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创新社会管理模式

以创新社会管理模式（8篇）

1.以创新社会管理模式 篇一

结构耦合：以基层党建创新引领社会管理创新

【内容提要】 在当前中国基层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的背景下，把握好基层党组织在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中的角色定位、准确定位基层党建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关系，对于和谐社会管理体系的形成至关重要。文章梳理了建国后至今基层党建在社会管理中角色地位的历史演变过程，提出了新形势下以基层党建创新引领社会管理创新的模式，实现社会管理创新与党执政理念创新的结构耦合，形成基层党组织和各类政治、社会资源有机整合的基层党建和社会管理新格局。

【关 键 词】基层党建 社会管理主体 多元化 创新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革，社会基层治理主体日渐多元化，主要包括了政党、政府、社会团体和群众自治组织等。在当前中国基层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的背景下，厘清多元背景下社会管理的科学概念，准确定位基层党建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关系，把握好基层党组织在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中的角色定位，以基层党建创新引领社会管理创新，对于和谐社会管理体系的形成至关重要。

一、“社会管理”理念与党执政理念创新实现耦合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了“社会管理”的概念，十六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正式提出了“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这一概念。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2011年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培训班上发表了关于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重要讲话，他指出，“社会管理的难点在基层，基层群众的工作做好了，做细了，做到位了，社会管理中的各种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这说明新时期要进一步加强对社会管理的创新，强化基层党组织对党员干部、群众及各种新社会组织，以及各项社会事业的领导和管理，以党建工作的科学化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实现社会的良性、科学、和谐发展。社会管理理念的提出是党和政府用以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回应社会诉求，从而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正、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从概念上看，社会管理是指由政党、政府、社会团体、社会机构等社会多元管理主体要素按照某种特定规则参与合作，共同管理公共事业，以追求最大化的管理效能，使社会运转科学、合理、有效，实现和谐稳定发展的最终目标。其中，党和政府通过制定社会政策和法规、依法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和社会事务，在社会管理中起着主导作用；第三部门、各种市场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以及广大公众起着协同和参与的作用，从而使社会组织在高度自律和有序的状态下得到充分的发展，最终达到化解社会矛盾与利益冲突，维护社会公正、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的良性目标。

首先，新形势新背景下对基层社会管理理念的创新提出新要求。当前，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快速推进，既给经济社会发展进步带来了巨大活力，也对基层社会的治理提出了新要求。一是经济社会转型对基层社会管理理念的创新提出新要求。我们国家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经济、社会、政治乃至文化层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转型期原有的社会管理体制落后了，社会矛盾急剧增多，群体性事件不断，社会的管理已经远远跟不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很多地方与现实需求脱节，所以迫切需要改革和创新。二是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对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提出新要求。当前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逐渐从单位制结构转向社区制结构转变，社会管理主体渐趋多元化，主要包括了政党、政府、社会团体和群众自治组织等。这对于以传统的以单位组织为党的社会根基的我党来说，党的工作很难再单纯依靠原来组织的手段、行政的方式有效地整合社会。三是社会结构模式的多样化对基层社会管理载体的创新提出新要求。我国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从“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原有的单位组织管理网络被弱化，而新的社区管理网络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政府往往要直接面对分散的个人，社会治理成本大大增加，社会事务自上而下的贯彻落实和社会问题自下而上的解决都受到一定阻碍，在部分地区和某些环节，在管理的载体上出现真空或覆盖不全面的管理缺失现象。四是社会转型的长期复杂化对基层社会管理方式的创新提出新要求。社会转型带来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复杂化、社会利益的分化和重构，使得传统的政府和社会管理手段单一的模式已不适应新的要求。这就需要基层党组织与基层社会相互协调发展，增强党的社会基础和基层社会的发展活力。五是公共需求的多样差异化对基层社会管理机制的创新提出新要求。由于各利益主体价值取向不同，公共需求的呈现多样差异化的状态。如何整合不同利益群体，引领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需要有方法和载体的创新，需要政党与社会相互调适，基层党组织与社会自身的结构相互耦合，以保障基层社会的良性、稳定的转型和基层党组织对于基层社会的有效领导和整合。基层党组织针对这些新形势新背景，也逐步实现工作重点的战略性调整。

其次，加强社会管理对基层党建创新提出新要求。基层党组织是社会管理的领导者和推动者，新形势新背景对社会管理的创新提出了要求，同样对基层党组织建设也提出了新要求。一是对党组织转变工作理念提出了新要求。加强社会管理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这就要求基层党组织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寓管理于服务，在服务中体现管理。二是对党组织改进工作方式提出了新要求。现代社会管理服务人、尊重人的特点，要求从控制性管理，更多地变为协商式、服务式管理；从以行政手段为主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的、道德的手段实施管理；从传统封闭式管理变为更多地依靠现代信息技术实施及时化、便捷化、开放透明的管理。三是对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提出了新要求。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的迅猛发展，人员的频繁流动，使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出现“真空”地带，这就要求基层党组织不断拓宽工作领域，探索创新组织设置模式，不断扩大覆盖面。四是对基层党员干部社会管理能力和作风提出了新要求。群众利益诉求的多样化，社会矛盾的复杂化，要求基层党员干部不断提高应对复杂矛盾、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和做群众工作的能力，转变工作作风，及时化解社会矛盾。五是对党组织统筹运用社会资源提出了新要求。加强社会管理不仅要发挥政法、民政、劳动、教育、卫生等职能部门作用，更要引导群团组织、中介组织、自治组织等社会组织积极参与，这就要求党组织不断增强凝聚力，充分整合运用各类政治资源和组织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

第三，新时期“社会管理”理念与党执政理念创新实现耦合。党的执政理念是指执政党执掌政权的宗旨、价值取向、治国方略、执政方式、领导方式、社会力量配置以及在执政的条件下如何进行党自身建设等观点的总和[1]。执政党执政理念关系到执政党执政方式的改善、执政能力的提高、执政规律的科学把握和执政基础的巩固。面对社会转型特殊背景下政治统治方面所产生的诸多问题，党的执政理念适应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服务型政府理念的要求，逐渐实现执政理念的创新。改革开放前，我国党政机构是基层社会唯一的社会管理主体，党和政府通过强有力的政治与行政手段自上而下地实现了对社会高度整合；改革开放30年来，由于社会分化加快，整个社会的矛盾和冲突也在不断产生和积累，旧的社会管理模式难以应对新形势下面临的种种新事物和新挑战，基层党组织和政府不能继续通过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有效地实现整个社会体系的整合而导致体系整合能力下降，“大一统”的社会整合体系在基层出现“梗阻”，从而造成社会管理成本的上升和管理的无力、滞后或被动现象。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公共事务纷繁复杂性，加上政府自身难以逾越的低效屏障，民间社会力量不断崛起，社会管理主体走向多元化成了必然的趋势，客观上形成了对政府重新定位自身角色功能的诉求，新的公共管理模式逐渐由传统公共行政转向现代公共管理的变革，即公共管理的主体应不仅局限于政府，还应包括居于特殊地位的执政党和各种非政府、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公共组织，亦即第三部门[2]。其中，政府作为管理公共事务的核心成分虽然还是公共管理的核心组织，是公共管理的主体，但却不再是唯一承担公共管理责任的组织，而市场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等以其自身的特质和各自的优势分别承担起了社会管理的相关职能，在社会管理中发挥着愈益积极的作用。在多元化主体之间，必然要求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众、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第三部门的有效合作。

社会转型期提出社会管理理念与党执政理念创新的耦合，其实质是政党与社会的调适，即政党在价值宗旨、组织机构以及制度规范等层面与社会现实和社会诉求的相互协调和契合。党和政府掌握着管理国家与社会的公共事务的公共权力，必须坚持政府作为最大的社会管理主体的权威地位和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地位。但党和政府应逐渐转变执政理念，调整自己管理方式和领导途径，以公共管理主体的身份，以更加有效的方式参与到国家、政府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当中。党的基层组织与基层社会管理有着很强的共性。一是党的基层执政与社会管理存在着工作对象上的重合性。作为中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组织系统“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渗透于各级、各类社会组织中，对各种社会管理服务资源有较强的整合能力和便利条件，能够有效地促进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的进步。二是党的基层执政与社会管理存在着工作方式上的互补性。“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社会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础性、根本性工作。社会工作中以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专业知识为基础提炼而成的科学的手段和方法，为党的群众工作提供有使用价值的借鉴；而我党有做群众工作优良传统，当前基层党组织继续发挥着“联系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团结群众、带领群众”的领导作用，二者有很强的互补性。三是党的基层执政与社会管理存在着工作内容上的一致性。社会管理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全面性的大问题，而社会服务、社会救助、社会稳定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党组织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组织力，充分发挥服务社会、服务群众的作用，实现二者的吻合，使工作于不同岗位的党员在社会管理服务方面起到带头作用。

基层党建创新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内容，理顺和调试基层党组织与基层社会的关系，实现二者自身建设和发展的结构耦合，即基层党建创新引领社会管理的创新，社会管理的创新强化基层党建的创新，并能够进一步展示了社会管理创新的成果，这两者结合、竞合、互动的关系。构建以基层党建创新引领社会管理创新的模式，是实现基层党建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由之路。

二、基层党建在社会管理创新中角色定位的历史演进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根据政党、国家、社会和市场的互动关系来看，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制度沿革以及基层党建在社会管理创新中角色地位的演进进程，大体上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从建国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一元治理格局。这段时期我国的社会管理是党领导下“国家主导的一元化社会管理体制”，执政党和政府是唯一的社会管理主体，国家成为无所不管、无所不包的“全能国家”，所有权力集中于唯一的权力机构。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党和政府作为唯一的治理主体不仅管理着国家的政治和行政事务，也管理着全部社会事务和经济事务，直接导致政治上的专权和管理上的极端低效，社会缺乏结构和功能的分化而成为“总体性社会”，个人成为缺乏自主性只能被动服从的个体，牺牲了个体的自由和权利，窒息了社会的创造活力，极大地扼杀人们的创造性和自主性。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2年十六大召开是现代社会管理体制起步时期。这一时期传统社会管理体制趋于解体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始，党和政府逐渐开始适度分离，党主要负政治领导责任，政府则主要负行政责任，政府率先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治理主体。与此同时广大农村开始推行村民委员会制度，城镇逐渐推行居民自治制度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基层民主自治体系逐渐建立。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是发展经济，全能型政府之下的社会以及社会组织开始发生深刻的变革，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对经济进行管理。这一时期，中国执政党的社会功能发挥重大的作用，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推动社会服务向前发展。这一时期的社会组织发展受到的限制和控制较多，但仍然属于社会管理的对象，在社会服务方面发挥有限的拾遗补缺的作用。

十六大至今是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基本思路逐渐形成阶段。2002年十六大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中国社会发生了结构性变革：个体和私营经济获得较快发展，私人经济部门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就业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阶层与新组织不断涌现，单位也不再是配置资源的唯一途径；民间组织管理从定期清理走向依法登记管理，获得很大发展；城市社区建设提上了党和政府的议程，农村村民自治走上规范化管理的轨道。所有这些都为现代社会管理体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这一概念，从而明确了现代社会管理的领导体制。由此，“社会管理”概念也逐渐走进社会管理活动之中，被纳入更完备的体系性框架之中。

三、加强基层党建，引领社会管理创新路径选择

社会管理是实现社会良性有序运行的基本手段和保证，也是一种政治过程[3]。党的基层组织是基层社会管理的核心主体，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基层党建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基础工程。十四大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基层社会的各个层面的急剧转型，城市、农村以及各行各业和各领域不断发生关系重构和结构重组，这主要体现为基层社会的重新组织化。在社会重新组织化中不断涌现的新的组织化形式与基层党组织自身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脱钩，新的组织化要求与党组织管理模式出现一定程度的脱节。在当前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保持党的生机和活力，引领社会管理创新的进一步深化与发展。

首先，构建服务型政府，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提升社会管理水平。构建服务型政府是政府实现基层社会管理的重要目标和有效保证。一是明晰政府角色，从管制型政府的行政理念转变到服务型政府的行政理念，树立顾客导向的服务理念。当前，社会管理的核心就是要改善和保障民生。改善民生问题，不仅是履行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必然要求，更是政府行政必须优先实现的基本职能[4]。二是要改善政府与民众的关系，进一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这就需要在强化基层党组织有效形式监督职能的同时，充分发挥民间力量对政府的监督，要进一步加强中央、地方和民众之间的互动，加大社会力量对公共权力主体的有效监督和制约，实现基层社会善治。三是要实现基层社会管理与公民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伴随着我国公民社会的日益发展与成熟，改变了传统的全能政府控制基层社会的管理局面。这就要求基层政权的公民社会管理工作进行变革与创新，采取有效对策努力扩大公民社会的积极影响，以公民本位的精神实现政府再造，促进党和政府与公民间的良性互动。

其次，培育社会自主性，实现基层社会管理主体由一元向多元的转变。当今社会管理主体多元运作的态势注定单一的某种力量无法完成基层社会管理重任。因此，培育和建设城镇社区居委会和农村村民委员会等群众自治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是发挥基层社会管理资源作用的重要途径。实现基层社会管理主体由一元向多元的转变，核心在于培育社会多元主体力量，特别在培育其社会自主性的同时要给民间组织发展以足够的空间，给多元的社会利益以足够的保护。实现民间社会管理资源与党和国家管理资源的对接与互动，将会大大提高基层社会管理的实效。

再次，引入协商民主，建立健全公众政治参与的机制与平台。基于当前政党组织、政府和社区自治组织缺乏有效的互动的问题，强调引入协商民主，能够为基层自治注入新的活力，以弥补选举民主的不足，实现群众需求表达和回应互动的动态型社会管理。协商民主指的是“为政治生活中的理性讨论提供基本空间的民主政府”[5]。协商民主既是一种治理形式，也是一种决策形式。在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方面，必须更多地引入协商民主的方法，更加积极地探索协商民主的新形式、新路径，建立健全公众政治参与的机制与平台，使广大群众有足够的政治机制、渠道和平台来表达自己的利益愿望和意见，要借助这些政治参与机制、渠道和平台，虚心听取各方意见，平等地进行讨论、协商求同，不断地以真正的公开、真诚的协商赢得社会公众的信任、理解和支持，进一步促进党和政府与公民间的良性互动。

最后，运用信息化手段，实现全方位服务型社会管理。随着当前社会管理要素日趋增多，难度不断增大，单靠传统手段已经难以实施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因此，要充分认识并进一步发挥信息化手段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作用，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将当前错综复杂的社会管理事务与高速发展的信息网络紧密结合起来，构建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提高新形势下社会管理信息化水平。

【参考文献】

[1]周尚文.共产党执政理念论析[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2，(5).[2]薛辉.浅析公共管理主体多元化的政治学意义[J].中国行政管理，2004，(4).[3]杨春寿、池巍巍.社会管理理论的若干问题探讨[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9，(3).[4]潘小娟，白少飞.中国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思考[J].政治学研究，2009，(2).[5]Maeve Cooke.Five Arguments for Deliberative Democracy.Political Studies, 2000, Vol 48, p947～969.

2.以创新社会管理模式 篇二

2013年暑假, 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团委组建一支由13人组成的社会实践调研队伍, 对南京市部分NGO实地调研, 深入内部, 了解其组织建设、活动管理和公共关系开展状况, 清楚当前南京市NGO的真实现状, 并探究其未来几年的发展趋势, 此外还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了解南京民众对NGO的了解程度, 分析阻碍南京NGO发展的因素及还存在的问题。

1 NGO的相关定义

NGO, 英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一词的缩写, 是指在特定法律系统下, 不被视为政府部门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公司或其他法人, 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分为运作型非政府组织和倡导性非政府组织。

2 南京NGO个案研究

2.1 天下公

天下公是一家从事政策倡导的非盈利公益机构, 致力于残障、性别平等、艾滋病、肝炎等领域的反歧视公益活动, 关注公民社会教育以及食品安全、药品安全问题。天下公的工作人员抱着同一个理想, 工作热情高涨。对于任何一个组织来说, 人才无疑是最重要的, 作为一名天下公的人员, 首先要有一个“公天下”的理想信念, 然后是英语、法律和文字等工作能力。

天下公主要探究社会问题背后的政治法律问题, 并就这些问题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或做出自己的努力, 发起一些倡导活动等。天下公平时活动想法来源于社会热点问题, 发起过支持艾滋感染者平等就业等活动, 组织过“LGBT人群反歧视”法律培训会等培训会, 并发布多部调查研究报告比如《听他们的声音———华东NGO访谈录》。其资金来源主要是项目招标以及通过与国内、外一些高校的联系, 获得了一些法学院的资助。天下公提倡我们每个人都能简单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 以公益为事业, 以公益为一种生活态度。

天下公注重服务对象安全性, 保护他人隐私, 同时十分注重与媒体的联系, 不仅仅是国内的媒体, 与国外媒体的联系也十分紧密。它的目的并不是扩大自身影响力, 而是扩大事件影响力, 提高民众的参与意识, 以求社会问题更好更快解决。

2.2 协作者

南京市民政部门以引进民间组织服务模式推动当地社会工作创新的方式, 支持成立了长三角第一家以社会工作专业方法服务社区流动人口的非盈利模式———南京市协作者社区发展中心。2007年成立以来, 秉承“团结协作助人自助”的发展理念, 致力于开展社区发展、能力建设、教育倡导等社会工作专业服务, 培育社区居民尤其是流动人口参与社区发展的能力。

协作者以“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怀抱着劳动者的尊严, 自由地行走在大地”为愿景。专门成立了“新市民之家”, 为社区居民尤其是流动人口提供各种社会工作专业志愿服务。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工作服务, 为流动儿童营造从社区、家庭到个人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教育环境, 协助流动儿童身心全面健康发展。

作为一家专业社会工作民间组织, 协作者在实践服务的基础上, 开展专题调研、专题研讨会、开放式社区发展论坛等交流活动, 打造政府、学界、企业、社区多元参与的交流平台。通过各种宣传展示, 真实展示流动人口生存状态, 促进主流人群与流动人口的相互沟通与融合, 减少城乡居民之间的理解差异。

2.3 心贴心老年服务中心

南京市鼓楼区心贴心老年人服务中心是集居家养老、社区照料和机构养老为一体的综合性的养老服务机构。他们以“为老人谋安康, 帮儿女尽孝道, 促社会共和谐”为宗旨, 让老人享受舒适、温馨、和谐、快乐的幸福晚年。

心贴心老年服务中心提供了职业技术培训中心、老年人活动中心、协和老年大学、老年人膳食服务等多项服务。老年人服务中心活动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补助以及申请公益项目, 从而维持老年人服务中心的正常运转以及良好的服务。在活动管理方面, 他们的员工是从社区的下岗工人中招募, 一方面很好地解决了社区的剩余劳动力问题, 另一方面本社区的老人会更加信任本社区的人, 利于老年人服务中心活动的开展。

心贴心老年人服务中心在鼓楼区受到了好评。由于良好的服务, 无需媒体舆论的大肆渲染, 该组织已美名远扬。经常会有各地的养老机构或者政府组织过来学习经验、交流心得。名誉是一种无形的资产, 无形的生产力。以信得过的服务来支撑组织的正常运转。

通过对天下公、协作者和心贴心老年服务中心的调研, 我们认为一个NGO在组织建设方面要根据需求设置部门, 部门设置要全面, 包含组织发展的方方面面, 且部门分工要明确, 人员建设不但要注重技能的提高, 更要注重人员的思想建设, 使组织人员真正投入到公益性事业中去。在活动管理方面, 组织要根据需求开展活动, 既要考虑组织发展和目标, 还要参照被服务者的需求, 使被服务者能真正参与到活动中去, 提高活动的价值性;活动中组织人员和志愿者安排要合理有序, 根据活动需要, 分设不同的小组, 并设立小组长, 监管活动的开展。组织的公共关系建设方面, 一方面, 组织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同时也应与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 在政策的要求范围内开展活动, 从而使自身更长久的发展;另一方面, 组织也应与其他NGO保持紧密的联系, 学习其他组织的优点, 同时也宣传自身建设的优秀方面, 促进组织的共同发展, 实现双方的共赢。

3 调查问卷分析

此次社会实践, 我们调研小队在南京市鼓楼区、建邺区、玄武区三个区共发放了500份南京市民对NGO了解状况的调查问卷, 其中有效问卷486份, 无效问卷14份, 通过对有效的问卷进行分析, 得出以下结论:

3.1 问卷分析

(1) 南京市民对NGO组织的认知程度比较低, 知道NGO的只有32%, 其中20-40岁的年龄阶层对NGO的认知相对较高, 但大部分民众对NGO的合法化和可信度持怀疑态度;

(2) 通过调研成员对NGO的介绍, 南京市民93%对NGO的志愿服务活动持支持态度, 但63%的民众遇到困难时仍不愿意主动寻求NGO组织的帮助;

(3) 参与调查的民众中有49%听说过扶贫和助学NGO, 47%的民众听说过环保NGO, 而只有少数人听说过疾病、行业协会等其他NGO;

(4) 经过调查, 一半以上的南京民众要求NGO资金流动透明化、人员招募公开化、活动开展规范化;

(5) 经过调查, 虽然大部分民众支持NGO的公益性活动, 但49%的民众却不愿意成为一名志愿者, 但78%的民众愿意为志愿服务的公益性活动捐款。

3.2 NGO发展建议

(1) NGO和政府应扩大对民众的宣传, 特别是对40岁以上和20岁以下的弱势群体的宣传, 使民众对NGO有所了解, 明白NGO组织功能, 提高民众对NGO的认同度, 在遇到困难时能够及时向NGO寻求帮助;

(2) 疾病、行业协会等认知度较低的NGO应积极做好宣传, 扩大自身在民众中的知名度, 从而更好的发挥作用;

(3) NGO在组织建设中应坚持资金流动透明化、人员招募公开化、活动开展规范化, 使组织公开透明, 从而得到更多民众的支持;

(4) 加大NGO的公益性的宣传, 呼吁更多的民众加入到志愿者的队伍;

3.以创新社会管理模式 篇三

【摘 要】基层党组织是社会管理的主要力量之一，在创新社会管理中，基层党组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创新社会管理的核心领导力。通过党建创新来促进社会管理的创新，实现基层党组织和社会管理的的相互促进作用。党组织作为社会管理的重要力量之一，就应该不断加强和社会党员之间的沟通，加强和社会群众的沟通，为社会群众做好的服务，坚持走群众路线。电力公司作为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产业，党建工作也关系到了电力企业的精神文明建设，对企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因此，电力企业也要加强党建工作创新，做好为社会各行各业服务的职能。本文就党建创新促进社会管理创新进行探讨。

【关键词】党建创新；社会管理；创新

0.引言

在党的十八大要求中提出：“创新基成党建工作，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坚持走群众路线，做好服务群众，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建设是党组织的基本职能和职责。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占有重要地位，是社会管理最基本的力量，也是最有效的力量。在创新社会的管理中，基层党组织要担负起领导核心的责任，以党建创新促进社会管理创新，实现基层党组织和社会管理的创新。

1.对社会管理创新内涵的分析

关于社会管理的内涵，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广义上的观点，在广义上认为，社会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对社会制度、社会生活、社会事业、社会观念以及社会结构等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监督、控制以及服务的过程。另一方面是指狭义上的观点，在狭义上的观点把社会管理纳入到了政府的工作职能中。主要指的是除了政府政治职能和经济职能以外的管理和治理，其涉及到的范圍主要是社会政策范围内的因素。

就本文而言，主要是分析在广义上的社会管理。所谓的社会管理创新，就是根据现在社会管理的实际情况，利用现行的管理经验和社会资源，结合现代管理技术、方法、理念以及现代机制等，对社会管理中现有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方式进行创新、改造和改革，用现代的管理体制代替原来的管理体制，用现代的管理模式代替传统的管理模式，实现对社会管理的创新过程。

人是社会生产力中最为活跃的因素，也是增强社会凝聚力的主体。社会管理就是要实现对人的服务和管理。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民主法制也在不断的健全，各种思想文化之间也在不断的渗透和融合，人们的思想也越来越来越独立，存在着差异性。加强对社会管理的创新，是当前一个重要实践课题。党的十八大对社会管理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加强对社会管理的创新，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实现党和群众之间的联系，建立具有法制保障的社会管理体系。这就要求各级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要发挥好服务社会、管理社会、组织社会以及引领社会的作用，把党组织的组织优势转换为对社会的管理优势，发挥好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领导作用，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在服务社会群众的过程中，发挥好模范带头的作用。

2.党建在社会及企业管理创新中的地位

要实现对社会管理的创新，坚持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核心领导作用，就是要实现成政府本位到社会本位的转变，加处理好政府和公众以及社会组织之间合作治理关系，通过对社会管理的创新，加强社会管理的规范性、自主性以及服务性职能。现代的政治是民主政治，社会中最多人支持的政党。在我国的社会体制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在社会管理体制中，必然要坚持中国共产党在的核心管理地位。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市场经济也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这也要求社会管理要不断的创新，建立起适应当前社会发展需要，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管理，重视党和社会管理关系的构建，发挥好党在社会管理中的引领作用、治理作用、服务作用。同样，电力企业创新党建工作，强化电力企业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加强党建工作的建设，有助于发挥员工的主导作用，企业文化构建发展和创建企业良好气氛。

3.以党建创新促进社会及企业管理创新思路

3.1加强队伍建设

基层当干部是社会管理中最基本的力量。要实现社会管理的创新，就要建立起一支相适应的党基层管理队伍。首先，加强对党和基层干部的教育培训，把社会管理工作和群众工作内容纳入到党基层干部学习内容中，加强党基层干部和群众之间的沟通和协调，注重对党基层干部的应急处理能力培训。把党基层干部培养为社会工作的人才，把社会中优秀的人才培养为党基层干部。把基层党员干部纳入到社会管理的队伍中，并鼓励村干部和社区干部参与职业资格认证，提高社会工作管理的专业化。其次，是要坚持重心下移。在党基层中选派机关干部到农村任职，不断加强农村社会管理的力量和管理水平。最后，要建立起有效的保障激励。对于下乡工作的党基层干部，要合理的确定城乡社区工作者的报酬待遇，建立起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给予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保障。电力企业要想获得更好的发展，也要加强队伍建设，注重对党基层干部的培训，发挥好党组织的作用，培养出更多的人才。

3.2在制度上进行创新

制度创建是社会管理的根本保障，要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就要坚持对制度的创新，保证其科学性。首先，就是要深化联系基层制度。结合社会管理的中心任务和部门职能，建立起党员基层联系点，让基层党干部定期开展下访工作，监督引导党员服务社会基层、服务社会群众的职能，通过下访，及时反映出党员和群众的意见。其次是要建立起健全的民主机制。要坚持以党务公开、公共企业事业单位办事公开看以及政党公开，引领人们群众有序的参与社会管理。再次是要完善考核制度。要坚持社会管理考核评价的创新，分析各级领导干部对社会管理的履行情况考核，把社会管理绩效作为考核的主要内容，把考核的结构纳入到干部选拔考核内容中，促进社会管理的科学化发展。电力企业也要加强完善制度体系的建立，在积极研究党中央主要精神的基础上，根据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建设出企业的指导思想、工作原则、运行方式、考核制度等，把电力企业的各项具体工作规范都纳入到制度当中，实现企业管理的科学规范化。

4.总结

基层党干部是社会管理最基本的力量，在创新社会管理中是领导的核心，以党建创新可以促进社会管理制度创新。面对当前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只有坚持以党建创新促进社会及企业管理创新，加强对党基层干部队伍的建设，加强对制度的创新，才能不断的提高社会及企业管理的科学水平，做好为人们群众服务的工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贡献力量。 [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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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央党校课题组，张建新，王道勇，王永福.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宁夏石嘴山市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实践[J].理论视野，2013，11：6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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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谢霞，顾霄扬.北仑：以党建创新引领社会管理创新[J].宁波通讯，2011，21：60-61.

4.以创新社会管理模式 篇四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深刻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主动正视矛盾、化解矛盾。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对社会矛盾“未卜先知”，对维稳工作“未雨绸缪”，充分预测风险、预防化解风险，解决矛盾纷争，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和减少因决策不慎重、时机不成熟、操作不规范引发的社会矛盾和群体性事件，有利于重大决策、项目和事项的顺利实施、科学实施与快速实施，有利于经济发展。

作为社会管理的创新举措，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得到了市委、市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先后多次做出批示，全面推进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市维稳办更是与各地各相关部门戮力同心，就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流程、目标、要求等进行了具体研讨，并与海盟软件公司合作研发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管理系统，现已在全市五县四区全面实施应用，将重大决策、项目、事项（即“三重事项”）的风险评估预测作为前置程序在实际工作中予以规范，推动全市各地各部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有序展开，社会经济发展进入科学、稳定、快速的新轨道。

5.以创新社会管理模式 篇五

坚持以社会管理为载体 推进综治工作创新发展
努力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发布时间： 2011-04-20 14:17:36 【我要纠错】 【字体：大 默认 小】 【打印】 【关闭】

临夏州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综治委主任 韩季安 自1991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 定》、1991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 颁布以来，临夏州积极适应新时期、新阶段社会政治稳定的新形势、新 特点，解放思想，更新理念，锐意改革，创新发展。坚持总揽维护社会 和谐稳定这个核心，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为中心，强化社会矛盾化解、严打整治、社会管理创新、防控体系建设、基层平安创建、公正廉洁执 法六项任务措施，社会治安综治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巩固了全州政治 安定、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良好局面，保障促进了临夏州经济社会持

续、快速、健康发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主要成效 严格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建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体系。从 1991年开始，逐级制定综治工作责任，并不断加以实施、完善，制定配 套考核制度和办法，层层有责任，各级有压力，一级向一级负责，把责 任制完成情况同领导的政绩考核直接挂勾，严格兑现奖罚，提高责任制 实施效果，推动各项工作任务的落实。根据社会治安实际，把目标管理 职责和综治“打、防、建、管、教、改”六个方面任务具体量化，层层分 解，逐级签订综合治理目标责任书，使责任书的签订达到纵向到底，横 向到边，形成了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乡(镇)综治维稳中心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基层基础工作平台全面建 立。全州130个乡（镇、办）按要求建立了综治委，所有乡（镇、办）都建立综治维稳中心，按规定要求配备了专职工作人员，建立了强有力 的综治维稳工作网络。健全村居综治领导小组1049个，占88%；有综治 室的村978个，占83.7%；村居配备综治人员2533人，建立综治维稳领 导小组的单位有850个，占单位总数98.1%，配备专兼综治工作人员1596 人。在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基层稳定方面，发挥了第一道防线的重要作 用。重大社会矛盾化解实现新突破，促进了安定团结。五年来，共排查 出各类矛盾纠纷23867件，已调处解决22999件，调解成功率为96%。重点整治工作取得新成果，有效解决了治安突出问题。社会治安重 点整治工作，跨入全省先进行列，受到省委、省政府的表彰奖励。广大

人民群众对治安状况的满意度普遍提高，增强了参与维护社会治安的积 极性。实施源头治理，基本遏制了毒品犯罪。2010年，东乡县，

康乐县禁 毒重点整治工作因成绩突出，受到省上表彰，东乡县达板镇、那勒寺镇、广河县祁家集镇、三甲集镇，康乐县虎关乡禁毒重点整治工作取得明显 成效，同时受到省上表彰。政法队伍主力军作用大大增强，见义勇为蔚然成风。特别是在舟曲 特大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全州消防官兵、州市交警迅速赶赴灾区，抢险 救灾，展示了临夏公安的良好精神风采。公安机关有53个集体、277名 同志先后立功受奖。自2006年以来，州县（市）共表彰奖励见义勇为先 进个人31名，对莲花码头“11·26”客车落水事故中涌现出的见义勇为群 体、东乡县河滩镇小庄小学学生周玉明在黄河东干码头抢救两名同学的 先进事迹及时推荐到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进行了表彰奖励。基层平安创建成果丰硕，树立了平安临夏新形象。全州平安乡（镇）98个，占75.4%；平安村居730个，占61.3%；平安单位736个，平安医 院58个，平安学校652个，平安宗教场所2853个，平安家庭13316个，分别占总数的71.4 %、75.9%、45.8%、84.6%、39.3%。多层次多渠道投入，建立综治保障机制。州、县两级将综治经费列 入财政预算，州级按不低于0.3元，县(市)按人均不低于0.5元的标准把 综治专项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县级财政对乡镇(街道)综治专项经费 的补助每年不低于1万元，对村(社区)的综治工作经费由县、乡财政给予 适当补助，同时，动员社会力量，落实解决群防群治队伍待遇等问题，

确保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主要做法和启示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主要做法和启示 高度重视，加强领导，把政法综治维稳工作作为提高执政能力的治 本工程。州委、州政府牢固树立了“发展是硬道理、是第一要务，稳定 是硬任务、是第一责任”的指导思想，坚持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一手 抓政法综治维稳工作。临夏州与八县（市）、该州综治成员单位，每年分别签订责任书，州委、州政府主要领导经常深入政法部门和基层单位，检查调研，指导 工作。去年年底，州委配齐了综治、维稳、法院、检察、公安、司法和 信访部门县级领导干部54人，今年，又调整充实了政法、综治、公安、信访部门县级领导干部11人。州、县（市）两级综治委、维稳小组都建 立了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抓综治维稳工作的实绩档案，制定了社会 风险评估实施意见和具体办法。注重解决重大社会矛盾，提高维护社会稳定能力。针对新旧矛盾碰 头叠加的形势和情况，先后组织开展“千名干部下基层集中排查调处矛 盾纠纷”、“县（市）委书记大接访”、“信访积案化解年”、“集中

中清理执 行积案”、“重大社会矛盾积案化解年”、“清理化解涉法涉诉信访积案” 等活动，有效排查化解了一大批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矛盾和问题。州委、州政府提出了紧盯化解各类社会矛盾抓作风等“五个紧盯”的 要求，把重大社会矛盾疏导化解和防范控制群体性事件作为每年的首要 任务，加大疏导化解工作。坚持不懈地组织开展严打斗争，保持了社会治安大局的持续稳定。

2010年，全州共立各类刑事案件同比提高35.5%，破获同比提高23.5%。坚持校警互动，加强学校幼儿园及周边校园安保工作。深入排查影 响学校幼儿园安全的各类隐患和问题，加强重点人员管控，加强学校幼 儿园及周边安全保卫。加强安保力量，健全安保机构，落实学校校长、幼儿园园长安保工作第一责任，组织民警在学生上学、放学时段加强治 安巡逻，预防减少涉校案件的发生。通过加强学校幼儿园安保工作，今 年，学校周边及侵害师生安全的案件比上年下降25.7%。建立八支治安防范队伍，建成八大监控技防系统。一是加强八支防 范力量建设，全面提升防控能力。二是建立八大监控技防系统，提升技 防的科技含量。目前，技防建设覆盖区域实现了控制得住、打击有利、案件下降的可喜局面。通过多年的实践，我们深切体会到：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是做好综治 工作的根本保证。二是严格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是做好综治工作的重 要手段。三是注重解决重大社会矛盾是综治工作永恒的主题。四是深入 开展“严打”斗争是确保社会治安明显进步的首要环节。五是深入开展禁 毒斗争是解决社会治安突出问题的重中之重。六是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积极推进司法改革是改善执法环境的重要基础。七是开展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是解决抬安问题的根本出路。八是开展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中，加强 队伍建设是做好综治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重点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深入开展禁毒重点整 治，树立临夏新形象；打防控贯通互动，确保社会治安大局平稳；大力

推进体制机制创新，集中破解社会管理难题；全面提升打击整治防范效 能，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

6.以创新社会管理模式 篇六

城川镇党委、政府

（2012年3月1日）

城川镇地处蒙、陕、宁三省区交界处，农牧业人口较多，人员、社会关系复杂，传统的管理理念、制度、机制、手段、方法都面临着完善和调整。面对这些复杂社会矛盾，我们躲不过、绕不开；解决这些突出问题，我们等不得、拖不起。2010年以来，我们本着“理顺关系、化解矛盾、解决问题、规范管理”的原则，按照“多元惠民、和谐善治”的模式，即从多角度、多层次，采取多种措施，动员多方力量，构筑多角度、多层次社会管理网络，让公开、透明、法制化、人性化的管理和服务、惠及全镇每个农牧民，打造“和谐城川”。今年，我镇将按照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的建设要求，重点做好如下工作。

第一，建好“一个中心”，实现管理服务扁平化。整合政法综治工作中心和便民服务大厅，在镇区新建集社会管理、综治维稳、信访、法律咨询、文体活动于一体的社会服务管理中心一处，完善机制和设备配置，把信访、维稳、禁毒、应急处置、平安创建、法制宣传、行

政调解、法律服务等以往分散于各部门的十三项工作整合纳入社会服务管理中心，将其作为一个总平台，统一组织、协调、指挥开展社会服务管理工作。同时，新建社会服务管理站4处，开展矛盾调解、法律服务、低保救助、解困帮教、平安创建、信息收集采集等各项管理服务工作，并组织民政、社保、农牧、法律援助等窗口单位人员实行组团式上门服务，为农牧民提供“一站式”办公，年终进行达标评比。将现有治安联防队员、维稳信息员、人民调解员等进行整合规范，统一聘任为社会管理协管员，保障经费，对口管理，明确职责，考核奖罚。全面落实转移农牧民“六个一”政策，保证各项惠民优惠政策100%落实，关怀特殊人群，做好安置帮扶工作，确保转移农牧民移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设立司法救助基金，按属地管辖原则，对贫困人群予以法律援助、民政救助、基金救助。

第二，畅通民意诉求渠道，实现管理联系遍布化。通过镇社会服务管理中心和社区社会服务管理站，及时将社情民意反馈到党委、政府或有关部门。建立信访接待大厅，实行党政领导每月联合接访制，采取预约接访、下乡接访、坐班接访、综合接访等多种形式，让老百姓的诉求解决在家门口，确保接访有保障。开通148便民服务热线，镇长热线、书记专线以及短信诉求平台，规范信访件办理流程。实行党政领导、干部职工结对联系

承包嘎查村和带日志下乡制，每月进村入户不少于10天，第一时间办理所承包联系嘎查大小事务，到老百姓家门口化解矛盾、解决问题，实施“面对面工程”，当好老百姓的“通讯员”、“服务员”和“调解员”。打造“诚信政府”，凡是政府承诺给老百姓的事项，说到办到，取心于民，减少和消除群众对政府的误解以及不信任心理。支书、村长每人有一本详细的民情台账，对自己管理和服务的群众底数清、情况明；每人必须记一本民情日记（支书日志和村长日志），认真记录每日村内发生的大小事情，反映村情民意。建立目标责任考核制和首问负责制，实行重大项目和二级部门目标责任考核制，奖优罚劣，奖惩分明。

第三，推行“三级”联调，实现管理服务精细化。推行“领导包村包案”制。将全镇29个嘎查村、3个社区划分为12个网格，镇每位党政领导班子成员承包一个网格，派驻一名驻村干部、一名大学生村官和一名社会管理协管员，一包到底，责任到人，负责本网格内所有日常事务处理及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开展“信访积案集中清理年”和“社会矛盾集中会诊制”活动，把每年7月作为“信访积案集中清理月”，将所有历史积案一次性清理解决；每月开展一次社会矛盾化解集中会诊，力求做到案结事了、息事宁人。成立“矛盾化解中心”规范嘎查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设立“调解人员人才库”、选聘专业性特邀调解员，推行“村、镇、旗”三级联合调处机制。通过“联合调处、指导决议、引导诉讼，直接答复”四种方式化解矛盾纠纷。在城乡统筹项目实施及其他重大决策出台前，通过问卷和村民大会等形式征求民意，将符合民意的事项付诸实施。设立“调解奖励基金”，对调解成功案件，根据风险评估等级给予奖励，保障调解人员经费。通过理顺各种利益关系，统筹整合各类服务管理资源，实现扁平化管理服务，切实把矛盾解决在群众家门口，逐步实现“零”上访、“零”积案。第四，加强“四方”联动，实现管理服务周到化。调动多方力量参与社会管理，采取多种救助帮扶措施，保证社会管理有序和谐。一是建立特殊人群安置帮教基金，将特殊人群从民政求助、社会捐助、集中供养、送出医治等安置帮教措施予以妥善解决。二是建立应急处理预案。以社会服务管理中心为平台，提高有序有效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三是实施农牧民素质教育工程，设立“法制大讲堂”，以专题讲座、短信宣传，义务宣讲等形式多样的方式进行法制教育。四是推行“民主管理”、“民主议事”。依托“四权四制”村治模式，每个嘎查村自行组织制定适合本村、切实可行的“村规民约”，规范村民行为。五是建立友邻区域协作机制。与各毗邻乡镇建立长期联系制度，共同协调解决涉及双方稳定事宜。各位领导，同志们，我镇社会管理创新工作虽然取

得了一定成绩，但还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不容回避。诸如一些嘎查村（社区）“两委”和党政领导干部对社会管理创新工作认识不到位、管理手段单

7.以创新社会管理模式 篇七

(一) 对当前中国主要社会矛盾的研判

改革开放伊始的1978年, 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仅190美元, 位居全世界最不发达的低收入国家行列。我国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相当贫乏, 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 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它贯穿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之中。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 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 贫困人口也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一半以上, 下降到目前的2500万左右, 基本解决了人民温饱问题。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 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 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私人物品极度匮乏的状况已经根本改变;相反, “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物品需求同公共物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却逐渐凸显:城乡矛盾、财富分配矛盾、贫富差距矛盾、发展与污染矛盾、经济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矛盾、群体冲突等日益突出, 社会公平、教育、医疗、养老、讨薪及社会秩序等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基于此, 本文作出如下判断:当前, 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已由“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逐步向“社会生产力滞后于物质文化需求的发展性矛盾与社会建设滞后经济建设的结构性矛盾并存”过渡的态势, 所以“以社会建设促进经济建设”理应成为必然的政策性选择。

(二) 转型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困惑

为了防止对中国改革与发展走向和关键环节的误读和曲解, 准确地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和问题至关重要。由各种数据和案例支持的并通过社会公众突出感受体现出来的中国社会矛盾和问题, 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拉大, 社会公众的“不公正感”强烈, 经验证明, 这种情绪蔓延和发展的结果必然会导致剧烈的社会动荡, 并最终使经济建设的努力化为乌有;二是权力腐败现象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公共权力的公信力下降, 结果是直接导致社会诚信度降低、社会安全感下降、社会向心力和凝聚力流失、社会不稳定性加剧, 使经济发展受到阻碍。同时,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 我国农村人口由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的转移, 以及居住地由乡村区域向城镇区域迁移的空间聚集, 在城镇化浪潮面前, 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 也面临着一些难以回避的社会问题和困惑。

1. 农村社会关系变革引发的困惑

农民不再单纯依附土地生存。农村改革深入和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 传统的以家庭为单元的“小农”生产经营方式已经难以适应当前市场农业发展, 广大农民迫切需要专业化、社会化服务, 要求通过合作解决生产困难, 参与市场竞争。大中城市吸引了大量青壮年农民进城务工, 他们不再以土地作为主要的生产资料, 常年离土离乡, 形成“候鸟式”的生活方式。农民不再直接依靠基层组织。“小政府、大服务”的职能转变后, 农民可直接享受国家强农惠农的阳光雨露, 向掌握行使更多行政职能、更高级别的行政机关表达诉求, 与村、乡镇的联系纽带明显弱化。农民有了生产、生活自主权, 打破了以往与村、队的依附关系, 尤其农村党员的组织观念和集体观念趋于淡薄, 不少农村基层组织逐渐丧失了实质性功能。农民不再容易满足于生活现状。许多农民长期在城市中打工谋生, 逐渐在情感上对农村失去了归宿感, 服务家乡建设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意识逐步淡化。城市生活与农村形成强烈反差, 农民相应地出现了心态失衡, 对基层党组织的信任度逐渐降低。此外, 农民在思想上受到乡村文明以外的观念冲击, 农民的权利意识明显增强, 不再轻易满足于现有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也不再以过去安居乐业的心理倚重基层政权组织。

2. 城市社会转型面临诸多问题

“陌生人社会”治理结构有待重建。城市建设的高速发展, 生活节奏的加快、文化的缺失及城市空间的规划, 导致城市社会联结纽带的缺失、文化认同的弱化及功利关系的强化, 广大城市正由“半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 人际关系陷入了困境, 这些都极大地冲击了城市社会道德的良性运转。“经济人社会”功利思想泛滥蔓延。市场经济的功利性如同一把双刃剑, 它在唤醒人的主体性的同时, 也导致整个社会的功利主义风气和个人利己主义的扩张, 把人物化为追逐利润的“经济人”, 造成社会生活的单极化, 人际间的功利化在社会生活中逐渐被放大, 从而滋生了道德上的利己主义。“忙碌人世界”信念理想普遍迷失。转型社会引发的社会问题也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 新旧社会矛盾此起彼伏, 交替影响。在巨大的生活压力面前, 许多人被动地选择终日忙碌, 忘记思考努力工作的旨归, 渐渐迷失了理想和方向, 由忙碌变成了茫然, 继而变成盲目。

3. 城市与农村的社会融合困难重重

城乡空间依旧存在阻隔。农村幅员辽阔, 道路、水电、通信等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文体等社会事业发展不足, 加之非均衡发展的政策影响, 改革发展成果不能全部惠及广大农村, 城乡之间存在“空间距离远”、“设施落差大”的现实, 给农民生产生活带来很大困难。城乡资源缺乏双向流动。市场经济追求效率至上, 城市凝集了大量的市场要素, 农村市场要素不全, 加之重城轻农的思想桎梏、人为设置的制度藩篱, 都阻碍了我国城乡资源的相互流动, 城乡“二元”结构依旧突出。城乡人口不能相互融合。在城市的3亿多农民工或失地农民由于受户籍制度等方面限制, 不能享有城市居民同样待遇, 其生活技能、生活方式无法真正融入城镇, 最终成为城乡社会的处境艰难的“夹心层”。广大农民工对于未来的预期极为茫然, 普遍缺乏集体认同感和归属感, 继而对城市居民和管理者产生对立情绪。

(三) 党中央提出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

2004年6月, 我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 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2007年,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社会管理被纳入更完备的体系性框架之中, 社会管理创新成为2009年底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所强调的“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的组成部分之一, 成为指导我们党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纲领。2011年2月19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 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 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 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加强社会管理法律、体制、能力建设, 维护人民群众权益,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保持社会良好秩序,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 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

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提出“以社会管理为中心”, 既是解决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包容性增长, 引领未来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关键词, 也是未来30年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基本线索和必然要求。 (1) 本文认为, 探索社会管理创新既是适应我国社会转型的需要, 也是化解当前逐渐演变中社会主要矛盾的需要, 更是全面践行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 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二、相关研究及综述

世界银行报告1989年首次提出了“治理危机” (crisis in governance) 一词后, 现代意义的“治理”便被广泛使用。[1]围绕中国的乡村治理, 费孝通的“差序格局”[2], 于建嵘的国家—社会二分法[3], 吴毅的影响村庄权威与秩序的基本变量的研究[4], 以及Joel S.Migdal[5]等等在治理框架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针对个案解释力局限性的问题, 费孝通主张用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的结合, [6]李培林提出了理想类型比较方法[7];更多的学者则关注对于基层治理的历史考察和对实行村民自治后的现状及出现问题的思考, 如费孝通的“双轨政治”、黄宗智的“三角结构”、杜赞奇的“经纪体制”从基层治理的历史考察开展了系统研究[8]。肖唐镖认为宗族势力的影响不容小视[9], 朱秋霞 (1998) 则提醒, 一些经济强人在村治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有学者从国际比较的角度, 对中国乡村治理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如刘承礼[10]、赖海榕[11], 西方汉学家也对中国乡村社会充满了研究兴趣, 其中代表性的学者包括欧博文 (Kevin O’Brien) 、李连江 (Lianjiang Li) 、白思鼎 (Thomas P.Bernstein) 、戴慕珍 (Jean Oi) 、柯丹青 (Daniel Kelliher) 、史天健 (Shi Tianjian) 等[12], 以上研究分别从西方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等不同学科, 运用各自的理论对中国乡村问题展开了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 这些成果在研究方法及研究内容方面都具有相当的借鉴和启发作用。

本文认为, 中国社会正在逐渐或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元文化良性互动的大格局, 除了与传统联系较深的不同的宗教文化、多样化的民间文化等以外, 还有各种形态的文化思潮如国家社会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实用主义、市场自由主义、启蒙主义、消费主义、人文主义等的存在。作为一个典型的多元社会, 转型期中国从社会结构上同时具有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特质, 但却与西方社会的平面多元化不同。因此, 必须对当代中国的治理模式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建设性的重构。

三、包容式治理的解读

近年来, 全国各地都致力于社会管理创新的探索实践, 而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宝贵的经验。这些成功经验的取得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进行深度挖掘, 并将其用之于实践指导。比如重庆市巫溪县运用制度创新, 为打造一条适合于欠发达地区城市化的社会治理之路, 以社会建设带动经济建设, 探索一种党政主导下的“自治、共治、法治”多元共生的“包容式治理”模式。所谓包容性, 是指不同事物处在同一开发体系中双向互动、相互贯通、吸收和借鉴、由此及彼、逐步扬弃转发的过程, 呈现出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看似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状态。[13]在此基础上, 本文提出“包容式治理”的概念, 希望用它来对巫溪的社会管理创新实践作一个理论的诠释和注解。本文认为, “包容式治理”的内涵包含下列中心价值原则。

(一) 和谐共生原则

包容式治理认为, 单方面突出一种价值取向, 而不兼顾对其他文化形态意义思考的整体主义哲学, 已经很难适应于当前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动, 同时也很难对当代社会生活作出有效的概括与合理的指导, 因此主张为弱小仗义执言, 而且致力于人类的平等和共同的福祉, 关爱自然与一切生命, “尊重他者, 倾听他人”, 推崇“有机整合, 多元共存”。和是调和不同达到和谐统一。同与异是不相容的, 和与异却是相容的。因为只有几种“异”调和在一起才形成“和”。但几种“异”不是简单地相加, 而是要按照适当的比例, 即遵守“中”的规则, 才能产生“和”的效果。所以“中”的作用是协调矛盾达到“和”。小到个人, 大到社会、自然, 要达到和的境界, 必然是内部没有激烈冲突、组织得井然有序的和谐的整体。

(二) 整体超越原则

包容式治理坚持的整体超越, 意味着超越现代社会存在的机械世界观、人类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和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包容式治理追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 摒弃现代机械世界观, 倡导有机整体观, 不仅要实现由‘征服自然’向‘保护自然’的转变, 而且要实现由‘我保护自然’向‘自然保护我’的转变, 从而培养人对自然母亲的敬畏与爱戴之情。在人与人的关系上, 摒弃激进的个人主义, 主张通过倡导‘主体间性’ (intersubjectivity) 和‘关系中的自我’ (self-in-relation) 来消除人我之间的对立。”

(三) 适度批判原则

当今世界中, 不能以任何一种单一的概念来描述这种影响的“积极性”抑或“消极性”, 而是应当充分地考虑到它的多重“混杂性”, 以免落入简单化的判断之中。本文认为, 包容式治理是一种建立在有机联系概念基础之上的推崇多元和谐的整合性的思维方式, 它是传统、现代、后现代和中国现实的有机结合, 是对现代世界观和现代思维方式的适度批判, 是基于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的建设性探索与实践。[14]

(四) 融合发展原则

包容式治理主张的“和而不同”, 源自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首先要承认“不同”, 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和” (和谐、和合) , 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如果一味地追求“同”, 忽视或不尊重“不同”, 不仅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 反而会导致事物衰败。包容式治理认为, “和” (和睦相处、共同发展) 是目的, 但“和”的前提是“不同”, 是多样性的存在;没有“不同”, 没有多样性, 就无所谓“和”。它表现在各种文明的关系上, 主张“善解能容、兼容并蓄”, 各种文明都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 都对人类文明做出了贡献, 不应当相互排斥, 而应彼此尊重、保持特色、共同进步。

(五) 共同情感原则

包容式治理注重共同情感, 认为共同情感在既定的情境或情境类型下对一个或群体行动者的选择余地有所限制, 而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同样也取决于具体情境中情感融合的大小。[15]“共同情况本向就是社会秩序的建构性力量”——涂尔干就曾经将社会界定为完全由观念和情感组成的复合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社会建设在制度设计上应当充分考虑到情感维度, 以培育积极的共同情感, 这样不仅可以让人在这种共同情感中获得意义、价值和尊严, 而且可以进一步激发出共创美好社会的热情。

四、包容式治理的制度设计——以巫溪为例

(一) 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设计——构建以自治为基础、以共治为平台、以法治为保障的包容式治理模式

本文认为, 包容性治理中的社会共治, 就是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要求下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落地模式。在党委的领导下, 政府充分发挥主导作用, 积极支持、广泛动员市场力量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社会治理, 从而有效调动公众参与的热情。

在实践探索中, 巫溪打破传统自上而下的行政式管理体制, 以党的组织为核心, 通过将分散在基层社会的资源、信息、人才、权力整合起来, 将个体公民和条块分割的组织与机构联系起来, 通过对话、协商方参与等方式, 共同参与社会管理, 形成了党政组织、公民自治组织、各类社会组织有效整合、良性互动的局面, 有效提升了执政能力。包容式治理模式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表现为“多方共治”, 即以村 (居) 党支部为核心、以村 (居) 委员会为主导、乐和互助会协同、社工组织助推、帮扶单位支持的治理格局。村 (居) 党支部作为基层社会的核心组织, 与村 (居) 委会一道, 负责召集村乐和联席会、把握政策、统筹村务;乐和互助会负责动员群众、实施具体事务, 监督相关政策的落实;社工组织提供环保、文教等专业性公共服务;帮扶单位在软件和硬件方面帮扶村 (社区) 。多方各司其责、有效运作。

(二) 包容式治理的工作体系——“五三三”模式

巫溪的大群众工作体系, 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成立县委群众工作部, 由县委副书记担任部长, 以群众工作部统揽群众工作, 构建“五三三”工作体系;二是用群众工作统揽信访工作, 信访办原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工作职责、经费渠道仍然不变, 按照群众工作“统揽不包揽”信访工作的要求, 信访办作为社会矛盾化解处置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群工部民众服务中心合署办公, 整合老百姓利益诉求相对集中的人民调解、民政救济等部门进驻民众服务中心, 接受群工部统一管理和考核。实行“一站式”集中接访, 实现信访事项的快速处置和反馈。

所谓“五三三”, 即指五项职能、三级网络、三个中心。一是明确五项职能。确定了县委群众工作部“整合群众资源统筹协调、联系管理社会组织、解决热点难点问题、督查落实群众工作、调查研究方法政策”五项职能。二是构建三级网络, 纵向组建县级民众服务中心、乡镇群众工作站、社区 (村) 群众工作室三级网络, 与乡镇 (街道) “六位一体”、村 (居会) “七位一体”综治工作平台有机融合, 统筹推进群众工作。三是建立三个中心, 横向整合“民政救济、法律援助、人民调解、国土房管、人力社保、纪检监察”等部门职能, 建立民众联络中心, 负责联络、组织、发动群众;民意调查中心, 负责征求民意, 汇聚民智;民众服务中心, 负责信访接待、矛盾化解, 服务群众。

同时, 工、青、妇等群团组织、舞蹈协会、老年协会、太极拳协会等组织也归口群众工作部联系指导, 充分发挥群团组织、协会直接与群众打交道的作用, 构建起第三方桥梁, 及时了解基层动态, 大力宣传政策法规, 深入组织和发动群众参与建设。在重大问题、普遍性问题和需要统一协调的问题上, 不断加强和完善制度建设, 分别建立了群众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由县委书记牵头, 每月召集有关县领导、党政部门、社会组织召开“群众工作联席会议”, 对群众工作进行专题研究;信息互通会议制度, 每半月召集相关党政部门举行信息互通会议;民调和督查制度, 由群工部负责, 定期不定期开展大范围民意调查和督查群众工作落实情况。

(三) 包容式治理的方法——“乐和工作法”

巫溪以民生为导向, 遵循“尊重、沟通、融合”的理念, 顺应新形势下的社会管理需求, 针对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结合社会治理过程中的经验, 总结提炼并着力推行了“乐和工作法”。

1. 用共同梦想凝聚人心

共同梦想是优化社会管理的重要前提, 没有共同梦想的社会是缺乏向心力和生命力的。对于政府来说, 在群众纷繁复杂的诉求和期盼中, 准确地寻找到政府与群众的共同梦想, 以此在全社会范围内集中意志、统一思想、凝聚人心, 从而使政府与群众的奋斗目标和价值追求一致, 有助于在增强社会凝聚力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发展。巫溪通过组织发动各种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 并对他们的部分活动进行有力的扶持, 来唤醒群众的主人翁意识, 增加集体认同感, 从而带来社会凝聚力的提高。如开展“四城同创”, 建设三乡两镇南部片区, 实施三村六社区“乐和家园”试点, 实现基础设施明显改变、人居环境不断美化、社会风气大为改善, 让群众确信共同梦想正在实现, 从而形成紧密团结的利益共同体, 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

2. 用矛盾转换的方法推动工作

态度决定一切。在矛盾出现时, 干部面对它的态度直接影响到它产生的后果。巫溪为避免部门之间在面对矛盾时相互推诿、办事效率低下甚至回避矛盾的情况发生, 专门成立了群众工作部, 并定下“只进一道门, 只找一个人”的工作目标。从制度层面端正了干部面对矛盾的态度。历史经验表明, 化解矛盾最有效的场所, 是老百姓熟悉的生活场景。巫溪县抓住群众的心理特征, 逆向思考工作方法, 把解决信访问题、为民服务的场所换到群众熟悉的场景之中, 比如老年大学的课堂上、群众散步休闲的慢滩路旁, 把非常严肃困难的问题化解于笑谈之中, 群众感觉非常亲切, 诉求很方便, 思维也很清醒、很理智。事实证明, 巫溪这种在矛盾转换中采用的工作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3. 用互动参与方式实现融合

巫溪鼓励干部与群众进行平等而真诚的沟通交流, 把高深的专业术语和复杂的政策法规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群众语言, 让群众听得懂、记得住、学得会、做得到。同时将进门做宣传与听民声、察民情、办民事、解民忧、化民怨结合起来, 用实际行动和实在效果获取群众的支持和信任。巫溪深入开展干部下访群众、“三进三同” (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 同吃、同住、同劳动) 、结穷亲等“三项活动”, 建立党员领导干部在机关、在支部、在驻地开展“三重组织生活制度”, 充分融入基层社会、服务基层, 以扎实的工作作风赢得理解支持, 让干部生活在群众中。通过建立复合社区, 巫溪将50万平方米的廉租房、商品房、公租房、经济适用房配置到同一小区。在小区内搭建公共活动平台, 统筹配备图书馆、休闲广场、公共绿地等基础设施;统筹搭建托老托幼、物业管理等综合服务平台;统筹提供就业服务、业务技能、文明礼仪、健康养生、法制宣传教育等培训服务;统筹建立太极拳、木兰拳、老年大学、摄影、书法协会等社会组织, 让不同阶层群众融合在社区中, 以空间融合促进社会融合。同时加快建设县级体育馆、游泳池、主题公园, 建成10个主题公园, 完善26个乡镇、100个农村农体工程, 举办太极拳、坝坝舞、腰鼓队、龙狮队、健步走等群体活动, 通过举办“黄桷树下的故事会”、“古城墙边的老电影”、“大宁河畔的红歌会”等群众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主题活动, 搭建沟通平台、增进感情交流、丰富业余生活、占领精神阵地, 实现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深度融合和良性互动, 通过让群众生活在集体中, 真正形成了全民参与、共建共创共享的良好格局。

4. 用群众的办法治理社会

巫溪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 正确引导乡村道德模范、经济能人、乡村名流、技术能手甚至健身协会、红白喜事协会会长等民间力量, 使之成为治理社会的有力助手, 培育和管理乐和互助会这种集互助性、服务性和公益性于一体的群众组织, 调动群众参与基层自治的热情, 通过把党的思想政治主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公民道德标准, 通过灵活多样、贴近生活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群众中广泛地开展各种评比活动, 塑造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的优秀模范, 用榜样的力量营造民风, 教育群众, 着力提升群众的法制意识、责任意识和主人翁意识。逐步形成责、权、利相统一的基层党组织运行制度, 确保各种基层民间组织牢牢掌握在党的组织之中。巫溪坚信“妙方在民间, 关键在发现”, 群众长期身处经济社会发展第一线, 对生产生活的细微变化体会最真切、认识最深刻、要求最直接。群众为适应经济社会变迁和发展, 所做出的各种适应性对策和客观实践, 最终证明多数都是行之有效的。为此, 巫溪尊重群众首创精神, 善于发现群众创举, 充分利用民间智慧, 并将其借鉴沿用到组织群众的工作中去。始终坚持把群众路线贯穿到有效组织群众的过程中, 积极探索与群众共同参与、共同认可的公开透明的工作机制并予以推广。文峰镇三宝村坚持“两委”民主公开,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以完善村委会和自然村民主事务管理为重点, 建立健全在村党支部领导下的民主自治机制。在实现农村民主自治基础上, 全面推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在村委会、村小组换届时, 让群众“海选”, 将从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发现有威望的能人, 选进了村委会和村小组两级班子之中。全面推行村、组两级财务公开, 设置了公开栏, 定期向村民公布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情况, 坚持每季度公布1次, 做到了公开的范围全、项目多、过程不减。通过推行公开透明的工作机制来发挥人民群众对社会治理的监督作用。

5. 用网格化管理覆盖城乡

巫溪县深化推进在“四城同创”中探索总结出来的网格化管理经验, 将农村和城市社区细划为432个网格单元, 将所有县级部门和各级党政干部分到各网格之中, 成立网格党小组, 建立联合党支部, 参与社区和乡村事务管理, 实现“机关与村社区、干部与群众、党员与组织”的三重互动。以基层党组织为主心骨加强社会建设, 把基层组织的威信树立起来。2009年以来, 巫溪利用村级换届机会, 整顿了34个软弱涣散支部, 选派了60名大学生村官, 领办创办龙头企业28家、专业合作经济组织32个, 带动15000户农民, 整顿村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加300元左右, 集体经济收入平均达到5000元以上, 充分印证了:只有强大的基层党组织, 才能有效地领导和服务农民。巫溪坚持召开三级联动的“三重党组织生活”, 让“县级领导联系的县级单位党组织生活”、“村社党支部活动”、以及“驻地党小组组织生活”等三重党组织生活, 在以农业生产或社区活动为载体的基层驻地定期不定期地召开, 使党组织生活成为沟通联系县、乡 (镇) 、村三级党组织的大动脉, 重新构建起“上下联动、上传下达、联系顺畅”的基层党组织体系, 并以此作为领导基层组织建设的核心力量, 真正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主力军作用。巫溪把农村党建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与引导利用非政府组织优势资源、与城市党建和企业党建结合起来, 引导城市、企业基层党组织带动、帮扶、支持农村党组织, 组建12个联合党支部, 盘活各类党建资源、行政资源、社会资源, 形成“城乡基层党建资源共享、功能互补、以城带乡、共同提高”的网格组织新格局。

(四) 包容式治理的公共空间——社会融合

公共空间不仅是身在其中的每个居民安身立命的场所, 同时还是一个具有一定共同体特征的群体, 具有很强的生活互动性和资源共同性, 是居民完成社会化, 规划自己生活、赋予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主要场所。本文认为, 要实现包容式治理必须打造公共空间, 而对公共空间概念的把握与拓展, 要从公共场所、公共规范、公共活动、公共资源等四个方面来进行, 它们影响着居民的日常生活与精神状态, 塑造着社会的价值体系, 共同指向一个方向:社会融合与和谐发展。

1. 打造实体空间是人际交往的载体

正如学者所指出的, 在现代主义的建设理念下, 宽大马路、公园中的高楼阻隔了人与人交往的纽带, 住宅小区、邻里单元结构没有为人们提供有效的社交、娱乐街区公共空间, 是造成人与人之间冷漠、隔阂、猜疑、敌视的根源。[16]现代主义的逐渐表现出来的诸多问题, 导致了以新城市主义理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城市主义运动。[17]后现代主义思潮主张放弃现代主义的标准化、均一化、普遍化和快速化的思想, 强调多元化、差异性、个性化和人性化, 强调城市街区复合功能、多元形态、适度规模和历史文脉。

在此启发下, 巫溪在进行相关规划和设计时都禀承以下原则: (1) 创造紧凑、适于步行的街区; (2) 创造融为一体的街区办公、商店、学校、图书馆、公园和运动场等场所空间; (3) 以公共交通和步行交通为主的城市开发模式; (4) 鼓励市民参与城市规划与街区公共空间设计; (5) 强调开发计划与规划应最大限度地利用已开发土地和基础设施; (6) 鼓励现有建成区内“垂直加厚”; (7) 打破功能分区思想和社会隔离局面, 提倡土地混合使用、住房类型和价格的多样化。[18]

2. 加强公共活动是促进融合的手段

英国的一项研究发现, 受访者只有30%的居民能叫出他们邻居的名字, 大大地低于设计单元的居民数。[19]由于同一个小区内居住人口过多, 居民间从相遇、相识、相知, 到建立交往圈, 并重组社会邻里结构和社会关系网络的可能性随着异质性人群人数的增加而减少。[20]在我国农村, 在土地未分包到户之前, 群众围绕一系列集体的生产与生活而形成了极度频繁的公共活动, 比如一起上工, 评工分, 各种行政集会、文艺活动等, 但这一切都随着分田到户而减少、消失。在城市, 市民们虽同住一个屋檐下, 却过着“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在农村, 随着农民越来越卷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 许多人的生活面向已经在村庄之外, 很少有机会参与到农村生活之中。本文认为, 公共活动减少的一个后果便是集体记忆衰弱。一个社群集体记忆的强度, 直接影响着社群的认同, 集体记忆的消失, 必然导致文化主体性的消亡。集体记忆的维持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要件, 它以集体活动 (尤其是一些仪式) 、公共场所为媒体与载体;通过人们一系列亲身参与的活动与事件得以维持。为了实现来自不同地域的人群能够和谐地生产与生活, 不同的文化顺利地融洽交流与碰撞, 不同的价值观进行日益交汇与融化, 巫溪极力打造各种特色化、专门化的健身、游戏、娱乐设施, 组织形式多种的各类集体文体活动, 丰富群众的精神生活, 通过开展公平、公正、公开、真诚、友好、互惠互利的交往, 尊重文化、种族、伦理、性别、宗教和精神上的多元性, 唤醒集体记忆, 强化集体认同, 最终实现和谐沟通。

(五) 包容式治理的话语系统——“乐和家园”

构建包容式治理的共同话语系统, 目的是实现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社会的沟通和融合。本文认为, 在多元文化的前提下, 相互尊重是沟通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 建立健全包容式治理的共同话语机制, 并用易理解、好接受、简明的群众语言表达出来, 实现各治理主体在思想、行动、利益上的深度融合。2010年7月, 巫溪县与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主任廖晓义女士, 共同提出了以“乐和治理、乐和人居、乐和生计、乐和养生、乐和礼义”为核心的“乐和家园”理念, 创新社会管理的思路和方法, 形成了“干部讲得清、群众听得懂、大家愿意干”的乐和话语系统, 逐步实现了从行政强制管理向服务型管理转变, 从党委政府单向管理向社会多元共治转变, 从政府“包办式”管理向“自治、共治、法治”的“包容式”治理转变。

1. 相互尊重是构建共同话语系统的前提基础

以相互尊重的态度包容差异, 就是要全体社会成员积极承认、接受差异,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打破孤立与封闭, 形成全社会极大的凝聚力, 这也是包容性治理需要的精神。狭义的包容就是实现公民与社会、公民之间、人与自然和谐包容, 必须用尊重的心态缓解社会矛盾, 降低社会分裂风险, 整合各方面社会力量, 从而达到对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 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可以说, 相互尊重构成了社会成员相互沟通的润滑剂, 是人们相互理解与信任的桥梁。广义的包容是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与生态文明这几方面着力, 不仅人类社会需要尊重的精神, 还需要把这种精神扩展到整个自然界, 体现众生平等相处的人文情怀, 这也是实现有效沟通最根本的基础。这一点在巫溪县上磺镇羊桥村村民齐心共建“乐和门”的例子中得到充分体现:一次乐和互助会代表议事会上, 有人提出了要建一座代表羊桥村形象的“乐和门”, 赢得大家一致同意。在规划设计、资金筹措等方面, 村支两委并没有采取“一言堂”, 而是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 广泛征集、听取群众意见。在干部、党员的带头下, 全村热情高涨, 原计划七天建成乐和门, 结果只用了五天就建成了。

2.“简单、明确、重复”是共同话语系统的沟通原则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认为, 社会群体低弱的普遍思维决定了其观念的简单化, 而浅显易懂的疏导方式是形成群体观念的唯一途径。[21]为此, 巫溪在构建包容性社会治理的共同话语系统中, 坚持“简单、明确、重复”的沟通原则。一是做到干部讲得清。首先要念好“实”字经, 要说真话, 说实话, 让群众信得过、听得进、记得住, 同时用鲜活的实践和平实的话语, 解答重大理论问题, 用平等交流、双向互动、相互启发、共同提高的方式方法, 考虑群众需求, 体现人文关怀, 真正使政策宣传生动活泼, 入脑入心, 增强感染力。二是做到群众听得懂。要把宏伟的奋斗目标, 化繁为简变成老百姓听得懂的话, 必须“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 只有这样, 才能获得老百姓的认同。乐和家园, 正是运用浅显易懂的语言, 将先进的理念传达给群众, 如今“乐和”已经成为巫溪老百姓的生活词汇和自觉的日常行为, 成为干部群众的共同话语。巫溪通过打造“人人心中皆有、人人口中想说”的话语系统, 唤醒了人民群众的集体自豪和参与热情。三是做到大家愿意干。巫溪借助宣传推广“乐和”理念, 畅通全县干部群众的沟通渠道, 增进理解互信, 扩大交流共识, 塑造集体信仰, 凝聚发展合力, 切实把政策号召转化为干事创业的集体行动。

3. 群众语言是实现有效沟通的现实途径

把体现党的意志用群众的语言表达出来, 将“我们想说的”和“群众想听的”统一起来, 用群众语言密切联系群众, 是实现包容性治理有效沟通的现实途径。早在延安时期, 我党就善于利用群众语言组织发动群众, 毛泽东同志曾鲜明提出“反对党八股”, 提倡要讲群众听得懂的话;邓小平同志善于运用群众语言, “发展是硬道理”、“摸着石头过河”等表述生动形象, 过耳难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的大会上, 胡锦涛总书记的一句“不折腾”, 显示出中央领导锲而不舍地推进政坛“白话新风”。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 政府工作报告也频频出现“群众语言”:“要把学校建成最安全、家长最放心的地方”“要让人民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用得舒心”“让人民群众知道政府在想什么、做什么”等等, 反映出文风、会风的悄然变化。我们宣传学习科学发展观, 可让群众理解为“不端群众碗、不欠自然帐、不吃子孙饭”。正确处理经济和环境的关系, 就要做到“既要金山银山、更要青山绿水”。宣传外派劳务促进就业, 就要体现“打洋工, 赚洋钱;活路轻, 收入丰”的群众诉求。总之, 政策措施只有用群众语言反映出来, 才能感动群众;干部宣传只有用群众语言表达出来, 才能亲近群众;群众智慧只有用群众语言挖掘出来, 才能找到工作的出发点和着力点。

五、结语

通过较长时间对疑惑的探究思索以及对答案的寻觅梳理, 我们逐渐清晰地意识到:货币资本和市场资源固然至关重要, 但如果没有责权利相统一、公平合理的投入机制, 给得再多群众也不会满足。如果没有全民的集体认同、公众的社会责任, 政府管得越少, 群众越迷茫, 越无所适从。如果没有建立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覆盖城乡、良性互动的社会组织体系, 未能塑造积极向上、健康文明的道德规范, 富裕之后的社会并非必然稳定和谐。

本文认为, 社会管理创新既是化解当前社会的诸多矛盾的当务之急, 也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长远之策。重庆市巫溪县在社会管理创新实践探索过程中, 逐步形成了包容式治理的工作模式, 包括“一种以自治为基础、以共治为平台、以法治为保障的治理机制, 一个整合社会资源的党政大群众工作体系, 一套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 一系列承载群众生活的公共空间, 一套适应形势便于传播的话语系统”。通过这种包容式治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2008—2010年, 巫溪全县信访总量下降了39.8%, 无重大集访事件发生, 无恶性治安案件发生。2010年, 群众安全感达到96%, 民意调查多项指标位列全市第一, 被评为第四届“2010年中国城市化社会建设典范案例”。希望巫溪县的实践探索, 能为我国县域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一个可以借鉴、便于操作的样本。

摘要：本文认为,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由“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逐步向“社会生产力滞后于物质文化需求的发展性矛盾与社会建设滞后经济建设的结构性矛盾并存”转变, 具体表现为伴随着中国社会转型, 我国城市和农村社会关系发生的重大变革, 以及诸多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日益凸现。基于这样的逻辑起点, 本文提出包容性治理的全新概念, 从“和谐共生、整体超越、适度批判、融合式发展、共同情感”等方面对其进行解读;并从县域的研究视角, 以巫溪县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为例, 对包容式治理的制度设计、工作体系、工作方法、公共空间及话语系统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诠释。

8.以创新社会管理模式 篇八

关键词：民办高校；社会需求；管理模式

只有在创新的模式下，才能保证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尤其是对于我国民办高校教育和管理上，只有从实际的特点出发，结合当下的社会发展，然后根据社会的实际需求，改变现有的教育模式，使民办高校可以更好的适应社会对高校毕业生的要求，增加自身的改革和发展的步伐，为社会培养出更多的、更加实用的、全面性的复合型人才。

一、推动民办高校之间合作，加快创新脚步

党从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就开始加强在教育方面的改革步伐，从社会格局出发深化改革的每一个步骤，健全政府的补贴制度，加强政府的购买服务和奖励制度。所以，在这样的政策要求之下，可以建立非盈利性的民办高校之间的联盟，形成资源的共享，相互帮助相互扶持，共同完成创新工作。通过这样的方法可以解决我国现阶段高校办学水平参差不齐的现象。

民办高校因为资金资源及其他资源比较有限，所以办学能力不强并且发展还受到了限制，在教育管理以及創新能力上比较薄弱，这一现象的产生与政府的扶持力度有一定的联系，同时也与高校之间相互独立没有联系有关。因此，可以建立非营利性民办高校之间的联盟，解决高校独立、资源缺乏的问题，相互团结共同进步，在社会上树立良好的形象，使更多的人意识到民办高校，深入理解和支持民办高校，为高校的发展创造更多有利的条件。非营利性民办高校之间的联盟可以使社会的资源得到整合和优化，使民办高校可以规范性办学，加强科学的管理，使高校更高的发展。

二、加强师资配置水平，提高整体教学能力

在高校教育管理的模式中，需要充分发挥以人为本的模式对学生进行人性化的管理工作，一切以学生发展为准，创立新型的教学管理模式。同时，还要树立教师的标杆作用，通过教师的教育，让学生有更多进步的动力，为学生提供思想的源泉，从而改善传统的教学模式，提高整体的教学质量，使民办学校的教学水平上升一个台阶。

由于民办高校的自身资源有限，很多高校面临的问题是没有办法引入水平比较高的教师和管理者，这样会导致高校的教学水平和管理水平没有办法得到提高。所以，民办高校应该抓住现在政府扶持的机会，使教师资源得到优化，把先进的、积极的理论引入到高校的教学和管理之中，使教师可以根据社会的需求给学生提供理论和实践双方面的指导工作，然后根据学生反应出来的实际情况，采取各种激励的方法和措施，使学生的能力有所提升。同时，教师也应该不断加强自身的修养水平，提高个人的学历和教学水平，确保民办高校可以更加有序、健康的发展。在高校建立一支专职的教师队伍，落实以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三、创新课程设置，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民办高校还需要在学生学习的专业上下功夫，争取做到创新合理，使课程更加有效。民办高校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发展宗旨，坚持自己的发展方向，适应社会的发展，让专业的设置更加符合社会和市场的需求，然后把学生学习到的内容更好的适用于工作、生活之中，真正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民办高校需要根据课程安排的现状，然后进行专业课程的培养模式改革，然后以职业为导向，加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使知识与实践相结合。一方面，需要根据社会实际需求，加强对专业的管理，使高校的专业具有品牌化、特色化，形成最典型的专业，让学生能够学习到更多的技能，使学习焕发活力；另一方面，还需要结合现在的社会发展现状，随时对学习内容进行调整，创新专业，使学生学习内容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

除此之外，民办高校还可以拓展更多给学生实习的平台，让学生增加一些社会实践机会，这样还能增强校企合作的深度，使教学与生产相结合，提高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为社会培养更多的专业型人才。

四、加强政府的扶植力度

首先，政府机构应该加强自身的优势和职能，从政策、行动上对民办学校进行扶持，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相关部门也需要建立一些培训的组织，例如：开展民办高校教育基金会、联合会、就业指导会等，让学生可以了解更多社会给予的政策支持，通过沟通、咨询，使学生找到以后发展的方向，从而促进民办高校的智能优化。同时，需要加强教学评估和奖惩制度对高校管理的重要作用，推动高校教育管理评估制度的建立，使高校建立完善的管理机制。教育部门还需要加强依法行政的力度，提升对民办高校的管理，尤其是对民办高校的管理力度，然后侧重于对民办高校的规范化管理，建立统一的机构，使流程更加完善。

其次，民办高校需要根据社会的情况转变自己的观念，优化自身的管理结构，保证服务效率，同时，民办报销作为创新的主体，应该通过自身优势的提升，保证学校的核心竞争力。民办高校只有在社会中得到更多支持和合作，才能不断的放开自己的视野，开发多种创新模式，使高校更加健康、快速的发展起来。

总之。民办高校由于办学宗旨与公立的学校有所不同，其优点在于有更好的社会化基础，时代性比较突出，能够更好的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所以，民办高校应该根据自身的特点，加强对社会上人才的需求要求，把握好整个社会的发展大局，改变自身的教育模式。民办高校还要立足于办学宗旨，更新教育教学观念，使自身的资源和优点可以发挥的淋漓尽致，同时，还要改善管理方面存在的缺点，改善教育和教学理念，多维化的提出改革，使整个学校可以健康的发展。从目前我国的发展情况来看，民办高等教育需要根据社会的需求进行不断自我更新，协调发展，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栋梁之才。

参考文献

[1] 吴雪，陈兴明.国内外高等教育质量研究的新进展[J].高等理科教育，2012（1）.

[2] 孙爱玲.民办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索[J].山东高等教育，20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