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文学复习 之 名词解释(精选5篇)
1.现当代文学复习 之 名词解释 篇一
现代文学名词解释:
1.《文学革命论》(2007年、2011年、2012年):
1917年2月《新青年》发表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陈独秀在文中鲜明地举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提出了三大主义:推到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平民文学;推到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立新鲜的立诚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篇文章的发表,对于文学革命的发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2.双簧戏:
1918年钱玄同和刘半农的双簧戏正式拉开了新文学与封建复古主义思潮斗争的序幕,复古主义者反对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却暂时没有人公开出来讲话,于是钱玄同把社会上的各种反对意见归纳起来,化名王敬轩写给新青年编者一封信,在由刘半农写复信予以逐条批驳,两信同时发表,名为《文学革命之反响》借以扩大文学革命的影响,引起广泛的社会注意。3.湖畔诗社:
1922年4月在杭州成立的新诗团体,主要代表诗人是汪静之、应修人、冯雪峰等,出版过诗歌合集《湖畔》《春的歌集》和汪静之的《蕙的风》等,他们写抒情诗,尤其以清新质朴、大胆率真的情诗在白话新诗的发展史上占有独特的位置,被朱自清成为当时“专心致志作情诗”的诗人。4.美文:
又称为小品文,由周作人最早从西方引进美文这一概念,于1921年发表文章《美文》提倡“记述的”“艺术的”叙事抒情散文,王统照、傅斯年 胡适等曾撰文应和,冰心 朱自清 郁达夫 俞平伯 徐志摩 周作人自己等一大批作家富有成效的拓荒彻底打破了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美文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遂得以在文学史上确立,人们往往以闲话 絮语 谈天来形容其文体特点,充满个性的随意议论,夹叙夹议是其最重要的语体特点。5.春柳社:
1906年,留日学生成立于东京的一个综合性文艺团体,因从事演剧活动在中国早期话剧创始时期产生过重大影响,创始人为曾孝谷 李叔同 主要成员有欧阳予倩,陆镜若等,1907年搬演西方话剧《茶花女》又正式公演《黑奴吁天录》,春柳社是我国最早的话剧团体,最早掀起了引进话剧的热潮,中国现代话剧艺术的自觉探讨正式由春柳社开始的。6.文明戏:
文明戏是春柳社等话剧社团借鉴西方戏剧,以言语 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而创造的新的戏剧形式,最初人们称之为新剧,辛亥革命爆发后到五四文学革命前夕,新剧因形式新颖和内容贴切现实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而盛行一时,为表达对新剧的喜爱人们称之为文明戏,但后来文明戏因迁就小市民的封建落后意识和恶俗趣味以及艺术上的粗制滥造而失去了观众,它的衰败让后人引以为戒,同时让也为以后中国现代新剧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7.民众戏剧社
1921年成立于上海,是五四以后最早的话剧团体,成员有沈雁冰 郑振铎欧阳予倩熊佛西等,他们创办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专门的戏剧杂志《戏剧》月刊,在话剧理论建设和提倡爱美剧方面,产生过较大的影响。8.戏剧些社:
1921年冬成立于上海至1933年九月被国民党查封,前后进行戏剧活动达12年之久,是中国早期话剧团体中历史最久的一个,成员主要有欧阳予倩、洪深等,他们在话剧舞台实践方面立下了不小的功劳。9.爱美剧:
爱美剧即非职业的戏剧,爱美剧运动口号的提出,受到了欧洲小剧场运动的启发,开展业余的小型的演出,不以营利为目的,致力于提高戏剧的艺术水平,发挥戏剧的社会作用,1921年著名戏剧家陈大悲发表长文《爱美的戏剧》系统地论述了爱美剧的问题,率先提出了开展爱美剧运动的主张,其提出后,在新剧借引起了很大的安详,一批业余话剧研究刊物纷纷涌现出来,排演爱美的戏剧,上海民众戏剧社和上海戏剧协社是其中最重要的两支队伍。10.独幕喜剧圣手:
丁西林是中国现代新喜剧的开创者,他创作的具有独特风格的独幕讽刺喜剧,带动中国喜剧事业的发展,因此他被誉为独幕喜剧圣手,它是中国现代喜剧的创始人之一,在戏剧人物 结构语言风格等方面均显现出成熟的技艺,为现代话剧特别是喜剧提供了堪称典范的作品,其主要反映知识分子生活中的矛盾为主要内容,代表作品为《一只马蜂》《压迫》《三块钱国币》。11.新月社:
1923年成立于北京,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陈西滢等,这是围绕着《现代评论》周刊,《晨报》副刊和《新月》月刊而形成的一个知识分子派别,成员多是从欧美回国的具有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思想的留学生,以1927年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新月社在现代文学史上的贡献在于新诗。他们以新格律诗进行创作,被称为新月诗派,他们是针对自由体诗歌出现的散文化倾向,提出新格律的主张,即新诗的三美主张,他们对于诗歌艺术的追求带有唯美倾向,但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五四以来白话新诗过于松散,随意等不足,在当时对于新诗在艺术技巧上的发展有重要意义。12.语丝社:
成立于1924年,创办有《语丝》周刊,主要成员有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等,《语丝》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以散文创作为主的刊物,主要发表杂感、短评、小品等,语丝社作家的散文创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语丝文体,这种文体在思想内容上任意而谈,谈古论今,不拘一格,在艺术上,以文艺性短论和随笔为主要形式,生动、活泼 幽默,对中国现代散文发展有重要贡献,其散文创作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以鲁迅周作人为代表的犀利的泼辣的杂文,一是以周作人 林语堂为代表的幽默 冲淡的小品散文,语丝于1930年停刊,语丝社随之消散。14.莽原社
成立于1925年,由鲁迅发起,成员主要有高长虹 韦素园等,办有《莽原》周刊,莽原社在创作上提倡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在抗击旧势力和抨击旧文明方面做过自己的努力,1926年高长虹和向培良从莽原社分裂出去,另组狂飙社。15.未名社
成立于1925年,得到鲁迅的支持,成员有韦素园、曹靖华、台静农等,将《莽原》改为半月刊复刊,又出版《未名》半月刊刊物。未名社的主要贡献在于译介外国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文学方面,台静农的乡土小说集《地之子》是未名社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16.农村三部曲:
矛盾在20世纪30年代所写的反映农村题材的三个短篇小说——《春蚕》《秋收》《残冬》合称为农村三部曲,这三篇小说共同反映了三十年代初期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动荡,其中老通宝的经历作为„„
17.激流三部曲 爱情三部曲 18.社会剖析派
茅盾《子夜》的出现和产生的影响,使得左翼作家中一种关注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和矛盾,旨在揭示社会矛盾根源的“社会剖析派”小说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社会剖析派作家中成就较大的有吴组缃、沙汀和艾芜。19.小诗:
小诗是日本短歌、俳句和泰戈尔《飞鸟集》引入我国后所产生的一种新的诗歌样式,主要作家有冰心,宗白华等人,其特点是篇幅短小,文字简约,一般以三五行为一首,表现作者刹那间的感兴,寄寓人生哲理或美的情思,如冰心的《繁星》《春水》小诗的出现,一方面表现了诗人对诗歌形式的多方面的探索的努力,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诗人捕捉自己内心世界微妙情感与感受的努力。20.零余者 21.象征诗派:
20世纪20年代中期,中国诗坛出现了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诗派,由于这一诗派对后来的30年代现代派诗歌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它又被看作是早期象征诗派,或早期现代诗派。1925年李金发的第一部诗集《微雨》的出版,标志着象征诗派由理论倡导走向创作时间并以鲜明的特色引起了文坛的注视,与李金发同时或稍后致力于象征诗歌的创作的还有后期的创造社成员王独清、穆木天和冯乃超,象征诗派丰富了新诗的表现手法,是对缺少余香和回味的初期白话诗的一种反拨。22.太阳社:
1928年1月在上海成立,主要成员有蒋光慈 钱杏邨、孟超等,全都为共产党员,这些“《太阳》下文学者,要求光明,要求新的人生,他们努力要创造出表现社会生活的心文艺”同时创办《太阳月刊》积极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左联成立时,该社自行解散。23.大河小说
24.新诗人散文群“水星派作家”
20世纪30年代,在《大公报 文艺》《文学季刊》《水星》等杂志和报刊上发表散文的作家形成的流派,主要有何其芳,李广田,丽尼等,又被称为水星派作家。说是新诗人散文群是因为何其芳 李广田早先是诗人,更因为其散文创作分明透露出对诗歌的意蕴和形态的自觉追求。25.论语派
论语派是林语堂创办的《论语》半月刊而得名的以杂文为主的小品文流派。这个流派拥有三个刊物,即《论语》《人间世》《宇宙风》,林语堂是论语派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其主要成员还有邵洵美 章克标 陶亢德,《论语》“以提倡幽默文字为主要目标,”《人间世》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26.七月诗派 27.民歌体叙事诗
解放区诗歌创作的最大收获,是出现了一些反映新旧两个时代巨大变化的长篇叙事诗,这些富有生活气息,在形式上具有民族化、大众化特色的作品,大都是以传统民间歌谣的形式创作,因此被称为“民歌体叙事诗”,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与阮章竞《漳河水》,两首诗在艺术上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2.胡风“主观战斗精神”(2011)3.九叶诗派 2006年 4.解释“与抗战无关论”
其余见期末复习整理的名词解释笔记。当代文学名词解释: 1.第一次文代会: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是其全称,于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北平召开。来自解放区和前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约八百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报告,周扬和矛盾分别代表两个地区作文艺运动经验的报告。会议确定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新中国文艺的总方针。选举成立全国性的文艺组织-文联和领导机构。第一次文代会标志着当代文学的伟大开端和新政权领导下的文艺阵营的建立,开始了当代文学一体化的进程,并确立了各种文学力量在当代文学中的资格和地位。
2.政治抒情诗:在题材或视角上被政治化的诗歌被称为政治抒情诗。在政治抒情诗中,诗人会以阶级或人民的代言者的身份出现,来表达对当代重要政治事件、社会思潮的评说和情感反应。在诗体形态上,表现为强烈的情感宣泄和政论式的观念叙说的结合。一般都是长诗,通常采用大量的排比句式对所要表现的观念和情绪进行渲染、铺陈,讲究节奏分明。经常使用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式的的组织形式,多象征手法。这种鼓动性的诗歌大量出现在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开展的时期,代表诗人有郭小川和贺敬之,代表作品有 3.“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2007、2009、2012)
4.伤痕小说2006年
自1977年开始,一大批反映文革十年**给人们心灵带来创伤的小说相继问世,这些小说沉痛地揭露出十年**给我们民族带来的灾难,带给人的悲惨遭遇和内心创伤,提出了一系列与千百万群众命运休戚相关的社会问题,并引导人们去思考。伤痕文学和伤痕小说的得名源于卢新华的小说《伤痕》,此外伤痕小说的代表作家及作品还有刘心武的《班主任》、韩少功《月兰》、周克芹《徐茂和他的女儿们》等,尽管多数作品仅仅停留在对社会人生的伤痕的表层描写上,但伤痕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仍然具有不可或缺的开拓性意义,它冲破了四人帮极左文艺的戒律,突破现实题材禁区,创造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批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次真正遵循现实主义美学原则,开启了8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化道路,成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的先导。5.反思文学:
在伤痕文学兴盛之时,一批敢于思考、富有人生阅历的作家,率先提出现实主义深化的主张,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写出了一批具有相当思想深度和历史深度的作品。因表现出对社会历史痛定思痛的反思特点而得名。1979年2月茹志娟发表的《剪辑错了的故事》这篇短篇小说是反思文学的起步标志。此外还有代表作家作品有高晓声《李顺大造物》、古华《芙蓉镇》、王蒙《布礼》《蝴蝶》、张贤亮《灵与肉》等。反思文学在创作上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从政治社会层面上还原文革的荒谬本质,从一般地揭示社会谬误上升到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比伤痕小说目光更为深邃、清醒,带有更强理性色彩。6.改革文学:
兴起于1981年前后,这类作品从各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社会改革的热潮,形象地刻画了各种路线改革者的精神风貌和鲜明个性。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开改革文学先河,此后又代表作家及作品有张洁《沉重的翅膀》、路遥《平凡的世界》、贾平凹《浮躁》等。总体上看,改革小说侧重反映的是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社会矛盾,记录了改革的艰难及其导致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的变化,在创作方法上以现实主义为主,尤其注重改革者形象的塑造。7.寻根文学 寻根小说:2013年
1985年前后,文坛上出现寻根小说创作潮流。韩少功、贾平凹、李杭育、郑万隆、阿城、张承志、王安忆等为代表作家。其主要作品有韩少功《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阿城的《棋王》、李杭育《最后一个渔佬儿》、王安忆《小鲍庄》等。寻根小说最显著的特点在于:以现代意识关照现实和历史,反思传统文化,重铸民族灵魂,探寻中国文化重建的可能性;作品题材和文化反思对象呈现鲜明的地域性特点;在表现手段上既有中国传统文学的手法,又运用现代派的象征、暗示、抽象等方法,丰富和加深作品的文化音韵。8.现代派小说: 9.先锋小说:2009年
80年代中期,在“寻根小说”和“现代派小说”并行推进的同时,一种激进的叙事实践初露潮头,这便是以马原《拉萨河女神》《冈底斯的诱惑》等小说为肇始的先锋小说潮流,先锋小说代表作家还有洪峰、苏童、余华、格非、叶兆言、林白、海男等,代表作分别是洪峰《极地之侧》、格非《迷舟》、苏童《我的帝王生涯》、余华《现实一种》《古典爱情》,先锋小说具有实验性,创作上的特点主要有:一是在文化上表现为对意识形态的回避、反叛、消解,二是在文学观念上颠覆传统的真实观,一方面放弃对历史真实和历史本质的追寻,另一方面放弃对现实的真实反映,文本只具有自我指涉的功能,三是在文本特征上,体现为叙述游戏,更加平面化,结构上更为散乱,破碎、人物趋于符号化。性格深度,通常采用戏拟、反讽等写作策略。10.新写实小说2007、2011、2012年
文坛上80年代后期出现的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是新写实小说思潮的崛起,新写实小说一出现便引起了广泛的影响,其小说创作特点主要表现为:创作方法虽以写实为主,但特别注重对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强调作品中所呈现的生活应有一种毛茸茸的原生状态的感觉;主题意蕴更多的是表现现实的荒诞,丑恶。灰暗与无奈;大多采用客观化的叙述态度,提倡作家应该“退出小说”“零度介入”即有意采取一种缺乏价值判断的冷漠叙述等,新写实小说的主要作家有刘震云、刘恒、池莉、方方等,代表作品有刘震云《一地鸡毛》、刘恒《狗日的粮食》、池莉《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方方《风景》。
11.《红高粱》2009年 12.地下文学2010年 13.自然派2010年 14.朦胧诗 2008年
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文坛上涌动着一股崭新的诗潮,因章明发表《令人》
15.归来诗人 16.
2.现当代文学复习 之 名词解释 篇二
1.1“乡村的城市化”与“城市的乡村化”
以传统小农经济作为经济基础的乡村,实现自给自足。数字化、信息化、机械化的席卷,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单一的乡村传统生产方式濒临破碎,导致劳动主体失望于传统生产方式,新生代的生活元素又更新着乡村僵化的、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乡村意识形态自然渐趋城市认同感,这可以看做是一种阶级的妥协与软弱,妥协的结果很可能是自我素养的提升,这就又具有一种在认同中的反认同的把握。流动主体渴望摆脱固有的乡村形态,剥削资本与雇佣工人的对象由城市向乡村渗透的现象也即随之而来。作为乡土文学的主要题材,乡村劳动主体渐趋流入城市,传统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遭到破坏,乡村文明失去载体,乡村的城市化倾向遍及。输出的劳动主体转而成为城市中数量庞大的基层劳动者,非传统城市劳动力成为不可忽视的城市劳动群体,医疗、住房、教育等也开始向城市迁徙,城市的乡村化现象已然明显。这是一个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尽管规模之宏大是前所未有的,但是两种似乎对立的事物生存在同一空间内,对立乃是初始状态,究其根本而衍生出的相互交换甚至融合,才是顺乎天道的,这也正是两种事物存在的动力所在,在存在中,各自都由于得到了最高层次的反证而达到新的自觉。城乡交融,纵而观之,是乡村劳动主体从在乡村自足到在城市自足的过程 ;是城市思想上层建筑向乡村漫延、资本生产扩充劳动力的过程 ;更是上世纪工业文明的冲击向当代延续的过程。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整个传统的文学题材的更新成为一种无声的笔触,一切先声准备就绪,乡土文学的变革悄然而至。
1.2不自知向自知的转化 ,“自在”向“不自在“的转化
当代社会环境下,人性本于自然、归于自然的状态都已经不起打磨,更多的是快节奏物质追求下欲望的跌失与苦闷。对于文学叙事来说,这是一个自然状态隐失、现代主义归来的时代,残雪笔下的精神变异者和受害者,《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遍是墨色的世界与神智的恐慌、阿梅与周围环境的敌视、冷漠 ;刘震云对于人性扭曲、欲望心理的揭示与批判。八十年代文学变革中的这种新起的批判来自于新起的异化,随之而起的批判也将成为一种叙述常态,造成一种对于异化与批判主题的感觉适应以及审美疲劳,当批判也成为一种习惯,那么犀利刻毒的文字将不再如初般振聋发聩,久而久之,作家对于现实的变异,恐怕连批判都懒于入手了,也即“批判文学”的退潮。这实在比八十年代更远离了人性之本然。如果说当代的政治经济环境催生出的物竞天择的生存法则带给人的荒诞感使社会具有了后现代色彩,那么原始的、自然地、蒙昧状态的隐失则是这个社会最明显的状态。蒙昧状态的原始与自然感觉,很容易铸造雅观,而诗化、散文化小说相比之下就突显出呈现这种雅观的作用来,叙述对象所表现出来的也将是一种人生的不自知状态。废名笔下的少女、菜园、屋舍、竹林,当平凡的人被置于平凡的事之中,再华美的修饰与陪衬都无法掩饰文本本身所发散出来的蒙昧的风土人情,然而这些主人公们也并不觉得自己是这个环境中的客观独立存在,反倒言谈举止都与环境貌离神合,桃园(《桃园》)之内,小桥(《桥》)之畔,“这里边常出现的是老人,少女与小孩。这些人与其说是本然的,无宁说是当然的人物……都觉得互相亲近,互相和解。”1废名的叙事对象与文本中环境的融合乃是蒙昧与不自知的展现,这种文风显然感染了沈从文, ‘湘西’代表着健康、完美的人性,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2笔下所有乡下人的行径都会在这里得到个体身份的认同,沈从文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将一切都纳入大悲悯与大同情下的文化审视的范畴,对于世俗万恶捆绑的抗争和生命的解放无所谓道德与否,而是转而用此去揭开一种对人性自然、生命的自在状态的宣扬。蒙昧状态发展到当代时在文本中的隐失与转型 , 一切蒙昧都将被“启蒙”,自在的生命状态会被争取生存的浪潮而冲洗的不自在,不自知的生活状态也会被现实的屡屡撞击捶打的自知起来。蒙昧状态的隐失也意味着以原初传统意识作为传播手段的封建迷信所带来的一系列地方行为习惯的淡化,正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它没有完全回避以‘传统’文化支撑的个人、家族、村落,在现代观念、制度的包围、冲击之下出现破裂与溃败的命运的揭示。”3发展到当下,乡村人所受的压力展现出由当时的封建思想毒害、阶级压迫转成了来自经济的压迫的形态,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是凸显着阶级关系,而诸如此类的“斗争式”的文本,在当下的乡土文学作品中,已然难见。乡村生活形态发生了转变,文学的整体叙述内容也自然要加以更变和补充,只有认清关于城乡文明形态的更变与乡土文学叙事题材的变化,并在变化中找到潜伏的叙述内容,乡土文学才会栩栩如生,才会避免文体危机,博得生存的空间和余地。
二、乡土文学叙述危机的反危机把握即叙述走势的审视
一直以来,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在文学叙述上,都聚焦在对物质生产潮流的无限扩张时期城乡文明形态差异的关照。如前文所述的各类现象生发出新的写作倾向,乡村劳动主体的城市迁移与城乡交融,导致传统乡土文学的主要叙述对象的流失,也即作家将要把笔触落到留在乡村的非传统劳动主体身上,在母系氏族时期,这些“非劳动主体”又显然是当时的主体,而在当下,就文学的叙述对象而言,这正是传统乡村叙述中的“非对象”的“对象化”倾向,以及“传统乡村主体”的“城市迁移化”趋势,在乡村生活形态发展到特定程度之际,催生出类乎逆城市化的“逆乡村”形态与沾染时代特征的“文明的氏族性回归”。除此之外,在城乡交融中,城市人和乡村人都吸收了彼此的、前所未有的习惯和特征,进而促成了国民在行为习惯以及城乡文化形态上的进步,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大规模接触,正是历史发展洪流中阶级距离拉近的共产主义“零”阶级趋向。如果说“乡村的城市化”与“城市的乡村化”是一个宏大的历史过程,那么对于乡村文明崩溃的经过的刻画也是乡土文学作品一贯缺失的。这一经过本身又是一个“围城”,乡村人带着蒙昧来到城市,吸收了城市的多元文化,在返乡时便不再一如当初的蒙昧,由于不安于乡村的生活模式,他们再一次来到城市,在阶级属性和本土回归的被迫驱使下,他们又要回到乡村,循环往复,便造成淳朴乡土风情的不断“外化”,这与其说不得已的,无宁说是规律的。在纵观城乡形态及乡土文学叙述走势的一系列更变之后,作家与评论家所要敏锐察觉的应是如何把这些变化捕捉、落实成文本,而不应视之为一种叙述方向的隐失乃至文学类别的衰落,这确是一种在“叙述危机”中的“反危机”把握。也是对乡土文学在一种颠覆的、解构式的后现代主义视角之下的审视。
摘要:乡村生产方式在当代市场经济与信息技术的冲击下,逐渐从单一小农生产链条向多元化拓展,乡村文明纳入新的元素,作为乡土文学的传统题材,也随之隐失,本文正是对这种“题材演变”进行评析,并对乡土文学的发展趋势展开规律审视。
3.当代文学名词解释 篇三
第一次文代会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824人,开幕式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先后讲话;最后,大会通过了《宣言》,确定了文艺为人民服务并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向,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选举郭沫若为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会后又成立了全国文联下属的各个协会;这个大会揭开了中国文学艺术发展史新的一页,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伟大开端.第四次文代会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是一个重要事件,它标志着文艺界的全面“解冻”。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对大会的祝辞,提出了一系列的有关文艺的新的观念原则。《祝辞》指出:“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对文艺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作家“写什么和怎样写”,“不要横加干涉。”这对新时期文学在恢复期里大步走向繁荣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新时期文学在复苏期的发展态势,是与这一阶段里一系列文艺观念的基本问题和创作中具有倾向性问题的热烈争鸣连在一起的。这些争鸣活动,既是理论界对新的创作成果的及时评价,又是对新时期文学发展历史的归纳、总结和升华,真实地记录了文艺观念拨乱反正的历程。
“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毛泽东同志于1956年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二次会议上提出来的,是促进文艺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双百”方针提出后,文艺创作百花齐放,文艺理论与批评十分活跃,尽管受到各种干扰,在一年左右时间里,文艺创作的主流还是健康的,可惜,文艺界的这种现象,很快被反右斗争扩大化化掉了,直到粉碎“四人帮”后,“双百”方针才被写进“宪法”.“楼梯式”:是贺敬之在学习马雅可夫斯基诗歌样式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语言特点和语言规律,融进中国民歌和古诗词的优点,创造的一种诗歌样式。这种形式,诗行的内部按照汉语的规律和特点,像楼梯一样排列,高低交错,字句排列基本对称,句式大体整齐,音顿大致相近,押韵大致相同,有严格工整的对偶和排比,节奏明快,抑扬有致,有利于表现重大主题、抒发充沛激情、增强诗的表现力和鼓动性。
百花文学: 1956年和1957年上半年,文学思想和创作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革。这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在中国,毛泽东在1956年5月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给潜在于各个领域的强大的变革要求以推动和支持。
第四种剧本是剧作家刘川对1956年前后出现在中国剧坛的一批戏剧的概括。这些剧本突破了当时剧坛所流行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框框,而显示出某些特色。被称作“第四种剧本”的,主要有杨履方的《布谷鸟又叫了》、岳野的《同甘共苦》、海默的《洞箫横吹》。此外,鲁彦周的《归来》、何求的《新局长来到之前》、王少燕的《葡萄烂了》、李超的《开会忙》等剧作,因其相似的创作倾向,也被看作是“第四种剧本”。突破“工农兵剧本”(“工人剧本——先进思想和保守思想的斗争;农民剧本——入社和不入社的斗争;部队剧本——我军和敌人的军事斗争”)的既定框架和公式。
天安门诗歌运动:1976年清明前后,在天安门广场爆发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群众诗歌运动,参加人次有数百万之多;人们以诗词为武器,矛头所向“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专政.这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是一场真正的群众革命文艺运动,其声势之大,在中外文艺史上是罕见的.天安门诗歌运动中的诗词后来编辑成《天安门诗抄》出版,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座不朽的诗的丰碑.朦胧诗: 朦胧诗兴起于20 世纪70 年代末到80 年代初,是伴随着文学全面复苏而出现的一个新的诗歌艺术潮流。它以“叛逆”的精神,打破了当时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一统诗坛的局面,为诗歌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同时也给新时期文学带来了一次意义深远的变革。北岛、顾城、舒婷、梁晓斌、江河、杨炼是朦胧诗的代表诗人。他们在诗作中以现实意识思考人的本质,肯定人的自我价值和尊严,注重创作主体内心情感的抒发,在艺术上大量运用隐喻、暗示、通感等手法,丰富了诗的内涵,增强了诗歌的想象空间。
“白洋淀诗群”1969年以后,一批北京的中学生,先后到河北安新县境内的白洋淀“插队”,1如根子、多多、芒克、林莽等;另外,一些其他地方的知青,与他们关系密切,经常交流看法和诗艺,如北岛、江河等。他们的诗歌写作形成一定规模和群体性,被称为“白洋淀诗群”。他们的创作被看作是“朦胧诗运动”的先声和准备。
“三个崛起”是指在80年代初,三篇以“崛起”命名的支持朦胧诗的文章。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
反思小说“反思小说”是指1979年至1982年前后出现的小说,作品大都把对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批判和对“文革”前十七年社会历史的反思结合起来予以表现,是伤痕小说的深化和拓展。代表性作家作品有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等。
改革小说主要是指那些以改革开放初期(1979年——1985年)正在进行的改革活动为其题材和主题的小说创作。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被公认为“改革文学”的开篇之作;代表作有:张洁的《沉重的翅膀》
伤痕小说 主要是指1978年前后出现的小说。大多描写十年“文革”给社会与个人带来的肉体和精神的伤痕,以刘心武的《班主任》为发端,得名于卢新华的《伤痕》。
寻根小说:产生于80年代中期,是指那些呼应着在现代背景上对民族文化精神进行重估的文化寻根思潮而兴起的一种创作潮流,表现中国作家试图走向世界、在世界文学中确认民族个性的渴望,旨在对中华民族和民族文化底蕴进行重新认识和反思的小说。代表作家作品有韩少功的《爸爸爸》
市井乡土小说:是指以都市或城镇下层人物为描写对象的小说;乡土小说则是指那些具有独特地域性文化特色的乡村小说。这两类小说虽然描写的对象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普遍注重独特风俗民情的描绘,在意趣盎然的“风俗画”里,表现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人生底蕴。
三突出原则:指的是“文革时期”特定的文学创作原则。根据江青的指示,开始由于会泳在《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一文中提出的,“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来,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来,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来”的三突出创作原则。后来有姚文元改定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种创作原则是企图严格维护的社会政治等级在文学结构上的体现
归来的歌:粉碎“四人帮”以后,一批在新中国诗坛上一度被冤屈而消失了的诗人重返诗坛,唱起了“归来”的歌,他们被称为“归来诗人”,其名得之于艾青诗集《归来的歌》。
先锋小说: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马原、莫言、残雪、格非、孙甘露、余华等为代表,在叙事革命、语言试验和生存状态三个层面同时进行大胆的创新和激进的试验。所谓先锋精神,就是以前卫的姿态探索存在的可能性以及与之相关的艺术的可能性,它以不避极端的态度对文学的共名状态形成强烈的冲击。先锋文学从某种程度上是对启蒙与人性的怀疑,打破了传统的文学规范,使得极端个人化的写作成为可能,对以后的文学创作影响较大。
“样板戏” 又称作“革命现代京剧”。是建国后一体化文学体制下戏曲革命化的极端产物。它是对传统京剧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和改革,由于江青的参与,样板戏过多地与“阶级斗争”的政治现实相联系,形成“三突出”、“三结合”等一系列模式化的文学观念,给文革期间的创作造成恶劣的影响。代表作《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灯记》、《奇袭白虎团》、《海港》等。
新写实小说: 80年代末出现的文学思潮,代表性作家作品有池莉《烦恼人生》、方方《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刘震云 《一地鸡毛》 等;他们热衷于对现实生活进行近乎自然主义的“生活流”细节描绘,崇尚对现实的“原生态”表现,刻意避免在叙述中掺杂作者的主观感情色彩;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其创作呈现出新的气息,一时成为读者喜爱的新的小说形式。
新历史主义小说 80 年代末出现的文学思潮;莫言的《红高粱》被认为是新历史主义的“开山之作”;其他主要作家作品有黎汝清的《皖南事变》、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等;新历史主义在真实观、历史观和艺术观上都带有明显的反传统色彩,追求对题材的抽象和超越,把题材、人物、事件仅仅当作一种背景,主要表现主观体验和人物心灵,拓展了作品的思想容量。
女性文学:我国的女性文学始于上世纪80年代,指的是关注女性生存状态与主体思想的文学作品,其作者不一定是女性。女性主义文学源于英美,带有女权主义色彩,代表人物如波夫瓦以女性关心话题为主题、面向女性读者的文学。
第四次文代会于 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在北京召开;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召开的这次大会,全面总结了建国30年文艺战线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明确了新的历史时期文艺要为两个文明建设贡献力量的工作任务;重新确立了“发扬文艺民主”“创作方法多样化”等文艺政策;在中国当代文艺运动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纪要:1966年2月,江青得到林彪的支持,并以林彪的名义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形成了由江青、张春桥、陈伯达定稿,并由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共分十条内容,包括文艺黑线专政论、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文艺上反对外国修正主义并点名批判了一批文艺作品。纪要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全党,给以后的文艺界造成极大的祸害。1979年5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建议撤销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示》,同意撤销《纪要》。
《燕山夜话》:1961年到1962年期间,邓拓用笔名“马南 ”在《北京晚报》上开辟专栏“燕山夜话”,发表思想杂谈,共计150余篇,后结集为《燕山夜话》。
《三家村札记》:邓拓(马南)、吴晗、廖沫沙(繁星)等用笔名“吴南星”于1963年间在北京市委刊物《前线》杂志上开辟专栏“三家村札记”,发表杂文随笔,后结集出版辑有60余篇。
当代散文三大家:秦牧、刘白羽、杨朔。《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是文革时期知青诗歌的起点,食指的代表作。
干预生活潮流:干预生活,体现独立思考,冲破写作禁区。
4.当代文学名词解释(定稿) 篇四
1.第一次文代会: 1949.7在北平召开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即第一次文代会。来自解放区和前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约八百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报告,周扬和矛盾分别代表两个地区作文艺运动经验的报告;会议确定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新中国文艺的总方针。在该会议上,“文学一体化”得到了全面的实施。“文学一体化”指的是:文学根据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所作的规范化。首先确立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绝对领导地位;其次对抗战以来的文艺运动进行总结,把解放区主流文艺树立为全国文艺今后发展的范例。第三实现了文艺工作的体制化:在会议期间成立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1953年更名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中国文联),它采取全体会员制,各种文艺团体是它的团体会员。其中: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最为重要。(1953年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简称中国作协;1984年成为和文联平行的独立协会。)第一次文代会标志着当代文学的伟大开端和新政权领导下的文艺阵营的建立。开始了当代文学的“一体化”的进程,并确立了各种文学力量在“当代文学”中的资格和地位。
2.百花文学: 1956年5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确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给钱在于各个领域的强大的变革要求以推动和支持。文学界遂出现了突破僵化教条的“解冻”。在1956年和1957年上半年,《人民文学》和各地的一些文学刊物纷纷发表在思想、艺术上的探索性作品,它们或者在题材、主题上有新意,或者提供了新的观点和表达方式。文学界将这些文学作品称之为“百花文学”。如:小说 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宗璞《红豆》;诗歌:郭小川《一个和八个》;随笔:邓拓《燕山夜话》、吴南星《三家村札记》。等等。1957年夏政治形势发生逆转,一场反右风暴很快地结束了这一繁荣局面。
3、三突出原则:指的是“文革时期”特定的文学创作原则。根据江青的指示,开始由于会泳在《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一文中提出的,“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来,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来,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来”的三突出创作原则。后来有姚文元改定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种创作原则是企图严格维护的社会政治等级在文学结构上的体现。
4、朦胧诗论争中出现的“三个崛起”:是指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
5、散文三大家:秦牧、刘白羽和杨朔。杨朔散文的风格,诗意盎然,意境深邃,清新优美;刘白羽散文的风格,激情澎湃,大气磅礴,雄浑壮美;秦牧散文的风格;寓教于乐,博见多识,理趣横生。
6、朦胧诗: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坛上涌动着一股崭新的诗潮,围绕《今天》杂志,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一批年轻诗人纷纷发表诗作,以其思想感情的复杂隐蔽,与艺术形式上的不同引起强烈反响。因章明发表《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而得名。其成员包括北岛、顾城、舒婷、杨炼、江河、芒克、多多、梁小斌等。他们从自我心灵出发,以象征、隐喻、通感等现代诗歌的艺术技巧创作了一批具有新的美学特点的诗歌。如北岛的《回答》顾城的《一代人》等。孙绍振概括其三个美学原则,不屑于做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不屑于表现自我情感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回避写那些我们习惯了的人物的经历、英勇的斗争和忘我的劳动场景。简言之:即由客体的真实趋向主体的真实,由被动地反映趋向主动的创造。他们推动当代形诗歌打破自我封闭,探索与人类广泛文化积累建立联系和对话的可能性。坚持诗歌的写作,放在对个体的生存价值的确认的基础上;开始当代诗歌语言的革新,激活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生命的试验。
7、伤痕文学:文革后,以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卢新华的《伤痕》为代表的一批旨在批判、揭露“文革”以及极左路线的罪恶性,揭示文革给人们带来巨大身心创伤的作品被称为伤痕
文学。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体现在对文革的批判及揭露文革给人们造成的精神戕害,在艺术上都采用了能明确剖析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手法。如《神圣的使命》(王亚平)、《我该怎么办》(陈国凯)、《大墙下的红玉兰》(从维熙)、《天云山传奇》(鲁彦周)、《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周克芹)、《血色黄昏》(老鬼)等。
8、伤痕小说:伤痕小说是文革之后出现的一个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率先打破文革之后小说创作沉寂的是:刘心武《班主任》和卢新华《伤痕》,这两个短篇引发了“伤痕小说”的思潮。“伤痕文学”概念所指称作的创作,主要是小说,尤其是中、短篇小说,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它们也与伤痕小说概念等同。“伤痕”小说的核心是:正面描写文革造成的人的心灵创伤和人与家庭的不幸。有四种写作倾向:揭示四人帮的罪恶;表现与四人帮的斗争;展现普通人在文革逆境中的美好情操;从文化的角度对文革进行思考。伤痕小说揭示了文革最大的祸患在于对人的心灵的戕害,除破了50年代文学不触及人情人性的弊端。但现在看来,伤痕文学也还没能完全摆脱那个时代的政治意识。伤痕文学较成熟的作品还有:竹林《生活的路》、叶辛《蹉跎岁月》、《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等等。
3、干预生活:在“百花”时期,一批大胆地触及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勇敢地突破政治话语禁区的短篇小说相继问世。从而在当时的文坛上形成了一股“干预生活”的文学创作潮流。刘宾雁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是最早出现的引人注目的“干预生活”之作。在“干预生活”的短篇小说创作中,影响较大的作品有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李準的《灰色的帆篷》、何又化的《沉默》、南丁的《科长》、李国文的《改选》、刘绍棠的《田野落霞》、耿龙祥的《入党》等。这些作品贴近现实,针对性强,对现实生活中一些不健康甚至阴暗的东西,如官僚主义、革命意志衰退、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奉迎领导、欺压群众、强迫命令等,进行了揭露、鞭挞、针砭和讽刺,在揭露针砭的同时,也描写和赞扬了与之对立的正面形象、积极力量,具有批判锋芒和积极意义。
4、“中间人物”:邵荃麟在60年代初提出来的一种文学创作主张。他指出,强调写先进人物和英雄人物是应该的,因为他们反映了时代精神,但整个创作现状来看,反映中间状态的人物比较少。两头小,中间大,好的,坏的人物都比较少,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大多数。文艺教育的主要对象之一是中间人物,所以应该注意写中间状态的人物。
5、“合作化小说”:50-70年代的农村题材小说代表作品数量巨大,主要代表作品有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陈登科的《风雷》、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等。这批小说都以当时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作为反映对象,根据“两条道路的斗争”的政治路线来结构小说,所以习惯上也被后人称为“合作化小说”。
6、陕西作家群:陕西作家群以柳青、王汶石、杜鹏程为代表,其中,柳青和杜鹏程以长篇小说名世,而王汶石以短篇小说创作见长。柳青的《创业史》和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分别代表十七年时期现实农村题材和革命战争题材长篇小说所达到的较高的成就。相对于赵树理所代表的山西作家群来讲,柳青等更坚定地实行表现新英雄人物的决心,更重视先进人物的创造,更富于浪漫的理想色彩,具有更大的概括时代精神和历史本质的雄心。
7、“红色经典”:“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非常繁荣,出现了《铜墙铁壁》、《风云初记》、《保卫延安》、《铁道游击队》、《小城春秋》、《红日》、《林海雪原》、《红旗谱》、《青春之歌》、《战斗的青春》、《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苦菜花》、《三家巷》、《红岩》等一批以中国共产党出现以后的“新民主义主义革命”历史为题材的革命历史小说,习惯上被后人称为“红色文学经典”或者“红色经典”。也有在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红色经典”的概念的,那就不仅包括革命历史题材的优秀长篇小说,还包括现实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如《创业史》、《山乡巨变》、《艳阳天》等,以及城市资本阶级改造题材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周而复)等。
8、“三红一创”:梁斌的《红旗谱》、吴强的《红日》、罗广斌和杨益言的《红岩》和柳青的《创业史》,被时人称为“三红一创”,它们是“红色经典”的代表作。前三种是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后一种为农业合作化题材的长篇小说。
9、革命英雄传奇:在五六十年代的文坛中,以《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战斗的青春》等为代表的革命历史小说,由于具有强烈的“传奇性”,在艺术上倾向于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表现手法,主要依靠传奇的人物和传奇的情节取胜,所以,人们习惯上称这种革命历史小说为“革命英雄传奇”,或者“新英雄传奇”。这种新的小说形态,肇始于四十年代延安解放区的小说创作,如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等等。但只有到了五六十年代才蔚为大观。在宽泛的意义上,也有人主张把所有的革命历史小说都称为革命英雄传奇。
10、新辞赋体:这种诗体是郭小川在六十年代,重新回到“政治抒情诗”创作后,经过对“楼梯式”诗体的艺术改造所创造的一种新的政治抒情诗体,这种诗体将“楼梯式”的成梯形排列的诗行“还原”为散文式的长句,外形上追求“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即各节的行数相等,行的字数相等),尤其注重节和节之间、行和行之间排比和对称,使得诗体在外形上显得规范整饬,类似于20年代的新格律诗。但是他的内在散文的长句却自由灵动,活泼多变。他广泛地吸收了中国古典诗歌尤其是辞赋体的艺术营养,是对中国古代辞赋体所作的一种创造性的艺术转化。这是郭小川在十年代对“政治抒情诗”艺术作出的一个新的贡献。他的这种“新辞赋体”的代表作品是《甘蔗林——青纱帐》、《厦门风姿》、《乡村大道》等,虽然规模体制不如“楼梯式”那样宏大,却更有文采,更有形象性和音乐的流动美感。
双百方针:在1956年5月召开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公开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代表中央对这一方针做了权威性的阐释:“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双百方针的提出,活跃了当时的文艺创作,开创了文艺理论批评与研究的新局面。
2、“样板戏”: 又称作“革命现代京剧”。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极其特殊的称谓和现象。产生于六十年代,流行于文革时期。它是对传统京剧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和改革,由于江青的参与,样板戏过多地与“阶级斗争”的政治现实相联系,形成“三突出”、“三结合”等一系列模式化的文学观念,给文革期间的创作造成恶劣的影响。习惯上将京剧现代戏《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海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并称“八个样板戏”。
12、非主流文学:指的是50-70年代,那些偏离或悖逆主流文学规范的主张和创作。(1)它是相对于不同阶段的那些被接纳、被肯定、被推崇的主张和创作而言,是个历史的感念。(2)非主流文学在一个高度一体化的文学语境里,处于受压制的地位。(3)非主流的异质文学的出现,在本时期呈现为阶段性的状况。如1956-1957年,1961-1962 或文革后期等。
14、潜在写作(又称为地下写作):为了说明当代文学创作的复杂性,即有许多被剥夺了正常写作权力的作家在哑声的时代里,依然保持着对文学的挚爱和创作的热情,他们写作了许多在当时客观环境下不能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一种是作家们自觉的创作,如丰子恺写的《缘缘堂续笔》和食指的诗;另一种是作家们在非常时期不自觉的写作,如日记、书信、读书笔记等。
15、寻根小说(寻根文学):以现代意识观照现实与历史,反思传统文化,重铸民族灵魂,探寻中国文化重建的可能性;作品题材和文化反思对象呈现鲜明的地域特点,在表现手段上既有中国传统文学的手法,又运用现代派的象征、暗示抽象等手法,丰富和加深作品的文化
意蕴。代表作家有韩少功的《爸爸爸》阿城的《棋王》,王安忆《小鲍庄》李杭育《最后一个渔佬儿》张承志《北方的河》《黑骏马》等。
16、学者散文(文化散文、哲理散文或大散文):在8090年代散文创作中,有些作者是一些从事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他们在专业研究之外,创作了一些融会学者理性思考和个人感性表达的文章,这类随笔式的散文被称为学者散文或者文化散文。如金克木、张中行、余秋雨等;学者散文作者大都有较为丰厚的学术修养,往往将学术知识和理性思考融入散文的表达中,不特别注重文体规范,而将其视为专业研究之外的另一种自我表达或关注现实的形式。在风格上大多较为节制,通常会以较为智性的幽默来平衡情感的因素,学理知识的渗透,也使其具有特别的思想深度和情感厚度。
4.新时期文学: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1977年8月十一大宣布“文革”以粉碎四人帮结束,并把文革之后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为“新时期”。文学界虽将文革之后的文学成为“新时期文学”。事实上,直到1978年5月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才是新时期的真正到来。
3、新写实小说:新写实主义小说是批评家对某种创作倾向的概括。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1989年《钟山》杂志主动倡导并提出这个名称,其卷首语中概括为“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这一思潮较为公认的代表作家有:刘震云、方方、池莉、苏童、叶兆言、王安忆、刘恒等。作品:刘恒《伏羲伏羲》《狗日的粮食》;方方《风景》;池莉《烦恼人生》;刘震云《一地鸡毛》等。这些作品的共同特征是:主要描写下层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拒绝传统现实主义典型化的手法,采取拉拉杂杂叙家常的手法;取消情节与情节之间的因果关系,造成无常化的生活流;采取零度叙事,叙事人以平淡冷漠的口吻讲述而不介入故事。
4先锋小说: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马原、莫言、残雪、格非、孙甘露、余华等为代表,在叙事革命、语言试验和生存状态三个层面同时进行大胆的创新和激进的试验。所谓先锋精神,就是以前卫的姿态探索存在的可能性以及与之相关的艺术的可能性,它以不避极端的态度对文学的共名状态形成强烈的冲击。先锋文学从某种程度上是对启蒙与人性的怀疑,打破了传统的文学规范,使得极端个人化的写作成为可能,对以后的文学创作影响较大。
7、反思文学:通过艺术概括,深刻地揭示出极左思潮和现代迷信给党和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失和严重后果,从不同方面总结了党的优良传统受到破坏的历史教训,启示人们思考产生历史悲剧的社会原因,以防悲剧重演的这类文学作品称为反思文学。反思文学具有较为深邃的历史纵深感和较大的思想容量,揭露和批判极左路线、反对官僚主义,揭示社会和历史悲剧,呈现和剖析悲剧人物的命运遭际,刻画悲剧人物性格是它们共同具有的特色。如《内奸》(方之)、《李顺大造屋》(高晓声)、《剪辑错了的故事》(茹志鹃)、《布礼》(王蒙)、《人到中年》(谌容)、《芙蓉镇》(古华)等。
8、反思小说:伤痕文学是反思文学的源头,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深入。反思文学与伤痕文学有时间上前后相承的关系。反思文学深入到对文革悲剧产生的原因的探索。反思小说进一步深化,从历史反思走向文化反思,融入80年代初的文化热潮中。
改革小说:改革小说把目光投入到现实生活领域,在伤痕和反思过后呼唤改革。蒋子龙在这方面尤为突出,连续发表了《乔厂长上任记》《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另外李国文《花园街五号》;张贤亮《龙种》;张洁《沉重的翅膀》;贾平凹《浮躁》手术与改革小说之列。
15.知青文学:80年代,“知青文学”是用来描述一种文学现象的概念,一般这一概念所指的范畴并不清晰,但总的来符合两个条件:作者是“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作品内容主要是关于知青在文革中的遭遇,也包括知青在后来的生活道路和思想感情。知青文学一般专指叙事体裁的创作,因而“知青文学”也常常成为“知青小说”。北岛、舒婷、芒克等创作的不是知青文学。
知青作家主要有:孔捷生、郑义、叶辛、张承志、梁晓声、张抗抗、史铁生、张炜等。知青文学有明显的自叙传色彩。作品中常有较多的惶惑,与产生于寻求中的不安和焦虑。代表作品:张承志《北方的河》《黑骏马》;张抗抗《隐形伴侣》《北极光》;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路遥《平凡的世界》等等。
16.寻根文学:产生与八十年代中后期,是迄今为止当代唯一有理论有实践的小说思潮,但它始终没有获得明确的概念和公认的范畴。它的理论主张体现在韩少功《文学的“根”》及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等理论著作中。代表作品:1985开先河的韩少功《爸爸爸》;王安忆《小鲍庄》;汪曾祺《受戒》《大淖记事》;贾平凹“商州系列”;阿城《树王》等等。寻根文学提倡广义的文化,扩大了当代小说的领域,也使民情风习不再是小说中可有可无的点缀,甚至于成为小说的主题。寻根即寻找民族文化之根,二民族的根甚至于民族的文化之中,散落在民间。这种文化寻根是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觉醒,也是“重铸和度亮”民族自我形象的努力。传统文化的原初精神散失在民间,对民族文化之根的探询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对民间的发现过程。
17.实验小说:80年代中期,文坛上一批作家开始以前卫的姿态探索存在的可能性以及与之相关的艺术的可能性。实验小说是批评家对于一种创作倾向的概括,也有人称之为先锋小说。这一实验在叙事革命、语言实验、生存状态三个层面上同时进行。这些作家有:马原、莫言、残雪、格非等。代表作有:马原《冈底斯的诱惑》《虚构》《拉萨河的女人》;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现实一种》;残雪《山上的小屋》;格非《迷舟》等。实验小说的共同特征是: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拟真性、公开暴露小说的虚构本质;取消情节之间的因果联系;让幻觉、幻想和现实混在一起,真假难辨。实验小说对广大读者阅读习惯的拒绝使它只能在一个狭小的文学圈子里生存。
11、山药蛋派: 又称山西作家群、山西派、《火花》派等。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以农村生活作为主要取材范围的山西作家群体,主要作家还有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代表作有赵《三里湾》、《登记》、《锻炼锻炼》、马《饲养员赵大叔》、《三年早知道》、西《赖大嫂》、《宋老大进城》等。共同特征包括,(1)地域特征(2)写作与农村实际工作的关系(3)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来写(4)重视故事叙述的完整和语言的通俗。这一流派的作品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口语化的写作特点,追求生活的真实,反映生活的矛盾和问题。文学史上认为现实主义是“山药蛋派”的本质特征和灵魂。荷花淀派:以孙犁为代表的一个当代文学的流派。主要作家还有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等。荷花淀即白洋淀,这一流派得名,不但源于白洋淀这个地方,也源于孙犁的短篇小说《荷花淀》。《荷花淀》以白洋淀明媚如画的风当作背景,具有朴素、明丽、清新、柔美的风格。洋溢着诗情,带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孙犁的作品在河北青年作者中有强烈的影响;他在编辑《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时,通过这块园地,团结和培养了京、津、保定三角地带的一批文学青年。这一派作家的共同特色是着力追求诗情画意之美,早期作品都吐露出华北的泥土和水乡的清新气息。后来,逐渐发生了变化,从维熙就写出了不少慨慷悲壮的作品,与“荷花淀”派的风格不同。
10、政治抒情诗:一般情况下,那些在题材上或视角上被政治化的诗歌被称为政治抒情诗。在政治抒情诗中,“诗人”会以阶级(或人民)的代言者的身份出现,来表达对当代重要政治事件、社会思潮的评说和情感反应。在诗体形态上,表现为强烈的情感宣泄和政论式的观念叙说的结合。一般都是长诗,通常采用大量的排比句式对所要表现的观念和情绪进行渲染、铺陈。讲究节奏分明、声韵铿锵。经常使用马雅科夫斯基的“楼梯式”的组织形式,并不断融入中国古典诗歌的对偶、排比方法,以加强形式感。这种鼓动性的诗,大量出现在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开展的时期。代表诗人有郭小川和贺敬之等。
“新生代”诗歌:又叫“第三代诗”“后朦胧诗”“后新诗潮”“后崛起”“当代试验诗”等。
诗人多出生于60年代,创作于80年代。他们拒绝精英化、理想化、意识形态化的倾向,而提倡平民化、世俗化、个人化;拒绝“朦胧诗”的意象、象征、隐喻等表现手法,提倡口语化,诗中充满了了反讽,调侃黑色幽默。1986年“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可视为“新生代”诗人在全国的集体登台亮相。
5.九叶诗人: “九叶诗派”是40年代,由穆旦、唐祈、唐湜、陈敬容、郑敏、袁可嘉、辛迪、杜运燮、杭约赫等所构成的诗派。它在80年代“文学化石”的发掘运动中重新被发现,并因1981年出版《九叶集》获得了“九叶派”这一名称。九叶派的主要创作阵地是《诗创造》和《中国新诗》。他们强调反映现实与挖掘内心的统一,诗作视野开阔,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历史感和现实精神。他们努力探索“现实主义”与中国现实的结合,为新诗发展做出了贡献。
6.七月派: 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重要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七月派曾受艾青影响,以理论家兼诗人胡风为中心,胡风主编的《七月》及以后的 《希望》《诗垦地》《泥土》等杂志为基本阵地。代表诗人有:阿垅、鲁藜、曾卓、绿原、牛汉等,也应包括艾青、田间及胡风。1981年出版了由绿原、牛汉选编的《白色花》。七月派强调诗歌中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主张正视现实,发扬主观战斗精神去能动地影响、改造现实,在艺术上打出了反对客观主义的旗帜。七月派多写自由诗,其中又以政治抒情诗为主。胡风的《为祖国而歌》、牛汉的《鄂尔多斯草原》、鲁藜的《泥土》等是七月派的代表作。
5.中国当代文学名词解释精华版 篇五
1、“朦胧诗”——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坛上涌动着一股崭新的诗潮,因章明发表《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而得名。其成员包括北岛、顾城、舒婷等。他们从自我心灵出发,以象征、隐喻、通感等现代诗歌的艺术技巧创作了一批具有新的美学特点的诗歌。如北岛的《回答》
2、“样板戏” 又称作“革命现代京剧”。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极其特殊的称谓和现象。产生于六十年代,流行于文革时期。它是对传统京剧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和改革,由于江青的参与,样板戏过多地与“阶级斗争”的政治现实相联系,形成“三突出”、“三结合”等一系列模式化的文学观念,给文革期间的创作造成恶劣的影响。习惯上将京剧现代戏《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海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并称“八个样板戏”。
3、新写实小说——新写实小说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创作特点是: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力求复原出一个未经权力观念解释、加工、处理过的生活的本来面貌。代表作家有刘震云、苏童、王安忆等。
4、先锋小说——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莫言、残雪、余华等为代表,在叙事革命、语言试验和生存状态三个层面同时进行大胆的创新和激进的试验。所谓先锋精神,就是以前卫的姿态探索存在的可能性以及与之相关的艺术的可能性,它以不避极端的态度对文学的共名状态形成强烈的冲击。先锋文学从某种程度上是对启蒙与人性的怀疑,打破了传统的文学规范,使得极端个人化的写作成为可能,对以后的文学创作影响较大。
5、纪要:1966年2月,江青得到林彪的支持,并以林彪的名义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形成了由江青、张春桥、陈伯达定稿,并由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共分十条内容,包括文艺黑线专政论、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文艺上反对外国修正主义并点名批判了一批文艺作品。纪要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全党,给以后的文艺界造成极大的祸害。
6、伤痕文学:文革后,以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卢新华的《伤痕》为代表的一批旨在批判、揭露“文革”以及极左路线的罪恶性,揭示文革给人们带来巨大身心创伤的作品被称为伤痕文学。
7、反思文学:通过艺术概括,深刻地揭示出极左思潮和现代迷信给党和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失和严重后果,从不同方面总结了党的优良传统受到破坏的历史教训,启示人们思考产生历史悲剧的社会原因,以防悲剧重演的这类文学作品称为反思文学。反思文学具有较为深邃的历史纵深感和较大的思想容量,揭露和批判极左路线、反对官僚主义,揭示社会和历史悲剧,呈现和剖析悲剧人物的命运遭际,刻画悲剧人物性格是它们共同具有的特色。如《李顺大造屋》(高晓声)、《人到中年》(谌容)、《芙蓉镇》(古华)等。
8、第一次文代会: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即第一次文代会于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北平召开。来自解放区和前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约八百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确定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新中国文艺的总方针。选举成立全国性的文艺组织—文联和领导机构。第一次文代会标志着当代文学的伟大开端和新政权领导下的文艺阵营的建立。
9、双百方针:在1956年5月召开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公开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双百方针的提出,活跃了当时的文艺创作,开创了文艺理论批评与研究的新局面。
10、政治抒情诗:一般情况下,那些在题材上或视角上被政治化的诗歌被称为政治抒情诗。在政治抒情诗中,“诗人”会以阶级(或人民)的代言者的身份出现,来表达对当代重要政治事件、社会思潮的评说和情感反应。代表诗人有郭小川和贺敬之等。
11、山西作家群(山药蛋派):指以农村生活作为主要取材范围的山西作家群体。代表作家有,赵树理、马烽、胡正等。他们的共同特征包括,(1)地域特征(2)写作与农村实际工作的关系(3)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来写(4)重视故事叙述的完整和语言的通俗。也被称为“山西派”、“《火花》派”“山药蛋派”等。
12、非主流文学:指的是50-70年代,那些偏离或悖逆主流文学规范的主张和创作。(1)它是相对于不同阶段的那些被接纳、被肯定、被推崇的主张和创作而言,是个历史的感念。(2)非主流文学在一个高度一体化的文学语境里,处于受压制的地位。(3)非主流的异质文学的出现,在本时期呈现为阶段性的状况。如1956-1957年,1961-1962 或文革后期等。
13、三突出原则:指的是“文革时期”特定的文学创作原则。根据江青的指示,开始由于会泳在《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一文中提出的,“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来,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来,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来”的三突出创作原则。后来有姚文元改定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种创作原则是企图严格维护的社会政治等级在文学结构上的体现。
14、潜在写作(又称为地下写作):为了说明当代文学创作的复杂性,即有许多被剥夺了正常写作权力的作家在哑声的时代里,依然保持着对文学的挚爱和创作的热情,他们写作了许多在当时客观环境下不能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一种是作家们自觉的创作,如丰子恺写的《缘缘堂续笔》和食指的诗;另一种是作家们在非常时期不自觉的写作,如日记、书信、读书笔记等。
15、寻根小说(寻根文学):以现代意识观照现实与历史,反思传统文化,重铸民族灵魂,探寻中国文化重建的可能性;作品题材和文化反思对象呈现鲜明的地域特点,在表现手段上既有中国传统文学的手法,又运用现代派的象征、暗示抽象等手法,丰富和加深作品的文化意蕴。代表作家有韩少功的《爸爸爸》阿城的《棋王》,王安忆《小鲍庄》李杭育《最后一个渔佬儿》张承志《北方的河》《黑骏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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