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文献翻译

英文文献翻译（共8篇）

1.英文文献翻译 篇一

创意经济的兴起

理查德 佛罗里达大约在10年前，或许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能够意识到，在现如今的信息社会里，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命运会这样紧密地取决于文化资源和从创意而来的文化产品，但是现在，文化创意产业在全球的升起已经成为一个基本的事实和趋势。纵观全球，发达国家的很多创意产品、营销、服务，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创意经济浪潮。在当今世界，创意产业已不再是一个概念，实际上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近年来全世界创意经济每天创造220亿美元的价值。并以5%的速度递增，在一些发达国家，增长的速度更快，美国达14%，英国为12%。各发达国家的创意产业以各自独立的领域和方式迅速发展，体现出创意产业全球兴起的发展势头。

创意英国

受电视广告业和软件行业的推动，10 年来英国创意产业规模几乎翻了2倍。英国曾经是世界工厂，后来失去了世界工厂的地位，如何调整国内产业，获取更高的附加产值，如何帮助国内人找到更好的工作，是英国政府面临的重要任务。布莱尔1997年担任首相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 创意产业特别小组”。

根据英国文化部2001年发表的《创意产业专题报告》，当年英国创意产业的产值大约为1 125亿英镑，相当于GDP 的5%，已超过任何制造业对GDP的贡献；2001年的出口值高达103亿英镑，且在1997—2001年间每年约有15%的高增长率，而同期英国所有产业的出口增长平均下来也只有4%增长率。2002 年，英国创意产业增加值达809亿英镑。10年来英国整体经济增长70%，而创意产业增长93%，显示了英国经济从制造为主向服务创意为主的转型。以增加值计算，软件自从2002年取代服装成为最大的创意产业。在过去，创意产业是英国第二大产业(仅次于金融服务业)，但已经是英国从业人员最大的产业(195 万的从业人员)。布莱尔认为，像英国这样的国家，今天之所以能够存在与繁荣，得益于国民的创新能力、再思考的能力、创意的能力。2003年，英国首相战略小组指出，用就业和产出衡量而言，伦敦创意产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金融业。一年中在伦敦外国游客的在艺术文化方面的花费超过了60 亿英镑。政府对创意产业采取了税收优惠的政策。创意产业成功推动了英国出口，有效地抵补了贸易逆差。英国人这样介绍自己的科技优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研发经费占全球的5%，创作全球科学著作论文的 8%，被引用的数量占9%；科学家获得 70多次诺贝尔奖，只低于美国，最近10年中，5次获得诺贝尔医药奖，世界上平均每10种抗生素中就有5种来自英国的医药制造业。

创意美国

美国新经济的本质，就是以知识和创意为本的经济，创意是知识经济的核心和动力。所以美国人宣称“ 资本的时代已经过去，创意的时代已经来临”的宣言。早在1992 年，当微软超过通用公司的时候，《纽约时报》就评论说，微软的唯一资产是程序员的创造力。比尔·盖茨宣称“ 创意具有类似核裂变效应，一盎司的创意能够带来无法估量的商业利益、商业奇迹”。

美国国际知识产权联盟在《美国经济中的版权产业：2004年报告》中详细地叙述了包括电影、电视、商用软件、娱乐软件、图书、音乐和唱片在内的创意产业在经济上对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就业和贸易所做的贡献。在1997-2002年，美国核心版权产业增长速度是3.51%，超过同期美国GDP的2.4%的年平均增长率。2002年美国核心版权产业的增加值达到6262

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当年的GDP的5.98%，总体版权产业增加值为12540亿美元，约相当于美国GDP的11.97%。以就业方面而言，2002年核心版权产业就业有548.4 万人，占美国就业总人数的4.02%。同年，全部版权产业雇佣了1 147.6 万人，占美国就业总人数的8.41%。

创意日本

日本非常看重创意产业，提出了“ 原始创新能力关系到国家兴亡”的口号，索尼员工的口号是“活着一天，创新一天”。日本在2000年的电影与音乐创收分别列世界第二位，电子游戏软件则位居世界第一。日本因此称为“动漫王国”之称，是世界上最大的动漫制作和输出国，目前全球播放的动漫作品中有60%是日本提供的，欧洲甚至超过80%。在日本各种各样的文化产业当中，最引人注意是在电影院和电视上播放的动漫节目，各种动漫的人物形象充斥街头，早已超越了杂志和电视的范畴，渗透到日本社会的各个角落。

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公布的数据，2003年，出口到美国的日本动漫片以及相关一共收入为43.59亿美元，是日本出口到美国的钢铁总收入的四倍。广义的动漫产业实际上已占日本GDP的10%，已经成为超过汽车工业。日本的动漫产业已经以年收入230万亿日元成为日本第二大支柱产业。拥有430 多家动漫制作公司的日本，培养了一批国际顶尖级的漫画大师和动漫导演以及大量的动画创作者者。电视和网络媒体的普及和发展，传播手段的不断完善，为日本动漫市场的发展和壮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快速扩张和高附加值使卡通产业成为推进资产增值的 “资本孵化器”。2003年4月至2004年3月，日本的动漫市场销售额(动漫电影票房、动漫电影以及动漫电视录像带、电视专门频道等的营业收入总额)达3739 亿日元，增幅高达75.1% 以上。以动画片形象制成的相关衍生产品的授权收入则更拥有2 万亿日元的市场。

创意韩国

韩国政府在1997年对创意产业进行大力扶持，特别在电子游戏、音乐和电子网络等新产业投入巨大。2003年电影电视、音乐、手机及电子游戏四个产业都有两位数的增长，出口额首次超过钢铁。韩国自称已经是世界上五个文化产业中心之一。当年世界第三大钢铁企业——韩国波哈公司大门上的标语是“资源有限，创意无限”。亚洲金融危机让韩国深受打击，为了摆脱危机，韩国实施经济改革，于1998年提出“韩国创意设计”战略。经过多年的实施之后，设计和创新在韩国取得了成功，韩国已经拥有三星、LG等全球著名品牌，韩国也从制造国家向设计创新国家成功转型。

政府为推动文化创意产业设立了“文化产业局”，同时设置十二个附属机构，其中，“文化产业扶植院”是为了协助将创意文化内容形成成文化产品的一个辅助机制，扶植院界定的产业项目有：动画、音乐、卡通、电玩等，以提供设备租借、投资、技术教育训练、协助发展国际营销的策略、进行产业中长期规划、并与其它国家、地区单位发展策略联盟的伙伴关系。

世界其他国家

丹麦政府选定了电影、音乐、新兴媒体的内容生产作为其文化产业发展的四个重点领域，采取各种措施促进艺术与产业的联系、融合。

在澳大利亚，1999年创意产业已占GDP 的3.3%，就业人数34.5万人，占就业人口总数的3.7%。澳大利亚政府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明确提出将文化产业与创意产业结合起来的概念。将艺术、歌剧、音乐剧、电影、电视制作、互动游戏经济及数字内容等视为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内容。

2004年9月香港推出研究报告全面梳理了香港创意产业的现状，香港贸易发展局公布了首份题为《香港的创意产业》的研究报告,介绍香港的创意产业,评估创意产业对香港经济的贡献。根据资料显示，至2003年3月为止，香港创意产业聘用的员工超过9万人，占香港总就业人口的3.7%；创意产业在2003年的出口总值达100亿港元，占香港服务业出口总额的3.1%；同年，创意产业产值为250亿港元，约占香港本地GDP的2%。2009年6月1日，香港正式成立创意香港小组，加快香港创意产业发展的资源集中起来，更加有效地回应业界，提供便捷的一站式服务，是香港作为区域创意之都的重要里程碑。

在新加坡，早在1998年就将创意产业定为21世纪的战略产业，出台了《创意新加坡》计划，又在2002年9月全面规划了创意产业的发展战略，称要树立“ 新亚洲创意中心”的声誉，要成为“ 一个文艺复兴城市”、“ 一个全球的文化和设计业的中心”、“ 一个全球的媒体中心”。

哪里有创意，哪里就必定会有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所以今天竞争力的核心，在于一个国家动员、吸引和留住创造性人才的能力。这种留住人才的能力，和独特的社会地理环境、生活氛围、政府政策之间有密切关系。英国在总结10年来的“创意经济”建设时指出，由政府和社会投入巨资扶持文化创意产业。但这种巨大的投入，并不可仅仅看重一种经济性回报，而是一种社会性回报，更是人文和谐发展的的回报。

2.英文文献翻译 篇二

参考文献是医学学术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标识论文中引用资料的来源, 是作者对他人研究成果中的理论、观点、资料和方法的引用和借鉴, 能反映一篇学术论文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完整性, 拓广论文包涵的信息量[2,3,4]。由于刊物的影响因子、被引用频次是通过对参考文献的统计得到的, 因此参考文献的正确标引, 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一篇论文、一个刊物的学术水平, 进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学术水平[5,6,7]。但由于论文作者对英文参考文献标注要求了解不够, 提供的资料不完整、不规范、存在错漏等问题。某些作者转引文献, 这种图省事、将别人论文的参考文献轻松“移植”到自己的论文文末“参考文献”中的做法, 常会出现以讹传讹或张冠李戴之可能[4]。个别作者搞学术造假, 故意使用他人的成果而不著录;更有甚者, 为了评职晋级或获取学位等原因而抄袭, 剽窃别人的文章, 不敢真实地著录, 而是杜撰参考文献, 导致通过引文链接找不到所引用的文献[5], 出版后给读者提供了错误信息, 同时影响论文的真实性和可信性。这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期刊的声誉。编辑对此必须格外警觉, 要勤上网检索核对, 勤向专家请教查询, 完善参考文献的审核程序, 必要时可请作者附带被引文献的原件或复印件[5]。所以对其中英文参考文献的编辑、加工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现就编辑、加工过程中MEDLINE数据库WEB检索系统的应用技巧作一简述。

学术期刊中论文参考文献的标注采用顺序编码制[2,4], 即在文内的引文处按引用文献在论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以阿拉伯数字连续编码。同一文献在同篇论文中被反复引用者, 用同一序号标示。

1 选择数据库

首先进入MEDLINE数据库WEB检索系统, 以第一篇参考文献发表 (出版) 时间, 即引用文献发表的历史时间为依据, 选择数据库 (Databases按钮) 。由于某些论文发表时在本年度内未统计, 被纳入下一年度数据库, 所以有时还需拓宽选库范围。如参考文献Kumar S.Distal asymmetric spinal muscular atrophy involving upper limbs. Indian Pediatr, 2003, 40 (12) :1211-1212;author reply 1212-1213.选库时除选择2003年数据库 (在“MEDLINE (R) on CD 2003 Part A”、“MEDLINE (R) on CD 2003 Part B”前的小方框打勾) , 还应选择2004年上半年数据库 (在“MEDLINE (R) on CD 2004/01-2004/03”前的小方框打勾) 。本参考文献仅在2004年数据库中被检索到。

编辑一篇论文中参考文献, 按照出版年度选库, 同一年度只选一次。检索到第一篇后, 再查找同年度发表的其他参考文献。本年度发表的参考文献检索完毕, 再点按“Databases”按钮, 选择另一年度的数据库。如参考文献1、4、5、8、10均发表于2002年, 参考文献2、3发表于2001年, 则在选择进入2002年数据库, 依次完成文献1、4、5、8、10的检索后, 再选择2001年数据库。

2 进入选择的数据库

鼠标点击“Open Selected Databases”按钮, 打开选择的数据库。在“Find:”后的方框内输入检索词, 按回车键或点击“Start Search”按钮即可。

3 检索技巧

一篇参考文献由序号、作者姓名、文献题名、刊名、年、卷 (期) 、起止页码组成。注意观察参考文献各组成部分的特征, 应用各种检索方式从浩瀚的文献数据库中迅速筛选出目标文献。由于许多论文作者引文不规范、提供的文献资料存在各种错误, 有时往往需要几种检索方式联合应用, 方能使目标文献浮出水面。

3.1 根据作者姓名查找

在国外学术著作的参考文献中, 关于作者姓名的标注已约定俗成为一种统一的格式[2], 即要求姓在前、名在后, 姓与名之间用逗号隔开, 姓用全称, 词首字母大写, 其余字母不大写;复姓亦用全称, 其间用“-”号连接。名用词首大写字母表示, 名前及各缩写名之间加“-”号。如Cohen, -J、Counsell, -C-E、Kolyvanos-Naumann, -U。

以下列参考文献为例:Andrs K, Brooks JW, Savage L, et al.Performance improvement with a multidisciplinary clinical guideline for patients undergoing minimally invasive thoracic surgery. Jt Comm J Qual Saf, 2004, 30 (2) :89-94.

首先选择“Author”单选项, 在“Find:”后的方框内输入作者姓, 按回车键, 在搜索结果栏中即显示检索结果。如输入“Andrs”, 回车后结果栏中显示“#1 (Andrs) in AU 1 Display”, 即本年度Andrs氏发表文章1篇, 点击“Display”, 显示“文题 (TI) 、作者 (AU) 、通讯地址 (AD) 、刊名 (来源) (SO) 、语言 (LA) 、摘要 (AB) ”等内容。

作者在某一年度发表的文章可以有许多篇, 需要输入几个作者姓氏联合查找。如下列参考文献的查找: Trivedi R, Liu S, Williams S.Interface pattern formation in nonlinear dissipative systems. Nat Mater, 2002, 1 (3) : 157-159.

进入2002年数据库, 输入“Trivedi”, 显示79篇[#1 (Trivedi) in AU 79];再输入“Williams”, 显示2409篇[#2 (Williams) in AU 2409]。输入“#1 and #2”后回车, 或选中[#1 (Trivedi) in AU 79]、[#2 (Williams) in AU 2409]之前的小方框, 点击“Combine Checked”按钮, 则在搜索结果栏仅显示1篇 (#3 #1 and #2 1) 。据此得到所需文献。

3.2 根据文献题名查找

选定“Title”单选项。在检索栏中输入文题中单个特征单词或词组后回车查找。检索到的文献条目太多时, 需要输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特征单词或词组, 按上述联合检索法最终筛选结果。例如文献Andrs K, Brooks JW, Savage L, et al.Performance improvement with a multidisciplinary clinical guideline for patients undergoing minimally invasive thoracic surgery. Jt Comm J Qual Saf, 2004, 30 (2) : 89-94.选择进入2004年数据库, 选定“Title”, 先后在检索栏中输入“multidisciplinary clinical guideline”后回车, 得到如下结果:#1 (multidisciplinary clinical guideline) in TI 1 Display。点击“Display”显示内容。

3.3 根据文献的卷 (期) 、起止页码查找

MEDLINE数据库WEB检索系统对文献起止页码的格式规定为终止页只接续起始页的尾数, 如第1212页至1233页表示为“1212-33”。故输入检索词时, 亦应将中文论文中参考文献起止页码格式还原成MEDLINE默认形式。如将“141-152”还原为“141-52”输入, 才能得到正确结果。分别输入卷、期数字及起止页码后联合检索能迅速得到结果。

由于某些作者引文疏忽, 常将作者姓名弄错或卷、期及起止页码错用, 如“e21-3”误用为“21-3”, 或将“123-6” 误用为“121-3”, 或只有起始页码无终止页码, 误导检索, 给文献的编辑工作带来一定困难。所以未查到相关文献时不能放弃, 更不能仅凭文献形式符合编辑规范就认定该文献的存在。要本着对论文质量负责、对读者负责的态度, 重新检索, 或拓宽检索范围, 或将上述几种检索方法灵活地联合应用。确实不能查到, 要向论文作者提出质疑, 最终决定该文献的引用与否。

3.4

查到源文献后, 将论文原参考文献与源文献逐词对照, 将误用、错用之处用红笔更正。

3.5

英文参考文献的编辑还有一种更为便捷的方法, 即将查到的结果复制到word空白页, 然后按中文引文格式重新编辑, 这样可以减轻后续编排的工作量, 又可以避免照排室因单词辨认不清等主观原因造成的重复劳动。如查到参考文献1, 将其内容部分复制, 如下所示。

Record 6 of 57679 in MEDLINE (R) on CD 2004/01-2004/03

TI:Effect of hysterectomy vs medical treatment on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and sexual functioning: the medicine or surgery (Ms) randomized trial.

AU:Kuppermann, -M;Varner, -R-E;Summitt, -R-L Jr;Learman, -L-A;Ireland, -C;Vittinghoff, -E;Stewart, -A-L;Lin, -F;Richter, -H-E;Showstack, -J;Hulley, -S-B;Washington, -A-E

AD: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Gynecology, and Reproductive Scienc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CA 94143-0856, USA. kuppermannm@obgyn.ucsf.edu

SO:JAMA.2004 Mar24;291 (12) :1447-55.

先编辑作者姓名。光标移至“AU:”后, 反复按键盘上右箭头键 (→) , 移动光标至姓与名之间, 讲“, -”变为空格;继续后移, 将姓名后的“;”变为“, ”, 即几个作者姓名之间以“, ”相隔;删除名之间的连接符“-”。作者在三位以内者, 最后一位作者姓名后以“.”结束。作者在三位以上者, 在第三位作者姓名后加“, et al.”结束[2,6]。注意复制过来的作者姓名为超链接文本, 编辑姓名时请勿用鼠标点击。上述作者姓名编辑后的结果:“Kuppermann M, Varner RE, Summitt RL Jr, et al.”

选定文题, 拖动至姓名后。将“SO:”后的刊名、卷期、起止页码内容拖动至文题后。反复按键盘上右箭头键 (→) , 移动光标, 将刊名后的“.”改为“, ”, 将出版月份、日期删除, 以“, ”替代;将终止页码改为中文论文的引文格式。

删除多余的内容, 如TI:、AU:、SO:、地址项等。

选定编辑好的文献, 选择“黑色、无下划线”。最后得到的结果:Kuppermann M, Varner RE, Summitt RL Jr, et al.Effect of hysterectomy vs medical treatment on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and sexual functioning: the medicine or surgery (Ms) randomized trial.JAMA, 2004, 291 (12) :1447-1455.

3.6 可以首先将所有的源文献复制到word空白页, 再整体编辑。

充分运用word工具, 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和操作技巧, 简化操作, 减轻劳动量。如利用word的查找替换功能, 将所有的“, -”全部替换为空格、“;”全部替换为“, ”;“et al.”的复制与粘贴等。

总之, 医学论文英文参考文献的编辑是一项集科学性、技术性、趣闻性于一身的工作。对英文参考文献的引用应引起每一位作者及编辑人员的重视。希望在修订现行编排规范时, 对英文参考文献的标注作明确规定, 以便作者写作和编者编辑时皆有章可循, 亦使这项工作更加规范。

摘要：参考文献是医学学术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其中英文参考文献的编辑、加工具有实际意义。现就编辑、加工过程中MEDLINE数据库WEB检索系统的应用技巧, 包括选库、检索与编辑技巧作一简述。

关键词：医学论文,参考文献,英文,编辑技巧

参考文献

[1]侯翠香.科技论文中参考文献的标引不容忽视[J].浙江气象, 2003, 24 (4) :46-47.

[2]朱毅然, 沈正军, 李兆平, 等.学术论文英文参考文献标注刍议[J].陕西教育学院学报, 2003, 19 (3) :114-116.

[3]临床荟萃编辑部.参考文献有什么功能[J].临床荟萃, 2004, 19 (2) :88.

[4]郝希春, 刘家全.医学论文参考文献的著录[J].中国基层医药, 2003, 10 (11) :1193-1194.

[5]陶路, 张洁.要重视参考文献的规范标引[J].吉林大学学报 (信息科学版) , 2004, 22 (1) :44-45.

[6]郑英善, 杨宇, 李秀娟.医学论文写作中参考文献的合理应用[J].吉林医学, 2003, 24 (6) :574-575.

3.深度翻译的文献综述 篇三

【关键词】深度描写 深度翻译 注释 文化人类学

一、引言

文化人类学是研究人与文化的科学，或者也可以讲是从文化这个角度研究人的科学。美国翻译理论家阿皮亚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下并受到了深度描写的启发，提出了“深度翻译”的概念。深度翻译是翻译实践中的一种常用方法，其对丰富翻译研究的理论话语，开阔翻译研究的理论视野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深度翻译的来源——深度描写

1999年，文化人类学的解释学转向代表人物者克利福德·格尔兹提出了民族志的“深度描写”方法。“深度描写”是人类学中广泛使用的一种注重细节、强调阐释的研究方法，格尔兹提出文化不是一种引致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过程的力量；它是一种风俗的情景，在其中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过程得到可被人理解的——也就是说，深的——描述。深度描写式的民族志感知、阐释行为之间的文化层次，建构一个分层化等的意义结构，解释“这些陌生的行为在那些陌生的地方所具有的自然的意义”。“深度翻译”是对“深度描写”的借鉴，继承了后者对“语境”和“意图”的重视，并在当代文化相对主义的大背景下充分关注文化差异，对文化翻译的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都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三、深度翻译的涵义

在深度描写的基础上，美国理论家夸梅·阿皮亚创造出“thick translation”一词，中文译为“深度翻译”或“厚翻译”，具体做法指在翻译文本中，添加各种注释、评注和长篇序言，将翻译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以促使被文字遮蔽的意义与翻译者的意图相融合。阿皮亚提出三个深度翻译的理论要点：第一、强调意图的重要性。在很多情况下，了解语义并不等于理解意义。话语是行为的产物，因此和所有行为一样，都具有某种产生的理由，或者说是意图。第二、强调语境的重要性。阿皮尔认为，要了解说话者的意图，就要把握语境，需要“深度语境化”。第三、充分关注差异。

四、深度翻译注释的类型

对于“深度翻译”的具体实践，即添加注解、评注的深度语境化。注释是对已有作品中的词语、内容引文、出处等所做的说明，一般是针对作品的疑难处进行说明，目的在于使人们能更准确、完整地理解作品。如下分析了深度翻译具体实践中，注释的类型：

1.专有名词解析。这是注释中所占比例最大的一部分。专名包括选文中出现的历史人物、地名、概念术语以及选文的来源书籍，这部分注释内容构成全部注释的大多数。

2.背景信息。强烈的读者意识和服务意识，构成了本书注释编选的一条基本原则。在这部分注释中，读者可以看到文化方方面面的信息。

3.文内互文。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注重历史传承的民族。在思想传统上，中国人素有崇古、崇权威的较强倾向。这点也反映在中国古代翻译话语中。后世论者经常援引前人的话语来证实自己的论点，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或者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阐发，提出自己的观点。

4.文外互文。这部分内容指向翻译话语体系的研究，注释中在对某些概念作出语境化解释之后，往往会给出这一方面的国内外相关研究，供对相关论题感兴趣的读者进一步参考。实际上，其他类别的注释都或多或少提及后人的相关论述与研究，这里主要是按注释内容的独立性作为归纳标准。

五、深度翻译的研究价值

在翻译的过程中，由于源语言文本中深厚的文化意蕴和富有诗意的独特表达风格，译者只有通过深度翻译添加各种注释或评注，才能阐释出源语言文本中丰富的语言和文化语境，从而在目的语中充分再现源语言“意义之网”中的语境意义和原作者的意图。

翻译标准的制定不仅与原作内容、风格、文本类型和原作者的意图密切相关，还要考虑文化、社会现实、翻译目的以及读者需求等因素。译者的选择应以是否恰当为依据，在尽量贴近原文和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之间寻找平衡。文化人类学视角的深度翻译策略，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启示。首先，拓展了译者的话语空间；其次，再现了历史文化语境，使他者文化发出自己的声音；第三，促进了多元主体间的对话；第四，加强了跨文化交流与理解；第五，强化了译者作为文化协调人的文化身份，为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提供平台。

六、结语

在当今世界文化交流与碰撞日益频繁的格局下，深度翻译在翻译实践中越来越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翻译方法。深度翻译由深度描写衍生而来，是在翻译文本中，添加各种注释、评注和长篇序言，将翻译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以促使被文字遮蔽的意义与翻译者的意图相融合。深度翻译理念在翻译策略的选择及其对文化的传递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Appiah，K.A.（2000）.Thick translation[A].I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C].L.Venuti.（ed.）.London &New York：Routledge.

[2]克利福德·格爾兹.韩莉译.文化的解释[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4.9.毕业论文英文文献翻译 篇四

As alluded to in the above quote, the size of a city-based audit engagement office could bea more crucial determinant of audit quality and thus audit feesthan the size of anational-level audit firm because the city-based office is a semi-autonomous unit withinan audit firm with its own client base.It is an office-based engagement partner or audit team, notnational headquarters, who actually administers and implements individual audit engagement con-tracts, including the delivery of audit services and the issuance of an audit opinion.In this regard,Wallman(1996)and Francis(2004)argue that the assessment of auditor independence needs tofocus more on the individual office level rather than the entire firm level because most of the auditdecisions with respect to a particular client are made within each individual office.The anecdotalevidence on the collapse of Enron, which was audited by the Houston office of Arthur Andersen,is a good example that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office-level audit quality.However, much of extant audit research has focused its attention on two national-level audit firm characteristics asfundamental determinants of audit quality, namely: audit firm size(e.g., Simunic and Stein 1987;Becker et al.1998;Francis and Krishnan 1999;Kim et al.2003;Choi and Doogar 2005), andauditor industry leadership(e.g., DeFond et al.2000;Balsam et al.2003;Krishnan 2005).These studies find, in general, that large audit firms with international brand names(i.e., Big4 auditors)or industry expertise provide higher-quality audit services than small audit firms which lack such brand names or industry expertise.Implicit in this line of research is the assumptionthat audit quality is homogeneous across offices of various sizes located in different cities withinthe same audit firm.As a result, we have little evidence on cross-office differences in audit quality,and in particular, whether and how the size of a local engagement office has an impact on auditquality and/or audit pricing.A natural question

to

ask

is:

Is

the

office

size

an additionalengagement-specific factor determining audit quality and thus audit pricing over and beyond auditfirm size and industry leadership? We aim to provide direct evidence on this unexplored question.Several recent studies provide indirect evidence suggesting that audit quality may differacross different engagement offices within an audit firm.For example, in the first U.S.study thatuses each engagement office as the unit of analysis, Reynolds and Francis(2000, 375)find thatwhen client size is measured at the office level using office-specific clienteles, “Big 5 auditorsreport

more

conservatively

for

larger clients.”Further,Ferguson et al.(2003)and Francis et al.(2005)find that city-specific, office-level industry leadership, when combined with the national-level leadership, generates the highest audit fee premiums and thus, by inference, higher auditquality in the Australian and U.S.audit markets, respectively, while national-level industry lead-ership alone has no effect.Subsequently, Francis et al.(2006)document that client earningsquality proxied by abnormal accruals is higher when auditors are city-level industry leaders alone,or they are both city-level and national-level industry leaders.Put differently, their results indicatethat national-level industry leadership alone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audit quality.Morerecently, Choi et al.(2007)show that the geographical proximity of the city-based engagementoffice to clients’ headquarters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accrual quality of clients, suggest-ing that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the auditor’s office is an important engagement-specificdeterminant of audit quality.The above findings, taken together, suggest that city-based, office-level characteristics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determining audit quality and thus audit pricing.It should be pointed out, however, that none of these studies has paid attention to the question ofwhether the size of a local engagement office is systematically associated with audit quality andfees paid to auditors.To bridge this gap in our knowledge, we investigate a hitherto under-researched question ofwhether, and how, the size of a local engagement office hereafter, office sizeis associated withaudit quality and audit pricing.We first hypothesize that office size is systematically associatedwith audit quality even after controlling for audit firm size at the national level and auditorindustry expertise at the office level.As will be further elaborated in the next section, one would observe a positive association if the audits by large offices are of higher quality than the audits bysmall offices.Second, we also examin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office size and audit fees.Previous research shows that audit quality is priced in the market(Choi et al.2008;Craswell et al.1995;Ferguson et al.2003;Francis et al.2005).To the extent that the office size is positivelyassociated with audit quality, one can predict that the larger is the office size, the higher is theaudit quality, and thus the greater is the audit fee.Therefore, a posi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office size and audit fees could be viewed as evidence corroborating the positive associationbetween the office size and audit quality.In testing our hypotheses, we assert that biased earnings reporting can be used to drawinferences about audit quality, and we use the magnitude of abnormal accruals as a proxy for auditquality.To measure abnormal accruals, we rely on two alternative models developed by Ball andShivakumar(2006)and Kothari et al.(2005).In addition, we estimate the size of a local engage-ment office using the Audit Analytics database, which provides the identity of audit engagementoffices for all SEC registrant clients.We measure office size in two different ways: one based onthe number of audit clients in each office, and the other based on a total of audit fees earned byeach office.Briefly, our results reveal that in the U.S.audit market, both audit quality and audit fees are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office size after controlling for audit firm size at the national levelproxied by a Big 4 dummy variable , industry leadership at the local office level proxied by anindustry specialist dummy variable), and other relevant factors.These results are robust to abattery of sensitivity checks we perform.Our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in several ways.First, our paper is one of fewstudies which document that audit quality is not homogeneous across local offices within an auditfirm.To our knowledge, our paper is one of the first studies that provide direct evidence that thesize of an

audit

engagement

office

is

an

important engagement-specific determinant of auditquality in the U.S.The results of our study suggest that future research on audit quality differentiation needs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office-level auditor behavior as the unit of analysis and tothe size of a local engagement office.Second, this paper is the first to consider office size as acritical factor in audit pricing.Given that no previous research has examined whether audit feesare influenced by the size of a local office, our evidence helps us better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auditor-client relationships in the context of audit pricing.Finally, the findings in this study provide both regulators and practitioners with useful insightsinto what determines audit quality and thus audit fees.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regulators wouldhave a better assessment of audit quality if they shift the level of quality comparison to smallversus large auditors at the office level, and away from Big 4 versus non-Big 4 auditors at thenational level.Economic theory on quality premiums claims that producing goods and services ofa uniform quality for various markets and consumers over time is crucial for maintaining qualitypremiums(e.g., Klein and Leffler 1981;Kreps and Wilson 1982;Shapiro 1983).Similarly, ourevidence suggests that large, Big 4 auditors should take care to maintain a similar level of auditquality across offices of different sizes because a systematically poor-quality audit service per-formed by a local office could potentially cause damage to the reputation for the entire audit firm.HYPOTHESIS DEVELOPMENT Office Size and Audit Quality A growing body of audit research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analyzing the behavior ofauditors in city-based, local engagement offices.However, none of these studies has paid atten-tion to the size of a local office in the context of audit quality.Why does the office size matter inaudit quality over and beyond two well-known audit firm characteristics, i.e., audit firm size orbrand name(Big 4 versus non-Big 4)and industry expertise? In DeAngelo’s(1981b)framework, an auditor’s incentive to compromise audit quality withrespect to a particular client depends on the economic importance of the client relative to theauditor’s client portfolio.Her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large auditors are likely to provide higher-quality audit services to a particular client than small auditors because an auditor’s economicdependence on that client is negligible for large auditors, and large auditors have more to lose(i.e.,bear higher reputation loss)in case of audit failures, compared with small auditors.DeAngelo’s(1981b)theory can also be applied to the analysis of audit quality differentiationbetween large versus small offices, because a local engagement office can be viewed as a semi-autonomous unit in terms of its audit decisions, client base, revenue sources, and other factors(Francis 2004;Francis et al.2006;Wallman 1996).Large local offices are less likely to depend ona particular client than small local offices because the former have deeper office-level clientelesand thus are less economically dependent on a particular client.In other words, large offices areless likely to acquiesce to client pressure for substandard reporting than small offices.Further, local offices, whether small or large, may not bear the full amount of reputationlosses associated with an audit failure because a substantial portion of the reputation losses arelikely borne by the national-level audit firm itself.While the reputation losses in the event of auditfailures are likely to be greater for large audit firms(DeAngelo1981b), the losses are not necessarily greater for large local offices than for small local offices, because these costs are morefirm-wide in nature rather than office-specific.This means that local offices may be more concerned with the economic importance of a particular client than a potential litigation risk fromaudit failures, in particular, when the offices are small in size.The above arguments lead us topredict that large local offices with relatively deep local clienteles are less likely to compromise audit quality with respect to a particular client, and thus that they are likely to provide higher-quality audit services, ceteris paribus, compared with small local offices with relatively thin localclienteles.In such a case, one would observe a posi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office size and auditquality.We call this prediction the economic dependence perspective.SUMMARY AND CONCLUDING REMARKS While previous auditing research has examined whether and how audit fees and audit qualityare influenced by audit firm size at the national level and auditor industry leadership at both thenational level and the city level, this line of research has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effect of thesize of a local engagement office within an audit firm(i.e., office size)in the context of auditquality and audit pricing.Unlike previous research, the focus of this paper is on whether the officesize is an additional, engagement-specific factor determining audit quality and audit pricing overand beyond national-level audit firm size and office-level industry leadership.Our results can besummarized as follows.First, we find that the office size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audit quality proxied by un-signed abnormal accruals.Our finding is consistent with what we call the economic dependenceperspective: large(small)local offices with deep office-level clienteles are less(more)likely to depend on a particular client, and thus are better(less)able to resist client pressure on substandardor biased reporting.Second, we find that large local offices are able to charge higher audit fees totheir clients than small ones,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view that large offices provide higher-quality audits than small offices, and this quality differential is priced as a fee premium in themarket for audit services.However, the above finding is at odds with the view that large officeshave a cost advantage in producing audit services of similar quality and thus are able to chargelower billing rates compared with small offices.Taken together, our results highlight that officesiz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ngagement-specific determinants of audit quality and auditpricing.Last, while we use two alternative, advanced accrual models to alleviate a concern overthe limitations inherent in the Jones(1991)model estimates of abnormal accruals, our measures ofaudit quality, namely unsigned abnormal accruals, may suffer from nontrivial measurement errors.We therefore cannot completely rule out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estimated coefficients on our testvariables are biased.However, given that a contemporaneous study of Francis and Yu(2009)documents the same posi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audit quality and audit office size using twoadditional proxies for audit quality, i.e., auditors’ tendency to issue going-concern opinion andclient firms’ likelihood to meet earnings benchmarks, we believe that our results are unlikelydriven by possible measurement errors.Overall,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both regulators and audit firm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the behavior of small offices because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be economically dependent on aparticular client, and thus to compromise audit quality.In particular, Big 4 audit firms may need toimplement strategies for providing a more homogenous level of audit services across offices ofdifferent sizes because a poor-quality audit by a small office could significantly damage thereputation of the entire firm.In today’s global business environment, the issue of maintaining“uniform quality” should be an even more important concern to reputable auditors because theirbusiness becomes increasingly internationalized in terms of locations and client profiles.Forexample, it may be more difficult for Big 4 audit firms to maintain uniform quality of service atthe office level across different jurisdictions around the world.Further, local offices in differentjurisdictions(e.g., European Union and China)have their own client bases and are likely to bemore autonomous in making audit-related decisions than those within the U.S.It is thereforepossible that the size of a local practicing office plays a more significant role in determining thequality of audit services in other non-U.S.jurisdictions than in the U.S.Given the scarcity ofinternational evidence regarding the effect of audit office size on audit quality and audit pricing,we recommend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issue using international samples from different jurisdic-tions.审计办事处规模，审计质量与审计定价

Jong-Hag Choi, Chansog(Francis)Kim, Jeong-Bon Kim, and YoonseokZang 摘要：此论文使用2000-2005年间对美国审计事务所大量取样的所得数据，以此调查审计事务所中当地办事处规模大小对审计质量和审计价格。实证检验中，审计质量是由异常应计来衡量的，办事处规模则有两种衡量方法：一个是基于每个办事处的审计客户数量，另一个是基于每个办事处挣得的审计费用总额。调查结果显示，办事处规模大小对审计质量与审计费用都有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使控制了国家级审计公司的规模以及办公水平行业，结果也是如此。这正相关关系印证了规模大的本土办事处相对规模小的办事处来说，能过提供更高质量的审计。质量上的差异在审计市场中有价码的差别。关键字：审计事务所，办事处规模，审计质量，审计定价 数据可用性：数据皆为公开可用，论文中有指明数据来源。

当我们把对事务所整体的分析转变为对特定的城市中的办事处的分析时，我们对审计事务所的看法同时也有了剧烈的变化。根据迪安哥罗在1981年的论证，当分析办事处规模时，四大会计师事务时也就没有那么大了。举例来说，如果安然公司代表安达信会计事务所上市客户小于2%的收入，那他代表的就是休斯敦办事处大于35%的利润。

简介

正如前文所说，相对于国家级办事处来说，市级审计办事处的规模对审计质量有着更为重要的决定作用。因为市级办事处是半自治的单位，在审计公司中有他专属的客户群。真正管理和执行审计委托合同（包括审计服务的交付和审核意见的发表）的并不是全国总部，而是办事处合作伙伴。就这点而言，威廉与弗兰西斯提出观点，审计独立性的评估需要更多地关注办事处的程度而不是整体公司的程度。因为特定客户的大多数的审计决定都是由单独的办事处制定的。由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休斯敦办事处所审计的安然集团的倒闭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证明办事处级别的审计质量的重要性之高。然而，现在许多审计研究都把焦点集中于国家级审计公司的特点，认为两个审计质量基本的决定性因素是审计公司规模和审计行业领导。

研究发现，一般而言，拥有国际知名商标的大审计公司（比如四大）或是有行业专长的公司比非有名及缺乏行业专长的小公司拥有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这个研究隐含的假设是同一公司在不同城市的不同规模的办事处的审计质量是平均的。因此，我们几乎没有收集到不同办事处的审计质量的差别，特别是本土办事处的规模是否影响到审计质量或是审计定价。所以有一个问题：办事处规模是不是决定审计质量的另一个因素因此审计定价比审计公司规模和行业领先地位的高。我们只在为这个还没解决的问题提供直接的证据。最近有几项研究都提供直接证据证明同一公司的不同办事处的审计质量有所不同。例如，最初美国的雷诺和弗朗西斯使用单独的办事处作为研究的单位，他们发现当用具体办事处的客户来衡量客户规模时，“五大审计师对大客户更为谨慎。”此外，弗格森和弗朗西斯等发现，在澳大利亚和美国审计市场中，当市级行业领先水平与国家级领先水平联合时，审计收费是最高的。而单独国家级行业领先水平则没有这样的效果。随后，弗朗西斯等证实如果审计师是市级行业领导者或同时为国家级与市级领导水平时，非正常应计所代理的客户收益相对较高。换句话说，研究结果表明单独的国家级领先水平对审计质量没有特别显著的影响。最近，崔等人指出办事处与总部的地理集中程度和客户的应计质量成正相关，说明审计办事处的地理位置对审计质量是有决定性影响的。整合以上的发现，说明本地办事处规模对审计质量以及审计定价的决定起很重要的作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如此，却没有研究者关注过本地办事处的规模是否与审计质量以及审计收费有系统性联系这个问题。

为了填补这一知识空缺，我们决定调查这个迄今还未被研究过的问题，即办事处规模是否与审计质量和定价有关系以及如何联系。首先我们假设办事处规模与审计质量有系统性关联，即使控制了国家标准的审计公司规模和行业专长这两个变量。如果大公司的审计质量比小公司高，则说明是正相关关联，这我们在下文会做进一步阐述。接着，我们还检验了办事处规模与审计定价之间的关系。之前有研究指出审计质量在市场上被标价。办事处规模与审计质量正相关，以此来看，我们可以推测，办事处规模越大，审计质量越高，因此审计费用也会越多。所以，我们可以由办事处规模和审计定价的正相关关系推出办事处规模和审计质量的正相关关系。

为了检验之前的假设，我们用有偏向性的收益报告来作关于审计质量的推论，另外我们用非正常应计的级数来代表审计质量。衡量非正常应计时，我们使用由保尔和库玛和科萨里等人开发的两个备择模型。此外，我们用审计分析数据库来估量本地办事处的规模，此数据库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的客户提供审计办事处的身份认证。

衡量办事处规模大小的方法有多种，一种是基于每个办事处的审计客户数量，另一种是基于每个办事处所挣得的审计费用。

简单来说，研究结果指出在美国的审计市场，（控制审计公司规模为国家标准，行业领先水准为国家标准以及其他相关因素）审计质量和审计费用都与办事处规模呈正相关。这样的结果与我们所做的一连串灵敏度测试一致。

我们的研究完善了现存的文献，体现在几方面。第一，该论文论证了同一审计公司的不同办事处的审计质量并不是相同的。就我们所知，在美国，我们的论文是最先有直接证据证明审计办事处的规模是决定审计质量的重要因素。研究结果指出，今后有关审计质量差异的研究应多关注办事处审计师行为以及本地办事处的规模。其次，本文最先提出办事处规模是影响审计定价的关键因素。先前从未有研究验证审计费用是否被本地办事处规模所影响，我们的证据可以让人们更好地了解在审计定价下审计师与客户的关系。

最后，该研究结果为调查者和从业者提供了实用的关于审计质量和审计定价的见解。我们的研究结果建议调查者如果把质量等级比较改为大小公司审计员之分的比较，则该有一个更好的对于审计质量的评估。质量溢价的经济理论要求为不同的市场提供统一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消费者始终是维持质量溢价的关键。同样的，我们的证据显示，四大会计师行应该在不同规模的办事处维持相近水准的审计质量，因为一个当地办事处所犯的系统性低质量的服务错误能导致整个审计公司的名誉损失。

假说发展

越来越多的审计调查强调在本地公司或当地办事处工作的审计师的分析行为的重要性。但是，却没有一份调查是关注当地办事处规模大小背景下的审计质量。为什么公司规模对审计质量的影响超过另外两种著名审计公司的特征，也就是审计公司的品牌（四大和非四大）和工业的专门技能。

在迪安哥拉的体系中，一个审计师的动机对于审计质量的妥协是关于个别客户的经济意义决定并且和审计师的客户的投资组合有关。他的分析指出高级审计师比低级审计师更倾向于提供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给个别客户。因为对于审计师来说，他的经济观受客户的影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还有相比于低级审计师来说，高级审计师有更多可以去输（比方说，承受更高荣誉的损失）以防审计失误。迪安哥拉的理论还可以应用于造成大公司和小公司之间的审计质量的不同。因为当地的审计公司根据它的审计决定，客户群，收入来源还有其它事实可以看做是一个半自治的联盟。大的审计公司相对于小的审计公司来说更没可能依靠某些个别的客户因为前者有更为广泛的客户源，因此在经济上依赖个别客户的可能性更小。换言之，大公司更不可能像小公司一样在个别客户的施压下默认一些不符合标准的报告。

更进一步的说，本地审计公司，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都不想因为审计失误而承受全部名誉的损失因为对于国家级别的公司来说它们只是更可能只是损失了一部分的名誉。万一因为审计失误发生荣誉损失，对于大公司来说更容易承受，这样的损失对大公司来说更好承担一些。因为这些代价对于特定的某些公司和一些大公司来说是不一样的。特别来说，这就意味着当地公司的规模比较小的时候会更多的考虑个别客户的经济的重要性而不是潜在可能造成官司的审计失误。上面的讨论可以让我们预测，在其它条件相同时，相对于客源小的公司，有一定的大范围的客户的大审计公司是更不可能对某些个别的客户在审计质量上由于尊重而妥协。因此他们更可能提供高水准的审计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客户会对公司规模大小和审计质量产生乐观的联系。我们把这称之为经济信赖观点。

总结与评注

前面所述调研主要研究国家级审计办事处规模和市级或国家级的审计行业趋势是否对审计费用和审计质量造成影响，以及如何影响。此处声明，在审计质量和审计费用一定的情况下，此研究不考虑审计公司内部审计部门的影响。此论文主要探究办事处规模是否是除国家级审计公司规模和公司级审计行业标准外，影响审计质量和审计费用的一个额外的、有条件的因素。

首先，我们发现办事处的规模大小是与审计质量正相关,表现为无符号的异常收益。这个结果于我们所说的经济意义相一致；拥有忠实的公司级客户群的高级（或低级）办事处很少依赖于个别几个客户，因此，这些办事处就很少因为客户施压而虚假上报。其次，我们发现当地的高级办事处收费比小型的办事处要高。这也是和我们发现的高级办事处的审计质量普遍要高于小型办事处的结论，同时这种高质量的服务在市场上是作为审计溢价计算的。但是，以上结论却于另一种理论相矛盾。该理论认为大型办事处的优势在于提供与小型办事处相似的服务却有更高的收费，因而计费费率也较低。总而言之，我们的结论强调办事处规模是影响审计质量和审计费用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最后一点，当我们使用这两种可互换的先进模型来减少在琼斯模型中对不正常收益的估计缺陷时，我们可能犯了一些很重要的计算错误。因此，我们无法排除在测试中所估算出的系数有偏差的可能性。但是，在根据Francis 和Yu的论述：审计质量和审计办事处规模成正相关，也就是说，审计师将越来越关注这两者的关系同时客户公司也将从中获取不少好处。我们自信这个结论没有任何破绽。

5.英文文献翻译 篇五

原文来源：《Marketing Customer Satisfaction》

自20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顾客满意战略已日益成为各国企业占有更多的顾客份额,获得竞争优势的整体经营手段。

一、顾客满意策略是现代企业获得顾客“货币选票”的法宝

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充裕,顾客中的主体———消费者的需求也先后跨越了物质缺乏的时代、追求数量的时代、追求品质的时代,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末进入了情感消费时代。在我国,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们也已迅速跨越了物质缺乏时代、追求数量的时代乃至追求品质的时代,到今天也逐步迈进情感消费时代。在情感消费时代,各企业的同类产品早已达到同时、同质、同能、同价,消费者追求的已不再是质量、功能和价格,而是舒适、便利、安全、安心、速度、跃动、环保、清洁、愉快、有趣等,消费者日益关注的是产品能否为自己的生活带来活力、充实、舒适、美感和精神文化品位,以及超越消费者期望值的售前、售中、售后服务和咨询。也就是说,今天人们所追求的是具有“心的满足感和充实感”的商品,是高附加值的商品和服务,追求价值观和意识多元化、个性化和无形的满足感的时代已经来临。

与消费者价值追求变化相适应的企业间的竞争,也由产品竞争、价格竞争、技术竞争、广告竞争、品牌竞争发展到现今的形象竞争、信誉竞争、文化竞争和服务竞争,即顾客满意竞争。这种竞争是企业在广角度、宽领域的时空范围内展开的高层次、体现综合实力的竞争。它包括组织创新力、技术创新力、管理创新力、产业预见力、产品研发力、员工向心力、服务顾客力、顾客亲和力、同行认同力、社会贡献力、公关传播沟通力、企业文化推动力、环境适应力等等。这些综合形象力和如何合成综合持久的竞争力,这就是CS策略所要解决的问题。CS时代,企业不再以“自己为中心”,而是以“顾客为中心”；“顾客为尊”、“顾客满意”不再是流于形式的口号,而是以实实在在的行动为基础的企业经营的一门新哲学。企业不再以质量达标,自己满意为经营理念,而是以顾客满意,赢得顾客高忠诚度为经营理念。企业经营策略的焦点不再以争取或保持市场占有率为主,而是以争取顾客满意为经营理念。因此,营销策略的重心不再放在竞争对手身上而是放在顾客身上,放在顾客现实的、潜在的需求上。当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达到了顾客事先的期望值,顾客就基本满意；如果远远超越顾客的期望值,且远远高于其他同行,顾客才真正满意；如果企业能不断地或长久地令顾客满意,顾客就会忠诚。忠诚的顾客不仅会经常性地重复购买,还会购买企业其它相关的产品或服务；忠诚的顾客不仅会积极向别人推荐他所买的产品,而且对企业竞争者的促销活动具有免疫能力一个不满意的顾客会将不满意告诉16-20个人,而每一个被告知者会再传播给12-15个人。这样,一个不满意者会影响到二、三百人。在互联网普及的今天,其影响则更大。据美国汽车业的调查,一个满意者会引发8笔潜在的生意,其中至少有一笔会成交。而另一项调查表明,企业每增加5%的忠诚顾客,利润就会增长25%-95%。一个企业的80%的利润来自20%的忠诚顾客；而获取一个新顾客的成本是维持一个老顾客成本的6倍。所以,美国著名学者唐·佩珀斯指出:决定一个企业成功与否的关键不是市场份额,而是在于顾客份额。

于是,企业纷纷通过广泛细致的市场调研、与消费者直接接触、顾客信息反馈等方式来了解顾客在各方面的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依靠对企业满意忠诚的销售、服务人员,定期、定量地对顾客满意度进行综合测定,以便准确地把握企业经营中与“顾客满意”目标的差距及其重点领域,从而进一步改善企业的经营活动。依靠高亲和力的企业文化、高效率的人文管理和全员共同努力,不断地向顾客提供高附加值的产品,高水准的亲情

般的服务,以赢得顾客不断变化和提升的满意度,赢得更多的顾客份额。如海尔始终把顾客需求放在第一位,站在顾客的角度考虑产品开发、设计,提供个性化、人性化实用产品,从拉幕式彩电到最新推出的“换台不晃眼彩电”,从小小神童洗衣机到手搓式洗衣机,从小王子冰箱到“智慧眼”变频空调,从17个小时制出“迈克冷柜”到售后一条龙星级服务,无一不是为满足顾客需求而提供的令其满意的超值产品和服务。又如微软的每一种产品都集中了世界上最优秀的开发人员,推出比顾客想要的还要好的产品,同时形成全球化销售的规模经济,把价格降到最低。而这正是微软20年来成功的秘决。

综上所述,情感消费时代,决定生产经营何种产品和提供什么样服务的权力已不再属于企业,而是属于消费者,衡量企业效率以及存在价值的决定权转移到了顾客手中,企业应尽量迎合顾客,超值满足顾客,以尽可能地从顾客那里获得“货币选票”。而CS策略正是获取这种选票的制胜法宝。

二、顾客满意营销策略的主要步骤

第一,在企业文化层面上确立以顾客为中心,顾客利益至上,以顾客满意为目标的经营理念。

CS理论中的顾客指的是内部员工和外部顾客(包括经销商、批发商、代理商、最终消费者和原材料供应商、合作者等),顾客满意包括员工和外部顾客的满意,顾客忠诚亦然。企业成功的机制在于顾客满意与忠诚,员工是顾客满意和忠诚的关键人员。员工对企业的满意度和忠诚度是顾客对企业产品和服务满意度和忠诚度的基础,顾客满意度和忠诚度是员工行为的必然结果。没有员工的满意与忠诚,就不可能创造出令顾客满意的产品和提供超值服务,顾客自然就不满意不忠诚,离企业而去。当员工满意与忠诚时就会在与顾客接触中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自己的智力资本,创造性地为顾客服务,并能及时发现顾客需求动向,及时提升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紧紧抓住顾客的心,令其满意。联邦快递发现,当内部员工满意率提高到85%时,他们的顾客满意率高达95%,且企业的利润也就十分乐观。在这里员工的态度决定着一切。

因此,企业必须将顾客满意的经营理念渗透于员工的头脑中,体现在管理中,对员工忠诚,以他们研发产品、制造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令顾客满意。如九头鸟”,员工得到的教育是一切以顾客为中心是企业经营的最高原则。顾客是恩人,是朋友,是老师,是顾客给了我们工作的机会,工作的价值,工作的乐趣和工作的意义。我们应该发自内心地真诚地感谢顾客,顾客的满意就是我们的工作目标,为顾客创造最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是我们的最高目标。在此原则指导下,宁愿让自己吃亏不能让顾客吃亏已成为“九头鸟”员工的行为准则。让顾客感到在“九头鸟”消费是一种享受,是一种物超所值的享受。顾客在付出成本后,对自己的消费有一个期望值,而消费者最后得到的消费在其心中也会有一个评价的标准来衡量,如果物超所值,他以后就会再来,如物有所值,他以后可能会再来；否则,消费者将不会再来。所以,“九头鸟”的目的就是为消费者提供物超所值的产品和服务。有如此经营理念及其指导下的令顾客满意营销,“九头鸟”红火于京城就不难理解了。

第二,让顾客参与产品设计与研发。

企业以顾客为中心,经过市场细分,广泛的调研了解目标公众的需求和价值,站在顾客的角度考虑产品开发、设计,提供个性化、人性化的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是正确的,但必须让用户一起参与产品设计。利用互联网和CAD技术与顾客建立有效的沟通和信息交流,及时掌握顾客的各种需求信息和顾客价值,鼓励各种信息来源渠道对顾客信息库进行及时的更新。经过分析、总结,了解顾客的本质需求,并使顾客本质需求信息成为企业各个部门的共享资源。以此设计产品,提供令顾客满意的服务。现在,许多公司采用一种名为:“产品配置器”的系统来帮助用户一起参与产品设计。即在计算机里存放了所

有产品模块的最新信息,并随时更换,营销人员在销售现场通过因特网,根据用户需要或与用户一起配置出其所需要的能满足其价值的产品。上海通用公司生产的汽车令经营商和用户非常满意,就是因为让用户一起参与了产品的设计。而海尔无论是为四川农民生产的能洗地瓜的洗衣机,为上海用户生产的“小王子冰箱”,还是换台不晃眼的彩电,海尔的“智慧眼”变频空调,星级一条龙售后服务等,都是依据用户的需要,吸收了顾客参与产品设计的建议,而设计开发的令顾客满意的富有人性化的超值商品和服务,自然就赢得了更多顾客的芳心。

第三,提供令顾客满意的全程服务和个性服务。

全程服务是针对顾客的购物与消费每一环节所进行的细致而又深入的服务,心的服务。全程服务就是消费者从产生消费欲望那一刻起到商品使用价值耗尽为止的整个过程,对消费者的细心呵护,使消费者与自己的品牌紧密相连,让消费者享受文化、享受服务、感受理念、感到受益,心甘情愿地消费你的产品或服务,令消费者在每一个层面都感到完全满意,并能赢得客户的忠诚。销售阶段———保证顾客得到必须及时优质的服务,售前咨询培训参与,传递知识信息,创造购物需求,令顾客理性选择,帮助顾客购买自己实用称心的商品；售中支持提供方便,最大限度地发挥商品功能,让顾客体味到温情和价值；售后增值反馈回访服务,使顾客感受到温馨和真情。如一老太太买的海尔空调,回家途中被黑心司机拉跑了,海尔得知后,立即免费给老太太送去一台海尔新空调,并决定以后送货到位。内蒙一用户因家中失火,将刚买的海尔冰箱烧坏,海尔接电后从计算机服务网络中查到该用户详细住址,派专人专车用4天时间赶到为其修好冰箱。这种超值服务必然赢得顾客超期望值的满意。

在如今情感消费时代,人们追求“心的满足感和充实感”的商品,是高附加值极富个性化价值的商品,追求价值观和意识多元化、个性化和无形的满足感。因此,企业不再将注意力投入于全体消费者的一般需求差异上,应针对追求各异的个性消费者,量体裁衣,设计并开发企业的产品及服务项目,以适应当今个性化和多样化的消费趋势。面对越来越复杂的消费倾向,企业要驾驭顾客需求,进行个性化营销,关键在于建立顾客资料库与顾客信息反馈系统,进行客户关系管理,不断收集了解消费者的要求和偏好的变化,以及对企业新的期望,以便更好地为顾客提供个性化服务。

第四,培育顾客忠诚。

在餐饮业,满意顾客中品牌转换者的比例竟高达60%到80%。这说明满意的顾客并不一定能成为忠诚顾客。而一个企业80%的利润来自20%的忠诚顾客,营销顾客集Aracature Corp.的总裁Larry Light在Advertising Age杂志上说,从忠诚顾客身上得到的收益是非忠诚顾客的9倍。沃尔玛之所以能够持续增长成为500强的老大,根本原因在于它吸引客户忠诚的经营能力。

顾客忠诚是来自顾客感受到的、通过双向沟通所传递的价值和相互关系,是通过企业不懈地提供超值产品或服务而取得的。要使顾客忠诚,企业最高管理层必须有长期不懈的决心和资金支持,对企业的忠诚顾客进行界定,了解顾客的需求是怎样形成的,他们离去的原因是什么,买了谁的产品,为什么?认识并创建顾客忠诚的激励因素。培育忠诚顾客的营销方法有两种:

一是要妥善解决顾客的抱怨。只要妥善地处理顾客报怨,82%的顾客会再度购买商品。妥善处理顾客报怨,要求企业确立一套良好的人性化的“报怨管理”制度。第一,树立“顾客的报怨,是给企业最好的礼物,对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有好处”的观念；第二,企业必须确立有效的报怨处理政策和制度,并训练员工,正确对待顾客报怨,站在顾客的角度处理顾客报怨的问题；第三,处理顾客的部门要轮换,以便各业务单位都能及时了解顾客的满意度,并获得处理顾客报怨的经验；第四,建立所有顾客报怨资料库,以便及时

处理并防止公关危机的发生。

6.英文文献翻译 篇六

找一个服务的网站：/)是英国并且是世界上存在时间最长的科学学术团体。始建于1660年,于1662年由国王查理二世授予皇家证书。皇家学会始终致力于科学发现与探索的最前沿。NSTL购买了英国皇家学会4种期刊从2006年9...The Times Digital Archive 1785-1985(Gale)【地址】原界面链接

【文献类型】报纸、全文/部分全文 【访问年限】1785-1985 【描述】《泰晤士报》是研究英国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它也是研究过去两个世纪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重要资料。由 Gale 出版公司制作的英国《泰晤士报》全文数据库——The Times Digital Archive，收录文献跨度为1785—1985年，这一期间所...Thieme英文期刊（药学/化学类）【地址】原界面链接

【文献类型】期刊、全文/部分全文 【访问年限】

【描述】Thieme是一家具有百年历史的国际性科学和医学出版社。从1886年开始，Thieme致力于为科研人员、临床医师、和学生等专业人士提供高品质的图书、期刊产品。作为德国最大的医学出版社之一，Thieme在德国斯图加特和美国纽约均设...Toxicology Abstracts(CSA)【地址】原界面链接

【文献类型】文摘/题录、期刊 【访问年限】1981-【描述】包含的内容从社会毒品和滥用物质到自然毒素，从立法或推荐的标准到环境相关出版物。通过调查工业和农业化学、家居用品，医药品以及其他无数物质的毒物学研究文献，这些出版物发行的信息主要涉及毒素物质的活效。当前...TOXLINE(CSA)【地址】原界面链接

【文献类型】文摘/题录、期刊 【访问年限】1996-【描述】该库涵盖了毒理学领域的期刊书目文摘资料，同时也收录了专著、技术报告、学位论文、通信、会议文摘等资料，内容包含化学、药理学、杀虫剂、环境污染等。

U.S.National Newspaper Abstracts(3)(Proquest)【地址】原界面链接

【文献类型】报纸、全文/部分全文 【访问年限】

【描述】该库是ProQuest平台上的数据库之一，收录了New York Times, USA Today, and Wall Street Journal三种报刊的文摘索引及全文信息。
New York Times: 1980-
USA TODAY: 1987-
Wall Street Journal: 1984-US & Canadian Law Reviews(Lexis Nexis)【地址】原界面链接

【文献类型】法律/法规、期刊、全文/部分全文 【访问年限】1982-【描述】收录LexisNexis公司提供的超过700种美国和加拿大法律评论与学刊。USPTO Patent Database 【地址】原界面链接

【文献类型】全文/部分全文、专利 【访问年限】

【描述】该数据库包含从1790年以来的所有美国专利（包括实用，设计，重发，植物专利和SIR文件）。
所有专利从1976年1月以来提供全文，包括所有的书目数据，如发明人的姓名，该专利的所有权，以及受让人的姓名，摘要，发明的相...Virology and AIDS Abstracts(CSA)【地址】原界面链接

【文献类型】文摘/题录、期刊 【访问年限】1982-【描述】当全世界的科学家竞赛着去战胜艾滋病的致命挑战时，同时正在进行的项目仍继续回答着病毒学其他关键领域的问题，病毒学研究已变成比以往更加重要。现在病毒学和艾滋病文摘提供了在这个信息密集的研究竞赛中无数研究结...Vocational and Career Collection(EBSCO)【地址】原界面链接

【文献类型】期刊、全文/部分全文 【访问年限】

【描述】收录400多种与职业发展相关的贸易和行业的全文期刊，以及650多种非全文期刊。

Water Resources Abstracts(CSA)【地址】原界面链接

【文献类型】文摘/题录、期刊、报告、会议论文、图书 【访问年限】1967-至今 【描述】Water Resources Abstracts涵盖了与水相关的科学和技术主题，涉及水的特点、保存、控制、污染、处理、应用及水资源管理。文献类型包括期刊论文、图书、会议录和技术报告等。覆盖的主题：地下水、湖泊、江河、侵蚀和沉积、水...Wiley InterScience电子期刊 【地址】原界面链接

【文献类型】期刊、全文/部分全文 【访问年限】1997-【描述】John Wiley & Sons Inc.是有近200年历史的国际知名的专业出版机构，在化学、生命科学、医学以及工程技术等领域学术文献的出版方面颇具权威性。
目前Wiley InterScience平台上共有477种电子期刊，具体学科涉及：生命科学与医学、数...WilsonSelectPlus(OCLC)【地址】原界面链接

【文献类型】期刊、全文/部分全文 【访问年限】1994-【描述】WilsonSelectPlus的每条记录都包括索引、摘要和联机全文，这些全文文章选自美国和国际上的专业出版物、学术期刊和商业杂志，其中很多全文与FirstSearch的其它数据库记录的引文相链接。它目前包括1,650多种期刊，110多万条记录，...World Bank e-library 【地址】原界面链接

【文献类型】事实/数据、多出版类型、报告、图书 【访问年限】

【描述】The World Bank e-library是世界银行发行的图书、报告、和其它文档的数据库。

7.英文文献翻译 篇七

英文合同经过长期实践应用、改进, 其结构已经相对固定。一份标准的英文合同一般包括目录、正文和附录几部分, 而正文涵盖了约首 (导言、鉴于条款、过渡条款) 、本文 (通用条款、专有条款) 和约尾 (证明条款、签名、盖章) 三部分。本文拟以王振国、李艳琳所编著、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2月出版的《新英汉翻译教程》所选英文合同翻译为例, 分析英文合同约首 (序言) 部分的翻译策略和注意事项。英文合同中, 序言 (preamble) 是位于目录之后主文之前的部分, 旨在交代合同的基本信息, 包括导言 (premises/commencement) 、鉴于条款 (whereas clause) 和过渡条款 (transitional clause) , 各自承担不同的功能。

例文涵盖了英文合同序言中的三部分内容, 而提供的译文表述中, 每一部分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现逐一分析如下:

1 导言的翻译

原文和翻译:

This Contract is made this_____day of____, 20___, in (place of signature) by and between (name of one party) , a corporation duly organized and existing under the laws of (name of the country) with its domicile at (addres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Party A) and (name of the other party) a cooperation duly organized and existing under the laws of (name of the country) with its domicile at (addres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Party B) .

本合同于二零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在 (签订地点) 签订。

合同一方为 (一方名称) , 是一家依照 (国家名称) 法律组织而存在的公司, 其住所在 (地址) (以下简称甲方) ;

合同另一方为 (另一方名称) , 是一家依照 (国家名称) 法律组织而存在的公司, 其住所在 (地址) (以下简称乙方) 。 (王振国、李艳琳, 2014:292)

英文合同的导言行文模式趋于程式化, 包括合同签约方的名称/姓名、国籍、主营业地/住所、合同签订的日期和地点。尽管其行文和结构相对固定, 但翻译时需要特别注意一些细节。

合同生效的要件之一是主体合法。合同签约方作为合同行为主体, 其签订的合同是否有效成立依赖一些基本事实, 因此在合同开始交代签约方的名称、组织形式、签订地点和时间就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 可据此判断主体是否合法, 而万一以后发生争端, 也方便选择合同的管辖地, 根据中国合同法规定, 签约一方的主营业地、注册地和签约地的法院对合同都享有管辖权。

分析译文, 有两点值得商榷。

(1) duly organized and existing的译文不妥

合同中的每一个单词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意义, 不能视为赘词而不翻译。根据公司法规定, 组建一家公司要经历设立和成立两个阶段, 公司设立是公司设立人依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 为组建公司并取得法人资格而必须采取和完成的法律行为。公司的成立是指已经具备了法律规定的实质要件, 完成设立程序、由主管机关发给营业执照而取得公司法人主体资格的一种法律事实, 表现为一种法律上的状态。公司设立是成立的必经程序, 而公司的成立则是设立的法律后果或直接目的。原文中的duly强调设立过程中一切都符合法律规定, 合法有效, 因而确保公司得以成立。译文中对duly一词视而不见, 辜负了合同起草者的一片苦心。原译文中, organized被翻译成“组织”, 显属外行话, 组织当动词使用时, 其搭配要符合汉语习惯, 我们可以组织一次活动, 但不能组织公司成立, 此处如果翻译成“组建”当属最佳选择。如前分析, 组建涵盖了设立和成立两个步骤, 翻译成“成立”也可以, 它强调一种组建后的结果。原译文中将existing翻译为“存在”, 没有反映出这个词的内涵和其想强调的事实。合同签订中, 一方最怕遇到对方是“骗子公司”, 尽管是合法成立了, 但已经不再实际经营或失去了民事主体资格, 因此有必要强调其是有效存续, 而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存在。

(2) 译文顺序应调整, 以适应读者的思维逻辑

译文的准确和通顺与否不仅取决于对字词的准确理解和搭配, 而且应关照到译文读者的阅读习惯和逻辑思维。原文是按合同签订时间、地点和合同主体的顺序排列的, 但对于合同译文的读者, 他首先关注合同主体是谁, 是否具备签订合同的主体资格, 然后才是合同签订的时间和地点。鉴于此, 译文的顺序应做必要的调整为佳。

2 鉴于条款的翻译

原文和翻译:

Whereas Party A has been engaged in the manufacture and marketing of (name of products) , and possesses valuable upto-date technology, relating to the manufacture, assembly and marketing of the said products;whereas Party B has been a leading trading company in thefield of the said products and is willing to arrange for the manufacture, assembly and marketing of the said products, and whereas both parties are desirous to establish a joint venture company to manufacture, assemble and market the said products;

鉴于甲方长期从事 (产品名称) 的制造和推销, 并拥有制造、装配、推销上述产品的有价值的先进技术;

鉴于乙方长期以来是一家经营上述产品的主要贸易公司, 愿意安排上述产品的制造、装配和推销;

鉴于双方都希望建立一家合资公司, 来制造、装配和推销上述产品; (王振国、李艳琳, 2014:292)

鉴于条款也称之为“叙述性条款” (recital) 、说明条款或订约背景 (background) , 因该段的开头多以whereas引导的句子并列行文, 故此得名。鉴于条款由合同当事人对订约目的、希望和意图所作的陈述性说明构成, 但鉴于条款不单单是几个陈述句的堆砌, 其存在有着重要的法律意义。鉴于条款具有证约的功能, 一旦发生争议, 鉴于条款对于双方订约的目的与意图以及解释某些具体条款将起到一定的作用。依据英美法的一项法律原则——“意思表示禁反语” (estoppels by representation) 之要求, 签约方在条款中写明某项事实的, 不能主张与此相反的事实, 并不得以此为由提起诉讼。亦即一方在合同中进行不真实的 (事实) 阐述, 对方信赖其所述并据之采取行动时, 有不真实阐述的一方应对其误导行为负责, 不得以己方所述不实为理由主张客观真实的情况。 (王相国, 2014:69)

分析原文发现, 三个whereas引导的分句分别交代了订约双方从事的业务、拥有的技术和合作的意图, 阐述了订约背景的基本信息。译文中将本属于一段的三个分句分成了三段, 实无必要, 英文段落结构的安排有其自己的考量, 译者一般不宜自作主张改变原先的段落顺序或增添原文没有的序列编号。重新分段后, 译文的段落顺序无法和原文一一对应, 假如下文出现对前款的指引参考时, 将出现指代错位情况, 容易引起理解争议。另外, 译文对个别词语的处理过于刻板和随意, 如将marketing译作“推销”, 从行业术语贴切角度考虑, 建议改译成“销售”更切合语境, 推销在一定语境下带有贬义, 不像“销售”这个中性词, 态度上不偏不倚。

3 过渡条款的翻译

原文和翻译:

Therefore,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premises and conventions herein contained and other good and valuable considerationsflowing from either party to the other, the receipt whereof both parties by their execution of this Contract do hereby acknowledge, the parties hereby agree as follows:

考虑到上述各点和本合同所载各项条款, 以及双方通过签署本合同而确认收到的彼此间的其他有效相应报酬, 双方特定此协议如下: (王相国, 2014:69)

过渡条款位于鉴于条款之后, 合同主文开始之前, 起到承上启下的纽带作用, 前面的导言和鉴于条款陈述签约主体、时间、地点和签约的缘由, 而在鉴于条款之后, 合同的主文, 即规约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等条款就开始了。过渡条款的行文非常程序化, 一般以大写的NOW, THEREFORE打头, 其后是in consideration of/词组引导的约因语句, 其中文翻译也非常模式化。此处需要特别注意consideration一词, 通用英语里, consideration是“考虑”的意思, 但在法律性文本中, 某些情况下有考虑的含义, 但一般译作“约因”或“对价”。对价是英美合同法中的重要概念, 是一方为换取另一方做某事的承诺, 而向另一方支付的金钱代价或提供的承诺, 从法律上看是一种等价有偿的允诺关系。对价被认为是合同的构成要件之一, 没有对价的合同不能强制履行, 对价可以是金钱等价物, 也可以是某种允诺, 如放弃诉权、承担某种责任等, 对价不必等价, 但应具有真实价值。

分析原译文发现, 译者显然没有明白consideration一词的含义, 将其翻译成“报酬”, 而且对前面的两个限定形容词视而不见, 随意地翻译成“相应的”, 没有忠实地传递出原文想表达的意义。另外, 译文的个别选词也违背了法律文件的翻译原则, 即保持同一术语译文的“一致性”。原文是一份英文合同的序言部分, 译文中也多次出现“合同”的译语对应英文的contract, 但到了译文的结尾, 非常突兀地出现了“协议”, 显然有违这一公认的翻译原则。法律翻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即在法律文件中要保持法律术语或相同句式结构译文的同一性和一致性, 不能随意用不同形态的同义词或近义词表达相同的法律概念, 也不能让同样的句式结构有多种不同形式的翻译表达。法律翻译中只要认准并用准了某词语, 就千万别怕反复使用这一词语。 (仲人、吴娟, 1994) 法律文字的翻译在译名的选词上不能像文学翻译那样灵活多样和丰富多彩, 而必须坚持译名的同一律原则。 (刘法公, 2001) 再之, 译文最后一句“双方特定此协议如下”中的“定”字属于“订”字的误用, 或者属于“约定”一词不适当的省略。其实这两个单词在法律合同中经常被误用, 严重时会损害当事人的利益。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订金”和“定金”, 定金属于一种债务履行担保, 对应的英语为earnest money或deposit, 适用定金罚则, 给付定金的一方在对方不履行债务义务时可以要求双倍返还定金, 具有违约罚金性质, 而“订金”在无论是担保法或合同法中都没有明确规定, 一般视作一种预付款, 其对应的英文为subscription或down payment, 收受订金的一方无须双倍返还, 而合同实践中也不乏有人故意误用两者的区别, 以逃避违约的责任。

综上分析, 拟将译文整体修改如下:

本合同由______, 一家依照_______法律合法组建并有效存续的公司, 其住所地位于_______ (以下简称“甲方”) , 和________, 一家依照_______法律合法组建并有效存续的公司, 其住所地位于_______ (以下简称“乙方”) , 于20____年____月____日在_____签订。

鉴于甲方长期从事_____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并拥有关于该产品生产、组装和销售的有价值的先进技术;鉴于乙方是一家长期从事该产品经营的大型贸易公司, 并且愿意安排该产品的生产、组装和销售;以及鉴于双方都愿意建立一家合资公司, 以生产、组装和销售该产品。

鉴于上述事实和本合同所载条款, 以及其他双方通过签署本合同而确认收讫相互提供的有效并有价的约因, 双方兹此订约如下:

4 结语

英文合同是一种结构和遣词造句都高度规范化的法律性文件, 了解法律文本的语言特征和翻译的一般原则, 对翻译质量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仅针对翻译教材中的实例, 对英文合同的序言部分翻译做了简要分析。需要指出的是, 作为一本供非英语专业大学生使用的翻译教材, 《新英汉翻译教程》对合同翻译一节的取材和设计过于简单, 既没有对合同语言特点、用词、典型句型和一般合同结构做任何介绍, 也没有详实充分的实例讲解, 没能反映英文合同的全貌。提供的参考实例也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除译文中一些似是而非的选词, 原文中也不乏错误, 如导言部分的cooperation (应为corporation) 和鉴于条款中relating to前面多余的逗号等。英文合同的翻译难度高, 除句子长、概念复杂、同义词堆砌之外, 还有就是典型句型难以理解。熟悉英文合同的结构, 正确理解常见句型, 掌握规范的中文译法, 将对提升英汉法律文本的整体翻译质量提供可靠保证。

摘要：英文合同的结构相对规范、固定, 其序言部分交代了订约背景, 由导言、鉴于条款和过渡条款组成。序言的用词和句式呈现模式化的特点, 但仍不乏翻译难点和陷阱。

关键词：鉴于条款,约因,一致性

参考文献

[1]刘法公.涉外经济法规汉英翻译规律[J].中国科技翻译, 2001 (2) .

[2]王相国.鏖战英文合同——英文合同的翻译与起草[M].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4.

[3]王振国, 李艳琳.新英汉翻译教程[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8.浅谈英文人名翻译 篇八

关键词：翻译；主体性；英文名字

一、翻译的主体性

译者作为整个翻译活动的策划者，一方面具有着许多的不依赖于作为客体的原作而存在的所谓的独立性，当然了要达到翻译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说必须要发挥自己的潜能，这样才能充分地施展出自己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而在另一个方面，主体性发挥也是有限度和范围的。首先，作为一个边缘的主体，原作者在其语言上的风格、审美情趣、目标读者的审美要求、期待等种种因素，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翻译策略、翻译目的的确定以及翻译文本的选择等各个方面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其次，就是在不同的语言系统中，译者的自身所处语言文化的范围以及原作所处在的语言文化规范等因素也会制约着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同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译者自身的因素，在其认识的图示不同的价值标准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每个人的情感、意志等方面都会介入到翻译者个人对于解读文本的整个过程中。这样译本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了个人的主观想法。

英文名字的翻译，一直以来有一些的学者所持的观点就是认为："人名或物名称都是独立于语言之外的存在，没有其内涵及意义，是不可译的。"如果根据这种理论的话，那最好的人名翻译方法则应该是最为简单的音译法。在一般的场合之下，尤其是在日常的交际和语言的使用中，外国人的名字的翻译往往采用的是直接音译的方法，即使他人的名字中有所包含的单词，但在通常都是有其他的含义。例如：Bill Gates（比尔·盖茨）、George Bush （乔治·布什）等，而不会翻译成比尔·大门或者乔治·灌木。但是，如果只是简单的如音译法本身，由于时代的不断变化和社会语言文化的发展，有了更多的是那些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增加和深入，也在经历着从归化音译到异化音译的变化。而通过对这些近期的通俗文学作品翻译的观察，我们就可以很轻易地发现，音译与意译相结合这样的人名翻译方法开始日趋流行。人的名字是社会语言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更是一种文化的载体，具有悠久深刻的形成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集中体现在了各个民族文化的特点上，语源多、典故多，在内容上容量大而且又变异纷繁，隐含了不同民族的历史、宗教、心里、语言、道德、习俗等各个方面的信息。

英文名字翻译过程中翻译主体性的体现上文提到，在一般的场合之下，尤其是在一些日常的交际和语言的使用中，外国人的名字的翻译往往采用的是直接音译的方法，即使这些人的名字中所包含的单词通常还有其他含义。音译的方法看似简单，其实很有斟酌的余地。而且，由于不同译者施展自己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不同，而且译者自身所处的语言文化范围、自身因素的不同，所以同一原作翻译的结果却是不一样的。

汉字本身是有意义的。在选择文字上，不同的译者就会根据自己的喜好或者对原文的理解选择不同的文字。比如说，Emily，这是个典型的女性名字。有的人为了突出女性特点，就会译为“艾米莉”，但如果有的人译成“埃米利”，肯定不会有人说它是错误的。因此，汉语文字的选择充分体现了译者主体性。译者自身所处的语言文化范围影响着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也会影响名字的翻译。我们汉语人名的特点是先说姓，而后说名。而英文的特点却正好相反。早期中国人翻译外国人名字的时候都习惯于将外国人名改变姓名的前后顺序，并根据读音给予相对应的中文名字。比如如明末清初着名的的外国传教士Mateus Ricci（利玛窦），美国大使Leighton Stuart（司徒雷登），外国学者John King Dairbank（费正清），英国作家 Bernard Shaw（萧伯纳），等等。由此可见，译者所处的年代决定了译者以目的语语言为归宿，选用一些符合目的语的语言文化规范，这样来译文传达源语文本的内容，并消解源语文化因素，才能更好地彰显目的语文化的价值观。

文学翻译中，人物的名字大多数被作者赋予了一定的内在含义。一位作家在其塑造作品人物时，往往会根据创作的意图，为了更深刻地刻画人物的性格，预示人物的命运和结局，精心而又慎重地为人物来选择名字，而并非是随心所欲地信手拈来。文学名字的翻译，要求译者必须熟练地贯穿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将隐藏在名字背后的典故、历史、宗教、习俗、道德、伦理等方面的信息尽其所能地表达出来。此时，译者翻译时，会大量地考虑到原作的一些语言上的风格、审美情趣和读者的审美关及期待等，并且考虑选取各种不同的翻译方法以及翻译策略。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文化缺失，而不同的译者造成的缺失程度又大不相同。因此，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对翻译过程中文化缺失有很大的影响。

二、名字翻译的对与错

现在总能听到有人会说名字翻译的对与错。本人认为，翻译的过程就是译者主体性的完全显现，不同的人的主体性发挥不同，必然会导致翻译的结果不同。但绝对不可用对与错来区分，尤其是名字的翻译。因为名字不包含语法成分，因此成分误译现象会大大减少。当音译或意译名字时，如果在译名后加上括号，里面加上源语言名字，即使前面音译或意译的有差异，那也应该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我也认为，即使有些名字是约定俗成的，也要在后面加上括号，注明源语言名字。因为名字是个体的代表，本来就不应该因为译者的需求而改变其源语言的特点。

综上所述，我认为名字不翻译最好，保持源语言特点；如果翻译，需在后面加上括号，注明源语言名字。这样久而久之，随着人口素质的不断提高，大家就会自动地接受源语言名字了。这样不仅省去了翻译的烦恼，而且也留下了原名字的语言特点。

参考文献：

[1]陈奕.从文化角度看外国人名翻译方法的变化[J].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8，（2）：58-60.

[2]曲文燕.翻译的主体性——谈翻译主体意识与翻译规范意识[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版），2006，（6）：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