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读后感（12篇）
1.《王小波》读后感 篇一
王小波文集读后感1500字
lili lili生活记事
断断续续读完了《沉默的大多数》《黄金时代》和《爱你就像爱生命》，在这个时间一起写下读后感。
1.《沉默的大多数》为王小波杂文随笔精选集，其中包括思想文化方面的文章、对日常生活和社会现象的评点，以及创作文论和少量的书评。书中内容涉及广泛，仍记得在读这本书时查了很多人名书名典故和时代专词，现在还时常有书友点赞我查阅的资料，感概。
这本文集里收录了很多杂文，不少在高中语文阅读资料上就读过，比如《沉默的大多数》《思维的乐趣》《我的精神家园》《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等等。读的时候就有种熟悉感，通读完觉得王小波的东西很有道理，心中有个模糊的感觉但又说不出个一二三。彼时阅历才识尚浅，也许在将来哪一天就读懂了他深邃的思想。
文集最后一篇收录的文章是《写给新的一年（1997年）》，文末有一段他的新年祝语，与大家分享：
人应该记住自己做过的聪明事，更该记得自己做的那些傻事——更重要的是记住自己今年几岁了，别再搞小孩子的把戏。岁末年初，总该讲几句吉利话：但愿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能远离一切古怪的事，大家都能做个健全的人——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话比这句话更吉利。
2.《黄金时代》这本书收录了《黄金时代》、《革命时期的爱情》《我的阴阳两界》三部小说。书中主人公都叫王二，起初我以为王二是同一人，后来细看，他们其实有不同的人生轨迹。
在另一书《爱你就像爱生命》致其他人的部分，王小波写给赵洁平同志的信件里提到，每篇小说的主人公都叫王二，但这并不说明所有的小说人物都是同一个人，这个名字不过是个符号而已。
“这些小说被收录到一本书里，是因为它们有共同的主题，就是我们的生活。作者认为，这样的生活并无值得炫耀之处，但是因为我们是这样地活着，所以，对我们来说，也没有什么，更值得宝贵的东西了。”
《黄金时代》一书中有很多地方写到性，也因此这本书招致非议。在知乎上《黄金时代》还被某些知友列入小黄书。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文集里收录的《从<黄金时代>谈小说艺术》谈到，“这样写既不是为了招致非议，也不是想要媚俗，而是为了对过去的回顾。”
“众所周知，六七十年代，中国处于非性的年代。在非性的年代里，性才会成为生活的主题，正如饥饿年代里吃才会成为生活的主题。”
书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人物除了不论在哪部小说都很聪明有点装傻思维跳脱的王二，还有第一部小说《黄金时代》里面王二做知青下乡遇到的陈清扬。她给我的感觉是一张白纸，对许多事情都不知其解。
她像苏格拉底，对一切都一无所知。虽然活了四十多岁，眼前还是奇妙的新世界。她不知道为什么人家要把她发到云南那个荒凉的地方，也不知为什么又放她回来。不知道为什么要说她是破鞋，把她押上台去斗争，也不知道为什么又说她不是破鞋，把写好的材料又抽出来。这些事有过各种解释，但没有一种她能听懂。她是如此无知，所以她无罪。一切法律书上都是这么写的。
在承受不该承受的舆论时，陈清扬按着自己的思维果敢的往前走，潇洒自在，活出自己认为好的模样。她说：
“人活在世上就是为了忍受摧残，一直到死。想明白了这一点，一切都能泰然处之。”
3.《爱你就像爱生命》致李银河的部分，王小波和李银河来往的信件热情似火甜甜蜜蜜虐死一波单身狗。他们刻在五线谱上的情书已成为一段佳话，简单一句“你好哇，李银河！”让人又开始相信爱的存在。
王小波在信中向李银河这样描述：
你想知道我对你的爱情是什么吗？就是从心底里喜欢你，觉得你的一举一动都很亲切，不高兴你比喜欢我更喜欢别人。你要是喜欢了别人我会哭，但是还是喜欢你。你肯用这样的爱情回报我吗？就是你高兴我也高兴，你难过时我来安慰你，还有别爱别人！可惜的是你觉得我长得难看。这怎么办？我来见你时应当怎样化装？你说吧。
在本书开篇代序中，李银河这样回应她的爱情：
有人说，爱情从来都是单方面的。在激情之爱发生时，大都是一方先爱上了另一方。接下去，有的爱得到了回应；有的爱没有得到回应。我们的情况属于前一种：我回应了他热烈的爱情，而对他的爱也变得炽烈。就像福柯与他的伴侣，我们的激情也保持了终身。
他们共同对爱的追求，对爱和生活的思考，对未来的向往和坚持下去的心等等使他们成为了soulmate.这也让我想到，两个人要能从黑发走到白头，除了最初的爱恋，还要有共同的三观，要有活的思想和有趣的灵魂。使爱情保持激情直到老去，难，而令人心动。
书中在致其他人的部分，其实在致李银河部分也有，字里行间就会看到，王小波幽默风趣，博学的思想和诚挚的心。
2.王小波退稿记 篇二
——二0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题记
多数人知道小说家王小波，是在他逝后。在他生前即知悉和喜欢此君的人，多是因为他的杂文和随笔，它们发表在当时的《读书》、《东方》、《三联生活周刊》和《南方周末》之类的报刊上。有那么些嗅觉刁钻的家伙，只要读到了他的一篇文章，就像猎狗似的搜寻这个名字，逢人便问他的轶事，万一搜到他的文字 譬如鄙人，常常是在图书馆——就会满脸傻笑举起杂志箭步蹿到椅子前，先是光速看完，然后蚁速重读，边读边从喉咙里发出憋不住的“咯咯”之声，全然不顾周遭人等“你有病吧”的鄙弃眼神。倘若遇到同好，那脸上的微笑可就高雅多了：诡秘、暧昧、莫逆，悄声唧咕一番，互告此君新作行踪，微微点头，再向罔书馆或报刊亭迤迤而去。
其实谈王小波用不着跟地下党似的 他又不是被禁作家。当年贾平凹的《废都》被禁时，同宿舍议论吵嚷的声音还不照样快把屋顶掀翻了？诡秘完全是出于下意识，隐含着某种对开心宝藏悄悄品咂的欲望。似乎它是一件天外飞来之物，如果大肆声张，它就倏地飞走了。我们可小想这么快让它飞走。哎呀，从没有哪个中国作家让我们这么开怀大笑过，笑完，静下来，感到有种力量悄悄潜入了内心。曾经觉得王朔挺逗的，可是和王小波比起来，他顶多就是一撒娇不停、肩膀柔嫩、需要呵护的小玩闹。王小波不同。这位仁兄肩膀宽，有担待，虽是满脸坏笑，却是内心温醇，天地动摇不改英雄本色。我们猜，大概是因为他害怕过于受人尊敬，才那么不正经的。
待后来我到一家报社做实习记者，终于找到采访机会与他相识，才明白了何谓“文如其人”。初见的场景已多次对人讲过，在此不赘。采访结束时，我央他送我一本《黄金时代》。他在书柜底层掏啊掏，掏出一本来。我说“您签个名”，他签名：“李静小姐惠存王小波”。回来才注意到连个落款时间都没有，可见他很少做这事。
彼时我正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生，看惯了“正宗纯文学”的中国当代小说，刚读他的，真是不习惯。瞧《黄金时代》的开头：“我二十一岁时，正在云南插队。陈清扬…一有一天……从山上下来，和我讨论她不是破鞋的问题……她要讨论的事是这样的：虽然所有的人都说她是一个破鞋，但她以为自己不是的。因为破鞋偷汉，而她没有偷过汉。虽然她丈夫已经住了一年监狱，但她没有偷过汉。在此之前也未偷过汉。所以她简直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说她是破鞋。如果我要安慰她，并不困难。我可以从逻辑上证明她不是破鞋。如果陈清扬是破鞋，即陈清扬偷汉，则起码有一个某人为其所偷，如今不能指出某人，所以陈清扬偷汉不能成立。但是我偏说，陈清扬就是破鞋，而且这一点毋庸置疑。”直白、粗鲁，却又饶舌，学者范儿，貌似“文革”期间小流氓泡妞的故事，却不能一目十行一泻千里地看完。相反，它既硬实又跳跃，既好笑又悲伤，既费脑子又费心，一会儿都疏忽不得。我习惯了中国当代小说是一股气体，至少是液体，读起来顺顺溜溜毫不费劲，到得结尾处，发一声“人生不过如此”的轻轻叹息，作罢。同样是现代汉语，怎么此人的小说却忽然有了瘦骨嶙峋的梁架呢？从梁架踩上去，看到的风景不是三姑六婆张长李短，而是一个我以为纯文学“不该关心”的范畴——政治、社会、文化荒诞可笑而又害人不浅的疾病。但他分明没说它们。他只是写了几个阴阳怪气的人物。但我分明看到了这一切。他关心的主题过时了吧？或者说，在未来更加完善的社会里，这些主题必定会过时吧？我暗想。纯文学要想避免过时的不幸，就该写普遍的人性啊。我琢磨。普遍的人性是什么呢？三姑六婆张长李短啊，那才是民间社会永恒的主题哦。我的“中国当代纯文学”常识告诉我。
但是，读完这本小说集，关于小说的好坏，我已有了另外的看法。非常奇怪，外国小说没给过我这么强的刺激。是他的小说让我}明白了：一个从精神到技巧都已成熟且个性独异的作家，在处理中国题材时可以做得多么有趣、多么刻骨。因此，当我研究生毕业，走进供职的文学杂志社，那神秘昏黑的半地下室时，是自以为怀揣珍宝而来的——看吧，我会给你们带来从未见过的牛 作者，牛 小说，你们会因为他的到来，对这个新来的小编辑刮目相看的！
对我来说，那是一段把编辑工作当事业的时期。那家杂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新派文学重镇，由于历史原因，一九九。年后急转直下，更像是延续“十七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风格的据点。一九九六年我去时，执行主编刚刚上任，也正是她拍板留下我这个毕业生的。她试图让这本杂志从刻板形象里走出来，鼓励每个编辑去挖最好的作者、最好的作品，不设限制。我于是像打了鸡血似的先给王小波写了封信：“工老师：我可能要从您的作品爱好者升格为文学责编了。我已到《北京文学》当编辑。把最好的小说留给我吧！”
之后给他打了个电话：您手头有无存货？他不紧不慢地答日：有一堆压箱底的，你有时间过来拿吧。一九九六年还没有普遍的互联网，写信靠寄，编辑取稿要去作者家—— 假如着急的话。
一九九六年八月，我开始工作后对他的第一次拜访，地点是在西单老教育部大院一座筒子楼一楼的一问宿舍。这是他母亲的房子。那时他和妻子李银河住在西三环外岭南路的一套单元房里，他为了照顾母亲，在西单和岭南路之间两边跑。我走进筒子楼的走廊时，他正在房门口的煤气灶前烧水，头发乱蓬蓬的，抬头看到我，嘴巴一张，一咧：“请进。”
屋子很暗，计有一桌一椅一床一书柜，一台针式打印机。他请我坐下，略略闲聊了几句。他刚看完港台版的卡尔维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内地1997年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第一版），对其中的“轻逸”和“繁复”之说深有体会，至于小说“迅速”、“确切”和“易见”的特质，他也心有戚戚：“卡尔维诺的意思是：这五种品质应该同时存在于一部小说中，而不是单独分散在不同的小说里。”我问他觉得自己的小说达标程度怎么样？他说，写了几部长篇，有的实验性太强，好像有点“繁复”过头了，试过几家杂志社和出版社，都不接受；还有的被认为思想有问题，“有一编辑说我在小说里搞影射，还猜出了在影射谁，我有那么无聊吗？”他无奈地苦笑。我说能把“思想有问题”的小说给我看看吗？我怎么专好这一口儿呢？他给逗乐了：“行，你拿去看看，发不发都没关系，长篇哈，光这篇幅你们那就够呛。”我说先看看吧，万一头儿也喜欢，开个特例也说不定。
房间里响起针式打印机的“吱吱”声，灰黑色的字一行行从针孔下流出，打印纸连绵不绝地翻转，长得像折叠的哈达。声音停止时，他把那厚厚的一摞从纸页折叠处轻轻撕下，交到我手里。低头一瞧，扉页上写着：“红拂夜奔”。
我拿回家就看，边看边怪笑不止，急得我先生在一旁百爪挠心，坐立不安。他是我文学趣味的同谋，只要他在某处发现了王二的文章，必给我通风报信，或是念给我听。这回是我看完一章，就给他一章，他那边也传染病似的笑将起来。话说李卫公发明了开平方根机，却没人买他的专利，最后只好卖给皇帝老儿用来打仗杀人。战场上，该机器摇出来的全是无理数，谁都不知道怎么躲。兵士们有的死在根号2下，有的死在根号3下，无不脑浆迸裂……整部小说天马行空，怪谈密布，一会儿笑得我岔气，一会儿又抑郁得窒息，真不知那些怪诞的场景是怎么被他想出来的。看完，我兴奋得在家里拍桌子打板凳：《红拂夜奔》必须发出来！必须！要是这样的作品都不能发表，那要杂志社出版社干吗？就为了发那些偷情过日子钩心斗角的无聊故事吗？不可以，不可以！我那二十五岁的头脑充满想当然的真理，并且想不出它们有何理由不变成现实。
上班后，先给我更加热爱的作家打了个电话，赤裸裸地表达了对《红拂夜奔》的膜拜之情，电话那边是一阵害羞而开怀的沉默；然后我写了张热情澎湃的稿签，把小说提交上去，静等领导回音。过了月余，执行主编叫我去她的办公室。一摞厚厚的稿子放在我面前，上边别着稿签。我心凉了半截。“《红拂夜奔》非常精彩。”她说。我一块石头落了地。“可是，太长了。咱们是月刊，没法发长篇，你能不能请作者压缩一下？”“压缩到多长？”“三万多字吧。”十八万字的原著，压缩到三万字……也就是个梗概。但总比不发好。终审说能发三万多字，那起码这三万多字的发表是有保障的。“好的，我跟作者商量一下。”
我给他打了个吞吞吐吐的电话：您的《红拂夜奔》，那什么，别的杂志可能会用吗？他慢悠悠道：这稿周游各大杂志一两年了，怎么会忽然就能用了呢，你那也没戏了吧？我：也不是全没戏，有……六分之一戏吧。他：怎讲？我：头儿说，我们这儿只能发它六分之一那么长啊。他：三万字？我：嗯，三万多字，您，您能压缩到这么长吗？我等着他发出冷嘲，但是没有。他顿了片刻，声音低沉得像是发自腹腔：“我试试吧。”
两周后，我从他那里拿到了压缩版。拿掉了王二那条现实线，反复回旋的交响乐一样的结构不见了，成了一个李靖红拂的精悍故事，依然很逗，寓意犹在。我赶紧提交上去，等待刊发的好消息。而他的原稿被我贪污，传给一个在人民大学读研的朋友。他读完，声称“三月不知肉味”，又给同宿舍的哥们传看，一时间在那个小范围内，“无人不谈王小波”。我把这个消息反馈给他，看得出他很开心。这就是他逝世后图书宣传语上“他的作品以手稿的形式在高校里流传”的由来。
又过了两周，主编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又一摞稿子放在我面前，是那个压缩版。我的心揪了起来。她面带无奈的愠色，说刚开完会回来，挨了严厉的批——因为××的小说里讲了个关于牙签和避孕套的黄色笑话，便斥本刊为格调低下，警告以后发表的小说里不许再有“黄色”内容，更不许有“挑衅性”的思想倾向。“不许，是怎么个不许呢？”我暗忖。一九九九年五月，我知道了什么叫“不许”，也知道了执行主编若不妥协，更将无所作为，这本杂志也将重回一九九。年的模样。但这是后话了。一九九六年十一月的那个下午，我只期待主编的冒险。但她说道：“这个《红拂夜奔》，没有性是不能成立的，没有挑衅性的思想，也是不能成立的，所以……”她求助似的望着我，我望着半地下室的窗外。地面上行人的小腿匆匆摆动，随地吐痰之声此起彼伏。我感到胸闷。
“假如发了，会怎样呢？”我绝望地不知趣起来。
“发了，就是‘顶风作案’呗。以后的限制会更多，直到变回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杂志为止。”她看我的眼神，让我觉得她不是领导，而是我的同命鸟。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个永远带着女孩神情的美丽女人，一直与我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她让我明白何渭“韧”，何谓“妥协”，何谓不能“妥协”的“底线”。如果你不让我发表自己主张和喜欢的东西，那么我也不发表我毕生反对的东西——这就是底线。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两个在底线边缘挣扎的文学编辑，默默地合伙宣判《红拂夜奔》压缩版在本刊物的死刑。
“那么，作者是白费力气了。”这个念头让我虚脱。我该怎么面对我心爱的作家？在我的蛊惑下，他花了两周时间肢解自己的心血之作。他在肢解的时候一定狠狠诅咒过自己——如此迁就，无非为了发表。发表是为了什么呢？在他逝后，我读到他的一段话：“人在写作时，总是孤身一人。作品实际上是个人的独白，是一些发出的信。我觉得自己太缺少与人交流的机会 我相信，这是写严肃文学的人共同的体会。但是这个世界上除了有自己，还有别人；除了身边的人，还有整个人类。写作的意义，就在于与人交流。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在写。”也因为这个缘故，他听从了一个初出茅庐的小编辑的指手画脚，在本该创作的时日，删削自己天才的作品——为了它能被读到，为了天涯海角的心有灵犀者能与他相视莫逆，如见另一个自己。那时他压在箱底的作品太多了：《红拂夜奔》、《万寿寺》、《似水柔情》、《东宫·西宫》……每一部都巧思密布，心血用尽，每一部都发不出来。
我又去了他家，说是取稿。在等待《红拂夜奔》回音的日子里，我跟他约了个短篇，参加本杂志的“短篇小说公开赛”。约稿时我像个老油子似的提醒他：“求您，这回写篇老实点的、俺们能发的吧！”到了他家，他把《夜里两点钟》打印出来给我看。看完，我不留神叹了口气。唉，一个作家在自由状态和“警告状态”下的写作，竟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可能怪谁呢？是我要他写“老实的”“能发的”作品呀。而他是为了帮我的忙，才答应下来的。
“这种有损尊严的东西，我以后再也不写了。写多了就成没滋没味的人了。”敏感的他看了我一眼，说道。“最近杂文也得收着写，这不能说那不能提的，有几个朋友看了几篇，都说不如以前有意思了。以后我宁可写有滋有味发不出来的东西，也不写自我约束得不成样子的文章了。本来你是个挺有滋有味的人，却让朋友觉得你这人没滋没味的，那干嘛呀。”啊，时隔六七年，我还能记得他这些话。“有滋有味”这四个字一直嵌在我的脑子里。
“不管怎样，这篇是铁定能发的，”我说，“不过，《红拂夜奔》……” “还是发不了。” “嗯。”我低下头去，“杂志刚挨了批，因为牙签和避孕套什么的……”我大体说了几句。
他咧嘴笑了起来，是感到了极大的荒诞的那种笑。
“真是很抱歉，让您浪费那么多时间……”
“没什么的。”他说。神情淡然。
此后，他陆续给我看他发不出来的作品。抱着微茫的希望，我隔段时间就向编辑部提交一部，计有：中篇小说《似水柔情》，舞台剧本《东宫·西宫》、长篇小说《万寿寺》的部分章节。除了《万寿寺》的第七章被同意留用，其余都被退了回来。同性恋题材是不能在文学期刊上发表的。《万寿寺》的文体实验太极端了。嗯，不过第七章挺有诗意，作为对作者的鼓励，留下吧。
3.《王小波》读后感 篇三
思维能够产生乐趣，也能够巧妙转变结果。
举个例子：
一个土豪，每次出门都担心家中被盗，想买只狼狗栓门前护院，但又不想雇人喂狗浪费银两。
苦思良久后终得一法：每次出门前把wifi修改成无密码，然后放心出门。
每次回来都能看到十几个人捧着手机蹲在自家门口，从此无忧。
护院，不一定买狗，互联网时代，处处都要打破传统思维。
思维，能从自己买狗雇人养狗的费劲模式，变成利益驱动引人入瓮的低成本模式。
罗素曾说，人活在世上，主要是在做两件事：一、改变物体的位置和形状，二、支使别人这样干。
王小波说：人做一件事有三种办法，就以想干的事为例，首先，他可以自己动手去干，这样他就是个普通的纳粹士兵，为害十分有限;其次，他可以支使别人去干，这样他只是个纳粹军官;最后，他可以做蛊惑宣传，把德国人弄得疯不疯、傻不傻的，一齐去干坏事，这样他就是个纳粹思想家了。
思维具有调动力。思想即武器，思想改变，结果转变。
举个例子：
一个妻子想让她的丈夫早回家，于是规定：晚于11点回家就锁门。
第一周奏效，第二周丈夫又晚归，妻子按制度把门锁了，于是丈夫干脆不回家了。
妻子郁闷，后经过学习，修改规定：23点前不回家，我就开着门睡觉。丈夫大惊，从此准时回家。
转变思维，产生新的能量。
制度的精髓不在于强制，而在于对被执行者利益的拉动。
罗素先生的一句话：“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
王小波认为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大的邪恶。
一个人倘若需要从思想中得到快乐，那么他的第一个欲望就是学习。
好好学习，思维有力量。
智慧永远指向虚无之境，从虚无中生出知识和美!
4.《真假王小乐》读后感 篇四
这本书主要讲的内容是:一位貌不惊人、并不出众的五年级小学生王小乐，经常受别人欺负。有一次，他被一辆甲壳虫车撞到了，被送去了医院里。他的脑部伤得很重，很可能成为植物人。王小乐很可怜，他的`父母离婚了，只能和爷爷相依为命。善良的唐大叔为了让爷爷不伤心，做了一个假的王小乐，也就是一个模拟生态机器人。假的王小乐开始顶替真的王小乐生活。“王小乐”跟复兴小学的四大天王“拳王”对打，他在检测课上面对八位老师对答如流，“王小乐”又在足球场上面对东方小学队，以“18:5”的大比分战胜了本年度上海市小学生足球联赛冠军队的东方小学队……好像没什么能难住他似的，他是那样的无所不能。
后来真的王小乐终于醒了，假的王小乐的任务也结束了。王小乐的生活归于正常了。
5.王小妮上课记读后感 篇五
看王小妮《上课记》，又燃起了我当老师的梦想。
当老师，不仅仅是要像正午阳光所唱”我想当老师，一辈子都不离开校园“，是对于青春的怀念;也不是要像教育改革家魏书生那样尽全力帮助学生并考出好成绩，过于现实;更不是要像韩愈说的传道、授业、解惑，那么功利;在我心目中，当老师，如今的王小妮，给我树立了一个榜样，老师就是一个成长者的伴随，像父母、像朋友。
对于青少年，梁任公有少年中国说，毛润之有八九点钟的太阳说，都看得出国家的未来与学生的未来的关系如此密切，而学生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受老师的影响，因此，老师是神圣而崇高的，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当的。或许，只有像我和王小妮这样喜欢诗歌的人，这么优秀的人，才有资格去当老师。我想，像我这么优秀的人，不去当老师，真是中国青年的损失，中国教育的损失;像我这么优秀的人，不去当老师，中国的未来，两个字：堪忧!
6.王小波是如何“炼”成的？ 篇六
然而，“坏孩子”藏身浓密的树叶间，观察人世百态，将沉重的反思化为轻逸的狂想，也留下了很多神秘之处。王小波是如何“炼”成的？这些奇怪的小说和杂文，与中国新时期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乃至广义的中国现代文学，又有怎样的联系和区别？有的学者将王小波的小说创作归纳为知青文学；有的认为王小波是王朔式反讽的继承和深化者；有的则认为王小波开启了中国新自由主义浪潮；还有的则将王小波与卡夫卡、海子甚至福柯等文学和思想资源相联系。而对王小波的文学史评价，至今争议仍很大，有的批评家认为，王小波是当代文坛堕落的反思之镜。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王小波根本不算大作家，对中国文坛也没什么影响，充其量不过是写性爱而闻名，后因非正常死亡而引发反响的作家。而知识青年和媒体的持续关注，与主流文坛的冷淡，形成了情绪化的对峙。媒体对自由主义资源的话语塑造，寻找权力对抗谱系的大众焦虑，都不断放大了王小波的影响，也使“真实”的王小波，仿佛树叶间隐藏得越来越深的孩子，更难以被我们真正认知。用李银河的话说，是否喜欢王小波，已经成为“接头暗号”。这个说法乍一听有趣，仔细想想，却有点“黑话”的嫌疑。王小波不是“文学超女”，也不是“文坛余则成”，而这些将文坛与王小波简单对立的说法，虽满足了某些愤世嫉俗者的自我想象，却缺乏学理性的说服力。
如今，这个“羞涩邋遢”的坏孩子，已经离开人间十几年了，而有关他的争议和误读却从没有停止过。王小波仿佛成了“无边的王小波”，既被崇拜着，又被消费着；既被垄断着，也被娱乐着；既被神化着，又被曲解着。如何“把王小波还给王小波”已经成了一个颇为复杂的命题。房伟的《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王小波传》，给我们提供了理解王小波的一条不同路径。这本传记通过大量采访、回忆、论述等资料，加上作者的独特心得，描述了当代最有争议性、最富才情的作家王小波的一生。该书有文化传记的宏观视野，以“革命北京”到“后革命北京”的时空过渡为背景，以饱满的激情、丰富的资料和别致的视角，全面展示了王小波的生命细节、文学特异性、精神成长历程，及他与中国当代文化史的隐秘联系。作者以极具眼光的“叙事角度”，呈现了王小波“特立独行”的养成史。传记对王小波的不同生长环境进行了精彩分析，指出王小波之所以形成其特殊的文学价值观和表述方式，就其背景而言，是“革命北京”向“后革命北京”文化转型的产物。作为一名“五零后”作家，王小波也是“红旗下的蛋”。他的精神成长史，既是“革命北京”这一红色帝都的产物，又是它的叛逆者。王小波是不同于王朔、姜文的另一种“大院子弟”。这个“大院”不是军队的大院，而是教育部、人民大学这样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大院”。他的文化传承中，苏俄文化的影响很少，而欧美经典文学，特别是马克·吐温这类讽刺文学的影响却很多。经历过“文革”的荒诞、知青生活的磨砺，王小波在留学美国后其自由主义思想方才在文学创作中“培养成型”。王小波的深刻也在于，他在“后革命北京”的氛围内，依然看到了“文革”荒诞逻辑的联系性，并努力地以反抗体制的奥威尔式的执拗将批判进行到底。这本传记丰富了我们对于王小波的认识，澄清了误读与误区，努力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王小波。在当下的王小波形象建构中，他被刻意打造为一个“文坛异端”的神话：他穷困潦倒，文学成就得不到承认，被文坛排斥；他是天生神童，是受难的“曹雪芹”或“卡夫卡”。然而，作者在这本传记中告诉我们：王小波在《黄金时代》获奖前，并未打算成为职业作家；他辞职的动机也很复杂，后来虽无固定收入，但也并非穷困潦倒；王小波甚至一度想涉足出版、电视剧编剧甚至软件设计等行业；王小波进入文学体制的努力以及他与文坛的恩怨也不是一句话能说清的，这里既有文坛对他的冷漠，也有文坛精英对他的帮助。
从文学史的角度对王小波进行重新梳理和定位，也是这本传记的野心所在。早在王小波崭露头角的时候，他就有“文坛外高手”的称呼，去世后，又有诸如“浪漫骑士”等定位。然而，盲目贬低或抬高王小波都不合适。房伟在传记中为我们“重建”的王小波，是一个既与“新启蒙”有关系，又与之有区别的形象。正如凌宇的《沈从文传》，以“迟来的追认”改变了沈从文在现代文学史的地位，我们也期待着王小波的传记揭示其作为优秀作家的特异性。王小波属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又在文坛的时代审美规范之外，这一点有些类似残雪。真正的大作家就是这样，他们深深地内在于时代，又时刻地警惕着这个时代庸俗的审美惯性，从而超越时代之上，形成真正的时代反思。王小波的成名与传播，有赖于传媒、文学市场和社会科学类知识分子，他不是传统文学圈子和体制培养的产物，因而产生了新的思想和文学表现形式，仅就这一点而言，对当下雷同化与均质化盛行的文坛而言，就有重要启示作用。
讲到传记，还要说说当代文学经典化问题。近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当代文学的文学史建构与经典化问题。中国人的传统文学观念总有“今不如昔”的复古倾向，似乎“老”的东西就一定经典。与此相对立，则是“五四”以来的进化论思想，新的一定比旧的强。历史早已证明，这两种观点都有各自的偏颇之处，当代文学的症候性问题之一就在于，诸多批评家整日忙碌于“追新逐后”、“代际划分”、“思潮命名”，在喧嚣与热闹之中，既有真知灼见的好作品，也留下了大量意气之争与浮泛之作。这一方面强化了当代文学的现场感，也增加了当代文学自身经典化建设的难度，淡化了当代文学的经典化意识。有些学者因此指责当代文学不具备“经典性”。其实，文学的经典性，是由文学现场批评、文学史建构、文学理论归纳等几方面组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是那些意气之争与浮泛之作，也有着广泛的文学史参考价值。当代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七十余年，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和文学经典意识的不足，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进程一直很滞后。当然，近些年来，很多学者已开始了这样的努力，如当代文学编年史的编写、当代文学资料汇编等资料建设都十分有益。但作为经典化的重要一环，当代作家传记的写作，却显得不足。即使已经去世的著名作家和诗人，如顾城、海子、路遥等，我们虽看到过一些不错的评传，但文学资料和文学史建构意识俱佳的传记还是十分匮乏。当然，当代作家传记，涉及意识形态、作家沟通、版权纠纷、取证困难、资料辨伪等诸多问题，难度颇大，也导致很多学者将当代作家传记写作视为畏途。其实，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化的深刻性、复杂性，一点也不逊色于现代文学。比如说，当代传奇作家张贤亮逝世，其人其文，如果能有很好的传记出版，将会对当代文学史建设有很好的作用。房伟从学生时代开始，一直喜爱王小波。他的《王小波传》在资料搜集上下了不少功夫，在广泛收集各类媒体报道、亲友文章和研究资料的基础上，还到王小波下乡插队的山东牟平等地进行了实地采访，奔波于济南和北京之间，取得了不少第一手材料，如很多王小波的同学、亲人、知青队友、朋友、相关文化界人士的录音和录像采访。他还在国家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台湾大学等地寻找了很多旁证，如“文革”初期人民大学红卫兵武斗与王小波作品的关系、王小波获《联合报》小说奖的具体评奖经过及内情等，这都丰富了该书的资料，增强了传记的可读性。应该说，就当代作家传记写作而言，房伟的尝试是值得肯定的。
不久前，特里克·莫迪亚诺获得了二零一四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原因为“唤起了对最不可捉摸的人类命运的记忆”。王小波生前对莫迪亚诺也非常推崇，他甚至不惜在长篇小说《万寿寺》开篇就引述莫迪亚诺《暗店街》的话：“我的过去一片朦胧。”如同《暗店街》失忆的私家侦探对记忆的寻找，《万寿寺》的王二也在唐传奇和现实的双重世界中迷失了自我。小说的结尾很伤感，也极具寓言性。记忆恢复的王二，重新被“嵌入”清醒的日常生活，“当一切都无可挽回地沦为真实，我的故事就要结束了”。可以说，如同莫迪亚诺的记忆迷思，王小波一生都试图以“有趣和美”的朦胧狂想，对抗被控制的命运记忆，对抗无聊、无趣的现实。那么，王小波的文学世界有什么呢？在《我的精神家园》，他鼓励读者用童心来思考问题，追求智慧和美，摆脱世俗功利的困扰，脱离宏大概念的诱惑，才能看到生命的超然与文学的意义。他想象的“人文之路”是这样的：“在两条竹篱笆之中，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在每个花蕊上，都落了一只蓝蜻蜓。”维特根斯坦说过：“凡是能够说的，都能说清楚；对于不能说的，我们保持沉默。”王小波曾因话语的压迫，沉郁地安于“沉默的大多数”，当他开口说话，却以美和想象的“树上的世界”，对抗无趣无聊的“现实世界”。而对王小波的世界，我们能说出的，也只是一部分，他的隐秘心灵与文学理想，需要更多的发掘与考证，也需要更多的领悟与思考。只有这样，这个逍遥在树上的叛逆少年，才会从文学疆土的心灵之树上爬下，悄悄走入更多读者的心灵。
（《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王小波传》，房伟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零一四年版）
7.警示录读后感王小东 篇七
根据集团公司党委《关于深入开展学习《金隅之魂》教育读本的通知》的通知精神《警示录》和学校的统一部署通过学习，我部门认真组织学习了《金隅之魂》和《警示录》两教育读本。通过学习是我对活动的重要意义有了更高的认识，使我对学习金隅人的八个特别和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通过这次教育活动，使自己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更进一步的提高，在一些方面拓宽了思路，开阔了视野，增强了搞好工作的信心。现就学习情况谈一点粗浅的认识和看法。
通过学习使我了解到金隅集团在半个多世纪的实践积累中和近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中，逐步形成了以“信用、责任、尊重”核心价值观，“重实际、重创新、重效益、争一流”集团精神，“共融、共享、共赢、共荣”发展理念和“八个特别”人文精神为核心的金隅企业文化。
一是，弘扬“重实际、重创新、重效益、争一流”集团精神，不断夯实集团又好又快发展的坚实基础。始终坚持集团整体发展战略。金隅集团通过多年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已成为全国最大建材制造商之一和环渤海经济圈建材行业的领导者、京津冀地区最大的水泥供应商和北京地区最大的水泥生产商，北京综合实力最强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和最大的投资性物业持有者与管理者。并形成了以“水泥及商品混凝土—新型建材制造—房地产开发—物业投资与管理”四大产业板块为主的核心产业链，2009年7月29日，金隅股份以香港资本市场上“九个第一”的骄人业绩，在联交所主板正式挂牌上市，成为香港联交所自金融风暴以来的成功发行范例，不仅使金隅集团全面跨入国际
资本市场和成为公众公司，也为我国建材行业大型国企赢得了声誉。
二是，秉承“共融、共享、共赢、共荣”发展理念，不断拓展集团又好又快发展的广阔空间。集团充分发挥资本、管理、品牌、人才等优势，立足北京、辐射周边，通过战略重组、企业并购、资源整合等途径，积极抢抓和有效掌控战略资源，为长远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开创了新加盟企业同金隅集团整体和谐共融、共同发展的新局面。
三是，恪守“信用、责任、尊重”核心价值观，不断营造集团又好又快发展的和谐氛围。作为总部地处首都的大型国企，金隅集团始终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协调统一”为坚持发展第一要务的最高原则。强力推进清洁生产，全面开展资源综合利用。集团万元产值能耗、水耗以及粉尘、烟尘、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等污染排放指标年均同比大幅下降；充分发挥建材工业自身优势，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既实现了集团自身经济效益和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也为城市发展、环境安全和社会和谐做出了积极贡献。
四是，坚守“八个特别”人文精神，不断强化集团又好又快发展的人文保障。金隅集团当前的大好发展局面，凝聚了几代“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献、特别有激情、特别有思路、特别能融合、特别有追求、特别能理解、特别能实干”的金隅人对金隅事业的执著追求与默默奉献。集团坚持“以人为本，人人皆可成才”的金隅才观，大力营造识人才、爱人才、用人才的宽松环境，为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人提供更加广阔的施展才华的平台。
通过学习金隅集团党员教育读本《警示录》一书使我认识到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党风廉政建设关乎民心向背，关乎事业成败。对于廉洁自律问题，要算好“七笔帐”，要把握好两条：一要干事，二
要干净，经得起考验，树立好形象。
一、要警钟长鸣，筑牢防线
任何腐化、腐败行为都是从思想的蜕化开始的，都有一个思想演变的过程。因此，把牢思想这一关是最有效的预防，加强思想教育也是反腐倡廉的根本之策。我们一时一刻都不能放松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改造。要认识到权力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能为民造福，用不好也能为自己造“罪”。我虽然只是学生处的一名副处长，也应该倍加珍惜得来不易的工作，不要因一念之差给家庭、给亲人带来无可挽回的痛苦。
二、从严自律，管住自己
当前市场经济的趋利性逐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形形色色的价值观不断充斥人们的思想，我们现在各方面的条件也有了很大的改善。但越是在这种形势下，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踏踏实实干事，堂堂正正做人。
三、要有务实的作风
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实在人，既是为人处事的立身之本，也是创业为政的基本准则。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职位有高低，但只要是踏下心来做事、实打实地做人，就能干出名堂，也能取得组织的信任，得到群众的赞誉。
总之，通过此次学习我们决心学校党委和教育支部的正确领导下，从讲政治的高度，以求真务实的作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扎扎实实做好本职工作，廉洁自律。为实现学校跨越式发展的宏伟目标，作出应有的贡献。
学生处王晓东
8.混血豺王小说读后感600字 篇八
白眉儿的父亲是一条优秀的狼狗(猎犬)，母亲是一只冰雪聪明的母豺，所以，它既有狗的血统，又有豺的血统，还有十六分之一的狼的血统，它既有狼狗的坚强勇敢，又有豺的聪明。但它琢磨不清一件事：是要做忠诚的猎犬还是做自由自在的豺? 它从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豺王的绝技：空中嘶喉(当时只有豺王夏索尔会，夏索尔之所以能保住王位，就是因为这招独门绝技)。
豺王感觉自己的王位动摇了，边设计吧白眉儿赶出了埃蒂斯红豺群。被迫投靠了，当了阿蛮星的猎犬，随着它一次有一次的得到大家的认可，地位也越来越高。但在一次捕猎中救了对它恩重如山的兔嘴，别老黑狗识破，又遭到了老黑狗的报复。无奈之下，又回到了埃蒂斯红豺群，做了一只地位最低的苦豺，又做了新一代叱咤风云的豺王。 有一次，它发现被它们围困在树上的人是它昔日的主人阿蛮星。
9.姐姐记忆中的王小波 篇九
在写下这些回忆性文字前，王征写的都是一些冷冰冰、生硬的病历。她早年在国内当医生，后来移民美国。在姐弟5个中，她排行老二。上面有姐姐王小芹，下面则是3个弟弟王小平、王小波和王晨光。“我想写写小波，让世人都知道，他生活简朴，性格单纯，心灵博大精深，善良细腻；他头脑机智，出语幽默惊人。”王征说。
生于1952年的王小波，被誉为中国的乔伊斯兼卡夫卡。他这样形容自己：一个又高又瘦又丑的家伙，涣散得要命，出奇地喜欢幻想。然而正是这个“丑陋”的家伙，给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坛带来了深邃的文字和思想。其代表作《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黑铁时代》被奉为经典。
姐姐记忆中的王小波，自然不像文坛偶像般高高在上，读者看到的是一个“蔫淘”的、天资聪颖的少年，是一个对母亲至孝、对兄姐至亲的普通人。
少年王小波和所有的调皮男孩一样让家人头疼。七八岁时，他和爸爸、姥姥住西郊人民大学，两个姐姐在城里上学住宿舍。“有一次，好像是他打死了邻居家的鸡，不敢回家，自己一个人走了40里路，跑到城里找我们，搞得爸爸哭笑不得。”上了初中，王小波依然野性十足。“那时‘文革’刚开始，在人大工作的父亲和在教育部工作的母亲自身难保，根本没空管孩子。有一天，一个小朋友跑来告诉我：你弟弟在楼顶走边沿呢，比谁不怕死。”王征听得心惊肉跳——那是五层的高楼，掉下来不死即残。
但是，最让王征印象深刻的，还是王小波对文学的热爱。由于一家人在政治运动中遭的罪，父亲本不想让孩子再学文，可王小波却偏偏走上了写作道路。“上小学时，他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西单商场的旧书摊。他在那里读了多少书，只有天知道。”十几岁，王小波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时，便常在夜间伙伴们睡觉后，自己在月光下的一面镜子上用钢笔写字，写到泪流满面，才偷偷回去睡觉。回到北京，他的写作也从未间断。“那时小波写了很多在云南的见闻，有知青们的生活，也有傣族人——他们叫老傣的风情，有趣得很。”
在姐姐眼里，王小波是个注重精神的人。小时候他就笑大院里有的干部十分庸碌，斥之为“烫面饺子干部”。而王小波则靠精神活命，“他宁肯有用而短暂地活，而不肯无用地延年益寿。”
王小波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后，作为曾经的医务工作者，王征反复看他的遗体解剖报告，就像祥林嫂一样，一直想着他的死因。“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他有心脏病？他为什么不去看医生？”
10.小学电影少年英雄王小二观后感 篇十
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眼泪止不住地流。王二小太可怜了，那个抗日战争时期，他的爸爸妈妈哥哥和许许多多的老乡都被日本鬼子炸死了，二小非常痛恨日本鬼子，后来他当了儿童团员，他常常一边在山坡上放牛，一边给八路军放哨。1942年农历9月16日，鬼子又来扫荡，走到山口迷路了。鬼子看见二小在山坡上放牛，就让他带路。二小装着很听话的样子走在前面。他为了保护乡亲们，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这时四面八方响起了枪声，敌人知道上当了，残忍地把二小刺死了，八路军消灭了全部敌人，可我们却永远地失去了机智勇敢又可怜的二小!我的心难过极了，眼泪哗哗直淌，二小那年才十三岁!他多勇敢，多机智啊!
我感觉我以前胆子太小了，有一点什么困难我都会哭的`，今后我一定要改掉这个毛病。而且一比较，我们生活在今天的孩子真是太幸福了，我们一定要珍惜这美好的生活，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后把伟大祖国建设地更加美丽富饶!
11.王小波语录 篇十一
1、固然岁月如流，什么都会过往，但总有些东西产生了就不能抹煞。——王小波
2、井底之蛙也具有一片天空。——王小波
3、我以为每一个人都是有本质的。想我的本质就是流氓，土匪。假设放到适合的地方就大放光彩，可是在城市里做个市民，在学校里做个教员就很分歧适了。——王小波
4、一个人具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当具有诗意的世界。——王小波
5、人和人是不同等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人与人有知识的差异。这就提示说，由知识的差异可以产生权利。让我们假定世界上的人都很无知，惟有某个人全知全能，那末这人即可能掌控权利。——王小波
6、在生活的其它方面，在某种层面上的机械、单调是必须忍受的，但是思想决不能包括在内，胡思乱想实在不有趣，有趣是有道理而且新奇。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不幸就是有些人完全拒尽新奇。——王小波
7、我想要从梦里醒来，就要想出自己什么时候睡着了，方能跳出梦境，这是唯一的途径。——王小波
8、人的生命的质量实在不能用寿命来衡量。他的生命短暂得像流星，但是就在它存在的那一瞬间，发出了刺眼的光辉，在茫茫夜空划出一道美丽的曲线。——王小波
9、光阴似箭才是一个人的一切，其余的全是片刻的欢娱和不幸。——王小波
10、不幸的.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你别无选择，假设能够选择，我也不愿生活在此时此地。——王小波
11、人活在世界上，快乐和痛苦本就分不清，所以我只求它货真价实。——王小波
12、假设我会发光，就没必要惧怕黑暗。假设我自己是那末美好，那末一切恐惧即可以云消雾散。因而我开始存下了一点希看----假设我能做到，那末我就克服了孤单的命运。——王小波
13、在很穷的时候，用到自己偷来的东西，感觉妙不可言!——王小波
14、这辈子我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做一个一无所能，就能够是非分明的人。——王小波
15、我自己固然希看变得更善良，但这类善良应当是我变得更聪明酿成的，而不是相反。——王小波
16、这世界上有些事就是为了让你干了以后后悔而设，所以你不管干了什么事，都不要后悔。——王小波
17、对一个知识份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加重要。——王小波
18、我活在世上，不过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所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王小波
19、这个世界自始至终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像我这样的人，一种是不像我这样的人。——王小波
12.“革命时代”的我和弟弟王小波 篇十二
据我看来，持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但没人愿意承认这一点，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堕落的倾向，所以像丑陋的隐私一样无法示人。当然，也有很多人压根没有这种问题。令人纳闷的是，为什么他们可以如此容易地把自己纳入简单的思维定式，删除一切多余的心理活动，在贫瘠的精神生活中如鱼得水？唯一可以想出的答案是：他们没在广阔的世界里逛荡过，就像一个从小在斗室里圈养的人，没见过外面的世界，所以可以做到“审容膝之易安”。
我们一向缺乏管束，散漫惯了；沉湎于意念自由驰骋的快乐，崇尚着哈克贝利那种无人监管、随心所欲的生活；暗地里把“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当作自己的梦想；憧憬着一种像“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愉悦”那样的飘逸生存方式，希望能找到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偏安一隅，对政治潮流敬而远之。
在我们看来，那个时代的政治思潮有一种清教徒色彩：严肃，古板，清心寡欲，用一些规则严格地约束自己和他人，提倡一种思想和行为上的洁癖，同时对不洁的人施行严厉的惩罚。这种风格与我们自幼形成的散漫习惯格格不入，再加上我父亲半生的苦恼经历和现身说法，使我们把政治看作一个令人发怵的热水池，能避则避，实在无可规避的时候，也只有硬着头皮跳进去。那种感觉与哈克贝利星期天梳洗打扮，进入主日学校并无不同。
童年时候，我们曾经历过一个比较宽松、有些人情味的社会环境，只要不触犯某些禁律，寻找一个世外桃源并不困难。到了60年代中叶，革命的钳子是越收越紧了，令人不由得想起安徒生童话中丑小鸭的故事：寒冬时分，湖面上是一片冰雪世界，只剩下丑小鸭在其中游泳的一泊活水。这冰面还在一天天聚拢。丑小鸭在不断缩小的水域里游泳，徒然地抗拒着四周侵来的冰面。直到最后一天，寒风中，冰面合拢，丑小鸭被冻实在冰层里。
革命洪流中的异类
我曾经读过不少对“文革”反思的文学，它们通常讲述一个政治层面上的故事。故事中的人物，各式各样，遭遇不一，但他们在虔诚地怀抱政治信念方面则是一致的。他们就像当年的义和团，在大师兄引导下得了法。只觉得醍醐灌顶，眼前一亮，正义和邪恶刹那间泾渭分明。他们从此进入一种亢奋的精神状态，身不由己地加入斗争洪流，像堂·吉诃德一样手持长矛为正义而战；或则伤人，或则被伤，伤人者也逃不掉被伤，经历各种起伏跌宕，最后毫无例外地吃了亏。事后说起来，一个个冤得要命，细细想来，大家疯疯傻傻地闹了一回，倒有点像是自取其辱。
我们的情况则与此不同。很久以来，我们就为无法在精神上融入革命洪流而忐忑不安。按照小波的说法，人人在衣柜里藏着一具骷髅，他的骷髅就是他自己。人是社会动物，有一种强烈的从众心理。心理上未成熟的孩子通常缺乏自信，一旦发现自己与主流思想格格不入，成了个异类，心中的焦虑可想而知。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公开自己的秘密，从此遭受公众唾弃，另一条是掩盖自己的内心，像间谍一样戴着假面做人。但这样一来，势必要终身当一个言不由衷的伪君子，交不到知心朋友，仍然违背融入社会的初衷。
在我们身上有两个严重的毛病。一是没心没肺，缺乏强烈的感情。在忆苦大会上人人涕泪滂沱，我的眼泪却不知在哪里，实在是尴尬得要命，恨不得自己抽自己的嘴巴。小波也有同样的问题，他说：“我个人的一个秘密是在需要极大快乐和悲伤的公众场合却达不到这种快乐和悲伤的应有水平，因而内心惊恐万状，汗下如雨。一九六八年国庆时，我和一批同学拥到了金水桥畔，别人欢呼雀跃，流下了幸福的眼泪，我却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还有一点需要补充的，那就是作为一个男性，我很不容易昏厥，这更加重了我的不幸”。为了便于理解，这儿需要加入一点解释，就是那个时代的人，在见到伟大领袖的时候，最起码的要求是幸福至极，流下泪水，最好是幸福过度，昏厥当场。如果两者都做不到，就说明良心有问题。
第二个严重毛病是怀疑主义味道太重，喜欢格致物理，从不同的角度反复参验，务求万全，很不容易相信一件事情。这本来是一种笛卡尔式的哲学思辨精神。笛卡尔信奉严格的怀疑主义，企图从知识中排除一切可能的假象，最后找到了一个他觉得无法颠覆的事实，即“我思故我在”，并以此为支点建立起知识体系。他一定想不到他费了这么大劲儿才琢磨出来，自以为无法颠覆的哲学体系在后人眼里一文不值，只消用“资产阶级”四个字就可以轻易批倒。
这一套东西虽然早已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仍在我们心里阴魂不散。其结果是使我们无法像众人一样虔诚地接受主体思想，只能像自由电子一样在轨道外运行，成为革命洪流中的异类。我们心怀鬼胎，陷入深深的惊恐，不知道这样下去会落个什么收场。
“看，这么多鸭蛋”
当时，革命的重头戏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学校早已停课了，我们受到父亲的株连，当上了“狗崽子”，政治上入了另册。其实我们对政治并无特别的兴趣，但“狗崽子”的称号究竟是对自尊心的严重挫伤，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情。我们在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但头上的天空仿佛已出现了裂痕，整个世界因而变得残缺不全。
当时的革命行动，主要是贴大字报，抄家，打人。有一回副校长被抄家，全校的学生都到场观看，我也混在人流中去了。据说我们的副校长曾入过“三青团”，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罪名。还有一条罪名他也是逃不掉的，就是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他们住的是平房，两间屋。进屋一看，所有箱笼都被打开，东西被扯出来，地面上一片狼藉。一个学生站在中间，愤怒地指控道：“看看，他过的什么奢侈生活，看，缎子被面”，一边把被面从箱子里扯出来，扔到地上，“看，这么多鸭蛋”，一边指着一篮子鸭蛋。那可能是人家买来准备腌鸭蛋的。接着就把鸭蛋倒到缎子被面上，在上面一通乱踩。副校长的太太好像是个南方人，个子不大，胆子可不小，这时候忍无可忍，跳出来抗声道：“我们这点东西算什么，你们回自己家看看，哪家不比我们强得多”。
她说的一点不假，我们的学校叫一零一中，在北京有点名气，是个干部子弟荟萃的地方。就说我们那个班的学生，家里净是当官的，起码是司局级，或者军长司令的级别，比起一个中学副校长是阔多 了。可惜那时候的人都是一根筋，说你奢侈，你就是奢侈，没有人转着弯去想更多的道理。
接着，我们被安排参观一个穷校工的住所。那意思是让我们亲眼看看副校长和工友生活的差别，其贫富之悬殊不亚于当年的地主老财和长工，借以激发我们的阶级仇恨。我们看了那个校工的宿舍，家徒四壁，确实和寒窑差不多。但又听说他挣的钱并不算少，只是爱喝口酒。从古到今，喝酒败家的例子太多了，所以我看不出这里有什么特别的教育意义，一边走一边嘟囔着：“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幸而无人听见。
由于出身的原因，我在学校里没有参加任何活动，整天无所事事，经常袖一本线装古诗，遛达到鱼塘边的树荫下消磨光阴。再后来根本不到学校去了，成了个彻底的逍遥派。听说后来学校里成立了“红卫兵”，很是干了一些轰轰烈烈的事情。他们把学校的老师弄到一起，成立了三十六人的劳改队，对他们进行监督改造。
一帮孩子凑在一起，手里又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慢慢就变得和土匪一样。他们把蛇盘在女老师脖子上，把棍子捅进粪坑，再插到老师嘴里，把老师的脑袋当垫木，放在撬棍底下撬石头。幸而胆子还不够大，或者良心还没有完全泯灭，总算没有打死人。
我不再上学了，和小波会合在一起，在人大东游西逛，到处看热闹。校园里到处贴满了红红绿绿的“大字报”。“大字报”看多了，终于领悟出它们的一个共同精神，就是指责别人是败类，是阴险的敌人，或者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被列入狗屎堆的人物上至中央大员，中至学校领导，下至许许多多的平头百姓，看来剩下的好人已经不多了。
有些“大字报”专门揭露别人生活上的种种疵点和隐私，譬如某人何年何月烫发，抹口红，打扮得像资产阶级太太；某人买了高级手表，生活腐化；某人在延安一天要吃一只鸡；甚至某人和老婆一起洗澡，生活淫乱无耻。看来在这个万事不循常理的时代人们已经发了疯，或者智力堕落到三岁小孩的水平。连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和老婆一起洗澡算不上无耻，他们还可以干比洗澡淫乱得多的事情，不然小孩子从哪里来？
使我们挂心的是父亲受到什么样的指责，于是到处寻找有关他的“大字报”，最后找到了几张。只见上边提到他的历史旧账，并把他斥为“反动学术权威”。这在当时算不上什么严重罪名，只因反动帽子满天飞，法不责众，反动的人多了反而安全。另外人大的学生还算文明，不像中学生一样动辄痛殴老师。有的中学，像离我们不远的十九中，简直成了屠场，用大车往外拉死人。
我估计他挨斗是难免的，但他政治经验太丰富了，定能化险为夷，逃过此劫。有一回，我们看见一大堆“黑帮”在教室里唱“语录歌”，他也站在其间。只见他手举小红书，面无表情，双唇一张一合，好像和尚念经。我猜这是批斗后的余兴节目。他回到家里，对外面批斗的事一字不提，完全跟平常一样。
世界已经疯了
革命时代有一个好处，就是提供了大量新鲜刺激，再不会有人抱怨生活沉闷无聊。世界像一个快速旋转的旋涡，出人意料的事情在周围不断发生，一切都不循常轨，匪夷所思。说老实话，我们再也看不懂这个世界，不知道它这是要干什么。来龙去脉皆无有，突然一峰插南斗，既找不到线索，也无法用逻辑分析，我们一向引以自傲的理解力受到空前的挑战。一个下意识的感觉是：这个世界已经疯了。
既然世界已经疯了，一个弱小的个体在其间又能干什么，保持自身的理性还有什么意义？譬如下雨天，人们通常打把雨伞出门，这是因为雨点从天上往下走。假如天地发了疯，把雨点从每一个可能的角度打来，雨伞就变得毫无用处，成了一个累赘。在一个正常的世界里，保持理性通常会带来益处，但在一个疯狂的世界里，理性是否仍有益处就大可质疑。所以也许应该破罐子破摔，放弃自身的理性，与狼共舞。但这种做法与我们多年来的思想宗旨不合，好像是在倒行逆施，是一种真正的堕落。
我们陷入精神上的惶恐，没日没夜地想这些事情，很羡慕那些头脑一根筋的人轻易获得的无上幸福，希望能刹那间忘掉那些邪恶的知识，变得像兔子一样心志单纯。但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正像一个人没法阉割自己一样。已经进入脑子的东西就难以拿掉，除非你能证明那些东西是谬误。黑格尔说，你可以把黑暗中的一棵树当作人，但你一旦看清它是棵树，就没法再把它看作一个人。这就是说，思想从简单到复杂是一条不归路。思想单纯是一种天生的美德，但它就像贞操一样，一旦失去就无法复得。我们的思想贞操早已随着东流逝水漂入大海，现在想找回来谈何容易。
当然万事都有例外，如果像大清末代皇帝一样，劳改上十年八年，或者也有返朴归真的一天，但我们又不愿付出那样的代价。想来想去，什么结果也没得到，只好采取鸵鸟政策，把脑袋插到沙堆里，把一切交给上帝，祸福由之。说得好听点叫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说得难听点叫苟全性命于乱世，混一天算一天。
我们住在人大的单元楼，叫作林园楼。在林园楼的东面，有一片密密的小树林，里边有一口枯井，至少有两丈多深。这个小树林一向是小孩子玩耍的地方，大人很少进去。但在那时候，经常可以看见大人鬼鬼祟祟地往里钻，而且多半在天黑之后，好像是在干什么秘密勾当。听别的孩子说，他们是在往井里扔一些不易销毁的旧东西。
有一个胆大的孩子，顺着绳子下到井底，在里面看见大量好东西，光袁大头就能装一簸箕。这东西要是在抄家时被发现，就是梦想复辟的铁证。只消问一句：你留着它们干什么，是不是等着国民党回来花，就足以让人百口莫辩。井底的藏宝引起了我们的贪念，要不是有没处存放的顾虑，我们准会效法汤姆索亚的榜样，把这些宝物起得一干二净。这口井不知今天还在不在，如果能找到，把它好好淘一淘，也许能发一笔大财。
我们家没啥东西值得往井里扔。我姥姥的针线笸罗里倒是有两个“袁大头”，那时早就藏了起来。就算被造反派发现，谅他们也不至于跟一个农村来的老太太为难，更何况她还是一等一的贫苦出身。唯一可能惹事的就是我父亲那一屋子书。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我父亲虽然万般不舍，也只有把它们处理掉。于是这些书被塞进了麻袋，一趟一趟用自行车载到海淀镇的废品公司当废品卖了。
有一天夜半时分，我被烧东西的气味惊醒，赶忙爬起来看，那情景我永远也忘不了。只见我父亲坐在小板凳上，半边身子被火光映红，在火盆里一张一张地烧自己的手稿。他有一个宏大的志向，就是要写出一本名为“人类思维史”的皇皇巨著，为此孜孜不倦地收集资料，用了多年心血，写下了三四十公分厚的一摞手稿。如今遭逢乱世，为了能生存下去，只好把手稿付之一炬，这座精神大厦像阿房宫一样化为焦土。
我听说写书的人都把自己的著作视为亲子，如果不是万般无奈，他怎舍得亲手烧掉自己的孩子。此时此刻，他一定像黛玉焚稿一样内心泣血。我看着这惨痛的一幕，呆呆地站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