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行结构及职业发展路径

投行结构及职业发展路径（共8篇）

1.投行结构及职业发展路径 篇一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大多数都设立了投资银行部门或专业投行机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更是利用规模优势在投资银行业务探索上先试先行并取得显著进展,股份制中型商业银行也紧随其后大力拓展投行业务。我国商业银行在面对金融业全面开放的挑战和机遇时,已经由传统商业银行向现代全能型银行集团转变,在资本约束、利率市场化、融资结构失衡等条件下,商业银行要向更广阔的资本市场拓展已成为必然选择。

一、我国商业银行投行业务发展现状

(一)法律框架现状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商业银行经营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各个资本市场之间原本清晰的边界变得模糊,参与者数量增长使得竞争不断加剧,金融产品结构日趋复杂,金融服务需求强烈且多样化。无论是主观意愿还是客观条件上,商业银行顺理成章地发挥其资金成本、客户资源、运营网络、对外信誉等优势开展投资银行业务。相应地,监管部门也逐渐出台相关的法规政策,有限度地放松了对商业银行开展投资银行业务的束缚。中国人民银行相继出台了《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明确商业银行开办代理证券业务、衍生产品、基金托管、财务顾问等投资银行业务。在2001 年商业银行开始提供“银证通”后,基金托管、财务顾问、项目融资、个人理财等业务陆续开展。2004 年,批准商业银行直接投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2005 年确定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为首批直接投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试点银行,这使商业银行通过基金公司间接进入证券市场成为可能。同年,商业银行获准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2006 年,9 家商业银行获准从事短期融资券承销业务。国家对金融业综合经营改革的鼓励与扶持政策取向,为未来国内商业银行探索综合经营、实施业务整合,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政策环境。至此,我国的商业银行已经实现了在分业经营框架下的一定程度上的业务交叉融合。

(二)业务经营模式选择

1.准全能银行式的直接综合经营。德国商业银行为典型的综合经营银行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商业银行通过内设部门直接开展非银行金融业务,各种金融业务融合在一个组织实体内。商业银行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设置相关的职能部门,在中间业务的范畴内开展诸如财务顾问、委托理财、代理基金发售等投资银行业务。工商银行于2002 年5 月设立投资银行部,下设重组并购处、股本融资处、债务融资处、资产管理处、投资管理处等业务部门。招商银行于2001 年成立了其投资银行部门———商人银行部,全力推进投资银行业务。2002 年招商银行又成立了招银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正式申领投资银行牌照。交通银行上市后旋即成立投资银行部,浦东发展银行2006 年设立投资银行部,选择事业部附属模式,公司及投资银行部下设投行业务部,主要职责包括银团与结构性融资(包括短期融资券承销)、项目融资

(房地产融资)、资产管理、财务顾问和信贷资产证券化等业务。此外,中信、光大、民生、华夏、兴业等股份制商业银行也在2005 和2006 年建立起独立的投资银行部门。

2.银行控股式的间接经营模式。英国商业银行为银行母公司形式的代表。此模式下,商业银行和非银行子公司之间有严格的法律界限,证券业务、保险业务或其他非传统银行业务是由商业银行的子公司进行的。与综合性银行相比,虽然这种模式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益受到限制,但仍有助于实现风险分散化,并且通过业务的交叉销售获得较高收益,提高银行的品牌价值。建设银行1995 年与摩根斯坦利等合资组建中金公司;中国银行1996 年在境外设立中银国际。2002 年,中银国际在国内设立中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全面开展投资银行业务。

(三)业务范围选择

1.财务顾问业务。包括证券承销、企业并购以及项目融资的咨询顾问业务、政府财务顾问、集合理财顾问。财务顾问业务主要是发挥商业银行拥有的网络、资金、信息、人才和客户群等方面的综合优势,为客户提供投资理财、资金管理、风险管理、公司战略等方面的专业顾问服务。由于大多数企业缺乏资本经营的实际操作经验,商业银行利用自身的信息网络、资金和人才优势,从专业的角度帮助客户制定经营策略、实施资本经营,达到扩大规模、抢占市场份额、转换经营方向等目的。商业银行从事财务顾问业务的价值取向不仅局限于获得咨询费收入,而是与客户群的开发相结合。一是通过提供财务顾问服务,密切与客户的联系,有利于客户群的培养,向客户推销其他金融服务产品;二是全面了解客户的财力、经营状况,有利于控制银行向客户提供常规产品的风险,带动商业银行相关业务的发展。

2.杠杆融资业务。杠杆融资业务的本质就是商业银行通过提供信贷资金，,满足企业股份制改造、上市、配股、收购、兼并等资本经营活动对资金的大量需求,具有贷款金额大、贷款期限短等特点。随着我国企业股份制改造步伐的加快,上市公司之间、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之间的收购兼并活动日趋活跃,短期周转资金的融资市场空间巨大。此外,借助杠杆融资业务,可以派生出“过桥贷款”、股权资金的收款、结算、并购方案设计、配股项目推荐等创新业务,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在目前激烈的市场竞争形势下,更好地密切银企关系,发展和巩固核心客户。

3.基金托管和资产证券化业务。主要包括福利基金托管、企业年金托管、社保基金托管、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出口硬通货应收款证券化等。随着各种福利基金、专项基金和社会保障基金市场化运作步伐的加快,商业银行对此类业务给予高度重视,迅速进入市场。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探索和开展为我国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的发展开辟了新的舞台和发展空间。资产证券化业务可以提高商业银行的资产流动性,也为其资产负债管理提供了新的选择。商业银行可以为项目、企业、证券公司提供证券化的资产,并进行证券化资产的评估和方案设计。

二、商业银行投行业务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投行业务使得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大幅增加,但繁荣之下隐忧仍存。

(一)业务范围受限制

在“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现状下,我国商业银行只能从事部分简单的、低风险、低收益的投资银行业务,而与资本市场、资本运作相关的一些复杂的、高风险、高收益的业务项目要么绝对不能从事,要么是必须以变通手段进行合规处理。目前所有商业银行都无法获得IPO 经营资格,堵住了商业银行为客户直接融资的大门。《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不得从事股票业务,不得向企业投资,使得商业银行无法在股票包销和证券交易上服务客户。[4 ] 虽然禁止银行从事某些高收益、高风险的投行业务,在风险防范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一刀切”地把所有银行全部阻挡在一个门槛里,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风险防控优秀的银行投行业务的正常发展。2004 年美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比为47 % ,花旗银行高达70 % ,日本为39.9 % ,英国为41.1 % ,而我国仅为12.33 %。[5 ] 这反映出投行业务还处于低级发展阶段。

(二)专业人才匮乏,创新能力不强

投资银行业务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的金融中介服务,它要求有一支精通金融、财务、法律等专业知识,并具有一定从业经验的高级人才队伍作为业务支撑。商业银行现有业务人员的知识结构比较单一,不能完全胜任投行业务的开展,在较大程度上形成人力资源的瓶颈制约。人才的缺乏会导致银行业务创新能力不强,产品设计和风险计量方面存在较大不足和隐患。而专业人才的培养需要一个漫长的学习和积累过程,这将不可避免地制约着我国商业银行投行业务的快速发展。

(三)政策法规存在盲区

目前,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开办新业务实行必须报批的市场准入制度,顺应商业银行经营的发展趋势,监管层对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限制措施已大大松动,并出台了部分政策和监管法规进行规范管理,我们相信这种趋势仍将延续。但由于投行业务具体监管细则尚未出台,政策上存在较大弹性,可能原本之前“默许的”会成为今后“禁止的”。加之商业银行的大量投资银行业务要接受一行三会等机构的多边监管,监管部门之间协调不力、法规冲突等也会产生政策法律风险。

(四)与传统业务的关联风险

商业银行往往将过桥融资、担保资源作为撬动并购顾问、承销等投行业务的营销手段,反过来投行业务也能成为拉动贷款和其他融资需求的重要因素。为降低营销成本,提高营销效率和收费水平,实现为客户提供一揽子综合化服务,商业银行采取传统业务与投资银行业务打包捆绑销售的方式进行营销,这在带来综合效益的同时,也增加了关联风险,操作不当很有可能会加大商业银行的总体经营风险。

三、完善商业银行投行业务风险管理

在商业银行内部风险控制机制完善、外部监管有利的情况下开展混业经营,可以在总体上分散银行的经营风险。因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实行投行业务分级准入制

当前我国银行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的专门监管几乎是空白,也没有精通投行的专家对业务进行研究分析,导致监管机构只能以最安全但也是最保守的监管方式设置禁区,来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和损失,但却严重阻碍了金融深化和金融效率的提高。建议监管机构组织精干力量成立专门的投资银行业务监管部门,加强对国际、国内投资银行业务的发展趋势进行研究,加强各分业监管机构的合作,充分运用VAR 等计量模型对投行业务、产品风险、风险管理水平进行评估,设置合理的分级业务准入条件,拒绝不合格的银行机构和产品进入高端投行市场,让风险管理水平较高的优秀银行和产品获得风险溢价,确保投行市场的稳定繁荣。

(二)加强人力资源建设

投资银行是“知本”密集型业务,优秀的人才和有效的机制对于业务发展至关重要。要促进投资银行更好更快发展,国内商业银行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和优化组织结构,加快投行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工作。

组建高水平投行专家团队,建设重组并购、银团贷款与结构化融资、资产转让与证券化、直接融资等业务中心。对于优秀的投行人员,要借鉴国外先进投行和国内证券公司等机构的经验,真正实现收入与业绩挂钩的机制,做到人尽其才。[6 ] 发挥人才在竞争中的核心作用,提高从业人员素质,严格履行业务操作规程。要对从业人员进行充分的风险管理培训,加强服务意识,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办事,以客户利益为重,避免投资银行业务和传统商业银行业务的捆绑销售,并实行严格的信息披露。

(三)完善风险内控体系

严格内部资金管理,控制内部关联交易。商业银行应严明纪律,切实加强内部控制,对信贷资金和投资银行业务之间的资金交易实行严格的限制,加强投资银行部门的资金用途管理,做到“专款专用、封闭运行”。明确不能以信贷风险约束弱化作为开展投资银行业务的代价,信贷决策不能受投资银行业务收入等因素的干扰,防止投资银行业务风险向资产业务领域转移。适当控制业务选择。在当前我国的监管水平下,商业银行应慎重选择适当的投资银行业务,短期内不应当介入股票市场。建立现代风险管理制度,包括风险评估、风险报告、风险验证、风险检查等制度。积极采用风险价值法(VAR)、经风险调整的收益率(RAROC)以及事后检验等风险内控方法来管理和控制风险。

(四)完善风险外部监控

随着金融业的快速发展,银行、保险、证券机构业务彼此融合,行业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应对传统的分业监管加以调整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首先,在目前既定的单一监管前提下,融入功能监管要素,在一定程度上按业务性质来确定监管边界,尽快完善功能监管的相关制度,加强各个监管机构相互协作。其次,建立风险预警机制。监管应注重动态性,吸取次贷危机的经验教训,随时关注银行的风险状态,及时提示,重在预防。监管机构根据投资银行部门定期上报的相关资料,采用合理的风险测量方法,确定其实际承受的风险大小,并考虑银行集团资本总额与分布以及其风险管理水平,对风险水平做出评价,并根据结果督促其优化风险管理操作。

（潘 石 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吉林长春2.陈 曦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吉林长春 3张臣明1 长春大学人事处,吉林长春)

2.投行结构及职业发展路径 篇二

一、成立亚投行能够有效配置我国的外汇储备, 并为我国的过剩产能找到新渠道

我国有着近四万亿的巨额外汇储备, 但近年来中国外汇储备规模的急剧扩大也对经济发展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从投资利润率和外汇储备收益率的差额的2%来看, 若拥有6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年损失高达100多亿美元。如果考虑到汇率变动的风险, 这一潜在损失更大。另外, 我国外汇储备构成中美元高达65%左右, 若美元贬值, 则我国的储备资产将严重缩水。而且外汇过多还会损害经济增长的潜力, 一定规模的外汇储备流入代表着相应规模的实物资源的流出, 这种状况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增长。如果我国的外汇储备超常增长持续下去, 将损害经济增长的潜力。因此如何有效配置外汇储备对于我国来说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而2013年10月, 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在先后出访东南亚时提出了筹建亚投行的倡议, 为我国的巨额外汇储备找到了一个明确的出口。

另一方面, 近年来, 我国产能过剩问题十分严重。有分析称, 产能过剩将成为中国经济的"核威胁"。比如, 大家讨论了好几年的钢铁产能过剩, 欧美国家一般认为产能利用率在79-83%比较合理, 产能利用率低于75%即为严重过剩。我国钢铁产能利用率2007-2011年保持在80%左右 (79.5-81.3%) , 总体上处于合理水平。但2012年之后产能利用率明显下降, 产能过剩矛盾突出。2012-2014年, 我国粗钢产能分别为10亿吨、10.4亿吨、超过11亿, 粗钢产量分别为7.2亿吨、7.79亿吨和8.23亿吨, 产能利用率分别为72%、74.9%和低于74.8%。考虑到产能统计不完全, 近几年的实际产能利用率可能还要更低一些。

还有水泥, 从2013年年初开始, 中国在建和拟建的生产线还有220条, 熟料产能是2.8亿吨, 折合水泥产能是4.5亿吨。如果这些生产线全部建成, 水泥产能大概要达到35亿吨, 而“十二五”规划中确定的水泥需求量大约是22亿吨。如果在建、拟建线项目全部建成, 按照需求和产量比例测算, 水泥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将进一步降低为62.9%。而且, 煤炭、平板玻璃、电解铝、船舶、光伏、风电、石化产业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程度地产能过剩, 这些正是基础设施所必备的材料。而亚投行的建立, 随着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加的同时, 必将增加对原材料和技术的需求, 这些正是我们所拥有的。因此亚投行不仅有助于良好的配置我国巨额外汇储备, 还为过剩产能找到新渠道, 从而加快我国的经济发展。

二、成立亚投行能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亚投行是否能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主要是看我们在亚投行的结算中是否使用人民币。推测主要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是用人民币出资, 结算以及投融资;第二种是依然使用美元;第三是两者兼有, 以两者之一为主。在第一种可能性中, 亚投行结算中使用人民币的确可以快速有效地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但是, 必须要考虑存在的风险。首先要设立57个国家金融机构的人民币账户, 这可以说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从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后, 确立的美元霸权地位到现在依然存在。大家依然都习惯于使用美元, 在汇率问题上, 以前只需要考虑与美元的关系。但是如果亚投行设立了人民币账户, 使用人民币投融资的话, 各国对人民币的敏感度和关注度将不同于以往, 我们将会承受巨大的压力。而且我们国家如今的资本市场并没有完全放开, 人民币还不能自由兑换, 如果用人民币结算的话, 那么这部分的人民币是否可以与国内联动也是一个问题。所以目前来看, 亚投行的结算和投融资中完全使用人民币的可能性还很小。

在第二种可能性中, 和其他的多边金融机构一样使用美元结算程序相对简单, 而且我们的外汇储备中美元高达65%, 无论是在操作性上还是方便度上看, 使用美元更加合适。但是单纯使用美元来结算和投融资的话, 我国作为亚投行的主导国, 在这个平台上有着很强的话语权, 如果放弃通过亚投行来实现提高人民币的自由使用度的话, 似乎有点可惜。这样就出现了第三种可能性, 也就是两个币种兼顾。比如和出口贸易相关的出口信贷以及发行债券的投资融资可以使用人民币, 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要使用美元。面对如今一些不理性的评论, 我们也不能否认, 亚投行确实对于推进世界金融格局的改革有着一定的助力, 也会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但是对于人民币真正的国际化相信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三、成立亚投行能够推动我国“一带一路”战略措施的发展

没有“一带一路”战略措施就没有亚投行的建立, 但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是, 亚投行的受欢迎程度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当然这背后决定性的力量是经济、是利益。可以说所有的国家都看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潜力, 想要借着亚投行这个平台来分一杯羹, 这种投资是双赢的, 投资者不仅可以得到相应的回报, 被投资者也可以借此为经济带来生机。

在3月28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外交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的文件中, 关于资金融资方面明确提出了“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共同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筹建, 有关各方就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融资机构开展磋商, 加快丝路基金组建运营。而这里的金砖开发银行和上海合作组织融资机构以及丝路基金在影响力远远小于亚投行, 这就确立了亚投行作为“一带一路”钱袋子的地位。

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的文件中划定了中国经济对外发展的五条国际大通道, 圈定了沿线18个省份, 黑龙江省也被圈定进去了。为了与“一带一路”相衔接, 黑龙江省构建了“中蒙俄经济走廊”, 而齐齐哈尔市虽然不是主要的港口, 但却在主要的交通干线上, 可以打造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聚集区, 黑龙江省形成“一核四带一环一外”产业格局, 而齐齐哈尔市所涉及的就是哈大齐产业聚集带, 在这里我们要做的就是为打通道路做好建设, 迎接机遇。在打通道路这一点上, 今年开始齐齐哈尔将建设北安到富裕的公路160公里。从2009年开始建设的哈齐客运专线今年也即将完工, 哈齐客运专线线路全长为286公里, 总投资312.4亿元, 正式运营后, 从哈尔滨至齐齐哈尔将用时90分钟。齐齐哈尔市作为哈尔滨通向满洲里口岸的必经之路, 相信未来亚投行正式运行后, 如果有对国内基础设施投资的可能性, 为了能够良好对外衔接, 也会有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运营, 这样产业就被带动起来了, 而整体的经济发展也将被带动起来。

四、成立亚投行能够拉动我国进出口贸易, 加快推进我国企业走出去

(一) 亚投行能够增加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机会

我国在筹建亚投行的时候就明确表示过会创新机制, 在亚投行中引进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模式。一方面对于亚投行本身来说, 亚洲基础设施建设一年需要八千亿美元, 而亚投行现在目前才一千亿美元, 还要分多期投下去, 我们要用亚投行的少量的钱去四两拨千斤, 因此一定把民营企业的民间资本引进来;另一方面, 对于企业来说, 从亚洲地区PPP项目经验来看, 多集中在机场、高速公路、供水、供电、排水、城市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领域。一些国家的PPP项目对国内企业和海外企业共同开放, 而我国企业也有参与亚洲国家PPP项目的经验, 这对我国企业来说也是个契机, 能够增加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机会。但是这里面公私合伙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基础设施的回报期需要20年到30年, 在政府换届后还能否兑现当初承诺的回报率等等。因此对于民间资本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也是具有很大风险的, 而这就需要建立相应的防范机制去减少风险。

(二) 亚投行能够推动我国企业走出去

从全球的视角来看, 亚投行之所以能够吸引众多国家特别是域外发达国家的参与, 不仅是为了平衡美国过度的影响力, 也是为其经济找到一条出路, 虽然有报道指出亚投行的项目将对所有人开放投标。但是在同等条件下参与亚投行的成员国应该会有优先权, 这对很多国家都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当然, 这对我国也一样, 但是我们并不需要利用主导者这个特权, 我国的企业尤其是制造企业在基础建设方面不仅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技术, 而且国际市场对中国装备制造业也十分认可, 比如中国高铁今年宣布合并重组后, 定位于“跨国经营”和“全球领先”, 不仅要把车辆卖到国外去, 还要在海外投资、运营, 提高国际竞争的整体实力。而且最近中国高铁走出国门的好事捷报频传。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我国企业已经做好了走出去的准备, 并且有些企业也已经走出去了, 接下来在亚投行这个大的平台上, 我们要做的就是更加有规划地、有秩序地让我国的企业走出去。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70年代我们去帮助坦桑尼亚、赞比亚建了坦赞铁路, 但是后来的情况是并没有很好地利用, 像这样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如果没有好好利用的话, 反而会成为这些国家的债务负担。我们要考虑的不单纯是对基础设施的投资, 而是要通过基础设施的加强而提升整个区域的经济, 这就必须要求基础设施必须和产业相连接。从我们的角度看, 如果可以把亚投行的投资和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相连接的话, 不仅把路修好了, 产业也发展了, 就业也好了, 这样的话双方都会得利。另一方面, 如果我们的企业走出去了, 那么我们过剩的产能也就能够有的放矢了。比如, 有着过剩产能的的钢铁、水泥等一系列的产业也就都能够带动起来了。因此, 可以相信通过亚投行这个平台, 能够有效地推进我国企业走出去。

(三) 亚投行的成立能够加快黑龙江省及齐齐哈尔市的对外贸易

近期, 我国与俄罗斯关系愈加密切。从国际形势上看, 以美国为首七国集团与俄罗斯关系持续恶化, 俄罗斯表示会进一步发展和亚洲的关系, 而黑龙江省是距离俄罗斯最近的省份, 与俄罗斯有2 981公里的边境线。而且多年以来, 俄罗斯也一直是黑龙江省第一大贸易伙伴。据海关统计, 2013年, 我省占全国对俄进出口总值25.1%, 自俄进口占全国自俄进口总值39%。2002年-2013年, 黑龙江省对俄贸易额合计1 189.7亿美元。再加上为了对接我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措施, 黑龙江省提出的“东部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配合, 黑龙江省无论是在对外政策、地理环境还是贸易经验上都可谓是顺应天时, 可以说是黑龙江省对外发展的一个大的机遇。而齐齐哈尔市作为哈尔滨市通往满洲里口岸的必经之路, 也要借助“东部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有力契机加强对外的合作。利用自有资源和技术优势, 重点打造“五大园区”, 即:IT产业园区、机电装备产业园区、绿色食品加工园区、蔬菜果品产业园区和商品集散园区。

1. 从工业方面看, “陆海丝路带”加快齐齐哈尔市工业企业走出去

齐齐哈尔市是“一五”时期建立起来的重工业城市, 有着庞大的工业企业群, 工业产品也有上千个品种。但是此前一段时间工业并不理想, 像钢铁产业, 也存在着产能过剩的问题, 而且因为产能过剩, 钢铁价格也上不来, 整体的经营形式也呈下滑的态势。尽管大宗原材料价格同步也有降低, 但总体降低幅度小于产品价格降低, 产品中还包含部分固定费用, 使企业利润空间一再受到挤压, 产品利润微乎其微。再加上能源的费用也比较高, 热费和天然气费用都有所上涨, 电费也比其他地区稍高些, 这些都会增加生产成本, 进而影响利润。随着“东部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 再加上近期俄罗斯正在制定新的远东开发政策, 将开放远东地区的资源类项目的控股权, 外资可以控制超过50%以上的股权。这对黑龙江省乃至齐齐哈尔市来说都有着一定的利好, 有利于推进对俄贸易的转型, 以前, 黑龙江省对俄贸易劳动密集型产品所占比重较大, 对俄贸易的科技含量较低。俄新的远东开发政策的制定实施, 将有利于对俄罗斯远东地区自然资源的开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老化设备的更新等投资。面对这种商机, 俄罗斯远东地区将会进行一系列的产业开发, 势必会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 而齐齐哈尔市作为距离满洲里口岸最近也是最大的老工业城市, 像北满特钢、一厂、二厂、车辆厂等的工业企业的对俄贸易的机会一定会增加, 进而带动齐齐哈尔市整体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 从亚投行的机制上看它作为一个投资准商业性的基础设施的机构, 投入前一定会做多方面的考核。而俄罗斯的远东地区的自然资源丰富, 还与我国相毗邻, 我国和俄罗斯作为经济大国, 无论是政治稳定性还是在经济收益率上, 被投资的可能性也很大。

2. 从农业方面看, “陆海丝路带”加快齐齐哈尔市农业企业走出

齐齐哈尔市不仅是传统的工业城市, 而且还是“中国绿色食品之都”。即将打造的“五大园区”里面就有绿色食品加工园区、蔬菜果品产业园区。关于绿色食品我们自1990年开始的探索起步, 到2001年以来的全面推进提升, 可以说在绿色食品产业的开发、管理、营销方面有着多年的经验, 也曾经承办过十四届中国 (齐齐哈尔) 绿色食品博览会, 而且广受好评。如今随着“陆海丝路带”的推进, 我们也要充分利用并且增加对俄罗斯绿色食品的出口贸易。如今俄罗斯放开政策, 开放远东地区的资源类项目的控股权, 再加上2015年1月26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支持远东土地无偿赠居民, 就是准备将无限的远东土地无偿发送给每一位当地居民, 每人一公顷, 但条件必须是俄罗斯籍公民, 这项法律颁布后, 相信中国移民将大大增加, 而俄远东将成为向中国进出口绿色食品的主要地区。远东地区的土地质量十分肥沃, 还可以自行决定作何用途。并且在不久前, 俄远东发展部公布14个超前发展区选址, 发展区五年内企业税为零, 地方税为5%, 社会医疗保险金为0.1%, 总税率在其他地区是30%, 而发展区仅为7.9%。而齐齐哈尔市的企业对绿色食品的生产和经营有丰富的技术和经验, 因此可以采取通过从当地人手中租赁, 对其进行开发的形式。比如农垦牡丹江管理局新友谊农场。2011年农垦牡丹江管理局与东宁华信集团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实施农业合作开发。2012年3月13日新友谊农场正式成立, 注册资金2000万元, 率先在环兴凯湖俄方一侧组织大规模境外农业开发。2013年9月, 国家发改委文件批复的《黑龙江和内蒙古东北部地区沿岸开发开放规划》, 将新友谊农场对俄境外农业开发列入重点合作项目, 目前已经成为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最大的农业开发企业, 2014年底已经开垦滨海边疆区耕种土地100万亩左右。黑龙江垦区在农业方面的管理、技术和经营的理念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它采取的运作方式是合作经营和自主经营相结合, 以自主经营为主。在境外注册独资公司—新友谊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在新友谊农场下组建了18个分场, 新友谊农场负责组织协调各分场生产、支持相应的分场生产建设, 分场下面的家庭农场自负盈亏承租土地, 承租机械设备, 建立利益分配机制。

如今中俄的合作关系日益密切, 俄罗斯也放开了对远东地区土地的限制, 目前, 俄远东闲置未开发的耕地面积达到1亿亩, 而中俄农业合作具有高度的互补性和长期性。因此可以预期在俄生产和种植的绿色食品会具有很广阔的市场前景。这对于有绿色食品种植、生产、推广营销经验的齐齐哈尔市将是一个巨大的机遇。我们也可以借鉴新友谊农场的先行经验把我们的绿色食品企业推出去发展。

摘要：成立亚投行能够有效配置我国的外汇储备, 并为我国的过剩产能找到新渠道;成立亚投行能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成立亚投行能够推动我国“一带一路”战略措施的发展;成立亚投行能够拉动我国进出口贸易, 加快推进我国企业走出去。

3.投行结构及职业发展路径 篇三

一、浙江辖内“商行+投行”基本情况

目前，投行业务已成为国际性商业银行重要利润来源，业务种类日趋多元，已形成美国金融控股模式和德国内部综合经营模式两种成熟模式。近年来，国内商业银行主要在《商业银行法》等法律法规框架内开展投行业务，仍处于起步阶段，但业务规模增长较快，组织架构也不断改革升级，并形成子公司、事业部、内设部门制以及分散管理等形式。目前，浙江辖内大多数商业银行已开展了投行類业务，并呈现“三大特点”。

一是业务类型多样。辖内商业银行投行业务以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承销发行为核心，积极引入和创新服务产品和模式，并与券商、信托、基金、PE等投资机构广泛开展业务合作，拓展投资顾问业务、并购重组业务、投贷联动业务、托管类业务、理财对接与直融以及资本市场相关多种业务品种。

二是机构发展不平衡。辖内大中型商业银行和部分法人银行机构都将“商行+投行”模式作为重要方向，业务发展较快，其他中小银行机构相对审慎。如中信银行杭州分行于2002年就成立了投行部，近两年投行业务融资规模达超过700亿元，是同期新增贷款规模2.8倍。杭州银行投贷联动业务数量和金额均高居省内首位，自2009年来累计发生超过100笔，全辖占比均超过80%。

三是管理雏形基本形成。辖内开展投行业务的银行基本制订了相应的管理办法及操作规程，初步建立了投行业务风险管理体系。如，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在原有风险评审架构上嵌入投行业务条线管理，成立代理投资委员会进行决策审批。中信银行杭州分行投行业务实施“2+2”审批模式，即所有投行产品执行分行投行部和总行投行部两级立项，并经分行授信部门和总行授信部门两级审批。

二、“商行+投行”典型模式

模式一：投贷联动。主要包括银投联贷、选择权、基金直投、股权投资基金主理银行等业务。具体类型有四种：一是“银投联贷”业务。分为“投前跟贷”和“贷前投后”两种，如工商银行“银投联贷”、兴业银行“芝麻开花”、浦发银行“投贷宝”等。资金来源主要是银行理财，投资标的进一步扩展到PPP项目，风险控制重点在创投合作机构选择、贷款跟投时点控制以及创投机构担保上。二是选择权业务。银行在为创业型企业提供授信、财务顾问服务时，享有按约定获得客户股权或股权收益权等权利，如工商银行“可认股安排权”、杭州银行“期权贷”等产品。由于银行无法直接持有相关权利，一般由合作创投机构代持。三是基金直投业务。实质是“名股实债”，在满足企业股权融资需求时，以第三方回购等形式控制风险，包括创投机构直接融资、并购基金夹层融资、创业投资基金直投等。四是股权投资基金主理银行业务。银行利用客户资源、系统平台等优势，为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机构提供项目推荐、基金募资、项目管理、资金托管等财务顾问服务。如，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为浙商转型升级母基金（筹）和浙民投公司（工银瑞信是股东之一）提供财务顾问服务。

模式二：资本市场结构化投资。主要包括结构化证券投资业务和结构化定向增发业务：一是结构化证券投资业务。银行理财资金投资结构化信托计划或资产管理计划优先级份额，并通过该信托计划或资产管理计划投资股票、基金、债券及货币市场工具等公开交易市场标准化金融工具。二是结构化定向增发业务。信托公司、证券公司等设立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或资产管理计划投资定向增发，并根据投资者风险偏好不同设置优先级与劣后级，理财资金投资优先级产品。如，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开展了辖内首单理财资金结构化定向增发业务；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向总行推荐5笔结构化证券投资业务和1笔结构化定向增发业务。

模式三：并购重组服务。主要包括并购重组贷款以及并购前估值、并购中融资、并购后整合等全程顾问服务：一是“股票收益权+并购融资”。主要适用于有并购重组需求的上市公司，利用母公司持有的上市公司股权或其他股权设立收益权信托，商业银行理财资金池与其对接，为母公司并购重组提供融资。二是“Pre-IPO基金+并购基金+并购贷款”。主要适用于拟上市公司，由创业投资机构、战略投资者和商业银行组成并购财团，代替拟上市公司收购其由于上市财务指标限制不便持有的资产，并在企业上市后通过定向增发或现金并购将该资产返售给上市公司。三是“并购顾问+境外融资”。主要适用于“走出去”企业，银行利用自身境内外金融平台联动优势，由境内分行担任并购顾问，境外分行提供境外并购贷款，银行境外投行子公司对海外子公司进行培育并保荐上市。

三、存在主要困难与问题

（一）政策法规存在障碍

由于受到《商业银行法》制约，商业银行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直接持有非金融机构股权，《贷款通则》也规定不得用贷款从事股本权益性投资，国家另有规定除外。在法律政策未明晰可以做之前，法律合规风险始终是悬在商业银行头上的一把利剑，只能“曲线进入”，束缚投行业务发展；也直接影响到投行交易结构和产品复杂性，增加运营和融资成本。

（二）“刚性兑付”未打破

不少银行机构反映，由于投行业务和产品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特性，不可预测因素多，“刚性兑付”是除政策法规之外掣肘投行业务发展的另一大因素。实践中，出于声誉考虑，即便是债券承销，商业银行实际也承担隐性担保责任；理财资金对接，一般也选择优先级、固定收益类，无法享受投行高收益。投资者教育，“买者自负、卖者有责”制度建设等，任重道远。

（三）风险文化不适应

一是风险偏好上，商业银行在长期从事债权业务中形成的风控文化，对待风险较为被动保守，而投行业务以获取高额收益为导向，对待风险更为积极主动，两者差异显著。二是理念认识上，商业银行高管层理念和认识起决定性作用，投行与风险、内审等部门认识分歧较大，在当下传统信贷业务风险高发，投行领域风险苗头显现情况下，存在畏惧情绪。三是风控技术上，目前，绝大多数商业银行仍沿用传统信贷风险评判标准和技术，更看重当期企业客户抵押担保和还款能力，与投行客户初创期和成长期，轻资产，更注重未来价值等特点不匹配；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项目风险、交易对手风险以及业务规模控制等经验不足，投行客户企业价值判断专业性缺乏，难以对股权公允价值做出准确测算，股权或期权退出通道也不够顺畅。

（四）管理机制不相容

一是“风险共担、收益共享”机制。总体上，商业银行现有体制机制无法做到与投行业务相匹配的风险共担，无法享受投行超额回报，与证券公司等专业投行机构差距较大；投行业务与传统信贷业务风险隔离机制尚未有效建立。二是考核激励机制。目前，大部分商业银行并没有针对投行业务独立实施考核激励，没有按照收益、风险匹配原则建立收入分配机制，权责不对等，激励不够与约束不足并存，无法吸引和留住投行专业人才。三是联动工作机制。包括商业银行与券商、信托、基金及创投公司的“跨业联动”，商业银行内部总、分、支“纵向联动”，以及投行、公司、内审、风控等部门间“横向联动”都不够顺畅。

（五）组织体系不健全

一是组织架构上。目前，大中型商业银行大都设立了独立投行部门，仍有不少中小银行无专门投行部门；少数机构依托于集团证券、基金、投资子公司开展投行业务，但多数单一银行机构只能通过理财、资管计划等开展合作，法律关系、业务结构复杂。二是风控制度上。囿于当前业务规模、发展阶段以及重视程度，总体仍在原有信贷管理体系内嵌入“补丁”，并由一套人马把控。如何在统一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体系下，建立与投行业务兼容并行的风险管理系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三是人员配备上。尽管有些银行机构已从证券公司、投资公司引入专门人才，但仍以原有银行从业人员为主，专业性、知识储备、思维方式等不能完全胜任投行业务创新发展需要。

四、相关政策建议

“商行+投行”经营模式转变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工程，既不同于传统的商业银行业务，也不是单纯的投资银行业务。应充分发挥商业银行海量客户基础以及综合金融服务独特优势，扬长避短，寻求商行与投行最佳“平衡点”，达到“1+1>2”的效果。

（一）多措并举，积极营造投行业务发展良好外部环境

积极推动商业银行投行业务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政策完善，降低政策法律风险。加强顶层设计，及时研究出台商业银行投行业务发展指导性意见措施，明确投行业务发展方向和管理框架。加强金融消费者宣传教育，强化“卖者尽责”前提下“买者自负”，打破“刚性兑付”，培育市场基础。

（二）加强研究，探索推动建立与“商行+投行”相契合的体制机制

针对当前商业银行投行业务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风险文化、管理机制、组织体系、风险控制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有效整合银行机构力量，积极借鉴国际经验，深入研究，探索形成一套可复制、标准化的做法或案例。

（三）因行制宜，分層分类推进“商行+投行”经营模式转变

不同地区、不同机构发展战略、风险偏好、管理基础差异大，要因地制宜、因行制宜，分层分类引导推进。对有条件大中型银行可探索子公司形式，一般中小银行可建立投行业务事业部和专营部门制，管理基础相对薄弱的中小银行机构审慎开展或不开展。

（四）防范风险，积极稳妥推进商业银行投行业务健康发展

按照“三严三实”要求，积极督促指导商业银行转变理念，科学制定投行业务战略发展规划，加强协同联动，尤其商业银行高层重视投行业务发展。鼓励商业银行在制度先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加快改革创新步伐，促进投行业务健康有序发展。

4.投行结构及职业发展路径 篇四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以及建筑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持续推进，装配式建筑应运而生，钢结构是装配式建筑的发展方向。论文总结目前我国装配式钢结构发展面临的问题，从完善相关政策、构建技术标准体系、加强产业协作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期推动装配式钢结构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建筑业的转型升级。

【关键词】装配式建筑；钢结构；可持续发展

1引言

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建筑业在近年来取得了显著成就，对我国经济发展、改善民生、城市化建设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建筑业仍然是能耗高、建造方式粗放、信息化水平低的传统行业，不符合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建筑业要改变现状、寻求高质量发展就必须融合先进的发展理念及科学技术，迈上绿色化、工业化、信息化的转型升级之路。在新形势下，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是促进建筑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装配式建筑是预制部品部件在工厂提前生产，然后运至工地装配而成的建筑，按结构体系主要分钢结构、预制混凝土结构以及木结构三大结构类型。由于自然环境因素的限制，我国木材资源匮乏，装配式木结构不能被广泛推广来解决大量的人口居住问题，目前木结构主要应用分析于高档低层别墅。装配式混凝土结构虽然耐久性高、可塑性强，但是其预制构件重，运输半径大，运输成本的管理费用偏高。装配式钢结构具有钢材重量轻、抗风抗震性能佳、施工周期短、建筑品质高、有效使用面积大、节能环保、经济性好等优势，与其他两种结构相比，钢材可回收再利用，更契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是绿色建筑的代表，是天然的装配式建筑。

2装配式钢结构的发展现状

鉴于装配式钢结构建筑具有抗震性好等优势，其在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得到广泛应用分析。日本有三成以上的房屋采用钢结构，在住宅领域钢结构甚至占比超过了七成；美国钢结构被应用分析到各种类型的建筑中，其中在住宅领域钢结构占比超过四成。装配式钢结构建筑的广泛推广及应用分析，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综合效益。在我国，钢结构建筑的应用分析主要集中于商业地产、大跨度会展中心、体育场馆、工业厂房等公共建筑领域，并且发展势头良好，技术较为成熟。而钢结构在住宅领域则发展缓慢，和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这与人们对钢结构住宅的性能优势认知存在局限、对钢结构住宅的综合效益认识不足等存在一定的关系。为了改善目前我国住宅因多为钢筋混凝土或砖混结构而整体性差、抗震性能不佳的`问题，应大力发展钢结构住宅。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建筑业人工成本处于上行趋势，并且自xx年以来水泥、混凝土等原材料的价格快速攀升，混凝土结构相对于钢结构的成本优势在逐渐缩小。钢结构建筑有助于化解钢铁去产能困局，巨大的市场空白为装配式钢结构建筑预留了大量发展空间[1]。自xx年以来，行业层面对装配式建筑的政策逐渐向钢结构住宅倾斜。xx年x月，住建部公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市场监管司xx年工作要点》中提出要开展钢结构装配式住宅建设试点，推动建立成熟的钢结构装配式住宅建设体系。xx年x月，住建部发布《装配式钢结构住宅建筑技术标准》，在钢结构住宅的设计、生产、施工安装、质量验收、维护及管理等方面制定了详细规范。

3装配式钢结构发展存在的问题

3.1标准体系尚未完善

目前我国装配式钢结构建筑尚未形成统一的、行业认可的标准体系，导致整个产业链的各环节无法参照一个统一的标准执行，企业就不可能进行产品的批量化生产，工业化水平低导致成本增加、钢结构市场发育不完善，影响了装配式钢结构建筑建造水平和发展速度。

3.2建筑成本高

我国建筑产业化起步较晚，目前处于初级阶段。在此阶段，采用装配式建造方式尚未形成规模效应，预制构件标准化程度不足且生产和运输成本过高，建设生产未做到真正提升效率，无法发挥工业化批量生产的价格优势，装配式建筑的综合效益不明显。装配式钢结构建筑用钢量大，其造价相较于混凝土结构偏高，在前期投入资金量大而回报周期长，影响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

3.3信息化发展滞后

建筑工业化的发展需要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撑。装配式钢结构建造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建造模式既需要实现建筑、结构、机电、内装等全专业系统一体化装配，也需要实现设计、生产、施工等全过程一体化实施。然而，目前BIM技术虽有一定的实践，但总体上推进缓慢，尤其缺少对设计、生产、运输、施工全过程管理及应用分析，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装配式建筑的发展。

3.4专业人才短缺

与传统建筑的建造方式不同，装配式钢结构建造模式需采用大量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对相关参与者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而行业内缺少与之相匹配的专业人才。设计人员、生产人员、施工人员、管理人员等相关技术人员都更熟悉混凝土结构建造技术和管理模式，对装配式钢结构缺少了解和实践经验，短时间不能完全适应新的设计理念和施工方法。专业人才的短缺，将不利于装配式钢结构建筑产业的持续发展。

4装配式钢结构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4.1完善相关政策，构建技术标准体系

推进装配式钢结构建筑的发展，应以政府引导为基础，市场化运作为手段，适当推行相应的激励扶持政策，如土地供给、科技研发、资金配套、人才引进等方面给与政策倾斜，引导和鼓励企业发展装配式钢结构建筑，尤其是住宅领域。同时应健全监管机制，制定配套措施，为装配式钢结构建筑发展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根据装配式钢结构发展现状，应加大规划、设计、生产、施工等各环节的标淮化建设，完善和提高技术标准体系；加大关键技术、工艺工法、配套管理方法的研发力度，提高行业整体的技术及管理水平[2]。

4.2提高工业化程度，降低建设成本

导致装配式钢结构建筑成本高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用钢量大，材料成本高，因此需对主体结构进行轻量化设计，减少整体钢材的消耗量；二是预制构件加工成本高，因此需要进行标准化设计，批量生产发挥规模优势，降低成本。由此可见，降低成本的关键是实现建设全过程的标准化，做到标准化设计、标准化生产及标准化施工，提高行业工业化程度。同时做好设计优化，加大施工阶段新工艺、新方法的硏发，充分发挥装配式钢结构建筑在提高质量、降低成本、缩短工期等方面的优势，提升整体综合效益[x]。

4.x加强产业协作，提高综合效益

装配式建筑采用设计、施工、制作与安装高度协调统一的一体化建造模式，需要上下游企业加强协作，共建相互依存、合作共赢的产业联盟，使得工程项目建设全过程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加快产品研发、技术推广、成果转化。提高BIM技术在装配式钢结构建筑中的利用率，逐步实现全过程全产业链信息化管理，实现数据传输与共享，提高项目各参与主体间的协同效率。同时，积极推广EPC工程总承包模式，实现设计施工一体化，发挥装配式钢结构建筑的建造优势，提升整体综合效益。

4.4重视人才培养，建立多元化培养机制

保障装配式钢结构建筑良性发展的基础是专业技术人才。人才培养是一个长期性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建立和完善专业资格认证、技术考核体系、职业技能培训体系等方面培养专业化的生产、施工、管理队伍。与此同时，可结合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发展，加大力度研发建筑机器人，让机器人代替人力进行生产、施工和检测等工作。此外，针对人才短缺现象，企业还可以与高校合作进行产学研协同育人，联合培养钢结构相关专业的人才，推动装配式钢结构建筑的健康发展。

5结语

装配式钢结构建筑因其具有自重轻、抗震性能好、节能环保、装配率高等特点，加之有利于化解我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问题，推广装配式钢结构建筑有助于构建项目建设全过程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发展模式，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将推动建筑业的转型升级。虽然在现阶段，推行装配式钢结构应用分析和发展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专项研究，但装配式钢结构建筑定将成为建筑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推动力量。

【参考文献】

【1】胡泊,刘冰,韦凯杰.钢结构建筑在装配式建筑发展过程中的优势[J].福建建材,20xx(02):x1-x2+10x.

【2】廖礼平.绿色装配式建筑发展现状及策略[J].企业经济,xx,x8(12):1x9-14x.

5.投行结构及职业发展路径 篇五

摘要：在分析陕西省产业结构构成状况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对陕西省各产业碳排放现状的描述，阐述了发展低碳经济的必要性，提出了陕西省产业结构优化视角下的低碳经济发展路径研究。从政策上制订低碳经济发展规划，从机制上完善低碳经济发展的技术支撑，从产业结构调整角度促进陕西省低碳化发展。

关键词：产业结构;陕西省;低碳经济;路径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近年来，为了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政府提出了约束性碳减排目标。然而，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同区域的碳排放水平及减排措施所有不同，有必要深入分析区域碳排放特征，制定因地制宜的区域低碳发展路径，才能有效促进我国碳减排整体目标的实现。陕西省处于工业化加速阶段，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形成了“二三一”的局面。陕西省第二产业产值中工业产值占到80%以上，高污染、高耗能的重工业在产业结构中占比较大。同时，第三产业仍然没有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陕西是中国的能源大省，随着陕西经济在“十二五”期间迅速上升，离不开能源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其在推动陕西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引致了大量的碳排放。深入研究陕西省经济的发展状况，对陕西省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1陕西省各产业碳排放现状分析

近年来，陕西省能源产业迅速崛起，带动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升级，促进陕西省经济快速增长。但是，随着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增加了环境中CO2的排放，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矛盾凸显。-陕西省第一产业比重逐步下降，第二产业比重、碳排放量总体逐步上升。2000-20陕西省GDP平均增长率为17.55%，碳排放量平均增长率为10.62%，碳排放呈现出“高速增长—波动—逐步下降”的特点，其中2000-碳排放量平均增长率18.45%，-期间碳排放增速波动较大，-年碳排放量逐步下降，平均增速7.83%。陕西省能源消费主要是由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水电组成。煤炭消费比例在能源消费总量的70%左右，占主导地位。以煤炭为主的消费结构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太大改变。有研究表明：天然气能源利用效率比煤炭高30%，石油比煤炭高23%。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是造成近年来陕西省环境污染严重的主要原因。

2陕西省发展低碳经济的必要性

2.1培育区域经济新增长点

随着陕西省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带来温室气体总量的持续增长，环境质量与产业结构协同优化显得尤为重要。从世界经济发展历程来看，低碳是实现发展的重要途径，新兴产业技术革命的兴起都会崛起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陕西省作为国家首批五个低碳试点省份之一，通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减缓由于经济快速增长、能源需求新增所引起的碳排放增长，能够避免陕西省进入资源诅咒的怪圈，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目标。

2.2优化产业结构的必由之路

陕西省正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在支撑陕西工业发展的支柱产业中，势必会带动能源消费的快速增加。陕西是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大省，尤其是煤炭。陕西能源生产企业大多具有生产规模小、能源加工转换率低等特点，增加了陕西向低碳发展模式转变的成本，使得单位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长期处于较高水平。加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制约陕西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陕西经济低碳发展围绕能源企业如何应对新技术、新能源的挑战，实现从传统的高碳低增长方式向低碳高增长模式转变。陕西目前所处的工业化具体发展阶段，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发展低碳经济为契机，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形成新经济增长点。

2.3环境保护的迫切要求

近年来，陕西省能源化工高碳排放的产业特征严重影响了空气质量，导致陕西省环境问题日渐突出。面对资源开发强度大和环境容量小的`矛盾，要求企业大力开发低碳技术，促进工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减少“三废”排放，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因此，作为国家低碳示范省，发展低碳经济是将其建设成为资源节约型以及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由之路，以低碳理念引领省域可持续发展，大力发展培育低碳竞争力、倡导低碳生活，对陕西省实现低碳转型刻不容缓。

3低碳经济下陕西产业结构调整的突破点

陕西省要发展低碳经济，需要突破原有发展路径。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并整合各种社会力量，完善科技创新机制，以推进陕西的低碳化进程。

3.1从政策上制订低碳经济发展规划

陕西省低碳经济发展依赖于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实现有效降低碳排放强度，必须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一是大力提倡发展低污染，低能耗的新兴产业，明确重点发展行业或企业，优化产业布局，将资源有序地引导向低碳经济方向，坚持走低碳的新型发展道路;二是从陕西目前发展来看，应结合其经济发展阶段，低碳经济的新路径的另一重要着力点就是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以平衡全省工业的整体碳排放量。

3.2从机制上完善低碳经济发展的技术支撑

陕西省从机制上完善技术支撑，加大对节能减排和新能源技术领域创新的支持，新产业快速发展，可再生能源、绿色能源对传统能源的替代也正在进行，推进高耗能企业的技术升级，实现节能降耗减排。一方面，应综合利用先进技术，建立科学合理的碳排放预算制度，逐步形成以煤气化为龙头的多产了联合技术系统开发及利用的新途径。另一方面，建立低碳经济研究机构，鼓励校企联合进行“产学研结合”，推动有条件的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建立研发机构。陕西应加强与发达国家的技术交流合作，学习先进经验，加强创新意识的培养。

3.3从产业结构调整角度促进低碳化发展

陕西已经进入以工业经济为主导的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第二产业结构碳排放占很大比例。从产业结构调整的视角考虑是陕西省发展低碳经济的必由之路。以“关中-天水经济区”建设规划为契机，加快陕西省经济增长转变方式，关中地区要以科技园区为载体，大力发展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高新技术产业;陕南、陕北利用中心城市的经济带动作用，围绕各类产业园区，推进产业结构在空间上的优化布局。发展新兴产业具有可持续性，能够解决陕西产业结构不合理现状，达到减少碳排放的发展目标，新兴产业规模的扩大不仅不会导致产业高碳化，反而会进一步增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低碳优势。

4结论

本文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陕西省实际情况，从多个方面分析了陕西省走低碳经济发展路径的必要性。提出其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选择，从政策上制订低碳经济发展规划，从机制上完善低碳经济发展的技术支撑，从产业结构调整角度促进陕西省低碳化发展。

参考文献：

[1]刘效广，杨乃定.陕西省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选择和路径[J].环境保护科学，(05)：45-49.

[2]徐玉霞，杨宏伟.陕西省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及趋势分析[J].河南科学，(05):805-809.

6.投行结构及职业发展路径 篇六

摘 要：先进的管理模式、充分有效的资本运作使得投资银行在中国银行业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国内商业银行开展投资银行业务是必然选择。在投资银行业务带来高利润的同时也隐藏着巨大的风险。本文将对国内银行在开展投行业务中如何控制风险进行分析。

关键词：投资银行金融危机风险监管

我国在加入WTO后，国内金融市场以与国际接轨。众多跨国投行纷纷在中国开设分支机构，与我国的金融机构“分蛋糕”。当我们还在赞叹跨国投行高额的收益、高效的资本运用率时，金融危机的出现给予我们当头一棒。拥有150多年历史，客户群包括戴尔、英特尔、美国强生、百事、壳牌石油等世界知名企业，被誉为全球最具实力的股票和债券承销和交易商之一的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闭，更是引起我们对跨国投行的反思。

一、投资银行概述

投资银行概念是个舶来品，我们借鉴的是美国的称谓。英国、法国、日本等有所不同。有学者认为它是“最典型的非银行投资性金融机构，在资本市场上为企业发行债券、股票，筹集长期资金提供中介服务。”①我国没有专门的投资银行，而由证券公司承担相应的业务。但是，投资银行业务并不局限于证券市场，其活动范围涉及金融领域的方方面面，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投资银行的业务范围广泛，其主营业务为承销国家发行的债权、企业股票或债券，辅之以基金管理、资产管理、兼并收购、私募发行等其他金融衍生品。不同投行在业务选择上有所区别，侧重点不同，因而也就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经营模式。主要包括以下三类：第一，独立投资银行模式②。以雷曼兄弟、美林证券、摩根斯坦利、第一波士顿公司、野村证券等为代表。第二，非独立投资银行部门模式。以德意志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等为代表。第三，金融控股公司模式③。以花旗银行、美洲银行、汇丰银行等为代表。

二、国内商业银行在发展投行业务时的风险控制

金融危机强大的破坏力以及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的悲惨结局都提醒我们高效益与高风险并存。有学者认为，“美国投资银行业危机源于监管制度的缺陷，包括资本充足性监管不足、资产风险集中度监管缺失和紧急救助制度缺失。”④也有学者认为，“美国投资银行危机的原因在于融资模式存在缺陷、高风险投资的利息收入和交易性损益比重过大、过度依赖高风险的金融衍生品及过度负债经营等。”⑤尽管观点不一，但是可以得出一致的结论，即投资银行业务是高风险业务，国内商业银行在进行投行业务时要注意对风险的控制。具体包括外部控制和内部监管。

1、政府对投资银行业务的风险监控

银行属于影响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我国对商业银行业经营资格、业务范围、责任能力能方面都有严格要求。但是，为了与跨国投行的竞争，适应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国内商业银行开展投行业务是必然选择。我国政府一方面要遵从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规律，不能过于限制商业银行业务拓展；另一方面，考虑到国家经济独立和金融安全，必须对风险控制采取必要的措施。

第一，制定相关规范性法律文件，完善商业银行监管制度。我国针对商业银行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公司法》、《证券法》、《商业银行法》、《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管理指引》、《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评价试行办法》等。这些法律或者层级较低，或者不易具体操作，且对投资银行业务都没有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可以参考和借鉴国外相关法律，如美国《1940年投资公司法》、《1940年投资顾问法》英国《金融服务法》等，在完善《商业银行法》、《公司法》、《证券法》的同时，依据投资银行业务的特点，结合我国商业银行的实际情况，制定更具针对性、操作性更强的配套制度。投资银行业务的出现对监管主体设计提出新的要求。“分业管理”模式下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除了各司其职外，以银监会为主，协同其他“两会”共同监管投资银行业务。

第二，实施市场准入制度，严格审查开展投行业务商业银行资格。我国对商业银行的设立采取注册制，其中重要的一项即法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商业银行法》第13条规定“设立全国性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十亿元人民币。设立城市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一亿元人民币，设立农村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五千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应当是实缴资本。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根据审慎监管的要求可以调整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但不得少于前款规定的限额。”鉴于美国投行业务危机的原因之一就是实际自由资本不足，我国在判断商业银行能否开展投行业务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审查其自由资金是否充足。笔者认为，采用绝对数的做法不符合投行业务流通性强的特点，设置浮动比率更科学，根据商业银行具体开展投行业务量分别规定自有资金的量。这也有利于不同规模的商业银行根据自身状况选择开展投行业务的侧重点。

第三，监督执行信息披露制度，构建商业银行信用等级。虽然我们一直认为跨国投行信誉好，但是，如高盛集团、世通公司、安然公司等国际知名公司也曾发生证券欺诈等信用危机。我国的金融市场尚处于萌生阶段，问题较多。尤其是证券市场，关于虚假信息、内幕交易的新闻不断，诚信市场尚未完全建立。目前，国内商业商业银行，真正做到靠自身经营创造良好信誉的并不多，而像四大国有银行所依靠的是“国家信誉”，很少有人考虑其自身信誉。如果从每年的高额不良资产看，这几家商业银行的“私信誉”并不高。“国家信誉”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依靠国家之个强大的后盾，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并不担心自身破产，客户也更放心；另一方面，这几家银行不会考虑通过提升服务质量，为客户谋取利益最大化赢得更高口碑，而是保持相对保守的经营模式。如果商业银行要开展投行业务，必须建立新的信用评级制度，将不良资产率作为衡量商业银行信誉的重要标准。对不同信用等级采取限制从事投行业务范围的措施。

2、商业银行内部风险监管

按照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观点，“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其作用。”在关注政府外部监控的同时，应该注意到商业银行内部风险监管的完善，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严格防范道德风险。绩效考核制度可以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同时也带来道德风险。“在市场景气时期，投资银行高管和执行人员为追逐高额奖金，不断扩大次贷证券业务，却让公司和股东承担巨大风险。”⑥商业银行在开展投行业务时，必须建立有效的制约机制，与激励机制相平衡。将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的高管和执行人员的利益与商业银行长远利益相结合。并制定严格的问责制度，对于违规操作的高管或这姓人员予以责任追究。

第二，严格审核金融衍生品。投资银行业务的一大特点就是创新性强，短时间内可以推出各种类型的金融衍生品。我们一方面强调国内商业银行应加强金融创新，另一方面在吸取跨国投行因过度运用“杠杆比率”，开展高风险业务而引发一系列危机的教训，应该对高风险的金融衍生品加以控制。对于有可能引发资产风险集中的金融衍生业务应予以慎重考虑，不能只见到高额回报率就盲目推行新产品，应该综合考虑短期效益和长期利益。

开放的市场应当自由充分竞争，但是，考虑到银行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和国家经济主权的独立，以及投资银行业务高风险等因素，依然需要政府这只“看不见的手”进行宏观调控。我国商业银行开展投资银行业务尚属起步阶段，需要国家和政府在今后的发展中给予更多的指导和法律支持，不仅使国内商业银行在国际金融市场中更具竞争力，而且有益于商业银行法律制度的完善。

参考文献:

7.投行结构及职业发展路径 篇七

关键词：甘孜州；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转变；优化

目前，甘孜州经济发展过度依赖资源粗放开发、物质资本投资和政府政策支持，而内部制度创新、科技应用、人力资本等相对不足，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又导致州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循环相对封闭；同时，产业结构不尽合理，消费对经济带动力量薄弱，城镇体系有待完善，州内各区域间的发展层次不太均衡。这些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中存在的问题严重阻碍了全州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因此深入推进甘孜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优化，对推动全州经济社会跨越发展、长治久安意义重大。

一、基本思路

1.经济发展方式要实现五大转型：(1)从开发向发展转型。甘孜州州以往在森林、矿产、水等优势资源的开发上综合效益较低，未形成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兼顾的良性局面，因此要变资源单纯性开发为资源集约型经营，实现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各系统要素协调并进的整体发展。(2)从重视物质资本向重视人力资本转型。要改变甘孜州经济发展中过于依赖物质资本投入的状况，改变人力资本投入明显不足的状况，走出以物质资本为核心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把经济增长的重心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投资上。(3)从依靠政策扶持向依靠制度创新转型。改变以往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政策扶持的局面，将制度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突破口，营造制度创新环境，创造符合全州实际情况的制度体系。(4)从依靠外向发展向依靠内生增长转型。降低经济发展的外向依赖性，转向依靠作为经济发展原动力的内生增长，发掘州内消费，启动州内投资，借助自我增长的力量带动全州经济发展。(5)从相对封闭向全方位开放转型。努力扩大本州对外开放的范围、层次和力度，打破经济社会封闭循环机制，建立开放性的社会结构。

2.经济结构实现三大优化：(1)优化产业结构。2009年，甘孜州三次产业结構为24.7；33.9；41.4，相对国际三次产业优化标准而言，第一产业比例偏高，第二、三产业占比较低。因此，在进行产业升级调整时，要稳定发展第一产业、适度发展第二产业、优先发展第三产业。(2)优化城镇体系结构。积极推进城镇化进程，完善县城和旅游集镇配套功能。走特色的高原新型城镇化道路，把加快城镇化与新农村(牧区)建设有机结合，建设西部特色小镇、藏区民族小镇、康巴风情小镇，加快形成以州府为中心、以县城建设和特色集镇打造为重点的藏区城镇体系。(3)优化消费结构。2009年甘孜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3018亿元，占全州GDP的29.85％，低于全国水平36.81％近7个百分点，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力量略显不足。因此要扩大居民消费，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特别是通过各种惠农政策的实施，增强农牧民的消费水平。同时，结合藏区居民的特殊文化风俗背景，推动特色需求，实现消费的多样性和适应性。

二、基本原则

1.明确功能定位。甘孜州位于长江上游和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生态脆弱区，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限制开发区，同时，又是我国第二大藏族聚居区，特殊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民族背景，决定了经济社会工作必须严格围绕保护生态环境、维护民族团结、促进社会稳定这三大主体功能定位开展。

2.坚持科学规划。甘孜州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和经济结构的优化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在周密科学的战略规划的指导下进行。目前，要抓住“十二五”规划的战略机遇，通过科学考察、多方研讨，充分考虑全州所处的内外部形势，制定出高层次、高水平的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

3.加强政府领导。各级职能部门要根据自身职责，围绕分工负责的工作要求，积极配合和参与到经济社会发展之中，有重点、分步走、高质量地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明确服务性政府定位，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增强政府对经济运行的正向调节能力。

三、战略途径

1.完善基础设施。与产业布局、城镇发展相协调，狠抓以交通、电网、水利、城镇、信息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要着力推动石渠洛须、打火沟引水工程等一系列重点工程项目的进展，在基础建设项目的带动下，充分完善网络、健全功能、提高效益，全面增强基础设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和支撑能力。

2.发展特色产业。实施优势资源转化战略，加快优势资源科学开发，将资源的优势转化为产业的强势，发展壮大生态农牧药产业、生态能源产业、生态与文化旅游产业和优势矿产业四大特色支柱产业。同时，要扩大关联产业面，延长下游产业链，加强产业间的关联性和互动性，强化产业合理布局和综合配套，打造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特色产业体系。

3.加强人力投资。实施教育优先战略，改善办学条件，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协调发展。大力实施第二个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十年行动计划，继续实施“9+3免费职业教育计划”，提高州内高等教育办学条件，加强优势特色学科建设。同时，还要建立人才引进机制，大力引进具有创新意识的各类高素质人才和实用技术人才。

8.亚投行设立的战略考量及国际评论 篇八

由中国主导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今年底就将宣布正式成立，并投入营运。截止2015年4月15日，申请加入亚投行的意向创始成员国达到57个，其中包含37个亚洲区域内国家，以及20个亚洲区域外国家，遍及全球5大洲。由于申请加入意向创始成员国具有广泛性，亚投行的筹建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并引发各方的热评，其中毁赢参半。针对“亚投行热”现象，本文理性地分析了中国倡导设立亚投行的战略考量，并进一步思考了亚投行面临的主要挑战，以及国际社会对亚投行设立的相关国际评论。亚投行未来的发展，值得关注。

一、亚投行设立的战略考量

（一）弥合“一带一路”战略基础设施投资的缺口

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基础设施作为生产要素进入生产领域，不仅可以降低地区间中间投入要素的生产成本，而且可以提升产品和服务输出的便利性，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吸引社会生产要素的持续流入，形成“集聚效应”。为此，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强的溢出效应。为了促进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追赶，消除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是重要的突破口和主要路径。

但是，无论从全球还是亚洲地区看，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普遍存在着巨大的资金缺口。首先，从全球层面来看，根据巴塔查亚等（2013）的测算，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目前每年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为0.8-0.9万亿美元，但未来10年这一需求额每年将提高到1.8-2.3万亿美元。目前，为这部分投资需求进行融资主要来自于政府预算和传统的私人投资部门，以及发达国家的官方援助和国际发展融资体系提供的贷款，但每年仍然存在着高达1-1.4万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其次，从亚洲地区来看，据亚洲开发银行估算，2010-2020年，其成员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年均需求额将达到8200亿美元。资金的主要来源：一是成员国自身能够提供的大约4000亿美元；二是亚洲开发银行为成员国提供最多不超过200亿美元的贷款；三是世界银行和其它发达国家提供的小部分的贷款。为此，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每年的资金需求缺口接近4000亿美元。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就开始陷入困境，地区内许多国家的政府都不同程度地减少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使得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已明显不适应当前本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并且无论在质还是在量上，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也均远低于国际标准。地区内落后的基础设施，已严重地制约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亚投行的设立不仅能够较好地缓解亚洲地区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资金需求，更好地为成员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服务，而且可以加快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国家互联互通的建设步伐，并对“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形成有效的支撑。

（二）破解中国外汇储备低收益的困境

根据汤森路透2014年的数据，中国2014年第四季度外汇储备38430亿美元，占全球的33.6%，占亚洲的53.5%。全球大部分的外汇储备均用于购买发达国家的货币资产。据IMF的统计，2014年第四季度全球外汇储备中美元占62.9%，欧元为22.2%。由于中国连续多年国际收支持续保持双顺差，使得中国外汇储备居高不下，对外投资需求旺盛，对外净资产快速增加。国际投资头寸数据显示，2004-2014年中国对外净资产从2764亿美元上升至17764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20.4%。虽然中国拥有巨额的净资产，但由于投资领域和渠道较为狭窄，一直受投资净值负收益问题的困扰。2014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持有的对外资产中，低收益的外汇储备资产占到61%，而对外负债中高收益的直接投资占到58%，这导致在国际收支中的投资收益出现了599亿美元的逆差。

另外，由于中国对外资产主要是美元资产，这使得中国经济发展对美元形成了严重的依赖，承受着美元贬值的巨大风险，中国对外投资陷入了所谓的“美元陷阱”。即如果不继续增持美元资产，那么持有巨额的存量美元资产就会随着美元的贬值而大幅缩水；但如果继续购买美元资产，则将会进一步加深对美元的依赖。亚投行的设立可以通过区域内及跨区域的金融合作，将中国持有的低收益美元资产转换成区域内高收益的基础设施投资，这不仅能够提高中国对外投资的收益，摆脱对美元体系的依赖，而且可以向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提供融资，加速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的进程。

（三）助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增长格局与中国经贸环境出现双重心的转移。首先，全球经济增长重心已经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21世纪初在全球GDP增长构成中，发达国家贡献了80%，其中G7国家贡献了61%，其它发达国家贡献了19%，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仅贡献了20%。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复苏缓慢，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则保持较快的发展态势，使得全球经济增长构成发生重大的逆转，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3年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为19%，而新兴经济体的贡献高达81%。其次，随着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联系的加强，中国对外经贸增长重心正在从发达国家转向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从出口方面观察，中国出口增长结构的数据显示，发展中国家已成为中国增长最快、未来发展潜力最大的贸易伙伴。

与此对应的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中，话语权、决策权和投票权与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严重不匹配，难以反映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利益诉求。为此，要求改革IMF和世界银行的呼声日益高涨，特别是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要求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迫切性更是与日俱增。迫于压力，2010年IMF通过了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以提高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IMF的投票权和影响力。方案的主要内容为：（1）由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转移超过6%的份额；（2）欧洲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两个执行董事的席位。但该改革方案由于未获美国国会的批准，最终未能实施。亚投行的设立，可以看作是崛起的新兴经济体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一次最直接的撞击，表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开始从跟随者、参与者向倡导者和领导者的角色转变。另外，亚投行的设立基于“增量改革”的新思维，希望在新规则和新框架下推动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使其向更加符合广大国家利益的方向转变，也体现了中国对改革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贡献。

二、亚投行未来的主要挑战

（一）亚投行的定性

中国在提出创建亚投行之前就强调，亚投行是一家新型的多边金融机构，而非发展援助机构，这就意味着亚投行需要坚持商业化的运作规则，并要求获得一定的投资回报。根据最初的筹建方案，亚投行的业务范围主要定位于亚洲落后地区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但一般而言，基础设施建设通常存在着建设周期长、融资额度大、盈利不确定、开发性援助意味浓烈等特征。在当前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经济风险突出的情况下，相关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项目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和风险，投资建设项目甚至存在着“血本无归”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仅将收益回报作为项目投资主要的考虑因素，那么就会使亚投行进行项目投资时变得更为谨慎，这必将导致一些经济发展落后、政局不稳的发展中国家难以获得项目的投资，也将与中国发起设立亚投行的初衷相悖。另外，中国政府对外援助和投资的边界经常较为模糊，往往是以援助促进投资，或因政治需要而把投资转化为援助。但亚投行是一家以盈利为目的的多边金融机构，而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因此，如何管理一家以赢利为目的的多边金融机构，不仅需要思维上的转变，还需要手段上的转变。中国要在确保取得亚投行主导地位的基础上，赋予亚投行更多的独立性，如果亚投行最后从一个中国政府主导的多边金融机构，沦为中国政府政治需要的附庸，那么亚投行存在的意义将会饱受质疑。

（二）决策机制和标准规则

亚投行作为一家多边金融机构，在治理及股权方面拟采用国际通行的三级治理结构：理事会、董事会和管理层。其中理事会是最高的权力机构，根据亚投行章程可以对董事会和管理层进行一定的授权。亚投行根据成员国各自GDP的规模按比例分配股权份额，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唯一的倡导者，自然而然地成为亚投行第一大股东。根据创始成员国签署的《筹建亚投行备忘录》，亚投行的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为500亿美元左右，实缴资本为初始认缴资本的20%。另外，为尽快启动亚投行，中国将在认缴初期最多可以提供500亿美元，占到股权份额的50%。但随着以后成员国的增加，中国的股权比例将会下降。在投票权方面：按照利益平衡原则，亚洲区域内成员国拥有75%的投票权，区域外的为25%。另外，确定投票权分配方案的关键是考虑公平的基础上兼顾效率。从目前来判断，亚投行采用“混合式”投票权分配方案的可能性较大。因此，对中国而言，如何能够在亚投行里发挥最大股东的影响力，同时，又要避免“一票否决”的投票权威，是中国政府在投票权分配方面面临的主要考验。

此外，亚投行的治理标准规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关于亚投行的标准规则，已多次遭到美国的公开质疑，并要求亚投行提高现行的标准。由于标准与效率间存在此涨彼消的问题，因此，如果标准提高了，那么将意味着要降低效率。事实上，正是由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审批中标准过高，导致效率低下，难以有效地满足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才促使中国组建亚投行。不过中国也应该认识到，较高的治理标准有助于亚投行获得更高的国际评级，这将有利于亚投行提升声誉，降低资金的募集成本。

（三）潜在的风险

亚投行的设立吸引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参与，并且随着“朋友圈”的逐步扩大，亚投行也从一家区域性多边金融机构，升级为一家全球性多边金融机构，已远超当初的筹建预期。但是为了避免被亚投行筹建过程中的胜利冲昏头脑，要倍加清醒的注意到亚投行在日后运转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各种潜在的风险。

首先是和中国设立亚投行的初衷渐行渐远的风险。中国设立亚投行有两个初衷，一个是在经济上为亚洲地区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推进“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顺利实施；另一个是在政治上削弱日本控制的亚洲开发银行的影响力，强化中国在亚洲政治、经济新格局中的主导地位。但是，随着中美两大国的角力，以及中美欧日等全球地缘政治的博弈，亚投行正在被媒体和参与者们赋予一些原本不应承担的义务。在日后运转中，如果亚投行偏离了为亚洲国家基础设施融资的经济目的，被媒体炒作或异化为用来改变亚洲地缘政治格局的工具，或者在政治意义上被强行拔高到中美在亚洲争夺区域主导权的高度，那么亚投行存在的正当性将会大打折扣，中国必须高度重视这个风险。

其次是运转过程中的管理失控风险。随着亚投行的升级，相应的内部管理机构设置、股权结构设置、运营管理风险等也会随之大幅提升。亚投行虽然是中国主导设立的第一家多边金融机构，但这又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有57个国家参与的庞大机构，而且以后还可能继续接受新成员，如何既平衡各国诉求，又保持中国的主导地位，将会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

最后是资金安全风险。在亚投行成立之初，就已有评论指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着巨大的资金缺口，只要中国政府愿意做供应方，达成协议并不难，但真正的难题在于资金的风险管理。然而，在投资风险管理上，不仅中国政府缺少经验，而且作为潜在投资对象的亚洲国家也普遍存在信用不佳的现实，在国际评级机构对各国的国家主权信用评级中，大多数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信用等级均不高，甚至有些国家未能进入到评级。因此，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绝大多数最需要基础设施投资的亚洲国家，政治社会都极不稳定，法治也呈现真空的状态，政府决策经常朝令夕改，对亚投行而言，如何能够保持可控的资金安全风险，这将是一个非常艰巨的运营挑战。

三、亚投行设立的国际评论

设立亚投行的倡议提出后，关于亚投行设立的诸多问题立即成为广大专家、学者和主流媒体关注和热评的焦点。现对这些相关国际评论进行归纳总结，为更好地发挥亚投行的作用提供信息。

第一，对美国以及西方国家的影响。萨默斯（2015）认为，亚投行的设立可以被看作是对美国敲响的警钟，美国应该对其全球经济战略进行系统检讨。弗雷德·贝格斯滕（2015）认为，美国的敌意使中国愈发认为美国的战略是遏制和压制中国，美国应该调转对亚投行设立的态度，说服国会同意美国加入亚投行，并鼓励其在亚洲和欧洲的盟友加入亚投行，这样可以帮助美国共同反对中国采取的不利行动。罗伯特·卡恩（2015）指出，奥巴马政府曾努力打消了很多国家加入亚投行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英、法、德、意这几个美国传统盟友加入亚投行的决定就显得尤为重要，显示了美国对亚投行的立场正陷入空前孤立。勒高尔（2015）认为，这次亚投行之争证明了中国能够从内部分裂西方国家阵营，美国在这次加入亚投行事件中的外交是失败的。罗伯特·布莱克威尔（2015）呼吁美国不能再协助中国崛起，并将亚投行的设立看作是中国崛起对美国全球影响力的挑战，美国有必要从根本上改变对华战略以压制中国力量的上升。

第二，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肯尼斯·罗戈夫（2015）认为，中国已经开始向发展中国家注入了大量资金，尽管渠道常常很不透明。如果亚投行能让一部分中国的发展援助变得正常，并让中国接受发达国家成员的监督，那么亚投行的存在倒是一件好事。肯尼思·拉波扎（2015）指出，依托亚投行，中国通过资助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途径，可以达到向这些国家输送“中国制造”的商品，或对这些国家进行投资，转移中国过剩的产能。越南、马来西亚，甚至印度期待着中国对它们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其中，印度新政府推出“印度制造”产业发展政策，亟需大力引进中国企业在其北部地区建立制造业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