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辉煌公司

苦难辉煌公司（精选6篇）

1.苦难辉煌公司 篇一

第一油矿采油108队  魏强

首次将这本书拿在手中的时候，我并没有急于打开它，我对这本书产生了深深的好奇与期待，好奇它的内容，期待在阅读中它能带给我全新的感受。苦难、辉煌，这本来就是不相干的两个词，当看到它们写在了一起的时候，我的心里冒出的第一个想法是――凤凰涅。凤凰就是在浴火的苦难中重生而辉煌的。在封皮的简介中，我看到了这样一段文字“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我脑海中立刻想起了《毛泽东选集》中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篇文章。书中所写与毛选中的文章，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这更增添了我对这本书的期待值。

正如书中所言道：日本是中国最新的老师。中国革命者从日本译来了《共产党宣言》。很有意思的是，除了毛泽东在1928年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却没有任何日本人或共产国际的革命者写一篇《日本的红色政权为什么不能够存在》。进而再写一篇《为什么法西斯主义能够在日本存在并疯狂发展》。是啊，为什么呢？让人深索，让人浮想联翩，很有意犹未尽之感。这不仅仅是对中国革命的思考，这也可以说是对我们近邻日本的一次剖析。同样的苦苦探索，走出的道路却可以说是相背的。

一直读来，在我印象里出现最多的，就是“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其特殊在哪里？一直都有特殊性吗？结合现在的实际情况，国际形势，我们又应该有什么样的思考呢？确实，我们可以说是“白手起家”――既没有理论支撑，也没有实践经验，这就是我们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且一直都是在摸索中行进着。书中对“为世界革命开创了一条‘毛泽东道路’”提出了笔者的认识评价――仅此一点，功在千秋。不错，这是我党在革命征途上探索出的一条适合中国“特殊性”的.道路，这就是足以彪炳史册、功在千秋的。

书中笔墨最多的，除了共产党，自然是国民党。尤其是军中人士，哪怕将才，越是“将才”，越是摆脱不了“愚忠”二字！陈诚便是这两个字的最好注解。他除了执行命令，头脑中还有思想吗！？

我又想起了那句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开国十位元帅，在南昌起义时，就当时的军衔而言，上至军长下至文书，开国的大将再起义之时上至师参谋长，下至副班长……写到这里，让我困惑的一处就是，贺龙当时是什么，是怎样的人呢？就书中所写的有关国民党人的部分，能让人感受到的不再是以往冷冰呆板的、刻意制造出来的反面形象，而是一些有血有肉的有思想的“人”。

历史本来就不是那么简单的，就像书中所说:历史脉络不会尽在几根简单的线条之间。“民族意志强烈的蒋介石”，这多少让我有些意外，因为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蒋介石，即使是日本军国入侵，而并没有减弱对我中央苏区的“围剿”，还是在“西安事变”的兵谏之后，一直抗日的，从哪里都看不出来“民族意志强烈”呀！德国顾问塞克特在给蒋介石提出的所谓“中国建军的三项中心思想”的第一条就是:军队为统治权之基础。我心里冒出的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的那句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知毛主席的著名论断是对中国革命的总结，还是受到了那句“思想”的启发？

胜利从来不是鼓掌鼓出来的，不管掌声有多么热烈……真正的胜利从来不会来源于理论的推演和概念的堆砌，只能来源于充满大苦难、大牺牲、大波折的实践。这就让我想到了 “苦日子怎么过”。咱们现在就是走在了充满苦难波折的实践中，想要度过油田的“寒冬”，就要明白，鼓掌是没有用的，我们需要依靠的是实践！就像书中说的好:突围――是苦难也是辉煌。放在当下的我们，我们也要对油田的困境进行“突围”，现在是我们苦难的开始，也同样是我们辉煌的开始！

中国革命是一幅立体巨画，凝视哪一个局部去赞美整体都是冒昧的。应该后退一步，从宏观上去把握它的整体。这个时候你才能真正发现，高光点为什么辉煌。“长征是中国共产党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里程碑”。现在的油田同样面临艰难，但是我们一样要从不成熟走向成熟。书中所言，中国许多旧军人的悲剧，是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主义，皆不敌他们的切身利益。这话只说对了一部分，这确实是很多中国人的选择――切身利益高于一切。但是，对于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者，这些都不会成为问题，就像我们油田人相信油田，相信中央和油田的领导，我们不会怀疑油田未来的发展！

工农红军战史中最兴奋的会师，却演化成最严重的分裂！历史最无情，历史也最有情。在成功突破敌人重重围堵，成功会师之后，我们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却也在此时搞起了“肃反”。这也正应了那句古话“福兮祸所伏”。本以为苦尽甘来了，谁知道还有？看来，真的是要千锤百炼，才能成钢呀！

书中人一个个逝去，书中事件件成为历史。中国共产党人的全部努力、牺牲和奋斗，为了什么？习近平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一个民族，就这样开始了伟大的复兴。

2.我为何写《苦难辉煌》 篇二

国家最混乱，指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个人最狼狈，指从全优学生变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1963年国庆节，我作为北京市优秀少先队员，参加在天安门广场前组成的方阵。游行结束，举着鲜花跑向天安门。事前老师一遍又一遍交代：如果鞋子被踩掉，一定不能弯腰去提，否则会被后面的人挤倒踩伤，而且还会弄乱前进队伍，让毛主席看见我们的队伍不整齐。大家互相叮嘱：哪怕就是光着脚跑，哪怕钉子扎进脚里，也一定不能停下来——其实天安门广场哪来的钉子？但当时这些少先队员的决心就是如此——不能让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见我们的队伍不整齐！

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不知怎么回事，眼泪像泉水那样一下子涌出来，顺着脸颊无节制地往下流淌。那种敬仰，确实是发自内心的。我们并不迷信，知道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用烈士鲜血染成。少先队员是祖国的花朵，毛主席是天空的太阳。

万万没想到时间不到6年，这些神圣的东西在心中坍塌得所剩无几。

最初感受的冲击来自家庭变故——父亲和母亲双双被投入“牛棚”，整天挨批挨斗，自己也由优秀少先队员变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到处遭人白眼。

更大的冲击则来自于社会的震荡。那段时间我满脑子问号。一个又一个的“为什么”，半夜睡不着时想，早晨醒来想，骑自行车去工厂上班的路上也想。我开始看书。不再像以前凭兴趣看《欧阳海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书籍，而是开始寻找能够回答脑中问题的书。

《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就是在那个时期，被我认认真真地看完。特别是一篇《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给我以至今思索不尽的启示。

我常常想：这个命题让我们来答，将会是怎样？很可能是：第一，马克思主义英明的指引；第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第三，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第四，红军将士的英勇奋战。

毛泽东却不是这样回答的。他认为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第一条、也是首要的原因，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即军阀混战。其他四条完全围绕这一条展开。分析环环相扣，严密透彻。

结论让我吃惊。并非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了中国，中国的红色政权就必然存在。没有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就很难有边区红色根据地，就很难有红军的发展；没有各个地方军阀与蒋介石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不知还要增加多少艰难险阻、还会承担多么重大的损失。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道难题，就这样在毛泽东面前变为一层窗户纸，一下子就捅破了。我与其说是被其中的冷静解剖和深刻分析所震惊，不如说被当年毛泽东那种实事求是、那种对中国社情和国情的洞悉所震惊。

我开始隐隐感觉到，这个党及其领袖，并非像当时我们想像的那样简单。

我带着不解的思索走向社会，满腹狐疑地打开《毛泽东选集》。合上《毛泽东选集》时，一种越来越清晰的东西在内心出现。我感觉似乎已经触到了这个党最具生命力的那些元素。1976年周恩来总理去世。在那段最让人压抑的日子里，我趴在连队的铺板上，写了有生以来第一篇长文：《我爱中国》。其中一些想法今天看来并不成熟，但对恢复我党光荣与力量的渴望，以及对这个国家的信心，可以说已经跃然纸上。

在动荡不定的当今世界，唯有历史能使我们对生活而不感到胆战心惊

我是在改革开放、国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开始写这本书的。

很多人问我：作为一名研究国家安全战略的学者，为什么出现这样大的思路变化，写了这本书？我也多次这样问过自己。简单说，最初出自一种感觉，随后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即中华民族正面临关键性的历史进程。我们取得了很大的建设成就，具有了很好的物质基础，但也面临着很多全新的矛盾和全新的问题。人们思维活跃，各种思潮相互激荡。

有人认为有没有信仰无所谓，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有人说过去的信仰和理想，今天看来都是谎言和欺骗。

有人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来自机遇与偶然，利用了对手失误，利用了国际形势提供的一些机缘，执掌政权也没有经过投票选举。

面对这些思潮，我引用了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大师吕西安·费弗尔的一句话：在动荡不定的当今世界，唯有历史能使我们面对生活而不感到胆战心惊。

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的经历不可谓不丰富。要认识与对待我们自己这部千曲百折的历史，缺乏的不是思想，而是思想的力度。

没有思想的力度，无法穿透历史与现实的纷繁烟云。没有力度的思想，每经历巨变，都不由自主全盘否定过去，企图推倒重来。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去认识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容易看成一部不断从这个极端跳向那个极端、不断自我否定、不断自我抛弃的历史，这种只见断层、不见积累的思维方式，印证的只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不成熟。对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来说，多一些“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哪里去？”的设问，多一些对国家命运和民族命运的追溯和探寻，有助于拓展人们的思维深度和思维宽度。尤其对大国来说，这一点更为珍贵。美国200多年国家史，开掘利用

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20世纪90年代写了一本《力量转移》。他认为力量有三种基本形式：暴力、财富和知识。“其中知识最为重要，由于暴力和财富在惊人的程度上依靠知识，今天正在出现空前深刻的力量转移，从而使力量的性质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化”。

托夫勒忘记了还有一种力量。甚至是一种贯穿所有现代力量的力量：信仰。

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历史上出现过两次大的考验。

第一次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

当时蒋介石与北方军阀“宁可错杀，不可错放”，共产党人横尸遍野、血流成河。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等多名领导人相继遇害。严酷的白色恐怖中，组织被打散，党员同党组织失去联系；彷徨动摇者纷纷脱党，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并带人捉拿搜捕自己的同志。

当时蒋介石几乎不加怀疑地认为：共产党垮了。随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黄麻起义等相继被镇压，他更认为共产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基本被消灭，剩下钻山为“匪”的小股队伍己不足为患了。历史给中国共产党人以最严峻的考验。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后，这样的动摇再次出现。

中国革命太难投机了，所以才有如此触目惊心的嬗变和大浪淘沙的淘汰。

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是命运的宠儿。历史给它的磨难，超过了给所有其他政治团体和党派的。在白色恐怖压力之下，共产党人的信仰一度变得多么廉价。坚守这一信仰又要以生命为代价，因而变得如此昂贵。

生命只有一次。生活多么美好。还有什么比生死考验更大的考验呢？

我们曾经拥有一大批像刘畴西、王开湘、胡天桃这样的革命者，他们没有活到胜利那一天，没有赶上评功、授勋、授衔，也没有机会返回故乡光宗耀祖。他们穿着褴褛的军装，随着战火硝烟消失在历史帷幕后面。他们是真正的英雄。

真正的英雄具有那种深刻的悲壮意味：播种，但不参加收获。这就是民族脊梁。

没有品尝过胜利美酒的民族，精神永远苦涩萎靡

一个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必具备物质、精神双重强大的条件。战略家克劳塞维兹把精神力量来源归结为两大要素：苦难和胜利。在苦难中积聚，用胜利来洗礼。没有品尝过胜利美酒的民族，精神永远苦涩萎靡。用拜金主义诠释历史不难，想挥动自己的手臂书写历史却决非那样容易。靠忍耐忍出一个优秀民族，人类历史上从无此例。所以曾经通过《阿Q正传》等著作强烈抨击国民劣根性的鲁迅，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要特意致电：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将来。

中华民族历尽苦难。苦难不会等于辉煌。唯有通过一批一批先驱者忘我奋斗、夺取胜利，才能如此。所以我将此书定名为《苦难辉煌》。

3.苦难辉煌公司 篇三

—坚守信念 铸就辉煌

与波澜壮阔的历史相较，人的生命何其短暂。幸福起来的人们于是不想承认自己曾经是奴隶，也不屑于承认曾经有过的英雄。不知不觉中，曾经那部热血奔腾、震撼人心的历史被荒废了、抽干了，弄成一部枯燥、干瘪的室内标本，放在那里无人问津。

20世纪在世界东方，最激动人心与震撼人心的，莫过于中华民族从百年沉沦到百年复兴这一历史命运的大落大起。在这一命运形成过程中，各种势力纠集在一起，以中国大地为舞台发生了猛烈碰撞。醒悟过来的“年轻人”们穿越万水千山，摆脱严酷的堵截，面对激烈的内斗，在争论与妥协，弥合与分裂中，怡然穿过了万里长征这一中国“年轻人”的炼狱。不尽的跋涉、惊人的牺牲、大量的叛变，他们在苦难中茁壮成长最终燃烧起来的熊熊的地狱之火，以星火燎原之势在中国的大地上燃烧、沸腾，铸就了波澜壮阔的时代壮举。信念是鸟,它在黎明仍然黑暗之际,感觉到了光明,唱出了歌。

拜读金一南将军的《苦难辉煌》，透过字里行间我们走进了那样一段历史，真切的目睹了那些怀揣理想的中国“年轻人”经历了怎样的地狱之火，怎样的不屈不饶的在摸爬滚打中探索到国家解放、发展的前所未有的历史深度和时代宽度，最终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富史诗意义的壮举，中国命运也由此成为一只火中凤凰，涅磐重生，从苦难走向辉煌。而这一切告诉我们，在国家建设的征程中，我们更应该有先辈那样舍身成仁的信念，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力量。

在荆棘道路上,惟有信念和忍耐能开辟出康庄大道。这是中国“年轻人”的胜利，他们的坚持和反抗，破除了思想禁锢从而得以自由，反抗固有制度从而得到尊严，因为他们对理想的坚持，对信仰的虔诚，对国家命运的背负，对人民群众的担当，虽多次陷入困境，但他们坚持到底，永不放弃。虽然他们没有获得物质的享受，但他们赢得了尊严和自由。正如金一南将军所讲的那样：“任何民族都需要自己的英雄。真正的英雄具有那种深刻的悲剧意味：播种但不参加收获，这就是民族的脊梁。”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也就是现在我们说的，山不过来，我就过去。虽然其中有无奈，但是更多的是一种对信念的坚持和历史责任的担当。收益与风险总是成正比的，收益越大，风险越多。但是勇敢的“年轻人”没有惧怕，没有退缩，他们用一种近乎痴傻的简单想法在坚持他们信念，反而总是绝处逢生。时时验证着强大信念的巨大力量。只要厄运打不垮信念，希望之光就会驱散绝望之云。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光之轮正缓缓前进，沧海桑田、时代变更，我们不是伟人，但我们都可以做自己的英雄。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

古为鉴可知兴衰，以人为镜可明得失，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不忘记历史才能继续前进，跟随曾经的年轻人那深沉的脚印，是怎样一步一步从苦难走向辉煌。

回望历史，着眼现实，从这段中国年轻革命人的奋斗和追寻品读中，可以举一反三的得到许多现实的启示。我们今天思考如何在新时期凝聚民族之魂，最根本的就是要通过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思想、精神、品格的教育提升，使崇高的信仰转化成内心的自觉，变成“信仰”、“学识”、“有所作为”。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懒人”变成了“坏人”。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到底怎么就迷失了？信念已无足轻重，信仰早已变成“金钱至上”、“权力至上”。思想素质的塑造和提升早已成为了笑话，彷徨中谁还知道自己的“信仰”、“理想”、“责任”是什么，在“纸醉金迷”里忘情舞蹈，在“不良风气”里追名逐利、在“实事求是”里弄虚作假，在“权衡之间”里卖弄风骚。眼中除了自己的“前途”、“利益”就没有其他的东西，曾经也许还依稀的理想和信念，早已是过眼云烟。

如何克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使我们的理想信念能够代代相传、历久弥坚呢？单纯的理想信念能解决全部的问题吗？正如除了有一座指引我们在黑暗中前行的灯塔之外，还需要一艘战胜风浪的船。《苦难辉煌》这本书告诉我们，除了正确的价值取向和坚定的信念之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也是取得胜利必不可少的因素。这本书围绕“为什么能够存在”进行了深入探索和思考。

没有万无一失的神仙，没有救世于危难的唯一真理，也没有无坚不摧的神圣制度，未来并不在于充满佛光神意的计划和预言，而是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的实事求是和那入乡随俗的中国土地味、汗臭味，这是国人最为鲜活的灵魂和自尊自重的独立思想。一个能思想的人，才真是一个力量无边的人。

这本书看似讲历史，实则讲今天；看似讲过去，实则问未来。苹果从树上掉下多少年，唯有牛顿把它当作问题，这才有了物理学上最伟大的发现。一个有趣的调侃，问：“从中美影视作品中你能感觉到什么？”答：“美国没有历史，中国没有未来”。多么无奈的表达，真的只是悲观吗？不，更多的是不甘，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期望。不满现状最具破坏性也最具创造性。不满现状就是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开始。

4.读《苦难辉煌》有感 篇四

祖国河山，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生于这片土地的人，感念于它的无私伟爱，长于这片土地的人，惊叹于它的恢弘宽广，数不清的仁人志士用尽全部能量去表达对其深沉的情感。中国的崛起历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谱写出各式各样的拨动心弦的音符，每次进步都是不平凡的，却又用最平凡的姿态来面对它的人民，经历了千疮百孔的折磨，经历了进退维谷的境地，然而最终它坚持着渡过那段翻江倒海又暗流汹涌的海域，从此乘风破浪，一往无前。

朝代更迭 战火纷飞

曾经的中国远非如今的模样，顶着天朝的头衔也只是为了修饰高高在上的帝王周身的光环，底层的人们活的麻木而苦闷。在封建主义的社会中，没有什么抵得过帝王的权威，所有被支持或者默许的言论和行为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意义，某个人的历史。不过这样的人谁都想做，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循环，某个胸有大志又力有所及的人振臂一呼，群起和之，为着各式各样的冠冕堂皇的目标，然后就可能形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节点。睿智的君王们毫无所觉的推动着历史的车轮，然后在王朝覆灭的时候带着不甘和无奈湮没在时间的洪流中。除却个人的得失，朝代的更迭必然伴随着战争的重复发生，无所依凭的人们或是站在挑起战争的一方，或是被迫承受战争的后果，只是无论哪一种最终都逃不脱炮灰的命运。在这片孕育了无数文明的土地上不时的上演你争我夺的戏码只不过更添了历史纷呈。那时的中国，举国皆为奴隶，为他人奴役者知而无能为力、为权利奴役者不知而乐在其中。

风雨摧残 摇摇欲坠

终于，古老的文明被推动着来到了近现代的边缘，就像做了一个亘古而深沉的梦，醒来的瞬间所有的一切都支离破碎，演变成越来越剧烈的疼痛，提醒着愚昧的人们睁开双眼，眺望寰宇。于是有的人醒了，有的人敌不过美梦深甜的诱惑选择闭目塞听，想要回到过去。于是便开始了另一种战争，不同于以前的势力构成，这次出现的第三方既不是想在这块古老又富饶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王朝，也不是想要拯救什么所谓处于水深火热的人们，他们只是为了资源，并且可以为了这个目的不择手段。

这次王朝的覆灭看起来好像有些与众不同，它是真的被倾覆了，帝王的威严被狠狠的摔在了地上，而长久以来被奴役的人们已经忘记

了反抗的能力，只能任人宰割，并且把一切都认作是命运的安排。在各方强力的撕扯下，刚刚苏醒还不能完全站立的国度就要拖着它的子民坠入另一个深渊，这实在不是一个很好的状况，事实上，它已经坏的不能再坏了。

悬崖勒马 止步回缰

无论结局如何，迈出第一步的人都是值得尊敬的。孙中山先生正是用其坚忍不拔的精神，为领导中国的革命斗争鞠躬尽瘁，令中国脱离了万劫不复的边缘，并提出三民主义以期能光复中华。然而历史总是不合时宜的展现它的幽默感，有些路越走越艰难，却会让人以为那是因为正确的一方历来都是备受排挤的，最后却发现也许那并不是最对的路，只是早就已经无力挽回局面，只能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屡次试图纠正。

时局惨淡，军阀混战，洒向人间都是怨，这又是一个始料未及的结果。不同的是，人们变得聪明也强大了许多，于是战争反而更难有一个结果。战争的主导者们接受了新的社会秩序并不代表就能接受自己跟普通人享有一样的地位，权利之争还是无可避免的变成了主旋律。眼见又要陷入到另一个相似的泥沼，殊不知看似偏离的方向，却可能离真正的出口越来越近。

峰回路转 破茧而出

有这样一群人，无论什么朝代，都处于社会最底层，无论谁人冠冕，都是蝼蚁一般的存在，没有人正视，更没有人去关心他们的诉求和生存的权利，所以忽视了这样的人脆弱也顽强，经受不起什么伤害，给一个平和的环境又能生存下来。终于有人看见了这仿若来自深渊的微光，看到了这群在夹缝中生存的人们，愿意去关注他们、了解他们、融入他们，并以无匹的领导力和预见力唤醒他们的力量，走出深渊，以着不屈不挠、前赴后继的精神去做新中国的奠基者。

这样的一群人用着苦难的过去给自己结了一层厚厚的茧，起着保护的作用，然后时间久了，就变成了不透气的牢笼，只待能有太阳般的光和热去融化掉这层坚实，给他们破茧而出的能量。这能量足以改天换地，正如毛主席所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峥嵘岁月 不复苍茫

经过了这许多的坎坷和荆棘，我们终是走到了一条光辉万丈的大路上，这是数不清的革命先烈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所铸就的。好在事实证明它不再是历史的另一个玩笑，虽然过程更为艰难，也更加曲折，能正确领导方向的人终是牢牢的把握住了斩妖除魔的利剑，带领广大劳苦人民战胜外来侵袭和内部的压迫，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渐渐过往的一切变的模糊而遥远，没有完美无缺的事物，同样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人，能作出正确的选择的人总会有判断失准的时候，可是我们习惯了信任之后就好像越发变得难以忍受错误，是我们将自己带入了思想认识的误区，历史的正确与否从来都不能简单的归结为某个人的责任，同样不能因为出现一些小的插曲就急切的否定过去。

新中国走过的峥嵘岁月并非什么不光彩的事，反而正是过去与现在的这种对比凸显了中华人民的伟大和在复兴之路上的超卓成就。是这些先辈们改写了历史，使得而今望去，江山如画，不复苍茫。凤凰浴火 重生辉煌

所有的动荡和不安都变为新的历史，终于可以安心的品尝胜利果实的甘甜。百废俱兴，让世界上的人听到来自东方的声音，见证名为中国速度的奇迹。并且在不断前进的过程中，建设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不仅仅是用文字将自己区别开来，而是在实践基础上进行的与众不同的创新。重生的中国自有一番气度，不因蜗角虚名而沾沾自喜，不因蝇头小利而气急败坏，而是以谦逊又坚定的态度稳步前进。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坚强的政党，曾领导过众多决定中国命运的革命运动，最终奠定了其无可置疑的领导者地位。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我们不能因为不好的一面就否定全部，我党也是在革新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改变比建立更需要耐心和时间，没有什么重大而稳定的改变可以发生于一夕之间，前路未知，尚需慢慢摸索。在愈加复杂的局势下，我们更要坚定信念，相信终会迎接一个辉煌的未来。

5.苦难辉煌读书笔记 篇五

拜读金一南将军的《苦难辉煌》，受益匪浅。透过字里行间，我们走进了那样一段历史，真切地目睹了中国共产党人历经地狱之火，带领中华民族探测到前所未有的历史深度和时代宽度，最终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富史诗意义的壮举，中国也如凤凰涅槃一般，获得重生，从苦难走向辉煌。

20世纪在世界东方，最激动人心与震撼人心的，莫过于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东方巨龙、从百年沉沦到百年复兴这一历史命运的大落大起。在这一命运形成过程中，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联共（布）与共产国际、日本昭和军阀集团这四大力量，以中国大地为舞台发生了猛烈碰撞。毛泽东率领工农红军穿越万水千山，既要摆脱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又要面对共产党组织内部的争论与妥协，弥合与分裂。正是通过万里长征这一中国共产党人的炼狱，通过严酷的围堵、不尽的跋涉、惊人的牺牲、大量的叛卖形成的地狱之火，使中华民族探测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深度和时代宽度，最终完成了中国历史中最富史诗意义的壮举。而支持指引共产党人走过这样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并最终带领中国人民走向胜利辉煌的最关键因素，我想就是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坚信和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

共产党人之所以胜利，是因为他们遵循并坚持了这一信仰。坚持到底，永不放弃，胜利就是我们的。共产党也很多次陷入困境，所以当时共产党人的领导说建立一个党，巩固一个党，发展一个党，需要理想，需要主义。

当时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本，但是毛泽东说，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也就是现在我们说的，山不过来，我就过去。这也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历史主动性。目标与风险总是成正比的，目标越大，风险越多。但是共产党人没有惧怕，没有退缩，反而总是绝处逢生。这就验证了强大信仰的巨大力量。100%的成功＝100%的意志，中国共产党人做到了。

正如金一南将军所讲的那样：“……任何民族都需要自己的英雄。真正的英雄具有那种深刻的悲剧意味：播种但不参加收获。这就是民族脊梁……” 大江东去浪淘尽，风流人物看今朝，时光之轮正缓缓前进，沧海桑田、时代变更，我们虽不是伟人，但我们都可以做自己的英雄。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不忘记历史才能继续前进，牢记我们国家、我们党是怎样从苦难走向辉煌。

回望历史，着眼现实，从这段中国共产党奋斗史的追寻品读中，可以举一反三地得到许多现实的启示。我们今天思考如何在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这一重大课题，最根本的就是要通过对我们每一个人思想、精神、品格的教育提升，使崇高的信仰转化成内心的自觉，变成 “真信”、“真学”、“真作为”的行动。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近代以来中国那段艰难曲折、惊心动魄的追求、选择和奋斗史, 拨开历史的纷繁烟云，汲取其中的养分，开掘这笔巨大胡精神财富。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昔日的战场已硝烟散尽，一个伟大时代的宏伟画卷正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历史是相对的，辨证的。过去相对现在是历史，现在相对未来是历史。我们作为后来人，正在续写

着历史，必须接过先辈们的接力棒，跑好属于自己的一程，做好历史的传承者、创造者。

我，一个平凡的农行人，我的信仰便是在农行这篇沃土上鲲鹏展翅，舞出我人生，做一个平凡的英雄。为了这个信仰，我努力支撑实践。雄关漫道，步履维艰。一年前，我初出校园，稚气未脱，踌躇满志，舍弃大城市的高薪与海阔天高，回到唐山，励志回报家乡。今天，我作为一名中国农业银行综合柜员，战斗在与农行顾客面对面的第一线，不断成长，羽翼渐丰。明天，我希望成为一名理财经理，用更为专业的知识为客户创造更大的财富，为农行更好的发展尽绵薄之力。

潮起海天阔，杨帆正当时。与先烈相较，我们经历的远远算不上苦难，我们成就的可能衣算不上辉煌，但是，就在肯三尺柜台，我们用微笑来温暖客户，用精专的业务技能服务客户，用一个平凡而赤诚的农行心来维护客户。成就辉煌之路并非坦途，但是，风雨过后，彩虹才绚丽多彩，隐忍后的成长，才厚积薄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纸上谈兵远远不能满足工作上的需要，学习和锻炼是我们需要经历的必然阶段。我们只有不断努力学习基础业务知识，积累工作经验，提高业务能力才能有能力更完善快捷的为客户服务。透过小小服务窗口，洞察大千世界。我们只有时刻关注顾客的需求，才能发现我们自身的不足，想顾客之所想，满足顾客之所需。我们只有坚持以“一言一行树农行形象，一心一意为客户服务”的理念拼抢市场，抢挖客户，根据自身实际把三尺柜台当舞台，以客户为轴心，转动服务的轮盘，用周到、真诚的服务才能换取客户的信赖，换来客户对本行的好评。

我是一名普通的农行员工，我的梦想是成为农行这座丰碑上的一块平凡又善良的金砖。

我不过如同蜉蝣于天地，沧海之一粟。但是，即便是一滴水，也可滋润一寸土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英雄叱咤风云，也需要小人物的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大海升腾，孕育着山野之溪。而山野小溪，终究会汇流如海。仰承先烈遗志，坚定信仰的力量，铸就农行明天的辉煌。

6.苦难辉煌公司 篇六

荣家不乏财富神话，亦流传办学佳话，“济世办学”的祖训历经数代传承，捐资兴学的故事不胜枚举，教育并激励了成千上万族人和桑梓。2008年，荣德生的孙女荣智丰出资兴办无锡育才中学，出任董事长，但五年之后，2013年5月初，却因体制困局和理念冲突被劝退，引发舆论关注和激烈讨论，荣氏家族的历史，再次成为热点话题。

缔造荣家商业王朝的是荣宗敬和荣德生兄弟，他们生逢乱世，妥协、抗战是纵横乱世的必然选择，也是那一代企业家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成长的真实写照。更为难得的是，贯看百年商业风云，兄弟齐心创业成功并开创卓越功勋的，仅此一例。

乱世崛起：吃、着两门最妥

在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的城乡结合部，有一处名为荣巷的旅游景点。徜徉在这条约380米的老街上，两旁的理发店、彩云布店、箍木桶店等150多组近代建筑群让人仿佛穿越到民国，街口的石碑上镌刻有：“其建筑内涵涉及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的诸多领域，折射出了这段历史的发展过程。”名震中外的荣氏家族即崛起于此，不过，荣家老宅并不在此处，那里如今已成为部队驻地，一般人不准进入。

据荣氏家谱记载，明朝正统初年，荣氏“始迁祖”荣清带领族人从南京迁至无锡，在城西的惠泉山南麓开荒兴业，逐渐兴旺，至荣毅仁的祖父荣熙泰时期，家族已逐渐由务农转向经商。荣熙泰自幼离家到上海铁匠铺当学徒，后来随江苏太仓的亲戚朱仲甫前往广东三水厘金局帮理账务。1873年，荣熙泰的大儿子荣宗敬出生，两年后又添一子，名为荣德生。荣宗敬天资聪颖，能说会道，从小就到铁匠铺学徒；荣德生少言寡语，老实本分，人称“二木头”，家人送入私塾苦读。十四五岁时，兄弟两人进入上海的钱庄做学徒，待遇都是月规钱200文、压岁钱两元。

1895年，荣熙泰因病辞职回乡，次年，他拿出多年积累的1500块银元与人合资在上海开设广生钱庄，荣宗敬任经理，荣德生为会计。遗憾的是，创业当年荣熙泰英年早逝，寿终48岁。1898年，三位合伙人因从未分红要求退出，将股份全部转给荣家独自，兄弟二人此后将这一年作为荣家企业的起点。但他们并未携手共进，荣德生前往广州三水接替父亲职位，往来广东、香港之间；荣宗敬独撑家业，苦心经营。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荣德生在回乡登船时，看到码头一片雪白，到处是装卸面粉散落的粉屑，开钱庄的荣宗敬发现汇兑业务中，绝大多数是买卖棉、麦的汇款。战乱之年，他们不约而同的意识到：“吃、着（穿着）两门最妥”。

1902年，荣氏兄弟创办保兴面粉厂（后更名茂新），以“4部石磨、3道麦筛、2道粉筛”起家，一昼夜可生产面粉300包。到1913年，茂新可日产5500包面粉。1914年一战爆发，中国面粉出口世界各国，茂新的“兵船”牌更是供不应求，每次装船都是数万甚至数十万包。到1921年，荣家旗下面粉厂共有12家，每昼夜可产面粉7.6万袋，占全国面粉总产量的23.4%。

“吃”已站稳脚跟，荣家又思谋“着”的生意。1915年，荣氏新建申新纱厂，次年开机，装配12960枚纱锭。两年后购买日资企业“恒昌源”，更名申新二厂，这是中国纺织业华商并购日商的唯一案例。1919年，兄弟二人在无锡筹建3万锭的申新三厂。到1921年，荣氏已有4家纺织厂，员工过万人，19万枚纱锭每昼夜可产纱500件，织布6000匹，成为中国最大的纺织企业。

1922年，列强将中国视为肥肉以分食，脆弱的民族工业深受打击，加上农作物连年歉收，原材料价格暴涨，尤以棉花为甚，自1922年10月至1924年6月，棉花价格平均上涨73%，外资企业以成本控制、管理改善、金融运作等手段化解危机，年利润率基本可维持在20%-30%，但国内纺织企业却屡遭惨败，“棉贵纱贱”之际，上海三分之一的纱厂停业、倒闭，被外资兼并者不计其数。

荣家的日子也不好过，到这年冬天负债已高达300万元以上，无奈之下，他们只好以申新一、二、四厂作抵押，向日本东亚兴业会社以年息1分1厘半借款350万日元，这比市场利率高4倍。在借款协议上签字之后，荣德生描述当时的心情是“人人安心，喜形于色”。

转危为安之后，荣家在1925年至1931年间迅速扩张产业。据统计，至1931年，荣家已在上海、无锡、汉口、济南等地创办面粉厂和纱厂21家。1932年，荣家日产面粉10万包，占东北地区之外全国总量的三分之一；拥有52万余枚纱锭和5300多台织机。1933年荣宗敬六十大寿时，他豪情万丈地说：“如今中国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此时，“面粉大王”、“棉纺大王”的称号早已传遍大江南北。

行业危机时却大举并购，荣家为何逆势而行，荣宗敬总结出四点理由：第一，收旧厂比建新厂便宜；第二，添厂却无需添人手，从原先各厂抽调即可；第三，不用增设经营管理机构，由总公司统揽；第四，规模越大分摊成本和费用更低，竞争力不弱反强。荣氏一席话，既点破当时棉纱行业集体败局之因，又为迷雾中的民族工业另辟蹊径。

搁浅与重生

1935年，无锡荣氏家族经历了经商以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接二连三地逼退让荣宗敬甚至患上重伤风，说话时涕泪横流，不能自已。

此刻，“国进民退”已成为政府经济形势的主旋律，“撤退”是民营企业在经济萧条与时局混乱之际的唯一选择，原本以民企占主导的烟草、面粉、粮食加工等领域皆被国营集团控股、接收，到1936年，仅中国银行就控制15家纱厂，约占华商纱厂纱锭总数的13%。在金融领域，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四大行”占全国164家银行实收资本的42%、资产总值的59%、发行钞票的78%，此后十多年继续高歌猛进，到1947年已控制全国存放款总额的90%以上。而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傲然崛起正是当时政要把持金融乃至实业的必然结果，其他趁机明争暗抢夺取企业经营权的政客则多如牛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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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家的败象早在前一年就公之于众。1934年7月4日，上海各报的头条新闻就四个字“申新搁浅”。当天夜里，上海棉纺、金融业大佬齐聚荣家商讨对策，最终决定由荣德生向南京政府求援，希望允许申新发行500万元的公司特别债券，由政府保息。

时任实业部长陈公博趁机以申新“无组织、无管理，必须尽快“清理债务、改换经营组织”为由，建议由政府提供300万营运资本接收申新，并公开在报纸上表示申新只有“收归国有”才有出路。以300万元吞掉申新上千万元资产，荣氏兄弟气得发抖，连忙写信向蒋介石告状，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也写信斥责陈公博。重压之下，陈公博终于在8月份收手，建议“由荣氏本人大加整理”。

四个月之后，荣家以申新七厂为抵押从英国汇丰银行借款200万元到期，却无力偿还，汇丰将这家拥有5.6万纱锭、3000多工人的大厂公开拍卖，1935年3月 26日，日本丰田纱厂以225万元竞得，当时抵制日企风潮此起彼伏，此时经披露后群情激奋，申新工人不仅跑到南京政府请愿，还用高压水龙头将前来接收的汇丰和日企代表赶走，加上全国实业界集体支持荣家，最后拍卖被解除，汇丰将这笔贷款延期到1940年底再还清。

惊魂初定的荣宗敬又在1935年4月向故交宋子文求助，后者直到1935年9月才给答复，其狼子野心令荣家倒吸一口凉气：中国银行将申新九家纱厂全部并购，并自派总经理，然后发行公司债券，以新债还旧债，荣家欠银行及钱庄利息全部可由1分减半至5厘。宋子文比陈公博老辣凶狠得多，此计一旦得逞，荣家将彻底出局，顷刻间产业荡尽，在此后的数月内，荣家因引狼入室心惊胆战，后悔不迭。

1936年2月12日，宋子文终于出手，在家中召集申新三大债权人开会，就吞并申新最后摊牌，好在债权人之一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老板陈光甫正直仗义，不仅未亲自赴约，还派代表否决宋子文的各项提议，荣家死里逃生。

1936年下半年，惊涛骇浪的棉纺市场终于风平浪静，秋天棉花喜获丰收，价格回落，纱布价格上涨，市场日渐兴旺起来，申新各厂陆续复工。荣家在时年10月1日与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订立“委托经营签约书”，总算保住所有权。到年底，申新扭亏为盈，荣家长达数年的阴霾终于消散，重见天日。

但好景不长，时局动荡让荣家复兴的梦想支离破碎。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荣家数万包面粉和几千担小麦以记账方式交给抗日部队，一个月后又捐出5万袋面粉及大量慰劳品。然后，军民齐心仍未抵挡日军炮火，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商人纷纷逃离避难，荣家兄弟商量，长驻无锡的弟弟荣德生到上海主持大局，哥哥荣宗敬于1938年1月4日深夜远渡香港，一去一留，但是与40年前父亲去世时的决定正好相反。

只可惜，到香港不久荣宗敬就因焦虑忧愁导致脑溢血突发，病倒时四肢无力，头晕目眩，泪流难抑。1938年2月10日，荣宗敬病逝于香港，临终遗言道：“那些厂子，来之不易，千万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你们好自为之，善自为之。”荣宗敬自幼喜欢吃荣家风味的小汤圆，去世时离元宵节只有五天，他还没来得及吃一口最爱的小汤圆，就客逝他乡。

去世之后，荣宗敬的灵柩一直未入土，直到1943年9月才下葬于无锡的太湖畔。其墓解放后曾被毁，1994年重修，墓碑撰联曰：“民族经济先驱，创业精神楷模”。横批“功在华夏”。

荣宗敬临终时的遗嘱并未如他心所愿。抗战期间，除租界内的申新二厂、九厂之外，荣家在上海、江苏的所有面粉厂、纱厂或被日本企业接管，或毁于战火，无一幸免。

最后的归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终于胜利，独木苦撑的荣德生老骥伏枥，壮心未已。然而，灾祸却接踵而至。

1945年10月，荣德生次子荣尔仁向行政院递交一份接收日商纱厂名单，建议将其分配给战时受损失并在后方作出贡献的工厂，此时宋子文正忙于筹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对此置若罔闻。一个月之后，宋子文就宣布敌伪纱厂全部收归国营，荣家在战时被日本人强占的申新一厂、四厂、八厂被并入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福新三厂、六厂倒是还给荣家，可粮食部特派员却提前将仓库卖掉，只留下两座空厂房。

1946年4月24日上午，上海滩商界第一大亨荣德生居然遭人绑架，此案轰动一时，各大媒体纷纷报道。在被关押的34天里，绑匪并未虐待荣德生，只图财而不害命，最初开价勒索百万美元，他宁死不从，后来减半至50万美元仍不动摇，他甚至立下遗嘱：“如果拿出赎金将影响企业生产，宁可牺牲个人来保全事业”。后来的结果证明，这是一起警匪勾结的绑架案，荣德生被释放后，荣家先后给上海警备司令部送过60多万美元，由申新各厂分摊支出。经此一难，荣德生身形消瘦，精神不振，在家静养。

1948年8月20日，蒋介石长子蒋经国以上海经济管制区副经济管制督导员的身份整顿经济秩序，他高调宣称“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矛头直接对准违法乱纪的商界大佬。9月4日，荣宗敬长子、申新纺织公司总经理荣鸿元因“私套外汇、囤积居奇”被捕，荣家前后花费约50万美元才将荣鸿元“捞出来”，但还是被羁押77天，直到11月18日正式宣判：“判刑6个月，缓期2年”。牢狱之灾令荣鸿元灰心丧气，不久便远走香港，荣家长房的资产几乎随之全数转移。在荣鸿元被判刑的半个月之前，蒋经国的“打老虎”行动查到表弟、孔祥熙长子孔令侃头上就戛然而止，“清算豪门”失败，于11月2日狼狈离沪。

噩运至此并未完结。1949年4月，荣德生的四子荣毅仁因“侵占公有财物、不计调换折扣的耗损侵蚀利己”等罪名被监察院起诉。这是一起典型的栽赃诬陷案件，荣家自1946年11月开始为政府储军粮并运往北方战场，运输途中各路官员轮番调包掺假，以次充好，优质米面到士兵手中已发霉变质。5月25日，“军粉霉烂案”正式开庭，国民政府将米面糜烂、东北战场失败等罪责扣在荣家头上，后者有苦难言。恰好在这一天，解放军攻入上海，荣家幸运脱困，“军粉霉烂案”不了了之。

躲过劫难的荣毅仁成为家族接班人，开始掌管荣家留在大陆的全部产业，新政权对这位年轻的商界新秀格外重视，希望他能肩负表率作用，以至于在“三反五反”、“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中，荣家总能幸运过关或从轻发落，周恩来曾对部下叮嘱：“荣毅仁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国内外都有影响，你们一定要想办法保护好。”

但是，在席卷全国的政治洪流中，没有人能置身事外。1952年4月2日，荣毅仁被迫“坦白罪行”，交代违法获利280亿元，后来被追加到2096亿，可他名下根本没有如此巨额财产，万般无奈时，他甚至做出“四面逼紧，没有办法时，只好上吊”的打算。

3个月之后，77岁的荣德生在无锡去世。他一生历尽大风大浪，到晚年又遭王朝更替与绑架恐吓，爱子深陷冤狱，日渐激化的劳资矛盾和政治运动令他胆战心惊，这位旧式商人至死都无法理解“工厂全归工人主政”的经营依据，最终在困惑与无奈中寿终正寝。

1954年，荣毅仁带头在申新启动公私合营计划，申新集团成立，荣毅仁出任总经理，家族产业收归国家所有，由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开创的荣耀与辉煌，归于新生的共和国。在此后的商业和政治生涯中，荣毅仁谨小慎微，低调沉稳，先后出任上海副市长、国家副主席，被誉为“红色资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