本身所应追求和推崇的价值观念，也是社会必须遵从的规范和规则。大学理想是制度稳定与积累的产物，是制度化作观念的结果。

9.未来国家之间竞争的某些关键方面，可能会在各自的大学之间展开。社会进步需要的是真正能改造现实世界的知识创新、科技创新和教育创新。（好范文整理）

2.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大学先修课 篇二

近年来，大学先修课逐步走进国人的视野，中国对此进行了哪些有益的探索，进展如何？为什么要开设中国大学先修课程试点项目，如何开展？推进中国大学先修课程面临哪些挑战？

“中国大学先修课程”，是在高中阶段开设达到大学一定学术标准与学业水平的课程，供高中生选修，修得学分有可能成为大学入学参考标准并可转为大学学分。3月18日，“中国大学先修课程”（CAP）试点项目由中国教育学会牵头启动，被业界称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先修课程”的开端。

其实，中国对大学先修课的探索早已开始。

随着出国留学热的兴起，近年来，美国AP课程被引进中国，在国内中学日益火爆，许多中学的国际部将其列为专修课程。来自美国大学理事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10月，在中国，美国AP课程注册学校就有220所，其中80所已在上课。

近10年来，一种类似AP课程的尝试——“中学与大学对接课程”也在国内学校屡见不鲜。1996年至2001年，南京金陵中学与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清华大学后来加入）联合举办教改实验班，规模达70人，取消高考应试课程，代之以微积分、英语等大学先修课程，学生高中毕业后保送升入这些高校继续学习。金陵中学的目标非常明确：推行中国的AP课程。然而，这项改革实验最后以失败告终。

原因何在？曾主导这一探索的安生基金会美国高中课程中心主任、原金陵中学副校长王余健分析：“第一，没有建立完整、科学的课程体系，各个大学之间没形成统一的课程标准和评价手段，更没有形成学分互认的机制；第二，家长和学生的功利性追求使得部分学生在获得保送资格后失去了进取的动力。”

2003年，华东师大二附中与上海交大联手开设“大学先修课程”，在国内率先将部分大学必修课搬到高三年级；2009年，北京大学开设中学生选修课，利用暑假，面向感兴趣的中学生开设了7门暑期课程……许多国内知名中学也进行了类似的尝试，北京十一学校自2011年起，已经开设了大学先修课程，以满足学生自主发展的需求，避免让学有余力的学生进行重复学习。

“但这些都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先修课，只能说具备了大学先修课的某些特征。”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王殿军认为，准确地讲，这只是高中与大学有效衔接的有益尝试。无论是把大学教师“请进来”，给中学生开课，把中学生“送出去”，让他们参与大学课题，感受大学氛围，都有各自的弊端。王殿军认为，大学不是“救世主”，其人力、财力有限，不可能大规模向高中派出师资；大学教师到中学开设课程还有工作量的问题，他们花费同样的精力所取得的教学效果与在大学授课完全不同，到中学开课对大学教师来说可能更费精力；中学生的认知能力与大学生不一样，大学教师教授的内容是否符合中学生的认知能力、中学生能否完全理解也是问题。有时，出发点是好的，但最终效果并不一定理想。另外，这种尝试很多是在少数名校之间进行，受益的学生很有限。

2013年1月，北京大学宣布与部分中学合作试点开设“中国大学先修课程”，供高二学有余力的学生选修，成绩将作为北京大学自主选拔的重要依据。北京大学招生负责人表示，若条件成熟，对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经大学相关学科审核认定，入学者可免修相应课程，认可其相应的大学课程学分。

3.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城市 篇三

这确是一种匪夷所思的现象。根据有关专家的预测，201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50%，中国仅仅用了30年时间就赶上了西方国家200年才完成的城市化历程，这无疑是一个奇迹。但是，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在这种大张旗鼓的城市化建设浪潮中所存在的问题，我们是不是需要这么多的“国际大都市”，中国城市化建设的方向到底应该是什么？

中国各个城市大张旗鼓地提出“建设国际大都市”的主张，并不完全是由于自己的夜郎自大和不自量力。从提升城市竞争力，扩大城市知名度的角度考虑，地方政府将这种手段作为宣传自己城市的有效途径。但是，我们更应该警惕的是，各城市有关部门在做出这一决定后所深藏的利益链条问题。在中国，城市化水平是影响一个官员升迁的重要因素之一，官本位的思想使许多领导干部热衷于城市建设，将加快本地区城市化进程作为自身的主要政绩，相邻城市官员之间的竞争和攀比心理，也可能引发各地城市大手笔投资市政建设的一拥而上。特别是近几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过热，又引发了新一轮的“圈地运动”。而城市建设中的大兴土木和大量的资金流动，又不可避免地引发更多的官商勾结和腐败现象的发生。

这种情况导致的结果往往是负面的。在媒体的广泛报道中，我们已经知道了很多城市因为城市的不合理规划，一味进行新城建设，导致房屋空置率过高，甚至是“空城”、“鬼城”情况的出现。而在一些地区太过激进的城市化运动，大量农民进城，户籍转变为城市居民，但在这种急速转变的过程当中，这些没有良好生活技能的失地农民往往面临严重的生存问题。即使某些地区的农民通过征地补偿，成为了百万富翁，一夜暴富给他们带来的强烈心理反差，却导致了信仰的缺失和生活的迷茫，反而滋生了更多的社会问题。

中国城市化建设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除了普遍存在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之外，许多城市都将发展市级政府所在地作为城市建设的首要目标，将大量的人力、资金、资源都用于这一级城市的市政建设，但却忽视了所辖区县的发展。这种指导思想，甚至导致在同一个地级市内部都出现了严重的区域分化问题，结果是市政府所在地与下辖区县的市政建设和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越来越大，引发了市级政府所在地与所辖区县之间的矛盾。

实际上，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限制，如自然条件、生态环境、教育水平、经济发展程度或是科研水平的制约，并不是每个城市都可以成为大城市，更无须妄谈“国际大都市”。每个城市都应该因地制宜，明确自己的城市定位，寻求城市自己的特色，而不是完全从一个模子所勾勒出来的模样。

尤其重要的是，城市需要有自己的特色，那些享誉世界的大都市往往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景观。人们想到伦敦、纽约、巴黎、东京，除了这些城市都是所在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城市有世界一流的著名大学、拥有众多享誉世界的大型博物馆、同时具有发达的文化产业，是所在国家甚至是全世界的文化中心。

城市化应该有更丰富的人文内涵，市政基础建设是一个城市重要的硬件条件，也是吸引更多人才和投资的关键所在。但是许多华而不实的市政工程，造成的是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城市最重要的功能，应该是为居民创造一个更好的居住环境，满足这个城市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需要。借用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城市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大城市有自己的繁华和喧嚣，小城市也有自己的恬静与自得。在欧洲的许多国家，虽然城市的规模都不大，但是这些城市有完善的市政公共设施和良好的生态环境，甚至保留了中世纪的一些建筑，人们的生活幸福。这才是我们所应该努力追求的城市形态。

4.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国家实力 篇四

11月12日，中共中央党校里聚集了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英国、法国的著名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30多位专家学者。这是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第一次主办“中国与世界——实力、角色和战略”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者还有相关的中国国家部委官员。

这次高规格的会议，在中国即将实行“十一五”规划之际召开，格外引人注目。中央党校李君如副校长致了开幕辞。他说，和平崛起的中国不会做“苏联梦”，也不会做“德日梦”，更不会做“美国梦”，中国只做“中国梦”。

如何评价目前的中国实力

与会者一致认为，实力乃国家发展之本。GDP(国内生产总值)仍然是检验一国实力的基本指标。美国企业所高级研究员戴维德·F·艾伯斯坦表示，GDP代表了国家生产物品和提供服务的能力，是衡量国家实力的天然工具。

“现在的中国是国际商贸的强国。”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经济学博士A·B·奥斯特洛夫斯基说。他认为，事实上，从20世纪末开始，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作用就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宫力教授说：“全球贸易总额，2004年中国已经排在第三了。”

但是，不少国内学者却认为中国远未达到世界先进国家的实力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经济实力等虽然还有差距，但中国的发展速度快。真正比较弱的是竞争力问题。”宫力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全球经济竞争力，包括经济创新指数、金融指数、微观经济指数等，和美国差得太远。

“以金融为例，中国有的银行呆账坏账多，其实是体制问题，一些领导搞政绩工程，不考虑市场本身情况，归根到底是体制没有理顺，影响今后的发展。”宫力说。

南开大学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庞中英说，与美国相比，中国不仅“硬力量”不足，而且“软力量”方面的问题更多，比如影响国际结构的力量不够、文化影响力一般等。

文化国力面临挑战

“在中西文化的对话过程中，中国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还缺乏文化‘自主性’。”中央党校国际战略所助理研究员罗建波说。

罗建波说，就制度层面的文化形态而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迅速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即便是在苏东剧变之后，中国仍然保持了自身文化发展的主流意识形态。

但在经济市场化以及文化的世俗化和商业化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原有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政治哲学等文化形态所具有的社会价值整合功能开始面临挑战。因此，需要对原有的制度性文化进行必要的调整或转型。“不如此，中国崛起就缺乏足够的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甚至整个社会也会出现严重的‘社会失范’。”

中国文化国力的主要发展指标在世界的比重并不理想。例如，在人均受教育年龄方面，在科学论文数占世界比重方面，在本国居民申请专利占世界比重上，中国均大大低于世界发达国家。

“中国在目前不是一个文化大国，中国的文化国力也处于‘发展中’的进程。”罗建波说。

缺乏创新是中国衰落的原因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胡鞍钢教授提出国家生命周期理论。他说，1950年以后，中国才开始进入到现代国家生命周期的第一个阶段，即现代经济的准备成长期。1980年，中国进入现代经济起飞阶段，即迅速崛起的时代。到2020年，中国将进入所谓的强盛期。“从这样一个生命周期来看，中国现在正处在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经济起飞阶段和迅速崛起阶段。”

胡鞍钢认为，国家衰败的根源在于不能创新、压抑创新。1820年到1950年，中印模式是一样的，都是急剧衰落的历史。作为古老的、具有农业传统文明的国家，中国和印度缺乏工业化和全球化条件下的创新动力，这是导致两国迅速衰落的原因。

他说，创新是一个国家迅速发展、迅速崛起、迅速强大的根本动因，国家生命周期的核心问题就在于能否创新。创新不只是技术创新，还包括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市场创新等，也应当包括文化创新、观念创新、理论创新等。

宫力说，解决中国竞争力比较弱的问题，关键要体制创新。

加强“软力量”需发展民主政治

庞中英说，在过去30年，中国在发展“硬力量”的同时，“软力量”也日益进入对外政策的议程。但由于中国一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软力量”的发展被忽视。现在，中国开始调整发展战略，提出“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和谐”，这有助于中国“软力量”的增长。

在如何发展中国的“软力量”方面，庞中英提出了一些建议。例如，加快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进程，加快民主政治的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国家；从上到下，继续高度重视教育，降低教育成本，建设强大的教育体系；把中国改革、发展、转型的成功和失败经验教训提高到理论的高度，调查研究其他国家对中国改革、发展、转型的经验的认识；促进汉语的世界教学，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媒体等。

中国未来战略是否应加入“文化中心”

很多与会的专家认为，基于中国目前和将要面临的情况，中国未来的战略选择应该加大“文化”的分量。

中央党校郭树勇教授说，应该提升文化成长在国家大战略中的地位，把“以经济发展与文化复兴为中心”作为中国大战略的基本内容。

国际战略所门洪华副教授则使用了“战略文化”概念来探讨中国大战略。“在当前的国际、国内情势之下，如何在道德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构建成熟的合作型战略文化，已经成为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核心前提之一。”

罗建波则强调了“文化大国”的发展战略。“苏联之所以迅速走向衰落直至分崩离析，根本原因不在于美国的冷战政策，而主要应归咎于它的文化，主要体现在政治哲学、官方意识形态、民族凝聚力等已经失去了原创的动力而日趋僵化。”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