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代化发展历程

2024-10-30

我国现代化发展历程(精选8篇)

1.我国现代化发展历程 篇一

德国的现代设计发展历程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分析德国在不同时期的设计来了解设计在德国的成熟过程,同时了解德国的设计教育体系,利于我们更深刻的了解世界的设计 关键词:德国 设计 工业

一、德国的工业设计

1、背景

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以后,德国的资本主义获得了空前高速持续的发展,随着技术和经济的发展,设计不仅得到重视,而且也开始出现职业的设计师。

2、发展

1851年伦敦“水晶宫”博览会时,德国曾派出了由建筑家哥德弗莱德·谢姆别尔率领的代表团,通过参观,谢姆别尔认识到德国设计落后的同时,认为必须改革德国的设计现状.此后,德国的设计受到了德国政府的重视,开始了改革。1876年谢姆别尔在慕尼黑组织举办了一次国内范围的工业展览,以显示改变德国各邦过去那种粗犷,野蛮的畸形风格,而进入普遍的文艺复兴古典式样时期的高雅设计。与此同时,德国的工业发展的发展迅速。德国在工业和技术上已超过了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1885年卡尔·本茨,发明了汽车;第二年,G·戴慕尔发明了四轮汽车,后来两人合作成立了“本茨汽车公司”,这是后来风行世界的“奔驰”汽车的缘起.德国工业的快速发展,与欧洲英,法等国家一样,存在着外观设计丑陋的毛病.1896年,德国政府举办了一次博览会显示出这个问题,导致了后来的新艺术运动中“青年风格”设计的出现.二、德国的青年风格运动(新艺术运动)

1、背景

德国的新艺术运动是以“青年风格”来称谓的,艺术家、建筑家以《青年》杂志为中心,希望通过手工艺的传统恢复来挽救颓败的当代设计,思想上也受拉斯金等人的影响。初始带有明显的自然主义色彩,但于1897年后逐渐摆脱以曲线装饰为中心的法国等新艺术运动主流,开始和格拉斯哥四人相似的探索,从简单的几何造型和直线的运用上找寻新的形式发展方向。

2、发展

青年风格运动最重要的设计家是贝伦斯,他是德国现代设计的奠基人(德国现代设计之父),早期受新艺术运动影响,也有类似于分离派的探索。他以慕尼黑为中心进行设计试验,其功能主义和采用简单几何形状的倾向都表明他开始有意识地摆脱新艺术风格,朝现代主义的功能主义方向发展。对米斯“凡德罗和科布西耶等人影响巨大。代表作有德国电器集团的厂房建筑(现代主义幕墙式建筑的最早模式)。三,德国的工业同盟(现代主义设计)

1、背景

以”青年风格“为特征的新艺术运动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现代工业中所出现的设计问题,所以,大约从1902年开始,就有一部分德国的设计师从”青年风格“中分离出来,试图从新的角度,新的方面去探索工业化和机械化条件下新的设计艺术形式。1902年(有资料说是1900年),德国魏玛大公府邀请比利时设计师凡·德·威尔德担任艺术顾问,并筹建了魏玛市立工艺学校(包豪斯前身)。1906年,威尔德任首任校长。威尔德认为“技术是生产新文化的重要因素”。“美一旦掌握机器的铁臂,这些铁臂有力地挥舞,就能创造美”。主张设计师应该采用新材料、新技术,追求理性设计。这些思想对德国工业联盟的影响深远。1907年成立的德国制造联盟(也叫“德意志制造联盟”)开始探索设计与工业的有机结合。

2、发展

德国工业联盟是在穆特修斯的倡导下,由一群著名的工业家、艺术家、建筑家、作家组成的设计联合体,它的成立标志着德国工业设计进入新的阶段同时也标志着现代设计艺术时代的来临。如凡·德·威尔德、贝伦斯、瑙姆、布鲁诺·陶特、以及奥地利的霍夫曼、奥别列切等著名人物。穆特修斯和威尔德都在理论上有所发展,设计师贝伦斯更是在实践中将工业与艺术完美结合,成为一代设计先驱在这种探索过程中比较突出的设计师是彼得·贝伦斯和穆特修斯。

德国工业同盟的宗旨是由弗里德利克·瑙姆起草的,作为政治家的他,对设计艺术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他在宣言中提出了六个方面的主要内容:第一明确提出艺术,工业,手工艺相结合;第二主张通过教育,宣传提高德国设计艺术的水平,完善艺术,工业设计和手工艺;第三强调联盟走非官方路线,保持联盟作为艺术界行业组织的性质,以避免政治对设计工作的干扰;第四要求在德国设计艺术界大力宣传和主张功能主义,承认并接受现代工业;第五在设计中,反对任何形式的装饰;第六,主张标准化下的批量化,以此为设计艺术的基本要求。

彼得·贝伦斯,是在德国工业联盟的会员中,最著名的设计师也是工业联盟的发起者之一,常被称为第一位工业顾问设计师。贝伦斯的早期设计深受新艺术运动的影响,常常利用图式化的平面来制作富有节奏感的装饰样式。后来又受到麦金托希的影响,开始重视以直线为主的功能主义,采用理性的几何造型来表达设计。大约就在这时,他从形形色色的设计观念和不同风格的设计作品中,看到了正在变革中的艺术和设计趋势,认识到设计只有与大工业的加工技术和材料工艺紧密结合才会拥有生命力.他不仅肯定大工业的机械生产方式,更找到了适应大生产设计方式的功能主义的内核,这些在他的设计中有完整的体现.如他为AEG设计的厂房整个建筑外面没有任何装饰,表现出新技术条件下对新建筑形式的大胆探索.这为建筑开拓了一种新的形式,被建筑界视为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建筑穆特修斯。贝伦斯还是一位杰出的设计教育家,1907年开始,他指导了几位学生。包括格罗皮乌斯,米斯和柯布西埃,他们后来都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现代建筑师和设计师。除了建筑设计之外,贝伦斯还为AEG做了许多产品设计,如1909年设计的电水壶、电钟、电风扇等。这些设计在重视功能的基础上,追求形式的简约。没有一点伪装和牵强,使机器在家居环境中亦能以自我的语言来表达。贝伦斯在AEG这个实行集中管理的大公司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他全面负责公司的建筑设计、视觉传达设计以及产品设计,使这家庞杂的大公司树立起一个统一完整的鲜明形象,开创了现代公司识别系统(CIS)的先河。AEG的标识经他数易其稿,一直沿用至今,成为欧洲最著名的标志之一。可以说,贝伦斯是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工业设计师。

穆特修斯是德国工业联盟的奠基人和开创者。是一位教师、外交官、古董鉴赏家出身的设计运动组织者。德国现代设计运动先驱。穆特修斯主张设计艺术必须有目的性,讲究功能,讲究成本核算,十分重视功能主义设计原则。他认为德国设计只有采用机械化大生产方式才能有发展前途。他提出“一定把机械式样作为20世纪设计运动的目标”;所有设计必须符合“完全纯粹的使用功能”。1914年,他在德国工业联盟在科隆举办工业艺术与建筑展览会上与范德维尔德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穆特修斯终于以有力的证据和理论驳倒了对方,指明了工业设计发展的立足点是标准化生产方式。这场争论是现代设计史上的第一场大争论,后来的事实证明,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的工业产品和零部件的标准化,成为工业化发展的历史必然,也为德国成为理性主义的设计大国埋下了伏笔。舒密特也是联盟的支持者。1898年创办德国德累斯顿手工艺工场。

3、评价

德国工业联盟发展迅速,联盟采取举办讲座、开年会、出版年鉴、发展会员、办展览等形式宣传自己的设计主张,还在设计实践中实现自己的设计原则。联盟培养和影响了一代新人。如贝伦斯直接影响了格罗皮乌斯,米斯和柯布西埃,他们后来都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现代建筑师和设计师。联盟还影响了欧洲其他国家。1915年,英国成立设计与工业联盟;1910年。奥地利成立“奥地利制造联盟”;1913年。瑞士成立制造联盟。

德国工业联盟的成立,标志着现代设计艺术时代的来临。

四、包豪斯(现代主义设计的高峰)

1、包豪斯产生的历史背景:

手工时代的产品,从构思、制作到销售,全都出自艺人(工匠)之手,这些工匠的技艺包含了设计,但可以说当时没有独立意义上的设计师。工业革命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分工,于是,设计与制造相分离,制造与销售相分离。设计因而获得了独立的地位。然而由于技术人员和工厂主一味沉醉于新技术、新材料的成功运用,他们只关注产品的生产流程、质量、销路和利润,并不顾及产品美学品味以及艺术家不屑关注平民百姓使用的工业产品造成粗制滥造,产品审美标准失落。因此,大工业中艺术与技术对峙的矛盾十分突出。

19世纪上半叶,形形色色的复古风潮为欧洲社会和工业产品带来了矫饰之风,例如罗可可式的纺织机、哥特式蒸汽机、以及新埃及式水压机。产品设计中如何将艺术与技术相统一,引发了一场设计领域的革命,以19世纪后期英国人威廉·莫里斯发起的艺术与手工艺运动、1900年前后以法国和比利时等国为中心的新艺术运动、二十世纪初的德国工业同盟三个运动作为标志,也是在包豪斯产生之前欧洲艺术设计领域中具有重要意义的革命。

2、发展

第一阶段(1919--1925年)魏玛时期

格罗皮乌斯(理想主义)任校长,提出“艺术与技术的新统一”的崇高理想,肩负起训练二十世纪设计家和建筑师的神圣使命。他广招贤能,聘任艺术家与手工匠师授课,形成艺术教育与手工制作相结合的新型教育制度。

第二阶段(1925-1932年)德索时期(高峰时期)

包豪斯新校舍

1925年4月1日,新的包豪斯学院在小型工业城市德绍市开学。格罗皮乌斯认为,新的学校本身的建筑、规划,就是一篇无声的“宣言”,所以他亲自以包豪斯的原则设计了新校舍,这座被誉为现代建筑里程碑的建筑完全按照包豪斯的设计理念进行设计。不同的使用功能如教室、实习车间、学生宿舍等被自由地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类似风车形的平面。各个不同的部分外型各自不同,高低错落。整个形体简洁明快,没有任何装饰。面对主要街道的实习车间为大面积装有机械开窗装置的玻璃幕墙,深灰色山墙,上书“Bauhaus”七个竖排字母。其余部分则全部为白色粉墙加黑色钢框窗。建筑内部布置着布劳耶尔(MarcelBreuer)设计的钢管皮面家具。钢筋混凝土建筑,所有的建筑物都是立方体造型,表面白色,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依靠简朴的体块空间组成表面起伏和凹凸,富有节奏感。由于其简洁,这些建筑也创造了当时建筑的最低造价,20美分/平方英尺。

包豪斯在德国德绍重建后,进行课程改革,实行了设计与制作教学一体化的教学方法,取得了优异成果。1927年格罗皮乌斯辞去包豪斯校长职务,由建筑系主任汉斯·迈耶(共产主义)继任。这位共产党员建筑师将包豪斯的艺术激进扩大到政治激进,从而使包豪斯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最后迈耶本人也不得不于1930年辞职离任,由密斯·凡·德罗继任。接任的米斯面对来自纳粹势力的压力,竭尽全力维持着学校的运转,终于被纳粹党被迫关闭包豪斯。

第三阶段(1932-1933年)柏林时期

密斯·凡德罗(实用主义)将学校迁至柏林的一座废弃的办公楼中试图重整旗鼓,由于包豪斯精神为德国纳粹所不容,面对刚刚于1933年正式上台的纳粹政府,米斯终于回天无力,于该年8月宣布包豪斯永久关闭。1933年11月包豪斯被封闭,不得不结束其14年的发展历程。柏林时期仅有6个月的时间。

3、包豪斯对现代设计的影响

包豪斯的历史短暂,但是在现代设计史上的作用是巨大的。它确立了现代主义设计思想。包豪斯打破了将“纯粹艺术”与“实用艺术”截然分割的陈腐落伍教育观念,进而提出“集体创作”的新教育理想;完成了在“艺术”与“工业”的鸿沟之间的架桥工作,使艺术与技术获得新的统一; 接受了机械作为艺术家的创造工具,并研究出大量生产的方法;认清了“技术知识”可以传授,而“创作能力”只能启发的事实,为现代设计教育立下良好的规范;发展了现代的设计风格,为现代设计指示出正确方向。

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包豪斯还有许多的局限,比如只强调形式的简约,忽视人机的情感关系。在手工艺和现代工业产品设计的关系上还有乌托邦色彩。

四、德国现代设计

1、背景

德国是现代主义设计的发源地。德意志制造联盟、包豪斯等设计实验在德国的活动为现代设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二战后,德国设计在短短十几年间就取得重大发展。1953年德国一批设计师在乌尔姆市建立乌尔姆设计学院开始重新振作自己的设计事业和设计教育事业。一方面德国人希望能够通过严格的设计教育来提高德国产品设计水平,为振兴德国战后凋敝的国民经济服务,使德国产品能够在国际贸易中取得新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则是有感于德国发动的现代主义设计在美国的发展与初衷相违背,开始向商业主义、实用主义转化。

2、发展 1949年,平面设计家奥托·艾舍,提出建立战后的新设计教育中心,他的这个提议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1953年被称为战后包豪斯的德国乌尔姆(Ulm)艺术学院建立,地点就在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诞生的小城市乌尔姆,由于准备工作的拖延,直到1955年才正式开始招生,校舍建筑是由包豪斯早期毕业生、平面设计的重要人物马克斯·比尔设计的,他同时担任第一任校长。在他和教员的努力下,这个学院逐步成为德国功能主义、新理性主义和构成主义设计哲学的中心,尔姆艺术学院的最大贡献,在于它完全把现代设计--包括工业产品设计、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平面设计等,从以前似是而非的艺术、技术之间的摆动立场坚决地、完全地移到科学技术的基础上来,坚定地从科学技术方向来培养设计人员,设计在这所学院内成为单纯的工科学科。通过学院的努力,一种完全崭新的视觉系统--包括字体、图形、色彩计划、图表、电子显示终端等等被发展出来,成为世界各个国家仿效的模式。

系统设计在乌尔姆十分流行,并且逐步被引入建筑设计领域。在系统设计上做出奠基作用的是汉斯·古格洛特和迪特·兰姆斯,系统设计的观念是由古格洛特在乌尔姆发展出来,由兰姆斯通过布劳恩公司、扎夫公司、维索公司的设计推广宣传开来,成为德意志设计特征之一。

如果从系统设计的理论根源来看,他的核心是理性主义和功能主义,加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混合;从形式上看,则采用基本单元为中心,形成高度系统化的、高度简单化的形式,整体感非常强,但是也同时具有冷漠和非人情味的特征。

乌尔姆的设计哲学在德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我们从德国产品种处处可以看到这种新功能主义、新理性主义、减少主义的特征,虽然学院在1968年因为财政问题关闭,但是它的影响却反而越来越大。不少学生和教员都成为大企业的设计骨干,他们把学院的哲学带到设计具体实践中去。德国战后的现代设计发展,为世界各国的工业设计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观念和理论依据,同时也影响了欧洲各国,包括荷兰、比利时等国家。德国的著名企业都有设计部门。克鲁博公司、艾科公司、西门子公司等。由于受到乌尔姆设计理念的影响,德国产品设计具有理性化、高质量、功能好、冷漠的特征。

产品的形式问题一直在德国设计界有讨论。1907年就提出“好的形式”概念。穆特修斯认为好的形式是“自动出现的形式”;密斯认为“少即多”;迪特·兰姆斯认为“最好的设计就是最少的设计”。色彩多用黑白灰等,没有装饰。被称为新功能主义。具有理性主义特征的优良设计施德国设计追求的最高目标。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市场竞争,一些公司开始注重设计的形式因素。接受日本、美国的影响。设计沿着两条道路前进:(1)德国理性主义设计,面向本国和欧洲市场。(2)国际主义、前卫风格、商业风格的设计,面向国际市场。青蛙设计与布劳恩的设计一样,是德国在信息时代工业设计的杰出代表。德国的青蛙设计公司是国际设计界最负盛名的欧洲设计公司。作为一家大型的综合性国际设计公司,青蛙设计以其前卫,甚至未来派的风格不断创造出新颖、奇特,充满情趣的产品。

青蛙设计公司的创始人哈特莫特·艾斯林格,1969年艾斯林格在德国黑森州创立了自己的设计事务所,这便是青蛙设计公司的前身。1982年艾斯林格为维佳公司设计了一种亮绿色的电视机,命名为青蛙,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于是艾斯林格将“青蛙”作为自己设计公司的标志和名称。另外,青蛙(Forg)一词恰好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缩写,也许这并非偶然。青蛙设计也与布劳恩的设计一样,成了德国在信息时代工业设计的杰出代表,青蛙公司的设计既保持了乌尔姆设计学院和布劳恩的严谨和简练,又带有后现代主义的新奇、怪诞、艳丽,甚至嬉戏般的特色,在设计界独树一帜,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20世纪末的设计潮流。

公司的业务遍及世界各地,包括AEG、苹果、柯达、索尼、奥林巴斯、AT&T等跨国公司。青蛙公司的设计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家具、交通工具、玩具、家用电器、展览、广告等,但90年代以来该公司最重要的领域是计算机及相关的电子产品,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特别是青蛙的美国事务所,成了美国高技术产品的设计最有影响的设计机构。艾斯林格也因此在1990年荣登商业周刊的封面,这是自罗维1947年作为《时代》周刊封面人物以来设计师仅有的殊荣。青蛙的设计哲学是“形式追随激情”,因此许多青蛙的设计都有一种欢快、幽默的情调,令人忍俊不已。青蛙公司设计的一款儿童鼠标器,看上去就好象一只真老鼠,灰谐有趣,逗人喜爱,让小孩有一种亲切感。艾斯林格曾说:”设计的目的是创造更为人性化的环境"。青蛙的设计原则是跨越技术与美学的局限,以文化、激情和实用性来定义产品。

青蛙是苹果公司长期的合作伙伴,积极探索“界面友好”的计算机,通过采用简洁的造型、微妙的色彩以及简化了的操作系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1984年青蛙为苹果设计的苹果II型计算机出现在《时代》周刊的封面,被称为“最佳设计”。从此以后,青蛙公司几乎与美国所有重要的高科技公司都有成功的合作,其设计被广为展览、出版,并成了荣获美国工业设计优秀奖品最多的设计公司之一。五、总结

德国是一个善于理性思考的国度,这种理性的思考应用在设计上就形成了德国的设计风格。无论是战前包豪斯的探索,还是战后乌尔姆设计学院和布劳恩公司,甚至于到了个性化消费和时尚主义设计艺术的20世纪80年代,德国始终是现代理性主义设计艺术的核心。但是德国的产品过多的强调科学性和合理性忽视了设计还涉及到多元文化、多种多种消费环境和不同消费需求等多种因素,使其无装饰几近冷峻的设计风格日趋受到消费者的批评。

2.我国现代化发展历程 篇二

事实上,我国农业现代化的程度一直在不断提高,只是提高的速度还很不尽人意。要对中国农业的现代化有较全面、正确的认识,首要的是区分农业现代化(或现代农业)的常规内涵以及它的时代内涵。各个国家不论其国情如何不同,农业现代化的一些基本规律一定是共同的,存在着若干基本的必备要素。只不过具体的实现及表现形式会有差异。而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农业现代化又必然会不断地增加新的内容。

1 农业现代化发展历程的回顾

1.1 农业现代化发展曾先后经历过两次大的“弯路”,声誉受到损害

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在急于求成思想的支配下,照搬苏联的“集体农庄”模式,违背农民意愿,脱离生产力水平很低的实际,推行集体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组织形式,直至普遍建立“人民公社”。这样拔苗助长,想加快农业规模化,结果适得其反。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农业机械化的重要性曾被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当时,“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成为一条重要的政治口号。然而,以当时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平,机械化节余下来的劳动力无处安置,以及农业经营体制的根本问题尚未解决等条件,这样的目标完全不切合实际,只能是无结果而终。

这两次大的折腾,严重挫伤了农民和基层干部的积极性,也损害了农业现代化的声誉。使公众和农民对农业现代化都缺乏正确的认识,更减少了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内在动力。

农业现代化需要大量的物质和资金投入。但多年来,农业一直处在为工业化积累资本的地位;农民收入也十分有限。在农业现代化的投资主体始终不明确的情况下,仅靠这些年来主要由国家财政出资陆续建起的几个试点县和百余个农业现代化试点乡、村,相对于大陆的近3 000个县、80万个行政村而言,无疑只是沧海一粟,不可能取得全面和显著的进展。

1.2 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已取得的主要进展

用常规现代化农业的标准衡量,就必备条件而言,除水利化是长期大量投入、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外,以下三个方面我国也取得了明显进展:一是农业机械化近年来有了长足发展;二是农业产业化已初具规模;三是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得到较好的应用。

1.3 当前存在的主要障碍

当前,我国农业现代化存在的障碍主要是农业现代化的另外三项必备条件,即农业的规模化,农业生产的区域化和专业化,农业组织程度和服务的社会化,与我国目前的现状距离要求还相差很远。而这些条件绝不能以“中国特色”为借口否认之,因为它们是已实现农业现代化国家证明了的共同发展规律。

1)农业的规模化水平很低。

农民原本人多地少,加上一家一户的耕种方式50年不变,又一直未能找到规模经营的可行方式,非常不利于应用机械作业和充分发挥先进农业技术的作用。在农民的组织程度很低和社会化服务基本不到位的情况下,想让农民从容地直接面对多变的市场,抵御多灾的自然条件是不可能的。

2)农业生产的区域化和专业化程度很低。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各地都囿于“粮食必须自给”的局限,无法真正按自然规律办事,做到适地种(养)植(殖),实现比较经济优势。

3)农民合作经济尚处在非常初级阶段。

自“公社化”失败后,领导层再也不提农民的合作和组织。实际上,发达国家农业的各种社会化服务主要是依靠农民合作经济自身,而非主要依靠政府。特别是中小额信贷、市场信息、技术咨询、生产资料采购、农产品销售品牌培植和市场开拓等,主要依靠政府是绝对办不好的。

此外,一个最容易被忽略的因素是农民素质。农业现代化不仅要解决现代机械、设备和资本等“硬件”投入,更必须有操纵这些硬件的“软件”跟上。然而目前农民的平均文化科技素质,还远远不能达到这样的标准。

2 对现代农业(农业现代化)的若干认识误区

对农业现代化的认识误区有以下4点:

第一,把农业现代化单纯看作只是一种形象性的目标,而未理解它更多的是过程,其根本目标是要不断提升农业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增强国际竞争力,以确保自身的健康发展。因而对农业现代化的认识往往是固定模式化和静止的,缺乏对发展和时代性内涵的认识。

第二,重“硬件”,轻“软件”。热衷于高技术和新设备,如“精确农作”技术及匹配的遥感、GPS、精密传感和自控等设施,而忘记了我国农业和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科技素质现状连目前的农业生产都不适应,如何指望他们来掌握和使用这些高新技术和设备。

第三,不少所谓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形式主义味道很浓,实际上大多数不过是摆一些进口的园艺设施,经营状况普遍不理想。一般人简单化地将这些等同于现代农业,其后果是容易产生错觉:原来这就是农业现代化啊?不是挺容易的事嘛!

第四,以为发达国家已完成的“常规农业现代化”是学习的榜样。不知道它们的局限性和弊病,也不了解国际上发达国家首先发起推进的“可持续农业”以及我国一些学者倡导的“中国生态农业”,正是针对这些弊病和缺陷提出的。

必须着重指出,对农业现代化认识最模糊的一点,就是不清楚甚至从未想过究竟谁是农业现代化的投资主体?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一切都只是空谈。

3 在新形势下农业现代化的紧迫性加强

当前我国农业现代化的任务日益紧迫。

3.1 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急需提高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已关系到一个国家农业的生存与发展。虽然我们已享受到“入世”的一些好处,但相比之下,农业是受冲击最严重的部门,根本原因在于农产品的受保护程度低,特别是若干农产品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低下,缺乏规模效应,国际竞争力差。因此,“狼”终究还是来了。

3.2 如何避免农业在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发生萎缩

农业在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发生萎缩,这是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普遍遇到过的共性问题。成功的经验是政府重视(如韩国推行“新农村运动”和“青年农民后继者运动”),将工业化取得的利润大量反哺给农业,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实施了“农村工业化”的正确方针。不仅是“输血”,还帮助农村增强自己的“造血”功能。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国家的财力十分有限。当前有些地方农业已出现萎缩的苗头,急需谋求对策。[1]

3.3 不断产生的新的时代内涵使我国农业的现代化“欠债”越来越多

除经济全球化之外,21世纪新的时代内涵还包括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绿色”可再生能源,温室气体减排,以及全世界可持续发展思潮的冲击和影响,这也都需要在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得到体现。

4 对策思考和建议

既有“旧债”,就要“补课”;既有“新账”,就要“跟进”。对策是:

第一,农业规模化要尽快“破题”。规模化经营不但决定了农业的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水平,影响到能否有效应用先进科学技术,而且直接关系到农业的生存,还关系到农民收入的提高。在当前我国国情下,究竟如何推进农业的规模化、促进农户家庭为基本单位经营前提下的土地流转是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2]

第二,按比较优势和比较经济效益组织生产布局,农业生产逐步区域化和专业化。在这个问题上,关键是要打破传统思维定式,特别是打破“粮食自给”等,否则是不可能迈出决定性步伐的。

第三,农民合作组织有大的发展,农业服务真正实现社会化。现代农业要有信息、技术、生产资料、市场、金融、保险等良好的服务,但除了农业研究和技术推广等是公益事业,应由政府免费提供服务之外,也不能指望政府包办一切。更多的社会化服务还是应鼓励和倡导农民建立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像日、韩和台湾的农协那样,由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自己来做,而政府则提供支持和帮助。

第四,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在我国,“可持续农业”最可行的形式是“中国生态农业”,不仅是因为经过20多年的试点和示范实践,它已逐渐被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所接受;还因为由于它的不断创新,使得资源、环境和发展的“多难”局面有望改变。

第五,下大功夫对农村进行“人力资本”投入,关键是国家层面要彻底改变以往对农业基本建设投入“见物不见人”的做法。实际上,人的能力建设和文化科技素质培养才是最基本的农业建设。没有大批具有丰富实践经验、而又不断有机会深造和提高的基层农技人员,要想通过“科教兴农”来全面、均衡地提高农业特别是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是根本不可能的;没有为数更多的懂技术、会经营管理、能创业的骨干青壮年农民,要建设所谓的“现代农业”只能是纸上谈兵。“人力资本”建设是现代农业的“基本功”,是无法“跨越”过去的。

第六,最要害的问题仍是农业现代化的投资主体问题。既然个体农民和国家财政都不可能成为投资主体,那么只有农业企业才有可能成为农业现代化和建设新农村的投资主体。当然,这与国家加大对农业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和公共财政支出是不矛盾的。但前者毕竟属于增强“造血机能”,是更加重要的。

如何依靠农业企业特别是办在农村地区的企业来对农业实行真正意义的“反哺”,从而推进现代农业?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许倬云去年曾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早在汉代,即以精耕农作、农舍手工业,与市场经济三环配套,发展了农工生产结合的市场交易网。这一形态,历一千年余,虽有修改,大致结构未变,而且有自我修补网络的机制。”他主张应采取某种形式,“不是将农民送进城市的工业,而是将工业送到农村”。他以“台糖”(台湾糖业公司)为例,具体说明了如何将糖厂建在农村,并带动一系列地方产业,致富和现代化一片区域。他还鉴于目前石化燃料的紧缺、价高和农业能为可再生能源作出贡献,具体建议大陆可汲取“台糖”模式的精华,针对农业为可再生能源作贡献,开发无污染和资源循环生产系统以及有整合社会与经济功能的、农工一体化的社区模式。可惜他的这些真知灼见尚未引起决策层的重视。

遗憾的是,目前的做法似乎正好与之相反。首先是主流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几乎是众口一词:农民进城打工越多越好;有的经济学家甚至断言:农民(农村多余劳动力)都进城,是农民增收、解决“三农”问题“唯一的出路”。其次,对千载难遇的发展农村中小企业的机遇——生物能源材料犹豫不决,忧虑重重。第三,是从省到村,层层争相建立经济开发区,过分强调工业要向位于城市或城郊的这类开发区集中。

日本和韩国在农村工业化方面都有成功经验,因此,它们的城乡差距很小,农业现代化完成快。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工业化开始加速时,政府及时地、有意识地通过立法、规划、布局、引导和投资等各方面,对“工业下乡”、把工厂建在农村以及改造传统的农村企业等加以大力推进。最典型的是1971年颁布的《农村地区工业导入促进法》,内容是限制工业在太平洋沿岸和大都市集中,促进农村的农业与工业有机结合,实施农工商一体化。紧接着在1972年,日本又出台了《工业重新配置促进法》,规定把占全国工业产值73%的太平洋沿岸地带企业的一半,搬迁到2 371个农村市、町、村(占总数的90%),并提供拆迁、搬运资助和优惠转移贷款。结果是:一,兼业农户占了大多数,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力在农村企业就地就业;即使在工业化高速发展期间,有进城务工劳力的农户数也只占总农户数的7%左右;二,中小城镇大量出现,而村落数则大大减少;三,地区间发展相当均衡和协调。即便是边远农区也不存在与大城区周边农区很大的差异;四,农民因兼业收入大增,提前实现了政府在工业化高速发展之初制定的目标。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功实践近年来被我国领导人所重视。1970年,当时的韩国政府领导人鉴于“一五”和“二五”两个经济发展五年计划虽然带动工业化急速发展,但却造成了工农、城乡差别拉大,农村劳力大量无序地流动及农业后继无人等严重问题,决定推动“新村运动”。“新村运动”所制定的三个目标,第一个就是促进工、农业均衡发展;第二个是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投入,政府投资20亿美元,启动农村的综合开发并带动农民自己起来建设乡; 最后一个即是推动农业向所谓“非农”领域即农村工业拓展。

虽然乡镇企业在我国经济总量上取得了接近“半壁江山”的成果,但却一直未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未能促使中国上上下下真正确立“农村工业化”的指导思想。在我国,乡镇企业这么大,还必须有多部门合力才能做好的事,只是由设在农业部内无权少责的“乡镇企业局”以及“农业产业化办公室”来领导。日本为配合和领导农村工业化,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起就在商工部内建中小企业局,60年代又在通商产业省成立了“农村工业化委员会”,最后成立了部一级的“中小企业厅”。以长期存在的乡镇企业贷款和投、融资均十分困难的问题为例,由于体制不顺,得不到高度重视,迄今为止一直未得到妥善解决。类似的问题还有旨在以科技引领乡镇企业的“星火计划”,本意很好,但可惜也只是由一个隶属于科技部的事业单位(“星火办”)来组织,显然是不可能满足巨大的需求的。

总之,农业现代化任重而道远。对若干带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问题,尚需不断加深认识,在实践中提高对农业现代化规律的把握度。

参考文献

[1]温铁军.“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J].读书,1999(12).

3.我国现代化发展历程 篇三

[关键词]日本现代农业;一改三化;农业现代化;农业合作经济组织

[中图分类号]F331.3;F320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4.06.020

现代化既是人类社会经历的一次巨大社会变革,也是人类社会文明的一次重要转换,它不仅体现在工业文明的发展程度上,也体现在现代农业的发展水平上。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就是建立现代农业的过程[1]。我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和政策选择,不仅需要明了我国的基本国情,清楚现代农业的内涵和特征,还需要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发展现代农业的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应该说,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并没有一个普适的范例,不同的历史环境、发展条件、制度背景,甚至不同的社会文化基础,都使得农业现代化过程表现出各自的发展特色。但对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共性问题,如土地制度变革、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农业劳动力转移、城乡结构的演变、农业技术的研发和推广,以及政府农业支持政策、产业结构的变化等进行分析、比较,对后发国家来说有借鉴意义。

日本的国土面积为37.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我国国土面积的1/25;人口 1.27亿,相当于我国人口的 1/11。日本农业发展的客观条件与我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山地较多、人多地少、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经营等。日本的农业现代化,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现代化。因此,相对于美国、法国等农业发达国家,日本农业发展过程的许多成功经验对中国更有借鉴价值。

本文拟在梳理日本现代农业主要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找出值得我国借鉴的经验,以期促进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一、日本现代农业发展的主要历程

严格来讲,日本农业现代化始于二战后,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1)战后恢复期,从二战结束到1950年代中期,大致经过10年的经济调整,农业水平有较大提高;(2)经济快速增长期,从1950年代中期到1960年代中期,通过大致10年的时间,日本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前,日本农业的机械化、信息化、良种化水平居世界前列,标准化、产业化、组织化程度非常高,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和追溯体系完善健全,农户收入、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与城市没有太大差别。

日本农业现代化开始时存在着“三利三不足”。“三利”是指战前农业基础较好(通过明治维新,日本的农业生产率有了较大提高)、广泛使用化肥(农民科技意识较高)、气候适宜农作物生长(除本州西北部和北海道,其余地方四季温暖湿润);“三不足”是指二战后果沉重(青壮年劳力大量损失、经济损失巨大、生产瘫痪),耕地面积少,小块土地多、生产规模小。战后初期日本的农地改革彻底完成了地主制度的解体和自耕农的创设[2],日本农村成了小生产的“汪洋大海”。日本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与欧美国家完全不同,这种基本国情决定了日本农业现代化不可能走欧美国家的农业现代化道路,而是要选择先改良土地和农作物品种、再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路径,即以“土地改良—化学化—良种化—机械化”为路径的“一改三化”。

1.土地改良

土地改良重在改变土地属性、提高土地利用价值。日本的土地改良包括农户个体和国家两个层面,除了农户个体的自发行为,如对土地进行修整、改造外,日本政府还通过立法、政策和资金支持在短时间内有效地对农田进行了规划、开垦、土壤改良、农业生产灾害预防、水利工程建造、农田道路建设等。日本土地改良的目的在于提高地力和土地利用率,增加土地耕种面积。这是日本特有的农业现代化开端。

日本的土地改良大体经过三个阶段:一是以1949年出台的《土地改良法》为标志的对水田的改良;二是始于1960年代初的对旱田的改良,这主要是为了迎合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居民膳食结构中对蔬菜、水果、畜产品的需求;三是1960年代中期开始的对草地的改良,主要是针对城市居民对畜产品、奶制品的需求和发展畜牧业。

2.化学化

所谓“化学化”是指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广泛地使用化肥、农药等化学类物质,这既对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日本是世界上农药使用量最多的国家之一。日本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过度的化学化曾经造成过巨大的危害和污染,包括滥用化肥破坏了土壤中的微生物,改变了土壤的物理成分和化学成分,使地力下降、农作物生命力减弱,从而导致病虫害增多,农药使用量增加。这样,化肥、农药轮番增施造成的恶性循环,不仅破坏了自然环境,而且导致农产品质量下降、食品污染、饲料污染进而导致畜产品污染。

3.良种化

日本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始终把农作物品种改良尤其是水稻改良(日本水稻品种改良在世界上堪称一流:根据气温有特寒区、寒冷区、温暖区、暖区等水稻品种;根据灾害有抗风性、抗湿性、抗旱性、抗灾性、耐肥性、抗病性等水稻品种;根据季节有早熟、中熟、晚熟等水稻品种)放在重要地位。在旱田作物方面,1960年代以后日本蔬菜种植主要采取设施型生产方式,并在水果质量和品种多样化方面进行研究,使日本水果业的发展同样位于世界前列。

4.机械化

机械化是日本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始于1950年代,全面实现于1970年代。1960年代是日本农业机械化全面普及和改良时期,也是日本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最重要时期。日本的农业机械化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适用性强。日本水田多、山地多、土地分散,对此,日本采取了不同的办法,例如,根据水田多的特点要求农业机械能够基本适用于从育苗、耕地、整地、灌溉、插秧、除草、病虫害防治、收割、脱粒等水稻生产的整个过程;根据山地多和土地分散的特点,要求优先发展小型农机。日本农业机械在向适用化、小型化、轻型化、系列化、高效化方向发展方面卓有成效。二是种类齐全[3]。农业机械有适用水田生产、旱田生产、果树业生产、畜牧业生产的系列机械,甚至还有病虫害防治机、供料机、自动真空青贮室、自动挤奶机等。总之,到1970年代日本已全面实现农业机械化,牛马等农用畜力结束了其在日本的历史使命。

正是由于机械化和化学化的实现,日本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有了明显提高。从日本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日本农业现代化所选择的路径符合当时日本的国情、国际农业现代化的要求和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

二、日本现代农业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在世界范围内,各发达国家现代农业发展路径大致分为三类:一是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地广人稀的国家所采用的先机械化、后生物技术化的道路,二是法国、德国、英国等工业发达但土地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所采用的机械化与生物技术并进之路,三是日本、韩国等人多地少、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所选择的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先推广生物技术再机械化的劳动密集、技术密集之路。作为后起的农业现代化国家,日本基于自己的国情设计了独具特色的农业现代化路径,这种理性的路径选择有利于此后各项农业发展措施的有效实施。可以说,日本农业现代化开辟了农业现代化的“东方道路”[4],对东方各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中国不具备农业现代化之欧美模式所要求的人少地多的条件,因此,日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成功先例对中国有更大的借鉴意义。

1.依法治农,加快农业发展

日本于1961年颁布实施的《农业基本法》作为农业“母法”确立了农业发展的基本方针和政策,并对生产、价格、流通、农业结构调整、农业行政机关与团体等作出了规定,加之配套的200多部农业法律法规,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农业法律体系。日本的农业立法具有严密性、权威性、稳定性的特点。日本不仅通过严密的立法程序进行农业立法,而且立法内容严密,不仅包括国家的方针、政策等原则问题,也包括具体的措施、办法、程序等操作性问题,此外还明确规定了违法后应承担的刑事和民事责任。依法治农保障了农业各项改革的执行力度。日本关于农业发展的政策、资金、科技三大要素几乎都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不受政策更迭和人事层领导变动的影响。1999年日本颁布的《食物、农业和农村基本法》作了较大的修改,确定了未来日本农业的发展方向和战略目标:一是稳定食物供给;二是发挥农业的多功能性;三是实现可持续的农业和农村发展[5]。日本政府还依法建立了严格的农地保护制度,对土地流转实行严格限制,坚决排除非耕用地、利用农地获利,从而保护了有限的农地资源。这对于我们守住全国耕地不少于18亿亩这条红线有启发意义。

2.完善农业支持政策,重视对农业的投入

日本政府先后完善了相关农业支持政策,如财政信贷支持政策、价格补贴政策等。价格补贴主要通过三种具体制度来操作:稳定的价格制度、最低价格保证制度、差价补贴制度。补贴政策尽管在一定时期内有利于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但也容易造成资源的损失和浪费。故此,日本政府从价格支持转向生产能力支持,从而在不放弃政府职能的前提下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提供了更大空间,这种调整保护方式的做法和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3.建立网络庞大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为农民提供全方位服务

日本为了克服小农经济本身对农业现代化的阻碍,建立了各种类型的合作组织,几乎所有的日本农民都参加了一个或多个合作组织。日本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

一是农业协同组织(又称“农民协会”或“农协”)。这是日本网络最庞大、功能最齐全的合作组织。在日本,99%以上的农户都属于农协会员。从中央到都道府、市、町、村,都建立了经营上彼此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民间农协组织。农协的业务范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共同销售、采购农业生产资料和部分生活资料,信贷,保险业务。日本农协的合作保险事业在农民生产和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6]。在世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日本农协是管理小规模农户的一个创举,是帮助小农参与现代化进程的典型组织形式。农协设有营农指导员,在生产、经营方面给农民以指导,使农民可以集中精力去搞好农业生产。农协组织不仅大大提高了农户的综合生产能力和抵御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的能力,增加了农民收入,而且为日本农业走向产业化、专业化、规模化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二是农业生产合作组织。主要是由两个以上农户组成的、共同利用大型设备的合作组织。这类组织的主要形式有集体栽培组织、共同利用组织、畜牧生产组织等。

三是地区农业集团。以村为基础,把区域内所有农户组织起来,对生产进行统一的调整、指导和管理。

值得指出的是,日本农协取得的巨大成就与政府的支持和农协对内的公益性是分不开的。一方面,日本把农协制度作为发展农业的组织措施,通过1947年的《农业协同组合法》以法条的形式为其发展创造前提条件并予以规范,同时加大政府对农业和农协在财政拨款与税收方面的扶持力度;另一方面,农协对外追求利润,对内体现公益,成为日本国内最能维护农民利益的实体组织。同时,各地农协和各种研修中心非常重视农业科学技术普及与农业技术人才的培训。如何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并使他们具有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素质,是我国农业合作组织面临的课题,而日本农协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

4.建立完善的农业科技教育、科研和推广体系

日本政府和民间团体十分重视农业教育、科技服务和技术培训,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的科技推广制度,民营的农业推广体系也是推动日本农业推广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7]。

遍布日本各地的国家级或县级农业科研机构分工明确、各有侧重。各县的农业综合中心下设农业实验场、农业大学、农业技术普及改良所和综合调整部。农业实验场负责新技术、新品种开发,属于研究部门;农业大学负责人才培养,属教育部门;农业技术普及改良所负责新品种、新技术的普及与推广,属于推广部门;综合调整部统一协调上述三个部门,有力地推动了农业先进技术的推广和普及。同时,随着市场对农产品质量要求的逐步提高,日本的农业科研管理部门加强了对有机农产品的认证管理,建立了严格且完备的有机农产品认证制度。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日本农民职业教育培训具有主体多元化特征,包括各级农业科技教育培训中心、农业院校、企业或民间的培训服务机构、各级农协、各级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农业改良普及系统等。这种多层次的农业职业教育体系培养了大量实用型农业人才和经营人才,提升了日本农业发展的科技实力。我们在发展有机农业、培养农业人才等方面可学习借鉴日本的做法。

5.重视农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统一,发挥农业的多重功能

日本农业不仅重视经济和社会效益,而且十分重视生态效益,把农村的农作物与自然环境组成一个个休闲场所。观光农业的发展带动了农村旅游业与服务业的发展。1955年日本农林大臣提出了“新农村建设”构想,经过前后三轮的新农村建设,日本实现了城乡一体化,其中“一村一品”运动是日本新农村建设的成功模式。日本各地以村庄为单位,以特色资源条件为基础,开发特色产品,使每个村庄都拥有自己的拳头产品,这既发展了地方经济,促进了农村繁荣,又使农民真正成为农村发展的主体,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同时将农村自然生态环境、传统文化与现代理念相结合,形成当前日本农民与自然和谐共处、现代气息与传统特色共存的特征。这对于我们构建特色农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有借鉴价值。

6.多种途径化解农村剩余劳动力,理性推进城镇化发展

各国农业现代化均不同程度地面临过 “钱从哪来”和“人向哪去”两大问题。日本解决这两大问题的做法是钱靠工业反哺、人靠城市吸纳,不仅为工业增长和城市建设提供了劳动力,也实现了就业结构的现代化。日本一方面发展农村合作事业,就地转移劳动力;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培养非农人才,在农村推行职业训练制度,为农村谋职者提供学习机会,提升其劳动技能。这为我们正确处理工农城乡关系,解决农村劳动力发展问题提供了经验。

三、结语

二战后,由于日本制订了适宜的农业政策,选择了适合该国的劳动密集、技术密集的小农经济基础的农业现代化之路,现代农业发展迅速,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完全自给并由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成为高度发达的农业现代化国家。其主要标志有:实现了农业机械化、乡村城市化、农业高效益化和产业化,农户家庭收入不低于城市居民家庭收入,消费水平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化,农业科学技术的高科技化,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的网络化。

日本在二战后经过60多年的发展,在人多地少、自然资源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其特点主要有:非农化和城市化达到较高水平;农业生产过程实现了机械化;农业劳动生产率高;农业内部结构中,农产品商品率高;有健全的农业科研推广体系和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这些对于当今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当今中国农业所面临的时代条件、科学技术条件、发展基础等,都不能与世界范围内早期农业现代化时同日而语[3]。就农业层次来看,目前我国农业发展基本呈三种态势: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东部沿海地区、农业现代化基础较好的处于经典农业现代化起步期的中部地区、尚未起步的西部地区;就化肥污染来看,我国大量使用化肥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且土地退化加重,自然灾害频繁,各地区农业发展的自然条件复杂多样。因此,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路径或模式的选择,在借鉴日本成功经验的同时还必须因地制宜并有所创新。如要设计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路径,依法治农,建立农业合作经济组织,重视农业经济、社会、生态的统一,发挥农业的多重功能等。

[参 考 文 献]

[1]

蔡世忠.河南农业产业化与现代农业建设探究[J].河北社会科学,2008(6):120.

[2] [日]晖峻众三.日本农业150年[M].胡浩,译.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1:85.

[3] 杨绍先.日本农业现代化之路径[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90.

[4] 史美兰.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国际比较[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122-124.

[5] 孔凡真.可供借鉴的日本农业现代化[J].吉林农业,2007(5):12.

[6] 范三国.国外的农业合作组织——以日本为例[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125-136.

4.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 篇四

我国民主政治发展历程:

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提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经过二十八年的革命斗争,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初步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等政治制度等民主政治制度。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等民主政治制度,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不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从我国民主政治发展历程来看,近代以来,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直接或间接的参与到国家事务中,民主权力不断扩大。而我国的每一次民主政治改革其根本目的都是保证人民民主权力得到更加充分的运用。

从理论层面看,我们党在九十多年的历史中,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但我们党指导思想的每一次飞越,都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人民当家作主是充分实现人民利益的最佳途径。

从制度层面看,我国的各项政治制能够充分反映群众愿望,维护、实现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些政治制度都服务于人民有效行使国家权力,参与国家事务,服务于人民当家作主。

5.我国草原畜牧业发展历程 篇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草原畜牧业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57年底。1953年,政务院通过并公布的中央民委第三次委员(扩大)会议《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及绥远、青海、新疆等地若干牧业区畜牧业生产的基本总结》,制定了“慎重稳进”,“恢复发展畜牧业生产’的方针;在社会改革方面,实行“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用和平的方式进行民主改革;对牧主经济实行赎买政策等。1957年,中央召开了牧区畜牧业生产座谈会议,指出畜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号召全党动手,把畜牧业发展起来。中央还批转了农业部《关于发展畜牧业生产的指示》和中央民委《关于牧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进一步完善了在牧区社会主义改造和发展生产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这一时期制定的牧区和草原畜牧业发展方针、政策和措施符合当时的实际,草原畜牧业发展较快,牧民生产生活条件也有了显著改善和提高。1957年,牧区牲畜头数比1949年增长74.4%,年均增长7.2%。

第二阶段,1957年底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由于受“左”的思想束缚,草原畜牧业指导思想上没有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忽视牧区和草原畜牧业的特点,要求过高,步子过急,违背了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开垦草原种粮,挫伤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草原畜牧业陷入停滞状态,甚至一度出现滑坡。从1957年底开始,在所有制上搞“一大二公”;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重新划分阶级成份;经济上“以粮为纲”,大肆滥垦草原等,给草原畜牧业带来很大损害。全国牧区牲畜年增长率由“一五”时期的7%下降到2.7%。为改变这种状况,1963年,党中央批转了中央民委党组《关于少数民族牧业区工作和牧业区人民公社若干政策的规定(草案)的报告》(简称“牧区四十条”)。党中央和国务院还召开了全国牧区工作会议,着重纠正“左”的错误,调整生产关系,做出坚持“以牧为主”,严禁开荒等重要决定,有力地促进了畜牧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到了“文化大革命”,草原畜牧业发展受到严重破坏,10年中有5年牲畜头数下降。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召开了全国畜牧工作座谈会议,国务院批转了《全国牧区畜牧业工作座谈会纪要》(国发[1975]152号文件),重申了“以牧为主”的方针和“禁止开荒、保护牧场”,发展畜牧业生产等政策规定。

6.我国银行中间业务发展历程 篇六

一直以来,我国银行业业务单一,收入严重依赖存贷款利差。国外经济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发展中间业务的一个背景是市场利率走低,传统的利润来源——存贷款利差缩小,银行的盈利能力降低,银行迫切需要开辟新的利润来源。在我国银行业的市场化改革中,利率将逐步实现市场化,存贷款利差也将逐步缩小。同时,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逐步完善,银行客户的融资方式日益多元化,我国商业银行传统业务的盈利空间将日益缩小。这迫切要求我国商业银行开辟新的利润增长来源。

我国银行业中间业务的发展比较落后,表现为起步晚、品种少、收入占比低、管理体制和手段落后等。我国银行业中间业务的发展真正起步是在1994年后的金融体制改革。从发展速度和中间业务量来看,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总体发展水平仍然较低,效益也较差。

从1994——1998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一直在6.7%——9.6%之间徘徊。

据统计,2002——2005年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从3.8%提高到了8%左右,实现了较大的跨越,但此时国际上大的银行中间业务对银行收入的贡献率高达30——70%,如花旗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比达70%,英国巴克莱银行更高达73%。可见与国际上的大银行相比,我国银行业中间业务发展的差距在进一步扩大。

根据上市银行2005~2007年有关会计资料显示,伴随着上市银行营业收入的增长,中间业务收入占比也在逐步提升。当前,我国上市银行中间业务收入贡献度已从2005年的5.4%提升到2007年的13.07%,特别是国有上市银行这一指标更是大大超过其他上市银行,显示出经过股份制改造后的国有商业银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的生机与活力,但同时,我们也应保持清醒的认识,必须看到,与国际上发达金融体系中的商业银行中间业务贡献度平均在45%左右的状况相比,我们尚有十分明显的差距。

我国上市银行中间业务增长情况。2005~2007年我国上市银行中间业务飞速发展,尤其是随着2007年资本市场的火暴,使得代理证券、代理基金、代理保险买卖等中间业务强劲增长,中间业务收入首次实现了翻番,特别是依托发达的网上银行销售渠道、灵活的销售政策、广泛的代销产品等,非国有上市银行中间业务增长速度更是遥遥领先。

近年来,随着我国银行客户金融服务需求的日趋多元化、差异化,我国金融市场迅猛发展,我国商业银行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深化,公司治理不断完善,风险管理水平显著提高,中间业务产品日益丰富,中间业务发展步伐日益加快。从总量上看,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总量增长迅速,远远超出同期利差收入的增长,也远远超出同期资产、负债的增长,如工行2009至2011年间中间业务收入年均增长36%,而同期利息收入年均增长为21%,而资产与负债同比仅分别增长14%、15%,中间业务收入增长是同期利差收入增长的1.7倍,是资产负债增长的2.4至2.5倍。

(一)我国上市银行中间业务贡献度情况。根据上市银行2005~2007年有关会计资料显示,伴随着上市银行营业收入的增长,中间业务收入占比也在逐步提升。当前,我国上市银行中间业务收入贡献度已从2005年的5.4%提升到2007年的13.07%,特别是国有上市银行这一指标更是大大超过其他上市银行,显示出经过股份制改造后的国有商业银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的生机与活力,但同时,我们也应保持清醒的认识,必须看到,与国际上发达金融体系中的商业银行中间业务贡献度平均在45%左右的状况相比,我们尚有十分明显的差距。

7.我国QDII发展历程回顾 篇七

从2003年我国筹办QDII以来, QDII的发展历经3个阶段, 即筹划阶段、试点扩大阶段、加速发展阶段。

(1) 筹划阶段。

这一阶段我国政府认识到了实施QDII的必要性, 开始对实施QDII的几个关键问题如投资主体的选择和资格认定、投资市场选择、进出资金监控和投资品种投资比例限制等, 进行了深入研究, 并制定出了若干规则。在试点问题上, 监管部门采取的是审慎态度。

2003年6月17日, 保监会在其官方网站上挂出《关于保险外汇资金投资境外股票有关问题的通知》, 《通知》指出, 保险外汇资金可投资境外成熟资本市场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 包括参与境外上市配售、定向配售等方式, 但投资品种仅限于中国企业在境外发行的股票。这个通知显示了我国保险业对于拓宽投资渠道的迫切需要, 是我国准备启动QDII的一个信号。随后, 8月7日, 保监会、人行正式颁布《保险外汇资金境外运用管理暂行办法》。《暂行办法》首次允许保险公司在核准制下在境外运用外汇资金对银行存款、债券、票据等金融工具进行投资。四个月后, 也就是2005年1月, 外管局根据该《办法》批准了第一笔保险外汇资金境外运用额度——批给了中国平安17.5亿美元。 2004年7月, 在200亿香港政府债券发行中, 内地社保基金通过香港的代理机构参与了债券的认购。据透露, 社保基金和中国人民银行同时认购了金额共10亿港元左右的美元及港元债券, 这是我国QDII迈出的实验性的第一步。

2005年9月11日, 保监会正式发布《保险外汇资金境外运用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 保险外汇资金境外运用渠道进一步放开。其主要内容包括:保险外汇资金投资境外股票, 只限于中国企业在纽约、伦敦、法兰克福、东京、新加坡和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投资总额为付汇额度的10%, 单一股票投资最高可达该股票发行总额的5%。保监会在这个文件中首度把股票纳入了QDII的投资范围——虽然只限于境外上市的国企股票。

2006年5月,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规定》正式开始实施, 这意味着拥有2000多亿元人民币资产的中国社会保障基金正式启动海外投资。

除了社保、保险以外, 其它金融机构也开始涉足QDII领域。2006年3月底,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魏本华透露,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作为目前惟一有资格进行受托外汇资产管理的券商, 其首笔受托管理资产300万美元已经获批汇出境外, 在海外市场进行了投资。

(2) 试点扩大阶段。

2006年一季度后, QDII进程明显加快, 针对银行、券商、基金开办QDII业务的暂行管理条例纷纷出台。这由于以下3个主要原因: ①国内股权分置问题大局已定。以深市为例, 截止至06年3月底, 股改市值占比已达到72.9%, 股改家数占比也达到了58%, 故以前对资金流失导致国内证券市场失血的顾虑大大弱化;②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加剧。截止06年3月底, 国家外汇储备达到8750亿美元, 居世界第一。此时, 结合汇改开放QDII进行资本输出一方面可减少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使外汇储备有序流出, 另一方面也可分散美元贬值带来的风险; ③提高投资效率的需求。据央行统计, 06年3月末, 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已经达到16万亿元人民币。与此同时, 据中国保监会提供的最新资料, 全国保险总资产已超过1.6万亿, 若按5%的投资比例测算, 中国保险业可投资于海外的资金约有800亿元人民币之多。因此, 开放国外资本市场对提高投资收益率, 分散投资风险和降低系统性风险有着重要的意义。

2006年4月17日,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共同关于发布《商业银行开办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 标志着QDII完成了从试点到制度的转变。

2006年6月22日, 中国证监会召开QDII (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 产品评审会, 华安基金管理公司上报的QDII产品方案顺利通过评审, 这也是首家获得QDII资格的基金公司。两月后的8月21日, 证监会发布通知, 批准华安基金管理公司正式启动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试点。9月13日, 国内首只基金QDII产品——华安国际配置基金向中国内地投资者公开发行。该基金最终募集到认购金额约为1.97亿美元, 并于11月2日正式成立。

6月30日银监会批准首批商业银行代客境外理财资格, 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汇丰银行、东亚银行获得了首批QDII牌照。并于7月21日, 国家外汇管理局给中国银行、工商银行、东亚银行批下了第一批QDII购汇额度, 分别为25亿美元、20亿美元和3亿美元。6天后, 外管局再度分别批准交通银行 (3328.HK) 、建设银行 (0939.HK) 15亿美元和20亿美元的代客境外理财 (即QDII) 项目下投资购汇额度。7月31日, 工商银行推出首款代客境外理财产品。截止至10月27日, 外汇局在央行5号公告发布之后已累计批出QDII投资额度126亿美元。

(3) 加速发展阶段。

2007年5月10日, 中国银监会颁布了《关于调整商业银行代客境外理财业务境外投资范围的通知》 (银监办发[2007]114号) , 对商业银行开办代客境外理财业务境外投资范围的有关规定做出以下调整:将“不得直接投资于股票及其结构性产品、商品类衍生产品, 以及BBB级以下证券”的规定调整为“不得投资于商品类衍生产品, 对冲基金以及国际公认评级机构评级BBB级以下的证券。”

2007年6月28日, 中国保监会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制定的《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实施。该明确允许保险机构运用不超过上年末总资产15%的资金投资境外, 并将境外投资范围从固定收益类拓宽到股票、股权等权益类产品, 支持保险机构自主配置、提高收益, 抵御人民币升值风险。2006年末, 保险业总资产达1.97万亿元, 按照15%的投资比例计算, 将有近3000亿元保险资金可以“出海”寻找投资渠道。

2007年7月5日, 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管理试行办法》以及《关于实施有关问题的通知》正式实施。该《办法》及《通知》对QDII准入条件、产品设计、资金募集、境外投资顾问、资产托管、投资运作、信息披露等方面的内容及其实施作出了详尽的规定, 共同构成了基金公司、券商QDII业务完整的规则体系。这里最大的看点在于, 投资于境外的股票没有比例限制, 而且可以投资的国家也非常多——按照证监会披露的信息, 目前与证监会签署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国家或地区为33个, 涵盖了全球五大洲, 其中既包括中国香港、越南、新加坡、印度等亚洲新兴市场, 也包括美国英国等成熟市场。

至此, 我国QDII进入全面的加速发展阶段。本文认为, 积极推进QDII在我国的发展, 在全球范围内国际金融市场寻求更大的投资空间、更多的投资机会、更大程度地分散风险, 可以充分分享全球化带来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经济成长。QDII打开了国门, 使中国投资者加入全球资产配置, 参入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 与国际资本共享全球化的利益, 应该说是个既利国、又利民, 必将产生深刻长远的积极作用。

摘要:QDII制度是资本项目开放进程中的一项过渡性制度安排, 它是为了在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的背景下实现其有序、稳妥的推进。近几年来, 我国在引入QDII制度上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对QDII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的回顾。

8.我国互联网保险发展历程 篇八

对于中国保险行业来说,互联网保险在过去近20年里经历了兴起、发展以及不断成熟的过程。从宏观的角度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见下图)。

第一阶段:萌芽期

时间:1997—2000年

行业背景:据保监会官网数据,1999年全年保费为1393亿元,2000年为1609亿元。

互联网发展背景:2000年年初,我国共有890万上网用户,其中666万用户用拨号上网。

典型案例:1997年11月28日,中国保险学会和北京维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了我国第一家保险网站——中国信息保险网。同年12月,新华人寿保险公司促成国内第一份互联网保险单,标志着我国保险业迈进互联网融合的大门。

这一阶段互联网保险发展及特点:这一阶段互联网在我国普及度并不高,互联网保险仅处于萌芽阶段,诞生了互联网保险网站和第一份保单。

第二阶段:起步期

时间:2000—2003年

行业背景:2000年,保费规模为1609亿元,2001年为2116亿元,增长32%,2002年为3048亿元,增长44%,2003年,保费规模为3840亿元。

互联网发展背景:互联网网民规模从2001年的3370万人增到了2003年的8000多万人。

典型案例:2000年8月1日,国内首家集证券、保险、银行及个人理财等业务于一体的个人综合理财服务网站——平安公司的PA18正式亮相,其强有力的个性化功能开创了国内先河。8月6日,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成立国内第一家连接全国、连接全球的保险互联网系统。9月22日,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独家投资建设的大型保险电子商务网站——“泰康在线”全面开通,这是国内第一家由寿险公司投资建设的、真正实现在线投保的网站,也是国内首家通过保险类CA(电子商务认证授权机构)认证的网站。外资保险公司也紧随其后。9月,友邦保险上海分公司网站开通,通过互联网为客户提供保险的售前咨询和售后服务。

这一阶段互联网保险发展及特点:2000年,很多保险公司建立了网站,意味着互联网保险开始起步,但随着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很多太冒进的公司碰到了问题。

第三阶段:探索期

时间:2003—2007年

行业背景:保费规模从4000亿元增长到7000亿元。

互联网发展背景:网民规模从8000万人到2.1亿人,国内互联网环境渐渐好转,网购热潮兴起,第三方支付出现。

典型案例:2003年,中国太平洋保险开始支付航空意外、交通意外、任我游(自助式)等3款保险在线投保。2004年4月,“泰康在线”在网上主推的产品就包括亿顺4款旅行保险、引顿两款综合意外保险。从2006年起,以太平洋保险、泰康人寿、中国人寿保险为代表的保险公司对官网进行改版升级。2006年,买保险网以“互联网保险超市”概念上线运营,采用了“网络直销+电话服务”保险营销模式。

这一阶段互联网保险发展及特点:随着互联网发展回暖后,互联网保险的建设更显平缓与稳重,保险公司的官网升级也从产品线、支付与承保优化对保险在线购买进行了有效改善,诞生了保险超市。

第四阶段:积累期

时间:2008—2011年

行业背景:保费规模从9000多亿元增长到1.4万亿元。

互联网发展背景:互联网普及度从2.1亿人到5.13亿人,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56亿,占整体网民比例为69.3%。电子商务用户逐步显现出年轻化、知识化的特征,且有一定的消费能力。在中国上网用户稳步增长的基础上,在线购物人群呈几何级增长。

典型案例:慧择网、优保网、向日葵等以保险中介和保险信息服务为定位的保险网站出现,并且拿到风险投资。

这一阶段互联网保险发展及特点:截至2009年年底,全行业实现网上保费收入合计77.7亿元,其中财险保费收入为51.7亿元,人身险保费收入为26亿元。在该阶段,互联网保险开始出现市场细分,保险中介服务类的网站开始发展。不过,由于互联网保险公司电子商务保费规模相对较小,电子商务渠道的战略价值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因此在渠道资源配置方面处于易被忽视的边缘地带。保险电子商务仍然未能得到各公司决策者的充分重视,缺少切实有力的政策扶持。

第五阶段:发展期

时间:2012—2013年

行业背景:保费规模从l.4万亿元增长到1.7万亿元。

互联网发展背景:互联网网民数从5亿人发展到6亿,移动互联网从3亿人发展到了5亿人,移动支付也得到了快速发展。

典型案例:2013年“双十一”当天,寿险产品的总销售额超过了6亿元,国华人寿的一款万能险产品在10分钟内就卖出了1亿元。其实早在2012年,国华人寿就从互联网保险中获益颇丰,曾通过淘宝聚划算,创下3天销售额过亿元的业绩。生命人寿也在2013年11月初正式启动天猫旗舰店,并在“双十一”当天8小时内销总额破亿元。

这一阶段互联网保险发展及特点:2012年,我国全年保险电子商务市场在线保费收入规模达到百亿元,在线销售险种多以短意险为主,部分寿险公司也尝试销售定期寿险、健康险、投连险和万能险,共有60多种互联网保险产品。各保险企业依托官方网站、保险超市、门户网站、O2O平台、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等多种方式,开展互联网业务。

第六阶段:爆发前夜

电子商务、互联网支付等相关行业的高速发展为保险行业的电商化奠定了产业及用户基础,2014年互联网保险保费规模实现爆发增长,互联网保险渗透速度加快。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意识到互联网保险不仅是销售渠道的变迁,还是依照互联网的规则与习惯,对现有保险产品、运营与服务模式的深刻变革。未来随着移动展业的成熟,传统保险的产品销售、保费支付、移动营销、客户维护服务等都将围绕移动端展开,互联网保险将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迎来全面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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