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党的历史心得体会

读党的历史心得体会（共8篇）

1.读党的历史心得体会 篇一

读《中国共产党历史》心得体会

为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桂山林场掀起了学习党史党建知识和读红色金典的高潮，并在读书的过程中使自己对中国近代史的内容有大概的了解，我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对新中国成立所经历的风雨历程，或多或少地目睹或经历过。所以，读《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这本书，特别有趣，毕竟这本书的很多内容读后才知道，但结合书本内容和自身的经历，感觉深刻，引人深思，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艰苦卓越的生产运动，谋求富民强国的政策方针、路线及作出的成绩是不可否认的，但其中也有许多感慨，抒发自己的体会。

首先讲起的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狂潮运动，那是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的日子，那时候是响应毛泽东发表的指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大凡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很清楚，对“最高指示”的庆祝是不能过夜的。过夜就是不忠，不忠则意味着不革命，而不革命的罪名那是相当可怕的呀。对“最高指示”中最让人激动并产生联系的话，应该是：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可大有作为，这对青少年或对成年人，也极富巨大的诱惑力和感号力，我的三个姐姐们一起奔赴贺县兴修水利，准备建姑婆山水库的运动中，那时青年人的热情之至，真可以“史无前例”形容，吃饭，干活都唱着歌，经常有模样的是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朝阳沟》以及《蚕花姑娘》等。我们队里来了一批有一批的知青，这些知青刚开始也是干活十足的，由于劳动量大，当然要消耗多些粮食，刚开始他们笑我们吃得多，也不会长肉，后来也是跟着我们一起一餐就吃了两三碗饭，才能把身体顶住，唉！人是铁，饭是钢啊！

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那个“再”高意味着什么？它毫不留情地使知识青年身陷一个很低的层次，从而去接受一次无情的“教育”，用当时贫下中农某些人的理解，就是这些学生在学校里接受教育已经不管用了。城里不稀罕要他们。因此只能放到乡下再接受一次教育，这类话我在乡下时常听到。由此，有些知青因为不好好接受再教育而被批斗，被劳动改造。知识青年在乡下的无助，甚至无情，使知青在生活的环境上越来越有恐惧感，茫然不知所措，何时能熬到尽头„„1974年以后，又有一批小知青到村里插队，但他们集体吃住，还有带队的，与他们当初完全不一样了，跟他们聊起以前的情况时，他们不可理解。村干部和社员也不愿提起那段事，觉得做得不大合适。我现在写这些绝不是翻老账，只是写出自己的感受。想说人的权利和尊严如果在法制被破坏的情况下，是很难得到起码的保障的。而“运动”，曾经或永远是造成这种现象的载体，包括知青内的许多人饱受其苦，许多知青终生受此影响：没学历，早下岗，负担重。现在，往事对他们来说，有些不愿回首，还有不少忧愁。“插队”已变成历史烟云里的一个词，但含在这个词里的众多记忆，却是无法消灭的。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是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历史转折点。也是我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重大转折点，从那时起，尤其是全国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后，人们开始理智地审视以往走过的历史道路，包括重新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然而，粉碎“四人帮”后，历史遗留问题堆积如山，积重难返，尚待日逐步解决。当时确保社会稳定是大局，为此党中央确定知青工作的暂时方针：继续鼓励支持知青安心农村，有步骤，有计划，稳而不乱地解决他们的问题，具体做法是：国营农场知青基本稳定不动，农村插队知青进城进一步放宽。原以为农场知青统一集中管理，生活条件比较好，问题比较少，故而采取稳农场，放农村的策略。但是，农村插队知青人数多，分布广，加之国营农场属于国营企业，各地政府分配给农场的招生、招工、征兵指标往往较少，返城人数明显低于农村插队知青。随着年龄增大，婚姻、探亲、生活等问题日益突出，农场知青不满情绪逐渐加大，强烈要求返城。

如何解决知青的问题，也是一件迫切的事情。当时，有赵凡等几位同志联名向中央写了报告，计划分批分期安排知青返城。在党的政策召唤下，知青流着热泪回到了娘家。

作为社会历史的一潮浪花，上山下乡成为了过去，但作为我们这些亲历者对自己的不寻常的而历史却是刻骨铭心的。因为当时全国的知青把人生最美好的一段献给了祖国，我们并不是什么牺牲品，也不是碌碌无为的庸人，犹如将军回首戎马生涯一样，我们常常回味那不寻常的蹉跎岁月，在国家机构几乎瘫痪，生产停顿的**时期，百万知青在农村，自食其力，身居茅棚，荷锄掮担，在粮棉油里，我们曾经洒下了多少汗水，这对当时国家经济状况的平衡，社会秩序的稳定当是积极作用的。若不如此，国家又会是何模样？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我们这些知青几乎都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干在农村的老实人。“青春无悔”与“感谢苦难”将是我们心中的感觉，也是我们知青的永恒记忆。

2.读党的历史心得体会 篇二

一、作者其人

钱穆 (1895—1990) , 生于江苏省无锡县。名思嵘, 字宾四, 1912年改名为穆, 笔名有梁隐、公沙、与忘、孤云等。钱穆一生没有上过大学, 也没有出国留洋深造, 他是自学成材, 先是在江南水乡无锡、苏州等地做了十几年的乡村小学老师、中学教师, 然后经顾颉刚的推荐, 走向大学讲台成为大学教授。1949年, 钱穆只身前往香港, 在“两手空空, 无一物”的艰难情况下白手起家, 创办新亚书院, 1967年移居台湾。1990年逝世于台北, 享年95岁。

钱穆先生学识渊博, 著作等身。按现代学科门类来分, 他的治学范围广及史学与历史学、哲学与思想史、文化学与文化史、政治学与制度史等等, 在人文学科中可以称的上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按中国传统的分类法, 其学问兼及经、史、子、集四部, 所以有人把他称为“我国最后一位国学大师”、“最后一位读书人”, 他的离去“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也是传统国学的总结, 此后国学大师四字成为绝响。”[1]他以中国传统史学为本, 吸取西方史学思想和方法来建设中国近现代新史学, 他的以儒家文化为本位的民族文化生命史学体系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是独树一帜的。

二、《中国历史研究法》内容简介

钱穆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共分八讲, 从通史和文化史的总题以及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历史地理等六个分题, 言简意赅的论述了中国历史研究的史学理论和治史方法, 是作者30年史学见解之本源所在, 亦可视为钱穆对中国史学大纲要义的简要论述。关于本书的写作目的, 钱穆在此书的序言中已经有很明确的表述:“最应注意者, 乃为在此历史背后所蕴藏而完成之文化, 历史乃其外表, 文化则是其内容。”, “每一分题, 各有其主要内容, 而以文化为其共通对象与共通骨干。”[2]

三、“为故国招魂”, 弘扬民族文化

钱穆一生“为故国招魂”, 主张以“温情和敬意”对待中国的历史文化, 反对历史研究和学术研究中的各种形式的民族、历史和文化虚无主义, 反对“为学术而学术”的治史态度与方法, 强调史学的治用, 主张以史学来经国济世和复兴民族文化。[3]“文化”是本书的骨干, 作者一开头即说到“研究历史, 所最应注意者, 乃在此历史背后所蕴藏而完成的文化, 历史乃其外表, 文化则是其内容。”[4]通史、政治史、经济史、学术史, 社会史、历史人物、历史地理等都与文化有密切的关系。

他在本书中提到, 中西文化虽各有其利弊得失, 但二者也有优劣之分, 在他看来, 中国文化在某些方面不及西方, 但在总体价值上有胜过西方, 他张扬中国的文化道德精神。此外, 在本书的各个部分都无一不在彰显中国文化。在探讨研究经济史时, 钱穆说:“我们治中国经济史, 须不忘其乃在全部文化体系中来做此表现者, 若是从经济看经济, 则至少不足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史。”[5]在研究历史地理上, 他用中国地理的特征来表述中国文化, “中国历史之地理扩展, 同时即是文化扩展”, “地理与文化有关”。[6]在研究文化史那一讲, 钱穆更是把文化的重要性上升到很高的境界, 他说“文化即是历史”, “文化即是人生”。[7]

但是钱穆的崇尚中国文化, 并不是盲目的, 他在肯定以中国文化为主的前提下, 也不反对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

读完本书, 我深深的被钱穆先生浓郁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钱穆先生认为研究历史就是为了研究历史背后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 主张以史学来阐明中国民族文化的真历程、真面目与真精神, 以史学来阐发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培养爱国爱民之心, 复兴中华民族, 他终身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自己历史研究的中心, 决非空喊几声“魂兮归来”的方士支流所能相提并论的。[8]

总之, 由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 钱穆研究学问的最后落脚点是落在文化问题上, 他毕生治学的宗旨, 人生的终极关怀就是关心中国文化的传承, 也就是在西方文化的强烈震撼冲击下, 中国文化传统何去何从的问题。他“力求在认同中阐述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他是中国文化坚定的捍卫者、承传者, 他毫不掩饰他一辈子传道授业, 目的就是要为中国文化招魂。”[9]

四、本书的其他亮点

本书的结构、语言都非常巧妙, 用专题的形式来阐述历史研究的意义和方法, 用一个个生动形象的例子、深入浅出的语言, 把抽象的思想具体化。比如在讲到学习通史应注意从一点着手然后明此以达彼时, 用讲台上的茶杯来举例, 告诉学生明白了春秋, 等读到战国时便知春秋于战国不同。另外他还形容西方历史犹如一场剧, 形容中国历史犹如一首诗等。这些浅显易懂的表达有助于开始学习历史的人理解, 已经学习过历史的人往深层处思考。当然钱穆也在文中大量引经据典, 旁征博引, 评估论今, 贯通中西, 使读者在领略其博学多才的同时, 更加深刻的领会本书的意旨。

在本书里, 钱穆也十分重视史家的素质, 他肯定了刘知己的史学应该具备的才、学、识“三长”, 章学诚的“史德”, 并且对他们的观点进行具体解释。他强调, 必须把才学识德与史法史义结合起来, 才能算得上是一个合格的史学家。[10]这些说法, 在当前对于历史工作者仍然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五、值得商榷的地方

笔者认为钱穆的此书中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如在谈到中国传统经济与西方经济的时候, 钱穆赞同中国儒家关于中国经济的看法, 主张裁抑兼并, 轻徭薄赋, 宽假与民, 就可以达到力求安和的目的。另外, 根据中国传统的耻于利的思想, 防止经济超过高水准, 走上无限度与不必需的发展上面去。他强调,

浅析《第一炉香》中独具特色的颜色词

葛培 (苏州大学江苏苏州215000)

摘要:在小说《第一炉香》中, 张爱玲使用了大量新颖独特的颜色词, 塑造人物形象, 描写环境氛围, 取得了突出的效果。颜色词是有语义特征的, 而张爱玲使用的颜色词所体现的意义与传统意义并不完全相同, 有些甚至是反用、逆用, 这类情况需要结合上下语境具体分析。本文将主要探讨这篇小说中颜色词的特征及其象征意义。

关键词:张爱玲;第一炉香;颜色词;象征意义

初次接触张爱玲的小说, 便对其文中丰富多样的色彩语言留下深刻的印象, 它们冲击着视觉神经产生“视觉艺术”般的美感。张爱玲是旧家族出来的新派女子, 对西方的油画有着相当丰富的见解, 犹爱新派绘画, “新派的绘画是把形体作成图案, 而以颜色来表现象征的意味的。它不是实事实物的复写, 却几乎是自我完成的创造。” (胡兰成《论张爱玲》中引张爱玲语) 。

在小说《第一炉香》中, 张爱玲用鲜明的色彩意象, 烘托主题、塑造人物形象。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梁太太, 被半封建式奢侈糜烂生活腐蚀的纯洁女学生葛薇龙, 花花公子乔琪乔, 他们之间产生了一段注定是悲剧的恋爱与婚姻。正是因为巧妙、突出地运用了象征意义浓厚的奇特颜色词, 使《第一炉香》成为她早期的成名作。本文将具体分析这篇小说中的色彩语言的特征及其象征意义。

一、丰富的颜色词

张爱玲对颜色词的使用, 可以说达到了痴醉的程度。据我自

“中国传统经济观也是一种人本位道德本位者, 重人生, 比重经济, 经济足以辅助人生, 非以宰制人生。经济发展水成为有限度的。”[11]笔者认为钱先生过于赞誉中国传统经济了, 虽然儒家传统耻于利, 但是也由于重农轻商, 使得中国长期处于缓慢发展的状态, 而且很大一部分人没有在温饱之后做到真正的去追求“人生之美化”。

钱穆在本书中过分夸大地理决定历史论, 认为中国的地理特征决定了中国的文化形态, 虽然有一定道理, 但是笔者认为不应该就此肯定, 而应该综合各种因素进行考察。

六、小结

瑞典马悦然教授评价钱穆时说到:“钱穆在本世纪的中国史学家中是最具有中国情怀的一位。”[12]余英时先生补充说钱穆先生的民族认同基本上是指文化的认同。在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上, 钱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守大成的人物出现, 往往被当成守旧者形象的代表, 但是现在许多人已经清醒地认识到钱穆先生是旧中有新, 是老树发新芽。他研究古书古籍, 并不是想回到周公那里。而是想从中找到一条线索, 为中国近百年的求新活动提供历史的依据。他是从旧的立场出发, 去寻找新的路子。他实际上是在理旧萌新。[13]

钱穆是一位学者, 但他并不是一位仅仅埋首书斋的学者, 他的学问有着强烈的经世意识和以天下为使命的责任感, 这在他的本书中有着极强烈的表现。他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强烈关注, 他的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都在他的这本书里表露无遗。在读本书时, 一定要理解成书的时代背景。笔者在阅读时, 经常深深地被感动, 激起强烈的爱国情感和民族责任感, 同时也学到了钱先生治史的态度和方法, 所以认为此书是一本既有史学学术价值也有社会现实意义的好书。

己的统计, 这篇小说中有120多处用到颜色词 (包括重复的) , 每次人物出场和环境描写几乎都用到各种各样的颜色词。小说中的颜色词按照其色彩的特征可大致分为两类:华丽浓艳的颜色词与淡雅朴素的颜色词, 这篇小说中以前者居多。小说中那种大红、大绿、金黄等华丽浓艳的颜色词几乎随处可见, 例如:

“这园子仿佛是乱山中凭空擎出的一只金漆托盘。······种着艳丽的英国玫瑰, 都是布置谨严, 一丝不乱, 就像漆盘上淡淡的工笔彩绘。草坪的一角, 栽了一棵小小的杜鹃花, 正在开着, 花朵儿粉红里略带些黄, 是鲜亮的虾子红。”

“竹子外面的海, 海外面的天, 都已灰的灰, 黄的黄, 只有那丈来高的象牙红树, 在暮色苍茫中, 一路上高高下下开着碗口大的红花。”

在大量使用浓艳的颜色词的同时, 也有非常单纯素朴的颜色词的使用, 例如对于黑色、白色的反复运用。例如:“她那皮肤的白, 与中国人的白又自不同, 是一种沉重的, 不透明的白。雪白的脸上, 淡绿的鬼阴阴的大眼睛, 稀朗朗的漆黑的睫毛, 墨黑的眉峰, 油润的猩红的厚嘴唇, 美得带点肃杀之气。”

二、颜色词的外部结构

小说中的颜色词种类繁多, 远超出一般人能分辨的范围。我们只能去感受颜色带来的心理感受, 而无法具体描绘出这丰富的颜色。她用细腻的笔触构造出复杂的色彩语言。其中, 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占绝大多数, 而很少用简单的:红、黄、蓝、绿等单

摘要：《中国历史研究法》是钱穆先生根据1961年在香港孟氏教育基金会的八次讲演稿修改汇集而成, 是钱穆讲述他史学理论和治史方法的主要著作之一。笔者在阅读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时, 经常体会到强烈的爱国情感和民族责任感, 同时也学到了钱先生的治史态度和方法, 所以认为此书是一本既有史学学术价值也有社会现实意义的好书。

3.读历史就是读我们自己的内心 篇三

历史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似乎高于其他民族。你可以想象西方民族是一个理念的民族，犹太人是一个信仰的民族，印度人是一个出世的民族，但你很难想象中国人跟他们有多少类似之处。中国人的特点是入世的，历史的。历史在中国人心中有着极高的意义。

中国人缺少宗教，准确地说，缺少形式宗教，缺少外在的超越信仰，但中国人不是没有超越的时刻，不是没有道德的坚守。在别人那里由宗教提供的东西，我们这里，由历史提供。我们相信，人可以通过他的德行、言论或功业来成就一生的价值，来流传后世。

和其他文明古国相比，中国有着最悠久、最丰富、最连续、最完整的历史记录。跟其他国家的史书相比，中国的历史写作至少有两个特点：它坚持真实性，不畏权势，秉笔直书；它强调道德裁判，春秋笔法，意含褒贬。对历史或历史写作的这种信念，相信历史所具有的审判和拯救功能，可能是中国人的生命哲学之一。

像孔子之道不行于世的时候，他就退而写史，他作春秋而乱臣盗贼子惧。像司马迁遭受男性奇耻大辱，隐忍苟活，也在于他相信历史的拯救，他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人，以待来者。秦桧设计害岳飞，一度犹豫不决，怕死后遭唾骂。像文天祥从容就义，他的精神支柱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文革中，刘少奇遭陷害，百口莫辩，只能用一句话安慰自己及妻子儿女，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从中国人的理解来看，历史就是人心，就是人性。对历史的信仰就是对人心的信仰，我们相信自己作为人的价值。这种历史感是很了不起的，因为它内在于人，更朴素本真。它比依托客观外在的知识更有灵活性，它经常在危机时刻进行救济。

我们日复一日地写下我们自己的命运，因为我们的所为不留情面地决定我们的命运。这是最高的逻辑及人生的法则

这种历史感是一个早熟的民族对自身存在和世界的看法。它是一种文明观，一种世界观，一种宗教信仰情怀，又是一种方法论，一种人生态度，一种伦理态度。

我们中国人的历史感是伦理的，我们把生命看作是跟宇宙万物有关系的。但我今天对这种伦理的历史观更强调其中的一方面，即我们的历史感是对因果论的敬畏。这种因果论大于西方人说的因果律，也不同于信仰民族所说的末日审判。这种对因果的敬畏，既出自本能，也出自理性，更出自人的良知良能。

对因果论的敬畏，中国人的表现是非常可敬可爱的。就是说，中国人在社会上的言行蕴含了某种敬畏。即使他们一朝权在手，他们并不自大自恋，而是表现出某种谦卑。比如说这些故事。

——张作霖在孔子诞辰的时候，会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褂，跑到各个学校去，向老师们打躬作揖。张作霖说，我们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亏诸位老师偏劳，特地跑来感谢。

——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在龙泉寺，陆建章负责执行。陆说袁曾手示八条保护太炎，如饮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计；说经讲学文字，不禁传抄；毁物骂人听之，物毁再购；早晚派人巡视，恐生意外，等等。陆建章对人说：“太炎先生是今之郑康成。黄巾过郑公乡，尚且避之。我奉极峰命，无论先生性情如何乖僻，必敬护之；否则并黄巾之不如了。”

对因果论的敬畏，中国人的表现也是相当可畏可怕的。比如在过去，中国人一旦在原始积累时昧了良心，他肯定会想办法弥补的。我们经常提到的案例就是，一些江湖郎中，走村串巷，一旦看上一个民风淳朴的村子，他安下家，比如给井水里撒点药，让村里人得点病，他来医治，这样积累起家业；到了儿孙长大时，他要么做善事，要么劝儿孙搬家；为什么，因为他相信报应。

因果论不仅承认过去和未来，也承认现在。这是一种了不起的存在主义，一种朴实而伟大的关于人的学说。我们日复一日地写下我们自己的命运，因为我们的所为不留情面地决定我们的命运。这是最高的逻辑及人生的法则。

中国人的历史感有自己一整套文明机制。它是关于个人的文明认同的。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因果论式的历史感跟知识论、宗教观的历史感不同。社会学家证实，一个家族的成就高低跟它的宅心有关，比如调查江南明清以来的一些家族，那些家族繁荣几代甚至十几代的，都有着善良、诚信、正直、谦让等等品德。反之，那些奸滑、自大、虚伪之人，虽然暴发，仍会破落。

这种历史现象，如果用知识论式的历史感来表达，人们就会发展出一大套人类文化学、社会学的知识来，从中得出结论，人要诚信、正直等等；如果用宗教观式的历史感来表达，人们就会得出结论，这种历史现象在于那些宅心仁厚的人家是被上帝捡选的人。但用因果论式的历史感来表达，就是中国人都知道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这种直觉，使得中国人活着有一种相当踏实的认同，他活在这种历史里，他也在写自己的历史。

只要我们还有心，我们的历史感就不会丧失。我们仍会用自己先辈们常用的方法立身处世、安身立命

通过观察中国人的历史感，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历史感正是一种非常坚实的信仰情怀，是一种做人做事的信念。但到了近代，这种历史感开始出现问题了，那种建基于人心人性之上的历史审判功能，经由孔子、司马迁等人示范的惩恶扬善的意义，被一种转型的历史目的代替，为这一历史目的服务的各色人物都有了可以理解、同情之处。

这种现代史观跟传统因果论式的史观有很多差别，它不再敬畏了，它出于理智地神话了历史。这种现象带来了很多后果，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使得中国人的历史感出现了危机。中国人失去了自我审判能力，失去了现实和历史的审判能力。中国人开始在因果论式的历史感之外，寻找另外的拯救之道。

而别人的文明在现代转型里不仅消除了文化传统、宗教信仰那种神圣崇高的一面，而且通过新闻出版、学校教育、政治制度等多种形式明确了是非善恶意识，明确了人生正义和社会正义。他们的历史感跟传统中国人的历史感一样，跟当下紧密地结合起来了。他们比传统中国人的历史感更进一步，他们的审判监督功能是及时实现的。

在他们的社会里，有一种约定俗成的“政治正确”机制，这种机制监督一切官员、商人、学者，使他们不要犯下基本的做人的错误，一旦犯错了，社会也会逼使他们认错，如果不认错，社会有力量使他们出局。

可以说，发达社会的制度功效正是中国人理想的历史审判能力。遗憾的是，今天中国人的历史感还没有强到超越古人，达到跟发达社会同步的程度，我们今天的现代转型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不够。

因此，怎样读历史，其实是怎样读我们自己的内心，读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只要我们还有心，我们的历史感就不会丧失。我们仍会用自己先辈们常用的方法立身处世、安身立命。从今天社会转型的过程来看，我们中国人的历史感正在恢复。比如，这些年历史图书的热销，读经运动，传统节日、民族服装的讨论，都象征中国人历史感的恢复。

这样，我们活在当下，也是活在历史里，活在未来的世界里。

（摘编自《新文化报》2010年5月6日）

4.读《历史的选择》的体会 篇四

87分

读完一本不算厚的《历史的选择》，只觉得心中有些沉甸甸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沉浸在水深火热之中，日本鬼子惨无人道地制作出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把他们的东西烧光、抢光、杀光，使无数手无寸铁的中国老百姓死在了他们的枪下。长期生活在暗无天日的岁月里，中国人民为了夺回自己的主权，夺回自己的房地，夺回自己的荣华，开始和日本鬼子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也留下了许多动人的可敬可泣的故事。他们用执着的信念和敌人做长期的斗争。整整八年的时间，那三千多个日日夜夜。

杨靖宇一名杰出的军队将领，带领着自己的队伍和敌人殊死斗争，直到弹尽粮绝，在无援兵的危情中，他们仍然和敌人周旋到最后，给敌人以强大的威慑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当敌人解剖杨靖宇的遗体时，他们惊呆了，肚子里没有一粒粮食，有的是皮带和树皮甚至棉絮。

著名飞行员高志航，在打下敌人两架战斗机之后，自己的飞机出现危机情况，为了更好地打击敌人，不惜和敌人击毁人亡，牺牲了自己年仅32岁的宝贵生命。

在抗日战争中，只要有一颗中国心，无论是出身于贵族，还是普通人家的百姓，他们都会在危机中，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最大的力量，甚至是宝贵的生命，来谱写出一曲曲抗日英雄的赞歌！

无数的英雄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动人故事。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的胜利，当日本天皇无条件投降时，举国欢腾，敲锣打鼓，甚至流下了八年多来高兴的泪水。

这一刻，中国人民期盼了整整八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也许是短暂的一瞬间，可是，对于每天都提心吊胆，不知明天是死，还是活的中国百姓来说，这又是多么漫长的八年呀！这一刻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呀！

想想那时，对比今昔，我感到无比的幸福。我幸福，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年代；我幸福，我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我幸福，我们现在可以在安静的教室里上课；我更幸福，我们有一个日益强大的祖国！

从清政府签下丧权辱国的条约，到现在，中国立于世界之林，使我们明白一个道理：落后就挨打！

因此，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用科技武装自己的头脑。争取为国家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我相信，如果我们每名少先儿童都这样想，那么将来的祖国，一定会更加富强！让有心侵略的国家，望而生畏、闻风丧胆！

姓名：五年一班林禹彤

单位：三棵榆树镇中心校

教师评语：

你能把《历史的选择》这本书读通、读懂。能把自己的真实感受表达出来。从中流露出的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表达出你对敌人的愤怒。并赞扬了对中国军人的感激、敬佩、喜爱之情。抓住了两名突出的人物表现中国人民是有骨气的，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懂得珍惜。

5.读党的历史心得体会 篇五

《中国共产党历史》这本书去年就已经买了，一直在读《苦难辉煌》，没有认真来看这本书，今年将其列为了理论学习的书目，是因为我感觉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特别是军队的政治干部，没有丰富的党的历史知识，是不合格的。所以，我抽时间认真学习了这本书。虽然还没有读完，但结合别人学习的一些体会，自己也深有感悟。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共29年。这是一段波澜壮阔而又曲折复杂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它离我们很近，同今天有着直接的关联，深入学习和研究这段历史，意义重大。这本书讲得就是这段历史。

学习这段历史，可以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是怎样把一个四分五裂、极端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除台湾等岛屿以外的空前统一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荡涤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采取了哪些重大步骤；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取得了哪些辉煌成就和成功经验，又遭受了哪些严重挫折和失败的教训；成功的原因是什么，犯错误、遭受失败的原因又是什么；在复杂多变和严峻的国际环境中，怎样审时度势，从容应对，而始终立于主动地位；为了维护祖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进行了怎样坚定而有理有力的斗争；在严重困难面前，以怎样的姿态和精神面貌去战胜和克服困难；我们党是怎样依靠自己而不是依靠任何其他政治力量纠正自己的错误；党的领袖们是怎样殚精竭虑、苦苦思索，通过调查研究去寻找建设社会主义规律；他们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现出来的智慧、勇气和采取的科学的工作方法是何等地令人钦佩，等等。了解了这29年的历史，就会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怎样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不是对29年的否定，它恰恰是在29年所奠定的制度的和物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继承其正确的，改正其错误的，与时俱进地增添了许多全新的东西。

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是这29年党史的真实纪录，对上述一系列问题作了令人信服的回答和阐述。它的出版，不仅是党史工作中的一件大事，而且是党的整个思想理论宣传工作中的一件大事。

这部党史优点很多，至少可以举出以下几点。

第一，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党史是一门政治性很强的学科，同时又要求具有高度的科学性，二者必须统一。对于党史，站在不同的立场，就必然有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看法。因此，我们写党史首先要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这就是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即党性原则。所谓科学性，就是实事求是，符合实际。《党史》第二卷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反映了29年的历史真实，紧紧把握这段历史的主题和主线，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重大历史事件，经济、政治、文化等建设，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思想理论等等，作了比较准确的记述、精辟的分析和公正的评价。对于党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奋斗所取得的成就和成功的经验加以充分肯定。对于党所犯的错误及其后果，如实反映，既不回避，又不渲染，以严肃的态度和语言来表述，写得恰如其分。对于党犯的错误，不是简单化地笼统地加以批评了事，而是作全面的分析。比如，对‚大跃进‛，《党史》二卷是这样写的：‚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初衷，是希望以最快的建设速度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使中国真正发展、强大起来，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种愿望，与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愿望是一致的。问题在于实际工作中背离了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没有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便从主观愿望出发，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提出了一些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目标和方针、政策，造成了实际工作中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情况。这种头脑发热的现象，不仅毛泽东有，其他中央领导人有，而且在当时的党员和干部中较为普遍地存在，是当时那个发展阶段由急于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心情而萌发出的一种历史现象。‛书中对‚大跃进‛造成的严重破坏和巨大损失作了详细叙述，同时也讲到另一面的情况：‚广大干部群众以空前的热情和干劲，战天斗地，昼夜苦干，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也取得了一部分实际成果。还有那些修建得合乎需要的农田水利工程，那些新增加的后来形成了生产能力的工业设施，不仅在当时发挥了作用，而且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发挥着效益。科学技术也有了可喜的发展，尤其是在某些尖端科技领域填补了一些空白。在全国许多从来没有工业的地方办起工业，虽然很大一部分当时没有能够巩固，但终究为这些地区后来的工业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这部党史在讲党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完全是为了总结经验，从错误中汲取教训，以增长才干，使我们更好地前进，而不是为了别的。中国共产党的两个历史决议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我们党就是在正确总结经验教训中逐渐成熟起来的。

这部党史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于重大的历史事实，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和判断，而不是离开历史条件的变化，用今天的政策去衡量和评价，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比如对统购统销政策的评价就是这样，书中说：‚历史地看，实行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是我国工业化初创阶段必须采取的一项重大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项政策不仅稳定了市场，在不高的水准上解决了全国人民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吃、穿问题，而且基本满足了初期工业建设对大宗粮食的需要。‛‚实施这一政策20多年的实践说明，它对供给和支持经济建设，保证人民基本生活安定，维持物价和社会秩序稳定，每逢灾年调集粮食赈灾度荒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然也应看到，统购统销制度在客观上割断了农民历来同市场的联系，限制了商品生产的发展，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以避免的。‛对于党史上的重要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这部党史也写得比较公道，不因为犯过错误而抹煞其贡献，也不因为有过功劳而掩饰其错误。

第二，做到材料和观点的统一，即所谓史论结合。这部党史不是简单地叙述历史，而是夹叙夹议，在叙述历史过程中都有所分析和评论。事情的来龙去脉交代得很清楚，分析意见说得比较中肯、深入而恰当。当你读了一段事实的叙述之后，感到需要评论的时候，一段精彩的评论果然就出现了，使读者产生一种满足感，提高到理性的认识。书中引用了许多材料和数字，都是为了说明问题的。不是材料的堆砌，也不是平铺直叙，材料和观点融合得比较自然。对于重大历史问题，不仅说明事实是什么，并进而说明事实是怎样发生的和为什么发生的。比如，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在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部党史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是有说服力的。它分析了当时的实际情况，用事实说明社会主义改造是社会经济客观发展的趋势，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不是人为制造的。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来说，当时情况是，就总体而言，国有企业优胜于公私合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又优胜于私营企业。正如书中所说的：‚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随着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建立起来的。‛‚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中，虽然也出现过一部分群众生产积极性不高的情况，但从总的方面看，所有制关系的变革不但没有破坏生产力，而且明显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粮食产量逐年都有所增长，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技术改造逐年都有所发展。原有私营企业在接受改造过程中，生产增长和效益提高也比较显著。‛同时，书中又指出了‚三大改造‛的不足之处以及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

第三，达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这是历史书，主要写历史发展过程，但不能写成编年体。这段历史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国防、统战、外交、党建等等，头绪纷繁，非常复杂，而又互相联系。因此，全书的编、章、节的划分和编排需要有精心而周密的设计。我认为这部党史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整体结构是合理的，条理分明，思路清晰，逻辑性比较强，前后连贯而不重复，可以一口气读下来。关于结构，有两点谈一下我个人的看法。一是关于前七年要不要分为两编的问题，即所谓‚前三后四‛。我赞成现在这个本子的划法，把前七年作为一编。前七年中也有阶段性，即前三年的经济恢复时期和后四年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和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其实，三年经济恢复时期中社会主义因素也在不断地增长，正如书中所说：‚实践表明，在新中国成立的头三年，在某些方面（不是在一切方面）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工作。‛‚前三后四‛这两个阶段，同前七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十年，不是一个层次的历史阶段，不宜分成两段同它们并列，而应以前七年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也就是新民主主义时期或叫新民主主义社会，毛泽东、周恩来都多次说过，过渡时期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二是关于第四编‚在徘徊中前进和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放在第二卷好还是将来放到第三卷好的问题。这两个方案都各有其道理。中央党史研究室经过反复研究并征求有关专家意见后，决定放在第二卷。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如果第二卷以第三编‚‘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作为本卷的结束，读完全书会使人感到压抑、茫然，中国将向何处去呢？得不到答案。以第四编作为本卷的结束，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景况：经过拨乱反正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有了前进的正确方向，人们看到了重新振兴的希望，令人鼓舞。第四，文风比较好。文字平实、精炼而顺畅，遣词造句比较考究。用概括而准确的语言讲述历史，翔实而不烦琐，用尽可能小的篇幅表达了最大容量的内容，又有典型事例和代表人物的形象描述。特别是一些点睛之笔、提神之笔，读后令人感奋。书中对中国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的历史风采就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描述：‚帝国主义越是封锁，国民经济越是困难，人民却越是团结在党的周围。这是因为，人民群众坚信，党所代表的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发展工农业生产，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艰苦奋斗的年代，一个乐于奉献的年代，一个理想闪光的年代和一个意气风发的年代。这种时代性的社会风尚和思想氛围，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烙下了深刻的印记。‛‚文似看山不喜平‛，这部党史读起来很吸引人，不觉得枯燥。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是经中共中央批准的权威党史基本著作。它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本精神和基本论断为指导，吸收了多年来党史研究的积极成果，以翔实的材料，大大丰富和充实了《历史决议》的内容。这部党史的出版，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了解这段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确认识过去，有助于正确把握未来。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们，读了它，可以有新的认识，受到新的启迪，温故而知新。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们，读了它，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从前人的艰辛探索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汲取经验和教训。

6.读党的历史心得体会 篇六

近期，中组部陈希部长在《求是》上发了一篇反响强烈的文章，即《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其中，文章第三部分指出：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必须完善权威高效的制度执行机制。七十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群众取得政治、经济、文化、卫生、生态等各项事业光辉成绩的关键在于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于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开展各项工作。新时代背景下，我们应当更加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加坚定地依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夺取伟大事业的胜利。

首先，各级党组织要持续不断地学习好、落实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党的最新思想理论武器来开拓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各项事业发展的新天地，开辟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境界。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更是新时代背景下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体现和有力展示。其次，各级党组织要在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上下功夫，培养一支政治能力过硬、业务能力过硬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只有干部队伍能力增强了，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才有更加坚实的保障;只有干部队伍能力增强了，各级党组织才能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全

面领导制度，才能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坚定执行者，才能更加坚定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最后，各级党组织要将制度监督摆在重要位置，把一切搞变通、打折扣的不良现象摒弃。尤其是党员干部，要严格执行党的建设的各项制度，在制度框架下开展工作，不做违反制度建设的各类事情，要敢于同违反制度建设的任何行为做彻底的斗争。

7.读党的历史心得体会 篇七

法国的新教徒“胡格诺”派, 在来自日内瓦的宗教改革家加尔文的号召及领导下, 不再是一个弱小无助的团体, 而成为反抗教会集权统治的重要力量。加尔文 (1509-1564) 生活在人文主义广为流传的时代, 也深受其影响。1563年发表《基督教原理》, 在书中他抨击罗马教廷的腐败, 主张废弃天主教的繁琐礼仪, 取消偶像崇拜等陋规, 代之以简化、纯净的教会。他的教义的根本是否定罗马教廷的地位。

长篇历史小说《玛尔戈王后》是法国著名作家大仲马的杰作之一。如果把简短的“尾声”除外, 《玛尔戈王后》的故事始于一五七二年八月十八日纳瓦尔的亨利和玛格丽特公主成婚, 终于一五七四年五月三十日查理九世驾崩, 时间跨度还不到两年。然而在漫长的宗教战争中, 这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片段。其间包括两件大事:圣巴托罗缪惨案和纳瓦尔国王亨利潜逃。前者是宗教战争中最严重的流血事件。后者则关系到战争的全局, 因为惨案在南部和西南部已经激起如火如荼的反叛, 亟待纳瓦尔的亨利去领导。《玛尔戈王后》的故事情节, 就是紧扣这两件大事展开的。

《玛尔戈王后》是一部与历史的框架贴合得比较紧密、历史依据比较坚实的作品。作为历史小说家, 在这部小说里, 历史依据比较坚实, 历史内涵比较丰富。但是, 创作历史小说, 在尊重基本历史事实的基础上, 不但少不了对情节的虚构, 也允许对某些次要事件和人物加以适当的变动, 以期达到更好的艺术表现效果, 以下本人就自己发现的一些比较重大的作品中不符合史实的地方给以指正。

一

在书的一开始, 就为读者们准备了一场盛大辉煌的婚礼。“宫廷里正在欢庆的, 是已故国王亨利二世的女儿、国王查理九世的妹妹玛格丽特·德·卢瓦卢夫人和纳瓦尔国王亨利·德·波旁的婚礼。这天早晨, 波旁主教已在巴黎圣母院门前现搭的台子上为这对新人行过了法国公主成婚时照例要举行的仪式。”

而在历史上, 纳瓦尔的亨利的母亲阿尔伯特来到布卢瓦准备那场为促进天主教和新教团结的联姻。她坚持枢机主教查理·波旁 (Charles de Bourbon) 要以亲王身份而不以教士身份主持这项婚礼, 地点应选择教堂以外的地方, 同时亨利不可陪同他的妻子进入教堂, 凯瑟琳最后同意了。8月18日, 婚礼在未得教宗特准的情况下仍照原定计划举行。亨利陪着他的新婚夫人到巴黎圣母院 (Notre Dame) 的门口, 自己并未进去。巴黎仍不值得他做弥撒。但是书里面的描写可以再现当时法国上层社会的奢华, 为后文打下了基础。

二

在书的第三章里面纳瓦尔的亨利即将召来的绅士时, 他对查理九世这样说道:“陛下, 我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了。只记得其中的一个, 叫拉莫尔, 是泰利尼推荐给我的。据泰利尼说, 是个完美无缺的人……”这是拉莫尔第一次在书中出现, 作为纳瓦尔国王的一方。而科科纳则是在两人相遇后, 在双方的谈话中提到了自己的身份, “给我的命令是很明确的:尽快到达巴黎;一到巴黎, 立即与吉斯伯爵取得联系。”

但是在真实生活中, 拉莫尔同科科纳一样, 都是阿朗松公爵的属下。作者根据自己的艺术构思, 为了塑造出两个“不打不相识”的莫逆之交, 把初到巴黎的拉莫尔和科科纳分别改为纳瓦尔国王和吉斯公爵的属下。这样使二人的友谊有了更深的内涵。即使是身为不同教派的敌人, 最后也成为互相的知己。以此构思, 能够体现两人崇高的品质。

三

查理九世死在1574年5月30日, 安茹公爵赶回巴黎在同年7月18日夜间, 而纳瓦尔的亨利逃出巴黎在1576年2月4日。作者差不多把这三件事集中在同一时刻:查理九世任命纳瓦尔的亨利摄政以后刚刚驾崩, 亨利三世即从波兰赶回继承王位, 纳瓦尔的亨利连忙趁乱而逃。这就造成了历史的混乱。但是却产生了很好的艺术效果:使人物更为鲜明, 故事更加集中, 结尾更富戏剧性。

亚历山大·仲马的历史叙述小说向读者展示了一个极富争议却又充满吸引力的历史世界。他对历史的独特建构以及所体现出来的建构偏离的倾向, 最能体现大仲马独特的文学特质。尽管新历史主义为历史书写的多样性和开放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历史对于文学的限制减少。但是就最终指向的史学目标而言, 历史叙事小说并不能为历史学家所认可。大仲马的历史叙事小说也不例外。新历史主义的观点认为小说为历史的发展提供了一种事实可以如此的虚构。然而历史赋予文学的使命是庄严肃穆的, 即使是虚构的历史也应当具有这样的基调。大仲马在对历史事件进行情节化设置时, 在意识蕴涵的层面上, 并不能为文学家所认可。所以, 对建构历史的历史主体中心的偏离是他在文学上遭受非议的原因之一。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与历史学定义的历史之间总存在着偏离历史中心的离心力, 而通俗的历史叙事小说与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作品总是面向读者与观众, 在偏离历史中心的同时而融合更容易为通俗大众所接受的叙事与创作手法。因此, 更易于获得读者与观众的认可。在阅读了这样一本历史题材的小说后, 也得出这样的启示:历史题材的小说适合我们从中挖掘乐趣, 丰满历史人物, 但不能全然依赖里面的内容, 真实的历史还需要史料史实的验证。文学创作可以借由这样或那样的虚构描述吸引读者, 真实的历史则需要我们的考证, 得出正确的结论后方可信任。

摘要：《:玛尔戈王后》是一部与历史的框架贴合得比较紧密、历史依据比较坚实的作品。但是, 小说中有一些情节进行了虚构, 以期达到更好的艺术表现效果, 以下本人就自己发现的一些比较重大的作品中不符合史实的地方进行考证, 以及指正。

关键词：《玛尔戈皇后》,真实历史,虚构文艺

参考文献

[1][美]威尔杜兰著:《世界文明史——理性开始时代》第259页, 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8.今天如何读历史 篇八

意识形态，古无其词，但有另一个词唤作“义理”，意思差不多。明代士林风气即喜尚义理，热衷清谈，满嘴空话，所谓“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既乏实干，也无真学。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给它两个概括，一是主观冥想超乎客观考察，一是以理论排斥实践。国家终于在空谈中亡了，痛定思痛，纷起反思。

在极重主观的明代之后，清代思想学术趋于客观了，比较排斥信口开河、主观武断，而把知识和认识落在实处，兴起了考据和小学。但“五四”前后，主观的情态又开始抬头，罗曼蒂克的、唯意志的情怀一直在滋长，终至于“大跃进”和“文革”。待付出惨重代价，1978年终于揖别空想与空谈的年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及邓公极力提倡的“尊重知识”，标志着中国折返于务实的、比较崇尚客观的作风。

但整个思想作风的转变，还仅仅是开了个头，远未完成。过去以理论排斥实践的积弊，在很多方面还未祛除，仍是一些人所习惯的态度。史学乃是破除各种思想迷障的好器具，实际上，民间读史的热忱近年来一直在显著增长。上世纪80年代曾是小说诗歌的黄金期，思想哲学类图书亦广受欢迎。眼下，这两种阅读不知不觉间冷淡下去，以史著为主体的非虚构叙述，却成为阅读热点。这一阅读趋势上的变化，缘由不一而足，但公众对事实的渴望、对真相的追逐，应是根本原因。在上世纪80年代，社会精神需求有所谓“向内转”的倾向，个性、自我、心理、思辨等，因被认为“深刻”而令公众趋之若鹜，由此，以朦胧诗、先锋小说、精神分析学、存在主义哲学为代表的读物便统治了那时的阅读。如今，诗歌则久已近乎写者自娱，以哲学和理论为雅尚和攀附的潮流基本退却，连历来广有读者的小说亦愈益乏人问津。在一些知名的大型刊物，虚构类型作品的受欢迎度，已不如非虚构类的史传作品。笔者亦尝多次亲耳闻之于国内著名的小说作家，他们现在对阅读小说兴味索然，而更偏爱史料扎实、叙事严谨的非虚构作品。

这种情势，实为社会文化心理的表现。表面上看，历史乃过去的事物，然现实从历史中来，甚至现实很多顽症实根植乎历史，欲知现实之所以然，离不开去历史里面寻踪索秘、拨草寻蛇。故史学热度的升温，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反映着民间对于现实的关注度在提高和深化，这是民众自主社会意识增强的表现，故而是社会进步——设若民众缺乏自主社会意识，则并不感觉寻求真相的需要，从上世纪50年代到“文革”就是如此。同时问题的另一面是，对真相的渴求，一般起于匮乏——在对事实较少困扰或已知事实较少值得怀疑的地方，不大可能出现民间自发和大规模寻觅、探索历史真相的现象——必定是通常史述不能满足人们内心求知，抑或遗留、暴露出明显的空白与疑点，才会激起广泛的读史热情。

在读书兴趣颇显低落的当下，公众读史意愿加强，却是突出的亮点。这里顺带试为说明，读书兴趣的低落，除了应试教育对一般青少年造成逆反作用，使他们感觉不到读书的乐趣反而视为苦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学校教材长期规定、指定的阅读内容，明显与学生社会经验与闻见相扞格，违背了读书的求知求真的内在目的，从而极大挫伤了他们对于读书的信任感和主动性。事实上，许多青少年在走出应试的阴霾后重拾自主的读书意识，往往是通过历史类作品。写《明朝那些事儿》的当年明月，便是活生生的例子；袁腾飞以非主流讲史蹿红网络，更可谓历史叙述在民间独成其互动语境的典型。

“良史”的精神是不惜杀身殉职伪史的篡改杜撰多如牛毛

当史学愈益聚拢着人气，书写和谈说历史渐成时兴，有个问题也凸显出来，这就是历史的读与辨。眼下，各种声音丰饶繁杂起来，同一史事，面临大相径庭的述说，“辨”的问题和能力随而特别突出。

我们说，历史以客观为本质，历史在于真实，历史提供真相。这些是历史的理想状态，而理想状态并不总能在现实中保持。中国恐怕是世界上史学最发达的国家了，从三千年前拥有持续不断的历史书写，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中国人非常重视历史的教益而很愿意给它以尊崇尊重。这种尊崇尊重，往好的方面说，是强调以历史为师，对它洗耳恭听、敬聆其训，由此产生出史为“镜鉴”的意识。宋神宗将司马光所进历代编年史赐名《资治通鉴》，即为此意——鉴者，镜也，映现的是事物原貌，非得刮垢磨光、拂尽尘埃不可，否则就会失真。这样的意识，中国史家很早便十分强烈，亦相当坚持，周代就形成了“良史”传统，靠顽强职业操守立命。根据这一传统，史官虽为国家所设，但对于政治却得以保持独立性，秉笔直书，如遇强暴干涉，“良史”的精神是不惜杀身殉职。春秋时期出过一个有名的故事：鲁襄公二十五年，齐国权臣崔杼杀齐君，太史当庭记下“崔杼弑其君”，崔杼怒，杀太史；太史被杀，他两个兄弟坚持写同一句话，又被杀，最后一个兄弟还写那句话，崔杼不敢再杀；南史氏听说太史一家都被杀光，拿着竹简赶来，准备替他们继续写这句话，途中听说已写成，才打道回府。“良史”的精神，君主至少在口头上也予以肯定，所以宋神宗在《资治通鉴·序》中称道司马迁：“其是非不谬于圣人，褒贬出于至当，则良史之才矣。”

但凡事皆有两面。历史特质在客观，不等于历史书写都真实可靠；中国史学有“良史”传统，不等于没有糟粕。实际上，历来留存下来的史著中间，“伪”的成分不可小觑，大家万莫见着某书以“史”自称，就对它信赖有加。顾颉刚曾说，“以考证方式发现新事实，推倒伪史书，自宋到清不断地在工作”。我国史学源远流长、发达厚重，所附带的情形是，几千年积攒的伪讹也多如牛毛。此类问题，宋人开始清理，而清代功劳最大。

历史叙述与书写过程之中，很难消除甚至算是“正常”的伪误现象。有些作者出于好心，欲替前人著作补其阙遗，但没有公开说明，造成疑案，如《史记》中的伪文，学者多认为出自刘歆之手，在我看来就应属此类。刘歆本是经史大家，他往《史记》中添其私货，动机未必不纯，文章内容和质量也未必如何辱沒了太史公，但令《史记》有假则是确实的。又有些作者，出于五花八门、奇奇怪怪的原由，写出东西，不肯署本名，而伪托于前人名下，鱼目混珠。

nlc202309041215

这些由个人制造的伪史书，对我们虽是困扰，性质却非最恶劣。真正可恶的是统治者为其私利，运用强权，恣意篡改、隐瞒、阉割历史。

明成祖朱棣，要掩其篡位之恶，便曾大肆伪造历史。他做了三件事：一是将《太祖实录》朝着对己有利的方向重修，一次不够，又修了第二次。二是授意杜撰伪史，如《奉天靖难记》《天潢玉牒》之类，将其生母从诸妃改为马皇后，吹嘘他出生时“云气满室，光彩五色，照映宫闼，连日不散”等。三是抹煞建文帝时期史实，先毁后禁，严禁民间谈论或书写这段历史，否则罪涉“怀疑怨谤”，“事发族灭”。经此，建文朝史事“千钩百索，只字不留”，若有言及，也都是“肆以丑言诋之”，以致建文时期采取了哪些政策措施，已不可知。过了好些年，一位叫杨守陈的礼部尚书实在不能接受这种状况，向弘治皇帝上书，委婉提出重写历史、恢复原貌的要求：“即今采录，尚可备国史之缺。”但这重写历史运动的真正到来，有待嘉、万年间，尤其万历皇帝同意直书建文年号后，民间掀起考索建文史迹的热潮——但又造成另一个问题，就像有人评论的，野史难免“传疑述伪，逐影寻响，夸张其说而矫诬其事”。总之，以政治强权扭曲历史，不但祸害当时，后遗症还很难消除。

这样的例子相当多。清廷入主中国后，也竭力掩盖历史，兴文字狱、禁毁史料、篡改事实，不一而足。这里姑借史可法个人遭际略窥一斑。史可法为明末南京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因为抗清被俘，不屈而死。乾隆四十年（1775年），弘历颁旨，将史可法树为忠臣楷模，隆重表彰。圣旨评价是“节秉清刚，心存干济，危颠难救，正直不回”，赐谥“忠正”，次年正式在扬州为史可法建祠。至此，史可法“咸鱼翻身”，从死无葬身之地，一跃而享有个人专属祠堂。表面上，清廷给予史可法极大尊敬，可实际上呢？似乎被如此尊敬的这个人，其生平最后下落，即他究竟怎么死的至今成谜。人们确切知道的，是史可法最后被清兵执于扬州城头、拥至新城南门楼去见豫王，之后死于何地、为谁所杀，再无明载，以致民间“或云遁去未死也”，这当然是清人为讳其所为而致。不但如此，清廷认为史可法形象有利用价值把他树为忠臣之后，一面印行《史忠正公集》，一面却对其改头换面，所收二十三篇文件，从奏疏到家书，凡体现作者民族立场的字句，概行删易。

以上明目张胆的历史掩盖与造假，可谓天知地知、人知我知，唯迫于淫威暂时不得不从，时过境迁后迟早要得到揭露。中国旧史还面临一个隐蔽的、更加麻烦的辨别问题，这就是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谈到的，“得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难度颇大，因为它有一传统，“为目的而牺牲事实”，“从不肯为历史而治历史，而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经世’等，一切史迹，则以供吾目的之刍狗而已。其结果必至强史就我，而史家之信用乃坠地。”它的具体表现，实际上是文字或修辞现象，古称“书法”，关乎修史时的材料处理、史事评论、人物褒贬的原则与体例，在历史具体事实保持不变的情形下，作者凭借语言叙述方式使这一事实呈现符合其主观的面貌。这是一种很高级、很精巧，也很工于心计的技巧。因为在叙述之中，基本事实没有丢失，亦不曾无中生有、虚构编造，然而作者利用文字修辞的处理，暗中影响读者对此事的看法与评价，让你不知不觉对事实陷入特定的倾向性。像前面所讲齐国“良史”与崔杼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之，被一再坚持书写的乃是“崔杼弑其君”五个字，不妨说事确如此，但“弑”字却代表一种道德审判。同样是杀，“弑”专指以卑幼杀尊长，行为属谋逆，但在崔杼与被杀的齐庄公之间，实则别有过节原委，一个“弑”字却将事情一概而论。几位史官不畏强暴，不惜杀身来坚持他们的“书法”，就这点来说是“良史”，可他们这种“书法”是不是做到了客观，后人显然要打问号。

中国旧史处于“历史饥饿”之中

梁启超说，中国虽有全世界最古老最齐备的史学，但另一方面，也偏偏处在一种“历史饥饿”中，“历史上各部分之真相未明，则全部分之真相亦终不得见”，真相被遮障或阉割了，叙述总暗藏褒贬，不是原本的样子。这是中国旧史最让人头疼的地方，它往往包含部分事实，并非造假，你没法儿像对谎言那样一古脑儿丢开了事；但阅读中千万留个心眼儿、加点提防，随时有“辨”的意识，不然很可能入它的套。读中国史书容易中“毒”，道理就在这儿。

鲁迅曾愤言，中国史书每页歪歪斜斜写着“仁义道德”，细看满本唯“吃人”二字；又说里面充斥着瞒和骗。这自然有点过激，中国史学良莠并见，一笔抹煞并不对；不过，它的某些缺点确属顽症，并非二十五史的年代才具备。现代以来，尽管《春秋》“书法”已废，如今并没有人用那种格套撰史，然而历史叙述“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的习惯，却基本未改。对此，我们只须回想一下自幼课堂上授读的历史教材，都有亲身体会。

历史应如镜，勿使惹尘埃。我们对史学的理想，确在于它可以客观地毫无偏见地提供真相。但理想与现实总是有差距，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恶意也好，无心也罢，有时甚至是在“善意”“正义”或高尚的名义下，历史叙述与事实真相之间往往不相迭合。此一情形欲求根治大抵不可能，通过提高认识及自律，我们或能使之不断有所改善，但是幻想有朝一日我们所读史著百分之百不掺杂主观人为因素，并不现实。

读史而不辨史很容易被引入歧途

故而，对史实或历史知识欲求确切，不单靠读，且要能“辨”。读而不辨，作无用功犹属其次，怕的是接受了谬误而不自知。在读史兴趣渐浓的今天，应及时提出来一个问题，即防止对所谓“历史”的“迷信症”。假如读者自身分辨力不够，很容易陷入一种迷信，把所读到的任何以“史”的面目出现的文字，都当成历史真相本身给予信任与接受。要知道，历史是由人来写的，而从事历史书写的人，动机、造诣乃至语言叙述习惯和水平等千差万别，任何一种因素都可能干扰被书写的历史本身，读者若缺乏警觉，照单全收，对一段历史的认识难免被引入歧途。

因此，读史第一须有“疑”的意识，对各种说法不轻信，这当中尤其包括似乎被权威肯定为“信史”的东西。对历史各类专门问题研究深入且秉心纯正的专家学者，固然责任重大，应努力正本清源，帮助人们廓清各种罔惑。但专家学者并非总能指望得上，有时候史著中伪谬随机性地浮出，有时候出于某种原因伪谬公然存世却未必有人指出，这时作为普通的历史爱好者自行与之接触，如何独自予以分辨、避免被误导，就很现实。孔子所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便是比较正确的方向。对一件事尽量作广泛了解，对仍感疑问处予以保留，即便是了解比较透彻的方面，也以谨慎的态度谈论它，这样犯错误的可能性就低一些。重心在“多闻”，我们很多人对某个历史事件、某个历史问题，只听了一家之言，便急忙忙倾心相信，这多半会受蒙蔽。尤其在话语单一、独霸的环境，对此尤要当心，因为许多声音被过滤、屏蔽掉了。处在这种情形下，我们首先该做的，就是设法寻找更多的不同的声音，“孤证不足以成说”，是史学上的不二定理，牢记它总是不错的。

如果幸运，置身对历史问题可以百家争鸣、颇为自由的语境，我们则或又面临另一种“幸福的烦恼”。说法众多，言不一途，纷然聚讼，多少让我们有些晕头转向，此为思想解放、活跃的社会所常有。而说法众多与说法单一一样，也同样发生“辨别”的问题；诸说蜂起，我们于其间究竟取信何者，显然是更费思量的事情。但只要紧扣求真求实、客观对待历史这一点，将正确路径握于手中，也并不太难。在此，“客观”和“理性”可谓根柢与灵魂。

健康的史学是思想清明的标志；历史只承认事实，历史的本质在客观，无论多么曼妙的空谈或精心包装的谎言，置诸历史事实的检验与观照，皆将原形敗露，而对个体之人，读史也是理性意识与精神的极好栽育与熏陶。甚盼渐趋浓厚的读史之风，对中国进步发生良好的作用。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