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学（通用8篇）
1.红色文学 篇一
“史诗性”与“红色经典”的文学价值评估
在论及被称作“红色经典”的1950～1970年代中国大陆长篇小说时，许多学者指出了其对“史诗性”的追求；还有不少论者谈到了“茅文学奖”的史诗情结。当前文学批评界更是将是否具有史诗性、是否称得上真正的史诗，作为评估长篇小说文学价值的重要尺度。关于“红色经典”是否能称得上真正的史诗性作品，目前学界否定意见较多；而当下研究“红色经典”的论著，多从其产生政治
一、怎样才算真正的“史诗”作品
虽然将史诗性作为长篇小说评估标准几乎已是学界共识，但究竟怎样才算真正的史诗性作品，却难以取得定论。我们不妨追本求源，看看美学史、文学史上得到普遍认可的史诗理论和创作。谈论小说作品史诗性的文章，理论上一般以黑格尔《美学》为依据，创作上则通常拿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等作品为样本。黑格尔在提及“史诗”这一概念时，是作为与“抒情诗”和“戏剧体诗”并列的一种文学类型来理解的。如朱光潜所言，黑格尔“对小说显然没有下过工夫”，② 他主要是将荷马史诗作为“正式的史诗”，作为叙事类文学的最高范本来界定其性质与特征的。概括起来，他认为“真正的史诗”应具备如下特性：
1.以民族和时代意义深远的事迹及其过程为对象，通过描社会的“政治生活、家庭生活乃至物质生活的方式，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手段”，“显示出民族精神的全貌”。
2.史诗反映的时代，民族信仰与个人信仰，以及个人的意志和情感还未分裂。
3.对于作者来说，史诗所反映的时代可能已成为过去，但相隔不远。作者对那种生活及其观照方式和信仰完全熟悉，作者所处时代的信仰、观念、意识与之是一致的。
4.作者在创作时未受外来强势文化的奴役，也不受固定的政治和道德教条桎梏，他在创作上自由独立，对所描述的世界了如指掌，他自己的全副心思和精神都显现在作品里，使人读后感到亲切、心情舒畅。
5.读者能从史诗中领会到“英雄人物的荣誉，思想和情感，计谋和行动”，欣赏到“既高尚而又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史诗人物“表现出多方面的人性和民族性”，却又是完整的人。不应只表现人物的单一特征或欲望。③ 主要英雄人物“把民族性格中分散在许多人身上的品质光辉地集中在自己身上，使自己成为伟大，自由，显出人性美的人物”。
6.史诗的创作主体的因素完全退到后台，“人们从这些史诗里看不出诗人自己的主体的思想和情感”，作者不在作品中露面，“作品仿佛是在自歌唱，自出现”。但作者已“把他自己的整个灵魂和精神都放进去了”；作品表现的是“全民族的大事”、“全民族的客观的观照方式”，却是由一个具体作者来完成的。
7.最适宜史诗表现的题材是战争，“因为在战争中整个民族都被动员起来，在集体情况中经历着一种新鲜的激情和活动，因为这里的动因是全民族作为整体去保卫自己”。
8.用战争做情节基础，“就有广阔丰富的题材出现，有许多引人入胜的事迹都可以描述，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英勇，而环境和偶然事故的力量也还有它的地位，不致削弱。”而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是最理想的史诗情境。
9.史诗在结构上应是有机的整体。④
在黑格尔之后，人们把某些具有史诗特征的散文体叙事作品(主要是长篇小说)，也称为“史诗”或“史诗性作品”。以这种标尺衡量，《战争与和平》当之无愧，《静静的顿河》虽然写的不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也是公认的史诗性长篇小说。但说司汤达的《红与黑》、左拉的《卢贡·马卡尔家族》也属史诗型，就有些牵强。
这里需要辨析目前学界的一个误区：史诗性虽是对长篇小说的一种褒扬性评价，却并非衡量长篇小说是否优秀的唯一尺度。它只是长篇小说中一个类型的标准。比如，最优秀的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就不属史诗型，因为它的题材不是时代的重大政治或军事事件，不着力展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主人公也不是英雄；它是以细腻描述日常生活琐事取胜的。《三国演义》属“史诗性”长篇，《儒林外史》却不能算，尽管它写了众多的形形色色的儒林中人。我们说苏电影《莫斯科保卫战》、《解放》是史诗性作品，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或《克莱默夫妇》不是，并不意味着后者的思艺术水平就比前者低。
但，无论如何，史诗性作品特有的审美价值、艺术震撼力，是决定长篇小说文学价值的一种重要因素。
“红色经典”中，《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不属于史诗型，《红岩》虽然写的是英雄，似乎也不能算。虽然《红旗谱》、《创业史》、《保卫延安》、《红日》、《三家巷》都具有一定的史诗性，但最合乎“史诗性”标准的，首推姚雪垠的《李自成》。
二、《李自成》是“红色经典”中最具史诗性品格者
《李自成》的史诗性并非学界公认。肯定的观点不少，1987年刘再复与姚雪垠论争之前持此论点者占多数，之后也有。⑤ 否定性观点，当以王彬彬《论作为“人学”的〈李自成〉》⑥ 为代表。概括起来，王文否定《李自成》史诗性品格的理由是：1.作者不是全力写人，人物基本淹没在事件中；2.《李自成》写人有欠缺：人物性格没有发展，没有深度，缺乏对人物心灵的洞察和灵魂的开掘，没有写出人物“心灵的搏战”；3.全书结构支离破碎；4.“再现历史生活的风貌”、“反映历史的本质和规律”的创作意图是错误的，是导致全书“支离破碎”的原因；5.作者意图过于直白，不耐人咀嚼，无法形成“李学”。
《李自成》作者在写人方面是不是尽“全力”了，这个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一般读者和评论家，对于其中的人物形象，还是留下了深刻印象，并未感觉人物被“淹没”在事件中。且撇开有争议的李自成、高夫人等形象，起码刘宗敏、郝摇旗、牛金星、宋献策、张献忠性格鲜明，崇祯、洪承畴、杨嗣昌、卢象升等明朝君臣的形象没有脸谱化，作者把他们当做“人”来写，比较细腻地剖析了其内心世界。崇祯借饷、杨嗣昌督师、洪承畴降清、卢象升殉国等单元应当说在中国现代小说里属于精彩篇章。至于说“人物性格没有发展”，这种判断并不客观。通读全书，不难发现主人公李自成从第一、二卷的处逆境而不气馁，到第三卷事业鼎盛时逐渐暴露缺点，再到第四、五卷“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过程中自信发展为刚愎，对个人情欲从克制到逐渐放开而又并不特别放纵，与下属的关系从平等亲近到逐步拉开距离等明显变化。即使性格没有发展，也不影响其为史诗——《伊利亚特》、《三国演义》里的人物性格有几多发展？对怎样判定作品“灵魂开掘的深度”，不同的读者和批评家各有自己的理解。新时期以来似乎有一种倾向，似乎只有写出人的潜意识或突出人物灵魂的分裂才算有人性深度。确实，弗洛伊德理论产生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作品发现了以往小说不曾触及的领域，算是将心理描写深入了一步。但我们不能反过来说，写了潜意识的作品肯定比没有写的深，不能说福克纳《喧哗与骚动》就肯定比司汤达《红与黑》深刻，施蛰存《石秀》就肯定比施耐庵《水浒传》高明。再说，不一定非要写了“心灵的搏战”才能算史诗性作品，恰恰相反，按黑格尔的理解，由于史诗反映的时代，民族信仰与个人信仰、个人的意志和情感还未分裂，古典史诗中的英雄人物，如阿喀琉斯、阿伽门农，并没有特别强烈的“心灵的搏战”，他们很坚定地按自己的既定信念行事，“他本来是那样人，就做那样人”。⑦《李自成》全书的结构经过作者精心设计，并不“支离破碎”，在40多年的创作过程中不断修改完善，其美学成就已被许多批评家肯定，即使否定《李自成》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与作者历史观念的，对这一点似乎也没有太多异议。先写第五卷再写第四卷，恰恰说明作者已成竹在胸。有意追求“再现历史生活的风貌”、“反映历史的本质和规律”，这几乎是史诗型作品的共同特点，与塑造人物并不矛盾。至于该书未能形成“李学”问题，容下文论及。
还有论者认为，“红色经典”难称真正的史诗性作品，是因其依据主流意识形态，对正面人物的描写过于理想化，“缺乏对所表现历史的超越性把握”。⑧ 那个年代的作品都受主流意识形态的框范，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理解那个年代的作家，但文学史是无情的，后世读者是无情的，他们判定作品是否具有文学价值、是否优秀之作，当然不会因理解体谅而给“感情分”；作品能否传世，还得凭自身。那么，我们就用“史”的眼光检验一下“红色经典”对人物的理想化描写，研究其“对所表现历史的超越性把握”问题。
先谈理想化。《李自成》在人物塑造方面的“现代化”与正面人物形象的完美化一直是其受到诟病的主要因素，有所谓“李自成太成熟、高夫人太高、红娘子太红、老神仙太神、老八队像老八路”之说。笔者以为，单论“现代化”，须得区分两种情况：如果是让古代人物具有只有现代人才有的思想(比如阶级观点)，说出只有现代人才能说的话，如果不是像鲁迅《故事新编》那样有意“油滑”或如现今某些“戏说”之作那样“恶搞”，无疑当属败笔；但如果是指从古代题材作品那里看到某些现代气息，则属正常。如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人看历史，必然会站在今天高度“重读”，历史小说的作者虽然写的历史，却必会将自己的现实生命体验融汇进去。这不仅不是缺憾，反能给作品带来活力。中外文学史上此类例证很多：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是12世纪的丹麦人，我们却能从中感受到16—17世纪之交英国的现实；《三国演义》、《水浒传》创作情况与之相似。至于正面人物的理想化，不只《李自成》，其他“红色经典”也普遍存在；不只“红色经典”，文学史上的名著以及当今某些文艺作品也有：《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悲惨世界》中的米里哀、冉阿让，《还珠格格》中的紫薇，不都属于这种形象吗？那些有明显缺点的人物可能更具真实感、给人印象更深刻，但塑造理想化人物，也并不一定导致艺术上的失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是文学史上两股主要潮流，因为人类既要认识现实真相，又要追求比既存现实更美好的东西；现实不完美，人们就借助艺术，在幻想中塑造这种完美，把它作为追求的目标或现实缺憾的虚拟补偿。现在青年人喜欢看“青春偶像剧”，正是出于这种需求：现实中有漂亮的男女，也有心灵美好、善良、崇高的青年，但将出众的英俊漂亮与极致的善良、聪明、脱俗综合于一身的情况，一般只能在艺术世界中见到。现实中有阶级斗争，有爱情，有练功习武的人，但他们一般不会终生只搞阶级斗争，一辈子只追求爱情或练功比武。某些“红色经典”单突出阶级斗争与革命，是对现实的高度“提纯”，正如琼瑶小说里的人物毕生追求爱情、金庸小说里的人物只知练功习武一样。这类完美人物艺术上是否成功，取决于他的思想、语言、行为是否基本合乎情理，是否能从情感上打动人。如果真实反映了作者的审美理想，这类人物也自有其不可取代的认识价值。
2.红色文学 篇二
本文着眼从审美层面去发掘“红色经典”文学的审美价值。“红色经典”文学中很多特质是具有审美价值的,如作品中体现出的对古典文学的传承,对民族化的追求,对民间文化的借用等。本文就是从这一角度出发,对十七年文学的一些经典作品从新的角度去挖掘其蕴含的审美价值。
一、红色经典与民族化
从本体论看,“红色经典”确实不愧为“经典”。经典的存在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象征,没有“文学经典”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同样,没有“经典”的时代是可悲的时代。经典的存在,确实首先有着它自身的存在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中有着多方面的价值因子发生着相互的作用,从而保证这种生成作用自从诞生起便开始了保值与等值的过程。总之,红色经典这种自身的价值是穿越了历史之帷,奠定了自身无限发展的过程。
中国新文学自诞生以来,更多的是强调“欧化”,这是一种现代性的追求,这种风格的创作虽然被认作是进步的创作,但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中国特色,并不符合大众需求。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在解放区,毛泽东提出了“民族化、大众化”这种观点,情况才得以改善。当时解放区的一些创作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等作品就是很好的例子,进入当代文学时期后,解放区的传统自然成为当代文学的指导方针。很多“红色经典”自觉把追求民族化作为一种审美价值并体现在小说创作中。
民族化即中国特色,以梁斌的小说《红旗谱》为例,该小说具有强烈的民族化特色。小说取材农民革命战争,题材本身就极具中国特色,从“朱老巩大闹柳树林”、“反割头税运动”、“高蠡暴动”的描写中,看到的是中国农民特殊的斗争道路和斗争方式。小说的发生地冀中平原一带,在春秋战国时期是燕国、赵国的地界。我们也熟悉在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发生过荆轲刺秦王这样慷慨悲歌的故事。也许是受到这样英雄先辈的影响,小说的主人公朱老忠身上更多体现出了传统农民英雄的特点,并体现出中华民族英雄儿女的光彩。同时小说的发生地冀中平原也是一个极具地方特色的环境所在,在小说中作者为我们描绘出了冀中特有的滹沱河、千里堤、白杨树以及瓜棚柳巷的场景。这些景致和民风民俗洋溢着冀中平原特有的乡土气息。小说《红旗谱》正是把民族化作为一种自觉的追求而体现在了小说的创作中,从而使作品具有了超越时代性的审美价值。
二、红色经典与民间叙事
“红色经典”文学所处的时代,是极其强调文学的政治色彩的时代,由于大部分作品意识形态色彩太浓厚,从而导致这些作品的审美价值欠缺。但有部分作品虽然是时代的产物,但如果除掉那层政治外衣,会发现作品在内涵上是充满了文化味的,尤其是远离官方文化的民间文化。相当一部分“红色经典”作品虽然在主题指向上仍然坚持政治性,但在故事内容人物设置上却借鉴民间文化,具有相当的审美价值。
民间文化自古以来一直都存在,它存在于社会底层,是由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由于产生自民间,这种文化更多带有某种娱乐的倾向,是一种满足底层老百姓精神需要的产物。不同于诗文等高雅贵族文化,民间文化产生自劳动人民手中,而普通民众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也就决定了民间文化必须以通俗活泼的形式存在。民间文化有诸多不同的形式,有的可以以物质形式传承如剪纸等 ;但有的是以口头文学的形式出现,如民歌、传说、戏曲、评书等曲艺形式。如果仔细阅读十七年时期的作品,会发现为了迎合为工农兵服务的创作宗旨,同时考虑到工农大众的文化水平,很多作品就融入了民间口头文学等因素。
以著名作家李准的小说《李双双小传》为例,我们来探讨一下其作品中所蕴含的民间文化。这部作品是一个典型的“红色经典”文本,主人公李双双符合那个时代对社会主义新人的要求。但读过作品,会发现真正让人印象深刻的不是李双双身上大公无私、嫉恶如仇的品质,而是李双双和丈夫孙喜旺之间打架斗嘴等充满生活趣味的喜剧性场景。小说的人物性格设置是李双双强势,孙喜旺弱势,在两人的打架斗嘴中永远都是孙喜旺落败。这种女强男弱的人物设置极具喜剧性,其喜剧性正来自于对民间曲艺的借鉴。小说中主人公李双双和孙喜旺的人物设置有点模仿民间曲艺“东北二人转”,一个旦角,一个丑角,一唱一和,李双双大公无私,孙喜旺胆小自私,两人之间由于性格不同会产生一系列摩擦,这些摩擦又产生了一系列妙趣横生的故事,令人忍俊不禁。这部小说以借鉴民间文化从而使自己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与李准同时代的赵树理也是一位展现民间文化的圣手。赵树理在1950年写过一部短篇小说《登记》,小说后被改编为《罗汉钱》搬上银幕和各种戏剧戏曲舞台。小说的情节设置有点模仿《小二黑结婚》,是反映新时代农村男女追求自由恋爱反对包办婚姻的小说。从政治角度看,小说仍然具有那个时代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性,宣传和歌颂了新的婚姻法对于人的爱情生活的保障。小说中艾艾、小晚等年轻一代青春富有活力,大胆冲破农村包办婚姻的传统,追求恋爱婚姻的自由。但作品中真正让人印象深刻的不是年轻人,而是艾艾的母亲小飞蛾。小飞蛾在作品中就是一个饱受封建婚姻折磨的女人,小飞蛾婚前在娘家有自己中意的人,但这在封建思想浓厚的农村被视作“作风不正”,而且婚后受婆婆的虐待和丈夫的毒打,慢慢便麻木地安于包办的婚姻生活。和《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一样,小飞蛾对于艾艾的爱情起先不同意,也一度阻止过,但小飞蛾毕竟又不是三仙姑,内心深处还是疼爱女儿的,她终于认识到不能让女儿走自己的老路,最终支持女儿的婚事。这个角色不像三仙姑惹人厌,甚至会令人同情她。作者在塑造这个角色时候,并没有一味地按照意识形态要求对其大加批判,反而更多地保留了民间底层女性的生活场景及其民间文化的内容,充满了对旧时代女性的同情。作品选择了民间视角而抛弃了政治视角,同时因为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使作品具有了真实的艺术魅力。
对以上两位作家作品的分析,可以看到“红色经典”文本始终与民间文化形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种联系恰恰是作品审美价值的关键所在。
三、红色经典与古典
我国的古典小说在明清时期非常发达,类型众多,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红色经典”文学的产生时代,虽然主要强调文学的政治功能,但很多小说尤其是革命通俗小说如《林海雪原》、《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等作品大量借鉴了古典小说的写作套路。它们以离奇的情节、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紧紧抓住了读者。
以小说《烈火金刚》为例, 详加分析,就会发现《烈火金刚》是对古典武侠小说的模仿。武侠小说在中国历史已久,从唐传奇、宋元话本、明清白话小说到今天大为流行的港台武侠小说,它是通俗小说的一种类型。这类作品大多以江湖侠客为主人公,写他们见义勇为、锄强扶弱的故事。但不论什么时代,武侠小说总会有我们熟悉的写作套路,比如复仇、夺宝、除魔争霸的桥段。以“复仇”桥段为例,这种桥段在武侠小说中被反复使用,似乎复仇成为主人公成长的一个关键过程。这种桥段往往以主人公家逢巨变灭门开始,为报家仇主人公从此走上漫漫的复仇之路,受尽千难万险,然后遇到高人指点武功或者机缘巧合获得某种武学秘籍,最终复仇成功。小说《烈火金刚》中也演绎着众多复仇故事,但不同于传统武侠小说,作品中家仇上升为阶级仇、民族恨,这是受时代意识形态要求的必然。主人公丁尚武出身贫寒,父母都被地主迫害致死,在复仇过程中,他自己也遭受种种苦难。他最终参加了革命,跟着党来报家仇,只不过他没有把报家仇当成唯一的目的,而是把家仇上升为国恨,最终为解放整个被压迫阶层而奋斗。只不过这种复仇故事在作品中被笼罩上了一层意识形态色彩。
从作品结构来看,小说《烈火金刚》也使用了古典传奇小说通用的手法,如章回体的结构安排、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叙述方式。而且这类通俗小说为了吸引读者,往往会设置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大故事中套小故事,环环相扣,引人入胜。《烈火金刚》也有类似的情节安排,小说故事精彩,每个小故事稍加润色剪辑,就可以写成传奇短篇。这些对古典小说的借鉴使作品在今天看仍不失为一篇引人入胜的现代武侠小说。这种对古典小说的借鉴使得作品具有了超越意识形态的审美价值。
3.“红色文学”里的中国政治 篇三
来华之初别无选择，统一到北京语言学院学习语言。我们只有两年的奖学金，第一年要在北京语言学院，第二年可以选择一所大学。
我到北京是1975年10月，很快就有了新的规定，汉语水平好的学生可以马上进入专业阶段的学习，我在法国时已经学过5年中文，所以1976年2月以后，我被分到了沈阳的辽宁大学中文系。
1975年9月辽宁大学刚刚接待了两名西方学生，这成为这所学校开放的标志，那两名学生中的一位是现在已经很著名的白杰明。
为什么想来中国
我在法国学政治学时，课堂上讲美国的政治学，我并不相信他们讲的那套理论。我们家是犹太裔，我的父亲在二战中参加法共领导的抵抗运动，他参加过法国共产党，我母亲有很明显的无政府主义倾向，老怀疑当局的话，我的家人都是很“进步”的。我在中学学的第二门外语是俄文、从中学开始我就自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工运、反对资本主义。
为什么我们要反对资本主义？法国在20世纪50～60年代，经历了阿尔及利亚战争，开始很多人是支持的，到了阿尔及利亚之后才知道这是一场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之间的战争。于是，参战者就分化为两部分，一部分反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更大一部分是反对法国殖民主义，并开始考虑制度问题。这场战争在全世界和法国都有深刻的影响。到了1968年，我们这一代又看到了美国在越南的战争，所以，反对帝国主义的潮流对我们这一代的教育很大，极“左”势力也越来越大，由于法共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态度暧昧，所以我们对整个第三世界运动反应强烈，当时我认为在整个第三世界，革命是唯一的方式，也是唯一的出路，正因为如此，我才来到中国，追求更多的自由、平等。
红色中国的1960年代，对法国青年也有很大的影响。我来中国之前，和很多青年人一样，对中国充满向往，我为了追求更多的自由才来到中国，那时我还不了解中国现实中的极权主义。我学了很多关于第三世界的历史，拉美、东南亚、反殖民主义、民族解放运动，因此就认为革命会从第三世界过来。但在当时中国看到的，却是对思想的控制。
我来中国前已从巴黎的政治学院毕业，在法国科研中心（法国科学院）政治学院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做研究员。我博士毕业论文是《19世纪旧金山华人社会》，所以我来中国，是想学政治学的。
“一言堂”
中国那时没有政治学，我只能被分配到中国现代文学专业，我本来对文学不是太感兴趣，后来却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发现在中国，文学不是文学，是政治——课本刚发下来——《文艺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我一看，这不就是政治学吗？我知道从中国的文学中也能看到政治史了。这本书的课没有上完，书就被收回，又换了一本同封面同书名的课本。书中的两条路线，同样是“修正主义路线”和“毛主席革命路线”。文艺战线上有十一次路线斗争，批瞿秋白、批《武训传》，从延安整风到批俞平伯的红楼梦，从批胡风到批吴晗的《海瑞罢官》，贯穿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也贯穿了中国现代史。
事实上，在来中国之前，我对中国的现状已有一点了解和想法。1970年法国有一本发表中国红卫兵文章的书，我印象非常深的一篇文章是杨曦光那篇被点名批判的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为什么不是真正的群众选举政权，就是因为没有真正的民主，因为干部站在群众之上，有本质的区别。他揭露了一些问题，特别是“革委会”的建立，我觉得他分析得非常深刻了。
我读辽大时，教学内容完全是官方的声音——完全不允许批评。当时我已经觉得这样就可以了解中国是怎么解释历史的了，解释历史的权力关乎合法性。我在法国已经学过中国历史，我觉得在法国所学和中国现实“形势”大相径庭。
在法国学习中国历史和文学时有一位华人教师张福瑞（音），他曾给一个甘肃的军阀当过秘书，他不支持军阀，只是大学毕业找了份工作。张老师1948年来到法国，他给我们授课时讲到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所有流派：新月派、左翼文学、鸳鸯蝴蝶派等，还是比较客观的。
而我在中国学现代文学的年代，中国只有一个半作家，一个作家是鲁迅，半个作家是浩然。现代作家中除了鲁迅谁的书也不能买，也买不到。当代作品只推崇《金光大道》《艳阳天》，崇尚这些红色文学。
因此，在辽大上学时，我发现我基本上什么都不能接受。我最讨厌的是有一个官方路线，我们在法国为什么干革命？我们就是要批评统治话语。中国的情况是“一言堂”，“一言堂”是我们最不能接受的。每次开始讨论作者和作品，立即就回到阶级立场，用当代的标准来分析1920年代、1930年代作家的立场，这使我们越来越反感。我于是开始反思胡适、陈独秀的思想和作品，我对他们从典型传统文人转化为现代知识分子非常感兴趣，但胡适和陈独秀都被骂得一塌糊涂，这个我根本不能接受，当时我尚未看到陈独秀晚期的悲凉。
从1919年到1949年，整个文学史都是按照路线斗争来谈的。除了鲁迅，所有人都不行。这使我觉得很奇怪，我认为鲁迅有着非常强烈的批判精神，对整个中国人的劣根性的批判非常尖锐。我对鲁迅的看法是，他根本不屑于统治者的话语权，他的写作与1970年代的氛围是完全对立的。但是，为什么现代文学史中只剩下鲁迅，没有了其他左翼作家呢？
除了鲁迅的作品，我们也学到一些供批判用的反面教材，我越看反面教材越觉得写得好，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政治家与艺术家》，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储安平的《党天下》，都反映了干部与群众是两码事儿，都是非常难接近的，而且这些作品要求的是真正地让人民说话。为什么把它们批判为反动作品？
深入社会
我到中国来就是为了解中国普通老百姓的，但没法真正地接近。当时学校主张开门办学，我们到北京中柬友谊人民公社，到生产队劳动。一天一个生产队，都是公社干部做报告，到哪里都有人陪同，不让我们与农民直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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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大开门办学时，我们到第一机床厂学工。学校安排上午听报告，中午回学校吃饭，下午到工厂劳动，晚上回学校。
我觉得这样的安排是与开门办学方针对立的，开门办学是向工人阶级学习，毛主席说了要搞“三同”。学校领导说，不行。我们说，毛主席要求我们搞三同，为什么不行？我以前去过很多地方，去过缅甸、东南亚、美国，旅行的目的不是看风景，是多了解人。我们在工厂，当然想多了解一点。中午，听话的同学回校了，我们四个没回去。工厂有个商店能买吃的，师傅们在食堂吃饭，看到我们，我的师傅问：“你们怎么不和我们一起吃饭？”我说：“我们也想和你们一同吃饭，但是不可能。”他说：“为什么不可能？明天让我老婆给你们做好吃的，带来我们一起吃。”
这天晚上，留学生办公室负责人把我们四个人叫了去，问我们今天中午怎么留厂了？我说：“我们是听毛主席的话，与工人阶级“搞三同”。”他说：“你们在工厂留下来，群众有意见，这些留学生怎么没纪律？”我说：“群众是谁呀？工人可不是这个意思，他们明天还要请我们吃饭呢。”第二天我们继续留厂，第三天就不管了。
第一次留厂那天，我的师傅看到我买了西红柿，他问我在法国一个人的基本工资能买多少西红柿？我发现他有意在比较两个国家的生活水平，他听了以后觉得差别很大，差不多有十倍。
当时给留学生安排的师傅大多是很优秀的工人，有不少是劳模。我师傅很聪明，有自己的标准来了解外界。他也会说政治层面上那些官方话语，比如“你们腐朽的资本主义”等。但他有这个认识老外的机会，他就会用来了解外国人的生活方式，他想跟报纸上看来的那些介绍外国的内容做个比较。私下里会问我有多少兄弟姐妹。虽然他是被官方选择的一个人，可以自由地跟一个外国人说话时，也会流露出自己的心声。两个星期之后我们就无话不说了。
他听说我去过缅甸、东南亚、西欧、美国、意大利，就说“你们能到处跑”，还老是问：“你还去过哪儿？你还去过哪儿？”我就觉得人还是人，劳模也是人，劳模的欲望也是禁锢不住的。
一缕阳光
有时候我会想，我这么喜欢的一个国家，为什么这里对这么多好人有如此多的限制？这使我很痛苦，尽管对我这样的老外倒是没太多限制。然而，每次在最失望的时候，在我觉得那些做法太荒唐的时候，就会发现还有一缕阳光，让我又觉得没有白爱这个地方。
1976年春节前后，我们有10位同学要到济南去旅行。按当时规定，我们可以用硬座的钱买软卧的火车票。我不喜欢这种规定，我们找到学校，要求哪怕用软卧的钱买硬座的票都行，我们就是要坐硬座。在我们的坚持之下，我是第一次享受到与中国普通老百姓同等的待遇，所以，我觉得只要坚持，还是能达到比较满意的结果的。
在硬座车厢大家交流很容易，他们有农民、有基层的干部、还有从北京出差的干部。大家不谈大事，都聊各自的家庭，一会就相互熟悉和了解了。
到了济南，当时唯一的涉外旅行社国际旅行社的翻译来接我们。晚上，他问我们想看什么地方，我们说想看人民公社，看看周围的人文环境，不想看风景。结果，他当即说“好！那就自己去呗”，他这种很开放的态度，和北京“留办”是不一样的，真是出人意料，让我们很惊喜，因为以前出行总是会受到这样那样的限制。北京“留办”的安排是每到一处都有人跟着，很不自由。那时在北京有一些地方会写着类似“外国人不得超越”等文字。
第二天，我自己在济南市到处自由行走，在一个小胡同里，有几个小孩在玩，我和一个大约六七岁的小男孩玩了一会儿球，我们都玩得很高兴。小男孩说：“你来我家玩吧！”我说：“不，不行，我怎么可以去你家？”孩子说：“你不来？你是嫌我家太差吗？”我当然很想去，但我怕一个外国人到中国人家里会给他们家带来麻烦，而小孩不知道这些。我也不想让他不高兴，我就去了：“好啊好啊，我当然愿意到你家去！”
我就这样跟着孩子到了他的家里，当时大人不在家，等他父母一回来，脸就白了，居委会的人也闻讯而来。比较尴尬的时候，我说：“是我主动要求他带我来家看看的，我提出要求，他不好意思拒绝，是我要他带我来的。”居委会的人笑了，说“我们欢迎你”。他的父母脸色才缓和了下来。
我觉得这个家庭还不错呢，应该是正常的普通中国人家庭，这不是我第一次走进中国人的家里，但这是我第一次不被人带着走进安排好的家庭。除了没有以前我们入户参观时看到的“缝纫机”“收音机”以外，其他都很正常、整洁。这种经历，直到现在还是非常宝贵的经验。那小男孩现在应该有42岁，我很想再次回访他和他的家人。所以，我觉得，在那个年代最没有办法的时候，突然也会出现一缕阳光。
4.追寻红色足迹,重温红色记忆 篇四
7月19日上午9点，我队准时到达鲁西北地委旧遗址（冠县）在解说员的带领和解说下我们对鲁西北地委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共产党人，例如冠县回族抗日救国的回族女青年：沙春喜、沙春兰、齐娇兰、张桂云、王震凡、沙晓鲁、王慧颖等，被群众亲切的称为“七大姑娘”，还有被人称为“孤胆英雄”的米国斌等，一个个英雄人物，在冠县妇孺皆知，广为流传。鲁西北地委放在那个动荡不安，时局混乱的年代，放在蒙昧无知，暗无天日的旧中国，它是如此的渺小，又是如此的必不可少，它就像黑夜中飘摇的火种，给予麻木的人们以活下去的勇气和奔向未来的希望，正是全国无数像这样的火种在暴风雨中的坚定和奋斗，才有了春回大地晴空万里的艳阳天啊！
结束了对达鲁西北地委旧遗址的探访，我们循着先人的足
迹，前往“血水井”遗址。一路上我们寻街访巷，一路走访，在大叔大妈，叔叔阿姨的亲切指引下，终于到达了“血水井”遗址，期间一位热心大爷满腔激情的为我们讲述了血水井的来历，说道激动处，当说到日本鬼子用刺刀将十八名中国老百姓刺死在井中时，老大爷双拳紧握，语调颤动，神情激动，依然强烈的痛恨着日本侵略者，尤其是老大爷的一句“勿忘国耻啊，我们不侵略别人，但更不能让别人侵略我们”更是表达出了老一辈人的心声，坚定地爱国主义信念和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深深地震撼着我们感动着我们，我们年轻一代更应该心怀感恩，铭记历史，更加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作为年青一代的共产党员更应该拥有历史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谨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接过老一辈革命者的接力棒，继续为人民服务，继续为社会主义建设奋斗终身。经过中午的短暂休整，我们队继续出发，前往莘县的鲁西北烈士林园。这里是英魂安息的地方，怀着无比崇拜和敬畏之情，瞻仰和膜拜着心中的英雄，站在无数英雄的墓碑前，感受着无比庄严肃穆的气氛，突然仿佛身临其境般感受着无数英豪先烈们投身革命，英勇斗争的坚定信念以及驰骋疆场，奋勇杀敌的冲天豪情。此时的自己双拳紧握，将所有的崇敬和坚定都化作深深地鞠躬，并在心里默念：前辈们，谢谢你们，你们可以安息了，你们的精神不毁，你们的灵魂不灭，新中国的现代化革命建设的重担就有我们年轻一代扛起吧！
7月20号，我们一行8人9点出发，骑着自行车在历时5
小时后，辗转近100多公里后，在路人的多次指点后我们终于来到了万善乡的六十二烈士墓，来到时我们发现烈士墓有些破旧和凌乱。我们自发的组织了一次扫墓活动，以此表达我们队先辈烈士的敬仰之意。清扫完后我们在烈士墓前以三鞠躬再次表达对革命烈士的崇敬之情。
7月21号我们队乘车来到了茌平县冯思广家中，前去看望学长冯思广的父母。在村支书的带领下我们很快到了冯思广家，不过当看到矮破的土墙，甚至连大门都没有，就这样空荡的院落映入眼帘，仿佛置身于家徒四壁的旧中国，猛然醒来，看到出来迎接的冯思广的父母，尽管他们脸上透露着喜悦但也难掩眼神深出的憔悴和悲伤，此时此刻我们的心就像被利针扎到一般，猛的一纠，深深地握着伯父的手很久才说道：“叔叔，我们是冯思广学长的学弟学妹，我们来看你了！”热情的伯父将我们请到屋中坐下，并为我们清茶倒水。忙活了一阵我们尽量避免着敏感的话题，以免触碰到伯父伯母心中那永远的痛，我们旁敲侧击的问了许多，从中更加深入的了解到一些冯思广学长的一些事迹。原来学长是如此的孝顺，不仅体现在对待自己的父母身上，更体现在他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博爱精神，例如他十几年如一日的帮助孤寡老人打水扫地，风雨无阻。他又是如此的节俭，严以律己，一部最普通的诺基亚一直陪着他；他又是如此的大方，每次遇到可怜穷苦的乞丐时，他都会慷慨解囊。看着墙壁上学长的军装照，仿佛他此刻是如此的亲切，不是被神话的英雄而是形象鲜
活立体的邻家大哥哥，亲切的笑容鼓励着我们每一个人••••••回来的路上我们一直回忆着临别时伯父伯母微红的眼睛，以及眼神中深深地思念和失落。此时的气氛是如此的压抑，我们提议回校后向学校申请针对冯思广家庭生活困难的募捐，以此表达我们作为学弟学妹以及晚辈的一点心意。
7月22号我们在山东冠县通安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举行了山东理工大学实践基地挂牌仪式，公司的相关领导出席了仪式现场，与我们共同见证这个意义非凡的时刻。
5.走进红色景区 感悟红色精神 篇五
为迎接建党90周年、落实“创先争优”实施方案，7月29日至30日，市旅游局纪检组长李晗同志带领市旅游局机关全体同志分别赴河北西柏坡、白洋淀、冉庄等红色景区参观学习，开展大型主题教育，共同回顾我党光辉历史，接受红色革命教育。
在这次行程中，大家分别参观了全国著名革命纪念地、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西柏坡、素有华北明珠之称、抗日战争时期水上游击队雁翎队的故事发生地——白洋淀，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冉庄地道战遗址。一个个身临其境的场景，一件件珍贵的文物、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照片，让大家犹如穿越时光隧道置身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大家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重温新中国诞生前不平凡的历程。深刻地体会到，老一辈革命家的人生是伟大的人生，共产主义事业是伟大的事业。
6.红色影片《红色土司》观看心得 篇六
电影《红色土司》是由中共阿坝州委、阿坝州人民政府策划主抓和联合摄制的重点选题影片之一。影片内容切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主题。高度弘扬民族团结进步精神，传播红色正能量，具有较高教育引导意义。
据悉《红色土司》从创作、筹拍到首映，其间经历了无数波折，同时也创造了值得自豪的数个第一。
第一部反映羌族英雄人物的红色题材院线电影。
第一部正面反映红四方面军长征途经阿坝藏区、羌区的红色电影。
第一部艺术再现羌族上层人士在红军长征的特定历史时期正确选择参加红军，坚信革命必然胜利的正能量作品。
第一部使用羌族母语配音的红色题材主弦律电影。
阿坝州第一部作为国庆献礼片进入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映礼的少数民族红色题材院线电影。
7.红色文学 篇七
一、加强高校红色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红色文化指的是我国共产党人、人民群众与先进分子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共同创造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先进文化,其中蕴含了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与革命精神,如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以及我国革命旧址遗址、革命人物、革命文物等红色资源均是红色文化的体现[1]。红色文化也是一种崇高的信念文化,真正的革命者从来不缺乏革命的理想信念,这种理想信念突出表现在越是困难时期,他们对革命的信仰越执著、革命的意志越坚定,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
红色文化是一种不屈的战斗文化。红色文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特有的英勇顽强、意志如钢、敢于战斗、不怕牺牲、宁死不屈、不畏艰险的战斗精神的凝结。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辉煌历程,就是一代又一代先烈在这种精神激励下书写的光辉篇章。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发展趋势的加快,生活在这个大环境中的高校大学生的价值观与心理状况等均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加上时代的不同,使得其对于我国独有的红色文化有着各种不同的认知,其对于红色文化的认同程度与感知程度也存在着很明显的个体差异,大学生的民族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在社会各个发展潮流的冲击下不断减弱,而这正是我国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目的,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培养学生足够的民族使命感与责任感,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红色文化便是一种能够运用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有效载体。在我国高校所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其重要基础就是红色文化的本质内容与价值指向,在高校中推动红色文化的建设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通过大力弘扬红色文化的主旋律,让高校大学生在多变复杂的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培养学生多元一体的民族自我意识,实现红色文化的教育价值,将红色文化这一精神力量转变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智力支持与精神动力[2]。
二、高校红色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就目前来说,虽然我国高校红色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已经得到了很多的关注与重视,但是红色文化走进高校中并不是自觉的,需要在高校与大学生等各个方面的努力下才能够让红色文化在高校中得到很好的建设与发展,而我国高校在这一方面做的却不是很完善,红色文化在高校中的发展还有很多值得改进与完善的地方。总的来说,高校红色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缺乏足够的红色文化建设意识,红色文化氛围淡薄
受到市场经济发展与社会各个方面的冲击,我国很多高校在建设校园文化的时候没有意识到红色文化对其的重要德育作用,红色文化建设意识缺乏,不论是高校领导还是教师或是学生都缺乏一定的红色文化意识。高校中很多学生甚至都不知何为红色文化,对于红色文化的概念与内涵十分模糊。此外,高校所设置的课程与红色文化相关的十分少,更不要说关于红色文化教育的专题讲座了。即使有些高校开展了红色文化的宣传活动,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也十分低下,整个高校的红色文化氛围非常弱。
(二)红色文化建设缺乏长效机制,红色文化建设的内容不够系统
首先,我国高校数量十分多,但是专门设立了红色文化建设机构来引导红色文化建设的高校却是少之又少,也没有制定一个合理有效的制度来对红色文化在高校中的建设加以规范[3]。其次,高校红色文化建设应该要渗透在高校的政治文化建设、精神文化建设、物质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校园文化建设中,但是在实际上的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涉及了红色文化的内容非常少,很少会将红色资源运用到校园文化之中,整个红色文化建设内容十分缺乏系统性。
三、推动高校红色文化发展与红色基因传承的对策
“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内核。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孕育了永放光芒的抗洪抢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北京奥运精神、载人航天精神……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坚强自立、坚持梦想、永往直前。面对敌对势力的阻挠诋毁,面对自然灾害的汹涌来袭,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用勤劳和智慧、用坚定与执着,写下了令世人惊叹的“中国故事”。对于共产党人的人生而言,红色基因是信仰,目光远大,追求高远;红色基因是忠诚,爱党爱国,矢志不渝;红色基因是追求,勇于拼搏,自强不息;红色基因是忘我,无私奉献,无怨无悔。这基因,让青春常驻,让生命之花绽放,让人生的每个时期都有其独特的魅力。
(一)要对高校红色文化的建设引起更多的重视,建立起健全的红色文化建设长效机制
在高校红色文化的建设工作中,高校领导担任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同时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高校领导要对红色文化建设引起高度的重视,将红色文化建设作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站在整体的角度上对其建设与发展进行规划。首先,高校要成立一个由高校党政领导参与引导、高校中层干部所组成的高校红色文化教育领导小组,在全校范围内积极开展各种类型的红色文化建设活动,让学生可以有更多接触到红色文化的机会,加强学生与红色文化之间的交流。其次还要建立起完善的高校红色文化建设制度以及激励机制,做到了这点,才能够保证高校红色文化建设可以得到经常化、制度化与长期化的进行,从而也就保证了高校红色文化建设的长效性。同时,还要做到全民参与,高校师生员工的共同参与是让高校红色文化建设取得成功最为关键的一个因素,只有做到了共同参与,才能够让红色文化建设活动进行的有现实意义。高校师生不仅是高校红色文化建设的主要角色,同时也是高校红色文化建设的实践者、建设者与传承者,关系到红色基因是否能够在高校中得到真正的传承,可以提高高校红色文化建筑的生命力与活力[4]。
(二)构建完善的高校红色文化建设内容体系
在高校红色文化建设中,红色文化的内容就是其基础,脱离了基础整个红色文化建设活动也就无法得到真正的开展,没有红色文化内容的支持,整个高校的红色文化建设也就只能流于形式。在红色文化建设中,高校要对红色文化内容进行系统的整合,将红色资源中的各种类型文化通过各种形式与途径引进到高校中,在高校中建立一个红色文化资源库。同时,在高校建设红色文化的过程中,还要将历史与现实有机结合起来,将传统的红色精神与现在的时代精神融合在一起,将传统展示与现代科技融合在一起,不断丰富红色文化建设的内容,提高红色文化的感染力,从而也就能够提高高校师生参与红色文化建设活动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三)丰富高校红色文化建设的形式
首先,要用红色文化教材来引领高校红色文化课堂的开展,将红色文化与学生的课堂学习结合起来,在高校已经开设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将红色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红色文化来引领高校思政课程进行。其次,要通过红色文化实践活动来完善高校师生的行为文化建设。在高校的红色文化建设活动中,红色文化实践活动可谓是最直接、最真实的载体,是在高校中传播红色文化的重要平台[5]。要在高校校园中积极开展与红色文化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由教师组织带领学生去参观当地的革命遗址、革命文物等红色文化资源,让学生在真实的红色文化资源中更加真实贴切的感受到红色文化的力量与魅力。同时,高校还可以定期开展与红色文化相关的主题教育活动,邀请研究红色文化的学者或专家来高校中开展红色教育讲座活动,在活动中用我国革命先烈的伟大事迹来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社会主义思想与共产主义信念,丰富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与人生观,让学生在活动中感受到什么样的人才是对社会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促使学生在今后能够自觉接受红色文化的熏陶与弘扬传播红色文化。最后还要注意的是,高校大学生是使用网络的庞大群体,高校可以充分利用网络这一平台来加强高校中的红色文化建设,通过开展高校红色网络文化的建设来加强高校大学生对于红色文化的认同感[6]。网络作为一种新媒体,有着其特殊的优势与功能,高校可以利用大学生对于革命传统的崇敬之情这个有利条件,主动占据网络制高点,建设红色文化网站,开发设计出既具有红色文化特色又具有时代特色的红色文化软件,用健康向上的红色文化来抵御网络上不健康文化对高校学生造成的不良影响,向学生展示红色文化的巨大魅力与力量,为其今后主动宣扬与传承红色文化创造更好的条件,这也有助于促进高校红色文化的发展。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可知,红色文化作为我国一种独特的优秀资源,在我国高校的发展中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当前针对我国高校红色文化建设中存在的不足,在今后必须要积极采取各种改进措施,不断推动高校红色文化的发展,让红色基因在高校中得到更加良好的传承,为整个高校的建设与大学生的成长创造巨大的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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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臧金峰,袭凤臣.对高校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几点思考——从基督教团契组织在大学生中扩张的原因分析[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10,02:112-115.
[3]刘长江,何先成.繁荣学术,以文化人;咨政建言,服务地方——“新常态下革命老区发展暨巴文化研究”学术交流会会议综述[J].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6,01:155-160.
[4]龚言.浅议利用红色文化开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路径——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为例[J].传承,2016,06:32-34.
[5]李露洋.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暨红色经典艺术教育示范基地建设研讨会在沈阳音乐学院举行[J].音乐生活,2012,07:11-14.
8.红色文学 篇八
[关键词]红色文学作品;大学生;思政教育
红色文学与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既有着显著的不同，也有一定的相关性，它是文学类型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在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传播上作用非常突出。红色文学形式多种多样，内涵也非常丰富，它体现出了中国革命者的精神风貌。在今天，社会对潮流文化的关注较多，在传统思想的关注上却显得不足。红色文学大多是在共产主义思想的引导下完成的，对大学生的思政教育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如果缺乏红色文学的引导和教育，当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践行的过程中就会遇到一系列的问题，这将会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一、红色文学与大学生思政教育的联系
红色文学和大学生思政教育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一方面，二者在深层的理论上具有一定的联系，不管是红色文学还是大学生思政教育，其产生或者是进行的理论基础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不管是思政教育活动还是红色文学，都能够帮助大学生加深对社会的理解。下面笔者将就二者之间的联系作出简单的分析。
1.二者在价值体系上的一致性
不管是思政教育还是红色文学，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作其重要的理论基点，它们都是为了帮助人们形成对社会的正确认识，从而最终实现促进社会主义中国更好发展的目的。价值观对一个人的发展尤为重要，始终贯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人们未来的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2.二者在内容上的相互贯通
思政教育和红色文学在内容上也是互相贯通的。首先，二者都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其生存的重要基础，红色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对这一思想进行宣传，而社会主义的思政教育活动，马克思主义在其中的地位也是不言而喻的;其次，当今很多社会主义活动，其来源都是红色文学，而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很多内容，都是从文学作品中提炼出来的，红色文学是进行大学生思政教育的重要内容;最后，红色文学和大学生思政教育在内容上一个共同点就是对革命先辈的缅怀，这能够使人们对社会主义荣辱观有更深刻的认识，这也是二者在内容上互相贯通的一个重要表现。
3.红色文学作品为大学生思政教育提供了载体
大学生的思政教育不可能凭空进行，它需要具体的载体作为依据。红色文学对展现一定的时代风貌具有明显的作用，大学生可以通过对红色文学的阅读，对中国的革命成果取得的艰难性有更深刻的认识，同时，也可以加深对历史上一些伟大人物的认识。当今，虽然有一些影视作品对革命年代的具体事迹进行了描述，但渲染的手段都过于夸张。人们要想对那个年代以及人物进行了解，红色文学这一形式是比较合适的，通过深入了解，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修养。
4.红色文学是大学生思政教育最理想的形式
大学生思政教育不管是对国家还是大学生个人的发展都有重要的作用。但近些年来，大学生思政教育卻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它常常很难取得理想的效果，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思政教育的形式和内容无法满足大学生的需求。这就要求思政教育的形式和内容要与时俱进，其中，通过阅读红色文学进行思政教育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首先，红色文学其表现形式为小说、诗歌等形式，在可读性方面比较强，大学生比较容易进行深入阅读;其次，就红色文学的作者来说，大多是一些名家，他们所完成的作品，不管是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最后，红色文学也具有非常强的教育功能，通过对红色文学作品的阅读，发挥其潜移默化的作用，使大学生能够以文学作品中的英雄人物为榜样，不断提高自己，从而树立正确的思想道德意识。
二、红色文学的思政教育功能
红色文学和大学生思政教育的联系非常密切，其对大学生思政教育也有着重要的作用，下面笔者将就红色文学的思政教育功能作出具体的分析。
1.红色文学作品的思想教育功能
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非常重要，它不仅对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有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作用也非常明显。思政教育取得的结果对大学生的思想影响非常明显，红色文学在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比较突出，它有利于提高大学生对相关事物的分析能力和理解程度，也是他们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条件和保障。同时，在红色文学中，往往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先进文化，这些对大学生的职业生涯、生活状况、人生轨迹等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在他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在巴金的作品《家》、《春》、《秋》中，作者通过封建社会下灵魂没落、残酷冷漠等现象的深入阐述和分析，向人们展现了封建社会制度下人们生活的困难。通过这些文学作品，有利于大学生从更深的层次去理解红色文学作品在思想教育上的重要功能。例如，小说《红岩》就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红色文学作品，其在思想教育上的功能就是非常突出的，能够让大学生树立革命时艰苦朴素的思想观念。
2.红色文学作品的政治教育功能
思政教育除了思想教育这个重要功能外，政治教育是其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有一些差异，政治教育所涉及到的内容比较多，包括政治、文化、经济，甚至还包括人们接受政治教育的过程。红色文学与普通的文学差异非常显著，其中的政治和思想内涵非常丰富，通过红色文学，大学生能够对政治发展状况有更深入的理解，进而形成正确的政治观。另外，红色文学中所体现的政治和国家的联系比较密切，因此，在进行思政教育时，将红色文学渗入其中，有利于学生加深对历史的认识，形成正确的政治立场，最终形成坚定正确的政治观。例如，在红色文学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回延安》中，就塑造了相关的政治人物形象，给大学生传递出了比较坚定的人生信仰和政治立场。另外，通过红色文学作品，大学生对历史、社会的发展规律也能够有更为深入的认识，形成正确的人生观。
3.红色文学作品的道德教育意义
道德问题是最基本的问题，要想进行思政教育，道德教育的基础作用是不容忽视的。道德是大学生其他一切行为的基础，大学生的道德素质在日常生活学习中都有非常明显的体现，道德教育如果进行得比较好，最终将促进思政教育的发展。而在红色文学中，蕴含的道德修养和情操往往都非常高尚，因此，在进行思政教育时，必然会在道德教育上取得一定的成效。另外，正是由于红色文学所描绘的人物和事件都在比较特殊的时代，其中的道德规范和标准才会比较严格，对当代大学生的指导作用也更为明显。
三、如何发挥红色文学作品中的思政教育功能
既然紅色文学作品与思政教育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并且在思政教育中也有非常重要的功能，那么，如何发挥红色文学作品中的思政教育功能呢？下面笔者将进行具体的分析。
1.在思想导向上予以强化
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来说，红色文学是非常重要的载体，具有突出的提升作用，优秀的红色文学，对民族精神以及革命精神的宣传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从人类历史的进程可以看出，要想在世界中取得一定的认可和地位，就必须具有一定的革命精神。我国的红色文化从五四运动时期就已经产生，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红色文学，对这些红色文学作品的阅读，有利于大学生树立爱国主义的精神和情怀，坚持崇高的信念和理想。
2.在人文价值上予以熏陶
通过对红色文学的整体性把握，深入了解其中所蕴含的人文内涵和革命精神，并进行一定的把握。经典的红色文学作品，必然能够表现民族灵魂，而且一定会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因此，大学生通过阅读红色文学作品，能够对历史和现实有更深刻的认识，从中对中华民族的人文内涵以及民族精神有更深刻的领悟，最终促进个人的思想境界的提高。
3.在思政教学内容上进行丰富
大学生在接受思政教育时，常常会因为其一成不变的方式和深刻的理论而感到枯燥无昧，而通过红色文学这样一种形式，可以利用其所具有的艺术性使教学形式变得更加丰富。加之文学作品本身就具有非常浓厚的趣味性，通过红色文学作品，大学生必然会受到一定的熏陶和感染，最终对思政教育的目的有更深刻的理解。这样的方法是在传统基础上的补充，通过深入理解红色文学中蕴含的深层意义，让大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提高思想道德修养。
红色文学与当代大学生的思政教育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其在思政教育中的功能也比较显著。为了更好地进行思政教育，促进大学生的理解，创新思政教育的形式和内容已经成了时代的要求。恰当发挥红色文学的作用，就是促进思政教育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通过深入阅读和理解红色文学作品，对其中蕴含的革命精神和英雄形象进行了解和分析，最终达到有效发挥红色文学作品思政教育功能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曹林林.论红色文学作品对当代大学生思政教育的意义[J].芒种，2015（22）.
[2]李书领，柳云.试论红色文学作品的思政教育意义[J].短篇小说（原创版），2015（27）.
[3]李杨，李媛媛.对红色文学作品的当代思政教育意义的解读[J].语文建设，2013（08）.
[4]耿朋明.浅析红色文学作品的当代思政教育意义[J].时代文学（下半月），2015（05）.
（收稿日期：2015-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