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

司法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通用8篇）

1.司法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 篇一

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

【内容提要】

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解放思想、破除那些妨碍社会发展的各种障碍。改革的目的是国家强大、人们富裕、人民真正当家作主。

改革主要分为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是为经济体制改革指明正确方向的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导航器，是经济体制改革走向正确道路的唯一保证。

经济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

【关键词】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关系。

【正文】

要谈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首先，必须了解并且认识二者的内容，精神。

现在我们先看看政治体制改革在我国的内容，发展，目标。

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在社会主义政治总格局和权力结构形式不变的前提下，对政权组织、政治组织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调整和完善。以不改变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为前提的政治管理体制的改革。包括领导体制，行政机构，干部人事制度，行政法规等方面的改革，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完善和发展，目的在于调整部分社会关系，提高政治与行政管理工作的效能，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等事业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开展了政治体制改革，但政治体制改革跟不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加快政治生活民主化的步伐，1987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了议事议程。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在党的领导下和社会主义制度下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到现在为止，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取得许多具体的成果，比如领导干部终身职务制的废除，党与政府重叠的对口部门的取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发展；村民自治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的创新；人事制度的改革；公务员制度的初步建立；行政机构的多次改革等等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的目标有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其中具体指，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的具体目标，就是要增强党与行政机构以及整个国家领导机关的活力；就是要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就是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和各行各业以及基层的积极性，从而在政治上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

所谓经济体制改革，就是按照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这一客观规律的要求，对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进行的改革。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集中表现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这些环节和方面又都集中在经济体制上，因此，我们改革经济体制，就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这种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为了大大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

当前我国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打破传统的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僵化的、严重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充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先进各国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经营管理制度与方法的、又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大力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达到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富裕幸福的目的。

邓小平同志坚持发展是硬道理，采取了鼓励闯、放手干，先做游戏，后定规则的策略，经济建设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但从总体上讲，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自下而上的改革。经济作为社会物质基础部分，改革可以从基层开始，局部的变动是可控的，在一个渐进的过程中是不足以影响全局的。但政治体制是属于上层建筑的东西，触一发而动全身，它的改革不能简单的套用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和模式。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充分

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必须牢牢的把握改革的方向，主要应该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在具体实施之前，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必须有一个总体的设想和方案，通过法律的形式把主要内容和基本程序固定下来。做到先定规矩，再整体有序推进。因此，邓小平说中国的改革是自下而上的改革是指经济体制改革而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自下而上经济体制改革一个很好的例子。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认真抓好四个互相联系的重要环节：

（1）转换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经营机制，把企业推向市场，增强它们的活力，促使企业在经济利益的推动下自发地实现资源配置。

（2）加快市场的培育。没有市场就没有市场经济。

（3）深化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分配是经济利益实现的制度。没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配就没有市场。

（4）混合经济中政府主要是调节个体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而不是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在中国转变政府职能的根本途径是政企分开。

当我们对二者有初步认识后，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二者之间的关系

“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现在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我们首先要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范围，弄清从哪里着手。要先从一两件事上着手，不能一下子大干，那样就乱了。国家这么大，情况太复杂，改革不容易，因此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党政需要分开，这个问题要提上议事日程。”（1）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着眼于未来五年中长期的发展目标，受访专家认为，中国的改革已进入深水区，需要更加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并要求在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内在要求的日益强烈，政治体制必然需要进一步满足和实现人的自由、民主、平等权利的全面发展，并以健全完善的法治精神和法制秩序保障之，最终要确立起科学、民主、文明、法治、充满活力、可持续发展的政治体制。”（2）

从上述的这二段话之中我们可以看出：政治体制改革是为经济体制改革指明正确方向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导航器，是经济体制改革走向正确道路的唯一保证。

从侧面上，这也说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也在推动以及要求者政治体制改革进行。

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

由此可总结的出：经济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和基础，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不能割裂。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一轮改革中，协调好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和前进的步伐，使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使之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2）《瞭望》新闻周刊

2.司法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 篇二

关键词：全国人大,制度变迁,政治体制改革

一、导言

欧博文(Kevin J.O’Brien)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Alann P.Bedford)亚洲研究讲席教授、政治学教授,于2005—2008年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长期致力于中国人大制度研究,其代表作《没有自由化的改革———全国人大与制度变迁的政治》(Reform Without Liberalization-China’s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the Politic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于1990年出版,是研究全国人大的经典文献与扛鼎之作。此书打破了以往西方学界研究中国人大制度的窠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与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对1954———1989年全国人大的历次大会情况、组织结构、履职活动等制度变迁进行深入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蜚声遐迩。

欧博文此著以中国政治发展为研究背景,把全国人大视为“观测政党与社会、政党与国家关系的窗口”[1],尤其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政治气候晴雨表”[1]的全国人大制度变迁所反映出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因此,欧博文的研究目的是透过全国人大制度的改革与变迁来观测、展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和方向。全书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阐明了作者的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第二和第三部分在结构上平行,分别对毛泽东时代(1954———1976)和邓小平时代(1978———1989)全国人大的历次大会情况、组织结构变化、履职活动进行了研究论述。今天,中国已经进入到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历史发展时期,欧博文的研究成果对于观测、展望与评判全国人大制度变迁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和方向,仍具有重要理论参考价值。

多年来,研究中国人大的学者都十分注重对此书的参考与引用[2],何俊志教授将其归纳为以民主化模式来研究中国人大的经典著作[3],足见其在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影响力。不过,以往对欧博文此著的介绍都较为简略、不够深入全面,本文则试图对其研究方法、论证逻辑、研究结论进行全面阐释,并作出简要评价。

二、民主化研究视角与综合性研究方法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欧博文采用民主化研究视角研究全国人大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超越了以往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政治的片面性;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欧博文采用了综合性研究方法,这给同时期人大研究领域的中国学者以有益借鉴。

改革开放为欧博文的研究提供了时代机遇与新的研究视角。1979年,全国人大为适应党和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需要,全国人大进行了重大的制度改革。欧博文敏锐地观察到这一改革进程,采用了全新的民主化视角进行研究。而以往的多数西方学者往往用西方的政体思维分析别国的政治,片面地、孤立地、静止地关注政权形式[4],还常用“威权主义”的标签来评判中国体制[5]。当时很少有西方学者关注到全国人大制度正在进行的改革,认为凡是与西方民主有差异的,都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中国的人大制度不过是一党执政下的“橡皮图章”,因而“仅仅把全国人大制度改革视为影响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一小部分”[1],忽略了全国人大制度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未能考察全国人大制度改革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同时,当时以全国人大为研究对象的西方学者不多,研究成果少,其中大多倾向于关注中国宪法变迁、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特定事件的解读、把全国人大制度改革当作局部变化作孤立的考察[1]。

与此不同,欧博文的研究采用了民主化视角,即主要从民主化的角度来考察全国人大制度变迁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所体现出的民主意蕴[6]。具体而言,他把对全国人大制度变迁的研究置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加以客观和理性的考察,观察全国人大制度改革对改革开放和政治体制改革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因而能够历史地、全面地分析研究全国人大在毛邓时代不同阶段的特点,并通过这些特点的变化,来观测、展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进程及其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

欧博文采用的研究方法具有综合性和创新性,以不同于中国学者的研究方法,为后来者研究全国人大制度提供了有益借鉴。同时期的中国学者最关注的是具体的人大制度的完善对于加快中国民主法制进程的现实意义,因而在研究方法上重视实证研究和文献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感和实践性,但是缺乏理论指导和创新的研究方法。

欧博文则综合了运用历史研究与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既清晰梳理了全国人大的历史,又建构了适用的理论,以更好地服务于研究目的。用这种方法研究全国人大综合了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的优点,且适合做时间跨度较长的研究,可以考察全国人大的改革与变迁、特定时期的特定功能、以及历史是怎样影响现在与未来的[1],从而把研究成果上升到理论高度。

三、全国人大制度变迁

欧博文通过对全国人大制度变迁的研究观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和方向。他认为,全国人大制度确立后,中国政治经历了建国初期的开明开放、政治运动中的党政一元化领导、改革开放后增强理性与包容的跌宕起伏的历程,全国人大制度的发展及作用受中国政治环境变化的影响。他将全国人大的发展进程大致划分为———全国人大制度确立至反右运动前、反右运动开始至“文革”结束、改革开放至1989年三个阶段来研究。笔者现遵循欧博文的研究思路和论证逻辑,对全国人大的历次大会情况、组织结构变化、履职活动进行梳理、归纳,并分别进行阐述。

(一)1954年———198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情况

笫一,反右运动前,执政党主张全国人大应加强国家法制建设,并监督国家政治生活,有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愿景与改革规划。在全国人代会全体会议和小组会议上,会风民主,代表们的思想和言论较为自由,对党和国家充满感情,对国是敢于建言建策,对政府工作敢于提出建议与批评。人民当家作主、参政议政、参与国家建设的意愿强烈。全国人大呈现出健康良好、欣欣向荣的政治局面。

第二,反右运动至“文革”期间,政治高压、威权主义盛行,全国人大的政治地位和作用受到削弱、法制建设和民主监督停滞、共商国是和参政议政的功能弱化,全国人大在选举、立法、监督等方面都难以发挥作用。作者总结道,“由于党政关系、党与社会的关系较为混乱,干涉和阻碍了人大的发展”[1],由此,人大在人民心目中失去了信用,人民不再对人大感兴趣并称其为“橡皮图章”[1]。

第三,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为适应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与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执政党继承和发展了开明开放和实事求是的民主作风。全国人代会会议期间,人大代表能够在自由包容的民主政治氛围中,围绕改革开放中存在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展开讨论,共谋改革开放发展大局,参政议政、共商国是的职能能够正常履行。

(二)全国人大组织结构变迁

欧博文认为毛时代的全国人大组织结构存在四个主要问题。一是代表的质量问题。执政党对谁当选人大代表起决定性作用,在间接的、非竞争性的选举中产生了荣誉型和官员型两种代表类型,这两类代表都缺乏议政的能力和动力[1]。二是代表大会规模过大问题。1964年人大代表骤增到三千余人,欧博文认为“代表人数过多意味着有利于执政党控制会议,人大代表参加会议时听会多而参政议政少,会议的活跃性减少,大会发言销声匿迹”[1]。三是会议制度与程序问题。50年代初期,人大的会期较为简短而固定,反右运动后则陷入无规律状况,甚至存在延迟大会召开及公开透明度不高等问题。同时,投票的一致性惊人,代表们鲜于用投反对票的形式表达不同意见。四是人大工作机构问题。人大制度确立初期,辅助性的工作机构很不健全,而人代会召开周期长、会期短,又受政治运动影响使人大正常工作秩序受到干扰,导致会议效率和质量不高。

全国人大存在的上述问题,成为邓时代执政党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为了从制度源头上解决这些问题,全国人大在执政党的支持下做了以下工作。第一,1979年全国人大通过立法规定各级人大代表采用差额选举的办法产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也进行差额选举,以提升人大代表的质量和代表的广泛性。第二,虽然为体现国家权力机构的代表的广泛性,全国人代会会议维持了自1964年以来的较大规模,但在改革开放和人大制度改革的背景中,代表们参政议政的能力提高了,人大代表除勇于表达意见建议外,也更重视投反对票的权利。同时,代表们也开始行使质询、询问、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权利[1]。第三,完善了会议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年的会期固定化,开会期间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面对国内外媒体。第四,全国人大通过立法和充实专职人员,增设了专门委员会等工作机构。总之,全国人大在执政党的主导下改革和完善了人大组织结构,使全国人大的政治地位与改革开放背景中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相匹配,欧博文认为“全国人大组织结构的改革表明中国政治向着理性化的方向推进了,党政关系和党的权力得以重塑[1]。

(三)全国人大履职活动变迁

欧博文梳理研究了毛邓时代全国人大的立法、监督、代表、政权支持这四大履职活动的变迁,认为在毛时代反右运动和“文革”期间,全国人大四项基本履职活动受到削弱,而邓时代全国人大的改革发展恰好平行地对应于中国政治的改革发展,这一时期全国人大的履职活动表明它在中国政治体制中具有全新的重要地位。

在立法方面,毛时代的全国人大没有积极地修改或否决法律草案。在这个时期,“权力是统一的且立法与行政是融合的,代表们受到的是权力的影响而非行使权力。[1]”而在1979-1989邓时代的十年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活动非常活跃,这与执政党领导层强调法制密不可分。“人大在立法方面的活跃有助于它成为代表着包容性和理性化的机构”[1]。

在监督方面,毛时代的人大并没有对国家行政机关开展经常性的监督活动。受政治运动的影响,对已经形成的监督形式不能充分利用,包括审查工作报告、代表的质问、视察等等。其重要原因是“党对人大的干预与党的集权”[1]。八十年代,人大监督开始发展起来,监督主体包括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代表个人,较为常见的监督形式有两种:一是在小组会议的发言中代表可以批评行政官员,二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人大代表视察地方政府和企业[1]。欧博文认为,这三种监督方式都有缺陷,全国人大的监督活动区别于西方国家议会民主的主要原因是“监督的制度化体系薄弱,并且依赖于较为强势的委员长”[1]。

在代表方面,根据西方学者所主张的代表应具备在政策、分配、服务方面的回应性,毛时代的全国人大代表未表现出代表性的特点。特别是反右运动之后,人大代表们受到与执政党“保持一致性”的政治压力,很少发表言论和回应选民的诉求。欧博文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间接选举、代表的资源匮乏、过于强调描述性代表[7]而导致的代表与选民的疏离[1]。八十年代的代表也并不符合西方的经典代表观,欧博文把原因归结为人大代表的选举体系民主程度不够,具体而言就是间接选举的受控制性、强调候选人的配额、竞争程度低。此外,意识形态上过于强调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一致,也使得人民难以具体地通过人大代表来表达自身利益[1]。虽然人大代表当中也有在日常生活中关注并捍卫人民利益的鲜例,但他们势单力薄,并没有权威和足够的资源去解决选民们的具体问题[1]。作者期望通过执政党的引导来促进人们发掘并表达自身利益,以增强人大代表的代表性。

在政权支持方面,全国人大主要通过合法化、整合、动员的活动服务于执政党团结并领导人民的需要。反右前,全国人大在巩固统一战线方面有较大成效,但在反右运动后直到“文革”结束,全国人大只是支持执政党所主张的政策,在整合民众利益方面少有作为[1]。邓时代全国人大的情况有所改变,因为已经开始给错划为“右派”的人平反,更多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作用,人大代表的代表性更为广泛,这表明执政党在政治方面更具有包容性,并要重建全国人大支持政权的能力与权威[1]。

全国人大的立法、监督、代表、政权支持这四方面的履职活动在中国政治体制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些履职活动的实现需要执政党与全国人大之间进行权力平衡与调适,这种平衡与调适的主要价值取向是在国家治理中行使权力的理性化和对人民利益诉求的包容性。执政党与全国人大平衡与调适权力,并不意味着就对现有的政党制度提出了挑战。全国人大的工作在整体上仍然服务于中国的政党制度。

四、研究结论:非自由化、理性化、具包容性的改革

欧博文通过全国人大制度变迁观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与方向,最终,他用非自由化、理性化、包容性三大指标得出了研究结论:全国人大制度和中国政治体制进行的是没有自由化的改革,而理性化与包容性与日俱增。

综合全书内容,非自由化是指用中国没有依照西方议会民主的标准对全国人大的会议形式、组织结构、履职活动进行变革。理性化是指全国人大加强立法与监督职能,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包容性是针对中国这样的一党执政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即在全国人大中广泛吸纳社会各界人士作民意代表,扩大统一战线、反映多元利益诉求。

以毛时代的全国人大为参照,欧博文着重分析了全国人大制度改革后历届大会召开、组织结构改革、职能履行的情况,认为全国人大并没有发展为西方议会式的民主即没有走向自由化,但可以用理性化与包容性来评价。理性化主要体现在全国人大强化了立法与监督职能,这为规范政治权力、加快中国法制进程作出很大贡献;全国人大代表议政能力的增强和全国人大工作机构的健全使得全国人大在决策与建言方面更具影响力。包容性主要体现在全国人大代表涵盖了社会各界人士,可以扩大统一战线并汇集各方民意,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由于全国人大制度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共对党和国家、党和社会、党和人大关系的主动调适,因而通过把全国人大制度改革归纳为非自由化、理性化、包容性三大特点,欧博文进一步分析了中共领导下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与未来可能的前景———非自由化的,兼具理性化与包容性。这就是全书的研究结论:中共领导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全国人大制度改革,都不会照搬西方民主的道路,而是要结合本国国情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是理性化和具包容性的。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意味着中国民主的未来。因此,欧博文在全书的结尾表达了他对中国民主的展望:“中国执政党能否更好地迎接未来的挑战取决于中国改革的深入程度、执政党政策的稳定程度、以及全国人大所扮演的角色”[1]。

其实正如欧博文所言,中国的民主政治改革,包括全国人大制度改革,都不会照搬西方民主模式,走西方自由化的道路。而是要结合中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文化多元、民族众多、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等国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走具有理性和包容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因此,欧博文提出的非自由化、理性化、包容性对于继续观测与评判全国人大制度、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仍具有重要意义。

五、借鉴与思考

欧博文对全国人大制度变迁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创新性和学术影响力,尤为值得国内外研究中国的学者借鉴的是以下两点。

第一,抛却西方意识形态的偏见,以尊重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国情的态度开展中国人大制度研究。欧博文看到了实质民主的重要性,尊重中国在民主政治进程中所作的努力与取得的进步,他认为民主不等同于自由化、西方化,理性化和包容性也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走的就是一条非自由化、理性化和包容性不断增长的特色道路。欧博文的真知灼见,既参考了西方学界的研究成果,又不照搬过来分析中国现实,而是用西方民主理论和中国民主实践之间的张力来深刻剖析中国政治的特点,使其在研究具体问题上都有独到而深刻见解,得出的结论往往更具说服力。

第二,通过梳理研究大量文献、与全国人大工作者深入访谈,使研究成果较为真实可信。欧博文开展全国人大制度研究的年代,重要文献资料尚处于保密状态,国内亲历者的回忆性质的文章也少有发表,但此作的注释和参考文献表明,他已竭尽所能搜集到了官方、媒体资料和国内外学者的已有研究成果,且很好地运用了如此纷繁的文献,在尊重事实、参考各方观点的基础上,将其服务于自己的学术观点表达。既力求客观公允,又不失独到见解,可谓“论如析薪,贵能破理”,非一般功力可逮。

全国人大制度还需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继续发展和完善。人大制度的研究者们在欧博文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握历史契机、进行新时期全国人大制度的研究,为改革、发展和完善人大制度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理论成果将是极富意义的。

参考文献

[1]Kevin J.O’Brien:Reform without Liberalization-China’s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the Politic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2]孙哲.全国人大制度研究1979——2000[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3]何俊志.作为一种政府形式的中国人大制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4]王绍光.中国政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5]王绍光.代表型民主与代议型民主[J].开放时代,2014(2).

[6]何俊志.作为一种政府形式的中国人大制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3.城市的政治化与城市体制改革 篇三

城市化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城市化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最高议事日程之一。无论是通过建设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而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还是通过解决城乡二元结构而达到社会的稳定，都离不开城市化。不过，从目前的讨论看，大多聚焦于城市化对GDP增长的贡献，而少谈城市体制改革问题。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当然不容怀疑，但如果仅仅强调城市化，而不谈城市体制改革问题，城市化就会带来无穷的问题。 19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城市化开始，但问题并不突出。当时提倡“小城镇”建设比较适合当时的环境，尤其是为了适应乡镇企业发展的需要。直到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之后，高速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加工业的发展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中国的城市化有了快速的发展。最近10多年来，城市化一直处于提速状态。从前，我们抱怨中国城市化过慢，现在则相反。很多人开始抱怨城市太大，城市生活太紧张。可以相信，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内，随着城市化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资源，随着城乡统筹等新政策的实施，城市化的速度只会加快，而不会放慢。 城市化不可避免，但城市化的模式非常重要。从世界历史看，在很多国家，城市化不仅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大提升了城市生活的品质，增加了幸福指数，而且也有效提升了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但也有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社会，高速的城市化不仅不能提升城市文明的品质，反而导致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今天，很多地方都在通过以行政手段消灭农村的办法来加快城市化，这已经导致了城市的农村化和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单纯追求城市化和单纯追求农村建设，都会适得其反。 的确，中国城市化在高速进行，但是很多官员和学者对城市化的概念并不清楚，对“城乡统筹”的概念也不清楚。什么叫城市化呢？到现在为止，大概把城市“做大”是很多人的共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而在“城乡统筹”方面，问题更多。在一些地方，对地方官员来说，城市化仅仅意味着土地的城市化，而不是人的城市化。地方官员所关心的只是通过各种途径把农村的土地转变成为城市用地，而对如何把农村人口有效整合进城市并不感兴趣。 从理论上说，城市应当让生活更美好，更方便。但现实并非是这样。高楼大厦有了，立体桥梁有了，在西方大城市所能见到的东西，我们都有了。但是，方方面面硬件的发展并没有带来软件方面的进步。高速城市化所带来的建设成就在很多方面只是表面上的光彩。因为没有城市化的明确目标和意识，硬件方面的建设往往是误入歧途。例如，到处盖房，但忘记了“水”的权利。大雨一来，水就没有地方去了，又如，为了经济指标就大力发展私人交通工具，但供汽车使用的公路不见增长，使得城市犹如一个个大停车场。城市空间越来越难以消化私人交通工具所排放出来的废气，造成大面积的雾霾污染。所有这些都和我们日常的生活息息相关，造就了我们的不幸福，甚至对城市生活的怨恨。 城市化的目标是什么？仅仅是城乡整合？仅仅是GDP和其他经济目标？还是城市人的生活？如何在城市化过程中实现经济增长和提高生活质量统一起来？如何在这一过程中为社会管理打下一个坚实的制度基础？如何在提高城市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也改善城市的文化？简言之，如何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通过城市体制改革来达到我们所设定的目标？ 以人为本与全球化 从历史经验和城市化现实来看，我们必须至少考量两个相关的因素，即以人为本和全球化。 从国际经验来看，凡是城市化的目标都是以人为本。在中国传统的概念中，城市实际上是军事要地，核心是国防，是政治，而不是人。中国的城市的关键词是“城”，城市也被称为“城池”。近现代大多西方城市起源于商贸要地，关键词是“市”，主要是为了解决人的居住问题。18世纪的工业化带来了城市化，也带来了城乡整合的问题。这并不是说，西方的城市化就没有问题，但城市化以人为本这一目标是明确的。西方很多城市的基础设施使用了数百年都没有问题，主要是在设计时考量到了人的需要问题。城市建筑是为了人的需要而建筑，而不是为了建筑本身。在中国，这一点到现在为止，并不明确。尽管从政策口号上，我们的目标已经是以人为本，但实际层面可能不是，还是围绕GDP等经济数据。 新型城市化至少可以在两个方面加以讨论，一是城市的升级，二是探索新型城市化。对城市化已经到达一定程度的城市来说，城市化的目标是城市如何升级的问题，就是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再发展的问题。而对正在进行城市化或者刚刚开始城市化的地方来说，就是如何避免早先城市化所产生的弊端，探索另一种城市化道路的问题。尽管中国的新型城市还会不断出现，但对今天的大多数城市来说，城市升级的任务显得尤其重要和迫切。 我们这里把讨论重点放在通过城市体制改革来推进城市升级的问题，主要是要突出城市化和城市升级过程中的软件问题，包括城市规划、设计和管理等方面。但是，不强调硬件建设并不等于这方面没有问题。有人说，在硬件方面，中国城市建设已经超过了其他国家，甚至是西方国家。官员们到欧洲考察就觉得欧洲的城市建设已经落后了。但这并不符合事实。为什么欧洲那么多城市没有经常发生水害？欧洲城市的地下设施已经用了上百年，甚至几个世纪了，都还好好的。我们的地下通道、地面道路、地上桥梁为什么没有几年就出大问题？ 现存城市管理体制侧重于“上级管理下级”，就是“上级官员管理下级官员”，而不强调如何管理城市人。管理官员的官员太多，而管理城市人的官员太少。前者造成官僚体制内部的巨大摩擦，后者造成官僚体制和城市居民的对立。 第二个要考量的因素是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全球化从来就是城市化的一个主要动力来源。在西方，城市往往发生在一个地区间或者不同国家间、文明间的商贸要地。今天，城市化和城市升级更是离不开全球化这个大背景。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一波全球化始于1980年代。全球化表明包括人、财、物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各国都在加紧竞争最优的人、财、物，提升国家的发展水平。今天，如果我们把城市体制改革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下，更应当领会到城市体制改革的意义和动力。 在很大程度上，国家间的竞争就是城市之间的竞争。首先，没有一个国家不想拥有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城市。提升城市的国际竞争力几乎是所有国家的国际竞争战略。其次，在城市层面，城市当局也有巨大的动力来提升自己的城市。现在的城市居民对城市具有高度的认同，对外在的发展极为敏感，对城市的发展具有超前的视角。这些都必然转化成为他们对城市当局的压力。在亚洲，从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城市当局所面临的压力，我们就可观察到。第三，较之主权国家，城市本身具有很大的优势来进行自我改革。一般而言，城市都具有一定的自治程度。即使在中国这样的单一制国家，很多城市例如地区级以上的政府就拥有立法权。立法权对改革很重要，这是制度优势。没有立法权，城市体制改革会变得非常困难。此外，城市体制的改革还有其文化优势，表现在城市居民的城市认同和城市文化认同。较之整体主权国家，城市更有条件来创造一种结合地方认同和国际认同的城市文化，从而成为城市国际竞争力的软力量。 以人为本、全球化和城市认同问题 城市认同是城市最重要的软力量。城市化成功不成功，主要看居民对这一城市的认同。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城市认同又有了新的维度，那就是外来人口或者移民尤其是国际移民的城市认同度。一个城市的人才素质决定了这个城市其他所有的方面。如何吸引和留住人才？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不但吸收不到外来的人才，而且连自己的人才都往外跑。中国的很多城市现在面临的就是这种情况。各个人之间、各社会群体之间都在城市内部竞争，竞争包括职位在内的各种资源。竞争很激烈，但一方面因为没有明文规定的竞争机制，另一方面因为过分的地方化，竞争不仅产生不了人才，反而扼杀人才，淘汰精英。 在吸引人才方面，城市的认同非常重要。全球化不仅没有减低国家认同，反而在增加和强化国家认同。尽管在主权国家时代，政治人物避免不了强调民族主义，但对城市当局来说，更应当强调城市认同。实际上，因为城市认同往往强调的是文化、宜居等方面，城市认同的强化也有利于国家认同的增强，并且这种认同往往比民族主义式的政治认同更具有生命力。 如果说国家认同的强化不可避免，那么在吸引国际人才方面，城市认同就变得非常重要。对国际人才来说，发展出一种强烈的城市认同比国家认同来得容易，因为国家认同强调的往往是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而城市认同强调的是文化传统和现代性。所以，一个人可以不喜欢法国，但非常喜欢巴黎；可以不喜欢美国，但可以非常喜欢纽约和洛杉矶；可以不喜欢日本，但可以非常喜欢东京和京都，等等。这就是城市认同。城市可以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化和传统，但城市较少政治性，更能适合人的需要。任何国家，如果没有几个非常包容开放的城市，就吸引不了国际人才。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城市可以完全通过政治方法而生存和发展。 城市在一个国家的国际化过程中扮演最为重要的作用。很多学者的研究发现，国家间的经济、金融、知识、社会等关系都是通过城市来维系的，例如脱离了纽约、东京和伦敦三大城市之间的关系，就很难理解美国、日本和英国的经济和金融关系。如果一个城市不能造就具有全球化性质的认同，就很难具有竞争力。但应当强调的是，城市的全球化性质并不是说城市文化的全球同质性。恰恰相反，如果一个城市失去了与其他城市不同的地方，这个城市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城市的附加值问题 城市升级的核心问题是增加城市附加值。中国在讲产业升级问题，但城市升级问题也同样重要。这两个方面的升级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亚洲很多城市现在都在这样做，通过产业升级促成城市升级，通过城市升级来吸引更高的产业。在这方面，新加坡做得尤为显著，成就也巨大。以往，新加坡总是强调产业升级，但现在则强调城市的整体升级。把新加坡作为一个品牌来打造是新加坡的核心发展战略。韩国的城市升级，近年基本上也在朝这个方面发展。 如果在欧洲生活和旅游，人们就不难发现欧洲城市的附加值远比中国城市高。欧洲一些很不起眼的城市，城市规模和人口规模都很小，但附加值很高。城市居民每人每年所产生或者所拥有的价值远较中国城市多。一个城市的附加值来自何处？我们这里要强调的是城市的传统性和现代性、地方性和国际性、秩序和无序等应当如何统一起来。 在产业领域，升级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同一产品的升值，今天生产鞋帽，明天还是继续生产鞋帽，只不过是鞋帽的附加值在增加。另一种是不同产品的升值，今天生产鞋帽，明天转而生产电子产品，从而提高附加值。但很显然，城市的升级必须是前一种，即“同一产品的升值”。我们不能拆掉一个旧城市来重建一个全新的城市。城市的一砖一瓦都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城市文明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城市建筑物，而且更是文化意义上的城市建筑物。在欧洲，城市建筑越古老，其价值就越高，越是受到保护。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古老建筑的欧洲城市。欧洲很多城市创意十足，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人文学者和科学家等顶尖人才，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对传统的钟爱和保护。所有欧洲的巨人是站在它们传统文化上的巨人。 相比之下，政府官僚主导下的中国城市化经常出现两个大问题。第一，很多官员把城市化或者城市升级理解成为现代化。他们往往对城市进行“破旧立新”式的改造和重建。很多城市，尽管古老，但已经看不到城市的年龄。尽管很现代，甚至是后现代，但完全看不到中国的特色。从上到下，官员们往往以现代化为荣。现代化导致了中国城市的趋同化。中国是一个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但作为文明主要载体的城市已经看不到文明的特征了。第二，有很多官员把城市化或者城市升级理解成为西方化。因此，在中国传统消失的同时，西方特色则越来越明显了。实际上，中国的很多城市现在已经成为西方各种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实验场所。各种后现代主义的新型建筑物不是不可以，但没有和中国的传统融合和统一起来。 在发达国家，城市的产生往往是自下而上，具有高度的自治性。但在中国，传统上，城市往往是政治和军事重心。1949年之后，城市往往是自上而下建设而成，城市秩序也是自上而下所施加，造成“有城无市”的局面。中国城市的许多制度例如“城管”和“协警”都是城市官僚化的象征。为了所谓的“市容”，把小商小贩驱逐出城市。如果看看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如果没有小商小贩，就很难理解这些大城市是如何运作的了。小商小贩在一定程度上会破坏城市当局所认知的秩序，但其本身的“无序”本来就是城市秩序的一部分，是“市”的主体。 品牌A比品牌B更值钱，不仅仅是因为A的质量高于B，而且更是因为在人们的主观思想中对A的认同度要比B高。一些官员自以为造出了一个很现代化的城市，但问题很显然，如果人们对城市没有认同感，那就是没有附加值。如果一味追求城市的简单扩大，城市发展不仅很难持续下去，到了一个阶段，就会走向衰落。 全球化过程中的城市链条问题 一个城市如果不能进入全球化链条，就很难得到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后，强调最多的是城市的发展，而非可持续发展。后发展也有其优势，因为可以从先发展者那里学到很多经验教训。 很多官员对产业升级往往有不科学的看法。他们往往把产业升级解读成为“今天生产服装，明天生产电器”。对他们来说，关闭服装工厂，将其转型成为电器工厂，就是产业升级了。这只对了一半。或者说，这只是产业升级的其中一种。产业升级也可以是同一产业链条上的升级，就是同一产业链条中往高端爬。也就是产品的附加值问题。像中国这样的大陆性经济体，不可以轻言放弃任何产业。我们在欧洲可以观察到，很多城市因为产业的升级，很多产业已经转移出去。一些城市甚至已经没有了制造业。因为有福利制度，那里的人民仍然有体面的生活。但是，因为没有了工作，民风变坏。文明的进步和工业化与城市化紧密相关，没有了工业化，文明的进步就会成为问题。反之，那些善于往产业链高端爬的城市，在实现产业的升级的同时也实现了城市升级。欧洲不仅自己是消费社会，而且全世界都消费欧洲的品牌。很显然，欧洲的品牌例如鞋帽服装都是同一产业链上升级的结果。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城市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的是简单的产业扩张。但这条路现在已经走到了顶点。从国际经验来看，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到知识密集型再到服务密集型是产业转型和升级的必由之路。到现在为止，发达城市的经济和产业升级已经走过了这些阶段。中国的城市不能简单重复这个路径，但这个过程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方向。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这个路径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产业领域。 进一步说，城市可以制定一套系统的产业政策，来发展和城市经济社会条件相得益彰的产业。有的城市生活质量高，可以吸引艺术家，就可以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有的城市大学多，传统工业基础好，可以考虑发展绿色节能产业。具体政策可以包括减税、奖励、发展相关设施等。这些产业政策还可以和人才政策相结合。 城市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在很多地方，以钱为本和以官僚为本成了中国城市化过程的主导原则，导致了城市化过程中的权钱一体化。权钱一体化的确造成巨大的动力，快速有效地推进了中国的城市化。但是，这种一体化也导致了各种严重的问题。 首先是城乡统筹问题。1949年以来，中国在处理城市和乡村的关系方面走过了几个主要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主要的特征是城乡隔离的二元政策。总体上，是牺牲乡村来促进工业化。国家主导的工业化一方面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但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同时也有效阻碍了城市化。国家通过高强度剥削农民，完成了第一波由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在农村，当然也没有能够建立有效的乡村治理制度。 第二个阶段发生在改革开放开始之后到本世纪初。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自下而上的城市化。改革开放之后，工作重点转移到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要求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主要体现为农民进城成为农民工。1980年代初，国家提倡小城镇建设，主要是为了适应当时乡镇企业发展的需要。当时开始了城市化，但规模不大。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讲话”和党的十四大之后出现了大规模的城市化。1990年代中期以“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促使乡镇企业的破产和转型的同时，推进了中小型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同时，外资也大量涌入中国。这有效推动了农民进城打工，成为农民工。中国社会因此从原先的城乡二元社会演变成为三元社会，农民工成为社会的第三元。 第三阶段就是现在正进行的在城乡统筹原则主导下的城市化。这里有几个前提。首先是三元社会的高度不稳定性。三元社会已经出现了非常多的问题，尤其在东南沿海。例如，广东每年要吸收2000～3000万的农民工。这第三元是最不稳定的因素。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能有效地把这第三元转型成为城市居民，社会的稳定必然会出现大问题。如何转型？城乡统筹成为关键。 其次是农村的衰败或者被衰败。农村的衰败，在一定的意义上不可避免。市场经济规律决定了农村人口的外流。在世界范围内，工业化和城市化必然导致农村人口的外流。而中国人多地少的特点更是加快了这个进程。但也有很多村庄是“被”衰败的，这主要是由城市化对农村的土地需求所引起的。很多村庄，尤其是城市附近的村庄，往往以各种形式主动地或者被动地出卖土地。这些村庄原先并非城市的一部分，但现在越来越像城市，它们中的很多已经演变成“城中村”。而大量的资本也流入农村，以各种形式收购农民土地，从事各种开发项目。 在过去的30多年间，中国取得了高速的经济增长。高速经济增长主要有两个来源，即内部的体制改革和外部的与国际经济的整合。但从近年来的情况看，这两方面的动力都在消退。中国很难再继续依靠国有企业来取得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要继续依靠出口来维持经济增长也已经不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思考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来自何处的问题。近年来，城乡整合被很多部门视为是下一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历史上看，在很多国家，城市化的确在很长时间里提供了强劲的经济增长动力。工业化、城市化、中产阶级、消费社会这些都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要素。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的工业化史无前例，但城市化则因为很多制度因素（例如户口制度）远远落后于工业化的水平。强调城乡统筹，就是要在推进城市化的同时寻求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1980年代之后，城乡差异有所缩小，但自从1990年代初以来，城乡两极分化变得越来越严重。我们决不能简单地把城乡统筹和城乡整合理解成为消灭农村。城市化要有节制，过快的城市化会导致城市的农村化。城市的精致化要比简单的城市扩张更重要。 国际经验表明，城市化到了一定阶段，就会出现城市居民向往乡下生活的现象。在欧美国家，高水平的城市化并没有破坏农村的生活方式。很多城市居民所渴望的是乡下的生活。这种现象在中国迟早会出现。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城市居民想住在城中心，农民也想住进城市。但过不了多少年，很多人就会怀念起农村生活。到2011年底，城市人口已经超过总人口的一半（51.3%）。如果城市人口达到总人口的四分之三，农村的价值就会遽然增加。 如果说城乡统筹要保护农村，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农村的公共服务供给。这方面，需要政策实践的创新。沿海省份的一些地方已经有很多好的经验。例如，广东有些地方做得相当有效，包括惠州的乡村教育和医疗制度。在这些地区，城市化在发展，但农村也在改善，城市化和保护农村平衡发展。从长远来看，这种方式要优越于单纯的城市化，或者单纯的农村建设。 “谁来做？”这个问题往往被忽视。政府是发展的主体，这是1949年之后长期形成的思想意识。不过，这个观念必须得到改变。比如说，城市规划是政府的事情，但规划之后的执行主体可以是企业。也有人会认为，在中国的动员性体制下，让政府来做可能效率更高。这并没有错，因为政府具有很强的动员能力，不过问题在于政府主导的发展往往缺少可持续性。 第三个问题是促成城市从等级制度向扁平化的转型。中国的城市有县级市、地级市、副省级市、省级市、直辖市等级别。改革开放以来，行政体制改革方面出现过几个考量不周的决策。最大的不周就是把原先的“行署”，也就是省政府的派出机构，转型成为独立的一级政府，即地级市。第二个不周就是设立了过多的计划单列市，也就是副省级的市。第三个不周就是实行“市管县”制度，把县级市纳入地级市的管辖之下。中国传统几千年，在大多数时间里，只有三级政府，即中央、省和县。就市来说，只有两级，即省城和县城。但现在光是市就有五个级别。无论从自己的传统还是国际经验来说，实在没有必要区分得那么细，这种等级体系大大损害了行政效率，带来了无穷高的行政成本。城市体制要改革，就必须考虑如何通过改革城市行政级别制度来缩短城市间的行政距离。 有几个方案可供选择。第一，把计划单列市和一些重要的地级市转型成为直辖市。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省级单位过少。历史地看，省级单位过大，在中央权力衰微的时候，往往出现强大的地方主义，甚至趋向于独立。因此，自民国开始，人们一直在设想省级体制的改革，主要是增加省级单位。但从可操作性来说，要把一个省分成两个省非常困难，因为省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区域单元，更是一个历史文化单元。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设置更多的直辖市来增加省级单位。这不仅容易操作，也符合我们上面所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趋势。重庆设置直辖市的成功实践也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把地级市重新改回到改革开放前的组织属性，即“行署”，也就是省政府的派出机构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地级市只是省即行政当局的派出机构，就不需要设置那么多的机构，也就是说，精简机构真正成为可能。 第三，取消县级市和地级市之间的从属关系，这两级扁平化，属于同一行政级别。这方面的改革已经走出了第一步，即“省管县”制度。但“省管县”制度主要在于经济资源分配方面，不涉及行政和人事。实际上，可以在这一改革的基础上，实行省政府对县政府的全面管理，这样就可以把县级市从地级市那里“解放”出来。无论是现在的地级市还是县级市，都直属省政府管理。 城市内部的行政体制改革也需要进行扁平化改革。现在的情况是，城市内部也有太多的行政级别，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等级的行政体制，例如区和街道，二是各类非行政组织的行政级别，例如医院、学校、研究所和各种事业单位等。 城市内部的行政等级要缩短。传统上，县是基层政府。也就是说，县级市以下就没有必要设立政府了。浙江、广东等省的改革表明，改革开放之前设计的乡镇政府可以改革，要不完全取消，要不就转型成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同样，城市内部也没有必要再设立三级政府。新加坡和香港地区这等大城市只有一级政府。西方城市也都只有一级政府。我们为什么要设计那么多级别的政府？和县政改革那样，市政府之下没有必要设置额外的政府，至多设置一级派出机构就足够了。 更为重要的是需要取消城市内部的各类非行政组织的行政级别。一个城市的官僚化程度过高，就会阻碍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尤其是人才方面。尽管中国政府不断推出各种不同的吸引人才的计划，但从总体上来看，高端人才仍然在外流。同时，因为行政级别，已经被吸收回来的人才也难以发挥作用，而是很快地被官僚阶层所吸纳，成为官僚体制的一部分。要不就处于边缘地带，同样发挥不了作用。 城市是中国整体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城市很难完全独立于整体政治体制而运作。此外，城市本身也必然要有政治的一面。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政治。就是说，城市的政治化不可避免。 （作者单位：新加坡国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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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政治体制改革与村民自治 篇四

村民自治是农民自己的创造，就象改革之初他们创造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但村民自治获得如此迅速发展，则是政府强有力的引导和推动的结果，实际是党和国家在“人民公社”体制瓦解后对乡村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所作出的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从过去“政社合一”的集权体制转变为村民自治体制，是农村基层政治的重大变迁，是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创新。这种制度安排和社会结构创新的必然性，出自子新时期广大农民日益增长的民主要求，出自于农村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需要，出自于化解社会矛盾和保持农村社会稳定的需要。村民自治上述三方面的功能和作用，在一些村民自治搞得好的或比较好的地方已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挥。实践证明，党和政府在农村的这一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是成功的。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出现一些阻力和困难的情况下，学术界一部分同志提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基

层开始，从村、乡镇、县一级一级向上推行，走出一条所谓“农村包围城市”的民主发展道路。

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和讨论的问题。这里首先涉及到一个应该搞清楚的问题，即村民自治是一种什么样的民主，它在国家民主化进程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民主首先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或国家制度。作为国家制度的民主，属于治高层建筑和政治民主范畴。这是民主的`本质和主要表现形态。除此以外，民主还有其它表现形态。比如，随着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井二元化，政治将区分为政权政治与非政权政治，社会组织区分为政权组织和非政权组织，民主也将区分为政权民主与非政权民主。在非政权组织中所实行的非政权民主，即是一种同国家政权民主相区别的社会民主。尽管社会民主这个概念为民主社会主义者所推崇和强调，资产阶级政治学家也作过许多阐述，但我们仍没有理由把这个反映社会进步现象的概念拒之门外。

社会民主存在于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往往以社区民主、基层民主的形态表现出来。在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社区民主生长于社会的基层，繁荣于社会的千千万万个社区单位和自治团体，以至形成广泛的社区民主网络。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乔・萨托利说：“这种网络可以繁荣于整个社会，从而为政治上层建筑提供社会支柱和基础结构”（乔・萨托利：《民主新论》，中国东方出版社7月版，第10页）。社会民主的根本意义即在于此。

根据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有关规定，村民自治是厂大农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项基本社会民主制度。在这民主制度中，村民委员会不是一级国家政权组织，也不是基层政权的派出机构，向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社区印台组织或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对本社区的资源拥有决定权和支配权。这一社区自治组织同国家政权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乡镇政府对村委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委会领导人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撤换全体村民有权直接参与村民自治范围内各类事项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由此可见，村民自治是一种社区基层民主制度，是社会民主的一种形式，充分体现着“自治”的精神――－“我们自己管理自己”。这种民主所涉及的基本内容是基层社会生活中公共事务、公益事业的管理，而不是国家政权管理。实施这种民主的社会组织，虽然也要受到国家政权组织的管理和控制，但它本身不具有国家政权性质，不是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这种民主的发展，既不与国家政权结构挂钩，又仅限于社会的基层，属于社区政治发展范围。 正确认识村民自治这一种民主制度的属

5.浅议反腐败与政治体制改革 篇五

（乾安县国家税务局 朱发学）

内容提要：

腐败是国家公职人员借职务之便获取个人利益，从而使国家政治生活发生病态变化的过程。腐败对国家、人民的害处众人皆知，所以利用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式从根本上抑制腐败的发生已经成为全体人民共同的呼声。但是理想中的政治体制应该是怎样的，不同的人心中有不同的蓝图。本文通过批判现在比较有市场的各种政治体制改革观点和分析现行政治体制的缺陷，引出笔者心中的政治体制蓝图。希望通过此文为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复兴做出贡献。

前言

腐败是指国家公职人员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权力的权利蜕变现象。或者可以解释为国家公职人员借职务之便获取个人利益，从而使国家政治生活发生病态变化的过程。由腐败的定义可以看出腐败发生的关键点是“权力的滥用”或者“借职务之便”。所以如果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腐败可以控制到最低点。现在腐败问题很严重，所以对权力的监督是不力地。要想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监督，要想把腐败控制到最低点，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仅局限于对政府或者说对行政机关的改革，应该通盘考虑。执政党的内部组织体系应该改革，权力机关的运行方式应该改革，行政机关应该改革，司法机关也应该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不要计较成本，因为再大的代价也没有亡党亡国的代价大。为了反腐败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全国上下已经达成的共识。但是应该怎样改，却存在各种各样的误区。

一、关于反腐败的政治体制改革认识上的误区

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域宽广民族众多，加上改革开放后外界的各种思想大量传入，所以对同一个问题有多种看法是正常的。我们在保护思想自由的同时，必须对是非对错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1、部分人认为要想把腐败控制到最低点就要实行多党制，实行三权分立。

怀有这种想法的人要么无知，要么居心叵测。前者基本上文化程度比较低，对西方世界缺少了解。所以遇到了一些不公正的事情愿意把火发到社会制度上。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少。后者大致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内尚未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另一类是外国资本家在中国的买办。他们利用民众对西方世界的不了解，把西方说的跟天堂一样，然后把天堂和多党制进行等同。在进行这种宣传时他们绝对会回避腐败的印度和混乱的泰国也是多党制国家。他们夸大政党轮替对执政者的监督作用。在宣传政党轮替的好处时，他们绝不会告诉你被轮替的只有政治家（政务官），事务官（公务员）是不与政党共进退的。他们更不会告诉你大选时某人投哪个党的票并不代表该人拥护这个党，很可能是该人反对该党的政敌。

2、部分人认为要想把腐败控制到最低点就应该对公职人员进

行特别监督。

这是一些人面对腐败的高发提出的一种很无奈的建议。说白了就是要利用特务或者说是秘密警察对公职人员进行监督。如果这样，监督者必须拥有一定的特权。这将是对社会主义法制的一种践踏。如果继续走下去，则需要成立新的特务组织加以制衡。例如明朝先有锦衣卫，后有东厂、西厂；民国既有中统又有军统。那么将面临两个结果，一是组织机构的膨胀，二是特权者的分赃。特权者的分赃其危害性比通常的腐败要大得多。厂卫特务机构在明朝覆亡中的作用，两统特务机构在民国败亡中的作用，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

3、部分人认为要想把腐败控制到最低点就应该打一场人民战争。

持这种观点的人一般都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老人。他们痛恨腐败，相信人民的力量，认为人民可以把一切的腐败分子揪出来。我也承认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但那样做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无疑会导致第二场“文化大革命”。多年的**绝不是一个正要复兴的民族所需要的。

4、部分人认为要想把腐败控制到最低点就应该加重刑事处罚。

持这种观点的人基本都有一种“复仇”心理，希望通过流血让腐败分子退步。持这种观点的人没有看到预防腐败的关键点在哪里，没有看到腐败分子多是揣着一种侥幸心理。他们更不知道

明朝“皮场庙”的故事。

二、现行政治体制在反腐败斗争中存在缺陷

1、反腐工作“政出多门”没有形成合力。

和反腐败有关的部门很多，在中央一级党务系统有纪律检查委员会、政法委，行政系统有监察部、审计署和预防腐败局，检察系统有反贪污贿赂局和渎职侵权检察厅。这么多部门就像铁路警察一样各管一段没有形成合力，也就难以对公职人员形成有效的监督。

2、政治地位低是司法系统反腐工作不力的重要原因。从中央到地方我还没有听说哪位检察院的检察长或者法院院长是当地的党委常委。事实上检察院和法院不但要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还要向当地政法委负责。人民代表大会对检察院和法院的政治监督和法律监督很到位，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我无话可说。但是政法委对检察院和法院的指手划脚，我认为却是多余的。依据现行制度，政法委书记事实上掌握了当地的最高司法权，这是与宪法精神相违背的。这也是敌对分子指责中国司法不独立的重要口实。宪法精神是指在权力机关的领导下行政权、检察权、审判权、军事指挥权相互合作、相互监督。

3、在党务系统中没有形成有效的监督。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如果没有形成有效的监督，那么反腐败就是一句空话。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系

统一般是党的代表大会下设党的委员会，党的委员会下设纪律检查委员会、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等部门。那么我想问谁能对一个地方的党的书记进行有效监督。

三、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构想

1、对中国共产党组织机构改革的构想。

首先，将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党的委员会至于平行状态，双方不存在隶属关系，共同对党的代表大会负责。有人看完这段话后可能会给我扣一顶分裂共产党的帽子。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列宁时代的苏联共产党，苏共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是平行机构。斯大林对社会主义民主的破坏有人认为就是他将苏联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置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开始的。

第二，撤销党的政法委员会，将政法委员会的职能分类处理。需要保留的职能按性质分别移交给党的纪律检查部门、政府部门以及检查部门。对法院的职能就不应该存在。

2、对参政议政机构的改革构想。

首先，在人民代表大会内部应该引进不信任投票制度。一定数量的人大代表或者人大常委会委员就可以提出不信任案。只要人民代表大会或者人大常委会过半数通过不信任案，由人大选举产生的或者由人大任命的公职人员就应该被罢免。

第二，加强人民政协的权力。一定数量的政协委员可以对人大选举产生的或者由人大任命的公职人员提出不信任案。人民政

协过半数通过该不信任案，那么人民代表大会就应该启动对该人的不信任案投票程序。四分之三以上的政协委员对该不信任案投了赞成票，那么该人应该立即辞职。

第三，党的代表大会也应该参照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协建立相应的制度。

3、对检察院系统的改革构想。

首先，将检察院系统的主官级别与党务主官、立法主官、行政主官以及军事主官并列。

第二，符合条件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提名为检察院检察长，报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由于各种原因不适宜担任检察院检察长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应担任检察院党组书记。

第三，将监察部、审计署、预防腐败局由行政系统划归检察系统。

6.高中政治课堂的改革与创新论文 篇六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传统的教学方式和教学观念越来越束缚着教育本身的发展。在新的情况不断出现、改革进一步深人的今天，我们的教学方式也应随之而发生转变。传统的政治课教学以教材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教学方法基本上是“满堂灌”，泯灭了学生的创新精神，使学生失去了学习兴趣，难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本文将结合政治学科特点和教学实例，从教师导入新课的方法、培养学生合作探索学习方式的课堂教学方法、课堂结尾的方法等三方面初步探讨在新课程改革下的高中政治教学方法。

一、灵活采用多种导入法

俗话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新颖别致的导入能很快抓住学生注意力，使学生明白本课的学习要求，而且能唤起学生的.求知欲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主动去获取知识，因此，导入方式的设计应求新、求思、求活。但是，政治课的导入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教师应根据高中阶段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思维特点，灵活采用其中一、两种方法。

1、引经据典导入法。根据教学内容选择一些感性直观、具有典型性的寓言故事、成语典故、历史故事、生活故事、名人名言等导入教学，可使枯燥问题趣味化、抽象问题具体化、复杂问题简明化、深刻问题通俗化，特别容易吸引学生，引发学生思考。

2、小组辩论法。政治课教学理论性强，枯燥乏味，怎样使学生能辨明真伪，准确记忆，甚至留下深刻的印象呢?其实对这类问题，教师让学生自由组合，分组辩论，许多难点也就迎刃而解了。在辩论前，首先要求学生共同讨论，拟出小组所持观点的依据。在辩论过程中必须是在对方陈述结束后，再提出新的反驳意见或补充发言。当然在小组辩论过程中，教师应对学生进行具体的辩论指导。

3、知识竞赛法。根据学生通常具有好胜心的特点，把学生分成小组进行知识竞赛，或抢答或必答，有利于学生牢固掌握知识，提高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和竞争意识，培养学生的集体合作精神。

二、政治教学改革中的契机

1、高中政治教材改革。

长期以来，由于中学政治课程理论研究薄弱，课程实践中不能较好地处理课程、社会和学生发展需要的关系以及课程内部各要素、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突出的问题是课程结构单一，课程内容脱离社会发展需要和学生个体发展需要。80年代初以来，虽经几次尝试，但变革幅度还不够大，效果也不尽理想，不能更好地提高全体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学生个性的健康发展，因此完善课程结构是课程理论的要求，也是中学政治素质教育的必然选择。与过去的教材相比较，新教材无论是在形式还是在内容上都作了大幅度的调整，更能体现理论联系实际的要求，更能体现向素质、能力培养转轨，更具有可操作性。

2、高考的改革。高考可以说是中学学科教学的一个强有力的指挥棒，综观近两年的综合卷(小综合)，我们可以发现试卷既较好地体现了“减负”精神，又在综合、能力、创新，关注社会，关注现实，使用知识的基础性，试题的高立意、高思维、前瞻性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素质性”，可以肯定地说以后高考的综合卷(大综合)这一特色将更加鲜明。

三、课堂教学

1、培养学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现实中，学生对于政治课的看法其实也是相当落伍的，他们认为政治课比较枯燥，考试也只要背背就行了，所以对于政治课，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不是很高。其实，我们把政治课上得生动有趣可能要比其他学科更容易些，因为政治课涉及面相当广泛，不管是经济学、哲学和政治学，它的知识含量和时代特征都相当突出，学生本身也需要这些知识，但是如果没有兴趣，一切都是空谈，所以我认为，在政治课教学中首先要培养学生兴趣。

2、培养良好和谐的师生关系。学生的学习态度受教师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3+x模式下的政治课要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这已形成共识。我认为营造和谐融洽的课堂气氛对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是相当重要的，如果师生关系和谐、融洽，学生喜欢任课教师，认为教师对他们热情且有很高的教学水平，那么学生就会喜爱他所教的这门课，乐意接受他所讲授的课程，从而产生积极的学习态度。

3、注重理论联系现实。政治课教学的重要原则之一是理论联系实际，即要求动用所学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去了解党和国家在现阶段的重大方针、政策，去分析国内外的社会热点，从而一方面让学生了解社会，另一方面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以利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学生再死记知识也适应不了现代高考要求，广大学生必须开阔视野，学以致用，为适应高考要求，需采用多样的形式引导学生对现实问题进行多角度的思考。

4、夯实基础知识。无论是高考的需要，还是今后学生发展的需要都要求学生会学习。学会学习是学生终身学习能力的核心内容，它要求教师注重培养以传授识记、理解、应用、获取知识的方法为核心的学习能力，然而，学习能力的提高也要以一定的基础知识作铺垫，因此，夯实基础知识仍是关系学生发展的一个大前提，作为教师，应发挥主导作用，尽可能地讲透、讲全基础知识及知识之间的联系，采用多种教学手段，特别是多媒体教学手段展开教学，有效地激发学生热情，从而达到掌握知识的目的。

四、结语

7.高中政治教师与新课程改革 篇七

一、树立课程意识

课程的概念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 课程是由一定的育人目标、基本文化成果及学习方式组成的, 用以指导学校育人的规划和引导学生认识世界、了解自己、提高自己的媒体。

面对新课程, 大体有以下三种不同的典型心态。第一种:在新课程的背景下, 过去的教学方式以及所积累的教学经验是不是都用不上了?心里没底, 感觉到不安, 亟待有人来告诉自己新课程的课应该怎么上;第二种:课程改革对学校层面的课程管理影响较大, 教学没什么变化, 过去怎么上课现在还怎么上课就可以了;第三种:新课程一定会带来教学上的某些变化, 但这些变化一定不是突然冒出来的, 而可能是原有的教学实践就有的 (只不过不太自觉或没有成为主流) 。而我们教师要思考的是, 如何把过去教学中好的方面总结出来并使它发扬光大。

二、高中思想政治的教学目标及其内容的新变化

1. 教学目标的内容

教学目标包括三个方面的要求:知识、能力和情感、态度、价值观。新课程改革中各个学科都包括这三个方面的内容。

2. 新课标中的一些新提法和新变化

热爱生命、善待生命、亲近自然、亲近社会、热爱和平、全球意识、忧患意识、孝敬父母, 培养爱心, 热爱科学, 勇于创新。自尊、知耻、自信自立, 尊重他人、乐于助人, 诚实守信、宽容精神, 与人为善、合作精神、平等意识、社会角色与责任意识 (负责任的公民) 。

理解社会生活中的必要规则, 尊重规则, 尊重法律, 追求公正。尊重权利, 维护自己的各种权利 (受教育权、生命健康权、人格权、隐私权、继承权、名誉权、发明权等等) , 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寻求法律保护的能力。社会公平与正义、正义制度、制度制约、制度监督、程序制约、程序公正。

三、新课标要求教师切实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

1.“以人为本”、“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是我们教育思想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长期以来关于社会和人哪一个是本, 认识是不清晰的, 传统的观念是以社会为本, 社会是目的, 人是工具、是手段。这种指导思想对社会的危害性我们是深有体会的。“以人为本”“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明晰地告诉我们:人是目的, 人的全面发展是根本, 表明我们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根据这个思想, 对学校教育来说, 我们必须把学生或者未成年人作为人来培养, 为他们现在的成长、甚至未来和终身的发展创造条件, 提供帮助。

2.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品德建设的问题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是 (下转第104页) (上接第103页)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一发展观在学校教育中怎么体现, 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以人为本”就是要“育人为本”;全面、协调的发展, 就是通过学校教育促进学生的全面、协调的发展, 使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得到全面提高, 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就是学校教育要为学生终身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这是由社会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本质决定的。

3. 改变课程评价过分强调甄别与选拔的静止观, 树立评价促发展的发展观

作为一名政治教师, 我们更应该从学生的实际出发, 在教学中要牢记“多一把衡量的尺子, 就会多出一批好学生。”“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对学生学习的评价, 一要宽容学生为解决问题所采取的一切想法和做法;二要在将问题展现给学生时, 给学生充足的思考、讨论和回答的时间;三要鼓励自由奔放和新颖的想象, 并允许个别学生暂时性的思考目标的转移。

8.思想政治课改革与高考备考 篇八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学改革；教育理念；高考备考

G633.2

中学思想政治课是一门既重要，又特殊的课程，既承担着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制度的教材解读，又肩负着帮助中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任，也承载着向学生传授政治学科的基本知识的责任，为把思想政治课真正上成“思想政治课”，成为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就必须与时俱进地开展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改革。高中思想政治课的特点决定了现代意义上的思想政治课教学，绝不能仅仅局限于课堂，课堂也仅仅是思想政治课教学的一部分。我们应更深刻地开展和挖掘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其他方式和特色，服务于我们思想政治课本身，实现思想政治课课堂与课外的结合，充分利用学校和社会的大阵地，挖掘适合高中思想政治课的各种形式，才能真正实现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改革。而无论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改革怎样进行，都不可能离开高考备考这一目标。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改革是为了更好适应高考备考的需要，而高考备考的目标，又从宏观上对我们进行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改革提供指导和引导。因此我们需要实现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改革与高考备考二者之间的最佳、有效结合。

一、以高考指挥棒为导向，积极推动思想政治课教学改革

（一）努力构建高效课堂

传统意义上的政治课课堂是“填鸭式”的教育模式，往往是一节课教师喋喋不休地给学生灌输书本上的知识，这也是政治课显得枯燥、乏味、不受学生欢迎的重要原因。虽然近些年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这种教育方式受到师生的摒弃，但还是或多或少的存在着，特别是一些年老的教师，不是对新课改的理念不支持，而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授课过程和习惯往往一下子很难改变，因此，思想政治课教学改革的任务任重而道远。

1.转变观念，树立新课程改革理念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一种先进的指导思想，就不会有大的进步和发展，同样一个老师如果没有一种与时俱进的先进理念，也终究会被教育所抛弃，被学生所抛弃。为此每位老师必须加强对新课程理念的学习，增强对新课程理念的理解和领悟，才能为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改革插上腾飞的翅膀。

2.以学生为主体，以老师为主导

“教学相长”是自古以来的圣训，教与学本身就是一个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过程。为此教师在授课前，必须充分的备教材、备学生，真正地吃透教材，真正地为学生之所想、备学生之所需，这样才能真正把握学生的内在需求，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思想政治课成为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回归教育的本真，真正体现教育的艺术性。

3.积极探索和实践“小组合作探究学习”的思想政治课新模式

“小组合作探究学习”的方式最大限度地适应了高考备考的需要，使学生在小组合作探究学习的过程中相互合作、共同探讨、提升能力。临沂一中在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实践中，把全班学生分为若干小组，学生分小组去做，每个小组选出组长，从而打破传统的座位模式。在授课过程中也能够最大程度的发挥每个小组的合作、探究學习得积极性，每个小组先自行去准备老师提前布置的学习任务，由组长分工好每位同学的具体任务，最后由组长总结探究成果，或以书面的形式、口头的形式，或是 PPT 的形式给全班同学以展示，再由老师对同学们的发言进行总结点评。在“小组合作探究”的过程中，学生养成了课前准备，课中合作探究、合作学习，课后总结提升的能力和习惯，很好地实施了新课程改革的理念，是对思想政治课教学改革的一个有益的尝试。

4.合理、恰当地使用多媒体教学

现代教育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我们可以充分汲取其优点，实现政治课堂教学与现代信息技术的完美结合，学生也就不会再感到政治课堂的枯燥、乏味。当然由于各地、各个学校的实际情况不同，也不可能每个学校、每节课都能这样做，而且如果单纯为了形式而使用多媒体，用所谓的新颖、热闹、花哨冲淡了课堂教育的主题，那还不如少用、或不用。因此，对于多媒体教学，要经过充分的设计，合理恰当地使用，方能彰显其对政治课堂的积极贡献。

（二）认真开展时政特色教育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作为一名中学生，必须时刻关注时政教育。政治教学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与时政密不可分，离开了时政依托的政治教学就好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毫无生命力。因此，必须充分开展时政教育，并通过时政教育承载思想政治课的教材内容，这永远是思想政治课教学改革的一个亮点。

第一，教师在进行课堂设计环节时，可以更多地引用时政背景材料，特别是在使用多媒体教学时，往往能集声、形、文并茂的优势，最大程度上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体现思想政治课教学的特色。这就需要教师广泛的搜集材料，特别是与本章节有关的最新时政背景材料，学生感兴趣的、能产生共鸣、认知的时政材料，认真地进行课堂设计，方能最大程度的实现思想政治课的新颖性。

第二，定期开展时政报告会。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改革离不开与之紧密相连的时事政治，为此要想搞好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改革，就必须及时、有效地开展此类教育。各教研组可以轮流安排有关教师定期举办近期时政中影响比较大、学生比较关注、具有良好教育意义的重大时事新闻的讲座，让学生从讲座中获取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体现思想政治课教学的特色。

（三）积极组织学生参加与思想政治学科有关的社会实践活动

教材的有些理论是十分晦涩、深奥的，从学生的角度来理解的话，缺乏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学生是不可能真正深入理解和领悟的，也难以真正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兴趣。因此，在学习到有关章节的内容时，教师不妨组织全班学生亲自参加与之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学生既期望、又兴奋于此类活动，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让学生从课堂外、学校外、社会上获取的知识，其对知识的理解和感悟，远比我们教师在课堂上讲一些空洞的理论要深刻得多、透彻得多。

这就需要教师有一种十分敏感的眼光既把握教材的主体内容，又考虑本章节内容与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可参与度，充分考虑、认真组织，方能实现两者的最佳结合。比如，教师在讲到《政治生活》第一单元“公民的政治参与”的时候，就可以组织学生在当地的居委会或村委会了解、调查、参与，他们是如何开展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这样学生就能对这一部分内容，更加深刻的理解和领悟，学起来自然就不觉得那么枯燥、乏味。

二、以思想政治教学改革为契机，努力探索实践高考备考新模式

（一）坚持夯实教材基础知识不放松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句诗很好地说明了高考命题中对基础知识考察的特点。“万变不离其宗”，我们思想政治课教学改革所依托的根基和根本就是教材的基础知识，也就是说，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改革无论如何进行，都不能抛弃了教材的根本，只能加强。为此，在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改革中，必须紧抓教材的基础知识不放松，离开了教材基础知识的教学改革终究是不长远和不现实的。

（二）坚持能力立意，更加注重学生能力的考查

思想政治高考中考查的四种能力是：获取和解读信息的能力、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描述和阐述问题的能力、论证和探讨问题的能力。近年来的文综试题越来越重视考查考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来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更加注重考查考生以實践者、参与者的身份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求考生必须养成良好的立体思维品质，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了事。为此我们在进行思想政治课教学改革时，更应该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亲自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去组织、调查，学习的过程就是能力培养的过程，这其中也必然涉及其他的相关学科，而这恰恰是我们高考命题所注重和考察的。如：2012 年山东卷中的 31 题，“运用物质与意识辩证关系的知识，谈谈我们应该怎样开展学雷锋活动。”此题就是对高考四个能力考查的典型例证，学生需要先从材料中获取和解读有关问题，然后再调动和运用“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的知识，将问题与答案进行描述和阐述，再进一步论证和解决问题。

（三）在试题选材上，更加关注民生、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

“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紧跟现实、紧扣时代是政治试题的特点，也是其生命力所在。我们的思想政治课教学更体现了在这方面的关注，不管是课堂、课外、还是校园广播新闻、社会实践活动所选取的材料。

（四）凸显新课改理念，彰显人文、理性、道德和法治

思想政治课教学不仅承担着向学生传授基本知识，更重要的还在于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教学，向学生传递我们这个社会所提倡的一种人文、理性、道德和法治精神，真正实现我们思想政治课所承担的教书育人的重任，也是思想政治课本身的落脚点和归宿。因此，在我们的思想政治课教学改革中必须适时、及时、恰当地选取社会中有关人文、道德和法治精神的经典案例，来帮助学生去体会、感受这一切。

三、结束语

总之，思想政治课教学改革与高考备考二者紧密联系、相得益彰。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改革，既是适应新课程改革的需要，体现了对学生的一种人文教育和关怀，顺应了高考改革、备考的需要，又是对教育规律的进一步探索和实践，更彰显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加强对高考命题的特点和规律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高考、实践我们的思想政治教学改革。愿我们在思想政治课教学改革的实践中越走越远，愿我们在高考备考的探索中越来越有成效。

参考文献：

[1]王恒富. 高中政治综合探究课中的情境教学例析[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