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商业银行效率实证研究

我国商业银行效率实证研究（精选8篇）

1.我国商业银行效率实证研究 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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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互动关系看我国银行监管效率

风险管理是银行竞争力之所在。风险管理对于银行成败的重要意义使得风险监管原则日益为各国金融监管当局所认可,并付诸实践。2003年4月挂牌成立以来,中国银监会大力进行监管制度、方式和手段创新,着力推进银行改革和开放,实施以风险为本的持续审慎监管,努力建设银行风险管理长效机制。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中国银行业监管部门开始着手从监管部门风险监管与银行风险管理互动关系的角度探索如何提高银行监管效率。

一、借鉴《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建立全方位的风险监管制度,创造银行风险管理的良好外部环境

提升银行监管效率,需要构建基于风险监管、有利于促进银行业稳健发展的银行审慎监管法规体系。巴塞尔委员会《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总共提出了十条原则阐述“审慎监管法规和要求”问题,要求监管机构制定和实施资本充足率、风险管理、内部控制、资产质量、损失准备、风险集中、关联交易、流动性管理等方面的审慎监管法规。这些审慎监管法规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涉及资本充足率监管,另一类涉及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即要求银行监管机构确保银行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体系,同时不超出其资本允许的范围过度承担风险。

要以《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颁布实施为契机,参照《核心原则》所提出的银行审慎监管法规框架,借鉴国际经验,根据我国银行监管的发专业 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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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方向,科学设计、系统规划一个基于风险监管的、有利于促进银行业稳健发展的银行审慎监管法规体系。

一是建立规范、科学的风险预警及控制体系,形成对银行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系统性风险监管的制度架构。同时,完善银行风险管理、内部控制、资本充足率等审慎经营规则,加速培养银行风险管理能力,督促银行加强风险管理,建立独立的风险管理组织框架和完善的风险管理政策、程序,以及有效的风险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程序。二是强调综合并表监管和资本控制。目前,随着银行机构在业务和机构上的多元化与国际化,以及银行控股集团的发展,并表监管已日益成为有效监管的重要前提,而且一国银行监管部门是否实施并表监管,也成为判断其是否有能力对银行机构实施有效监管的一个重要标准。三是充分认识审慎会计原则在银行监管中的作用,进而按照国际惯例,建立起科学合理的、支撑银行审慎监管的制度体系,提高其财务会计信息的准确性、公允性和可靠性。采取不同的会计准则和价值评价方法,将直接影响对银行资产价值和财务结果的评价,从而会直接影响金融监管部门和社会公众对其真实风险的判断。四是强化并严格执行金融机构信息披露制度。

二、在风险监管中融合银行风险管理,引导银行提升风险管理能力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不仅强调监管机构的外部监管约束,还补充强调了银行的自我约束、以及通过信息披露引入市场约束,三者共同形成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三大支柱”。在新资本协议框架下,银行在选择内部风险管理框架方面具有更大的自主权和灵活性,监管机构也可以根据不同专业 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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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的业务复杂程度、管理水平、经营业绩等来确定不同的监管要求,从而为提高监管的效率创造了条件。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将银行的内部管理纳入监管体系:

1、督促银行建立良好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完善的内控机制、制度。良好的内部治理结构和内控制度为本,而外部监管为末。银行监管部门不能一味从外部施加管制,而是要注重促使银行完善法人治理,强化内部控制,提高自我监控水平。要对银行的内控制度提出全方位的要求,包括建立科学的企业治理结构、独立与权威的内部监察机构、业务职能部门明确的风险控制分工及彼此相互制约关系、谨慎的授信审批制度或分级授权制度、严格的会计控制制度、有效的内部检查与稽核制度及合理的员工管理制度等。

2、注重发挥银行风险管理的能动性,允许银行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银行风险模型。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银行总是比监管部门更了解其风险所在。所以可以允许各大商业银行总行根据各自的经营情况自主选择风险计量模型,经银行监管部门审定后作为其监管的依据。中小银行可由银行监管部门提供备选模型。随着业务特征的变化,风险模型可申请变更。

3、放松限制与强化监管并举。放松限制是指逐步放松对银行在业务创新、业务经营等方面的限制,强化监管是指监管部门对银行机构在业务方面放松限制的同时,还要强化对它们的监管,以充分保证监管的有效性。两者有其统一性,银行监管能支持和引导创新,消除创新的负面效专业 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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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银行创新则包含和促进了银行监管的创新；同时两者又是对立的,银行创新增加了银行体系的不稳定性,会削弱银行监管的效率,银行监管则可能抑制银行创新的效率。正是在这个动态的博弈过程中,推动了银行创新的不断发展和银行监管水平的不断提升。

三、在风险监管中引入市场机制,提升银行监管效率

从国际范围内看,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市场机制与政府监管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被理解成一种平行替代的关系,金融监管力量的强化意味着市场机制力量的弱化,从而形成金融监管对金融市场的压制性特征。随着全球市场化趋势的发展,在激励相容的监管理念下,金融监管不再是替代市场,而是强化金融机构微观基础的手段,金融监管并不取代市场机制,而只是从特有的角度介入金融运行,促进金融体系的稳定高效运行。

市场之所以是市场经济中的“最佳风险管理者”,主要在于市场力量所形成的对银行经营管理的市场约束,具有全面性、客观强制性、公平性和持续性等四个特点。正是认识到了市场约束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优势,《新巴塞尔协议》才将市场约束作为其三大支柱之一。充分有效的信息披露是市场约束发挥作用的基础。因此,银行监管部门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制定银行信息披露的标准,并强制银行按照所制定的标准进行披露,加强对信息披露的监管,并对银行的信息披露体系进行评估。

监管部门风险监管与银行风险管理实现互动

风险管理和风险监管对于风险的共同强调决定了银行和监管部门间专业 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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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利益的一致性,但是对于具体的均衡风险程度,银行和监管部门两者间存在着不一致,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股东,整个银行业、处于不同清偿顺序的债权人之间也存在着不一致。这种均衡风险程度的差异性决定了有效的监管应是一种强调监管部门风险监管与银行风险管理的互动关系、注意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监管。

一、缺乏必要的风险监管将使银行没有提升自身风险管理能力的动力 当银行资本充足率过低或为负时,过度承担风险产生的收益完全由银行股东享有,而一旦发生损失则完全由银行的债权人承担,由此银行的股东会产生一种赌博心理,大大提高其对风险的认可程度,银行毫无提升自身风险管理能力的动力,甚至有承担高风险获取高收益的动机。同样,产权不清形成的“内部人控制”也会放大银行内部人的风险可接受程度。而当监管政策过于宽容,如存款保险保费的收取未建立在风险基础上,且覆盖率过高；直接以国家信用对银行提供或明或暗的担保等,宽容政策使本应由银行的股东或者存款人承担的风险损失外部化,降低了风险给银行的股东或者存款人带来的损失,由此产生道德风险,降低了股东对风险的控制或抑制激励。

二、监管部门的过度监管会使银行风险管理能力受到不恰当的抑制

过度的监管会抑制银行通过资产运营对风险的降低或化解能力。资产运营对风险的降低或化解突出地依托于银行资产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包括资产种类、分布地域、行业、借款企业、期限、计值货币种类的多元化等。充分有效的多元化需要银行有充分的资产运用权限。在指令式专业 专注

工作总结 述职报告 竞聘演讲稿尽在金融人网站 的监管、滞后于外部金融市场环境变化的监管下,银行通过多元化降低或化解风险的能力也就更弱。此外,金融市场的动态性,杠杆交易对风险的放大效应,往往使监管部门在金融工具的创新、银行对金融交易的利用上过度谨慎,这一方面直接抑制了银行利用交易控制、降低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对金融市场广度和深度的抑制间接限制了银行通过金融交易对风险的控制、降低能力。过度的监管还得不到银行的积极配合,银行会寻求规避监管的方法来对监管机构的管制做出反应,使现有的监管政策失效。作者：方刚 王慧心

2.我国商业银行效率实证研究 篇二

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产业规模逐渐走向社会化大生产, 商业银行成为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从计划经济时代逐步迈向了市场经济的道路。直到今天, 商业银行已经成为支撑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同时也是我国金融市场的中心枢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 我国银行业将迎来巨大挑战, 一些银行通过资产重组的方式来不断过大产业规模, 使自身具有更强的自主经营能力和对潜在风险的抵抗能力, 这些资金实力雄厚、规模庞大的外资银行更容易在全球范围内抢占市场份额, 面对突如其来的压力, 我国银行业也在寻找发展壮大的机会。

银行业竞争结果事关整个社会的发展成败, 我国政府高度关注银行业的并购情况。金融危机的到来给我国国民经济带来很大影响, 由于经济快速增长期积累的潜在隐患问题逐渐突显出来。为了有效解决和避免出现大规模、大尺度经济滑坡现象, 我国人民银行率先探索了并购重组的道路。同时, 我国政府在政策上对银行业并购重组调整也给予了必要的支持和保障。通过对商业银行并购效率的实证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并购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足, 及时转变思路改善措施, 不断提高银行并购的实际效率, 进而对促进我国商业银行并购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并购效率的实证研究方法

银行并购效率所采用的量值分析方法很多, 比较突出的是前沿分析法, 前沿分析法又可以细分成参数和非参数分析两大类。参数分析法包括了本文提到的自由分布法, 除此之外还有像随机边界、后前沿分析法等, 而非参数分析法主要包括指数分析发、数据包络法以及自由处置等分析方法等, 不同的研究方法对应着不同的数据样本, 在参数定义、误差范围的选取等方面也存在很大的差异。

DEA分析法具有很强的灵活性, 不但可以用来分析金融市场, 而且在科技、文化等领域也有很好应用价值。DEA分析法优点主要表现在其可以很好的处理多产出与多投入的特殊情况, 不用像其他前沿分析法那样必须构建出符合研究对象的函数模型, 有效避免了由于函数模型建立错误而直接导致无法得出正确的研究结论, 另外, DEA分析法不需要知道研究对象具体投入与产出价格, 对应的单位也不列入参数的选择范围之内, 让计算变得更简洁, 特别适合于复杂系统的研究, 特别像子系统数目众多且异常复杂的结构。

本文将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 以达到实用性同科学性相结合的目的。定量分析不但能有效把握事物自身的规律性, 还可以进一步排除外界干扰因素对研究对象所造成的影响。

三、我国商业银行并购效率的DEA分析

(一)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2008年、2009年的规模效率、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值都比1小, 充分表明了工商银行此时间段内, 由于纯技术无效率和规模无效率两方面的原因, 直接导致技术无效率的结果出现, 暴露出工商银行在经营管理上所存在的问题。实践证明, 由于工商银行收购跨国公司造成产业结构不科学、资源配置存在不合理等问题, 最终造成了银行经营管理效率受到直接影响。直到2010年这一现象才得以稳定, 显示出金融危机影响下我过商业银行并购后经营管理效率可能出现下滑, 经过一段时间的整合重组, 情况会出现好转。

(二) 浦发银行

自浦发银行于2009年连续实施多次银行并购活动起, 浦发银行逐渐开始进入银行经营管理整体无效率阶段, 且规模效率要明显小于纯技术效率值。经过一年左右的产业结构重组调整, 并购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慢慢被淡化, 一直持续到2010年浦发银行重新恢复了经营管理实际效率。综合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实际原因, 浦发银行为了扩大企业规模在多个城市建立营业网点, 进行了一系列并购活动, 考虑到周期成本, 决定直接并购其他商业银行的营业网点。然而, 由于专业所涉及的范畴不同使得企业文化存在很大差距, 导致浦发银行并购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经营管理效率呈下降趋势, 随着磨合时间的逐渐加长, 浦发银行并购效率也开始慢慢恢复提高。

(三) 交通银行

交通银行并购前后效率值同其他几个银行有很大不同, 从2008年开始一直到2012年, 交通银行经营管理实际效率始终维持在实际成本有效状态, 其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技术效率均等于1。即使2010年与其他银行并购重组后, 银行的经营管理实际效率也没有像以上两家银行一样呈现出下降趋势, 这也充分表明了交通银行的资源配置情况以及整体经营状况具有潜在的实力。

四、结束语

本文采用DEA分析法对我国商业银行、浦发银行以及交通银行并购后银行效率情况进行了讨论, 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实证分析了金融危机下我国商业银行并购重组过程, 通过精确的数据验证了三家商业银行并购后经营管理效率所呈现的问题, 并结合三家银行实际的商业行为, 深入剖析了问题产生的具体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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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国商业银行效率实证研究 篇三

摘要：银行提高核心竞争能力的最好利器便是金融产品创新，文章利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取得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相关数据，使用因子分析法对问卷数据进行处理，得到具有解释性的因子后利用最小二乘估计对影响创新绩效的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创新规范性对创新绩效有显著作用，而领导的支持程度和创新的专业化程度对创新绩效没有明显的影响，是否是上市商业银行或者国有控股也对创新绩效没有明显作用。

关键词：金融创新；创新绩效；因子分析

创新是事物向前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不同的创新文化、创新意识以及创新模式等都可能会导致事物走上不同的发展方向，主动创新、自主创新更容易适应新环境以及应对新环境带来的挑战。一般来说，创新有利于事物稳健发展。金融体系快速发展、逐步完善的现实以及大量关于金融创新的文献已经证明，金融创新是整个金融体系健康运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金融创新有助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也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一、 数据收集与分析

1. 数据收集途径。本文用来进行金融创新绩效研究的数据均来自于调查问卷。具体编制和修改步骤如下：

（1）通过对相关文献的阅读了解有关金融创新、创新动因、创新绩效以及创新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结论，参考其中权威研究的理论依据以及得到普遍推广的实证性研究文献中的量表。在此基础上，结合本人在商业银行数年的从业经验形成问卷的题项，设计出问卷初稿。

（2）通过与相关领域的研究专家进行讨论，就所需要研究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测度题项的设计向研究团队中的各位教授征询意见。通过不断的推敲和改進，形成了问卷的第二稿。

（3）笔者运用业界的调查与访谈结果进一步完善问卷。笔者将问卷发给多位商业银行的中高级管理人员，以征求他们对该调查问卷的意见：所设计的变量以及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否能够真实反映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实际情况，相关变量的测度是否可以准确衡量银行业金融创新的真实情况。根据各位管理人员的初步测试结果对调查问卷做最后的修改完善，形成问卷的终稿。

2. 问卷对象概况。整个问卷调查过程用时5个月，一共发出300份问卷，收回109份，其中有效问卷为106份，问卷的实际回收率为36.3%。调查对象所在的银行主要是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一共有78位；另外26位从业人员分别供职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不包含邮政储蓄银行。

（1）调查对象在公司服务年限的分布特征。根据被调查者填写的公司服务年限信息，我们可以看出服务年限最长的为17年，最短的为1年，平均服务年限为5.85年。被调查者服务年限在3年以上的占94.3%，有40.6%的被调查者在自己公司服务了6年以上。这说明问卷填写人大部分拥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对自己所在银行比较了解，因此答案的准备度相对可靠。

（2）调查对象工作职位及年龄分布特征。106位调查对象中基层管理人员有55位，所占比例为52%；中高层管理者有49位，所占比例为46%；还包含2个普通员工。我们发现问卷填写人的职位分布十分均匀，基层管理人员和中高层管理人员几乎各占50%。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不同管理人员对商业银行产品创新的看法，有利于提高定量分析的准确性。

二、 实证研究

本部分主要使用因子分析对问卷数据进行处理，得到具有解释性的因子后利用最小二乘估计对影响创新绩效的因素进行分析。

1. 变量设计。问卷采用封闭式问题设计，共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对特定问题给出若干定性陈述供选择或请问卷回答者填空；另一类是问卷回答者需根据自己所在银行的现实情况与问卷陈述的吻合程度进行选择。问卷共有三个我们想了解的关于创新的特征：我国商业银行产品创新的实施程度、创新的实施动因以及创新的微观绩效，分别对应于正式问卷中的一至三部分。每一个部分中设有若干问题从不同角度衡量每个特征的现实情况。除此之外，我们还设计了一些与控制变量相关的问题，被安排在第四部分的企业背景和第五部分的问卷填写人资料中。以下对各个构念及控制变量分别做出说明。

（1）产品创新的实施动因。正如前文所述，在利率市场化、客户需求多样化等新的金融环境下我国商业银行将会采取一定的措施应对转型压力，产品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我国商业银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佳绩。本问卷从五个方面考察我国商业银行进行产品创新的动力：交易成本、理财需要、规避监管、科技推动以及风险控制。显然，这些推动因素中既有外部环境的压力，也包含自身的需求。

（2）产品创新的实施程度。本问卷考察产品创新在某一银行的实施程度时，考虑创新形成的整个过程，即从创意来源、创意讨论、创新决定、创新规则以及创新频率等创新过程中的各个方面来衡量实施程度。

（3）产品创新的绩效。正如文献综述中所提到的，关于金融创新的微观绩效衡量有很多可用的指标。本问卷主要考察六个项目：成本降低比率、会计利润增长率、投资回报增长率、市场占有率增长、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提升以及管理层的满意度。

（4）控制变量。为了更好地研究我国商业银行产品创新绩效，我们在问卷中设计了一些问题用以提取控制变量，从而使定量分析更精确、更稳健。

①是否为上市公司或上市公司的下属公司。这是一个虚拟变量，当公司为上市公司或上市公司的下属公司时，设定变量值为1；否则为0。

②所有制性质。这同样是一个虚拟变量，当公司属于国有银行（国有独资银行或国有控股银行）时，设定其变量值为1；否则为0。

③企业规模。根据企业规模变量的性质为其选择了三个可替代变量，分别是主营业务收入、上年末总资产和员工人数，统计分析中以主营业务收入作为呈报的基础，其他指标用于敏感性测试。

2. 因子分析结果。本节将会对银行产品创新实施程度以及创新绩效进行因子分析，首先判断这些问卷中的变量是否满足因子分析的条件，对此我们将使用巴特利特球度检验（Bartlett Test of Sphericity）和KMO（Kaiser-Meyer-Olkin）检验。然后对因子分析的结果做出具体的解释，为后面的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1）银行产品创新实施程度分析。本问卷从创意来源、创意讨论、创新决定、创新规则以及创新频率等创新过程中的各个特征出发，分析创新在银行部门的实施情况。对问卷中的项目进行主成分分析和方差最大旋转，检验结果显示，巴特利特球度检验统计量的观测值为93.927，相应的概率p十分接近零，此时应拒绝零假设，原有变量适合作因子分析；同时，KMO值约为0.7，根据Kaiser给出的KMO度量标准可知原有变量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由表1因子分析的结果可知，第1个因子反映了创新规范性（用D1表示），即我国商业银行对即将面世的正式的创新产品都会通过书面文件进行充分地信息传递并出台相关的管理规范；第2个因素可反映了领导支持程度（用D2表示），即领导对创新活动的支持会提高各个部门的创新积极性，鼓励各级员工积极思考，也会针对创新产品进行讨论。第3个因子反映了创新的专业化程度（用D3表示），即我国商业银行创新的指导思想是否深入，产生途径是否多样化。显然，我们不能只以创新频率这一个指标衡量我国商业银行在创新方面做出的努力，领导大力支持并且创新机制完善的商业银行的创新实施程度相对较高。

（2）银行产品创新绩效分析。本问卷中包含六个用以衡量银行产品创新绩效的项目，即成本降低比率、会计利润增长率、投资回报增长率、市场占有率增长、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提升以及管理层的满意度。对这些项目进行主成分分析和方差最大旋转，检验结果显示，巴特利特球度检验统计量的观测值为132.047，相应的概率p十分接近零，则应拒绝零假设，认为相关系数矩阵不太可能是单位矩阵，原有变量适合作因子分析；同时，KMO值约为0.7，根据Ka-iser给出的KMO度量标准可知原有变量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由表2因子分析的结果可知，第1个因子反映了客户占有率及管理层态度，可以视为非财务业绩（用P1表示）；第2个因素可反映了各种会计指标，可以看作财务绩效（用P2表示）。这和前述文献中所提到的已有金融创新微观绩效的衡量指标相一致。

3. 回归分析结果。利用上一部分中因子分析所提取的因子对创新绩效和创新实施程度进行回归分析，主要考察创新的绩效，自变量为创新的实施程度和前述的控制变量。具体模型如下：

P1=a+bD1+cD2+dD3+control variable

P2=a+bD1+cD2+dD3+control variable

其中，控制变量如前文所述：我们设lis为虚拟变量，一个虚拟变量，当公司为上市公司或上市公司的下属公司时，设定变量值为1，否则为0；设own为另一虚拟变量，当公司属于国有银行（国有独资银行或国有控股银行）时，设定变量值为1，否则为0。P1、P2以及D1、D2、D3分别是因子分析中提取得到。我们分别以P1和P2为因变量，D1、D2和D3加上虚拟变量lis和own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以看到，不论创新绩效使用财务指标还是非财务指标来衡量，对其有显著影响的只有D1，即创新规范性，由于书面的规范性文件出台之后一般预示着新金融产品的产生，因此也可以用创新频率来表示。而领导的支持程度和创新的专业化程度对创新绩效没有明显的影响，是否是上市商业银行或者国有控股也对创新绩效没有明显作用。根据我国商业银行创新的实际情况，我们对此做出相应的解释。

首先，我国商业银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创新活动日趋活跃，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消费信贷覆盖了住房、汽车、教育、旅游以及装修等多个层次的消费；中间业务的品种也不断增加，如信用证、票据承兑、代客理财、信用卡以及代理保险等。这些微观层面的业务品种创新以及服务功能创新等给银行带来了活力，经济效益明显。微观层面创新的活跃促进了我国商业银行服务功能的完善和服务质量的提高，为商业银行带来了收益，说明我国商业银行创新数量与创新绩效存在正向关系。

我们认为领导支持程度与创新绩效关系不显著这一结论也是符合我国现实情况的。如果说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创新化进程是“市场主导型”模式，那么我国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化进程可以被称为“行政干预型”模式。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领导对金融创新的支持往往带有行政色彩，支持创新的行为可能是为了迎合国家政策，而不是以银行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领导支持程度和我国商业银行支持程度并无显著关系。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是否国有控股与创新绩效无显著关系。

对于创新的专业化程度并不会显著提高商业银行创新绩效的原因，我们也可以从我国银行业现状中找到答案。近十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大多表现为引进或者借鉴西方商业银行已有的业务和产品，可以被称为吸纳性创新；真正由我国商业银行首创、具有我国特色的原始性创新较少。这种状况决定了我国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易被复制，也就是同质化现象，这也导致利用创新获取超额利润的"创新产品生命周期"较短。因此，D3（创新的专业化程度）对P1（创新绩效的非财务因素）的影响为负也就合乎情理了。

另外，正如前面所述，我国商业银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商业银行日趋活跃的创新都是来自于微观层面，而在宏观层面的制度创新因受到体制和经营模式等的制约并未取得实质性发展。尽管随着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等股改上市，我国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革，也对独立审计、审贷分离、集约经营等管理模式上进行了一些尝试，但是在法人治理结构、银行组织架构等深层次问题的改革方面并未取得突破性变革。因此，上市商业银行相对于非上市银行在金融创新方面并无明显优势，是否上市也就不是决定创新绩效的关键因素。但是从长期来看，商业银行宏观层面的创新终会取得突破，这将有助于我国商业银行的稳定发展。

三、 小结

本文利用调查问卷得到的数据对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动因、金融创新的实施程度以及创新绩效进行定量分析和实证研究。通过因子分析，我们得到可以衡量我国商业银行当前金融创新产品绩效的两个因子（非财务因素和财务因素）的得分，另外还得到用来衡量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实施程度的三个因子（创新规范性、领导的支持程度以及创新的专业化程度）的得分。结合问卷中问答题产生的控制变量，我们对影响我国商业银行创新绩效的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出的结论有助于我们更清楚的认识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现状，这些结论也可以作为我国商业银行未来进行金融创新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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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戴国强（1953-），男，汉族，上海市人，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货币银行；罗宣东（1975-），男，汉族，安徽省庐江县人，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信用管理。

4.我国实证会计研究的若干思考论文 篇四

我国会计界接触规范的实证研究方法;始自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当时的一些学者尝试将实证会计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内，包括翻译了瓦兹和齐杰瑞合著的《实证会计理论》一书。但是;直到90年代中期，仍然以介绍为主。最早出现的，可称之为实证研究的论文，应当是赵宇龙发表在《经济研究》 第7期上‘会计盈余披露的信息含量”一文。该文的发表，标志我国会计界对实证会计研究从方法介绍进入到实际应用。

197月到现在，也只有3年多的时间。从时间维度来看，回顾似乎跨度太短;难以形成有意义的结论;但如果从实证研究论文发表的数量、涉及的研究问题、递增的速度来看，总结并评价过去，不仅有充足的论文为依据，对未来我国实证会计研究的走向，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鉴于目前国内一些学者已经对实证会计研究的成果作了归纳与总结，本文不再重复这一工作。我希望在这篇短文中;就我国实证会计研究已有的成果和现象，作一些评论与讨论。

如果对我国过去三年实证会计研究作一个总结评价的话，我个人认为，截止到目前的所有卖证会计研究，主要仍停留在模仿阶段，即运用西方成熟的实证会计研究的方法，以我国资本市场的数据来验证西方已有的实证会计研究的假设，甚至，一些研究问题也是模仿性的。比如，赵宇龙的论文模仿Ball and Brown(1968)，开我国实证会计研究之先河，但后续的很多研究也是如此。

理论是继承性的实证研究的核心就是通过大量的经验证据验证或修正前人的理论与假设。以我国资本市场数据来验证西方已有的成果，有些适合，有些不适合。但是;理论的重要作用就是对现象提供有依据的解释，从而能为现象的未来发展提供有依据的预测。这样，仅仅是验证西方现有的理论，何者在我国的资本市场环境下具有解释能力，何者不具备解释力，显然不能形成真正基于我国市场环境的理论与假设，从而也就无法形成对我国经济现象具有解释、预测能力的理论。遗憾的是，由于我国过去三年的实证会计研究，主要是模仿因而，绝大部分研究问题都是‘引进的”，真正基于我国市场环境的理论与假设，为数极少，其中;10%现象是其中最为突出的假设。

10%现象是指上市公司通过盈余管理，使其净资产收益率达到配股及格线要求的10%。这一现象的产生，与我国资本市场特有的制度环境有关，即;中国证监会起要求上市公司连续三年净资产收益率不得低于10%方可申请配股。有学者发现，这一制度出台后，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的分布朝10%的区间集中，且略大于10%的比率显著高于往年。10%现象的提出，不仅对实践具有较好解释力，也可用以预测上市公司的未来行为：那些距离配股及格线不远的上市公司;总是力图通过各种方式;将净资产收益率提高到10%;以达到配股的目的`。该研究的政策性意义也很明显中国证监会接受了学者有关10%的研究成果，逐步降低配股的门槛要求(如最低6%);甚至基本取消这一要求(增发新股)。

10%现象的研究成果对我们的启示是进行实证会计研究，不仅需要有规范的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关注理论与方法背后的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一个主目标就是对现象提出合理、有效的解释，而现实世界的各种现象又与相应的制度环境密不可分，如果不关注现象背后的制度与制度环境，解释就难以做到充分、有效。就笔者对已有实证会计研究文献的观察，目前一些实证会计研究中应当特别关注的制度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市场有效性的验证有效市场假设是实证会计研究的前提，因为，有关会计盈余有用性的研究必须以相对有效的资本市场为理论前提。否则，一个无效的资本市场上，即使发现会计盈余与股价报酬之间存在统计意义上的相关性，也不能就据此认为会计盈余数据被市场有效利用了。但是，我国资本市场上很多现象表明，单纯从方法上检验我国资本市场的有效性问题;而忽视相应的制度环境，其结论将是令人怀疑、甚至是误导的。我国资本市场的特殊的制度环境包括上市公司的主体是国有企业，资本市场上大量的资金来自国有资本;资本市场规模与容量有限，交易方式单一;资本没有其他盈利渠道，无路可退;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机构投资者;它们在资本市场上都不承担法律责任，或承担极小的法律责任;这更助长其非理性行为或操纵市场的行为。基于这样的制度环境，或者，不讨论上述特殊的制度环境对资本市场效率的可能影响;而直接采用诸如事项法、随机游走、公开信息等公式来检验我国资本市场的效率，其结论的有效性是令人怀疑的。

我国资本市场所发生的一些案例可为上述猜测提供部分支持，比如， 5月 19日所出现的‘5.19”行情;记安科技初的股价过百元游戏;初中科创业事件;红光实业、郑州百文等虚假上市事件，等等。这些事件对资本市场效率的影响有多大，是否足以损害到资本市场的效率;尚缺乏有效的研究。另外，在近乎于零的法律责任下;一些上市公司配合机构投资者操纵股价，包括不乏利用虚假的会计盈利消息。这种会计盈利信息与超额市场回报之间的关联性，究竟是“功能锁定”，还是‘沛场有效”，仍需要严谨、科学的研究。

关于资本结构问题从MM定理产生之日起，资本结构的研究就一直是热点话题之一;并形成了多个理论假说;如信号传递、融资优序等等。但是，这一理论的前提是：成熟的资本市场;使得企业可以相对自由地选择融资方式;有效的市场监督与治理机制，使得企业必须谨慎地选择融资方式。但是我国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几乎所有企业，都不能自由选择融资方式;且融资制度的成本与不确定性都很高。这样，资本结构的选择本身失去其信号传递的功能，包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内的各金融机构，尚未很好地解决自身的代理问题，因而，金融机构对企业的监督能力不强;除少数上市公司效益好、内源融资能力强外，绝大部分上市公司效益相对较差;缺乏内源融资的能力。未来关于我国企业资本结构的研究，应当充分关注这种制度背景的差异，提出真正属于我国制度环境的资本结构理论。

关于代理成本理论代理成本理论和作为其进一步发展的“契约成本”理论，激发了丰富的实证研究成果，其中，专门讨论会计政策选择的实证研究就是在代理成本理论之上发展起来的。目前很多实证会计研究的成果中，都能发现代理理论的痕迹。在我国，代理成本显然也是适用的，但是，其表现形式将显著是不同于美国。比如，基于契约成本理论所形成的实证会计三大假设之一的“政治成本”假设认为，企业规模越大，越有动机降低利润。在我国;企业只有做大，才能引起政府重视，才能得到各种政策扶持，前一段政府主导性的企业合并和”500强”情结，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此时，简单地套用西方的假设，将是不确当的。又如，西方的代理理论主要关注经理人员与股东之间的利益不一致，在我国，绝大部分国有上市公司改组上市时;都有一个同名的、国有控股母公司，这样，在大、小股东之间也存在利益不一致的现象，讨论诸如股利政策、公司治理等问题时，就必需要关注我国这种特殊的制度安排。

对制度与制度环境的关注，将会引导我们去研究那些真正属于我国经济环境下的问题，并因此而采用一些确当的研究方法。比如;我国资本市场历史较短，公开信息披露不足;因此;对一些特定的问题;通过案例研究的方式，追踪个案，将比试图采用大数据量的经验分析更为有效。又如，针对我国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各种现象，通过构建确当的理论，对现实世界所发生的现象提供个案似的解释、说明，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只有真正从我国的制度环境入手分析、讨论我国的经济现象，才能形成基于我国经济环境的实证理论与假设，这应当是实证研究的根本涵义之所在。

作者简介：刘峰，男，19 6 6年2月生于安徽省无为县，199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会计系，获经济学(会计学)博士学位，晋升为教授。现为中山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现代会计与财务研究中心主任。

自 1986年起，先后在《会计研究》、《管理世界》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刊余篇，出版《会计准则研究》、《会计准则变迁》等著作、教材近20部;主持过两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科研课题及其他层次课题;关于会计基本理论、会计准则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目前的研究兴趣为：我国会计准则制订与实施效果的验证等问题、银行监管政策变化的市场检验及相应的债务结构问题研究、珠江三角洲区域专业化下中小企业的生存模式与成本战略。

5.我国商业银行效率实证研究 篇五

[摘 要]本文对沪深两市上市公司―财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从需求角度系统考察了影响商业信用的因素，并从商业信用角度检验中国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融资约束。根据国有股比例是否达到50%为标准，把总样本分为两组：国有股比例≥50%组和国有股比例50%组。通过比较两个样本组在商业信用行为方面的差异，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确实存在融资约束，并且国有绝对控股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要远小于国有非控股企业。

[关键词]商业信用;影响因素;融资约束

1 引 言

商业信用是企业在贸易过程中的一种赊销、赊购行为。下游企业从上游企业获得生产投入品(原材料)或服务，一定时间后延期支付款项;而上游企业由于和下游企业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在对其经营状况和信用状况了解的情况下，也愿意通过延期支付给予其资金融通。

欧洲在中世纪最早出现商业信用，中国则是在先秦时期开始商业信用的使用。在英国，超过80%的日常交易通过赊销完成，并且应收账款约占企业总资产35%(Summers et al。);在美国，1991年的商业信用平均使用占到了企业总资产的17。8%(Rajan和 Zingales，1995);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商业信用超过了企业总资产的1/4;在中国，―沪市A股上市公司的应收账款占总资产比例为7。61%(周铁铸等，)。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商业信用已成为非金融性企业总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有的国内外文献对商业信用的研究主要从宏观和微观视角通过理论或实证对商业信用的存在机制、影响因素以及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进行了探究，但鲜有文章结合融资约束的背景对上市公司的商业信用展开研究。由于我国特殊的制度安排，A股市场上市公司中绝大多数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成的。一些重要领域的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国家都要求保持绝对控股，一般认为，融资约束对这样的企业影响比较小。国有股比重不同的上市公司与国有银行和政府间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联系(刘康兵等，)。首先，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利用证券市场的最新财务数据，从需求角度对中国上市企业商业信用使用的影响因素进行再分析，根据中国国情对模型和变量方面进行了设置。然后，我们以国有股比例作为分组依据，将样本数据分为国有股比例≥50%和国有股比例<50%的两组企业组别，假设前者不受融资约束，后者受融资约束，通过比较两个样本组在商业信用行为方面是否存在差异来检验中国上市公司融资约束假说。

2 数据、计量模型 1 数据筛选和剔除

我们对数据的筛选作了如下的规定：

选择2005―20在我国A股市场上市的公司;剔除样本中含有ST、*ST、PT类公司;为避免发行境内外资股或发行境外股份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样本中不含有发行B股、H股、N股的公司和进行过重大重组而改变行业属性的公司。

依据上述原则，最终选择的样本为439家公司。本文国有股比例和公司成立时间数据来自深圳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中国股票市场财务研究数据库，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来自北京色诺芬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的一般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库。本文分析工具为Stata10.0. 2 变量描述(见表1)

3 实证结果及分析

从表2我们发现存续时间与商业信用的使用显着负相关(β=―3。124)，即公司在成立初始阶段对商业信用需求会随着公司的成熟慢慢降低。考虑到因变量和自变量的非线性关系，我们加入公司存续时间的平方变量，显示其与因变量显着正相关，从而分析结论更为准确：在成立初始阶段，公司对商业信用需求很大，随着公司的逐渐成熟，对商业信用的需求确实会慢慢降低，但随着公司成长到一定时间和规模，对商业信用的需求会渐渐增加。因为此时，凭着比年轻公司信用强的优势，融资面临的约束较小，公司可以向更大的公司借入商业信用，然后再借出给融资需求旺盛但面临融资约束的公司。因为成立时间短、赢利能力较差等原因，大供应商担心收回商业信用的风险而不愿向后者借出商业信用。

商业信用作为一种短期融资方式，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例较大的公司对它的需求旺盛，计量结果显示该变量确实和因变量显着正相关，显着系数达到1%。表示在同等条件下，需求旺盛的公司得到更多商业信用。

资产报酬率表示公司的赢利能力，资产负债率显示公司的.偿债能力，两个变量和商业信用需求均显着正相关。分析结论和公司存续时间相似，赢利能力、偿债能力强的公司财务状况良好，不容易陷入财务困境，因此商业信用的偿还风险较小，这类公司更受供给者的青睐，能获得更多商业信用。

从第Ⅰ列我们发现销售增长率为负的公司对商业信用的需求显着性很高。可能是在公司遇到短暂性的经营困难时，会继续对原材料有强烈的需求，以维持正常运转。第Ⅴ列计量结果与第Ⅰ列结论一致，对国有股比例<50%的公司样本，其规模、存续时间和公司对商业信用需求的相关性不明显。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重、资产负债率、资产报酬率仍然和因变量显着正相关。仍然是销售增长率为负的公司对商业信用的需求更大。第Ⅲ列中公司规模和应付账款相关性不大。公司存续时间和应付账款显着负相关，显着性达到1%，并且与存续时间的平方项显着正相关，显着性也达到1%。这个结果和第Ⅰ列结论一致，并且系数是其相关项的近4倍。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重、资产负债率和因变量显着正相关。说明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重大、资产负债率高的绝对控股公司商业信用的需求较大。

对比后我们发现，第Ⅲ列、第Ⅴ列在资产报酬率上差异很大。前者与之无关，后者与之则是显着相关。这印证了本文初始的假设：国有绝对控股公司和国有非绝对控股公司面临着不同的融资约束。国有绝对控股公司，由于其绝对控股地位与金融机构联系密切，使其有更多充足的资金来源，在融资时，资产报酬率和销售净利率是影响公司商业信用的获得和需求的重要指标，但计量结果显示无关，国有绝对控股公司融资不受限制，因而无须依赖这些指标，而国有股比例<50%的公司融资受限制，需要这些变量向金融机构或上游公司发出自身或优质或劣质的信号，才能获得商业信用。

为了检验以上的变量关系和显着性在不同行业中是否仍然具有解释力，我们在表中加入行业虚拟变量。结果显示加入行业虚拟变量后，尽管自变量的估计系数与前面的结果略有差异，但所反映的信息基本相同：各因变量保持了应有的显着性和预期符号，有些因变量的显着性在加入行业变量后甚至加强了。因此，本文的模型在不同行业间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4 结 论

本文采用最新数据，研究在当今经济环境和制度背景下，中国上市公司商业信用行为，并从商业信用角度检验了融资约束理论。本文的主要结论有：公司存续时间与商业信用的使用显着负相关，而与公司存续时间的平方显着正相关;在同等条件下，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例较大的公司得到更多商业信用;赢利能力、偿债能力强的公司财务状况良好，不容易陷入财务困境，能获得更多商业信用;销售增长率为负的公司对商业信用的需求显着性很高。

然后我们通过比较国有股比例不同的两组公司投资行为，发现两组样本公司在资产报酬率和销售净利率这两个关键指标上存在显着差异：国有绝对控股公司的商业信用的获得和需求与这两个变量无关;国有股比例<50%的公司商业信用与这两个变量显着相关。证明融资约束假设成立，国有股≥50%的国有绝对控股公司和国有股比例<50%的公司面临着不同的融资约束，并且前者面临的融资约束小于后者。

本文关于公司商业信用行为的部分结论和当前的主流观点一致，也有部分结论与常理相悖，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非常理”行为公司主体在特定经济环境和体制下作出的选择，这些结论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参考文献：

6.我国商业银行效率实证研究 篇六

本文采用事项研究的方法，考察会计盈余公告前后股票累计超额报酬率的变动，通过对样本分组配对，检验我国股票市场能否区别具有相同的每股收益但具有不同主营业务利润比重的会计信息，并对我国上市公司股票市盈率与主营业务利润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在证券市场上，投资者在决策过程中往往锁定于某种特定的表面信息，不能充分理解和应用有关信息来评估证券价值，并进一步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以会计盈余信息为例，市场对会计盈余信息的功能锁定体现为投资者只注意到名义的数字，而对会计盈余的质量缺乏应有的关注，对具有相同会计盈余但盈余质量不同的公司的股票不能区别定价。如利润相同的两类不同行业的公司，一个是朝阳产业，一个是夕阳产业，显然朝阳产业公司的发展前景优于夕阳产业的公司，但市场却给这两类公司的股票以相同的定价。在我国证券市场中，投资者在决策过程中是否锁定于特定的表面信息，能否充分理解和应用有关信息来评估证券价值并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对会计盈余的质量是否给予应有的关注，对具有相同会计盈余但盈余质量不同的公司的股票能否区别定价，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研究设计

1.研究假设

会计盈余是投资者用来衡量和估计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数额、时点和不确定性的一项重要信息来源。在我国上市公司盈利信息公布对股票价格影响的大多数研究中，发现我国股票市场中未预期盈余的符号与股票非正常报酬率的符号之间具有统计意义的显著相关。本文的目的在于进一步考察市场在能够对会计盈余作出价格反应的同时，能否对会计盈余中不同性质的成分加以区别而不是锁定于公司会计盈余的帐面数字上。

企业的利润从总体上可分为主营业务利润和非主营业务利润两大部分，在一般情况下，主营业务利润最能代表公司的实际业绩，这是因为：(1)一个正常的企业，主营业务利润在利润总额中所占的比例通常会达到70%以上;(2)与主营业务利润相比，利润的其他组成部分更容易被企业管理当局操纵。国外的证券分析师在分析公司盈余的质量时，通常将盈余分为永久盈余(Permanent Earnings)和暂时盈余(Transitory Earnings)，前者是指那些能在未来长期持续发生的盈余;而后者公限于当前会计年度。如果市场是理性和有效的，将不会对会计盈余中的暂时性成份作出价格反应，因为暂时性盈余在以后年度不会再发生，不能进入未来现金流量折现的`股票定价模型，当然对股价不会产生影响。

本文采用公司主营业务利润作为“永久盈余”的表征向量(Proxy Variable)，检验我国证券市场是否能从利润总额中识别出主营业务利润成份作为资产定价的依据之一。本文研究设计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信息观的研究手法;二是计价观的研究手法。在信息观下，采用“事项研究”(Event Study)的思想考察会计盈余公告前后各30个交易日等4种“时窗”之内股票累计超额报酬率的变动，检验市场能否正确地区别对待具有不同主营业务利润比重(主营业务利润/利润总额)的名义每股收益。在计价观下，旨在发现市盈率与主营业务利润比重之间是否如有效市场假说所预期的呈正相关关系。

2.样本选择

笔者从我国上海和深圳交易所上市交易的A股公司中选择了同时符合以下条件者作为研究样本：

(1)样本选择建立在赵宇龙等(1998)的研究结论上：即之前我国股票市场会计盈余数据的披露对投资决策没有明显的信息含量，本研究所选样本仅限于、1998和三个会计年度;

(2)为了保证在年报公布日之前至少存在31个交易日用来计算股票累计超额报酬率，、和所选的样本都必须是在当年1月1日以前已经上市;

(3)为了控制行业差异，本文只选取通讯、计算机、电子、生物制药四个高科技、高成长性板块公司;

(4)为了使所选样本的主营业务利润比重在符号和性质上保持一致，本文选取主营业务利润、利润总额和净利润都大于。的观察值，同时排除了主营业务利润比重大于100%的极端值。

同时满足以上四个条件的样本数为271家，其中19的样本数为72家，19样本数为93家，19样本数为106家，三个年度均被选中的上市公司为46家。

3.描述统计量

为了下文的统计研究，特定义如下符号：

(1)UEit=NIit―NIi,t-1

其中，UEit表示每个样本(公司年)的未预期盈余;

NIit表示i公司在t会计年度的净利润，t=1997,1998,1999,i=1,2,…，260.

(2)UEit*=UEit/ASTit

其中，ASTit表示i公司在t会计年度末的总资产;

UEit/ASTit是为了消除公司规模因素的影响。

(3)CNI%=CNIit/TIit

其中，CNI%代表i公司t年度主营业务利润的比重，CNIit代表i公司t年度的主营业务利润，TIit代表i公司t年度的利润总额。

(4)采用4种长度的进窗(Window)来衡量年报公布导致的股价变动CAR.令年报公布日为第0天，记t=0,CAR0i代表i股票从年报公布日前30个交易日起直到公布日当天起为止这个长度为31天的时窗内的累计超额报酬率，它等于：

其中，Rit是i股票在第t天的报酬率(须作复权处理)，Rmt是第t天的市场报酬率，它等于当天参加交易的全部股票的个股报酬率Rit的简单算术平均值。同理可得其余3种时窗的CAR:

为了便于研究，本文首先从271个观测样本中用不放回的随机抽样方式选择260个样本作为最终分组配对的样本。然后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将所选的260个样本分为13个投资组合 (称之为组合系列A)，每个投资组合Ai(i…1,2,…，13)都包含20个观察样本。接着将每个投资组合中的20个样本按照CNI%从小到大的顺序分成组个新的投资组合系列B和C,每个投资组合Ai中CNI%排列前10位的样本为投资组合Bi(i=1,2,…，13)，排列后10位的样本为投资组合Ci(i=1,2,…，13)。这样分组配对的目的在于构造两类具有消除公司规模因素影响大致相等的UE*,但主营业务利润比重CNI%明显不同的投资组合Bi和Ci.

二、统计检验结果

统计检验的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投资组合a和投资组合Ci的UE*在统计意义上是相等的，CNI%(Bi―Ci)均远远小于0,双侧t检验的p值皆在0.0001以下(表中未列示p值)，即投资组合Bi的主营业务利润比重远小于投资组合Ci.然而CAR0(B―C)、CAR1O (B―C)、CAR20(B―C)、CAR30(B―C)基本上都通过了t检验，也就是说没有足够的理由说系列B和系列C中13对相对应的投资组合的CAR在统计意义上有显著差异。表1结果说明在未预期盈余相同的情况下，市场对主营业务利润比重有显著差异的两类股票并没有区别反应。

本文计算了系列A中各投资组合A1,…，A13的未预期会计盈余UE的均值和股票超额报酬率CAR0、 CAR10、CAR20、CAR30的均值之间的相关系数和秩相关系数。相关系数ρ(UE, CAR0)=0.607, p(UE,CAR10)=0.581,p(UE,CAR20)=0.624,p(UE,CAR30)=0.540,相对应的Spearman秩相关系数分别为0.408,0.572,0.565,0.610;此外，本文还考察了Bi与Ci的中位数差，用MEAN―WHITNEY检验对中位灵敏差作了显著性检验，得到了与均值差相似的结论。

**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UE(B-C)=UE(B)-UE(C)。CNI%(B- C)=CNI%(B)-CNI%(C)，CAR0(B-C)、CAR1O(B-C)、CAR20(B-C)、CAR30(B-C)的含义依此类推。表中列出的数值是Bi与Ci的均值差，所有Bi与Ci的平均值相对应的标准差均小于0.33.

三、市盈率与主营业务利润比重的相关关系研究

根据股票的盈余资本化计价模型(Miller and Modigliani,1966)，股票价格P=E*/r,其中 E*代表公司的每股经济盈余，r为盈余资本化比率。我们用表征公司永久盈余的每股主营业务利润CEPS作为E*的量度，即E*=CEPS=EPS×CNI%,这样股票价格P=(EPS× CNI%)/r,进一步变换为：P/EPS=(1/r)×CNI%.从此式可以看出，如果市场符号半强式效率假说，即投资者能够识别不同主营业务利润比重下的不同盈余质量，那么股票的市盈率 P/EPS与主营业务利润比重CNI%应表现为正相关关系。

本文对选择出的271个观察样本基础上剔除市盈率超过80的极端值后得到180个样本，然后将它们按照主营业务利润比重CIN%从小到大的顺序划分成9个投资组合，每个组合中有20个观察

样本。本文对这9个投资组合分别计算其内部20个样本的市盈率和主营业务利润比重的中位数，其结果如表2所示。

本文还计算了投资组合D1,…D9的主营业务利润比重CNI%的中位数和市盈率P/EPS的中位数之间的相关关系和秩相关关系。相关系数ρ(CNI%,P/EPS)=-0.712,Spearman秩相关系数为-0.549.

由表2可知，当投资组合D1,…，D9的主营业务利润比重CNI%在不断增大时，市盈率P/ EPS在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同时，投资组合D1,…，D9的主营业务利润比重的中位数和市盈率的中位数的相关系数和秩相关系数均显著小于，这表明市盈率与主营业务利润比重之间并不如市场有效假说所预期的成正相关关系。该发现支持市对股票的定价并不是以体现公司真正业绩的永久盈余为基础，则是仅仅锁定于公司的名义会计收益。

四、结 论

从我国证券市场的内在结构来看，市场实际上非常缺乏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表现在信息披露不及时、不透明，内幕交易猖獗，机构大户操作价格屡禁不止。机构大户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信息、规模上的优势，要辨别会计盈余的质量实在是举手之劳。但是他们为什么仍然象“幼稚的投资者”那样来解析公司财务报表呢?这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因为庄家往往与上市公司一起联手操纵会计利润从而为自己在二级市场上的兴风作浪提供“题材”.

从已有的经验看，在我国证券市场上，能诱发股价飚升的题材除了宏观上的利好政策刺激外，主要是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分配方案、资产重组等信息。这些题材归根到底还是属于业绩题材，因为只有做出较高的帐面利润才可能推出诱人的分配方案;资产重组之所以火爆，也是因为它可以通过“会计报表重组”在一夜之间把丑小鸭变成白天鹅。另一方面，以业绩为题材进行炒作不会有“政治风险”.所谓政治风险，是指证券监督部门不会容忍绩差股被炒成天价而会干预甚至查处“庄家”.如果庄家能以绩优为旗，炒作起来就冠冕堂皇了。要把绩差股变成绩优股，唯一的办法是操纵会计利润。 Haw, et.al(1998)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对帐面利润的操纵，很大部分发生在“线下部分”,也就是诸如投资收益、营业外收支等非主营业务利润部分。换言之，一旦市场能够区分不同性质的会计盈余对股票定价的影响，上市公司和“庄家”借以炒作股票的题材就不复存在。正是因为我国证券市场制度上和规则上的不成熟和不完善，“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尚未得到充分的实施和体现，为配合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机构大户等“庄家”就有动机维持市场的这种状态，这样他们可以得到更大的超额利润。

以上两部分的研究表明我国证券市场只是机械地对名义EPS每股收益作出价格上的反应，不能辨别EPS中永久盈余成份的经济含义。投资者的功能锁定意味着公司经理人员可以通过操纵公司帐面利润达到蒙蔽市场的目的。

本文认为要抑制这种盈余操纵行为以减缓对市场效率和资源配置的消极作用，应该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应加紧制定并不断完善相关的市场法规，使公司间的经济交易尤其是上市公司与其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建立在公允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应加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要求，以提高公司重大经济交易行为的透明度。为了避免投资者被公司经理人员的会计花招 (通常采用不同会计方法操纵会计盈余)所欺骗，笔者认为不应该通过减少会计方法的可选择性来实现，因为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强行规定使用某一种会计方法处理经济业务并不能达到客观、真实地反映企业经济活动本质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会计信息表面上的可靠性而牺牲更为重要的决策相关性。相反，笔者主张会计方法的多样性，但同时应对每一种会计方法的选用及会计政策变更的条件予以具体、严格的限制，这样才能使公司的会计报表更为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经济实质，从而为投资者提供更为有用的会计信息。此外，尤为重要的是应不断提高投资者使用会计信息的能力。与西方成熟的证卷市场相比，我们没有象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穆迪(Moody)这样独立性强、研究实力雄厚而且信誉卓著的投资分析和信息咨询机构，所以中国的股民不能得到专业证券分析师的信息服务，很容易落入上市公司和“庄家”设置的信息陷阱。所以，按照标准普尔、穆迪等公司的模式培植和扶持独立的投资咨询公司和专业的证券分析师至关重要，这样才能使投资者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逐渐变得“聪明”起来。市场之所以有效，很重要的原因是信息中介之间、机构投资者之间的信息竞争，激烈的信息竞争使所有与价值相关的信息被充分、及时、无偏地反映在证券价格中。

7.我国工业行业能源效率的实证研究 篇七

一、能源绩效研究文献综述

2002年我国财政部公布了企业绩效评价标准, 将标准分为定量指标 (占80%) 和定性标准 (占20%) 两大部分。但是, 该评价体系一个不足, 即不能有效反映企业对能源的利用情况, 而鉴于我国目前的国情, 研究能源的利用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 我国学者对如何衡量能源绩效进行了广泛的研究。DEA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即数据包络分析, 简称DEA) 就是目前广泛应用在能源利用绩效评价方面的模型。

魏楚、沈满洪 (2007) 运用DEA方法, 建立了省际能源效率的计算模型, 并利用面板数据对省际能源的利用效率进行了测算和比较。胡和王 (2006) 采用DEA的方法, 对中国各地区在1995-2002年间的全要素能源使用效率做了比较研究, 他们从比较国内各地区之间能效利用差别的角度描述了中国能效问题的现状。杨红亮、史丹 (2008) 构建了三种基于DEA的全要素分析方法, 以2005年数据为基础, 对中国各地区的能效现状做了比较测算。

研究我国工业的能源消耗效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但现有的研究大多是以不同地区的面板数据为基础, 多是省际间数据的分析比较, 对于具体行业的绩效究分析较少。鉴于这种情况, 利用DEA模型, 结合2005—2007年的统计数据, 对全国39个工业行业的能耗绩效进行了对比分析。

二、数据包络分析简述

DEA (数据包络分析) 是一种非参数的效率评价方法, 它是由美国运筹学家A.Charnes和W.W.Cooper等学者于1978年在“相对效率评价”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分析方法。DEA模型利用观察到的样本数据, 将每个评价单位视为一个决策单元 (DMU) , 对投入产出体系的效率进行评价。DEA的模型主要是CCR和BCC两种, 本文采用CCR模型。

假定每个行业为一个决策单元, 在决策单元中选择一个或者多个最有效率的行业作为比较的标杆, 其他行业和这个标杆相比较, 得出是否有效率。

DEA模型建立如下:

设有n个决策单元DMUj, j=1, 2, …, n。DMUj的输入为Xj= (x1j, …, xmj) , 输出为Yj= (y1j, …, ysj) , m为输入指标个数, s为输出指标个数, 构造线性规划模型:

为了能用软件求解这个线性规划模型, 需要对上式进行变形。通过引入松弛变量, 把所评价的标准决策单元的投入调整为1, 这样上式可以重新表述为:

由式计算得θ, (1) 若θ=1, 则相应的DMU为DEA有效; (2) 若θ<1, 则相应的DMU为非DEA有效, 说明投入产出的效率比较低, 存在着资源浪费。

三、实证分析

1. 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中使用的原始数据资料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 按国家统计局的工业分类标准选择了39个工业行业, 在研究中选取了资产总量、劳动力、能源消耗总量三种输入要素和工业总产值一种输出要素。

资产总量 (X1)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原始数据计算得到。

劳动力 (X2) :人力资源数据采用《中国统计年鉴》就业人员统计数据得到。在实际生活中, 因教育、培训、工作经验等的不同, 劳动力的质量可能不同, 但这种差异难以准确计量, 另外按照统计规律其总体影响应该是趋向平均值。

能源消耗总量 (X3) :每个行业的能源消费种类包括煤、油、天然气等, 为了方便比较, 把所有的能源消耗都转换成统一的计量单位“吨标准煤”。

工业总产值 (Y1) :可以从总体上反应各个行业的经济状况,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原始数据计算得到。

2. 计算结果和讨论

根据上面定义的参数, 对2005年、2006年、2007年的统计数据进行了计算, 计算结果见上表。

如表所示, 2005年、2006年DEA值为1的有4个行业, 2007年为6个行业。3年全部有效的行业只有3个, 分别是石油加工业、通信设备及计算机制造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这3个行业一直处于DEA有效有其特殊原因。我国石油加工业相比其他行业一直处于高利润水平, 通讯设备及计算机制造业相比其他工业行业技术优势明显, 而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成本低廉。

对于DEA值小于1的行业, 为了更好的区分有效程度, 按照DEA值的大小进行分组, 假设1为有效, 0.6—0.99为中等有效, 0.6以下为低效, 由此得到2005年中等有效的行业数量为10, 低效25个行业;2006年中等有效19个行业, 低效16个行业;2007年中等有效13个行业, 低效20个行业。

3. 结论和建议

本文在总结学习现有文献的基础上, 运用DEA模型分析了2005年—2007年我国工业行业的能源效率, 通过计算可得知: (1) 我国目前39个工业行业自2005年以来能源的利用效率在提高。这个结果跟国家统计局、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发布的2007年上半年能源公报显示的能耗结果基本一致。这说明中央政府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 我国正在逐步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 (2) 我国工业行业的能源投入与产出效率依然处于较低水平, 工业部门改进能源利用效率的潜力巨大。以DEA值为1出现最多的2007年的数据为例, DEA值为1的行业包括其他采矿业、烟草制品业、皮革毛皮羽毛 (绒) 及其制品业、石油加工业、通信设备及计算机制造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仅6家, 仅占总数的15.4%。而DEA小于1的有33家, 占总数的84.6%。这说明我国工业行业能源的利用效率普遍较低, 能效总体水平较低, 能源无效现象普遍, 还存在着较大程度的效率缺失。

鉴于目前能源紧张的现状, 国家应继续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加强能源资源节约, 进一步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 尤其是高能耗行业的能源利用效率, 从而实现我国能源的合理消费, 真正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近些年来, 提高我国工业行业能源效率的问题, 一直是国家研究能源利用发展的重中之重。通过运用DEA模型, 对2005-2007年我国工业行业的能源效率进行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虽然我国工业行业能源的利用效率在提高, 但总体水平普遍较低。国家应继续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进一步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 真正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工业行业,能源效率,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

[1]魏楚, 沈满洪.能源效率与能源生产率:基于DEA方法的省际数据比较[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7 (9)

[2]杨红亮, 史丹.能效研究方法和中国各地区能源效率的比较[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8 (3)

[3]崔民选.2007中国能源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8.我国商业银行效率实证研究 篇八

关键词：银行业；竞争；效率；P-R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92(2012)02-0013-05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Banking Competition

and Banking Efficiency

CHEN Xiao-wei1,2

(1.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0054, China; 2.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Chengdu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hengdu 610103, China)

Abstract: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anking competition and efficiency is related to management of the bank, development of banking industry and economic growth.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anking competition and efficiency involves three issues: what kind of competition is it in the banking industry? How is the efficiency of the banking industry? What is the impact of competition on the efficiency of the banking industry? In this paper, empirical research is made to answer the above questions. The extended P-R model is used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competition in the banking industry from 2002 to 2009, the result shows that China’s banking industry is in an oligopoly stage; study with the DEA method comes to that efficiency of China’s banking industry has not reached effectiveness; the Econometric Model is carried on to measured the impact of competition on the efficiency of the banking industry, and it is found that competition in China’s banking industry can promote efficiency. On this basis, proposals have been put forward.

Key words:banking industry; competition; efficiency; P-R model

1 引言

我国是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制，银行在国民经济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商业银行的竞争对我国资金资源的配置效率有直接影响，从而影响我国长期的经济增长。

在银行业竞争日趋激烈、环境复杂多变的国际背景下，中国银行业结束了WTO规定的5年保护期，开始了全面参与国际化的进程。在解决了产权问题之后，市场结构，即银行业的竞争成为我们不得不认真面对的问题。到底现阶段我国银行业竞争程度如何?竞争对于银行业效率有何影响？应提倡进一步的竞争还是保持一定的集中度？这些问题是必须回答的，但只有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

2 文献述评

2.1 关于我国银行业竞争状态的文献述评

许多学者分别采用不同的方法，包括市场集中度衡量指标，PR范式和BL范式等对我国银行业的竞争程度进行了定量研究，因为研究的时段和选取的银行不同，从而结论也有所不同：一是认为我国银行业处于寡头垄断阶段。如秦宛顺、欧阳俊：1997~1999我国商业银行业为四家国有独资银行寡头垄断的市场［1］；王国红：因外生的原因造成的过高的集中度妨碍了竞争，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是一种金融抑制下的垄断结构［2］；刘晶晶、周葆生：借鉴贝恩竞争结构分类法,2002~2006年间我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属于Ⅳ中（下）集中寡占型［3］。刘剑、李映萍：1996~2007年间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逐渐从极高寡占型演变为中度集中寡占型市场［4］。二是认为处于垄断竞争阶段。于良春、鞠源：银行业已初步形成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5］；叶欣、郭建伟、冯宗宪：中国银行业正由寡头垄断型市场结构向垄断竞争型市场结构转变［6］；赵子铱、彭琦、邹康：我国商业银行业整体上处于垄断竞争型市场结构［7］；柯孔林：1995~2004年间我国银行业处于垄断竞争阶段［8］。三是认为进入完全竞争阶段。黄隽、汤珂：从1996年到2005年,中国大陆银行业的竞争度虽然存在波动,但竞争越来越激烈，从垄断竞争发展到完全竞争［9］；赵子铱、彭琦、邹康：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环境具有较显著的完全竞争型市场结构的特点［7］。

中国银行业已结束了WTO规定的5年保护期，面对这一冲击，到底现阶段我国银行业竞争程度如何呢?处于不同的阶段就要采取不同的政策，因而需要做出正确的判断，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在下文会对此给出一个实证研究的结果。

2.2 关于银行业竞争与效率关系的文献述评

国外关于银行业竞争与效率关系的理论研究主要包括两大观点，一是竞争与效率有正向的因果关系。例如：Hicks提出安逸生活假说，认为垄断支配力使得经理人可以轻易地获取垄断租金，因而会降低努力程度，所以垄断支配力会降低效率［10］。Leibenstein认为竞争压力可以提高效率，企业中存在非效率（X-inefficiency）源于企业组织内部不完善的因素，这些因素会影响到所有者与经理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信息不对称使得所有者无法检查经理人的努力程度，而产品市场中的竞争会降低非效率［11］。二是竞争与效率之间具有反向的因果关系。例如Demsetz提出了有效结构假说，认为竞争与成本效率之间存在逆向因果关系，因为管理较好的企业成本较低，因而获得较大的市场份额，导致较高的市场集中度，由于集中度与竞争程度之间具有反向关系，使得市场竞争程度降低［12］。市场势力的存在并不必然对银行资源配置效率起负面作用，市场势力可以改进银行生产信息的功能（通过关系贷款和甄选），从而提高信贷资金的配置效率［13］。

国外关于银行业竞争与效率关系的实证研究主要的做法是将成本效率对一组市场结构变量作回归分析，如Berger和Hannan对美国银行业市场的研究［14］，Punt和van Rooij对欧洲银行业的研究［15］,Weill通过将效率与运用PR模型得出的竞争度指标进行回归［16］，这些研究傾向于认为成本效率和集中度或市场份额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其原因在于高集中的银行体系会索取较高的贷款利率，给予较低的存款利率，所以银行集中与银行效率呈正相关。相反，也有实证认为高银行集中度并不一定是高效率。比如Prager研究结果表明兼并导致的集中并没有系统地降低存款利率，提高银行效率［17］。Smirlock的研究表明：存贷利率差距在集中的银行体系更小［18］。

国内银行集中与银行效率研究主要观点：一是银行集中导致低效率。例如王栋、王静然认为我国商业银行集中度与回报率是背离的，银行集中度越高，竞争程度越低，效率越低［19］；王国红指出集中度高导致规模不经济，缺乏动力改善绩效，只会产生一些扭曲的市场行为，导致低效率［2］；张健华实证发现我国商业银行效率与市场垄断势力负相关［20］。二是银行集中与银行效率正相关。例如黄旭平认为混业经营条件下，银行集中与银行效率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1］；黄隽、汤珂分析了韩国、中国大陆与台湾商业银行竞争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发现韩国、中国大陆银行业竞争程度与效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9］；高玮研究发现我国银行业竞争程度是效率提高的格兰杰原因，而且两者之间呈正相关关系［22］。三是银行集中度与银行效率关系不确定。邹朋飞、廖进球检验了竞争、效率与监管有效性之间的关系，认为竞争程度的高低与银行业市场效率的高低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23］。

总结国内外研究发现，关于银行业效率与竞争之间关系的理论假说和实证研究均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

现阶段我国银行业竞争与效率的关系到底如何，关系到采取何种政策来提高银行业效率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下面通过实证研究来进行探讨。

3 银行业竞争与效率关系的实证分析

3.1 中国银行业市场竞争程度的测度

由表1可见，2002~2006年，中国银行业是垄断的市场，2007年为垄断竞争的市场，而2008~2009又回归垄断市场，原因可能是随着2006年12月11日中国金融市场对外资银行的全面放开，中国给予外资银行国民待遇，人民币业务也对外全面开放，外资银行享有了完全市场准入，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在地域、客户、业务和人才等领域全面竞争的市场格局初步形成，这促使中国银行业内部竞争也有所加强。但由于外资银行所占份额仅为约2%，影响有限，2008年以后，中国银行业又回归垄断格局，只是垄断程度有所降低。

西方经济学主流派理论认为，强化竞争可以提高经济效率，但从实践来看，大多数发达国家如英国、日本、法国和德国，虽然奉行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但银行业基本上采取的都是相对集中的市场模式，拥有大银行和产业集中度较高的银行业体系。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银行业市场结构几乎都处于贝恩所划分的寡占型，同时近十几年来各国银行业市场结构呈现出市场集中度不断提高的趋势，各国银行业发展的经验表明银行业的基本业态为寡头垄断［4］。

那么，我国银行业的寡头垄断是否与其它国家一样，属于合理的状态呢？事实上，目前我国银行业中的寡头垄断并不是在市场竞争中自发形成的，这种垄断不是基于规模经济的要求，还由于规模过大有规模不经济的隐患。

那么，我国银行业目前的竞争状态到底是促进银行效率提高还是起阻碍作用呢？首先要对银行业的效率状态有清楚的认识。

3.2 银行业市场效率的测度

本文采用在国内应用最广泛的DEA方法来测度银行业市场的效率。运用DEA方法测算银行效率，首先需要定义相应的投入、产出指标。根据对银行定义的不同，投入、产出指标的选择方法可主要分为生产法、中介法和资产法三种。考虑到数据披露情况和计算的可行性，本文选取了税前利润、存款总额、贷款总额、净利息收入、佣金和手续费收入等5个指标作为产出指标，以总利息支出、总非利息支出、总资产、管理费用、固定资产等5个指标为投入指标。数据来源为Bankscope。时间段为2002~2009年，各银行分别为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深发展银行、兴业银行、宁波银行、光大银行和中信银行。

以每年各银行的平均效率来代表该年度银行业的效率，得出银行业2002~2009年的效率值，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银行业效率除个别年份达到有效，整体来看效率尚未达到有效，还有待提高。

影响银行效率的因素很多，竞争是其中之一，那么在我国银行业竞争对效率的影响如何呢？是有正向的影响，还是负向的影响，或者关系并不确定呢？

3.3 银行业竞争与效率的关系实证分析

以银行业市场的效率Effi为被解释变量，以竞争程度H值为解释变量做回归。对两个变量运用Engle两步法进行协整检验，残差为白噪声，检验通过，表明具有长期均衡关系。

具体回归模型为

模型（3）的结果中竞争程度H的回归系数为0.001，t统计量值为2.65，说明我国银行业竞争对银行业效率的影响显著，且影响为正，随着竞争程度的提高，银行业效率也提高，竞争对银行业的效率提高有促进作用，即垄断对于银行业的效率有阻碍作用。

4 结论

综上所述，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我国银行业目前处于垄断阶段，银行效率尚未达到有效，银行业的竞争对于银行业效率的提高有促进作用。

各国银行业发展的经验表明银行业的基本业态为寡头垄断［9］，但我国银行业的寡头垄断不是在市场竞争中自发形成的，实证研究表明市场竞争导致的银行集中，其规模经济效应大于专业化经济效应，银行集中度与银行效率有显著正相关关系，提高银行效率应努力寻求市场化竞争导致的银行集中［24］。我国目前的集中带来的不是高效率，垄断对于银行业的效率有阻碍作用，目前我国应从寡头垄断向垄断竞争发展，仍需要通过强化竞争提高银行业的效率，在竞争中形成新的更高层次的集中。

因此，我们提出以下相关的政策建议：

第一， 继续放宽行业进入限制。鼓励民营银行和外资银行的设立和发展，提高开放度、促进市场竞争。对整个行业实施放松管制的改革，从市场进入、打破银行经营范围限制、提高开放度等方面促进行业多元化的出现并提高竞争度，以促进效率的提高。

第二，放松价格管制，推进利率市场化。价格竞争是最重要、最核心的竞争手段，管制利率政策必然是以扭曲的银行竞争行为为代价的，并且造成银行经营的风险和资源的浪费，只有放开价格管制，才能真正达到银行业的有效竞争。应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逐步放开资金价格管制，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价格竞争机制，促进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

第三，放松分业经营管制，提高银行业效率。从国际银行业的实践和发展趋势看，商业银行的投资与贷款构成了商业银行的两大资产业务，这是银行资金运用的最主要途径和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并且银行业与保险、证券、信托及其它金融业务的日渐融合是主流发展趋势，全能模式是中国银行业的必然选择，分业经营必然不利于未来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壮大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它的存在只能是暂时的，应根据市场体系的发育状况和宏观监管的水平在适当时机，逐步取消分业经营限制［5］。

第四，完善我国银行业的退出机制，促进银行加强内部约束，改善经营管理，提高银行效率。要建立健全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法律法规，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银行市场退出模式，建立有效的风险预警和危机救助机制，同时要着手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在个别银行破产清盘时，保护中小储户的利益［25］，以保障竞争的顺利进行。

参 考 文 献：

［1］秦宛顺，欧阳俊.中国商业银行业市场结构、效率和绩效［J］.经济科学，2001,(4):3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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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晶晶,周葆生.我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研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08，（12）：62-64．

［4］刘剑，李映萍.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的演变及优化取向:一个国际比较视角［J］.改革与开放，2009，（3）：9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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