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中国农业税历史评价

dp中国农业税历史评价（共5篇）

1.dp中国农业税历史评价 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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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古代决定性的生产部门，由于农业生产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民之生计和国家的兴衰存亡，因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发展农业当作大事来抓，努力督促和组织农业生产。如推广生产技术、兴修水利、掌握农时，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农民对土地的占有权，督促和鼓励农民努力生产等，与此同时，国家在经济政策上一直奉行重农抑商政策、有效保证了农业经济发展。

复习目标

知识目标

农业发展的主要表现;生产工具的进步;农耕技术的提高;农作物品种增多;耕地面积增加;古代水利建设概况

能力目标

了解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发展的基本概况，包括农业生产工具、农耕技术、农作物品种、耕地面积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水利建设。

重点、难点、

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重农抑商政策的原因、表现及影响。

计划课时：一 课时

复习过程：

专题知识归纳

1、农业发展的主要表现为：

①生产工具的改进;

②水利工程建设;

③耕作技术的提高;

④农作物品种的增多、区域的扩大和新品种的引进;

⑤耕地面积的扩大，产量提高等。

⑥、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

2、生产工具的进步

在古代人们经营传统农业时，农具是主要的动力标志。

①商周时期：农具绝大部分是木、石、骨、蚌所制，仅有极少量青铜农具。

②春秋战国时期：春秋已在农业中开始使用铁制农具，有铁锄、铁斧等，并开始使用牛耕，战国时期得到推广，中原地区普遍使用桔棵来灌溉农田

③秦朝时，铁器传到珠江流域。

④两汉时期，农具得到改进，牛耕得以推广。西域用上了中原传去的铁农具。耕犁上安装了翻土碎土用的犁壁;西汉农学家赵过发明播种机械楼车;犁耕法除耦犁外，二牛抬杠式耕作方式东汉时已传到珠江流域;一牛犁耕作方式也已出现。

⑤魏晋南北朝时，曹魏的马钧发明翻车。水雄、水磨应用于谷物加工，西北嘉裕关已采用二牛一人或一牛一人犁耕法。

⑥唐朝时：创制了曲辕犁、筒车等农具。

3、农耕技术的提高

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在灌溉技术、耕作和管理技术上。

①灌溉技术。各朝代都非常重视水利灌溉工程的兴修，春秋时期的桔椽、芍陂，战国时期的都江堰、郑国渠、西门豹渠，两汉时的灌溉渠、天然陂池、坎儿井，隋唐时期的大运河、筒车等都是先进的灌溉技术或著名的灌溉工程，保证了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

②耕作和管理技术。两汉时期在使用二牛抬杠式耕作方法基础上又发明了一牛挽犁法和代田法，掌握了水稻育秧移植等技术，并总结了及时收割、优选种子的管理经验;隋唐时期普遍推广“圩田”和两年三熟耕作制，使农产品产量大幅度提高;放火烧山，开垦山地的现象也很多。

4、农作物品种增多

①商周：黍、稷、麦、稻、豆五谷。

②西周：农作物种类增多，包括后世大多数农作物都有种植。

③两汉：农作物除粟、黍外，稻和麦得到推广种植，也成为主要粮食作物。东汉时已有双季稻;汉水流域稻麦轮作，一年两熟。西域的葡萄、石榴、首蓿、胡豆、胡瓜、胡麻等陆续移植内地。

④魏晋南北朝：农作物品种增多，洞庭、鄱阳湖流域和成都平原也是重要产粮区。

⑤隋唐：江淮地区大面积种植水稻，江南地区成为粮食重要产地，茶叶成为生活必需品。

⑥两宋：北方的粟、麦江南大量种植：江北广种水稻，从越南引进的占城稻也传播到江淮地区;棉花的种植由福建、广东推广到长江流域，经济作物种植扩大，南宋时棉布逐渐代替麻布成为人们主要衣被原料。

⑦元朝：农作物品种增多，棉花种植遍及南方。

⑧明朝：棉花种植由江南推向江北，桑、麻等作物广泛种植。江南大力发展双季稻，岭南出现三季稻。作物新品种玉米、甘薯、马铃薯、烟草引入我国。

⑨清朝：棉花、蚕桑、茶叶、油料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扩大，还形成了一些专业生产区域。

5、耕地面积增加

伴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和江南经济的发展，耕地面积大幅增加，明初耕地总数达8亿多亩，清初耕地面积进一步增加了3亿多亩。

6、古代水利建设概况

① 春秋战国：中原地区已普遍采用桔槔灌溉农田;楚国孙叔敖修的芍陂是有史记载的最早水库;战国时秦国蜀郡守李冰修的都江堰，水工郑国在秦国修的郑国渠。

春秋战国时期水利工程图

②西汉：六辅渠、白渠;西北修建坎儿井;江准、江汉修治天然陂池;东南排水筑堤，变淤地为良田;汉武帝治理黄河。

③三国：曹魏在淮河流域修复了许多渠堰堤塘;蜀国在都江堰设置堰官进行维护。

④北魏：孝文帝下令有水田之处，都要通渠灌溉。

⑤隋炀帝在历代运河的基础上，于605――6，开通了大运河。大运河全长四五千里，以洛阳为中心，北通涿郡，南达余杭，是世界上最早、最长的运河。唐朝设专职官员管理水利事业，各地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仅江南兴建和修复的水利工程，就大超过了六朝的总和。还创制了新的灌溉工具筒车。

⑥元朝政府先后修治、会通河和通惠河。连接原有运河，将海河、黄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连贯起来。大运河从杭州到大都全长三千余里，是当时南粮北运的重要水利枢纽。

7、历朝采取的促进农业发展的措施

①春秋时期齐国管仲改革内政，发展生产。

②战国时期秦国商软奖励耕战，限制工商业发展，禁止弃农经商。

③西汉时期，刘邦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文帝、景帝减轻田租，三十税一，甚至十多年不收田租，鼓励农耕

④东汉时期刘秀九次下达释放和禁止残害奴婢的命令，减轻赋税，把田租从十税一恢复到西汉时期的三十税一。

⑤三国时期曹操实行屯田，重视保护农桑，魏建国后，统治者继续重视农业和兴修水利，蜀汉诸葛亮实施轻摇薄赋、奖励农耕的政策。

⑥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颁布均田令。保证农民得到一定的土地。

⑦唐初政府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保证农民得到一定土地和生产时间。

⑧北宋中期王安石变法推行农田水利法，鼓励垦荒和兴修水利;政府积极推广占城稻，促进南北农作物交流。

⑨金世宗推行一些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利用黄河古道屯田

⑩明初明太祖采取鼓励垦荒，减免赋役。实行屯田，推广植棉等措施。

⑾清初政府鼓励农耕，康熙实行“更名田”，雍正实行“摊丁入亩”和“地丁银”制度。

历代封建王朝还大力推广推行奖励垦荒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土地资源的利用率，但过度的开发对生态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封建国家还编纂农书，推动农业耕作技术的提高。

各封建王朝通过上述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保证了农民占有少量土地，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满是足了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缓和了社会矛盾，为农业发展营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封建国家的强盛奠定了基础。

重点问题精讲

1、古代经济发展的一般原因

1)、政治

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政治清明，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

2)、经济

生产关系的调整(如西汉初实行的休养生息政策)，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生产技术的进步，提高了生产效率，水利工程的兴建，保证了农业生产的水源，另外，继承前代的经济成就，也是原因之一。

3)、民族关系

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推动各族经济的共同发展。如两汉时铁器传入西域，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

4)、对外关系

与他国的贸易往来，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国际市场。如唐朝经济发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唐统治者实行开明的对外政策，与各国进行经济交流。

5)、文化

科技(历法、著作)有利于安排农事、提高生产技术。两汉时期，正是由于天文历法的进步，封建经济不断发展。

6)、人民群众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正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才使中国古代的经济得到发展。例如，宋元时期，江南经济之所以能得到发展主要是由于北方农民的南迁，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并与南方人民一起辛勤耕耘。

2、重农抑商政策的原因、表现及影响

1)、原因

一个国家或政权实行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是由其经济基础和统治者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我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农业是主要部门，农业生产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人民的生计;统治者的阶级地位是剥削压迫农民，重视农业有利于扩大经济利益。因此，统治者都采取重农抑商政策。

2)表现

①初期

战国兴修都江堰和郑因渠，保证了农业生产的水源，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商 鞅变法中的“重农抑商、奖励耕织”，推动了秦国封建经济的发展。西汉实行休养生息政策，轻徭薄赋，减轻了农民负担，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农业生产。孝文帝改革中的“均田令”，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

②中期

唐初统治者注重农业生产，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农民获得了土地，生产时间得到了保证，赋役负担减轻。唐中期推行两税法，放松了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时兴修水利工程，都有利于生产的发展。王安石变法中的“募役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分别减轻了农民的差役负担、保证了农田的水源供给、减轻了农民的赋税负担。

③后期

一条鞭法中的“纳银代役”，相对减轻了农民负担，同时说明农民对封建国家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1669年实行“更名田”，雍正帝推行“摊丁入亩”，这样，人头税废除了，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进一步松弛。引进农作物和推广种棉，使粮食总产量大幅度增加。设立关卡、征收重税和闭关锁国，抑制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3)、影响

①积极(主要在前中期)

巩固政权，促进经济发展，从根本上重视农业的思想也是正确的。如战国时期秦国实施商鞅变法中重农抑商的规定，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壮大了秦国的势力，为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②消极(主要在后期)

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统治者依旧推行重农抑商政策，阻碍商品经济及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从根本上造成中国的落后。

参考答案

1、B 2、D 3、A、C 4、C 5、B 6、D 7、B 8、A 9、B 10、B 11、D 12、B

13、(1)北宋政府推动北方作物在南方推广

(2) ①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之一，早在河姆渡氏族时期中国人民就开始种植水稻。

②北宋时期从越南传入的占城稻，从福建推广到长江、淮河流域。南宋时水田增加，稻米成为当时主要粮食作物，民谚“苏湖熟，天下足”就是当时状况的写照。

③明清时期我国人口激增，高产的水稻成为解决粮食问题的主要作物。明朝时两季稻的扩大种植和三季稻的出现充分说明这点。

④1949年后我国政府极其重视水稻新品种的科学开发和推广，涌现出袁隆平这样著名的农业科学家。

(3) 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农民得到一定的土地，减免租税赋役，鼓励农耕。其实质是在有利于地主阶级长远利益前提下对生产关系进行部分的调整。

14、(1)他的观点是正确的。说明了农工商业之间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的内在联系。

(2) 农工商皆本;重农抑商

(3) 黄宗羲的观点有利于商品经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是历史的进步。雍正帝的观点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落后的，为维护封建统治。

(4)在坚持农业为基础地位的同时，还应大力发展工商业;只有坚持国民经济各部门综合平衡。按比例协调发展，才是国宾富强之本。

15、(1) 重本抑末。他认为，农业为四民提供粮食。是本业;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更需要驱民归农，才能民富国安。工商业不能生产粮食，且与农业争劳动力。

(2) 清政府广设钞关，不法官吏巧立名目，对商人苛征重税;大量的商业资本投向土地。这种现象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土地兼并;影响了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流通;影响了商业资本的积累，不利于手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对农业发展也是不利的。

16、(1)黄宗羲认为农业和工商业都是“本”，都应该重视和发展。应该“痛绝之”的只是工商业中的不切民用的有害因素。而我国封建社会的传统经济政策以农为“本”。工商为“末”，重农抑商。

(2)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把农业视为国计民生的根本，加以重视，是正确的。汉唐等历代王朝的统治者采取这一政策，对于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曾起过积权作用，应予肯定。但是该政策把工商业与农业绝对对立起来，予以压制，其结果必然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农业生产长期停滞在自然经济的低水平上，其弊端到封建社会晚期就更如严重。

(3)黄宗羲的主张是明末清初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在思想领域的反映。黄宗羲不仅在经济上把工商业提到与农业同等重要的地位，尤其可贵的是能把工商业过程上出现消极因素同工商业本身加以区分，予以区别对待。

(4)这种认识和主张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当对是进步的，对今天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dp中国农业税历史评价 篇二

一、方针

1.“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总方针

要说农业机械化的指导方针, 最闪光的是提出了总体方面的根本指导思想和理论。在1959年4月29日, 毛泽东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党内通信》中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笔者理解有两层含意:一是农业一定要机械化;二是农业最终要机械化。1959年10月31日, 毛泽东对《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养猪经验》批示:“用机械装备农业, 是农、林、牧三结合大发展的决定性条件。”这是对这前述重要理论的阐释和强调, 进一步明确:机械化是农业发展的“决定性条件”。“决定性条件”显然是“根本出路”。

2.指导思想上的先机械化、后合作化观点

1951年4月17日, 刘少奇针对中共山西省委意见提出:没有拖拉机……不要急于搞农业生产合作社。华北局报告也提出:农业集体化, 必须以国家工业化和使用机器耕种……为条件。后来, 薄一波肯定, 那时实际上是提出了中国只有先机械化才能搞合作化的观点。1951年12月15日, 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 (草案) 》指出:“在农民完全同意并有机器条件的地方, 亦可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显然先机械化、后合作化是中央那时的正确方针, 但实际社会生活并未照此运作。

1952年5月10日, 中共中央转发的东北局《关于推行农业合作化的决议 (草案) 》提出:推广与使用新农具“需要在土地联片与统一经营 (不改变私有制的基础) 的前提下, 才能充分发挥作用。”这里, 道出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使用农机的两个特征:一是农机要求有大面积平阔土地, 即土地连片;二是为降低单位成本, 农机要求有作业规模, 却与土地所有制无关, 即文件所说“不改变私有制的基础”。现在, 联合收获机跨区作业是典型例证, 是农民在农业生产环节上的合作。

1954年7月6日, 农业部向中共中央报告《关于农业机器拖拉机站工作会议情况》说到:“机械化作业的优越性, 深刻地教育了农民, 打破了农民保守思想, 使小农的心理发生着根本的变化, 使他们更深刻地体会到社会主义的好处, 因而促进了农业生产合作化的迅速发展。”这是机械化对合作化促动作用十分中肯的合情合理的推导和分析。1954年7月12日, 东北区财经委员会关于新式畜力农具生产和推广工作总结提出:“新农具本身要求土地集中、统一经营和最适合农业生产合作社使用, 就推动了互助合作运动。”这是从生活中归纳出来的“先机械化, 后合作化”的朴素分析。农业一旦使用机器, 必然需要、要求农户之间的合作, 即机械化推动合作化。这是一种顺理成章的自然发展过程, 并非晦涩难懂的深奥理论问题。现在, 我国农村正在经历和体现着农业机械化推动、促进农民之间合作的情景。

二、步骤

1.认识

周恩来于1953年6月19日对农村工作讲话:“农业机械化的前途是一定要实现的。看不见这个前途, 是盲目;另一方面, 不承认我们的落后和不平衡的现象, 就是急躁”。建国之后的前30年, 我国农业机械化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急于求成、犯急躁病。我们往往强调“社会主义能够办大事”的优势, 忽视“我们的落后和不平衡”, 对农业机械化倾全社会之力, “毕其功于一役”, 直到改革开放才得到真正纠正, 可谓教训深刻。

1956年9月15日, 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中央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是在没有农业机器的条件下实现农业合作化的。我国的农业, 只能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 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耕作条件, 适当地、逐步地实现农业机械化。”今天读起来, 透出一种无可奈何地承认现实的感觉。没有机器的农业合作化, 要赶快补机械化这一课, 否则难以持久。于是就有了1959年“十年以内大解决”和1966年“抓紧从今年起的15年”大干快上农业机械化的事情。农业的机械化实质是国家工业化的产物, 是一个逐步前进的过程。建国后的前30年, 国家工业化水平太低, 农机化却孤军奋进, 结果事倍功半。改革开放以来, 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高歌猛进, 农业机械化也随之进入快速发展期。

2.安排

首提时间安排:毛泽东在1955年7月31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中提出:“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革, 大概需要四五个五年计划, 即20～25年时间。全党必须为了这个伟大任务的实现而奋斗”。虽然是“估计”和“大概”, 但1955年还是成为中国农业机械化步骤中的一个重要年份。“文革”期间始终不渝坚持的“1980年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即以此为起点。

再提时间安排:1959年4月29日, 毛泽东在《党内通信》那句完整的话是:“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要有10年时间。”意思是:告诉包括生产小队长在内的各级官员, 农业机械化一定要搞, 要有个计划, 下决心10年内解决这个问题。后面提出分三步走:“4年以内小解决, 7年以内中解决, 10年以内大解决。”现在看来, 还是“急躁”。中国农机化岂是10年解决的问题?所以农机界现在只是引用前半句话。1959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批转农业机械部的报告, 提出“从1958年起以10～15年的时间实现农业现代化, 即实现农业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电气化的总任务和4年小解决, 7年中解决, 10年大解决的机械化步骤”。那时, 把农业现代化定位于4个具体的“化”, 现在看来是狭隘的。即使如此, 这4个具体的“化”, 也不是10～15年就能实现的, 而其中最难的还是农业机械化。

敢讲真话的谭震林于1959年10月18日, 农业机械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农机厅局长会议上说:“实现农业机械化, 10年后耕作、排灌、加工、运输机械化程度占整个农村手工操作的比重, 可以达到28%～30%, 提高一点可以达到40%。机械化并不是10年就可以‘化了’, 20年也不一定。”历史证明, 还真是被他言中了。20年就到1980年, 不但当时实现不了, 即使现在也还没有“化了”。

三提时间安排:1962年9月27日,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指出:“争取从现在起, 再经过20～25年的时间, 基本上实现农业现代化。”较前相比, 又延长几年, 但“三年困难”时期刚过, 又是一个“跃进”规划。实际上, 农业现代化是与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相辅相成的渐进发展过程。孤立地为自己划定时限, 往往于事无补, 还容易挫伤人们的积极性。

四提时间安排:1966年2月19日, 毛泽东对中共湖北省委《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设想》批示:“用25年的时间, 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目前是抓紧从今年起的15年。已经过去10年了, 这10年我们抓得不大好。”包括1959年—1966年近7年的“中解决”。这样, 又以1955年为原点, 全党、全国, 从中央到地方, 大张旗鼓地抓“1980年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战略目标。

三、经营

发出农民自主经营农机的设想。1958年2月3日全国拖拉机站站长会议总结:“估计在不久的将来, 群众自己经营农业机械, 将会成为主要的方式。”这个预见太超前、太有远见了。但是, 建国后的前30年, 拖拉机在国营、社营之间下放、上收反复过多少次, 一直没有让农户自己拥有和经营过拖拉机。只有在改革开放时代, 才开始了农民个人购买、经营拖拉机的新时期。经历了“太久的”时间, 上述预言才得以变成现实。

四、问题

发现我国农业机械化的“死穴”。1958年2月1日, 在全国拖拉机站站长会议上, 农业部部长廖鲁言说:拖拉机站“年年赔钱, 主要原因是:机具使用率太低, 消耗大, 人多。”1963年12月, 农业部召开全国农业机械站会议指出:“目前拖拉机站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机器利用率低……成本高, 生产队负担不起, 经营亏损大。”

“机器利用率低”真是点到“穴位”上了, 而且一直是个死穴。这是阻碍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根本问题的关键!那时, 不管是国营还是社营拖拉机站, 被政府管得死死的, 严格控制在本行政区划内作业。而为了形成必要的作业能力, 必须有合理的配套机具、设施和人员。而作业量少, 则相对作业“成本高”;则相对显得“人多”。于是, 拖拉机站“经营亏损大”。那时, “拖欠机耕费”是常事, 最终由“财政”冲消。前后5年重复老问题, 语言何其相似, 但一直没有办法解决。因为, 旧体制下根本解决不了, 只待天时, 天时就是改革开放。一是让农民自主经营;二是用市场化、社会化运作。开启两大闸门, 农民得以开着自己的机器走南闯北, 跨省界在全国适宜地域作业, 真正解决了单机利用率低和经营亏损, 这个长期困扰中国农业机械化的“老大难”问题。现在, 农业机械化已经成为农民竞相经营而致富的家业。

3.中国农业面临的历史性契机 篇三

中国农业出路何在？一种主要意见认为唯有在更高程度的城市化之下，减轻农村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才有可能改造中国农业，建立大规模的农场，淘汰小农经济，使之接近先进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此前，应该维持今日的承包制度，尤其是用来保证粮食生产的口粮地制度。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选择。这样，在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下，务农人口在相当长时期内只可能处于相对贫困的生活，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实际上，今日中国的农业正面临着一个历史性发展契机。其出路不必等待未来的更高程度的城市化，更不在于美国式的大农场，而是在于当前的新时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既是高劳动密集型的也是相对高收入的小家庭农场。在上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中国农村已经错过了一次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历的因现代要素投入而提高农业收入的机会；今日的新机会主要来自伴随国民经济发展和收入提高而出现的农产品消费转型，从“以粮为纲”转向粮食－蔬菜－肉鱼并重的农业结构。（本文的农业一词是指广义的农业，包括农、林、牧、渔业；狭义的“农业”则单指种植业。）新的消费与生产结构能够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已使推广适度规模的小农场成为现实的可能。其关键在于做出能够激发农民牟利积极性的决策，其楷模应是新时代的因地制宜地结合粮食与蔬菜或水果，或结合种植与养殖的小农农场。当然，在具有一定领导条件和民众支持的村庄，可以以合作或集体组织作为行动主体。推广这样的农业可以提高其收入，借此扩大“内需”，促进城乡连锁性的互动以及国民经济的发展。

这里探讨的问题不在于“建设新农村”政策下一些已经被采纳的措施，包括免去农业税、支援农村教育和医疗卫生、建设农村公路系统等一些非常关键的措施，这些都可以说是新时代小农经济发展的必需条件。至于改革以来的乡村工业和城市就业，它们毋庸说是当前农业发展出现历史性契机的前提条件。这里要集中讨论的是相对被忽视的小农农业内部建设的问题。

我的建议不涉及到土地所有权的诸多争论，只涉及土地的经营权。我有意要把已经僵化了的左、右双方关于产权的争论置于一旁。今日需要的不是模式和意识形态的争论，而是具体问题的具体讨论。至于国家的作用，我绝对无意提倡现存政治“体制”诸多弊端的进一步强化。国家从控制—榨取性的机关转型为服务—协调性的机关乃是抓住今日转化中国农村的历史性契机的关键。

世界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经验回顾

回顾西方先进国家历史上农业发展的历史，主要有两种模型值得注意。其一是现代工业兴起之前的农业革命，即十八世纪英国的农业革命。当时，农村务农人数在一个多世纪之中（伴随城镇化及其手工业发展）基本稳定，与此同时，源于一些因素的偶然巧合，农业得以改组——在圈地运动过程中把社区公共放牧土地私有化，为新的种植—养殖交替的制度创造了基本条件，其典型就是诺福克(Norfolk)轮耕制度（小麦—芜菁—大麦—三叶草轮作，其中芜菁和三叶草乃是牲畜饲料）——使农业产出提高了一倍。也就是说，使农村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提高了一倍，由此导致相应的“消费革命”，从而促成了亚当·斯密理论中的城乡良性交换，推动了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规模效益，为后来的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提供了基础和条件。这是过去经典作家们引以为典范的英国经验。

其实，在大多数的西方先进国家，如此幅度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收入的提高，都要等到一个世纪以后经过工业要素（化肥、机械和科学选种）的投入而形成农业现代化革命才能做到。后者其实比十八世纪英国的“农业革命”更具代表性。它是包括日本在内的先进国家农业现代化的比较普遍的实际经历。

在中国，在一九五○到一九七○年代，出于诸多历史因素，农业在经历如此现代化投入的同时，却出现了大规模的劳动密集化。最典型的例子是利用机耕来实行一年三作制，在江南地区把一年两作的水稻—小麦改为一年三作的早稻—晚稻—小麦。这样，本来可以减低劳动投入的机械化被转化为进一步提高农业劳动密集度的方法：机耕所起的作用，主要是使在连接一、二两茬的紧张时段中赶收早稻与赶耕赶种晚稻成为可能。这样，机械化所起的作用其实主要是提高了劳动密集度和投入量，结果形成内卷型的一年三作生产制度，导致不可避免的效益递减，从而蚕食掉了机械化所可能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和报酬的提高。尽管农业总产出最终提高了三倍，但是同一时期的劳动总投入却提高了四倍，结果是劳动报酬的停滞不前，亦即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停滞不前，中国也因此没有实现西方和日本等先进国家所经历的农村生活水平的现代化。回首往事，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中国人口数量实在太大，增长速度也实在太快，而在政策上又没有采取适当的措施，以致积重难返。

当前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性契机

其后，在改革时代，因为几种不同历史趋势的汇合而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历史性契机。一个因素是八十年代的乡村工业发展，在十年之中吸收了一亿的农村劳动力。其后是九十年代后的大规模城市打工浪潮，又吸收了一亿的农村劳动力。这样，在短短二十多年中，非农劳动吸收了农村总劳动力的40%，很大程度上缓和了人口对土地的压力。

虽然如此，在今日的制度和技术条件下，农村仍然具有大规模的劳动力剩余，相当于今日务农劳动力总量的三分之一到一半。也就是说，今日三亿农业从业人员中很大部分都是半就业或不充分就业的（亦即“隐性失业”的）。这样的情况，使人们普遍认为，唯有在更高度的城镇化解决了人口压力之后才有可能根本改变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连农村人民自己也已经相当普遍地把农业看做是没有出路的绝境，千方百计地想让自己的下一代跳出农业和农村。这是当前所谓“三农”问题的一个主要根源。

这种想法没有考虑到今日农业的革命性变化，即近二十多年伴随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提高而引起的农产品消费结构，以及连带的农业生产结构的根本性转向。如下页表所示，从一九七八年到二○○四年，人均生产总值上升了七倍多。其中，（狭义的）“农业”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从一九七八年的80%降低到二○○四年的50%，而牧—渔所占比例则从一九七八年的17%上升到二○○四年的44%。这意味着全国人口（其中城镇人口当然更为突出）在食物消费上的结构性转移，即从以粮食为主的消费型转到粮—肉、鱼并重（相似西方式）的消费型。而种植业内部更有另一个结构性的转移，即从“以粮为纲”到粮—菜—果兼重型。二○○四年蔬菜和水果在（狭义的）“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已达到37%（以播种面积计算则是18%——《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5:106；《中国统计年鉴》2005：460）。作为佐证，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体格和其父母辈形成鲜明的对照，无论在身高、发育、面色等等方面都显示出丰富得多的营养。这是一个历史性转折，也是一个方兴未艾的转折。

城镇化当然也是这种发展的一个体现。同一时期，全国人口中城镇人口所占比例总共增加了将近24个百分点，从一九七八年的18%上升到二○○四年的42%。假如今后三十年人口城镇化的增长大致维持在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这将意味中国的人口可能达到城乡七三分的局面。如此规模的城镇化将意味农业人口压力的进一步降低。虽然如此，城镇化本身并不足以解释农业的结构性转型，真正的关键是人们收入的提高，由此增加了副食消费，减少了粮食消费。

当然，这种转变并不是包含全体人民在内的普遍性转变，而是伴随着社会分层以及收入差距日益拉大的转变。首先，城市人民的平均消费水平一般要高于农村，但是城市中仍有相当比例相对贫穷的人口，包括城市本身的下岗工人以及农村来的暂住人口，他们的食物消费和过去差别不大。至于农村（和小城镇），虽然也有一定比例收入相对高的居民——主要是从市场经济谋得利益的人们，但是一般人口，尤其是只从事粮食种植的农民，在食物消费上和上一代仍然基本相同。

因此，社会下、中层的收入今后如果能够广泛提高，全人口食物的消费以及农业生产的结构应会更完全地转化，即从长时期的以粮为主的“单一”型农业和农产品消费结构转化到种植业—牧渔业并重的农业结构，以及从传统以粮为主的食物消费型更完全地转化为粮—肉—菜兼重的消费型。改革以来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可能会是这种转型的前半时期，今后的三十年则可能会成为其后半时期。除了更高的肉—鱼和蔬菜消费外，应会包括更高比例的精品蔬菜、鲜奶、绿色食品等的需求。

一个可能的出路

我们要问：食物消费的这种结构性转型，对中国极长时期以来人口对土地的压力问题意味着什么样的变化？它赋予农业什么样的机会？

首先，它并不意味中国农业结构将相似于美国型的农业。当前中国农业的三亿劳动力（相对于美国的三百万），即使减掉一半，也还是意味着中国的农业仍将以小规模、相对劳动密集的经营为主，不可能转化为美国的那种地多人少型。中国的农场规模不可能达到美国式的劳均九百亩的农场，而将长时期徘徊于十到二十亩的小家庭农场的规模。新时代的农业仍将具有中国式高密度人口的特点，哪怕在农—牧兼重以及粮—肉—菜兼重的形式上将不同于中国传统农业而更相似于美国农业。也就是说，中国农业的将来仍需依赖小农场，其出路不在大农场而在于新时代的小农经济。

但在这同时，适度规模设想已从原先八十年代流行的不太实际的理想，也是六个多世纪以来一直都没有可能达到的规模，转化为完全可以实行的目标。这里的关键性因素还是上面说的农业和食物消费转型。众所周知，蔬菜和水果以及舍饲养殖在土地利用上都比一般种植业需要更高程度的单位面积劳动投入，换取成比例和更高的劳动报酬。今日一般的农户只散养一两头猪、十几只鸡。一个农户如果养殖十来只猪，其收入便会提高不少；如果养殖收入更高的菜牛、奶牛、肉鸡、蛋鸡等（见下面的讨论）则会提高更多。兼种蔬菜或水果，逻辑一样。我们如果用（比较保守的）二到三倍的劳动投入和报酬来理解，这就意味每一个从以粮为主的农场转化为种—养兼重以及粮—肉—菜兼重的农场将可以容纳两三倍的劳动力。也就是说，如果说八十年代以粮为主的适度规模在华北是三十亩，江南是二十亩，今日粮—菜和种—养兼重的农场其适度规模则是华北十到十五亩，江南七到十亩。

这样的规模是今日许多地方已经能够做到的。当前的人均耕地是2.4亩，劳均7.3亩。若以一家两个务农劳动力来计算（并不排除其他成员外出打工），亦即一家平均14.6亩，那么，今日很多地区已经完全能够达到这种劳动力充分就业的适度规模，尤其是专业化的高度劳动密集型种植（专业蔬菜种植户每劳动力只需要两三亩地）。今后可以根据新型食物消费结构的进一步演化而适当推广。

此外，从初级加工的肉—鱼和蔬菜产品转向更高比例的深加工的精品，应会带来更高的劳动容量和收入。中国今日的食品产业相对农产品产值的比例——0.3—0.4比1——仍然远远低于先进国家的2—3比1。在这方面，中国农业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另外，后工业时代的科学技术应该可以为提高土地的生产力和劳动容量提供多种可能。举例说，农业部从二○○三年以来已经致力推广的“秸秆养殖”模式便可能具有相当潜力。配合新生物技术，农村很多被废弃焚烧的农作物秸秆，可以通过使用少量的生物剂而改成高质量、低成本的牲畜饲料。据报道，一斤秸秆发酵菌剂可以在三天到一周之内发酵一吨成品生物饲料。另外，“分解剂”据称可以不经青贮发酵而把秸秆直接分解，不仅适用于牛羊等反刍动物，也可用于猪鸡等单胃畜禽。众所周知，传统的养殖方式——放牧食草的牛、羊，舍饲圈养吃粮的猪、禽——都面临严酷的资源限制，要么是过度放牧加快草地荒漠化，要么是耗粮牲畜导致粮食短缺。但秸秆养殖不同，它不是与人争粮而是节省粮食的饲养，可以相当程度地提高单位面积土地所能供养的牲畜量。据报道，用粮食养猪，一亩玉米仅够养一头猪，而通过分解秸秆的利用，一亩玉米足可喂饲五头猪。因此，相对只种玉米而言，可以提高三倍的收益。而这样的秸秆养殖，其发展空间可能是相当宽阔的，因为全国每年共产各类秸秆五亿吨左右，加上毛草等则达到七亿吨。（《论秸秆分解剂在养殖业中的应用》，载www.shantang.com）

减少饲料制约，便可以在养殖业中扩大高收益养殖的比例。根据国家发改委价格司的调查，目前占主要地位的农户散养猪方式，是养殖业中每劳动日收益最低的。二○○三年，菜牛的每劳动日纯收益要比养猪高出将近四倍，蛋鸡则高出四点五倍，肉鸡六倍，奶牛七倍。对蛋鸡和奶牛来说，主要制约不在成本收益问题，而在于土地限制，因为两者耗粮较多（约十一至十五倍于养猪；菜牛和肉鸡耗粮则相对较少，分别是25%和79%）。减少蛋鸡和奶牛所用粮食，当能加大养殖业中高收入的菜牛、蛋鸡、肉鸡、奶牛等所占的比例，提高养殖户的劳动报酬。（《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中国物价出版社，2004：263，322，328，340，358）

另外，有人建议，今日多用来放牧牛羊的草原，可以考虑转养禽类。一方面，让草原牲畜“南下”，利用粮食地区的大量秸秆来饲养（也可以同时提高农民的亩产收益）；另一方面，让今日粮食地区所养的禽类“北上”，在草原上养殖可以免去因过度喂饲导致的荒漠化（因为两只爪的鸡不仅不会危害草原，反而能控制草原虫害）。（蒋高明：《恢复草原新思路：畜南下、禽北上》，载www.env.people.com）

此外是新技术下的能源使用。众所周知，今日许多农村所用燃料仍然主要依赖秸秆和煤炭，但新时代的技术提供了其他的可能。据报道，八立方米的沼气池，用十头猪的粪便，可以制取足够四五口之家一年之需的生活用能（《四位一体生态日光温室的功能特点及应用问题》，载www.agri.ac.cn）。但是，一家一户单干可能有一定的技术和经济困难，说不定要全村联合搞大沼气池的方式才可持续。当然，推广如此使用沼气的前提条件是种—养结合的进一步发展。

上述的经营、能源模式主要关联耕作地带。此外，在宽阔的草原地带，新技术也带来其他的新的可能。举例说，甜高粱作为耐盐碱干旱的作物，适合于黄河以北的地带，而其所产秸秆要数倍于玉米。作为饲料，伴随草原经营模式从放牧更全面地改为舍饲圈养，可以供养更多牲畜（据称一亩甜高粱能养“三四头[菜]牛”），并防止目前因过度放牧而导致的生态系统破坏。甜高粱也可以用来生产糖和酒精。更具潜力的是用来生产可供汽车使用的生物质能源乙醇燃料。草原地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足足41%；这条道路如果可行，将会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中国的甜高粱》，载www.fao.org/ag/zh;《朱志刚：中国鼓励发展生物质能源替代石油》，载www.China5e.com）

上述的只是一些可能例子。后工业时代的技术，应会发明更多的可能，而使用其中生物技术的方法一般将会是环保型的生态农业，是绿色产品，是长期可持续的农业。伴随人们收入和科学知识的提高，这样的农业其需求和供应的发展空间应会是相当大的。

应该说明，这种中国式的新时代农—牧模式很不同于传统西方的农—牧模式。后者主要是放牧的、食草型的，得助于相对丰富的土地资源，不适合中国人多地少的客观条件。三十年代，卜凯（John Lossing Buck）曾经论证，用种植粮食供养人口，以单位面积土地效率来计算，足足是放牧菜、奶牛所能供养的六到七倍。这也是中国高人口密度农业之所以长时期僵化于“单一小农经济”的根本原因，与西方传统的粮—畜并重模型很不一样。我这里提倡的绝非模仿传统西方的农—牧模式，而是中国式的、小规模的、使用新时代的技术的模式。用粮食舍饲圈养牲畜本来就比放牧食草用地少得多，加上秸秆养殖和甜高粱等方法所可能起的作用，当更加如此。在这样的种—养结合模式之下，食物产品和消费的结构虽然类似于传统西方的粮—肉兼重模式，但是其经营规模、技术、逻辑都很不一样，符合今日中国的客观情况，也是后工业时代科技条件下的可行模式。

问题与措施

问题是今日的农业制度阻碍了这种结构的进一步演变。今日的农业相当程度上被困缚于口粮地制度，造成一种普遍过小和脱离市场的经营。按人分配的土地，仅用来种粮食，规模显然过小，也是今日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的主要原因。同时，今日的粮食大多是不经市场而由生产者直接消费的（二○○四年所产粮食中，足足有81%如此），也就是说，全种植业中有一半的产出是不经市场而直接消费的，完全没有可能通过市场而牟利（《中国统计年鉴》2005：461，474—475）。

于是，许多农民不是为谋利而经营，而是为保险去种植，把种地视作为失去城市工作之后的退路，因此导致普遍的不用心耕种。另一种类型是那些城市打工机会较多的农村，基本上是根据城市打工的机会成本来做出农业的生产抉择：譬如，因玉米劳动投入较低而选择耕种玉米，凭此达到接近于进城打工的每劳动日的收入，而放弃其他的经营可能。在这种种植模式之下，农业只不过是一种辅助性的活动，等于是打工的副业，自然不会很用心耕种，更不会积极创新经营。这是当前的“半工半耕”制度下相当普遍的现象。

当然，广大农村仍然有相当高比例的村庄缺乏乡村工业以及城市就业机会。根据“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的抽样调查，农村劳动力中仍然有60%是纯粹从事农业的，另有15%兼农业和非农业。在仍旧以种植业为主的地区，人们相当普遍地得不到足够的土地来经营。

同时，当前的借贷制度也使大家普遍地认为除了口粮种植之外别无选择。国家金融机构普遍以简单的市场逻辑对待农业，认为农业的回报率相对于其他投资太低，风险又比较高，因此基本上不借钱给农民。农民广泛地依赖农村的非正式借贷，一般（除了亲邻间的无息借贷之外）利息约月一厘，年一分多，乃是农业生产所完全不可能达到的回报率，结果扼杀了农村小农的任何生产性借贷。即使是农村的信用社，基本上也没有能够超越这种局限。

另外，也有运输、推销上的限制。个别的农户没有可能完全由自己来安排运输与推销，而商人一般不会为了有限几户的生产而到一个村庄去收购，结果把从市场牟利的机会基本限制于部分地区和村庄，等于把其他的村庄和农户排除在市场机会的范围之外。

面对以上的现实，今日需要的首先是放松口粮地承包权的流通，允许农民们更广泛地转让土地经营权，让更多不用心种地的人把地转让给愿意种地的人耕种，借以提高适度规模农场的比例。在这一点上，今日已经历不少讨论的《物权法》草案应该会起正面的作用。部分地区已有不少的土地被转包，一旦得到法律的正式认可，其规模当会更有可能适应人们需求而扩大。其实，《物权法》不妨进一步考虑适当允许承包权的典卖，作为比普通出租时间更长、更稳定的转让，而同时可以附带回赎条件，承继中国历史上典地制度原来的照顾农村被迫出卖土地的弱势群体的精神。这样，当会更进一步加大农村土地经营权转让的灵活度，逐步扩大适度小规模的和充分就业的家庭农场的比例。

应该说明，上述意见不牵涉到土地所有权问题。今日模糊不清的土地产权——使用权在一定时期内属于个人，但土地既是集体所有也可以被国家征用——不妨等到中国社会的新结构和问题的进一步明确之后，才考虑如何处理。当前可以只考虑明确经营权和逐步改变经营规模的问题。

我自己因为缺乏对国家管理体制及其实际运作的认识，不可能提出完整的具体行动方案。但是，凭空设想，国家应该可以进一步为小农农户的投入市场和进行新时代的多种经营提供条件。一个可能可行的办法，也是国家机构已经具有相当经验的措施，就是模仿过去“扶贫”机关的“贴息借贷”，实行更大规模的低息或无息生产性贷款，鼓励小农户相应市场机会而融资牟利，其关键在于把钱直接贷到农民手里。另外是有些地方领导已经做到的扶植、促进从生产到加工、销售一条链的专业生产的组成，可以连同私人公司与商人经纪建设这种产业化农业，尤其是食品的精深加工以及国内外市场的开发。若能把这种建设纳入地方干部政绩考核标准之内（不像今日那样以创建税收为主，结果把地方干部大力推向创收最多的征地开发、招商引资的路径上去），也许能够成为一个激发地方干部关心农业的积极性的办法。当然，养殖业的进一步发展将意味着需要更多更好的防疫设施。再则是适当限制商人的过分取利，让商人与农民分享商品性农业的利润。一个可能可行的办法是适当鼓励农村自主性的合作化，甚或集体化，让具有条件的村社自己组织销售。此外，考虑协助组织农民共同的风险保险，在多种经营所赋予的稳定性上，提供针对天灾疾病等风险的合作保险。新时代农业发展的主体，既可以是个别的、合作的或集体的农户，也可以是地方干部或私营公司，或任何复合的模式。

这一切绝对不是说要重新返回到一个全控制性的国家政治体制。在已经达到相当高度的市场化的现实下，那样的国家机器只会扼杀农民的积极性，制造更多的低效率和腐败。但是，利用市场机制来发展农业也绝对不等于国家放任无为。纯粹由市场逻辑配置资源，必定会像以往那样导致农业和农村越来越落后于城市。在今日的市场经济现实下，唯有国家才有可能把农业这个弱势产业扭转为有生气的产业，唯有国家才有可能使被排除在市场之外的弱势农民得到在市场牟利的机会，唯有国家才具有大规模投资于农业的能力，扭转城市发展中农民日益相对贫穷的局面。在认识上，关键是把建立新型适度规模的高收入小农场看做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可行的、符合经济逻辑的、值得大规模投入的道路。毋庸说，也是化解当前的三农问题的一个方法。

4.dp中国农业税历史评价 篇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其中，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拓和奠基之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理论成果。它们之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既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共同主题，又科学地回答了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所面临的新矛盾和新问题，是一个相互衔接、相互贯通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观点和战略思想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艰辛探索；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基础；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开拓创新；以胡锦涛为代表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丰富发展；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新一届领导集体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入推进,“四个全面”便是其中的一个表现。我国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使中国经济不断发展繁荣；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不断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迈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下经济大繁荣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此任务的指导下，1982年，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观点。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2002年，中国已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对企业和个人等微观经济主体的干预程度大大减弱，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中国经济社会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提供了共同思想基础

旗帜引领方向，旗帜凝聚人心。用科学理论的旗帜统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和意志，是我们党的一条根本经验、一个优良传统。我们党从一诞生，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党的七大，又把毛泽东思想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这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思想上的有力指导和理论上的坚实基础。当今时代，世情、国情、党情和民情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错综复杂，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碰撞，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尤其是面对近年来出现的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潮、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崭新实践，思想理论战线上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一面面向未来、引领发展的旗帜，就是一面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突破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难题的理论。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发生严重政治**，国际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面临空前巨大的困难和压力，党和国家处在决定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依靠党和人民，成功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理论意义还在于，它第一次初步地、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主题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立足点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关键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永葆党的先进性。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和经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理论，它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对外关系和党的建设等多领域内的有关理论，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也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新和发展。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下注重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问题上，强调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国各族人民实现自己利益、创造美好生活的共同事业，是亿万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创造性事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因此，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都要努力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使他们不断得到看得见的物质文化利益，从而使他们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实行改革开放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祖国的富强之道，也是自己的富裕之道，也从而使他们更加自觉地为之共同奋斗。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5.参观农业历史博物馆有感 篇五

10级农经班 学号：2010033101 姓名：王江龙

今天老师带我们参观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业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带领我们参观了整个展馆，通过她的讲解以及回来后上网查阅让我很长见识。

农业历史博物馆展览面积4000平方米，按照历史顺序布展，分为“原始农业厅”、“三代农业厅”、“汉唐农业厅”、“宋元农业厅”、“明清农业厅”和“近现代农业厅”六部分，系统、全面地展现了中国农业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与辉煌成就。为目前国内展示内容最为系统的农业历史博物馆

原始农业厅通过原始农业工具、生活器具等实物和图文资料，清晰展示了我国原始农业起源、发展的地域性特色。三代农业厅通过土地私有化、生产方式转变等生产关系的变革，土壤与物产、农时与物候等人们对农业科学的认识，金属农具的出现、农用动力的应用、农田水利的发展等生产力发展三大板块，突出反映了夏商周及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由原始向传统过渡的大变革特征。汉唐农业厅通过小麦的推广与作物结构变化、北方旱作技术体系的成熟、铁犁牛耕的普及、畜牧业之盛以及丝绸之路的开通发展、饮食文化的发达、大型综合性农书问世等多个方面，全面展现了秦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农牧业融合、中外农业科技交流的盛况。宋元农业展厅通过水田耕作技术体系的形成、江南农田水利、园圃业商品化、棉花引种及传播等六个部分，系统展示了中国传统农业发展重心南移后以稻作农业技术体系形成为核心的发展状况。明清农业展厅通过耕作制度的变化、基塘农业的出现、土地的开发利用多元化、农业科技的运用及发展等板块，介绍了这一时期农业精细化、集约化和商品化特点。近现代农业厅通过农业科技的发展与应用，农用动力由畜力向机械化过渡，近现代农业教育、科研与推广体系的建立等，清楚反映了在西学东渐影响下我国农业进入转型期的基本特点。

该馆还特别通过周人迁徙路线图、杨凌地貌巨幅照片及后稷雕塑，介绍了杨凌作为中国农业发祥地的历史渊源及其在中国农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独特地位和影响。

全馆展示脉络清晰，特点鲜明，手段形象，知识性强。综合运用了文字、图片、实物、雕塑、光电以及场景再现等多种手段，其中历代农业工具、种子、生活用品等农史实物达到2000余件，包含历代珍贵农史文物500余件。

经过几代学者努力，不仅形成了以珍贵、系统传统农书收藏为特色的馆藏基础，而且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利用杨凌的农业历史文化资源优势和学校在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领域积淀的学科优势，创建中国农业历史博物馆，系统地整理、挖掘、开发、展示先辈们创造的农业历史文明和丰富文化遗产，古为今用，这在当前城镇化、工业化加速推进，“三农”问题备受关注的背景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农业历史博物馆也是国内最大的农业科技与历史文化的大观园，它与已经建成的昆虫博物馆、动物博物馆、土壤博物馆、植物博物馆一起成为我校博览园里各具特色的五朵奇葩。孙武学校长表示，将把中国农业历史博物馆发展成为中华农业历史文明的教育基地、创新基地和交流基地，把博览园建设成为学校学科建设和教学科研实践基地，建成国内一流的科普基地和知名的农业科技旅游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