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介绍

李约瑟难题介绍（精选5篇）

1.李约瑟难题介绍 篇一

对李约瑟难题的认识

“李约瑟难题”是科技史界讨论和研究的热点之一,但不同的.人对它有不同的理解.究竟谁是谁非?通过逻辑和历史的考察,最终确定了“难题”的真正含义,在解构了两个错误的前提之后,它只不过是一般的问题,“李约瑟难题”就变成了“李约瑟问题”.

作 者：邢广桥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辽宁,沈阳,110034刊 名：重庆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SOCIAL SCIENCE EDITION)年，卷(期)：16(6)分类号：B561.59关键词：“李约瑟难题” 近代科学 科技文明

2.李约瑟难题介绍 篇二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中国文化,中医,发展思路

为什么历史上中国科学技术一直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文明?为什么到了现代中国科学技术不再领先于其他文明?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这一情况与中医的发展情形是何等的相似：历史上的中医是辉煌的，为什么近代以后便辉煌不再，而且逐渐萎缩?李约瑟难题一经提出，便一直吸引了一大批国内外不同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寻求答案，所以如此，这是因为它不仅是一个历史研究问题，更重要的是他的研究有助于找出一条中国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不谋而合的是：中医近百年来的争论，不也是在为中医寻求一条可行的现代化之路吗?我想此种巧合绝非偶然。科学与中医在中国走的应当是一条相似的发展路径，他们受到的影响和施加的因素也应当是一样的。许多学者在对“李约瑟难题”进行解答时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观点，我想对探索中医发展之路也应当具有同样的参考价值。

在解答“李约瑟难题”的时候，多数学者把问题都集中在了中国的文化上，认为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及其思维方式，是导致科学在中国近代发展滞缓的根本原因。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杨玉良先生在《也谈李约瑟难题》一文中说：“当前对中国文化的讨论很多，我的观点是：或许在我们传统文化中最缺乏的是理性精神和演绎逻辑学方法。作为一个中国人，承认这点是痛苦的，但只有看到这点，才有助于建立我们新时代的创新文化。”他进一步分析认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主流自然观认为自然界在本质上是不可认识的。在方法论方面，东方神秘主义思想不追求以严密和精确的方式来认识自然，而更多的是凭直觉。道家思想主张的“清心寡欲”、“无为而治”、“天人合一”等顺应自然的观念，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有积极的意义，但在历史上的基本取向则是追求“天意”、“无为”和“出世”。北京大学的章启群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老子》的‘无为’思想实质上也包含了一种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生无能为力的消极含义”。这种消极态度的严重后果就是严重阻碍了人们探索自然的热情与积极性。我国学者顾准说过：“中国思想只有道德训条。有《周髀算经》，然而登不上台盘。犹如中国有许多好工艺却发展不到精密科学一样。”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认为：“中国科学未能发展同中国没有订出一个更完善的逻辑学有关。”杨振宁博士也指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是有归纳法，可是没有推演法。”在没有演绎逻辑学的情况下，中国的数学始终只停留在计算上。所以，一些数学家认为：中国没有数学，只有算学。即中国的数学缺少严密的推理与论证。缺乏以严密逻辑推理和论证为特征的数学哲学精神，是无法催生出现代科学的。所以，尽管中国有过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诸多发明，却最终没有诞生像样的科学理论。直到16、17世纪前，中国的技术发明走在世界前列，而在科学思想和精神上，在演绎逻辑学的方法论上，则远远落后于希腊。

网上看到谢泳先生发表的《张东荪解释“李约瑟难题”》一文，其中一些观点颇有意思。文章指出，张东荪(张东荪是20世纪中国很有建树的哲学家)认为中西所以不同之故，其种子就在于古代，并不是由近代而突然变成的。西方有科学不是偶然的，科学之成立虽只在近代，但其精神却在近世以前。科学未发生以前，科学的种子却早已存在了。特别提出，西方科学的出现是因为“‘物’(Thinghood)之概念之创造。”他解释道：“在科学未真成立以前，人类对于物并没有清楚的概念。从这一点上来讲，科学与历史可以说根本不同。科学的对象是‘物’，而历史的对象是‘事’。中国人尤其古代，可以说对于物没有清楚的概念。关于这一层就是现在所要讨论的，不仅表明科学与历史的不同，并且要说明何以中国思想只偏重于历史而不发生有科学。”张东荪认为只有把“实证”、“自然之齐一性”、“实验法”和“因果”这几个概念连缀在一起才能产生科学，这些概念是互相关联的一组。他说：“中国人在历史上从古就没有这一组的概念，所以后来不会发展为科学。现代中国学者往往不明白这个道理，以为中国思想中有一部分是合乎科学精神的。殊不知真正的科学对于上述的几个观念是不可缺一的。”进一步指出：“在中国思想上尚未形成严格的‘物’之观念，其故乃是由于中国只有宇宙观而没有本体论。因为对于‘本质’没有清楚的观念，所以对于宇宙不求其本体，而只讲其内容的各部分互相关系之故。因此没有把物从空时中抽出来。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人始终对于物没有像西洋科学家那样的观念。”这也许是中医只讲整体、讲关系而不重视实体和结构的原因所在。

另外一篇有价值的文章也是从网上看到的，是钟明奇先生撰写的《“李约瑟难题”的哲学探解———评金永植教授<朱熹的自然哲学>》。金永植是韩国汉城国立大学教授。文章说：照常理来看，朱熹的自然哲学当然不是朱熹思想中最主要的部分，金永植教授为什么要苦心孤诣地去解读朱熹的自然哲学呢?因为这涉及到有关中国文化走向的一个大问题，即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我们当然已经走出了朱熹的时代，但我们是否已经真正走出了朱熹所代表的文化?研究朱熹的自然哲学，从本质上说，就是研究朱熹探究自然世界的思维方式。由于朱熹在中国历史上的巨大影响，其自然哲学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宋以后我们民族探究自然世界的思维方式中某些至为重要的方面。科学革命之没有在中国发生，是与我们民族探究自然世界的思维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金永植教授锲而不舍地研究朱熹的自然哲学，真正关注的并不是朱熹有多少自然知识，而是朱熹用怎样的哲学眼光去解读自然世界。

文章说，金永植教授相当深刻地解剖了朱熹探究自然世界的最主要的思维方式，这就是朱熹从没有真正把自然世界的问题当作问题来思考，他的兴趣总是在社会与道德方面。他思考自然世界的一些现象主要是为他阐释社会与道德问题服务的，或者更确切地如金教授所说，“他往往是在论及道德与社会问题时才提及它们，用一些人所共知的自然现象来与复杂而困难的社会问题作类比。真正为自然现象而讨论自然现象的情况在朱熹那里绝无仅有”。概括地说，朱熹重社会伦理而轻科学求知，以道德修养为本位，而不以科学求知为本位。这就在根本上决定了朱熹不可能真正深入到自然世界的堂奥中去。对朱熹来说，用于作为探求自然世界的最好的哲学术语无过于“格物”了。但朱熹所谓的“物”，首先是“事”。“格，至也。物，犹事也。”诚如金教授所说：“朱熹的‘格物’，主要是重在道德与社会问题上。”可以说，朱熹对知识的探求带有明显的泛道德主义思维方式倾向，它往往将对真知的探求向伦理化方向发展，造成以善代替真的局面。

事实上，此种“格物”的求知思维方式隐藏了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家更为核心的一个问题，即与“格物”观紧密相联的，他们认为在自然界的秩序背后的道德上的秩序，“格物”在对自然世界的探索方面最终要为道德提供一个“宇宙的基础”。这可以看出他们格物求知的真正目的。一旦这个“道德的宇宙基础”建立，他们就没有多少兴趣去关心提供这个基础的自然世界本身了。因此，朱熹式的格物求知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思维方式，而且显示出一个时代的文化思维特征，总体上与当时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大趋势相适应。

文章说，关于朱熹自然观的总体特征，金教授的概括至为精辟，即朱熹不严加区分自然世界与非自然世界;他喜欢从既成的没有严格定义的概念如阴阳五行等出发而不是自然现象本身出发去解释自然世界，这就是把自然世界看成“概念的图式”;他不能把某些自然现象的特征上升为一般规律，因而存在求知上的“个别论”特性;他基本满足于“常识性”的自然知识，不深究所获得的知识何以是正确的这样西方认识论中的主要问题。所有这些，与朱熹格物思维方式的缺乏精确性、不喜欢对自然现象做深入探究的特点有很大的关系。

综合以上观点不难看出，由于中国文化中“无为而治”的消极探索思想，只有宇宙观而没有本体论，重社会伦理而轻科学求知，基本满足于“常识性”的自然知识而不深究所获得的知识何以是正确的, 最终导致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性精神和演绎逻辑学方法的缺乏, 导致了科学的落后。反观中医近代以来的发展滞缓、突破之难, 是否也与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有关?我们在对中医蕴含有丰富的中国文化引以为骄傲的同时, 是否也意识到中医作一种科学所受到的文化上的制约?中国科学的“李约瑟难题”已成为历史, 由于理性精神和演绎逻辑学方法的发展与支撑, 中国正在成为科学强国。而中医发展的难题何时得到真正破解呢?

中医属于自然科学, 理性精神与演绎逻辑方法同样是中医破解人体生理病理奥秘、寻求人体自然规律的重要支持。中国文化对中医的影响是深刻的, 中医因此形成的缺陷也是突出的, 那就是结构上的模糊和细节不清, 这是中医发展滞缓的根本症结所在。有人说, 现代科学的一般方法还难以满足中医发展需要, 一些重大的问题有望通过系统论方法、复杂性科学方法来解决。我们知道, 不论系统论方法还是复杂性科学方法, 它们重视的整体和关系即系统, 不是一个模糊的、笼统的、细节不清的系统, 相反, 系统的要素都是清晰可见的。只有在要素清晰的状态下, 才能有条件来考察要素之间的关系, 才能去把握系统对象。这就是说, 中医发展的难题, 在于结构与细节的不清, 不解决这个核心问题, 任何现代科学方法都难以打开中医发展之锁。

3.破解“李约瑟难题” 篇三

问题集中在17世纪前后这个历史节点。翻看历史，当时的英国正是工业革命时期，也是商品经济体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确立的时期。而同时期的中国正值明末清初，政府推行农本政策，抑制商品贸易和手工业的发展。即便是贸易比较活跃的江南地区，商品交换不是依靠市场自由运作的，而是大量被政府干预或主导，商人的买卖基本是与官府朝廷交易，而不能独立地与外部世界进行贸易。依据当时的历史，很多人都曾从各自角度思考分析，试图解答这个“李约瑟难题”。而我们的角度，当然和知识产权及创新制度相关。

英国于1624年颁布了被誉为具有现代意义的第一部专利法的《垄断法案》；《美国专利法》于1790年4月10日由美国总统签署；日本于1885年经元老院通过并颁布实施《专卖专利条例》。对照各国专利法律颁布的历史时期，不难发现，知识产权制度建立都是在各国发展的关键转折时期，并伴随着各国之后的快速发展与繁荣。当然不能把破解李约瑟难题的答案完全归结在知识产权及创新保护制度这一个点上，但我们应该相信知识产权及创新保护制度对一个国家的经济与科技发展一定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一点在现代的中国已经得到了验证：我国真正意义上的《专利法》颁布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4年，《商标法》的颁布也是在同一时期的1982年。至今，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实施了30多年，这30年，正是我国社会与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30年。

4.李约瑟难题介绍 篇四

从中国传统文化特点解读李约瑟难题

科学发展的历程表明:任何一个国家的科学事业,总要受到民族文化的制约和影响,都要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发展前进.一个地域的文化可以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自然科学产生消极作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实用理性的.思想、“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整体性思维方法、伦理化倾向以及不完备的逻辑体系严重阻碍了近代科学革命在中国的产生.

作 者：乌尼日 何华青 Wu Niri He Huaqing  作者单位：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广西,南宁,530005 刊 名：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年，卷(期)： 28(2) 分类号：G02 关键词：传统文化   “李约瑟难题”   实用理性   伦理化  

5.关于李约瑟难题的若干思考 篇五

关键词： 李约瑟难题封建专制传统文化伦理科学归纳演绎

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国是推动世界文明进步的最主要国家之一，这是因为古代中国，无论是在文化还是科学技术领域，都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并拥有绝对优势， 可以说中国古代的文化与科学技术成就是及其灿烂辉煌的。但是在近现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近乎停滞，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近代科学技术，并没有产生于拥有如此发达的科学技术基础的中国， 自十六世纪之后，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已跟不上世界的脚步，每况愈下。致使中国从一个“发达”国变成一个“落后”国家。这究竟是为什么？ 李约瑟提出的这些耐人寻味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一直以来，文化与科学技术都是一对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矛盾体。同时文化与科学技术又是相辅相成，内在统一的，文化的发展可以带来科技的进步，而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反过来也可以促进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因此要分析不同国度科学发展差异的原因， 首先要从这两个地域所拥有的人文历史背景入手，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表明：任何一个国家的科学事业， 都是在一定的民族文化的影响、制约下向前发展的。古代中国，之所以拥有领先于世界的科技成就，那是因为我国古代人民积累了丰富的知识经验，成为古代科技发展的源泉，而儒家思想作为巩固高度集权的封建制度的文化信仰，其固有的开放性和保守性使得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历史的文明古国，前代科技文化成就为后代科技发展奠定了基础，为科技成果的继承创造了条件。同样拥有近代科学策源地与近代科学史科技活动中心双重美誉的意大利，其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文艺复兴文化思潮的涌动迭起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 而众所周知，开启了工业革命，引领世界进入工业文明的英国，其连续70年成为世界科技活动中心的原因，也与英国独有的工业文明密不可分。对于后来者居上的法国，能够使其从1770-1870年连续100年成为新的世界科技活动中心的原因，正是“开启智慧，提倡理性”的启蒙运动与唯物主义哲学思维的指导。德国从法国启蒙运动中吸取精华，在文化教育上实行泛爱主义和洪堡改革，从而使其拥有了具有科学意识的人民基础，同时它积极吸取了英国工业文化的精髓， 致使其从1810- 1920年连续110 年成为世界科学活动的中心。由此可见， 科学发展与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双重性，这是辩证法的普遍规律。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可以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反过来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制约。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成就是极其辉煌的， 不管从科学还是从技术的角度， 中国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史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指南针火药都起源于中国，但是却在西传之后才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究其原因，中国古代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就与近代自然科学没有成长于中国，均与中国所特有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纵观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史，其本身就包含了一些制约自然科学发展的因素。主要表现为：

一、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抑制了近代科学的产生

强大的君主集权和专制官僚统治，使资本主义难以发生和发展。这种封建社会发展的停滞性，极大地限制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封建专制制度统治了中国上千年，在一开始其高度集权性使得国家得以统一，从而能够最大限度集中人力、财力，物力去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科学，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中国古代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至上而下，逐步建立起了一套有利于封建专制制度延续下去的社会功能，残酷的封建制度扭曲了劳动人民的人性，压抑了人们的创造力，在封建枷锁下每个人能够战战兢兢活着就已经是很不容易了，还能谈什么逻辑思维。这对生产力的发展， 对新的社会制度的产生，以及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无一不产生严重的阻碍。与封建专制制度相适应的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小农经济，正如台湾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所说：明朝“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正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把人束缚在了土地上，限制了人的视野，也限制了人的想像力、创造力和开拓精神。此外，为了维系农业经济这一国民经济的命脉，封建中国采取了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这种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使得商品经济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不可能冲破封建统治的枷锁成为国家最主要的经济形式，一贯的重农抑商政策压制着商业的发展，而工业与商业是相辅相成的，从而也就不可能刺激手工业的发展。同样，商业与科技发展又密切相关，商业及商品生产不发展，就不会给生产技术的提高提供资金和原动力，社会经济也就不可能出现技术革命的大进步。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封建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不可能促使先进社会发展思想的产生，由此也就不可能孕育先进科学技术的萌芽。此外“重农抑商”、“重义轻利”的经济政策与价值导向，带来了中国古代“重人事，轻科技”的文化特征。

其次在文化方面，中国古代所秉承的文化传统也是阻碍科技发展的另一大因素，主要体现为；

（一） 中國古代文化向近代文化自然转型的破产，使中国在科学技术领域丧失了在世界科学发展史上继续保持领先地位的契机

（二） 、中国传统“东方思维”方式不利于科学技术的独立发展

东方思维传承中国数千年，曾一度在科学史上为中国带来光辉与荣耀，这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科技发达国家之一，在先秦时期的典籍《墨子》中就曾经记载了很多领先于世的科学技术。然而正是这样一个科技大国，却在近代科学史上销声匿迹，甚至沦为西方列强侵略凌辱的对象，为什么会这样，着实发人深省。[5]有人认为正是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导致如此局面的产生。的确统治中国数千年的整体论思想，导致了中国在近代科学史上缺乏活力与创造力，使得科学技术不能成为独立学科而发展。中国历来推崇“天人合一”的价值理念，这种思维方式虽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因为“天人合一”最基本的内涵就是肯定天道与人道的统一，以人伦推天道，以天道比附人伦。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认为人的精神可与天地自然相同，正如《易经》中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与人道，中国古代思维方式，推崇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是统一的，所以受早年易经思维习惯的影响，中国古代把自然跟人归纳成同一理。而近代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倡导以人的力量改造自然，通过掌握自然界的规律改造自然，所以近代科学恰恰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而自然有自然界的规律，这两者是两回事，决不能和在一起。

（三） 、传统文化重演绎，轻归纳的逻辑推理方法，不利于先进科学技术的传承，使古代科学缺乏总结

中国古代对于科学发展的态度是重实际运用，而轻理论探索，这曾一时推动了科学发展，但是却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使得科技水平难以步入新的阶段。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多数来自于经验科学，即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的过程中发现了科学，并运用科学，但是并没有多少人有意识到所运用的科学应该形成体系，这使得中国古代科学多数只是为农耕、为统治服务而形成的工匠科学技术，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科学体系。

另外， 就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所运用的逻辑来说，偏重于演绎法， 很少使用归纳法。在此引用杨振宁先生的观点，他和爱因斯坦一样，把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视为近代科学的源泉之一，并认为中国古代文化缺少这个源泉：“中国传统对于逻辑不注意，说理次序不注意，要读者自己体会出来最后的结论。” 实际上，中国传统中不仅缺少合乎逻辑的严密推演法，也缺少合乎逻辑的严密归纳法。杨振宁认为《易经》的“取象比类”、“观物取象”的所谓归纳法，并不能够应用于建立科学架构与建立科学理论体系。况且， 古代科学技术也是为维护封建统治而存在的，学者们大多信奉儒家经典的孔孟之道，他们解释科学所运用的公理多数来自于儒家经典中的训诫，这不仅不利于科学伦理的建立，也更加不利于科学技术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75

[2]吴国盛.科学的历程；湖南：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

[3]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4]何兆武，柳卸林.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5]（法）魏明德.全球化与中国[M].商务印书馆，2002：

[6]蔡方鹿.朱熹与中国文化[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王冕，女，（1988年2月6日——），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2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