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

晚清（精选8篇）

1.晚清 篇一

2011-2012第二学期《晚清政局与人物》科目考查卷

专业： 班级： 任课教师： 姓名： 学号： 成 绩：

浅谈曾国藩

摘要：曾国藩，一位出生普通的农家子弟，遇上了晚清时期这样一个动荡的年代，在这个中国由盛转衰的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人才力挽狂澜，而曾国藩正是这里面的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历史上对他的评价各不相同，褒贬不一，甚至于在我们大多数人眼中贬更多于褒，然而经过本学期选修晚晴政局与人物这门课的学习后，我才发现，我之前对曾国藩的人物品质分析是那么的不够深入。现在的我才发现，这位名人还是有很多鲜为人知的发光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关键词：勤奋，成功与失败，民族气节

这学期的选修课程，我选了《晚晴政局与人物》这一门对于我这么一个理工科学生来说相当冷门的科目。

大多数的人都认为，理工科的学生，应该不会怎么喜欢历史，或者历史人物这一类的事物，但我却不以为然。我认为，每一件历史事件，每一个历史人物，之所以可以流传几十年，上百年，上千年而依然为人所称道，必然是因为有其可取之处，有其可取之道。

而我选择《晚晴政局与人物》这一门课程，就是希望可以通过学习，晚清时期的人物，通过学习加深对他们的了解，从他们的身上学习到更多更好的品质，更多好的处事作风。

曾国藩，是我在“晚清”课程里面，对我影响最为深刻，最为让我 1 学习的一个代表人物。如果你说这只是一位晚清的人物，他的成功能为我们吸取经验的地方也不多，更何况他还有那么多的不足，根本不足以被用来当我们的标杆，那你就错了，首先曾国藩确实是一位有成功有失败的人，毕竟他也是一位凡人，单是他的成就不能因为其失败的地方就被抹掉，相反我们要积极地汲取他成功的经验为我们所用，这样的用。所以我还是觉得我选择曾国藩作为文章的主角是正确的选择。

曾国藩取得的成就没有靠投机取巧，没有靠歪门邪道，像他这样一位出生在普通人家人来说，取得的成功靠的是其为人处事的方法以及努力的结果，而他在通往成功路上的方法正是我今天要重点介绍的，因为这些处事方式不仅帮助了曾国藩取得了成功，而且这些方法也是可以成为起到帮助我们当代人处理工作事务上的一个标准。

下面我就根据曾国藩的一些成功实例来分析我们应该从曾国藩的事例中学习到什么，在学习了曾国藩的成功之道之后得出的，也是我认为在今后的工作学习中我们可以借鉴的，作为我们在商场，事业中的一些处事方法，为自己赢得更多成功的把握。

将勤补拙 成就国藩

勤字功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凡将相无种，圣贤豪杰无种，只要人肯立

志，都

可

以

做

得

到的。

引自同治二年十二月十四日《谕纪瑞》

6岁时入塾读书，但是曾国藩童年的时候也是一个笨小孩（详见《百家讲坛》——曾国藩家训（上部）第一集：“谁来拯救笨小孩”）。但是他也勤奋好学。至道光十二年（1832年）他考取了秀才，并与欧阳沧溟之女成婚。连考两次会试不中，随后又努力复习一年，在道光十八年（1838），虚岁28岁时殿试考中了同进士，从此之后，他一步一阶地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在京十多年间，他先 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值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就是沿着这条仕途之道，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十年七迁，连跃十级。

曾国藩的求学之路，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一帆风顺。相反，如果我们把连考两次会试不中，看成是两考两次高考不中，有谁还能再下决心继续攻读一年，进而考取功名？

再者，我们从曾国藩的仕途上面的成功可以看出，曾国藩并没有投机取巧，而是整个仕途过程当中都是一步一步，稳打稳扎地升上去。

曾国藩有一句话“用功不求太猛，但求有恒。”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做人做事，不要求下猛药，而是要细火慢煎，持之以恒。就譬如说说看我们当今的大学考试，我敢说，百分之七十的同学，都是考试前来一顿猛药。拼了老命泡自习室泡图书馆，到头来，还真的没有挂科，但是，拿上奖学金的还真不多。而有的同学，只是平日学习个把小时，考试就像是吃生菜一样，手到拿来。这就是说明，猛，不如恒。

曾国藩的民族气节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正值清王朝走向衰落的过程，内忧外患搅得日无宁日，国力日衰，统治权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曾国藩身为封疆大臣，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忠君思想驱使他去为巩固这个摇摇欲坠的王朝效力。

从曾国藩在第一、二次鸦片战争中反对“借师助剿”的态度上来说，不能说他是“媚外卖国的大汉奸”。至于说他率先倡办洋务、首倡留学生，更不能说他是媚外卖国的，即使在处理天津教案问题上，也不能说他是“卖国的”，因为清朝廷处理天津教案的“一意主和”的方针早已定妥，而且要他缉拿凶犯的谕旨“一日三函，迫于星火”。

曾国藩在面对内忧外患的形势之下，敢于违背统治者的指意，提出 自身的想法，为了民族的存亡，不顾自身的安危为老百姓的安全着想。这样的东西才是民族气节。

而放眼现今社会，大部分的人都还记得抗日战争，日本人侵华作出的种种恶行，我相信历史课本上面没有半丝的隐瞒。但是，好好看看吧。有多少的年轻人崇日媚外，更有甚者，打着抵制日本的口号，其实绝大部分都是为了炒作。有本事的话，就真的不用日货。

民族气节，不是说喊喊口号，抵制一下日货就可以做到的。很多时候，都是看你在关键的时候，能不能站出来为咱们老百姓谋利益。在成功的道路上要学会适当放弃

最后一点，也是我今天需要举得最后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对我们的启示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在工作中我们要学会分清什么事情是会导致我们的成功变成失败的开始的，什么事情是我们需要去争取的，什么事情是无关紧要的，所以我们就要学会在成功的道路上让自己失去一些。

曾国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不为人知，那就是他会在成功之后不会独享其成果，例如当年湘军在各条战线上取得胜利的时候，曾国藩不是将功劳归功于自己，而是将功劳归功于朝廷，总所周知，历史上因为才华出众，光芒太过耀眼以至于导致当权者不满的时候而最终在仕途命运上都会一落千丈。在曾国藩眼里，权利再大也不要超越当权者，因为这样的话最终只会让自己成为大家的敌人，导致最终大家一起攻击的对象的话，事业将会一蹶不振，而自己一生的心血也许都会付之东流。所以曾国藩总是会在每次成功之后将功劳归功于朝廷的领导有方。归功于大家的团结合作，这样一来不仅可以消除朝廷对自己的疑虑，还可以和朝中的各位大臣和平相处。这也是曾国藩的突出优点之一，明辨时局，会因时而变，采取方法巧赢而不是盲目乱撞。

我们的日常工作中，特别是在一个工作关系明确的单位中，将事情做到最好，让自己成为比较完美的人并没有错，相反这是好的一个追求，但 是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让认同你的成功的，这是客观存在的，比如说当你的光芒过于耀眼，已经超过统治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统治者往往都会产生一种不希望被超越的心理，而你的同事往往也会以一种敌视你的姿态出现在你的周围，试问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你今后的工作还会一帆风顺吗？很难，所以我们要在平时的工作中不要总是将功劳往自己的身上揽，也许那时你的一己之力完成的，但是如果你选择将功劳与大家分享的话，我们得到的也许就是同事的敬意，同事的帮助，领导的赞许，何乐而不为呢？

以上便是我在学习了曾国藩之后总结出来的一些个人的见解，这些见解虽然是在分析晚清的一个人物的成功经历后得出来的，但是不得不说这些方面的为人处事经历在我们今天的工作和生活中也是很重要的，希望这些方面的见解能够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能起到帮助作用。

【参考文献】：曾国藩---维基百科

曾国藩---百度百科

《曾国藩的外交思想及其影响》曾启球

《论曾国藩的历史作用与地位》徐泰来

《论曾国藩的民族气节》邱展雄

《一个名字影响中国百多年》胡力丰

《近人曾国藩讲稿》

《谕纪瑞》

《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绝学》 《曾国藩语录》

2.晚清 篇二

一、朝贡体制下的外交模式

朝贡体制是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基本模式。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 自古以来就同周边国家和民族建立起密切往来的关系, 尤其是中国的儒家文化对周边各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因此, 在地理上的半隔绝、文化交流有限的情况下, 中国素以世界地理、文化、政治中心自居, 将所有非中原文化的其他民族和外国人都统称为“夷”, 从而产生了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等思想, 这种思想贯彻到对外政策中就逐渐形成了朝贡体系。这种体制产生于先秦时代, 在先秦的典籍中, “朝”是指臣下觐见君主, “贡”则是下人供纳物品给主人, 从而“朝贡”制度就成为天子和诸侯之间隶属的一种模式。 (1) 秦汉统一后, 这种体制不断完善, 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基本模式。以朝贡为媒介形成的宗藩关系, 即小国在名义上依附于中国的统治王朝, 定期纳供, 尽管看似是一种不平等关系, 但实际中国对周边各国的朝贡交往大多限于商业和文化两方面, 在原则上不干涉藩属国的内政。这种国家相处模式, 既不同于表面平等但实际上却是弱肉强食的近代国际关系模式, 更和西方的殖民主义截然不同。

到了清朝, 朝贡制度比以往的朝代更加完备和严格, 其模式也更加僵化。清政府初期时凡是涉及外国的事务分别由礼部和理藩院来处理。礼部是沿袭明朝原有的机构, 在清朝主要负责有关南部和海外各国的事务; 理藩院为清朝所建, 最初只负责蒙古事务, 后也负责北方诸国的关系。清政府对外国朝贡的时间、人员、路线等都做了极为详尽的严格规定, 朝贡国必须遵守一系列繁琐的朝贡礼仪。对于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来说, 这既可以显示中国唯我独尊的无上地位, 又能通过怀柔的方式来消除外部势力的冲击。然而, 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的兴起, 中国开始落后于世界发展进程, 在受到西方殖民者东进的冲击下, 传统的外交体制面临挑战, 并逐渐崩溃瓦解。

二、晚清政府早期外交

传统的外交模式让中国人在鸦片战争前对世界的认识还停留在华夷之辨的框架之内, 造成晚清政府在早期对外交往中对西方国家一无所知、孤陋寡闻的状况。这种状况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清朝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所造成的。清政府采取这项政策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其专制统治, 同时也是对西方殖民者威胁的一种被动防范。虽然这仅是一项对外贸易政策, 但它给中国带来了严重危害, 使中国长期处于封闭的状态中, 妨碍了中外必要的经济、文化和科学的交流, 中国人无法吸收外来先进的产物, 只能故步自封, 夜郎自大。用闭关锁国以维护古老的朝贡体制, 不仅严重阻碍了中国的进步, 还加深了中外矛盾, 使中国在日后的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在这种背景下, 鸦片战争前的清政府早期对外交往行为主要采取禁止或消极的态度。他们认为, 外国人不论来自何处, 都是夷狄, 对西方传教士所介绍的世界知识也始终漠视, 依旧以“天朝”的自大态度自居。朝贡体制这一传统外交模式对这一时期清政府对外交往产生重要影响, 在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时体现的尤为明显。英国作为清朝闭关锁国影响最大的贸易往来国家, 为了设法打开中国市场, 1792 年英国政府派遣马戛尔尼使团访华, 使团名义上打着增进交流的旗号, 实质上是设法要求中国皇帝保护英国商人在华利益, 并且开辟中国作为其市场。对于首次来华的英国使团清政府予以高度重视, 并进行盛情款待。据记载, 清王朝接待马戛尔尼使团全部耗银85 万两左右。尽管清政府对英国使团的接待是破格的, 但仍把英国是做是朝贡的藩属国。乾隆皇帝在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回信中自称为“朕”, 把对方的来信说成是“表文”, 并极力称赞英王“恭顺之诚”。 (2) 在英国使团提出一系列关于通商的要求后, 清政府全部拒绝, 认为这些要求有碍统治, 是“非分之求”。就这样, 马戛尔尼使团想要运用外交手段与中国商议通商的访华行动一无所获。此后, 英国又派遣阿美士德使团访华依旧无功而返。这两次中英政府的外交往来本质上反映了封建小农经济国家和新兴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矛盾, 更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朝贡制度和近代推崇自由平等的外交模式之间的碰撞。

在面对西方国家最初想要运用外交手段打开国门的行为, 清政府选择了坚守传统的朝贡制度, 用保守的闭关锁国政策来维护封建统治和古老的宗藩体系, 直到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 清政府才逐渐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醒来, 开启了晚清屈辱黑暗的外交历史。

参考文献

[1]李云泉.再论清代朝贡体制[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2011 (5) :93-100.

3.晚清彩票狂潮 篇三

1898年底，刘坤一批准成立广济公司，在上海发行“江南义赈彩票”，首发10000张，每张售价5块银元

吕宋票的消失使中国的彩票市场出现了空白。维新人士借此机会指出彩票虽具善意之名，但有敛财之嫌，应该大力禁绝。1899年，淮河发生水灾，广东商人庞乃銎向两江总督刘坤一提议发行彩票以筹赈款。刘坤一为晚清朝野内外举足轻重的重臣。当年，慈禧太后决定废除光绪帝位，满朝文武面对浑身发抖的光绪一声不敢吭，惟有刘坤一上奏朝廷，言:“若有废立之事，则两江义民，必起义愤。”及至1900年清廷向各国宣战，电令南方各省封疆大臣率军北上，慈禧太后亲自告诫刘坤一:“中国大地，南北相倚，不可歧贰！”而刘坤一与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湖总督张之洞答曰:“此乱命也！”刘坤一留在晚清历史中的名言是:我这颗头姓刘！刘坤一宣布他的头脑只属于自己，因此他不在乎任何禁绝彩票的呼吁之声。1898年年底，他批准成立了广济公司，在上海发行“江南义赈彩票”。“江南义赈彩票”首发10000张，每张售价5块银元。此后，因为有两江总督的支持，广济公司严禁他人“入侵”彩票业。声明如有违反者押送官府“严究”，于是得以独霸整个江南的彩票市场。

彩票令广济公司财源滚滚，许多公司纷纷参与。每到彩票开奖之日，“众人心怦怦而突动，意摇摇而不安……”

淮河的大水退去了。无论两江地区是否还需要赈灾济穷，彩票已令广济公司财源滚滚。上海租界里的洋人“贸易”来到中国，岂能坐视巨额利益擦肩而过？于是纷纷成立了自己的彩票公司，令整个十里洋场天天都有开彩中彩。1900年4月，开始发售彩票的和济公司是洋人在上海成立的第一家外商经营的彩票公司，首发彩票10000张。5月，洋人经营的太德山公司成立，它自称为天下最大的彩票公司。果然，其首发彩票达到了30000张。令中国东部沿海各通商口岸都可见到从上海售出的彩票。购买者从店员到医生，从摊主到道士，社会各行各业无不跻身于彩票之中。到了开彩之日，更是“众人心怦怦而突动，意摇摇而不安；一无所获者戚然神伤，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偶中大奖者贫儿暴富，挥霍于花天酒地之中。”为了遏制洋彩票在中国空前的泛滥之势，为了阻止本已捉襟见肘的财源流入外人钱袋，1901年4月，上海租借工部局下令取缔所有外商彩票公司。但是，正如史书所载:此风一开，势不可挡。国人的广济公司和洋人的彩票公司已令各省督抚发现，彩票无疑是一个无需任何投资而来钱最快的好生意。于是，在洋彩票消失后，中国各省督抚在1901年一年中，批准发售了200多种彩票。这些彩票面世时的名目可谓五花八门。其中，最奇特的要数妓女界发售的彩票了:谁中了头彩，可以把最漂亮的妓女娶回家；而如果妓女自己中了头彩，则可以赎身从良。不久，浙江爆发洪水导致瘟疫流行，有一知名女子发行“美人券”，舍身救济浙江灾民。言:谁中了头彩，无论“老少贫富，粗细妍媸”，可立即成为她的丈夫。“美人券”一出，国人为之惊骇，有人说此举“几等买卖人口”，还有人说由此可见上海闺阁、青楼“望夫”者多矣。而对于那些争相购买“美人券”的男人，人们则说，无从判断其到底是“好德”还是“好色”？还有一苏州女子，被称为“江南一枝花”，不知拒绝了多少痴情男子和富家子弟的求婚。但在一次百年难遇的灾荒年，竟提出:谁得头彩，她便嫁给谁为妻。重奖之下有勇夫，一个月后，一个名叫李鉴清的秀才仰慕美人多年，未了心愿，听到这一消息，便倾其所有买彩票，到后来竟把家中惟一值钱的五间房子都卖了，然而也未能中奖。此女为他的真心所动，竟然也嫁给了他！

1901年，李鸿章下令在上海成立普济公司发售彩票。陕西、安徽巡抚紧随其后，这时，中国各地零乱的彩票开始齐聚大上海，大规模发售

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湖总督张之洞等清廷位高权重之人都被卷入了彩票业。而两江总督刘坤一更是每年等着广济公司“报效若干”。1901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直隶为受灾最重的地方，李鸿章下令在上海成立普济公司，发售“顺直义赈彩票”。陕西巡抚岑春煊，安徽巡抚王之春紧随其后，在上海发售“山西义赈彩票”和“协助秦晋义赈彩票。”这时，中国各省零乱的彩票开始齐聚上海大规模发售。因各省彩票纷纷抢滩于上海，上海本埠的广济公司开始四面受敌。面对广济公司的不满，李鸿章不动声色地告诉刘坤一，普济公司“出自本爵阁督部堂奏明奉旨办理”。在李鸿章看来，彩票一如他在中国创办的电报、航运、兵器制造等其他行业一样，皆为“官督商办”。他的道理是:“事体重大，有裨国计民生，故需要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商力的确不足以使发售量日渐增大的彩票全部售出去，而《辛丑条约》所签订的中国巨额赔款此时又被清廷分摊给了各省，怎么办？两湖总督张之洞的解决之道与京城宫里的太后和皇帝一样:摊派。在张之洞辖内的两湖地区，凡发行彩票，知府必须买500，知府只有再令每县必买50张。知县接着将彩票逐街逐户吃“挨售”，哪一户不买就会被“关入衙门”。史书记载:一人因日子稍丰，被摊派到两张彩票，而他只愿买一张，结果被抓到知府里。知府大人对此案判决如下:买两张，再罚两张！虽有人在报上告诫张之洞:“虐民之太过，终有违抗之一日，”但张之洞与刘坤一一样，他可以任由文字说三道四，该干什么仍要干！于是，两湖每到彩票开彩之日，依然顶戴花翎云集，官服锦衣簇拥，繁盛之景令人难忘。

此后，中国的彩票在吕宋票绝迹仅4年后，从江南长驱直下，越过南海，居然还发售到了马来半岛和菲律宾、文莱各国。

4.读《晚清七十年》有感 篇四

读《晚清七十年》有感 《晚清七十年》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写作，由台湾远流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历史书。这本书聚焦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1912年辛亥革命清王朝解体的晚清七十年的历史。但这本书并不局限于介绍这70年的历史。确切地说，这不是一本介绍历史知识的书，如果你想了解1840-1912年间的历史知识，你可能只需要阅读我们的中学教科书就行了。这本书围绕晚清七十年来解读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和发展框架。它采用新的历史解构框架，从与我们以前思维完全不一样的角度来阐述我们似乎熟知但实际陌生的中国历史。《晚清七十年》这本书中唐先生为我们熟悉的历史观念做出了修正，在他的考据下，洪秀全是个宗教狂热分子;李鸿章是个应与周恩来齐名的大外交家;康有为则是个自大狂，教条主义先驱;义和团那些刀枪不入的教民于今天的红卫兵无异，袁世凯则是治国强将，乱世枭雄，就连孙文都被挂上了独裁者的帽子，与袁世凯在某些方面一样，只不过老袁傻到把自己想当头的意思弄得太明显，轰轰烈烈搞一场复辟帝制，自掘了坟墓，怎么也应该借个更进步的制度作幌子。

首先不得不提的是：这本书在历史观上，唐德刚先生打破传统五段的历史分期法，将中国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封建、帝制、民治、两次转型。晚清即为中国社会的第二次转型时期。与前一次中国内部发展的结果不同，此次转型的很大一部分原因还由于西人的入侵，因而更具复杂性。其实，唐德刚先生在文中也写到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大事，其中包括了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的开始，例如洋务运动以及戊戌变法等历史大事件，这些都表现了唐先生对中国历史的深究以及探索。从同治元年总理衙门成立之日起至光绪二十一年之签订，可算我国现代化运动之第一阶段，这是唐先生在他的《晚清七十年》里所定义的我国现代化运动的开始阶段，他表示，这一阶段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主题是以封建地主阶级为代表所兴起的洋务运动，因为我国经过鸦片战争及英法联军失败之教训，国人才开始 认识西方文化表现在坚船利炮上的实用科学。因此自恭亲王而下，有识之士，竞谈“洋务”。这样才有同光之际的新式南北洋海军及各种路矿机器船政的建设。不管当时守旧派是如何的反对，这一时期的“洋务”建设是有相当成就的。后来到了以康有为为主导的戊戌变法运动，其所引起的百日维新运动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不可忽略的地位，唐先生毅然将其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作了必要的对比，最重要的是把康有为主张的“君主立宪”与孙中山的“建立民-国”思想作对比，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两种思想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所引起的巨大历史作用以及意义。

《晚清七十年》这本书中，详细的提及了中国自晚清以来的几十年间的历史，给予我们一种清晰的历史观，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史有了更深的了解。虽没有完完整整地把唐德刚先生的《晚清七十年》给看完，不过从他的角度可以看出此书中的某些主题思想，感受颇深，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的确存在着许多的无法磨灭的事实，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把真实的历史事实给呈现出来，给予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一个真正的历史，记住历史，记住自己的民族根源，我们才能向前发展前进。

5.《从晚清到民国》 读后感 篇五

大学迄今为止，自己为数不多写的公选课论文之一。自己感觉写的很跳跃，水平有限，能力不足，还望大家见谅。全文如下：

以一人敌一国―甲午战争的感慨

纵观中华千年历史，百年中国近代史本在浩瀚的中华千年历史上不值得一提，但就是这短短百年历史留给了我们千年来未曾经历过的痛苦和悲愤。人们常说，中国的百年近代史就是一部屈辱史，我不敢苟同：那我们那些为了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而奋斗一生的革命之士有算什么呢?我们先辈在永夜黑暗中摸索出的救亡图存的方法以及取得的成就呢?……但我又不得不承认：鸦片战争伊始，火烧圆明园，黄海战败，庚子赔款……无尽的黑暗笼罩着曾经的“天朝上国”,经济凋敝，民不聊生。

每当捧起相关书籍，在这百年历史中，甲午战争是我最不愿意看，也是最看不下去的部分。因为每每读到此时，总是双眼喷火，义愤填膺，读到悲壮之处，更难免落下几滴眼泪，无限感慨。但仍咬牙坚持，力求进一步了解。

适逢前些日双十一图书优惠，所购一套“传记文学书系”里面就有一本唐德刚先生的《从晚清到民国》。抓紧读完之后，内心诸多感慨，但更有一丝愤懑，一丝绝望。我结合一下《从晚清到民国》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说实话，此时的清军实力，尤其是海军，还是很不错的。我们也知道，自从鸦片战争战败之后，满清中先见人士就已经认识到了自身同西方列强的差距，如李鸿章，张之洞等等。在这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中我们一直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洋务运动”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举国上下，好不热闹。并且清军的实力，主要还是海军，得到了极大发展。一方面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陆军得到了一定的经验积累和战斗能力提高。另一方面，则是李鸿章不惜重金从外国买来许多“坚船利炮”装备海军。我们的海军实力在国际上是排名第八的，而日本仅排在第十六位!这相比于鸦片战争时期清军的战斗力能强上不少，我曾浅读过茅海建教授的《天朝的崩溃》，书中所举让我清楚地了解到了当时清军的战斗力以及为什么我们会输的那么惨。

而我从唐先生书中了解并触动最深的是我们当时的海军高级将领们，竟然都是军校的“佼佼生”.他们首先在我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堂――马尾水师学堂学习，学术实习并用，结业后，随轮实习三年。再由政府选送至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校，深造三至五年，并进入英国舰队见习或至德法各高级船厂见习造船。

而我们熟知的海军将领刘步蟾，邓世昌等都是这样的精英人士!还有我们熟知的.黎元洪，严复竟也都是马尾水师学堂的毕业生!还有一件事让我不胜感慨：亲自参加这场军备竞赛的李鸿章本人是知己知彼的。他知道他的舰艇速度不够快。他要加买快速巡洋舰。在甲午前夕英国的阿摩士庄厂知道它老主顾的脾胃，特以新近下水的世界最快，时速23海里的4000吨巡洋舰，奉献给这位中国“宰相”.英人知道李鸿章是内行，非买不可，鸿章也自知非买不可。但举朝就一个行家，余子碌碌，众口铄金，他就买不成了。结果这艘船被日本人买去，就变成后来日本的“吉野号”――其后把我北洋舰队冲得落花流水者，即此姝也。

历史的玩笑性，莫过于此了吧。

然令人可悲的是，此时的海军最高指挥机关――海军衙门，则是由一个纨绔子弟醇亲王来掌控。而随着1881年慈安太后的离奇去世，慈禧也进一步强化了她的政治权力掌控。这里就不得不简要提一下中国近代史的一位重要人物，也就是如文题所示被西方人称在甲午战争中“以一人敌一国”的李文忠公―李鸿章。

李鸿章生平就不加以介绍，我主要想谈谈他在甲午战争中扮演的角色。我们都知道，这场浩浩大大的“洋务运动”就是出自以他为首的清政府开明高级官员手中，他为了拯救垂死的清政府做出了巨大贡献。如前文所提，置办海军，购买先进舰艇，训练北洋水师…都是出自他手。而到了甲午战争的前十年，官场形势愈加黑暗，国际情况也愈加复杂，清政府继续衰败…他一切都是看在眼中，急在心中。此时户部却经得海军衙门同意，为太后万寿筹款，舰艇购买停滞两年，那是在1892年啊!李鸿章百般周折才购置了十几尊炮，聊以慰藉…但在这种腐烂的政治下，你怎么能不失败呢?

再谈谈甲午战前，在朝中一片主战的势头前，李鸿章仍严令丁汝昌坚守，力规避战――而这是为后人所痛骂的一处。但我们又何不这么想想，李鸿章久涉洋务，他必知当时的情况是不能出动他的海军的，即使陆军失败，但仍可保全海军实力，以求东山再起之战。然那种过分的自信以及所谓的自尊让这一切，轰轰烈烈近半个世纪的洋务运动付之东流。我不能说当时李鸿章的决定或看法是多么的明智，但我觉得，这确是一个折中的方法。而在1894年8月29日发给小皇帝的密奏中，他则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但随着一个半月后的黄海海战，一切都灰飞烟灭了。

我们也都清楚后面发生的事情：黄海海战大败，不久威海卫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被革职为两广总督，马关条约…正如唐先生所说，老李也不是好东西，他纵横捭阖，抓权揽位;享荣华，受富贵;扶植死党，包办朝政……但我不得不说，他确实配得起“中兴名臣”,“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之一”的称号。

6.晚清七十年读后感 篇六

《晚清七十年》是唐德刚先生的作品，由台湾远流出版社出版。

初次听到这本书的名字，或许你会认为它是一本介绍晚清历史的书，其实不然，它虽然是从1840年战争到19辛亥革命清王朝解体晚清七十年的历史，但它并不仅仅是局限于介绍历史。

确切来说，它主要是围绕晚清七十年来解读中国历史的发展框架和主要脉络，它包括五个部分：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太平天国，甲午与戊戌变法，义和团与八国联军，袁世凯、孙文与辛亥革命。

它采用新的历史解构框架，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阐述大家似乎熟知却实际陌生的历史。

也就是说，它有一定的创新思维，否则，若只是单纯介绍历史，那我们直接去看历史书好了，何必浪费时间来读此书呢?

读这本书，还需要大家了解一些历史知识，最好呢还要有自己的观点或者说是“成见”。

书中采用了敏感的借古讽今手法，按照“五卷本”来讲说“历史大三峡”，这就是作者以历史趋势提出的观点。

“改革开放”在唐德刚先生眼中，放在大历史之中叫做“小平变法”，我觉得这个词很是恰当。

谁能说后人不是这种叫法呢?“戊戌变法”发生在18，而“小平变法”是在1978年，我读的时候发现都是在中华民族最困难的时候有了转机。

其实清末就已经提出“四个现代化”，但是还有一个现代化也就是“民主现代化”却一直没实现。

或许我们还会有机会见证走出“巫山十二峰”的那个时刻，1840年到2040年是作者推出来的时间表，这二百年里每十年一变，这不由得让我想起那句话：“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国真的是多灾多难，那真的是大年代，可这个是以前面的三十年，甚至三百年的积弱做的铺垫。

可以说物极必反，凡是易于常则必有妖，我们用螺旋上升的辩证发展观来看历史也是明了简单的，只是难以解释关于中国强权的影响太大了这一问题。

当然很多人会觉得强权政治会有许多好处，毕竟很多时候，美国人也需要我们来救场啊!可是这背后不是强权，也不是计划，而是无数小人物们辛酸的占据海外市场，赚取可怜的人口红利，他们不懈奋斗，他们被“投机倒把”憋屈了三十年。

我想说中国人民是伟大的，政策提供了稳定，这稳定又是建立在各种限制上，中国人用各种手段去突破，去创造奇迹。

时代在进步，而且强权也比以前强大了许多，曾经我会坚信真正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会到来，现在我又开始怀疑了，当然在当代军事传媒再也不可能有起义了。

说实在的现行的集权制度仍然还是主席建立的“千年仍行”的秦律，晚清落后的根本原因是秦律出了问题。

那么，也就是说，真正让中国人民站起来的，靠的一方面是没有了所谓君命天授和君臣家主的价值观;一方面是一个王朝刚刚建立起来时的万象更新;最后，靠的便是开放了，只有开放，我们才会看到外面的人和事，不管是好是坏，我们不能只是陶醉在自己的梦里，把窗户敞开，吸收外来的好的东西，使民众的教育越来越好，那就不会出现利用义和拳去面对洋枪大炮的尴尬了。

7.晚清法学翻译文献综论 篇七

一、晚清法律文献翻译的数量统计

1.1840年之前的法学文献翻译情况。翻检《西学书目》的相关目录,可以看出,1840年之前,相关翻译寥寥,从1769(清乾隆三十四年)年起,才有第一部译著———英国人蒲拉斯顿的《法律释义》,到1840年,70余年共有8种,涉及范围主要是公法、国际法。即使算上著录为道光年间的一部《各国律例》(依然是国际法著作),也仅有9部。可以看出,当时人对西方的理解极有限。

2.1840年之后的相关翻译状况。参酌《西学书目》和田涛的《清末外国法学引进书目》,经不完全统计,清末从1840年至1911年,明确标有出版时间的翻译法律文献323种,另有38种没有精确出版时间,但确定在清末或光绪末年。同时,我们将统计时间延续到1919,期间经历了满清的垮台和民初的动荡,两造比较,似乎更能说明问题。整个19世纪,西洋法律文献的翻译,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同治元年(1862)设立了同文馆,之后由丁韪良翻译了美国韦登的《国际法》,出版时名之为《万国公法》,但只是有草创之功。直到1900年之后才开始改观,从1902—1907年,出现了一个翻译高潮,在1907年,翻译的著作量达到了48部,之后稍有回落。19世纪后半叶的洋务运动,政学两界没有深刻认识到制度现代化的重要,直到甲午战争,败于日本,才对制度变革的作用有深刻的体验。1901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法律文献翻译大幅增加。1905年,清政府派出五大臣考察各国政体,1906年,确定准备实行“预备立宪”[3]204。1907年翻译达到顶峰,一年达48部,其中,各国法律本文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之后,有所回落,但依然维持在相当的数量。经过辛亥革命,这种势头为时势打断,截止到1919年,除1913、1914年维持在十几部,其他时间均在两、三部。可见,在清末,对法学文献的翻译,清政府的导向起了重要作用,相关文献翻译的风向,都与政府的决策有莫大关系;法律文献的翻译,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民初社会动荡,政府初建,人心不安,法学文献的翻译自然低落。翻译尚且如此,更遑论解释和理解。可见,对制度层面健全深刻的认识,恐怕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才有可能。

二、晚清法律文献翻译的综合分析

1.1900 年之前的法律翻译文献综合考察。1840 年至 1900 年,从已掌握的相关书目来看,法学类的翻译很少,共计 16 篇。翻检《西学书目》,这一时期各个学科翻译的文献都很有限,所以,即使考虑到遗漏,这方面的文献必然也不会很大。这段时间内,翻译英文相关文献最多,共7部,美国5部,另有一部标有“年代未详”的《新加坡律例》,汪凤藻译,丁韪良鉴定,同文馆出版,应该也是从英文翻译的这一时期著作;其次是德国、法国,各2篇。年代多集中在70年代后,之前的仅得4篇。涉及的法学问题多数依然集中于公法、国际法,如(美)丁韪良译(美)惠顿的《万国公法》,同文馆,1864年(同治三年);汪凤藻等译(美)吴尔玺《公法便览》,同文馆,1877年(光绪三年)。唯一可称道的是:《法国律例》,(法)毕利干口译,时雨化笔述,同文馆,1880年(光绪六年),据说“此为《拿破仑法典》的第一部中译本”。再考察出版机构,同文馆出版6部,江南制造局4部,占近三分之二,官办机构占绝对优势,反证出当时民间人士对西方文明认识理解有限,没有把目光集中到法学等政治层面,或者即使有见识,影响也不大。

2.1900至1911年的法学翻译文献类别分析。(1)法学各子目文献统计分析。检索这一时期的《西学书目》,可以看出,翻译的法学学科比较齐全,除法制史一门外,其他皆有译著,比之前已大为改观;各法学学科之间在某种程度上比较平衡;法理学译书有17部,已受到一定的重视。这样能了解西方法律的理论根据所在,加深对西方法学的理解,同时为立法改革提供理论基础。需要注意的是,《西学书目》法制史子目下有所失载,参考田涛等的成果,应增:《历代法制史》(日)浅井虎夫,邵修文等译,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上海古今书局。另有关各国法制史译著4部,收在“各国法律”子目中,分别是《日本法制史》、《日本明治法制史》、《英国宪法史》、《英吉利宪法史》。再翻检《西学书目》历史部分,有关日本、英国历史的书在数量上位居前两位,也可以看出当时对两国之重视。国际法依然得到重视。(2)各国律例翻译统计分析。《西学书目》在“各国法律”子目中多有失载。如《意大利刑法》,《瑞士刑法》,《芬兰刑法》,《比利时刑法》,《比利时监狱法》,《比利时刑事诉讼法》,《美国刑法》,《美国刑事诉讼法》,《法兰西印刷律》,《德国民事诉讼法》,《普鲁士公司法制度》,《德意志民法》,《德意志民事诉讼法》,《德意志治罪法》,以上皆为1907年,修订法律馆;《日本刑事诉讼法》,《日本裁判所构成法》,修订法律馆,1905年;《德国警察法》,警务编译所,1906年;《荷兰治理寓地条例》,外务部,1910年,等等。两厢对勘可见,所译法律涉及的国家较之以前有所扩大。其中,日本法律得到最多的关注,其次是德国。德国法翻译虽然数量不比日本,但都比较重要,如《德意志刑法》、《德意志民法》、等。这绝非偶然,其一,是效法列强中通过变法后来居上者;其二,是两者传统和法律精神有某种内在契合。传统列强得到兼顾,英、法、美、俄法律都有多部翻译;兼及其他欧洲小国,如比利时、瑞士、芬兰等;亚洲除日本外,只有印度,恐怕也因为与英国的隶属关系。

8.晚清的北京当铺 篇八

清末北京的当铺很是热闹。本文以《那桐日记》为线索，结合多年以前所抄清人函札、档案等史料，勾画晚清北京当铺的若干特色。

京城高官与富人热衷开当铺

当铺在我国有一千数百年的历史。当铺，亦称典铺、质铺，是一种通过收存实物、以押借现金的商铺，有的地方称质库。唐代诗人白居易之《长庆集》“杜陵叟”曰：“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将清代京城和外地的当铺划分为不同的种类。其文曰：

典质业者，以物质钱之所也。最大者曰典，次曰质，又次日押。典、质之性质略相等，续期较长，取息较少，押则反是。所收大抵为盗贼之赃物也。(《清稗类钞》第五册，中华书局，1984年，P2289)

清代京师当铺发达，主要原因是京城里朝廷高官多、富商多；而且还有许多得天独厚的机会。比如，北京定期举办全国性的科举考试，各地举子云集京师，他们所带银两不够，往往将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送交当铺以换现银。在试子们集中的贡院附近，便出现了开设多家当铺的顶银胡同。再如，许多来北京述职、觐见的封疆大吏，或者等待引见的候补官员，人数甚多。他们除在京消费外，临行之前，还需要到各处应酬打点。有时所带银钱不敷周转，免不了求助于当铺。

北京的当铺，有许多是高官自己开设的。薛福成在《庸盦笔记》中，收录了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砷被抄家的情形。其文曰：

……派十一王爷、庆桂、盛住同钞和砷住宅；派绵二爷钞和珅花园。附录清单：当铺七十五座(查本银三千万两)。……外钞刘、冯二家人宅子：……当铺四座(本银一百二十万两)。(《庸盫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P61-62)

和砷作为朝廷一品大员，居然在京城开设了当铺75座；其家人刘、冯二人，亦开设当铺4座，实在令人吃惊。不过，从我所看到的清末档案史料来判断，薛福成所记和坤在北京等处有75座当铺，似乎过多。我曾向韦庆远老师当面请教过。他认为清代前期皇室、大吏以及富商竞相开设当铺，京师内外，官私当铺甚多，而“就其东主的身分地位及其资金来源来说，可分为三大类，即皇当、官当和民当”。(《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P73)后因满人自身经营不善，皇当、官当逐渐消亡云云。

清后期情况与此大有不同，从我所接触的史料看，均系私人当铺。在《那桐日记》中，有不少关于清末北京当铺的记载。

那桐，字琴轩，叶赫那拉氏，与慈禧同出一族。光绪二十二年，那桐担任户部掌管银库锁钥的郎中。从此，他步步高升，仅仅十多年间，成了军机大臣、文渊阁大学士。那桐升迁迅速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所担任的“银库郎中”，是少有的肥缺。据记载，即使是最守规矩的银库郎中，一任亦可得一二十万两银的额外收入。清末笔记中载，有许多在银库当差的满人，号称“库兵”，或利用职权敲诈勒索；或趁出入银库之机会，把银子塞入肛门股道；或用其它非法手段，将银两携出归己。那桐正是具体管理这些“库兵”的官员。其发财机会之多，是不言而喻的。他在担任银库郎中后的第二年，即于京城繁华地段开始经营当铺。《那桐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廿四日记载：

余托孟丽堂价买北新桥北大街路东增裕当铺作为已产。丽堂为总管；田诗园(名嘉兴，行三)为掌柜，于八月初一日接替，开市大吉。计占项一万二千余金，架本三万金，存项一万金，统计领去五万三千余金。余于今日约孟总管到铺，上香祭神，书立合同，巳刻事毕，同丽堂、诗园同饭。(北京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上册，新华出版社，2006年，P252。下引该书，只注页码)

据老北京介绍，在北京东直门内到北新桥一带，有当铺胡同存焉。“东直门内大街路北，北通东手帕胡同，原为一小巷，当铺胡同坐落在胡同南口的大街上。乾隆朝京师全图已绘有该胡同，民国间始定名。六十年代并入东手帕胡同，当铺胡同之名遂废。”我想，那桐的增裕当铺，应该就在那条胡同附近。

时隔一年多，那桐再次购买当铺。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五日那桐在日记中写道：

余托孟丽堂价买灯市口北，东厂胡同口外，路东元丰当作为己产(卖主孙荩卿，嵩犊山家奴也，住后元思寺)，改字号曰：“增长”。总管为孟丽堂，掌柜人为金本如(行二，海淀人)。于八月廿六日接替，十月初二日开市换匾。价本市平松江银三万两，占项市松一万七千两，存项京松二万五千两，统计市松七万二千余金(合京松七万二千九百六十两)。余于今日约同孟总管、田诗园到铺内上香祭神，书立合同二纸，各执其一。携回合同、大契、由单、占项单、家具单、津贴单共六件，办法与廿三年八月廿四日所置增裕当相同。(上册，P293)

据上述记载，那桐的第二个当铺大概是开在美术馆的斜对面，现今华侨大厦所在的位置。除了以上两处当铺之外，那桐后来还同别人合伙开设当铺。

在清政府高宫中，开当铺的大有人在。如光绪朝有名的守旧派代表人物刚毅，长期当地方官，捞足了银子，于是在京城开设了三座当铺。(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P22-23)军机大臣鹿传霖，则在家乡河北定兴开设当铺。(赵风昌：《惜阴堂笔记·庚子拳祸东南互保之纪实》，《人文月刊》，第2卷，第7期)

晚清大员之所以热衷开典当业，与当时吏治腐败有直接关系。这些身居高位的权臣，积累了大量财富后，并不满足，还想进一步“以钱生钱”，于是将贪污受贿得来的银两当作“本钱”，大量投入到典当行业。

余在阅读清人信札中，还看到另一现象。有一些权臣，出于种种考虑，并不像刚毅、那桐那样自己出面，而是通过他们的亲戚或至交，把银两交给他们，间接地投入典当、钱庄或其他高利贷行业。如慈禧之亲信荣禄，在戊戌政变之后，大权独揽，送礼行贿者纷至沓来。荣禄于辛丑年由西安行在返回京师前夕，致奎俊之家书称：

京城南院花园各房，均已收回，将来到京后再为斟酌办理。小号本钱，昨汇至山东“一零二七”“四五三七”，交蔚廷、佑文，代存听用，以免由此动身赘累。(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研究室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P142)

蔚廷，指袁世凯，戊戌政变后取得荣禄信任，很快被提拔为山东巡抚；佑文，指山东粮道达斌，与袁世凯、荣禄关系至为密切。密信中所谓“小号本钱”，指京官和各地官员之行贿银两，均变成了荣禄的“本钱”。现尚存世的《荣禄存札》揭示了收受贿赂的具体数字与细节，令人触目惊心。“《荣禄存札》(未刊稿)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荣禄此信使用了两组密码暗语，不知所云，但是，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即荣禄在西安行

在时所收的巨额金钱，寄给了袁世凯等人，“以钱生钱”去了。而典当业，无疑是一个主要去向。

除荣禄之外，另一位军机大臣李鸿藻，号为清流派魁首，可谓正人君子，他把银两送给天津的姻亲姚学源，由姚氏在天津投入典当、钱庄或其他行业。姚学源定期向李鸿藻汇报所存款项到期及其所增加的利息。[《李鸿藻藏札》(未刊稿)]

一座当铺每年缴税仅五两银子

清代当铺的利润之高，是今人难以想象的。据夏仁虎记载：

质铺九城凡百余家，取息率在二分以上。钜值者亦得议减。业此有名者，曰白某、娄某。一人恒管多处，曰总管。(《旧京琐记》卷九，市肆)

夏仁虎(1873-1963)，江苏江宁人，字蔚如，号啸庵等，光绪举人，长期在北京生活，清未曾任邮传部郎中。民国时期任张作霖北京政府秘书长。解放后，受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故对北京的当铺了若指掌。

对于当铺获利情况，《那桐日记》亦有记载。那桐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记述曰：

天佑斋田二送来翠搬(扳)指一个，押京松银一千两，每月六厘行息，四个月归还取赎。如到期不还，银物两冲(后于二月间原价赎回)。(上册，P332)

晚清的当铺像以往朝代一样，有活当与死当之分。如上所记，这个翡翠扳指，就是活当，又称小押，当存仅仅两月，即可收银十二两之多。当铺的收益于此可见一斑。

京城当铺，均持有官府所颁发之“当贴”。所谓当贴者，即今之执照也。各当铺每年需向官府交税，尔后获得当贴。京师当铺获利丰厚，按理说应该多缴纳税银。但事实恰恰相反。许多当铺主人与官府有牵连，或者他们本人就是高官。正因为当铺与官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清政府所制定的税收政策，对当铺十分有利。

我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录副奏折档中，发现一份重要的档案，即兼管顺天府府尹孙家鼐所呈递的“京城当典加税请核减折”。孙家鼐奏称：

……中外典当，获利较厚，税额独轻，拟自本年起，无论何省，每座按年纳税银五十两。去后兹据大兴、宛平两县，详据京师各当商禀称，京师地面，典当共有一百九十余座，家数林立，资本无多，势分力薄，各典货架，均难充满，利息又无定章，遇物典质，往往争揽买卖，暗中让息，获利愈难。近年京城市面，日见清淡，生意更觉减色，……若再每年当税加增至五十两，合计岁增十倍，实在力不能支。今又奉谕，认借昭信股票，商民食毛践土，具有天良，敢不竭力图维。现已认领股票十万两，以应公家之急，恳请将加税核减一半等情，具详请奏前来。

定例，顺天当商与江苏等省同征税额五两，已属向隅，今骤增至十倍之多，商力艰难，亦属实情，奉饬劝借昭信股票，该商等已共同认领十万两之钜，诚属不遗余力，拟请将税额加至五倍，每年纳银二十五两，臣等亦恐事关大局，未敢贸然上陈。惟念辇毂之下，无事不仰沐皇恩，格外体恤，即使将该商等加税，略示区别，各省亦不能借口。合无仰恳天恩俯准，敕部查照，将京城典当加税，核减一半，以恤商艰而纾无力。(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二十一年录副奏折，财政类，《京城当典加税请核减折》)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样获利丰厚的行业，所征税银数额非常之少，实在太不合理。因此，孙家鼐之折递上后，很快遭到户部否决。光绪皇帝四月二十三日的谕旨称：

中外典当各商，每年每座令纳税银五十两，系属通行之案，京城未便独异，且首善之区，万方辐辏，典质货物，既较外省为多，利息盈余，亦视外省稍厚，每年加增当税五十两，尚不及架本百分之三，亟宜踊跃输将，为各省之倡，碍难先行核减，令外省当商得以纷纷借口。请旨饬下顺天府仍遵臣部前奏，晓谕京城典当各商，赶紧按年按座纳税五十两，不得稍有迟延。(光绪二十一年录副奏折，财政类)

孙家鼐的此件奏章，准确提供了京城当铺的数字是一百九十余座，记载了每座当铺所缴纳的税银是五两，戊戌四月之后，增加至五十两。

高官对当铺额外关照

清朝的执政者与当铺关系密切，因此，每当出现社会动荡，危及当铺利益时，他们便会出面对当铺多方呵护。光绪二十六年春夏之交，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当铺生存颇受影响。尤其是庚子六月，对京师金融市场有着举足轻重之影响的“四恒”银号歇业，市面为之震动。慈禧要北京地方官陈夔龙设法挽救。陈氏称：

当载漪恣睢用事时，余适署顺天府尹，有安抚地方之责。五月十八日，拳匪火烧前门外大栅栏某洋货铺，延烧广德楼茶园，竟召燎原之祸。大栅栏以东珠宝市为京师精华荟萃之地，化为灰烬。火焰飞入正阳门城楼，百雉亦遭焚毁。此诚我朝二百年未有之交。炉房二十余家均设珠宝市，为金融机关。市既被毁，炉房失业，京城内外大小钱庄、银号汇划不灵，大受影响。越日，东四牌楼著名钱铺四恒，首先歇业。四恒者……开设京都已二百余年，信用最著，流通亦最广。一旦停业，关系京师数十万人财产生计，举国皇皇。……两官问地方安靖否?后问所管近畿各州县有无民教相仇之案续行发生?末谓昨日四恒因炉房被毁，周转不灵，呈请歇业。四恒为京师金融机关，岂可一日闭门?我命步军统领崇礼设法维持。他与四恒颇有往来，又系地面衙门，容易为力。讵彼只有叩头，诿为顺天府之事。尔是地方官，本难卸责。此事究应如何办理，我想四恒本非无钱，不过为炉房所累，一时不能周转。如以银根见紧，官家可先借银给他，从速开市，免得穷民受苦。尔可回署，传谕该商等妥筹办法，以三日内办好为妥。承旨出，刚相候于门外，对余曰：“四恒事太后曾向我谈过，我谓非君不办。但奉托一言，勿论如何，切勿牵累当铺。至嘱至嘱。”余奉命巳觉毫无办法，聆刚相言更不知其意何在。(陈夔龙：《梦蕉亭杂记》，P22)。

陈夔龙称“适署顺天府尹”，是不准确的。他当时的职务是顺天府府丞。据清档记载，是年闰八月初十日，顺天府府丞陈夔龙曾上奏为闰八月初三日“奉旨补授顺天府府尹谢恩事”谢恩。(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二十五年录副奏折，吏治类)

陈夔龙(1857-1948)，字筱石、小石，号庸庵，贵州贵阳人。光绪进士。历任兵部主事、郎中、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陈被任命为留京办事八大臣之一，次年十二月后，调河南布政使，升河南巡抚、直隶总督等。

按照通常处理歇业的办法，陈夔龙认为，“京师城厢内外，当铺约一百十余家，均系殷实股东，若命两县传谕每家暂借银一万，共有一百十余万，可救暂时四恒之急”。(陈夔龙：《梦蕉亭杂记》，P23)但是，由于军机大臣刚毅有当铺三处，其他官员也与当铺有牵连，这样陈夔龙就不能不认真考虑“勿牵累当铺”的问题。几经斟酌后，他采取“以各商借券为抵押”，然后“奏请一百万官款”的办法，既化解了四恒的危机，也未使各当铺受毫发之损。

清宫档案证实陈夔龙所述是可信的。

据清档记载，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九日清廷颁布的上谕称：

谕军机大臣等，赵舒翘等奏，维持商业，谨拟章程一折。四恒银号关系京师市面，现因库款支绌，商情疲滞，无力周转，亟应设法维持，以利民用。著即发给内帑银五十万两，并由户部发给内库银五十万两，交该兼尹等，按照所拟章程，督饬该商等分别办理。

这里的“该兼尹等”，指的就是兼顺天府府尹孙家鼐和顺天府府丞陈夔龙。有了这一百万两的公款，自然不会再去“牵累当铺”了。

庚子年京师的抢当风潮

光绪庚子年夏季，义和团运动席卷京师，东交民巷与西什库地区成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主要战场，枪炮之声不绝于耳。当铺的老板们看到人心惶惶、市面混乱，耽心遭遇不测。尤其是当八国联军兵临京师城下之时，在慈禧逃走的前后，京师几乎所有的当铺均遭厄运。杨典诰《庚子大事记》庚子七月二十二日记述：

自十七以来，京师大乱，匪徒蜂起，店铺关闭，无处买食物矣。觅挑水而不得，唤剃匠而无人。下至掏毛厕，净便桶，均无形影，致家家将粪溺泼于街市，一出门庭，木穉香扑鼻。盖若辈近日专顾抢掠，不暇做正经生活矣。西半城之当铺，全被回民土棍、左右小户贫民，抢劫一空，次及粮食店。若东城内城之当铺、估衣皮货、绸缎及各项店栈，尽被营勇、溃军、洋兵、土匪，先后抢劫，靡有孑遗。(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庚子记事》，中华书局，1978年版，1796)

三日后，杨典诰又记曰：

京师内外城当铺二百余户，连门窗户壁以及地砖，靡有孑遗，其未被劫或劫之过半者，不满十户。惟烂面胡同一户，缘备有快枪在房上守望，见有聚而来者，开枪击之，故幸免于劫。南柳巷之汇丰，出银四千两以保险，廿四仍被劫一空。廿五以后，有劫掠者，洋兵拿获，以火器毙之。自是不敢公然抢夺矣。盖自二十洋兵入城，中国在官人役，风流云散矣。地方无主，能不乱哉?

另一位翰林院学士恽毓鼎则在其《庚子日记》中写道：

七月二十三日，遣人四探，言人人殊，皆不得真消息。穷民之抢粮店、当铺者，数日而尽；浸及各店，市肆皆不开门。余处幸储两月粮，巷中间有卖菜蔬者，赖免于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中华书局，1964年，第1辑，P61)

慈禧西逃，京师处于完全无政府的状态，故而发生了此次规模空前的抢当风潮。

《那桐日记》可以印证杨典诰、恽毓鼎等人的记载。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那桐记曰：

接裕寿田信，拟托总税务司赫德见各国公使，为之代商和局，知舒春舫文昨已有信致赫，尚无回信。昨、今两日，土匪抢劫钱、当铺，九城一空，住户东南隅受害最重，日本界内尚好。今日未刻玉如处有日兵十一人索表银，甚汹汹，家中人惊恐。(上册，P350)

那桐此日所记“九城一空”与杨典诰、恽毓鼎庚子年所写日记完全相同，说明庚子七月下旬京师的当铺，遭受了灭顶之灾。但是，那桐并没有明确记载自己的当铺是否遭受劫掠。依情况推断，那桐当时是慈禧亲自任命的统兵大员，他自庚子五月三十日。便“奉旨添派管理八旗两翼前锋护军营督练事宜”。(同上)在东华门统重兵把守的那桐，是不会不顾及自己当铺的。

这次抢当风潮的直接后果，是许多有价值的物品大量流入社会。辛丑条约签订后，光绪二十七年，慈禧与光绪从西安行在返回京师。北京的市面逐渐恢复正常，而在当铺行业内，又出现了一种新现象。一些未经注册的地下当铺日渐多起来。这些当铺规模甚小，时而开张，时而关闭，以躲避政府监管。他们是一些主要经营小押、暂押的当铺，其中不乏抢劫偷盗来的贵重物品。于是，有的御史向朝廷呈递奏章，要求禁闭这些未经注册的黑当铺。

据清宫档案记载，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四日，清廷颁布上谕称：

有人奏，请将私设小押暂押当局查封提究，开单呈览一折。据称，“京畿盗案，层见迭出，实由小押私当为之罪魁，请将私设各当局，严密查抄，永远封禁，并将开设私当之人，送交刑部治罪”等语。著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御史，按照单开各处，严密查封，分别究惩。

这是义和团事件后，清廷对京师当铺的又一次整顿。总之，庚子年的抢当风潮，使京师当铺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以至于十年后清王朝垮台时，当铺的元气尚未能恢复过来。

★★★

每年正月，北京当铺的开张仪式很有风趣。据时人记述谓：

当铺春节开市，也是富有戏剧性的场面。正月初二凌晨，铺堂众人按等级职位以次排列，相互团拜礼毕。总导演大缺(当铺内较为高级职称)传令开当铺门。四门大开，算盘摇动三通，这时从大门外跑进三位童子(实质安排好当伙计)，第一个手拿银锭元宝，第二个怀抱一大瓷瓶，第三个手执一柄如意，进来贺年。三件吉祥物都有个讲究，一为“立市之宝”(银元宝)；二为“平安如意”，取其“瓶”音；三为“吉祥如意”。取其“如意”。将这些吉祥物都放在柜台之后。又从外面走进一位当客(实质已安排好的)，身着紫锦衣，手拿土黄色白裤腰长裤一条，前来典当。业务人员焉敢怠慢，来人张口要价白银二两。管账先生立即开票、付钱，编入第一号当物。当然此裤不用赎，早已够本有余，主管伙计立即将此裤入库，做为镇库之宝物。(北京市文史研究馆编：《京华风物》，上海书店，1992年，P148-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