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看中美关系

大学生看中美关系（共8篇）

1.大学生看中美关系 篇一

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礼看中美教育差异

2011-05-06 东方网-文汇报

又到5月，遥想两年前，女儿从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毕业，参加女儿毕业典礼的一幕幕还在眼前。

早期，我们在美剧《成长的烦恼》里，看过西佛尔一家参加大儿子麦克的毕业典礼。尽管那是一个捣蛋的儿子，西佛尔夫妇还是欣喜地分享了他的毕业和成长。美国的教育和我们不同之处主要是宽松和民主，通常他们学校的开学典礼远不及毕业典礼来得隆重。而从女儿经历的数次升学和毕业历程中，我们发现中国的学校开学典礼远比毕业典礼规格高、受重视——当然，也是很严肃、乏味的。学校通常很热情地迎新生，而学生一旦毕业，似乎很迅速地“被出局”。校长抓入学、抓排名、争重点，似乎很不重视毕业典礼的形式和内容，这是因为情商不够、资金不够、抑或其他？

毕业季路人都能感到欢愉

记得两年前，女儿开心而慎重地发函，邀我和她爸前往纽约参加毕业典礼。我和她爸欣喜地准备各类签证材料，在毕业典礼前一周，我们搭上飞往纽约的航班。

哥大每个学院都会先举行自己的毕业礼，然后学校再举行全校性毕业典礼。女儿就读的教育学院的典礼在学校边上的一座教堂内举行，时间是晚上。而在白天，穿着毕业袍的学生就三三两两地在校园周边拍照留念，这成了曼哈顿一年一度的一道风景。

对于毕业典礼，校方筹措得相当认真，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能看到祝贺的横幅、气球和彩旗。由于学校建筑错落于城市之中，连过往路人都能感受到毕业季的喜庆和欢愉。

记得女儿穿着硕士袍在校门口拍照，一位气质优雅的中年妇女就微笑地向女儿道贺：“Congratulations！(祝贺你)”女儿礼貌而开心 地回应：“Thanks！”当我们在学院毕业典礼的教堂门口留影，一辆双层旅游巴士经过，导游一边介绍哥大，一边呼吁全车游客为小女毕业鼓掌，游客欢呼起来，我们一下子被热情的美国人感动，不停地挥舞鲜花向大家致谢。

导师和院领导夹道欢迎毕业生

教育学院的典礼，好多家庭是全家一起来。家长坐在教堂二楼，毕业生和导师的座位在大厅里，每个家长的座位上都备好了两套教育学院介绍和毕业生名册。当学生们在柔和美妙的音乐声中入场，两侧导师和学院领导起立夹道迎接，全场气氛庄严而肃穆，感动掺杂着喜悦。女儿的同学后来描述：“我们进场的感觉像结婚典礼似的，老灵的。”

仪式很简洁：学院领导讲话、宣读毕业生名单，老美的家庭比亚裔家庭来得疯狂，在念到他们子女的名字时，得意忘形地大声起哄，完全不顾忌别人的眼光。难以想象中国校长发言，家长狂呼会有什么后果。

此外，毕业典礼配备哑语手势翻译，学校考虑得很周全。由此也让我们更期待第二天的全校毕业典礼。

校长提议毕业生向家长席鞠躬

哥大的毕业典礼确实隆重——所有学院及学校的毕业典礼持续两三天，周边的主要马路就交通管制两、三天。地处曼哈顿要地，警察忠于职守地在那里堵截，只为让学生享受毕业的喜悦，社会各方的支持配合让人感动。

哥大的毕业典礼在校园广场举行。毕业生坐在广场前半段，后半段是观礼的家属座位。整个典礼设置了好多台大屏幕，无论你坐在哪里，都可以通过大屏幕观礼。

通过大屏幕一眼望去，哥大真像联合国的缩影，学生肤色白的、2 黑的、黄的都有，数白种人最俏皮，镜头对着他们时，动作五彩缤纷：飞吻、扮怪相、推推嚷嚷、勾肩搭背，也有的在这样正式的场合趿着拖鞋。成长的背景不同，美国的孩子们估计从来不懂拘束。

各学院就坐后风景出现了：有一地块的学生们手举吹塑大牙刷，另一片学生举着吹塑榔头，醒目地提示大家，“我们是牙医专业和工程学专业的学生”。所有道具都是给学生欢呼时抛掷的，既喜庆又不伤人。

毕业典礼主持人由哥大校长等人担纲，他们穿着博士袍，个个气度轩昂，标准的美式英语，令在美留学两年的闺女也由衷赞叹。

典礼伊始，艺术学院的一个女孩唱美国国歌，同时升美国国旗，这个过程全场肃静。接着，校长发言，他一通讲话后，提议全体毕业生起立，面向家长席鞠躬，对双亲和家人表示感恩，家长们也报之以热烈的掌声回应孩子。这一刹那我被感动了，教会学生懂得感恩，应该是教育成功的基础吧。

按惯例，哥大每届毕业典礼都邀请成功的名人对学生作演讲的，例如比尔〃盖茨等人，这年因为金融风暴吧，学校经费吃紧，免了这个议程。校长则对一些学校功成名就者实行颁奖表彰仪式、还给哥大的老校长授予荣誉称号。

紧接着，各学院负责人发言，每个学院领导站到讲台上，学生们就欢呼雀跃，他们的发言往往生动简洁、恰到好处。教育学院的负责人Susan在学生的掌声和跺脚声中上场，她高兴地对着她的“孩子们”说：“谢谢你们发出那么大的响声来欢迎我。”在这种氛围里，典礼高潮迭起。

最后，学校艺术学院的乐队和3名歌手演绎哥伦比亚大学校歌，那是非常正规的美声唱法，很有生命力的美丽旋律。

整个毕业典礼不冗长，回味却是悠长美好的。(陈承澄)3

2.大学生看中美关系 篇二

但是想要更深层次地了解大学与城市之间的关系, 需要追溯到距今900多年前的中世纪, 它们的兴起和诞生基本上是同步的。大学与城市的关系发展并非是一帆风顺的, 经历了从最初的相对孤立、相互排斥到历经摩擦冲突、互利共惠, 再到相互促进、紧密联系的关系发展模式, 并伴随着大学职能从单纯地保存与传播知识来培养神职人员等贵族阶层的接班人, 到从事科学研究, 再到直接服务社会的演变。

一、大学与城市的相识阶段———相对孤立、相互排斥

这个阶段发生于中世纪时期。有闲阶层在城市中用又高又大的围墙围合成封闭的四合院里从事着各种各样的精神生活。这时侯的大学显得特别清新脱俗和与世无争, 是一种超越于普通民众的特殊场所, 并且从城市其他人文设施中分离开来, 成为城市中的象牙塔, 所以在当时并不能称得上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学校里的师生很少参与城市社区事务, 市民也将大学看做城市里的“另类”或“不受欢迎者”。帕森斯在1963年写道:“大学的策略是在城市的进攻下撤退或者自愿与城市隔离, 局限于在象牙塔里, 通过学术垃圾、口头攻击和对城市罪恶的偶然批判而进行的偶然攻击。城市官员和大部分市民几乎意识不到大学的存在”。但是, 大学的社会存在基础是城市, 是城市这块沃土孕育了西欧中世纪大学的诞生。

在欧洲中世纪, 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和城市的蓬勃兴起, 出现了中世纪大学。托马斯·班德在《大学与城市:从中世纪起源到现在》一书中指出:“大学是城市的产物”。城市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为大学兴起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生存发展的空间, 而城市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新的社会需求最终使大学的诞生成为现实。

二、大学与城市的相交阶段———摩擦冲突、互利共惠

这个阶段大体来说是从13世纪到19世纪。这时候大学虽然寄身于城市当中, 但并不从属于城市。在教权和王权的斗争中, 教会和国王出于各自的政治利益, 为拉拢大学而赋予大学很多权利, 使大学成为一个特权机构, 且具有非营利性和免税地位。这激起了市民的不满, 导致大学与社区关系的紧张。另一方面, 大学发挥其教学与培养人才的职能, 除了培养牧师、教会成员和为国家服务的官员之外, 也培养了一大批各行各业的人才, 满足了城市发展对于专业人才的需求, 这个阶段的大学与城市之间既充满了冲突与斗争, 又充斥着很大的利益关系, 两者就是在合作与冲突的动态平衡中不断向前发展的。

(一) 大学与城市之间的摩擦冲突

由于教会和国王赋予中世纪大学很多特权, 城市当局对大学的干预非常有限。

围绕房屋租金问题, 巴黎大学的师生与市民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1200年, 巴黎大学的学生因为房屋租金问题与店主发生争执, 这引起市民不满。市民请求地方当局对学生进行打压。之后, 巴黎大学求助法国国王菲利普二世, 并得到了国王的大力支持, 他颁布法令, 给予巴黎大学独立的司法审判权, 使巴黎师生免于城市官员的审判。而发生于公元1229年的罢课事件则使巴黎大学获得了教会的支持, 教皇格里高利九世于1231年颁布了著名的“知识之父” (Parens Scientiarum) 特许状, 赋予了巴黎大学许多特权:如罢课权、制定规章制度和惩罚违反规章制度者、限制主教管理大学事务的权力等。

发生于1355年2月10日的牛津城著名的“圣学者日”事件标志着“城镇与学袍”之间的斗争达到了顶峰。后来, 参加暴乱者遭到严厉惩罚, 遂将该日定为“圣学者日”。市民一方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而大学获得了管理城市的特权, 牛津大学与市民之间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得以确立。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74年, 牛津大学才丧失了管理城市的实质性权利。“市民生活在自己的城市里, 却几乎像是征服者的奴隶或臣民。”

(二) 大学与城市之间的互利共惠

尽管大学由于其特权地位而无视社区利益, 不接受城市的管理, 引起了市民的不满, 但大学师生的消费及其社会职能也为当地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和社会福利。

1. 城市为大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和生存空间, 大学师生的消费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大部分中世纪大学建在城市之中并非偶然, 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城市物质条件的充裕和设施的发达。正如马克垚教授所说:“一般来说, 城市比农村聚集了更多的人口、更高的生产力、更高的消费需求和更高的文化、教育水平。”中世纪大学没有固定的宿舍, 大学也很少拥有庞大的捐助资金。教师不得不租借上课的教室, 学生也不得不寻找住宿场所。只有规模较大的城市才能提供必要的校舍和宿舍、充足的食物供应、相对低廉的物价以及其他学者团体所需要的特殊服务, 如图书制造与零售、生活娱乐设施等。“城市可能是为大学提供安全、稳定、并不昂贵的房子、食物和啤酒的唯一可能场所。”

当然, 城市也从大学师生的消费中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利益。大学师生的消费主要来自住宿、餐饮、服装、生活用品、娱乐、个人服务和其他日常需要。在中世纪时, 大学师生已经在城市中占有不小的人口比例, 大学师生所需的食宿需求为当地城市居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同时, 随着大学规模的日益扩大和人数的增加, 许多市民从事着与大学有关的商业活动, 如出版业、餐饮客栈等服务性行业。如果大学迁徙, 除了会使城市失去声誉外, 还会失掉大学团体活动带来的数目可观的经济收入。

正是意识到这一点, 许多城市对大学更多地是抱着欢迎乃至提供物力支持的态度, 以期大学能为其带来经济上的繁荣。渐渐地, 城市当局看到大学为其带来的益处后, 极为重视本市大学的成就, 便开始为留住一些教授而出资, 各大学和城市都争相吸引知名教师。如1229年巴黎大学暴动事件发生以后, 为了招徕一些有名的教师和学生, 英王亨利三世向巴黎师生发出了诚挚的邀请:如果巴黎大学的师生们愿意迁移到英国来, 可以任选城市居住, 还可以提出其他要求。

二者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使得双方再次发生矛盾时, 都不会恶意激化, 而是达成谅解, 努力寻求利益共同点, 减少彼此间的冲突。

2. 城市网罗的大批知识分子为大学提供了智力支持, 大学为城市培养了各行各业的人才, 满足了城市发展对于专业人才的需求。

城市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物质条件, 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来到城市发展。勒戈夫指出:“在西方国家, 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随着城市而诞生。在城市同商业和工业 (说得谦虚一点是手工业) 共同繁荣的背景下, 知识分子作为一种专业人员出现了, 他们在实现了劳动分工的城市里安家落户。”

例如, 12世纪初, 欧内乌斯在博洛尼亚讲授法律, 吸引了大批追随者, 罗马法的研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博伊德和金在《西方教育史》一书中就指出:“普遍同意导致波隆那大学兴起的是波隆那在欧洲声誉中的地位, 而实则应归功于欧内乌斯。”巴黎学术中心的形成, 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阿伯拉尔的学术盛名。城市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经济条件赢得了名师的青睐, 为大学的兴起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另一方面, 大学的发展也为城市培养了各行各业的人才, 满足了城市发展对于专业人才的需求。随着中世纪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和各种管理、服务机构的增多, 城市越来越需要一批具备专业知识和能力的人才为其服务, 而大学恰恰满足了这种需求。

中世纪大学的职能主要是培养牧师、教会成员和为国家服务的官员, 这些人员在为教权和王权服务的同时, 也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大学为城市培养了文职人员、治病的医生、解决纠纷的律师及教会所需的神职人员等。从13世纪后期开始, 大的商业城市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拥有大学的优势, 因而努力缓和与大学的关系, 防止大学师生的迁移。“城市里的高级阶层、特权阶层、显贵阶层很多都有了大学教育的背景, 大学教育成为专业精英的标志。这些精英从事灵魂拯救、法律实践、政府管理、医疗和教育, 他们通常是城市各部门的行政、宗教官员, 如主教、市长、法官, 以及律师、公证人、医生等。”中世纪大学“直接指向的是培养人们学习一门知识后, 便能在教堂、法律、医学、教师等行业谋到职位。从某种意义上说, 一所中世纪大学与现代大学在功能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三、大学与城市的相知阶段———相互促进、紧密联系

从19世纪至今, 大学与城市的关系好似进入了“蜜月期”, 尽管有点磕磕碰碰, 但已非主旋律了。19世纪以来, 大学和学生数量增长的很快, 不断向城市注入活力。与此同时, 以前相对孤僻、清高的学者们在利益面前也开始走出象牙塔, 广泛参与城市和社区事务。如布罗克里斯说道:“对于每一位锁定在自己研究领域象牙塔中的教授而言, 把他们的知识运用于社区是一种焦渴的智力冲动。”同时, 这种参与本身也对大学的知识创新和学科发展带来契机。如19世纪末, 英国的许多新大学成立了由地方出资的基金会, 鼓励大学开设与城市和社区需要的新课程。当时很多社会科学学科 (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 的产生和发展与学者们对城市和社会问题的关注不无干系。大学不再是一个封闭于城市中与世隔绝的“象牙塔”, 大学与城市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各自优势使它们的互动和渗透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密程度。

如今, 很多资源型城市和老工业城市都面临着增长瓶颈和城市转型问题。优化产业结构, 培育新的城市产业链, 寻找城市新的经济增长点和驱动力, 已成为很多城市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响应中央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号召, 很多城市开始筹划构建创新体系, 希望通过创新来创造财富和推动区域发展。这就对大学的职能提出了新的要求, 大学因为其人才、学科、实验室、科技研究成果和各种专利等大量创新资源优势, 成为创新的主体和城市发展的动力源。大学通过培养大批具有创新精神和潜质的优秀人才走上和服务社会是大学的根本职能。有人就曾经形容, “以前我们是用工厂的烟囱和繁华的商业区来形容工业化城市, 那么今天是用大学和学院的明亮校舍、实验室, 环境优美的科技产业园区来表示世纪之交的新城市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既依赖于知识的进步, 也依赖于知识分子的再生产, 正如工业社会依赖于资本的不断投入和有技术的管理人员和工人的再生产。”可见, 知识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 必然要求大学与城市的密切合作。

参考文献

[1]Gordon Leff.Paris and Oxford University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M].Robert E.KriegerPublishing Company, 1975.

[2]Parsons Kermit.A Truce in the war between University and Cities:A prologue to the study of City-Universityrenewal[J].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1963, 34 (4) .

[3]施子愉.略论欧洲中世纪大学兴起的社会背景[J].武汉大学人文科学报, 1960 (5-6) .

[4]刘霞, 匡志强.摇篮:催生英才的20所顶级大学[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7.

[5]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

3.庄园会晤一周年之际?看中美关系 篇三

奥巴马政府对华战略失信的“七宗罪”

过去一年，中美保持着密切的高层交往，华盛顿高层接过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法，美国军方也对在“新型大国关系”框架下共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表示赞同。两国主要领域的交流继续发展，经贸、人文关系达到新的高点。

但美方尚做不到言行一致，没有以切实“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约束自己，而是继续采取损害中方重大利益的行动，密集发表恫吓中方的言论，导致中美关系进入一个近年少有的诡异阶段，“战略失信”特征突出。美国的“七宗罪”，一是执意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在中国周边强化有针对性的军事部署。二是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拉偏架，纵容日本安倍内阁内外政策的右翼倾向。三是在南海搅浑水，把问题引向中美之间。四是在网络安全问题上添是非，上演“贼喊捉贼”的把戏。五是继续宣扬“中国军事威胁论”，警告中方不得趁乌克兰之乱在东亚海上推行“激进的领土扩张战略”。六是继续与达赖集团相勾连，奥巴马第三次在白宫会见达赖。七是在经贸领域重挑人民币汇率问题，继续歧视希望进入美国电信基础设施市场的中国企业，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也未见实质性的放宽。

奥巴马政府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心口不一有深刻的“自我判断”背景。从东亚战略安全环境看，美国认为新一届中国政府对外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政策，在东亚借领土海洋问题“展示实力”、“扩张领土”、“改变现状”，搞“中国版的门罗主义”，意在破解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将美国的军事力量排挤出西太平洋地区。美国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将中国对邻国在领土海洋争端问题上挑衅和蚕食行为的正当应对扩大化地解读为战略态势的转变，口头警告与军事准备并举，毒化了中美关系的决策环境，增加了两军意外冲突风险。

从美国国内看，奥巴马政府执政的核心任务和优先重点仍是创造就业、提振经济和扩大医保改革成果，极不希望对外卷入军事冲突，要求扩展干预方式、开展深度外交，在降低开支的基础上加强国家安全。但奥巴马政府试图在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之间走出一条中间道路的作法并未得到广泛理解，反而成为美国对世界丧失控制力的标志，在美国内被批“消极被动”、“软弱可欺”，在国际上引发盟友对美所具备的“保护能力”的质疑。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奥马政府开始刻意展示外交强硬，同时展开宣传攻势阐述其对外政策理念，这是近期中美言语摩擦增多的一个不可忽略的背景。

美国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其无意放弃自上而下俯视中国的心理优势，不能跳出权力博弈、你输我赢的范式来理解中美关系，对中方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理念将信将疑，接过了外壳尚未接过内里。奥巴马政府接受“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提是推进“亚太再平衡”，但美国仍未想好该如何系统性地应对中国崛起。离卸任只有两年多时间，奥巴马政府已来不及出台新的对华政策，其处理涉华问题的主要特征是危机管理而不是战略谋划。

第六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中心任务

在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中，中美实力对比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彼此国力差距快速缩小。中国处在不可阻挡的强势上升期，对美经济、制度、文化和战略自信急剧增长，美国则进入一个长程衰落轨道，越来越不能在世界上为所欲为。中美之间正在酝酿攻守易势，这种攻守易势在中日关系中是过去完成时，对中美关系是现在进行时，必然要在美国内心激起巨大涟漪，直接影响其处理涉华问题的行为方式。

《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一书作者梅尔文·P·莱弗勒在该书中这样形容美苏冷战政策的形成：“在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中，恐惧左右着政策的制定”，“困扰着美苏两国领导人的恐怖并非来自对对方真实意图的准确评估，而是源自深深植根于他们心中的有关动机和企图的意识形态准则”。前鉴不远，中美关系事实上正处在一种“权力加速转移”语境下的敏感时期，相互怀疑和惧怕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彼此政策的制订，两国各自维护核心利益的行为很容易被对方误读为具有强烈的进攻性。美国对中国在东亚海上的行为举止感到不安，中国则认为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出现了危险的不一致，两国之间的误解在反弹、在加深。虽然没有必要作“中美关系处于危险临界点”这样耸人听闻的判断，但双方仍应正视中美双方相互妖魔化趋势再次大行其道这一客观现实，因此应坚持开展系统性的对话并使其能够适应两国关系的新语境。7月即将在北京举行的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承担着坚守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共识、止住两国关系螺旋下降之势、重建两国相互决策话语环境的重要任务，至少要为有关努力提供一个拐点、一个契机。

无论是在中国国内、美国国内还是国际上，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念始终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有人把“新型大国关系”当作中美关系的现实状态而不是努力方向，在媒体上低水平、简单化地大加吹捧，导致人们对中美关系期待值过高，两国发生摩擦时心理承受力又显著降低。舆论环境在短时间内反复经历大起大落，调门朝秦暮楚，实际上损伤了“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严肃性。有人歪解中方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动机，用陈旧的帝国思维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加以解读，认定中国就是要与美国平起平坐、分治太平洋，借“新型大国关系”宣扬“中国威胁论”。这两大误区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消极影响很大，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有必要作出正确引导。

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不应在扩大两国关系积极面方面顾虑重重，而是要用双方在朝鲜半岛核问题、日本核问题、地区反恐、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坚持不懈的协调合作来对冲战略竞争和对抗的耸动。在继续就两国关系中的涉藏、涉台、贸易问题这“老三样”交换意见的同时，也应当就南海问题、中日关系、网络安全、弹道导弹防御、外空军备竞赛、两军关系等现阶段更可能影响中美互信、引发中美对抗的新型问题或者在新形势下有新表现的老问题逐一进行更为深入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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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是当下奥巴马政府谈及中国时经常使用的关键词，反映出美国对华政策的制订正在经历自中国决定以改革开放融入世界体系以来最为深重的忧思，其对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大国挑战美国主导的现行秩序的担心从未像现在这样强烈、实际。固然可以从美方对“规则”的反复强调中看到其会同盟友编织约束中国的“制度牢笼”的挑战，但也可以视其为中美关系迈向真正意义世界级大国关系需要跨越的机会门槛。反观历史，规则的协商制订在制止美苏冷战滑向热战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走强国路，不制订大国共守的规则，何以在变化的国际秩序中共享权力？

中国正迅速成长为一个强国，但也要有胆识、有智慧学着给美国立规矩。规则往往在双边关系、地区问题、区域机制、国际体系四个层面上生成，中美关系当中最短缺的是军事领域以管控分歧为目的的风险避让和应急处理规则。

经济轨道的合作共赢

当今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关系实际上是围绕推动全球复苏的共同目标而重新界定各自所应承担责任和义务的一场博弈。美、中、欧作为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彼此之间的宏观经济金融政策协调决定着世界经济复苏前景。

世界经济正处在危机过后的缓步复苏期，美国的复苏并未显示预期的强劲，但也不算坏，总体上是真实的。欧元区已走出债务危机的最黑暗阶段，由于德国的贡献和法国的“转正”而不会再坏，但尚未解决如何避免陷入日本式“失落十年”的结构性问题。日本经济初步显示走出通缩迹象，但随着刺激政策减弱、消费税增加、政府债务压力上升，“安倍经济学”绩效式微。印度、俄罗斯、南非、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则忙于应对通胀和资本外流，承受着世界经济的主要下行压力。

在上一轮对抗危机的努力中，美国和中国通过各自出台大规模量化宽松和经济刺激计划为稳定全球经济形势作出重要贡献。现在，为保自身经济稳定复苏，美、中已不可能再出台新的超大规模刺激政策，正分别以逐步退出量宽和“微刺激”、“定向宽松”为基调。在这样的形势下，作为世界经济“再平衡”不可或缺的一环，是到了欧洲采取更大胆宽松政策的时候了。美中应各自创造条件并采取共同措施，鼓励、帮助欧洲下决心实施有实质性总量的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这方面的讨论，将是今年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布局之一。

本轮中美经济对话的主要任务还是促进两国改革调整的对接。中国正努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更多地发挥内需、消费和民营企业的作用，美国则正积极进行提高储蓄率、加强基础设施、改革养老和医保系统以及税收、技能教育、就业制度的调整，彼此之间的互补性远远大于竞争性，构成全球经济最具未来意义的亮色。

经过五年13轮磋商，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取得重要进展，已经锁定“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两大核心内容，谈判节奏逐步加快，相信将会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进一步缩小分歧。将来，一个高水平的中美投资协定一旦达成，两国间和在世界范围内加强投资合作的空间将豁然开朗，各自产业调整也将从对方企业获得宝贵支持，其意义将不亚于当年中美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双边协议。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议题是汇率政策。5月中旬美国财长雅各布·卢访华期间，重点压促中方坚持推进以市场为基础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并要求中方向更多外资开放，确保所有公司在中国市场上获得同等待遇。美方相信人民币的贬值趋势是中国政府蓄意而为，意在增强中国出口竞争力，间接削弱了美国逐步退出量宽的实效。但在中方看来，事实是美国开始退出量宽引发美元升值以及跨境资本流动变化，加上中国经济增长稳中趋缓，联动影响人民币走贬。

中美经济关系已成长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经济伙伴关系，其中必然包含很强的政治意味。处理涉华经济事务，华尔街可以唯利是图，但美国政府不可以。紧盯中方汇率政策的华盛顿至今不能在中方关切的放宽高技术产品输华限制、减少对中国企业进入美国信息产品市场所遭遇的隐形歧视待遇、兑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承诺等问题上作出合理解释，对网络安全问题的错误处理也殃及两国商业合作，这对中方来说显然不公平，需要在本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有个说法。

当前对美工作的三个“着眼于”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核心内涵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重要精神是以坦率和建设性的态度直面分歧问题。这是一项划时代的工程，成则引导大国关系架构进入良性循环轨道，败则陷世界于对抗冲突的深渊。应当承认，支撑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发展的一系列主要因素仍在起作用：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没有变，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的事实没有变，双方在诸多国际地区问题上的相互需求没有变，中美关系稳定性赖以存在的国际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没有变。

在庄园会晤一周年和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即将举行之际思考今后的对美工作，需要兼顾眼前和长远，体现三个“着眼于”。一是着眼于2014年余下六个月的中美关系，抓住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契机，重启中美深度沟通，将两国关系扳回稳定发展的正轨。今年深秋，2014美国中选甫一结束，奥巴马将来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中国进行他上台以来的第二次访问。这将是庄园会晤以来两国元首最重要的晤面，将决定奥巴马政府余下任期中美关系的基调。二是着眼于2016年美国大选前的中美关系，争取多做一些事情，多影响能为美国对华政策、对外战略的制订发挥长期作用的人士，推动美方突破一些“心障”，与中方共同努力巩固、充实“新型大国关系”共识，使之能够成为奥巴马政府的一大“外交遗产”。三是着眼于2016年美国总统换人、政府换届之后的中美关系，从现在起就开始搭建通向未来的桥梁，将共建“新型大国关系”引向长远。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6月10日出版了新书《艰难的抉择》，借售书宣传活动为其参加2016年总统大选进行造势。而共和党方面，党内元老们悉心栽培的老布什前总统之子、小布什前总统之弟杰布·布什呼之欲出。如果两人均顺利通过党内初选关成为总统候选人——这种可能性很大，2016年大选将是两大家族的对决。他们均拥有与中国交往的丰富经验，有重视对华关系的家族传统，也都在思考美国应如何与上升中国打交道的问题。希拉里·克林顿更在中美双方围绕“新型大国关系”理念进行的初步沟通中起过直接对话者的作用。这也许是积极的喻示，意味着两年多以后中美关系需要在一个更高起点上再出发。双方能做好准备吗？答案写在将来，但必须从现在就开始起草。

（作者电子邮箱：steelan2000@sina.cn）

4.从喝酒看人际关系 篇四

以下那一种酒，你平时最喜欢喝的?凭直觉选出。

A、啤酒

B、白酒

C、红葡萄酒

D、白葡萄酒

E、不喝酒

选择分析 ：

A、啤酒。喜欢喝啤酒的你，说明你本人个性随和，与任何人都能谈得来，没有架子，容易获得他人的好感，社交性强，真心对待朋友，当朋友有难的时候，你会伸手援助，令朋友对你颇感激，因此，你有困难的时候，朋友也会鼎力相助。

B、白酒。喜欢喝白酒的你，你非常善于社交，喜欢结交朋友，交游广阔，只要自己看得顺眼的人，都会打开心窗与其交往，甚至会将自己全盘托出，不过在交友过程，你则要慧眼识人，并不是每个人都同你一样真心对人。

C、红葡萄酒。喜欢喝红葡萄酒的你，是一个遇事冷静，踏实能干之人，不过对金钱较为执著，往往被误认为小气之人，工作和做事格外小心，连交友都会查清楚对方的底细，才会一起交往，在朋友眼中你是外向但有点吝啬之人，会因为钱财纠纷与朋友断绝交往。

D、白葡萄酒。喜欢喝白葡萄酒的你，说明你是感情用事，喜欢幻想的人，对世界一切充满希望，有点不切实际，你容易落入交友陷阱，对他人没有防备心，导致你容易被他人利用。不过你是一个很好合作伙伴。

5.从反恐合作看英美特殊关系 篇五

从阿富汗到伊拉克，英美政府在反恐合作中始终保持着高度协调，双方利益在“反恐合作”上找到了新的聚合点，英美关系得到提升，进入了冷战结束以来最为密切的阶段。英美传统特殊关系经历着新的调整和变化。

一、“全方位的反恐合作”：提升英美特殊关系的契机

美国对参与“国际反恐联盟”的“盟友”并非一视同仁，而是根据它们所做“贡献”的大小，而亲疏有别，其亲疏顺序为：(1)能在战场上与美并肩作战的盟友;(2)在外交与政治行动中与美国保持协调的盟友;(3)与美国合作打击恐怖分子财政来源的盟友;(4)声援反恐，与美国“分享共同价值观”的盟友。(注：RobertA.Bradtke(DeputyAssistantSecretaryforEuropeanandEurasianAffairs,USA),NATOEnlargement,testimonybeforetheHouseInternationalRelationsCommittee,June19,.)按照这些标准，英国无疑是与美国在反恐行动中展开全方位合作的最忠实、最亲密的盟友。

“9・11”事件和全球反恐为英美特殊关系的提升提供了契机。在事件前，随着巴尔干问题的`初步解决及俄罗斯对北约态度的软化，欧洲在小布什政府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有所下降;同时，美国的单边行径及傲慢作风导致欧美在国际机制、反导和贸易问题上摩擦加剧，加之小布什对布莱尔与克林顿之间的亲密关系心存疑虑，美对英态度趋于冷淡，经过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的考验得以重新密切起来的英美特殊关系出现一定程度的倒退。但英国对“9・11”事件做出了迅速、全面反应，并在盟国中率先紧跟美国积极参与反恐战争，使得公私两方面的“特殊”关系得到修复。英国对美反恐战争所给予的全方位合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精神支持和理论“引导”。“9・11”后，布莱尔迅即飞赴华盛顿，向布什表示同情、声援和支持。英国在西方盟国中第一个做出明确表态，此举既配合了美国，更凸显了英美“特殊关系”。美国在获得精神支持的同时，将英国视为“最为可靠的盟友”，暂时赢得了对美外交决策施加影响的机会。在英国的对美政策目标中，“帮助美国掌舵”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凭借其作为“日不落帝国”的历史经验和英联邦的联系，来充当美国人的“精神和历史导师”，其主要表现是：1.宣扬美国“例外”论，论证美国领导世界的“合法性”，维护美国“权威”。英国外交大臣斯特劳在访美演讲中认为，鉴于美国当前的实力和地位，不能用民族国家的标准去衡量其行为方式及后果，美国完全可以并且应该担当起“领导”世界的角色。(注：BrookingsLeadershipForum:TheRightHonorableJackStraw,BritishForeignSecretary.May8,2002.)言下之意是

6.从文化角度看中俄关系 篇六

文化与国家关系

文化交流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对国家之间的经贸发展、政治互信、文明进步以及两国人民的情感具有重要意义。中俄两国是彼此相邻的两个大国。中俄两国关系的和平与稳定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其中作为纽带作用的文化交流自然也应该起到重要作用。然而，从中俄文化交流的现状与发展趋势来，笔者认为中俄两国文化交流面临很多困境需要破除，否则会直接影响中俄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使两国良好关系缺乏文化根基。

中俄文化交流的历史与现状

中俄两国大规模文化交流始于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时期，它是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下产生的，而其后来的发展也一直与政治因素密切相关。以中国的角度为例，从中苏蜜月期苏联文化作品大量引进，到中苏交恶后对苏联修正主义文学的批判，到后来中苏关系正常化之后文化交流的恢复，以及现在中俄基于巩固和发展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需要而有官方推动的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无不渗透着政治的影子。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两国关系的升温，中俄文化交流在两国政府的推动之下发展较快。政府主导、顶层推动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特征。1992年，两国签订《科学技术合作协定》，1995年，中俄达成《中俄相互承认学历学位证书的协定》，近年来，中俄互办国家年、语言年、旅游年等文化交流平台。这些都是两国政府努力推动两国文化交流的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年来两国文化交流的快速发展。然而，历史经验向我们证明，政府主导下的两国文化交流对两国关系的发展所发挥的维系作用有限，在中苏交恶时期，两国相互妖魔化的背景下，之前由政府主导的两国文化交流对维系两国关系起的作用有限。

下面，我将从两国文化传统、科技、文艺、地域等方面进行分析。

俄罗斯地跨欧亚，其历史文化具有两面性，即兼有东西方文化特征，形成了独特的东正教文化，而中国则是典型的东方文化。民族主义是俄罗斯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以第三罗马自居的俄罗斯，具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和济世情怀。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在苏联时代的典型表现是大国沙文主义。而在苏联解体之后，面对国际地位的巨大落差，则催生了排外情绪。同时，俄罗斯文化产生于无地理屏障的平原地区，历史上战乱不断，形成了尚武精神，喜欢走极端路线，缺乏妥协精神。而中国则传统文化则主张和而不同，兼容并包，强调中庸之道。两国文化传统上的巨大差异使得两国文化交流面临挑战。

科学技术是中俄两国文化合作的重点，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两国面临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冲击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挑战，迫切需要进行科技合作，提升两国的国际竞争力。且在能源、航空航天、电子、机械等领域成果丰硕。但是，两国在科技领域的合作存在不平衡的现象。以其中典型的军事科技合作为例，其合作形式多为中国提供资金，俄罗斯向中国输出军事科技的形式。而中国科技实力逐渐上升，俄罗斯则继续吃苏联遗产，进步缓慢，俄罗斯军事技术对中国吸引力逐渐下降，中国逐渐摆脱了对俄罗斯的军事技术依赖，甚至对俄罗斯的军火

贸易构成威胁，而俄罗斯对中国的猜疑也日益加重，不愿与中国分享最高端的军事科技。两国科技合作在未来面临挑战。

苏联时代，俄罗斯文艺对中国影响巨大，苏联电影、小说、音乐、舞蹈、美术等给一代中国人留下了深刻记忆，并影响了中国文艺的发展。然而苏联解体之后，伴随着国力的下降与经济的衰退，俄罗斯文化在中国也逐渐式微。近年来，虽然有中俄文化年、语言年等活动，增进了两国文化交流，但也面临着文化交流的简单化、片面化的问题。两国文化活动没有相应的文化产品的支撑，也没有实现对对方优秀文化的吸收。，从整个社会层面，民众对两国文化的了解仍然有限。这显示出自上而下推动的文化交流活动面临的困境。

从地域上看，中俄文化交流有很强的地域性，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文化交流程度较高，而其他地区则交流程度有限。俄罗斯文化在东北地区的影响，基于地缘有关，也与历史文化因素有关，这些要素在其他地区都具有不可复制性，很难在其他地区推广。

中俄文化交流对两国关系的影响

7.大学生看中美关系 篇七

关键词：亲子关系,大学生,辅导员,师生关系

童年是孩子塑造人格, 健全身心的黄金时期。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 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亲子关系影响着孩子的心灵成长与个人发展, 良好的家庭教育将让孩子受益一生。大学则是学生由未成年人过渡到成年人, 由被动学习转向自主学习的关键阶段, 辅导员是大学生进入大学这个人生新阶段后的第一位老师, 同时也是与学生关系最为密切的对象之一, 对学生大学生涯的指导和职业发展上的影响是直接而深远的。

除了作用上的相似性, 家长对孩子所承担的责任, 与高校辅导员的工作职责也存在相似性, 他们都肩负着既要管理又要教育的双重任务。本文将从亲子关系对孩子的影响来分析独立学院辅导员应如何与学生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一、亲子关系对孩子的影响

人的一生有4个重要的关系:自己与自己的关系;自己与最值得珍惜的人的关系, 即亲密关系;自己与社会的关系, 譬如友谊与事业;自己与世界的关系。一个人若想拥有和谐的人生, 那么这4个关系都需要做到和谐。但是, 亲密关系是第一关。

亲子关系, 是一个人最初建立的亲密关系, 是人格形成的基石, 和谐的亲子关系对与一个人的心灵成长, 乃至生命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父母若能与孩子建立一个和谐的关系, 帮助孩子通过做自己, 从而自由而安全地得到最大程度的成长, 将为孩子建立一个和谐的内心, 也有利于他与外在世界建立和谐的关系, 如果亲子关系充满冲突, 那么孩子的内心和外部世界也会存在冲突。

众所周知, 中国的家庭在亲子关系中最容易走进的误区就是溺爱。溺爱表面上是对孩子的重视与关爱, 实际上是对孩子真实感受的视而不见, 也剥夺了孩子实现自我的权利。没有为自己的人生做过决定的人, 不会懂得什么是责任, 也不会勇于追求, 这种培育显然是失败的。

另一个容易步入的误区就是管教上“动用权力”。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不打不成才”, 这充分显示出中国上一辈家长在子女管制教面的权力意识。他们认为, 在家里父母作为成年人, 他们就是权威, 他们说的话, 制定的规则, 子女必须听从遵守, 甚至通过暴力来树立威信。然而, 在和谐亲子关系的建立中, 家长只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孩子身上, 建议和命令孩子的行为和选择, 或者直接包办孩子应该自己处理的事务, 放任孩子应该自己承担的责任, 这样的孩子容易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关系模式, 不利于今后平等地建立与他人、与集体的关系。

二、独立学院辅导员师生关系的特点

初入大学的新生对于什么是大学, 大学学什么, 大学怎么学等基本问题缺乏理性的认识, 即便通过影视文学作品或者其他渠道有所听闻, 也仅仅停留在表面的感性认识上, 他们就如同新生的婴儿, 对新的环境、新的生活、新的角色有着十足的好奇, 在这个探索与适应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认识与观念, 将影响学生对整个大学阶段的选择, 而大学阶段的行为养成又将对其毕业后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高校辅导员所扮演的角色就如同一个孩子的家长, 要通过对学生各个阶段的教育和管理, 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观念和全面的发展, 实现综合素质的提高。

独立学院是21世纪出现的新的高等教育主体, 作为处于探索阶段的独立学院, 学生培养质量的好坏, 学校的声誉和社会评价, 直接影响着学校的生存与发展, 如何稳定办学、做好学生在校期间的教育、管理与服务, 取得办学成果是校方最为重视的环节, 辅导员的角色定位也以此为依照。所以, 独立学院辅导员与学生的存在着教育、管理、服务三重关系, 这三者的比重需要建立一个科学的比例, 否则师生关系就会出现失衡与异化, 对于双方都是不利的。

具体到实践中, 独立学院里辅导员与学生的师生关系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第一, 学生过度依赖辅导员, 习惯由辅导员解决问题;第二, 学生遭遇挫折将责任推卸给辅导员, 不能主动承担责任;第三, 辅导员简单的将学生看做被管理者, 没有给予学生应有的自主选择权。

三、独立学院辅导员师生关系建立的建议

正如亲子关系中家长最需要避免出现的问题就是包办孩子应该自己处理的事务, 放任孩子应该自己承担的责任, 以粗暴的方式控制孩子的自由, 那么对于大学生而言, 不论他本身的意识水平和综合素质如何, 他首先需要的是靠自己去感知大学, 如果被动地被剥夺了这样一个过程, 他不会认为是自己在上大学, 也不会去探究自己上大学的意义和目的, 那么辅导员、教师与学生的师生关系就成为了单方面的教导与教授, 而不是双方互动的教学关系。因此, 在师生关系的建立上, 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从学生初进校起, 辅导员就应树立学生独立解决的问题的意识, 避免保姆式的服务, 否则学生就如同被溺爱的孩子, 丧失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基本的责任感。

第二, 要通过摔打教育与信任教育, 教导学生主动地参与大学生活的方方面面, 而非因为害怕学生无法胜任自主学习与自我管理, 始终采用帮带的方式扶着学生走过大学四年, 这对于处于大学阶段的学生而言, 其危害等同于在童年阶段被父母娇惯的孩子, 面对毕业后更多的困难和危机, 他们将无所适从。

第三, 在管理中切忌以权利压制学生。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在其《德国教师教育指南》中指出:“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 而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现在的父母与孩子、教师与学生普遍缺乏沟通。事实上, 学生在遇到问题、情绪出现困扰时, 最需要的并不是一个答案, 一个指令, 而是能了解自己、关怀和包容自己的师长与知心朋友。

第四, 作为学校的决策者与管理者, 可以通过建立健全学校制度, 明确岗位分工, 强化辅导员作为教师的教育职能, 减少不必要的后勤服务工作, 为辅导员与学生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提供更多的空间。

参考文献

[1]武志红.为何家会伤人.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7.

[2]冯友梅.试论实践文化建设中的以人为本.

8.大学生看中美关系 篇八

走出崛起和守成关系的历史窠臼

美国是一个高度创新的国家，所谓守成的美国是从国际体系层面而言，尤其是从美国是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坚定维护者而不是革新者这一角度而言。中美经济关系的崛起和守成，可以从客观和主观两个层面观察。客观上，中国经济在绝对强势崛起中，美国在相对衰落中。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4年公布的报告，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总量已经与美国相当。如果把最近30多年历史放大来看，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事实就更加清楚。1978年中国名义GDP是美国的8%，占世界经济比重的2%;2013年中国名义GDP是美国的55%，占世界经济比重的11%（而美国的名义GDP1978年占世界经济比重的25%，2013年占21%）。根据IMF统计，2007年起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同样按照名义价格计算，基于中美经济增长和贸易的历史轨迹预测未来，最早2025年左右中美经济总量相当。

但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背后，中美经济仍然存在巨大差距。2013年中国人均GDP6767美元，美国人均为53152美元，中国人均GDP是美国的12.73%。且2013年，美国经济总量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第四大经济体德国经济总量的总和相当，全球经济格局总体依然是一极的世界。尽管中美间经济实力仍然差距巨大，但其背后隐藏的趋势却是显著的：即一个经济力量上相对崛起的中国和经济力量上相对衰落的美国正在重构世界经济的顶层结构。

中美经济的崛起和守成关系，不仅仅表现在经济实力的此起彼伏，更重要的在于主观层面。中国一直以来都在呼吁和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主导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恰是美国，美国是这一秩序的主要设计者和坚守者。这从主观层面构成了崛起国家与守成国家的最重要特征，即所谓国际关系经典理论中的挑战国和霸主国。

中国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核心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就是要避免走过去崛起国家和守成国家必然走向冲突的老路。这种“新型大国关系”之所以“新”，在于它既不同于一战前崛起国家和守成国家的关系，也不同于二战后美国和经济崛起国德国、日本之间的博弈关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一种不同经济社会制度的崛起国家和守成国家间的“微妙”关系，除了经济实力的此起彼伏外，还牵扯到价值观、基本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的处理能力和技巧。

接触与开放政策的相互拥抱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首先是不冲突的大国关系。结构现实主义很好地分析了国际体系的行为主体间发生冲突的原因。结构现实主义大师肯尼思·沃尔兹认为，除了国际体系的规则和结构变化外，在一个缺乏权力中心和相互依存失范的国际体系里面，行为主体最容易发生冲突。借用结构现实主义分析框架，从国际体系的系统规则、系统结构、权力中心、主体间经济相互依存的发展与对相互依存的规范——中美经济外交的制度建设这四个角度出发观察，发现一种新型的大国经济关系已然在中美间生成。

从体系的系统规则而言，冷战结束前，世界格局和秩序可以概括为两大阵营和三个世界，两大阵营即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阵营和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三个世界指的是第一世界的超级大国，第二世界的发达国家，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世界其实有两大阵营两种规则，而第三世界试图建立一个新的秩序，但由于实力局限并没有取得多少成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经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经互会圈子，1956年以论十大关系为标志，中国开始思考跳出苏联模式开创中国特色道路，其间历经曲折。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寻求主动融入西方国际社会，这一“圈子”毋庸讳言是美国主导的。1978年中国做出了这一历史抉择，1979年中美建交，随后中国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并积极争取复关。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1992年中国终于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2001年中国入世，完成融入国际社会一大步。

而美国从里根政府开始对华采取了接触外交，希望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其间这一大方向虽历经波折有过游移，但克林顿政府最终又回到这一政策上来。2006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中国入世过渡期的评估报告，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当前国际体系的一个成员，作为成员将会起到建设性的作用。2011年，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方公开承认美国领导的国际社会的重要性。2014年12月17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中美商业关系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中强调：“中美是全球经济的伙伴，但引领世界的是美国。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美国已经主导世界经济的体系和规则。中国对外开放意味着我们愿意加入这个体系，基本承认这些规则，也愿意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至此，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上，中国确认了美国的领导地位，中美已经认可了一个共同的国际体系的规则——经济市场化与自由化和在这一规则下的制度安排：联合国（UN）、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世界贸易组织（WTO）。在体系规则面前，中国积极融入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美国积极把中国纳入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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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策略上，美国对华接触战略与中国对外开放政策实现了相互拥抱，这构成中美经济外交约40年来的基础。中美此后的制度建设都是在这一系统规则下，对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竞争性补充和完善，诸如：美国主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国际服务贸易协议（TISA），中国主推的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海合作组织银行、丝路基金、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中美各自的发展水平和资源能力导致中美在推进区域治理方面的着力点不一样，美国推进的是自由化这一规则的深入发展，类似WTO的区域升级版;中国推动的是发展性基础设施的建设，类似WB和IMF的区域版。中国方面主动褪去了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扎扎实实地推进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设，美国方面在TPP条款中虽就产权这一基础经济制度上对国有企业设立了准入限制的门槛，不过，目前中国在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和跨境双向投资的便利化改革，或许能很大程度上缓解这一障碍。从较长时间而言，中美在国际体系的基本规则上不会存在重大分歧，但规则上的认同并不意味着没有实际利益分歧。

制度建设确保了中美经济外交

在轨道上运行

从体系的系统结构层面而言，尽管如前所述，美国经济总量是中国、日本、德国经济总量的总和，美国仍然是全球经济权力中心且地位在短期内不可动摇，经济权力中心的地位稳固虽然也能够避免崛起国家和守成国家发生冲突，但中美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和相互依存的不对称性的逐渐减少，带来了权力转移和责任转移，这一过程蕴含在经济相互依存的变化中，通过相互依存的变化来体现。回顾中美经济外交近40年的历史发现，一种新型的大国经济关系一直在生长中。这种生长，通过相互依存的发展和中美经济外交制度建设即对相互依存关系的规范，体现得一览无遗。制度建设确保了中美经济外交在轨道上运行，而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的相对开放性为权力转移提供了包容性，从而铺就了中美通向新型大国关系的道路。

中美建交前后至今的中美经济外交制度建设可以分为五个阶段：1978～1988年是中美经济外交初始化阶段，以中美建交和确立经济利益对于中美俄战略三角的优先重要性、1980年中美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和签署中美贸易协议等为标志;1989～2000年是中美经济外交正常化阶段，以中美经济关系“政治脱敏”，人权和最惠国待遇脱钩、1995～1996年中美经贸往来免受台海危机的影响、1999年中美建立永久正常贸易伙伴关系（PNTR）等为标志;2001～2007年是中美经济外交机制化阶段，中美贸易以WTO为底层机制、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为顶层机制、其他双边多边为中层机制，构成了多层次的机制化结构，有效地规划和建设中美经济关系;2008～2012年是中美经济外交包容化阶段，以美国认定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体制的一员并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公开承认美国领导的国际政治经济制度的重要性，中美在国际经济治理组织中按照组织原则调整IMF、WB份额和投票权，共同治理经济危机，帮助美国经济复苏为标志;2013年至今是中美经济外交善治化阶段，以中国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建设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基础设施、完善全球治理为标志，中国先后落实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海合作组织银行、金砖银行，提出设立丝路基金，有效弥补了美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改善了全球治理，呼应了美国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促进全球善治的希望。

中美经济外交制度建设的五个阶段，展现了一种新型大国经济关系的生长轨迹，虽然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直到近年才提出，这与中国经济发展实力的提高密切相关，但实际上自中美建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就面临这样的课题。

中国大势：保持开放和市场化的方向

对于中国未来改革的方向，中国内外都有人担心，毕竟任何一种改革都面临各种力量的博弈。从系统规则的红利而言，中国必将进一步主张和推进国内经济市场化和国际经济自由化。因此，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人士对中国改革将长期保持开放和市场化的方向都应毋庸置疑。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入世使中国获得了不菲的红利。入世后中国在世界经济比重的份额增速比美国大，以至于美国有人痛心疾首地说，中国获利太多，WTO利益分配不平衡，贸易保护主义甚至因此大大抬头，舍全球化转而要推进区域自由贸易安排，比如TPP、TTIP。因此从所获得的利益而言，中国是全球经济自由化更为坚定的推进者。进一步的证据会表明这一点，按照世贸组织所订立的规则，到2016年，美国和欧盟将自动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这意味着此后中国企业将更加能够自由地驰骋在全球市场，中国人到世界上做贸易的门槛也将更加降低。

所以，国内人士，国际社会，尤其是一些美国友好人士，不必过于担忧和疑虑中国的改革方向，开放和市场化是中国自身利益的理性选择，中国的繁荣也将惠及美国。美国提供了全球系统的制度安排，中国也有责任和能力提供力所能及的区域乃至全球公共产品，推进区域和全球善治。这种制度互补和竞争，更接近国际体系进化的生态系统，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全球善治，我们都要乐见其成，不忌讳责任，不忌讳竞争，竞争是生态进化自然之道。

无论有人如何夸大中美之间的分歧和紧张，在公众层面，美国人民似乎已经做好了准备。2014年公映的《星际穿越》、早前的《2012》都把最后拯救人类的希望寄托在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合作上，这对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而言是件好事。然而，中美究竟能够建成什么样的新型大国关系，还有待更多理论和实践探索。

（本文作者为晨哨集团研究员、复旦大学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