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留学的社会阶层(精选12篇)
1.欧洲留学的社会阶层 篇一
热点:工薪阶层看过来 精彩俄罗斯留学
提到留学,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美国、英联邦国家等传统留学国度,然而这些国家每年十几二十万的学习和生活费用无疑让工薪阶层在考虑留学时犹豫再三。随着高考录取分数的`公布,俄罗斯留学渐渐在留学市场上浮出水面。业内人士认为,虽然俄罗斯留学目前在还是一个冷区,但从现有留俄学生的学习和学成后的发展情况来看,这 ・ 日本留学招生计划 100%保证签证 ・ 出国留学第一论坛 ・ 专家在线留学咨询 个冷区将在不久以后变成热点,因为俄罗斯留学有着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优势――
No.1 教学质量高;
No.2 学费生活费便宜;
No.3 学习环境优美安静;
No.4 回国后的就业前景好等
俄罗斯留学称得上是最适合工薪阶层的留学之路。
根据市场调查显示,我国东北地区留学俄罗斯已经形成气候,每年有几千学生奔赴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求学;而重庆市,去年俄罗斯留学刚刚兴起就吸引了几百学生……
2.欧洲留学的社会阶层 篇二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传播学教授小奥斯卡·H·甘地认为:受众分层是社会建构过程中的一种特殊情况, 它“抛弃或者忽视区分个体的多样性, 强调的是各类个体之间的相似性, 以便于把人们形塑和定义为各种集团的成员”。 (2) 从受众角度看, 这种分层使得“受众群体类型变得相对较多, 而每一个类型的群体规模则相对较小”。 (3) 表现在媒体品种上, 晚报、都市报、娱乐报、体育报、生活服务类报纸纷纷涌现, 电台、电视台也开始了频道专业化的尝试, 手机报等新媒体更是以“分众”的传播策略赢得了自己的市场空间。可以说, 社会阶层的分化、受众的细分是近年来媒体改革创新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并将继续引领媒体的进一步发展。
社会结构分化和受众细分对党报传统的办报模式提出了挑战。20世纪80年代以来, 大众化报纸日益增多, 开始了对“分众”的争夺。而社会主流人群也不再仅仅集中在党政机关, “在社会其他系统和层面, 越来越多地集中了年轻、拥有现代知识、拥有完全自主行为能力、具备相当的消费能力、追求时尚并掌握管理话语权的新的人群, 他们需要及时而丰富的‘高级新闻’, 希望得到关于最新消息的客观、理智而有权威的解释, 但是我国现在还缺少提供这类新闻的报纸, 传统意义上的党报尚不能承担起这份责任”。 (4) 部分党报发行量减少和广告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没有及时有效地采取措施应对受众细分的现实, 或者改革力度不够。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徘徊后, 党报开始探索社会结构分化和受众细分形势下党报的出路, 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
重新进行读者定位, 明确办报方向
既然读者的分化已经不可避免, 那么党报首先要解决“究竟办给谁看”的问题, 明确自己的核心读者是哪些人, 他们最关心的内容是什么, 这样才能向读者提供有针对性的信息, 引起他们的关注。
以较早进行改版并取得成功的《南方日报》为例。2001年, 报社专门组织调研小组, 经过8个月的调查和摸索, 确定了党报的基本读者“是各级领导者、决策者, 是各层面的管理者、投资者、经营者和研究者, 是公务员、商人和专业人士”。由此, 《南方日报》决心不与市场化报纸决雌雄, 而是瞄准高端读者市场, “决心办一张靠报道的深度、思想的高度独立于市场的全新党报”。 (5) 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 《南方日报》连续进行改版, “从过去简单的资讯提供者转变为‘资讯管家、时事顾问、意见领袖’的智慧型资讯提供者”, 实现了预定的覆盖高端读者的目标, 并取得了良好的市场回报:2004年日均发行量比2003年增长5万份, 2005年增长4.5万份, 2006年再次增长2.9%, 发行量居全国省级党报首位。广告实收额年均增长11%。 (6) 这一实践充分证明, 只有准确定位, 明确办报方向, 党报才会在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情况下大有作为。
党报以“高端读者”作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判断是正确的, 但同时也要努力吸引普通读者。对于中央及省级党报来说, 以“主流人群、高端读者”为读者对象, 虽然从表面来看覆盖面小了, 但由于这些党报发行范围较广, 加之我国人口基数大, 仍然会有相当规模的读者群体可以通过满足他们的信息需求获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但是对于地市级党报特别是经济欠发达、人口较少的地市级党报来说, 其发行范围相对较小, 高端读者的数量相对较少, 如果仍然盯着“主流人群、高端读者”, 与上级党报定位重复不说, 其读者的绝对数量也可能会非常小, 甚至不足以支撑报纸的运行, 产生的社会效果也会因读者数量少而不够理想。因而对于很多地市级党报来说, 更现实的选择是既保留对高端读者的影响力, 又努力为其他类型的读者提供服务, 吸引他们的关注, 从而扩大报纸的影响。有研究机构提出, 随着党的新闻传播理念与时俱进, 三级党委机关报的读者定位趋向精准, 今后中央和省级党报报团报系中的母报, 即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机关报将不断巩固和发展其高端、主流大报的舆论领袖权威地位, 而地市级党报报团报系中的母报, 多数未来可能转型, 即与其有实力的子报 (如它旗下的晚报、都市报) 相融合。 (7) 这一观点对于各级党报寻找自己的读者定位、确定发展方向不无启发。
创办子报为党报的延伸, 覆盖市场
近年来, 党报报业集团纷纷创办子报子刊, 使之作为党报在不同市场的延伸和补充, 这也成为党报应对社会阶层分化的一个有效办法。作为党报集团旗下的子报, 不仅承担着开拓市场、为集团盈利的任务, 同时还是党报舆论引导功能在不同市场的延伸和补充。进入新世纪以来, 《南方都市报》开始转型, 明确提出“办负责任的主流大报”。这一办报理念与其母报《南方日报》提出的“高度决定影响力”异中存同, 很好地配合了党报的工作。
在创办子报的过程中, 党报要注意加强对各子报定位的指导, 在集团内部形成层次分明、错位竞争、优势互补的良好格局。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往往会使各子报定位重复, 版面内容趋同, 不能充分体现出“细分”的特质。长此以往, 集团内的子报子刊都不能做大做强, 谁也成不了吸引某一特定受众群体的“王牌”, 只能是互相牵制, 广种薄收, 市场效益不能实现最大化, 甚至出现“多子多愁”的尴尬局面。
在创办子报、利用子报占领市场的同时, 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要强化党报在报业集团中的主体地位。一些以党报为主组建的报业集团将主要精力用于子报, 依靠它们获取经济效益, 而对集团内的主报关注不够,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党报发行量下滑和社会影响力弱化。如果党报丧失了竞争力, 依靠子报来生存, 不但自己不能有效引导舆论, 还会把创收的压力更多地传递给子报, 很可能造成子报唯利是图, 以所谓“星、腥、性”迎合某些读者的低级趣味, 最终导致整个报团在舆论导向、价值取向方面产生偏差, 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
开展跨媒体运营, 努力开发新媒体
研究者认为, 任何一种好的媒介产品和媒介运作形态, 一定是通过解决社会发展与实践当中的问题时, 体现自身价值和能力的, “新竞争时代, 可以说就是按照数字化逻辑去进行资源整合的时代。这需要报人采取积极的态度、吸纳数字化的传播手段、发挥报业在内容掌控和终端营销方面的优势、增强资源要素的整合力、打造多元化产品形态”。 (8) 从实践来看, 很多党报不再是被动地应对新媒体, 而是积极主动地开展跨媒体经营, 通过新媒体发展壮大自己。
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尹明华认为:在大众传媒中, “新闻纸只是其中一种介质, 尽管目前仍可以‘老大自居’, 但在新媒体的诱惑下, 它显然已经不是新闻内容和资讯的唯一可供选择的平台或容器”。为此, 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于2006年开始实施新媒体“4i”工程:与移动、联通等电信运营商形成战略联盟, 开发以手机彩信、短信、无线上网等方式实现的手机报i-news;与国中数码杂志合作推广网络数码杂志i-mook;与荷兰菲利浦公司开展合作推广电子报i-paper;与社会上有关公司合作, 利用户外大屏幕终端, 开发“公共新闻视屏”i-street。 (9) 这种以报业为主、多业并举, 通过多种形式发展壮大, 实现新闻资源综合利用和深度开发的方式, 为党报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同时, 这种做法也使得党报能够充分利用新媒体, 在与其他商业性较强的新媒体竞争中做好舆论引导的工作。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 从2004年开始尝试手机增值服务, 探索舆论引导工作的新途径。经过3年的努力, 人民网的无线产品逐渐丰富, 涵盖短信、WAP、彩信、音视频、手机报、无线网站、手机社区、手机论坛、手机博客等多种形式的服务。十七大期间, 人民网创建了“我看我的十七大”大型手机互动专题, 网友反响热烈, 充分展示了党报占领手机媒体新阵地的强大力量。
参考文献
[1]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著:《中国社会分层》,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版。
[2]小奥斯卡·H·甘地:《人种、族裔地位和媒介市场的分层》, 詹姆斯·库兰、米切尔·古尔维奇编, 杨击译:《大众媒介与社会》, 华夏出版社, 2006年版。
[3]陈红艳:《当代社会阶层分化对大众传播的影响》, 《社会》, 2003 (1) 。
[4]陈力丹:《报业改革面临的问题》, 《当代传播》, 2004 (5) 。
[5]杨兴锋:《高度决定影响力》,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4年版。
[6]杨兴锋:《连续改版确保优势赢得市场确保阵地》, 《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2006年卷》,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7]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党报在媒体格局变化中的历史方位、现状及趋势研究”课题报告》, 2007年8月8日内部印刷。
[8]喻国明:《2005, 中国报业的节点》, 《中国记者》, 2006 (1) 。
3.欧洲留学 西班牙留学优势详解 篇三
相比较其他国家的教育制度,西班牙的教育制度,国家负责教育投资和管理整个教育体制。公立大学85%以上的经费来自国家的直接拨款。西班牙政府对教育十分重视,不仅每年投入大量资金,而且尽力从政策上予以扶持。同时,政府每年还向国外学生提供一定比例的奖学金,在商科、工程、建筑、艺术类等专业尤为突出。
相对于其他欧洲国家及发达国家相比,西班牙公立大学学生支付的学分费仅为教学成本的10%-20%,余下的85%左右的`费用来自于西班牙政府的高额教育补贴;西班牙的留学生活费用也较为低廉,基本生活费每月在350-500欧元左右。
留学西班牙回国后的中国学生在就业选择上也颇具竞争力,翻译行业、旅游行业、企业外派以及政府与高校等纷纷向他们抛出了绣球。无论是随团翻译、接访西班牙或拉美国家的游客、外派至西班牙或南美国家进行商务贸易还是促进中西两国在经济、文化、教育领域的更深层次合作,西班牙语人才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许多孩子的家长在为自己的孩子选择留学国家时,都考虑到留学及生活的费用问题、回国就业选择问题以及未来前景发展等问题。基于上述西班牙留学的种种优势,家长的眼光都渐渐地把留学的国家锁定在了西班牙,今后我们可以相信,西班牙会逐步成为孩子攻读本科以及硕士学位的上选。
4.欧洲留学:上大学是可以免学费的 篇四
欧洲留学趋势持续升温,一些高福利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等至今仍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学生实行全免学费的高等教育政策,这些国家的大学素以治学严谨而著称于世,上述国家的学历文凭不仅被中国政府完全承认,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极高的认可度。欧元的持续贬值,又让留学成本每年能够节省2万元人民币,这无疑让欧洲成为“平价高端”留学的`上选国家。
法国 就读公立大学可免学费
优势:法国留学普通家庭也能承担,多数私立院校国际知名,学费便宜,就读公立大学更是可免学费。法国教育质量一流,专业种类齐全,获得法国学位可直接申请移民法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
推荐院校:巴黎一大、巴黎高等美术学院、里昂高商
德国一年学费约1万元
优势:德国留学相对于其他留学国家的费用低很多,大多数学校的学费收取标准定在每学期400-500欧元之间,1年只需要1万人民币左右即可。签证率高,无需英语基础便可顺利出国,打工政策非常宽松,毕业就业前景光明,也是欧洲唯一的移民国家。
推荐院校:柏林艺术大学、柏林音乐学院
意大利 资金担保低,可申请政府补贴及高额奖学金
优势:到目前为止,意大利大学仍保留原有传统,不将教育作为可以赢利的产业看待,每年都会给国际学生提供高额奖学金。相比其他欧洲国家,意大利留学费用和生活费用相对便宜,还可申请政府补贴。留学意大利资金担保低,签证快捷、获签率高。
5.欧元汇率上扬留学欧洲费用涨 篇五
近日,欧元兑人民币基准汇率达1∶11.09的高位,欧元汇率持续走高对消费市场、进出口等方面的影响逐步显现出来,最直接受到冲击的就是到欧洲消费的留学生和旅游者,在这些“涉欧消费”中,他们不可避免地为汇率上涨埋单。・ 日本留学招生计划 100%保证签证 ・ 出国留学第一论坛 ・ 专家在线留学咨询 留学:一年多掏数万元
汇率上升直接加重部分出国留学学生家长的经济负担。在一些留学中介机构,赴欧留学的费用增长飞快。据业内人士介绍,以到德国留学为例,一名学生在当地一年的生活费,从原来的`平均三四万元骤涨到五八万元(人民币)。一位留学生的家长赵女士说,目前去法国留学,预科阶段,年费用七八千欧元,过了语言关后,年费用5000欧元左右。按去年12月和今年12月的汇率计算,今年留学比去年多掏4350D7000元人民币。
旅游:低报价难以抬头
旅行社也感到一丝寒意。辽宁海外旅游总公司副总经理纪承说,“欧洲游”报价在下跌,欧元却在涨,旅行社处境尴尬。以欧洲11国15天的旅游为例,目前省内各家旅行社打出的价格为13000元人民币左右。今年10月14日,100欧元兑1019.03元人民币,若按照上周五的基准汇率,100欧元兑1109.95人民币,欧元汇率上涨了近8%,即旅游费用要涨1000元左右,但旅行社又不可能涨价。
购物:为汇率上涨埋单
巴黎的香水、瑞士的钟表、意大利的服装……现在去欧洲旅游,许多游客在自费项目和购物上,要为汇率上涨埋单。据了解,9月上旬兑换100欧元用990多元人民币,但目前已涨到1086多元。一位常去欧洲的游客王先生告诉记者,他9月份去欧洲旅游,花23000元买了一块劳力士手表,但他朋友几天前从欧洲带回同一款手表,却花了24380元,这1380元的差价不是被手表商赚去的,而是被大幅度波动的汇率“吃”去的。
汽车:经销商成本上涨
6.社会新阶层统战工作研究 篇六
一、社会新阶层的特征
1. 社会新阶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是推动了经济发展, 增加了国家税收。据有关方面统计, 这个阶层及其从业人员人数已超过1.5亿, 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 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 直接或间接地贡献全国近1/3的税收。二是扩大了就业门路, 缓解了就业压力。新的社会阶层或者自主择业, 或者以自己创办企业招工的方式, 吸纳了很大一部分待业人员和公有制部门的富余人员, 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我国劳动者就业的一个重要渠道。三是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为社会公益事业做出巨大贡献。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不少人, 自己富了不忘国家, 不忘社会, 积极参加“希望工程”“光彩事业”等社会公益活动, 以各种方式回报社会。
2. 社会新阶层的政治诉求和利益表达日趋强烈
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 新阶层人士的政治意识和参政热情不断提高。他们关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大环境的发展变化对自身利益所带来的影响, 有较高的政治意识和参政热情, 尤其是一些素质较高、实力较强的代表性人士在这方面的要求更为突出。“日益成熟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意识, 使得新阶层知识分子开始关注国计民生, 希望在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有所作为, 这被认为是更高层次的参与。”[2]。
3. 社会新阶层思想文化多元化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思想具有三个特点:其一思想独立性强, 由于不依附于某个集体或组织, 以我为主的意识十分强烈。其二功利性强。在一些问题上常常从利益角度考虑问题。其三思想较为活跃, 思想观点多元, 且多变, 主流思想导向的作用不那么强。既有参与社会、融入社会的内在冲动, 又有潜在的功利、标榜的向往, 并呈多元发展形态。
二、做好社会新阶层统战工作的重要意义
1. 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新社会阶层无论从经济实力看还是从人数看, 分量都不轻。要不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必然要求我们重视做好新阶层的统战工作。
2. 充分挖掘人才的有效途径
新社会阶层人士中聚集了很多新型人才, 特别是具有新技术特长的人才, 对经济的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做好了新社会阶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我们就拥有了人才, 就能更充分激发各种生产要素的活力。
3. 有利于把握这一群体的利益要求和思想问题
新阶层的内部构成比较复杂, 具体的利益要求和思想价值观念多样。同时, 他们又具有一些普遍性的思想热点。一是普遍关注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他们普遍希望党和政府加大有关配套政策的制定和落实的力度, 为他们参与市场公平竞争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二是普遍有一种需要各级组织关心并希望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心理。三是有些人思想观念存在一些需要予以指导的非主流倾向。因此, 开展新阶层的统战工作有利于把握这一群体的利益要求和思想问题。
三、做好社会新阶层统治工作的有效方法
1. 提高社会认可度——抓住大前提, 给予充分的社会尊重
由于这个社会新阶层原来是处于分散、游离和卑微状态, 在产业浪潮下经过分化、重组而形成的新群体, “自己是否还游离于体制之外”是他们最大的忧虑, 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前途尤为关注。所以, 给这个新阶层科学的社会身份定位是搞好统治工作的大前提。欲安之心必先定其位, 产生于新旧体制转轨中的新的社会阶层, 明确自己的社会定位是他们关心的第一件大事, 因为他们是对政治诉求极为关注和敏感的新群体。他们既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建设者”, 又是“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所以,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统一战线工作新的着力点, 要最大限度地把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 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凝聚新力量。”[3]因此, 无论是各级政府, 还是社会各阶层乃至全社会, 对新阶层都要做到:充分尊重, 广泛联系, 加强团结, 热情帮助。广泛宣传。
2. 提升综合素质是基础——建好“龙头”大队伍, 开展人员大培训
社会新阶层内的群体受思想意识、文化修养、行业差别、专业各异、个人经历等等因素影响, 其素质参差不齐。对此, 提高整体素质将之分门别类进行有针对性地培训教育势在必行。
这里的所谓“龙头”大队伍, 是指在提升社会新阶层综合素质中发挥“龙头”示范效益的团队。它是由个体员工、不同行业的群体组成的相互密切联系的动态网络系统。一是各级政府有专门负责新阶层培训的领导机构, 并将之纳入重要议事日程;二是各类成人培训学校要将新阶层培训升为重要部分并加大师资配置力度和各类成人学校的教学资源整合以适应培训对象需要;三是充分利用现代新兴媒体网络资源提升其素质。四是引导实体建立健全学习培训的激励机制, 鼓励各类实体重视员工素质提升。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的递进式传导作用和拉动作用。新阶层中有了这样一支“龙头”大队伍的拉动作用, 整个新阶层综合素质的提高就有了助推力量。
开展大培训就是要大力度、大面积、大成效地对新阶层进行培训, 并多形式、多途径、多渠道全面展开和有效推进。尤其培训要有很强的针对性, 正如补充维生素那样, 他们身上缺少什么就补什么。要着重加强对信仰意识、自律意识 (着重是法律和道德) 、责任意识 (管理和纳税) 、诚信意识 (信誉和形象) 、协作意识 (团队和合作) 、创新意识等方面的培训力度。2004年, 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的社会新阶层人士理论研究班都会定期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举办, 算是开了一个好头。之后, 各地也都开始“在党委统一领导下, 建立由统战部门牵头、党政有关部门参加、社会有关团体参与的联席会议制度, 形成开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合力。”但其力度还有待加强, 覆盖面还有待拓宽, 成效还有待提高。
3. 提高政治地位是关键——做好各种政治安排, 释放社会进步正能量
新社会阶层发展到一定阶段, 不少新阶层人士已突破了对经济的单纯依附, 表现出对政治的热情度和从属性, 希望能进入人大、政协或以其他组织的方式表达自己观点、参政议政, 实现自身价值。“调查者发现了这种转变的原因:这缘于他们有了一定的财富积累和社会基础后, 开始积极谋求对政治和社会事务的参与, 以进一步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4]
⑴政治安排, 即进入人大、政协任职。从八届全国政协开始, 委员中有了新社会阶层人士的身影。翻开今年全国政协委员的名录, 可以看到, 不仅有了许多非公经济人士, 律师、会计师、在外企工作的管理人员等也“跻身”全国政协委员行列。“不管是荣誉, 还是角色, 我还是喜欢当人大代表, 企业实业做大了, 所担当的社会责任更重了;人大代表角色, 能让我更好更实在地履行社会责任, 在百姓、民生等方面向政府建言。”——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
⑵政党安排, 即推荐加入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从2001年“七一讲话”以后, 吸收私营企业主中的优秀分子入党的试点工作已经开展, 取得了良好效果。中央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着力完善党建工作领导体制, 不断扩大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加大在“两新”组织优秀青年工人、青年农民工、技术工人中发展党员工作力度, 不断壮大党员队伍, 提高党员占员工比例。2006年, 重庆在全国率先建立起自上而下专抓“两新”组织党建的工作体系, 率先探索“两新”组织党组织的职能定位和发挥作用的实现途径, 得到了中央的肯定。
⑶社会安排, 即加入政府顾问团、人民团体等.作为重庆新阶层人士的典型代表, 韩德云被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2001年, 率领十一名律师受托起草完成《重庆市物业管理条例 (草案) 》, 拉开了中国律师参与地方立法的帷幕, 引起国内外轰动, 可谓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和律师参政议政的开创之举。成为社会公众的代言人是“智商”实力的体现。社会责任比赚钱更重要, 律师的任务和作用远不只是打官司。从官方层面, 以制度化的方式, 对新阶层进行肯定和支持, 体现了执政党的大气, “也是我国民主政治的新突破”。
加入政府顾问团、人民团体, 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新社会阶层专业人士作为“智商”对社会的贡献:他们未必直接创造社会财富, 也不一定能提供多少就业机会。但是, 他们在建立社会新秩序, 保证社会平稳转型, 丰富社会核心价值观等方面, 利用自己的智力回馈了社会。
事实上, 近年来, 新阶层人士的政治诉求正不断增强, 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寻求归属感, 追求更广泛的社会价值与认同, 成为经济地位确立后的新社会阶层, 必然要走的路。实践证明, 帮助社会新阶层健康发展、走向成熟, 政府可以做的还有很多。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并逐步发展并形成了一个崭新的社会群体。党的十六大报告将这个新社会群体称之为“新的社会阶层”。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鼓励和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更大贡献。如何与时俱进地发挥好新时期的统战优势, 调动这个新阶层的积极性,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新课题。
关键词:社会新阶层,统战,统战工作
参考文献
[1]江泽民.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J].支部建设, 2001 (7) .
[3]新阶层知识分子参政透视[J].南方, 2007 (5) .
7.欧洲留学应该去哪些国家比较好? 篇七
出国留学,学生都想留学经济发达的国家,感受发达国家的社会、科技的变化和发展。但是对于家庭经济条件不是十分优越的学生来说,去英美可能是比较困难的事情,因此欧洲留学成为很多留学生的首要选择。
欧洲国家留学,大部分学生冲着法国、德国、意大利这三大国家去的。欧洲很多国家的公立院校免学费,学生只需要缴纳几千元的注册费,而且很多大学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 ,不仅使得学生得到了锻炼还可以节省很多费用,因此留学欧洲是很多工薪阶层的首选,今天小编主要为大家讲讲这三大国家比较著名的以及留学生比较青睐的大学,希望给大家提供帮助。
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巴黎综合理工学院
巴黎第六大学
法国中央理工学院
巴黎第十一大学
巴黎政治学院
德国:
慕尼黑工业大学
慕尼黑大学
海德堡大学
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
亚琛工业大学
柏林自由大学
柏林工业大学
意大利:
对于意大利可能很多同学讲意大利归类到艺术层面,的`确,每一个到意大利旅行的人或者是求学的人都被意大利浓厚的艺术气息所感染。但是意大利除了是艺术生留学的首选之外,意大利的理工专业也是十分不错的。
都灵大学
都灵理工大学
罗马大学
比萨大学
佛罗伦萨大学
热那亚大学
艺术类名校:
佩鲁贾美术学院
米兰国立美术学院
佛罗伦萨美术学院
佩鲁贾音乐学院
8.农村阶层分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篇八
农村阶层分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农村已经开始出现阶层分化,在农村的阶层分化打破了中国农村的孤立与隔膜状态,消解着农村社会的传统属性,影响着城市的.建设与管理思路,对中国的某些制度与观念也形成了挑战.
作 者:徐慧清 蔡淑燕 作者单位:德州学院政法系,山东,德州,253023刊 名:德州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DEZHOU UNIVERSITY年,卷(期):19(3)分类号:F30关键词:农村 阶层分化 传统 制度
9.欧洲留学的社会阶层 篇九
一、我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历史沿革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呈现不同的社会阶层结构, 改革开放前后, 伴随着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变化, 我国社会阶层结构迅速分化, 打破了“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现状, 新的社会阶层也正在兴起与壮大。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1) 不难看出, 划分阶层的标准是人们的经济地位以及对待革命的态度, 当时“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 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 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 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 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 (2) , 至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四大阶级, 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并存。随着革命胜利地到来, 国内主要矛盾、主要任务发生了根本性地转变。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从1949-1979年呈现出“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阶层结构, 即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改革开放以来,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变, 特别是第二、三产业的迅速发展, 使得“两阶级一阶层”的社会阶层结构被打破, 开始呈现多元化趋势。
原有的阶级阶层分化与重组, 已不再是简单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 中间阶层、企业家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正在兴起, 我们也并不清楚中国目前究竟有多少群体, 划分标准很多, 我们较为倾向于十个社会阶层构成的社会阶层结构。可以说,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由个体工商户阶层、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阶层、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阶层、自由职业人员阶层构成的一些新的社会阶层正在兴起。
二、我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影响
社会经济变迁逐渐导致了新的社会阶层出现, 这种阶层结构趋于稳定, 资源在社会成员中的不平等分配, 使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1.社会阶层分化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积极效应
不同社会阶层之间能够和谐相处, “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 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 (3) , 建立合理有效的社会阶层结构, 缓解社会焦虑思想, 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一定的指示作用。
社会阶层分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缓冲器, 维护社会稳定。从既得利益和经济角度来看, 特别是新兴阶层中的中间阶层是一个缓冲层, 当其成为社会阶层结构的主体时, 可以极大程度地缓解社会上层与底层由于经济收入差距和社会地位的不同而引起的矛盾。由于中间阶层的出现, 可以给处于低层的精英分子们拥有一个大展宏图和扩展空间的机会, 使他们的政治生活地位及经济利益得到保证, 这样才能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睦、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协调、人们心态更加平和。
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可以实现社会公平, 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发展, 提升社会的整合与合作程度, 可以对社会中的价值或利益进行权威性的分配, 并且对各阶层之间利益关系进行调整。“城乡身份壁垒”成为制约中国社会成员流动的最大阻碍, 造成人们的不平等, 新兴阶层的兴起与壮大, 使原有阶层可以利用新的身份优势缩小获取利益的空间, 迎接机遇与挑战, 社会阶层分化也只有在公平的环境下才能充分促进社会结构合理化, 发挥作用最大化。
2.社会阶层分化对社会和谐的挑战
社会阶层分化就是不同的社会群体或社会地位不平等地占有那些在社会中有价值的事物, 例如:财产、收入、声望、教育机会、职业地位等, (4) 分配不合理必然增加阶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可能成为阻碍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破坏器”。
各阶层, 特别是中间阶层政治诉求无法实现引起政治不稳定。在政治民主化程度加深的前提下, 各阶层的政治参与愿望愈来愈强烈, 特别是作为一个新兴群体, 中间阶层有着自己的利益诉求和表达, 如果国家的政治秩序呈现比较僵硬的趋势, 不能与中间阶层发生良性的互动, 不能及时容纳他们对政治、经济和社会期望的合理诉求, 就可能破坏各阶层之间的关系, 造成一定的混乱, 带来不平衡, 造成政治体系不稳定。
各阶层贫富差距扩大带来政治不稳定。转型中的中国, 已经开始出现“贫者愈贫, 富者愈富”的局面, “国际上通常认为的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是中等贫富差距程度。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指数大约在0.46-0.47之间, 超过了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 (5) 一旦这种利益分配体系缺乏合理性、公平性和保障性, 使他们的愿望无法实现, 他们就可能采取极端的手段达到目的或报复社会, 近年来很多刑事案件都是底层民众强烈反社会情绪和抗拒意识的体现, 加剧了各阶层间的矛盾与冲突, 造成社会政治动荡不安。
三、构建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 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仍旧是中低层过大、中上层还没有壮大、最上层和底层都比较小, 离“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结构还有一定的距离, 这就需要引导并培育一个合理、开放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 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1.激发社会活力, 引导并约束新生社会阶层
由于整个社会的不公平感、受挫感以及危机感的存在, 导致很多阶层的期望相对丧失, 减少了社会发展的动力。这就要求不仅要对新兴阶层进行积极引导和利益约束, 同时还要对弱势群体进行扶持和帮助。
社会阶层结构分化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 随着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结构的打破, 各阶层之间复杂多变, 新兴阶层的兴起与壮大, 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他们既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 又是私有财产的占有者, 作为建设者, 就需要让公民、公民性的社会组织以主体姿态, 自助、自治的方式组织起来, 参与社会管理和社会矛盾的解决;新兴阶层对推动技术创新及产业化发展、改善经营管理, 疏通市场渠道、丰富人民的生活, 满足人民的需求有很大的贡献。但我国目前处于转型期, 市场本身有盲目性, 须健全规范社会经济体制、鼓励并支持自主创业, 大力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加大教育力度, 努力提高其素质, 使全国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发展前进, 整个社会才会充满活力、团结与和谐。
2.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积极培育我国社会中间阶层
中等收入者是社会的中坚力量, 有助于拉动内需, 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更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促进社会变革。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化, 中等收入者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工薪阶层,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对工人阶级有利。改革开放以来, 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地变化, 如何保障下岗和低收入职工的权益成为一个重大课题, 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必将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 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又带来民工和其他职工同工不同酬和流动人口管理问题等。社会阶层多样化后, 又有了许多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深层次问题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 促进经济稳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 推进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非农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重视教育, 提高劳动者素质, 我们依据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培育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或中产阶层, 使中间阶层规模逐渐扩大。
3.协调各阶层的利益关系,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在我国, 构建和谐社会首先应当推进社会公平。大力发展生产力, 帮助和扶持低收入阶层, 通过扩展就业空间, 调整并且优化产业结构, 增加就业统筹, 积极引导各阶层自主创业, 协调各阶层的利益关系, 发挥各阶层的“减震器”的功能与作用。建立和健全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失业、工商、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社会福利事业建设, 完善优抚保障机制和社会救助体系, 支持社会慈善、社会捐赠、群众互助等社会扶助活动;有条件的地方要积极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6) , 促进不同社会利益格局的合理化, 维护社会基本稳定, 实现社会公平, 社会体系才会日趋协调和稳定, 推动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
注释
1 毛泽东选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
2 毛泽东选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
3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N].光明日报, 2002 (11) :A1.
4 潘立伟.论社会阶层分化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双刃剑"效应[D].兰州:兰州大学, 2006.
5 李培林, 李强, 孙立平等.中国社会分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10.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大脉络 篇十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大脉络
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他们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力量,是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必须高度关注的重要群体。新的社会阶层工作是全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新的的社会群体中的代表性人士。新的社会阶层工作包括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这一重要方面,承担着广泛团结、凝集新的社会阶层党外人士的重要任务。做好新形势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工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新力量,是同一战线工作的着力点,也是统战工作的重要任务。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分布广泛,他们关注社会问题,社会动员能力较强,有着强烈的意愿参与社会治理。他们在社交中的时代特点突出,呈现网络化趋势。许多人在社会交往中形成了以“趣缘”和“业缘”为特征的圈子,这些圈子即是认同度较高的“自组织”。这种因网络而生,也因网络而兴起的圈子,依托网络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对于反映诉求极具优势。统战工作可以通过组建组织化的载体发挥人民主体作用,有组织地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正确看待改革发展中的利益关系,积极引导他们提供专业化服务,及时了解各方面利益诉求,发挥政府与市场主体及社会之间的桥梁作用,多层次、多渠道,合理有序地反映社会诉求,使以往容易被忽视群体的诉求得到关注,可以有效话解决社会矛盾,促进凝聚共同价值观,从而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
11.中国当代社会阶层透视 篇十一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讲话中,集中全 党的智慧,系统、全面、深刻地阐述了三个代表思想,体现了与时俱 进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由中国社科院完 成的、日前正式公开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从专家视角,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变动状况进行了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学习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加深对三个代表的理解。12月11日,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正式公开出 版,该报告对中国社会阶层的分析富于时代感,引起了海内外~的关注。课题组组长、社科院社会学所专家陆学艺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据介绍,这项研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社科院院长李铁映直接布置的;199 9年初,数十位专家就开始进行调查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李铁映同志多次 听取汇报,作出指示。这位负责人称,报告提前问世,因为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发表后,社会上对当前社会阶层变动状况特别关注,有关方面要求课题组能及早提供 调查数据和成果。十大阶层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促使中国社会阶层发生结构性的改变。研 究报告对这种改变描述为: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 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变成了十大阶层;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的差异日益明晰化。马克思针对19世纪早期欧洲资本主义或毛泽东针对20世纪二三十年 代的中国社会提出的阶级分析理论,在报告看来,已不能简单地照搬来分析 当代中国的社会阶层问题。课题组的专家指出,马克思和毛泽东的分析主要用来指导革命,比 较强调阶级关系之间的对抗性;而现阶段的研究则是用来指导建设,主 要是更好地协调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以便更充分地调动各种社会力量的 积极性,促进社会经济进一步稳定发展。原来的阶层分化是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报告提出 的新的社会阶层划分标准,则依据各个阶层对组织资源(政治资源)、经济 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情况。按新标准划分的10个社会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 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 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 失业者阶层;它们分属五种社会地位等级:上层、中上、中中、中下、底层 等(如图)。阶层政治地位的变化研究人员指出,在据以划分阶层和排列位序的三种资源中,组织资源仍 具有决定意义,而经济资源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变得越来越重要,文化(技术)资源的重要性则在近十年上升得很快,它在决定人们的社会阶层位 置时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经济资源。报告采用考察各阶层中党团员所占比例的方式(这种方式被认为简单而 又基本有效),对各阶层的政治地位进行了测量,与以往的一些数据相比,有几个阶层的党团员比例发生了升降变化,这反映出这几个阶层的政治地位 有所变化。第一,私营企业主阶层中的党员比例明显上升。1993年私营企业主 中党员比例为13·1%,1995年上升至17·1%,2000年进一 步上升到19·8%。第二,产业工人中的党团员比例明显下降。这与原来的产业工人队伍发 生分化有一定的联系。一些工人党员退休了,另一部分工人党员实现了上升 的社会流动,进入了其他社会阶层,还有一部分处于下岗失业状态。而目前 产业工人的一个新的主要来源是农民工,他们基本上都不是党员,党组织也 很少在这批人当中发展党员。第三,专业技术人员中的党团员比例在经济改革后有所波动,但总的来 说,这一阶层的政治地位一直在提高,执政党较为重视从专业技术人员中提 拔干部和发展党员。报告说,综合上述各阶层的政治地位的变化情况来看,执政党的社会基 础在逐步地向拥有经济和文化资源的阶层(经理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 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倾斜,这是执政党要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必然选择。但另一方面,执政党近年来在人口比例较大的产业工人阶层和农业劳动者阶 层中的社会基础受到部分削弱。从金字塔型到橄榄型中国正处在转型期中,社会阶层结构同样也在不断地变迁。那么,中国 社会阶层结构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演变?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阶层结 构呢?陆学艺告诉记者,关于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学术界有一种比较形象 的说法,即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等级结构,它有庞大的社会中间层。与现 代社会阶层结构相反的是传统社会阶层结构,即顶尖底宽的金字塔结构,在 这种结构中,极少数人居于社会的上层,而绝大部分人则处于社会的下层。历史经验表明,在社会中间层规模大的社会,社会资源的配置一般都比 较合理,经济社会分配差距比较小,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一般 都不会很大,这样的社会最稳定、最可持续发展。亚洲金融风暴中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不同表现证明了这一点。研究者分 析,在此次危机中,韩国是应对能力最强、恢复也最快的国家,而这与韩国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中间阶层不无关系。相 反,作为中下等收入国家的印度尼西亚,迄今尚未从此次危机中恢复过来,除了其他原因外,也与印尼社会缺少一个庞大社会中间层有关。报告称,判断一个国家、地区是否实现了现代化,仅有3000美元的 人均国民收入是远远不够的。只有研究和揭示出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具有现 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才足以更深刻、更本质地判断这个国家或地区的 整体现代化水平。中国阶层变化呈良性陆学艺指出,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原来的阶层发生分化,新 阶层已经形成和壮大;与发达国家相比,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构成成 分在中国已经具备,凡是现代化国家所具备的社会阶层,都已经在中国出现,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出现了一个不断扩大的社会中间阶层和企业家阶层; 但中国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还只是雏形。研究报告分析,社会中间阶层不是某个阶层的代称,而是几个具有相近或相似特征特别是收入处于中等或接近中等以上水平的阶层的合称。按照国 际学术界的分类,社会中间阶层主
要由两大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所谓老社 会中间阶层,包括中小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和富裕的自耕农;另一部分 是所谓新社会中间层,主要包括大部分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行政与管 理人员、办事员、商业服务人员和技术工人等。报告说,1978年以来,中国的社会中间层规模有了非常快的扩张,可以说是各阶层中扩张最快的。在社会阶层结构现代化的过程中,对每个人 来说,社会流动日益取决于公平竞争,能力主义准则逐步取代身份主义原则。结构还只是洋葱头型尽管中国已形成了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但按照陆学艺的说法,还只是一个洋葱头型,并没有形成成熟的橄榄型。他说,可以认 为,现阶段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并不是合理的,这可以概括为两句话: 该缩小的阶层还没有小下去,该扩大的阶层还没有大起来。研究表明,目前我国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过大,据统计,1999年在 全部劳动人口中农民所占比例仍然高达44%左右。而1992年,农业就 业比重在英国为2%,在德国和美国为3%,在日本为7%,在韩国也仅为 17%。与此同时,我国社会中间阶层规模过小,目前能够纳入中间阶层的就业 人口所占比例仅为15%左右。报告称,这直接意味着社会资源分配较为不平等。对造成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育滞后的深层原因,报告认为是呈自发性状 态,制度安排和社会政策滞后和缺位。报告分析说,根据国际经验,如果说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济政策 追求的是效率,那么为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所需要的社会政策,就 应当以公平为目标。这需要国家不仅关注经济增长,也要注意制定相应的适 于培育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社会政策,因为经济政策不能替代社会政策,也 不能自发产生社会政策所需要的结果。目前中国收入分配的现实是,阶层差距和区域差距都在扩大。而资料显 示,1996年,占城乡居民个人储蓄总额40%的富有阶层所纳税额占全 国个人所得税总额的比例,还不到10%。报告据此认为,在社会阶层分化 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政策还没有起到应有的调节作用。社会制度创新明显滞后,也阻碍了阶层之间的相对自由的流动。其中最 突出的是户籍制度,它使广大农民陷入结构性的机会不公平状态。报告指出,目前,有关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以及其他各阶层在现代化 的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位置、地位,各自利益的表达和保障,以及相互利益的 调节和协调等问题,还没有得到清晰、具体且符合公正原则和现代化社会阶 层结构需要的说明。归根到底,问题的实质在于,我们还没有真正弄清楚,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发展的基本格局究竟应当是怎样的,究竟应该形成一个怎样的社会阶层结构,以及如何培育这样一种阶层结构。这样一种基本思路的欠缺,不仅难以真正澄清社会上广为流行的各种思想认 识,也导致了一些制度创新的方向不明,导致了社会政策的摇摆不定和严重 滞后。陆学艺强调,听认自发性不行,国家这只有形的手必须发挥作用,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应该成为今后社会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的核心,藉此建构一个较为完整的社会制度与社会政策体系。各阶层共赢报告认为中国现在社会各阶层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敌我关系,因为 作为阶层而存在的各社会集团,都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都是社会主义现 代化事业的建设者。报告指出:现阶段研究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目的,与革命时代不同:已经不是为了斗争的需要去分清敌我友,而是为了实现 各阶层共赢。为此,有4个重大现实问题被认为需要认真回答:一是关于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谁是主导阶层的问题。报告认为,现代社 会阶层结构的主导阶层应该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阶层、私营 企业主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二是关于社会中间阶层在社会稳定和发展中的作用问题;三是关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理解产业工人的主人翁地位的问题;四是关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理解工农联盟的问题。报告认为,对于工农联盟这个概念,应当根据新时代的社会阶层结构特征加以扩展 或发展。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来说,现在和将来所需要的,已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工农联盟,而是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合作和 联盟。陆学艺说,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是稳定的、开放的、有活力的,各阶层 可以通过广泛妥协和合作来实现共同利益,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实现 共赢。
12.欧洲留学的社会阶层 篇十二
宏观税负体现了社会产品在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税收分配数量关系,也体现了经济与税收的关系。在国家的税制设计中,各税种所占比重以及税收负担的最终归宿直接影响国家的产业结构、行业结构,进而影响各社会阶层居民的最终可支配收入,加剧或减轻社会阶层的分化。除了筹集财政收入外,国家征税的另一个重要目标即调节居民的收入分配,但有的税种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效果并不显著,其主要原因是政府的税收并不总是由向政府缴纳税款的人承担的,即税收负担的最终归宿与税种设计的初衷不符。
早在李嘉图时代,经济学家就考察了对资本报酬利润征税的税收负担,但李嘉图和亚当·斯密一样,缺乏一个明确的需求理论,他们的分析主要关注供给方面。随着边际分析的兴起,出现了一个完整的局部均衡分析框架,在一个局部均衡的框架里,仅考虑相关产品价格变化的影响,税收负担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分配,分配的比例和产品的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有关,弹性较小的一方会承担更多的税收。Harberger(1962)通过考察公司所得税的税收负担,第一次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引入了税收归宿的研究中。Harberger的模型中有两种要素,要素总量是固定的,可以在不同行业中自由流动,要素用来生产两种产品,生产技术是规模报酬不变的,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他的研究发现,消费者的需求替代弹性、各类产品的要素替代弹性和产品的资本密集程度影响税收负担的分配。随着这些结构参数的不同,公司所得税可以是部分由资本所有者负担、全部由资本所有者负担和资本所有者超额负担。
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没有很好的政府实际征收数据,消费者的税收负担通常是以法定税率来计算。Younger等人(1999)使用这种方法,利用消费者支出调查数据研究了马达加斯加的间接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间接税随收入变化的情况不总是累退的。Metcalf(1999)分析如何使用环境税来替代美国当前的所得税,考察了环境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差异归宿分析。和一般的结论——环境税是累退的,低收入的家庭收入中支付环境税的比例高于高收入的家庭不同,他发现可以设计环境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组合,使得开征环境税后,整个税收体系仍然是累退的。
国内对宏观税负与税负结构的研究主要从“效率和公平”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是研究宏观税负、税负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夏杰长、王新丽(2003)通过对我国的宏观税负及税收内部结构进行分析,认为我国宏观税负水平与税制结构都直接或间接地对经济发展造成消极影响,且随着市场化程度和开放程度的提高,其扭曲效应越来越大。杨中全、邹俊伟、陈洪宛(2010)将预算外收入引入经济增长分析框架,利用数据包络(DEA)方法求得制度外收入等不可观测变量的估计值,并得出结论:我国目前的税负水平是适宜的,但税负结构严重失衡;非税负担与最优值有一定的距离。另一方面是研究宏观税负、税负结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张伟(2002)通过对国民收入分配中税种参与的研究,指出在初次分配中,间接税直接参与对原始收入的分配,并成为政府收入的主体,具有为政府组织收入的特征;在再次分配中,直接税参与企业和家庭初次收入分配后的分配,并构成政府转移支付的一部分,具有调节收入的功能。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初次分配格局与再次分配格局的背离程度不大,这反映出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我国政府部门运用直接税对收入进行再分配的调节力度尚不够强(李绍荣、耿莹,2005)。而刘怡和聂海峰(2004)通过对城市住户资料的分析,试图说明我国当前以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间接税为主体的税收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收入分配状况。但由于刘怡等只是简单地把流转税类视为住户支出上的比例税,那么只要住户间的收入水平存在差距,并且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流转税类就会自然表现出收入分配上的累退性。所以由于分析方法的简单化,还很难从刘怡等的分析中得出流转税类在整体上具有累退性的结论。李绍荣、耿莹(2005)通过实证分析,说明流转税类、所得税类、资源税类和财产税类份额的增加会扩大资本所有者和劳动所有者市场收入的分配差距,而特定目的税类和行为税类份额的增加则会缩小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的收入分配差距。同时,所得税类、资源税类和行为税类份额的增加会提高经济的总体规模,而财产税类和特定目的税类份额的增加则会降低经济的总体规模。也有一些学者从社会阶层分化的角度研究我国税负结构的作用,如王剑锋(2004)以城镇居民为目标群体,加工整理了我国各收入阶层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数据,对我国流转税影响个人收入分配调节的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刘怡和聂海峰(2004)的研究结果表明,低收入家庭收入中负担增值税和消费税的比例大于高收入家庭,但高收入家庭收入中负担营业税的比例大于低收入家庭,整个间接税是成比例负担的。
2010年5月以来,我国财政收入超过3.5万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速达到30.8%。按照这个速度,到今年年底我国财政收入将超过8万亿元,数据显示,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94年的11.8%上升到2008年的20.4%;然而,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却在不断下降,从1996年至2008年,中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从69.3%下降到43.3%,累计下降了26个百分点。居民收入不断下降,而宏观税负不断上升。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税制设计的不合理,这种不合理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府和居民之间收入分配不合理;另一方面是居民各收入阶层税收负担不合理。这一不合理的状况也与中国财政制度的三个显著特征有关:(1)分税制后,税收连年大幅超GDP增长,政府收入与居民收入失衡,西方国家两者大致同步增长;(2)中国以商品服务税为主,西方国家以个人所得税和工资税为主;(3)中国的公共品供给采取“一品两制”,西方国家大致均等化供给。仅仅研究个人所得税和转移支付难以解决中国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应该同时将商品服务税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纳入财政再分配制度体系,这与西方国家显然不同。
通过对国内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国内学者大都从税收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调节作用入手,分析税收对居民收入的影响,且研究大部分是规范性的,少数学者研究了某一特定税对社会阶层的影响,但使用的数据大都是微观数据(如刘怡、聂海峰,2004;王剑锋,2004)等,本文旨在采用全国293个地级市数据研究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对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及其对不同收入阶层可支配收入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
宏观税负是指一个国家的税收负担的总水平,通常有三个不同统计口径的衡量指标:(1)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谓之小口径的宏观税负。(2)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称为中口径的宏观税负;此处的“财政收入”主要是指预算收入或者决算收入,按统计术语包括税收收入和财政收入中的非税收收入。非税收收入包括国有资产经营收入等。(3)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是大口径的宏观税负,而“政府收入”包括预算内收入和预算外收入。很明显,中口径宏观税负包括小口径宏观税负,大口径宏观税负又包含中口径宏观税负。由于政府预算外收入不规范,难以获得统计数据,测算起来准确性不高,而本文主要研究各税种负担结构对社会阶层分化的影响,所以我们采用小口径的宏观税负。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者在借鉴西方经典的社会分层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各种社会分层理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陆学艺等人提出的十大社会阶层理论,它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包括: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据此理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形态呈现底部较大的金字塔形分布。但税负结构对居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可支配收入上,这里我们的社会阶层以居民的经济状况即可支配收入为标准进行划分,而不考虑职业状况、社会地位等因素,本文所指的社会阶层具体分为低收入阶层、中低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中高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五个阶层。
主体税种选择上的差异和不同税种自身的特点,是影响宏观税负水平的重要因素。我国主体税种中,流转税比重大,所得税比重小。以2008年为例,含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的流转税占税收收入的54.8%,所得税仅占27.5%。在流转税中,税收又过度依赖增值税,2008年国内增值税占流转税总额的比重为60.56%。虽然我国目前还不具备发达国家所得税居主体地位的税收环境,但目前的税收构成离双主体并重税制结构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最近几年,我国所得税占总税收和GDP的比重有较快发展,个人所得税比重也在逐步提升。但是,流转税在税制中的主体地位仍远未被撼动,宏观税负的重心仍然是落在全社会所有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上,限制了税收公平作用的发挥。目前,我国的流转税体系基本是对商品生产和销售的经济行为普遍开征增值税,对各种服务的经济行为普遍开征营业税,在征增值税的范围基础上有选择地开征消费税。从税收转嫁机理看,流转税的负担通过商品价格变动可以传递给最终消费者,即流转税的负担最终由消费者承担。对一些基本消费品,如食品、衣服来说,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量占其总收入的比重远远大于中、高收入阶层,这使得低收入阶层的流转税负担实际上大于高收入阶层,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
理论上来说,我国税收政策的立足点是“扩税源、宽税基”,以“削峰平谷”。但在现实中,我国的税收制度在对个人收入的宏观调节上呈现“逆向调节”的态势,在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减少的情况下,税收收入、个人所得税占GDP比重却逐年增加,呈反方向变动,且两极收入差距日益加大。由此反映出税收宏观上的逆向调节及相对无效率。从横向公平看,分类所得税制导致收入相同、负担能力相同的纳税人却税负不同;在纵向公平上,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并非要素回报率高的高收入群体,而是劳动要素报酬较低的工薪阶层。在新加坡,占人口总数20%的新加坡富人贡献了93%的个人所得税,个税基本都由富人承担。而我国工薪阶层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占个人所得税收入总额的比重逐年上升,2008、2011年先后调高起征点后这一比重有所改变,但由于工薪阶层的个人所得税实行代扣代缴不易避税,而其他类型收入不透明,信息不对称,征管相对宽松,规避也比较容易,产生了逆向选择问题,导致政策效应与政策目标不一致。如果延续原有的制度,工薪阶层作为个人所得税纳税主体的状况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此外,现行税种对收入的调节主要体现在收入流量上,对存量的调节非常乏力甚至缺位,使得税收对个人收入分配的调节不全面。而从效率方面看,在制度设计上没有充分考虑税制与征管能力、征管环境的衔接与匹配,其结果非但没能实现公平,反而造成了效率损失。
考察税收在不同人群之间的分布及其对收入分配等的影响。当具有完整的收入数据时,可以确定收入的不同来源、不同收入来源的纳税情况,考察收入随时间而变动的情形以及捐赠和遗产的情况;当具有完整的消费数据时,可以确定消费者对于不同税收的商品的具体支出,从而计算出支出中包含的税收。在这类研究中,收入、税收和确定税收转嫁的方法是关键。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采用293个地级市的各税种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考察税负结构在初次分配时对各社会阶层收入水平的影响。
三、模型设计和实证结果
为了使分析具有代表性,我们选取4个主要税种考察宏观税负、税负结构对社会阶层分化的影响,这4个税种分别是流转税中的增值税和营业税,所得税中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前者属于间接税,后者属于直接税。各税种的税负水平为各地区相应税收收入占各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我们的思路如下:首先考察税负结构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其次考察税负结构对各收入阶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
(一)税负结构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
为了分析和比较不同税种税收负担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构造如下模型:
其中,yit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gdpit为各地级市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mit为各地区二、三产业产值,x1为增值税税收负担水平,x2为营业税税收负担水平,x3为企业所得税税收负担水平,x4为个人所得税税收负担水平,μ为常数项,μ,σ,λi(i=1,2,3,4)为自变量系数,εit为误差项。为避免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我们这里没有把总体宏观税负作为一个自变量,而是将主要税种的税收负担水平作为自变量来考察税负结构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且将间接税与直接税分开进行处理,各税种的税负水平仍为各地区相应税收收入占各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由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当地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重要变量,我们将各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作为一个重要自变量纳入模型(1)中,又因为各地区的第二、三产业值是影响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重要变量,我们将各地级市的二、三产业值加入该模型中。为消除异方差性,我们将各变量取对数进行处理,修改后的模型如下:
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稳定性,我们选取2005~2008年中国293个地级市1172个样本观察值,数据均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各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不论是各地的人均GDP水平还是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都存在很大的悬殊,如最高人均收入是最低人均收入的6.8倍;各税种的税收负担水平在不同地区之间也存在很大差距,如个人所得税负担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相差近100倍,当然这与各地区的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关系,如各地区的二三产业发展状况差别很大。
根据Breusch-Pagan检验和Hausman检验(1)结果,我们对模型(2)、(3)进行固定效应面板回归,回归结果如表2、3所示。从P值可以看出,模型(2)、(3)的回归效果拟合良好。模型(2)显示的是间接税税负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间接税中的主体税种增值税和营业税对居民可支配收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由于我们采用对数形式的模型,各自变量的系数反映的是弹性概念,增值税税负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原有基础上降低约0.027个百分点,营业税税负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原有基础上降低约0.06个百分点;模型(3)显示的是直接税税负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个人所得税税收负担(γ4)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较不显著,而企业所得税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居民可支配收入降低了约0.02个百分点;各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和第二、三产业产值对居民收入有非常显著的影响。
(二)税负结构与社会阶层分化
由前文可知,税负结构对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有显著的影响,为考察各税负结构对我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影响,我们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作为社会阶层分化的标准;采用五等分法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划分为低收入阶层、中低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中高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五个阶层,分别考察各税种对各个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的影响;这里的模型沿用模型(2),数据来源于2008年我国290个地级市资料,将290(2)个地级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从低到高排列,分为5等份,每等份58个地级市,作为对收入阶层的粗略划分,各收入阶层的平均收入状况及税负结构的描述性统计量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我国主要4大税种的税收负担的总体水平是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正相关的,即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其相应负担的税收也增多,这体现了我国税收量能负担的原则。但如表4所示,中等收入阶层的增值税税负高于中高收入阶层,说明作为我国间接税主体的增值税并没有完全体现出与收入水平相匹配的原则,这与其间接税的特征有关,较低收入阶层收入中用于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商品和劳务的比例要高于较高收入阶层,可见,间接税并不能很好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从个人所得税税收归宿可以看出,中低收入阶层的个人所得税税收负担(0.001681)要高于中等收入阶层的个人所得税税收负担(0.001562),这说明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并没有起到直接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作用,原因主要是我国的个人所得税主要是针对工薪收入征收,而中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大都来自于非工薪收入,这也与我们前面的分析一致。因此,个人所得税在调节居民的非工薪收入方面还有待加强。
根据模型(2)、(3),我们对各收入阶层进行截面回归,考察各税负结构对我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影响,得到回归结果如表5、6所示。
从表5、6可以看出,虽然税负结构对全体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有显著的影响(表2、3),但对各收入阶层的影响却不同。表5、6的P值(回归模型的拟合效果)显示,我国税负结构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低收入阶层和中高收入阶层,而对处于中间的中低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几乎没有影响。通过比较各回归结果的系数可以看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水平、第二、三产业产值与各收入阶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呈现较稳定的关系,但税负结构对各收入阶层的影响差别很大,间接税中的增值税税负对低收入阶层的弹性系数为负,且影响显著,而对较高收入阶层的影响较不显著,可见增值税的主要负担主体是低收入阶层;直接税中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对各收入阶层可支配收入的影响也不稳定,如企业所得税对低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的弹性系数绝对值大于中低收入阶层,个人所得税中中国收入阶层的弹性系数小于高收入阶层。以上结果表明,我国的税收负担并没有体现出量能负担的原则,我国的税负结构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调节收入分配,减缓社会阶层分化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
注:括号里的数值为t统计量。
注:括号里的数值为t统计量。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分析了我国目前税制设计在调节居民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合理,采用全国293个地级市数据研究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对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及不同收入阶层可支配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除个人所得税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外,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对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都有很显著的负影响;我国的税负结构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调节收入分配,减缓社会阶层分化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对此,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合理的宏观税负只是一个相对数字。在任何一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税制条件和财政体制下,宏观税负水平是存在较大差别的。在判断宏观税负的轻重时,应该以承受税收负担的主体作为判断的出发点,要描述的是承载税负的主体-纳税人的负担而不是经济收入的负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作为纳税人消费公共商品支付的价格,纳税人在付出税款的同时,从国家使用税款中获得的回报是构成纳税人衡量税负轻重的一个重要标准。也就是说,税负的高低本身不是根本性问题,关键是责权利的一致性或成本与受益的对称性。
第二,结合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对税收制度进行相应的调整。1994年分税制改革设立了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其主要目的是筹集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为次要目的。随着近十多年来的发展,财政收入水平已经维持在较高的水平,相反居民收入差距却在逐步增大,对税收制度进行改革的条件和背景已经具备,应对税收制度进行改革,逐步转向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并将调节居民收入分配作为税制设计的主要目的。
第三,加强对非工薪收入的缴纳,避免主要由工薪阶层承担个人所得税的尴尬局面,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制的重点。如前分析,低收入阶层的个人所得税税收负担高于中低收入阶层的个人所得税税收负担,要改变这一现象,除了适当提高纳税的起征点外,关键是加强现金监控、减少现金交易,建立单一的银行账号制度,并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监督与跟踪,建立起高收入阶层的自动申报机制。
摘要:本文选取2005~2008年中国293个地级市各主体税种税负结构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数据,运用面板回归和截面回归等方法,实证分析了税负结构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和对不同收入阶层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除个人所得税税收负担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较不显著外,增值税、营业税以及企业所得税税收负担对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都有很显著的负向影响;(2)我国的税负结构并没有发挥应有的调节收入分配,减缓社会阶层分化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本文的政策含义是:税负结构合理的关键是责权利的一致性或成本与受益的对称性,应当结合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对税收制度进行相应调整,同时加强对非工薪收入的缴纳。
关键词:宏观税负,税负结构,收入分配,社会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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