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题研究中的文献综述

课题研究中的文献综述（8篇）

1.课题研究中的文献综述 篇一

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报告中的文献综述怎么写 文献综述是对某一方面的专题搜集大量情报资料后经综合分析而写成的一种学术论文，它是科学文献的一种。格式与写法 文献综述的格式与一般研究性论文的格式有所不同。这是因为研究性的论文注重研究的方法和结果，特别是阳性结果，而文献综述要求向读者介绍与主题有关的详细资料、动态、进展、展望以及对以上方面的评述。因此文献综述的格式相对多样，但总的来说，一般都包含以下四部分:即前言、主题、总结和参考文献。撰写文献综述时可按这四部分拟写提纲，在根据提纲进行撰写工。前言部分，主要是说明写作的目的，介绍有关的概念及定义以及综述的范围，扼要说明有关主题的现状或争论焦点，使读者对全文要叙述的问题有一个初步的轮廓。主题部分，是综述的主体，其写法多样，没有固定的格式。可按年代顺序综述，也可按不同的问题进行综述，还可按不同的观点进行比较综述，不管用那一种格式综述，都要将所搜集到的文献资料归纳、整理及分析比较，阐明有关主题的历史背景、现状和发展方向，以及对这些问题的评述，主题部分应特别注意代表性强、具有科学性和创造性的文献引用和评述。总结部分，与研究性论文的小结有些类似，将全文主题进行扼要总结，对所综述的主题有研究的作者，最好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参考文献虽然放在文末，但却是文献综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不仅表示对被引用文献作者的尊重及引用文献的依据，而且为读者深入探讨有关问题提供了文献查找线索。因此，应认真对待。参考文献的编排应条目清楚，查找方便，内容准确无误。关于参考文献的使用方法，录著项目及格式与研究论文相同，不再重复。

2.课题研究中的文献综述 篇二

Teach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EFL) writing is challenging. This study comes out of concerns about teaching EFL writing in Chinese university. In the English acquisition poor environment of China, students face time constraints and depend heavily on teachers’instruction in learning EFL writing. As teachers, therefore, it is our responsibility to draw on an effective approach to promote students’writing competence.The process genre approach (PGA), as a synthesis of the product, process and genre approaches, is advocated by many researchers for being effective in facilitating students writing in EFL/ESL contexts. To shed light on the benefits of PGA to teaching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a literature review is taken.

2.Concepts and Models

The concept of PGA origins from Badger and White’s(2000) concerns about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product,process and genre approaches. They argue that the three approaches are complementary and there is a need for synthesis.Acknowledging writing development varies between different learners and writing should be embedded in the social situations, Badger and White contribute a teaching model, in which five elements interact with three possible input sources. On this theoretical base, Guo (2005) provides specific guidelines for adopting PGA and presents a six-stage procedure for pedagogical implementation.

3.Studies in EFL/ESL Contexts

A survey of literature shows that PGA has been proposed into implementation in other EFL/ESL contexts. Theoretically,Kim and Kim (2005) state that the eclectic use of both the process and the genre approaches could provide new insights into teaching EFL writing in Korean universities. Nord in and Mohammad (2006) caution that to implement PGA in ESL writing classrooms genre -based pedagogy should not replace the usefulness and power of process writing. Empirically, Pujian to, Emilia and Ihrom (2014) in their qualitative study explore whether PGA teaching steps can help promote senior high students’writing competence of report text based on schematic structures and linguistic features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some degrees, PGA is effective in helping learners develop their writing skills of report text. Nevertheless, it has been observed that low -achieving learners should be provided with longer modeling and teacher -student conference stages.Their study contributes towards teachers’ understanding of PGA and uncovering the problems related in EFL classes in Indonesia.

4.Conclusion

3.课题研究中的文献综述 篇三

关键词：政府绩效审计 心理学

1 数据采集和研究思路

本文按照期刊检索办法，分别以“政府绩效审计”“心理学”为字段，对具有代表性的核心期刊《会计研究》《审计研究》《审计与经济研究》发表的文章数据作为样本精确检索，其中《审计研究》以“政府绩效审计”为篇名检索到19篇，《会计研究》以“政府绩效审计”为篇名检索到3篇，《审计与经济研究》以“政府绩效审计”为篇名检索到20篇，《会计研究》以“绩效审计”“心理学”为字段检索到1篇，《审计研究》以“绩效审计”“心理学”为字段检索到4篇，《审计与经济研究》以“绩效审计”“心理学”为字段检索到4篇。从检索的结果看出，从我国政府绩效审计的概念提出开始，我国政府绩效审计总体上从3E审计已经过渡到5E，即在经济性、效率性、效益性的基础上增加了环境性和公平性。学者的研究方向也扩大了范围。对于政府公共开支不同部分开展了不同的绩效审计研究，构建绩效审计评价体系时环境性与公平性也被考虑进去。而心理学在政府审计中的运用也开始从单一的研究心理学在舞弊审计的作用发展到从审计方与被审计方两方面来进行讨论。

2 政府绩效审计研究现状

中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审计学术界引入了“绩效评估”或“绩效评价”理念，但对该理念的认知仅仅局限于员工绩效评价以及科研机构绩效评价，而且基本以西方国家政府绩效评价理念及方法体系为研究重点，现代政府绩效评价思想开始进入中国。这其中我国学者对于英国的政府绩效审计研究的更为深入。左然于1994 年最早将英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实践情况引入我国，并对中央政府推行政府绩效评估的必要性及可行性进行了综合分析，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场以政府组织为主体的绩效评估研究浪潮。这一时期主要针对英国政府的绩效评价实践展开讨论，鲜少涉及绩效评估的特征、内容、实施背景以及绩效指标设计等内容。随着研究的深入2003年审计署外事司出版的《国外效益审计》重点介绍了世界主要国家开展效益审计的情况，以及世界审计组织、亚洲审计组织分别制定的《效益审计指南》。2005年中国审计出版社出版了《英国绩效审计》详细介绍了英国绩效审计概况、程序、技术与方法等，并且重点介绍了计算机技术在绩效审计中的应用。总体上，在绩效审计、绩效评价提出伊始，学术界对于政府绩效评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介绍方面。至2002年，很多学者开始研究我国政府进行绩效审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如何进行政府绩效审计，政府绩效审计指标随之出现。2004年起政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开始兴起。常印怀在《政府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途径》中提出政府绩效审计的内容有两個方面，管理经营行为与管理经营效果。管理经营行为可分为资金投入、项目建设、项目运营三个方面，具体使用16个指标来衡量。管理经营效果从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分别进行综合评价。事实上，笔者对构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方法途径的分析仅仅局限于宏观层面，实际操作还需根据审计内容和审计要求区分主次，以确保审计项目有针对性。另一方面，实际工作中开展绩效评价，须参考审计项目的现实情况设定评价指标的权重。通过各方面的研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推出了“4万亿新增投资”计划，政府投资公共工程项目所承担的公共责任日益增强。公共投资项目的绩效审计评价尤为重要。很多学者从基础设施建设、铁路项目等方面研究政府绩效审计的评价。2009年徐丽、夏存路发表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文中基于实地调研的经历选择具有代表性的S农村作为分析对象，提出具有实践价值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之后江纹、刘功滨、齐兴利同样研究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评价。2012年西北大学苗兴军研究了《西汉高速建设项目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研究》，2013年邓建新、刘云国发表《政府铁路投资项目的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在绩效审计理论中，政府审计评价体系可以说是核心内容。绩效审计能否有序开展取决于政府绩效评价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审计对象的不确定性使得政府难以制定一套合理可行的评价标准。绩效审计为政府部门、公共资源，审计对象复杂多变，因而即便是同一部门或同一审计项目，所采取的绩效评价标准也可能大相径庭。大型公共项目、大规模政府支出、环境资源等，都不是简单的传统成本收益模式所能量化评价的。

3 心理学在政府绩效审计中的运用研究

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及动物的心理现象和行为的科学，人类的行为是在心里活动的支配下进行的，并反向影响人类行为。心理和行为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1999年袁晓勇《论审计心理学在舞弊审计中的具体运用》中利用心理学原理说明审计舞弊行为。之后几年主要研究运用心理学在舞弊审计中的作用。2003年陶艳娟、靳炎在《从行为科学论审计》一书中研究了行为科学在审计中的作为。文中提出行为科学是管理学的新发展，又是心理学、社会学等原理在管理中的应用。当行为科学应用于审计行为时，就形成了审计行为科学。审计行为科学是通过分析调研审计活动中的各种行为，采取调整措施使其趋向科学化、合理化，以期在保证审计质量的前提下提升审计效率。2007年，汤效禹在《心理学在审计时间中的运用》一书中分别研究了审计人员与被审计对象的心里分析以及审计方法和谋略中的心理原理运用，在文中汤效禹提出利用心理效应选择不同审计方法、依据心理规律恰当运用审计谋略。2009年杨明增在《经验对审计判断中锚定效应的影响》中在认知心理学的理论基础上，以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执业人员为被试，采用实验的方法检验了审计经验对锚定效应及判断调整不充分偏误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审计经验对锚定效应及其偏误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与高经验水平审计人员相比，低经验水平审计人员更容易发生锚定效应和判断调整不充分的偏误。这是我国较早的研究心理学在审计中的运用的文章。但是文中提出的审计主要针对的是企业审计，审计对象不是政府或政府部门。但是从理论上，政府绩效审计只是审计中的一个分支，其理论基础与审计不径相同。

2012年樊慧在《制约我国政府绩效审计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理论与实证》选择“被审计方”及“被审计方与审计方的相互作用”作为研究视角，分析制约本国绩效审计发展的影响因素。基于社会心理学中的“计划行为理论”，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影响我国被审计官员对绩效审计接受度的各种因素。分析了被审计人员绩效审计需求的形成机制，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分析影响被审计人员绩效审计需求的诸多因素，并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同年，胡奕明、樊慧和罗继峰发表《政府绩效审计接受度实证研究》，文中提出政府绩效审计接受度较低是制约我国政府绩效审计开展的重要原因。文章依据审计学、心理学、组织行为学等相关理论，以被审计人员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影响政府绩效审计接受度的各种因素，并进行了实证分析。这两篇文章是心理学在政府绩效审计中的具体运用。但是我们可以发现，文章只是运用一些心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制约我国政府绩效审计的因素。而没有把心理学研究真正运用到政府绩效审计的实际工作中。而笔者认为政府绩效审计评价指标的构建是政府绩效审计工作中实际发挥作用的基础，所以我们把心理学知识具体运用到评价指标的实际构建方面。通过分析在制定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中审计人员的心理活动对具体行为的影响，建立更加科学有效的政府绩效审计评价模型。

参考文献：

[1]英国绩效审计[M].中国审计出版社，2005.

[2]常印怀.在政府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途径[J].中国审计，2005（23）.

[3]汤效禹.心理学在审计实践中的运用[M].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7.

[4]杨明增.经验对审计判断中锚定效应的影响[J].审计研究，2009（3）.

[5]樊慧.制约我国政府绩效审计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理论与实证[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2.

4.合作学习研究文献综述 篇四

摘要：随着我国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和完善 ,合作学习在新课程改革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许多专家学者对合作学习进行了大量而广泛的理论与实践的探讨与研究，本文试就这合作学习研究方面做一综述。

关键词：合作学习概念 理论基础 现状与问题分析

合作学习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美国，并于80年代后在世界范围内备受关注的一种教学理论与策略体系。作为一种新型学习方式的合作学习，在80年代被介绍到了我国，90年代在一些学校中开始采用，但真正在我国引起重视还是在新世纪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启动之后。《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指出，“鼓励合作学习，促进学生之间相互交流、共同发展，促进师生教学相长”。《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也指出:“改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合作学习。”这次改革促使国内越来越多的教育人士关注合作学习, 中小学的教师和学生几乎都能对合作学习有比较准确的认识, 课堂中越来越多的师生从合作学习中受益。笔者在中国期刊网以“合作学习”为关键词搜索到2001 年至今的论文2110余篇, 可见其影响的广泛。

一、关于合作学习的概念

关于合作学习的定义有很多，以下是国内外若干代表性的合作学习定义：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斯莱文认为 ,合作学习是指使学生在小组中从事学习活动，并根据他们整个小组成绩获取奖励或认可的课堂教学技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著名学者，合作学习的主要代表人物约翰逊兄弟认为，合作学习就是在教学上运用小组，使学生共同活动以最大程度地促进自己以及他人的学习。美国肯塔基大学嘎斯基教授认为 ,合作学习是为完成教师分配的学习任务 ,由学生组成小组进行合作与互助的学习活动。英国著名学者赖特认为 ,合作学习是学生为达到一定目标而在小组中共同学习的学习环境。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著名教育心理学家沙伦博士认为 ,合作学习是组织和促进课堂教学并以自主与合作为基本特征的一系列教学方法的总称。[1]我国以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王坦在《合作学习——原理与策略》中提出的定义较为权威以及达成了共识“以异质学习小组为基本形式，系统利用教学动态因素之间的互动促进学生的学习，以团体成绩为评价标准，共同达成教学目标的教学活动。”

[2]

从目前国内外关于合作学习的研究文献来看，合作学习是一个复合性、多层面的概念。我国近些年来，也开展了不少以“合作”冠首的学习和教学改革。从这一角度看，合作学习可以说是对这些合作性教学改革实践的总称。另一方面，这些合作性教学改革实践，虽然大都以教学中的人际合作与互动为基本特征，但在活动取向上却不尽相同。具体来说，可以归结为四类：以师生互动为特征的合作学习、以生生互动为特征的合作学习、以师师互动为特征的合作学习以及全员互动为特征的合作学习。

本文所指的合作学习是以生生互动为主要特征的合作学习。虽然各个研究群体对于合作学习的理解和表述有所差别，但在合作学习内涵和活动取向上，具有共同的认识。即认为：合作学习是“从教学过程的集体性出发，针对传统教学忽视同伴相互作用的弊端，着眼于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的普遍性，将合作性的团体结构纳入了课堂教学之中，构建了以生生互动为基本特色的课堂教学结构，通过组织开展学生小组合作性活动来达成课堂教学的目标，并促进学生的个性和群性的协同发展”。[2]基于这一共同性认识，结合美国约翰逊兄弟以及我国主体合作学习研究者对“合作学习”的理解，本文将合作学习界定为“以合作学习小组为基本形式，系统利用教学中动态因素之间的互动，促进学生的学习，以团体的成绩为评价标准，共同达成教学目标的教学活动”。[3]

二、关于合作学习的理论基础

合作学习作为一种创新的教学理论和策略，有着深厚而宽广的理论基础。众多关于合作学习的实施策略，由于价值取向各不相同，其理论基础的侧重点也不一致，但每一种理论都从不同角度给合作学习提供了理论支持，丰富了合作学习的理论基础。关于合作学习的理论基础，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观点：

罗伯特·E·斯莱文[美]在《合作学习与学生成绩》一文中介绍了六种理论。我国陈云英博士认为合作学习理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认知理论、自控理论、集体动力理论和课堂教学理论。

吴向丽在《新课程倡导的十种教学策略丛书：合作学习》一书中认为合作学习的理论基础概括起来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群体动力理论、建构主义理论、人本主义心理学理论和、社会互赖理论。[4]

“根据国内外理论研究的成果和实践，从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本质论、人本主义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对现代合作学习的理论基础加以探索。” [5]

王坦在《合作学习的理论基础简析》中认为“合作学习主要奠基于社会学与心理学等学科之上，其理论基础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社会互赖理论，选择理论，教学工学理论，动机理论，凝聚力理论，发展理论，认知精制理论，接触理论。[6]

上述所列，都是合作学习的理论基础，总的来说，合作学习理论基础来自于社会学、心理学及建构主义，其中社会学部分以社会互赖论

（The social interdependence perspective）为主；心理学部分则包括认知发展论（The cognitive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及行为学习论

（The behavioral learning theory perspective）。

三、国内外合作学习研究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1）美国是合作学习的发源地。无论在合作学习的理论成果还是实践经验方面，美国都为我国的合作学习研究与实验提供了启示和借鉴。

在对美国合作学习理论的研究方面，我国学者主要对美国成熟理论及实验成果进行了介绍和评价。例如，杭州大学的盛群力教授发表于1992 年2 月和3月《外国教育资料》的《小组互助合作学习革新评述》，较早对国外合作学习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介绍。其后的此类研究还包括：《西方合作学习研究述评》（刘振中.上海教育科研，1997.4）、《合作学习的新进展——FCL 教学方案述评》(姚国.山东教育科研,1998.6)、《美国一项合作学习实验研究评介》（高向斌.外国中小学教育，2001.1）、《STAD 型合作学习简介:目标、模式、实施及评价》（何李来.外国教育研究，2005.1）等。

另外，我们还应当看到，国外丰富的研究成果中也存在某些不足，其中较为突出的有：①合作学习的适用条件没有清晰的界定。②缺乏对合作学习系统化的评价体系。

（2）我国自90年代初期起，开始探讨合作学习。从浙江杭州大学教育系的合作学习小组教学实验，到90年代中期山东教育科学研究所开展的《合作教学研究与实验》，以及近年来主体性教育实验对小组合作的探讨，这一系列的教育科学研究和教学实践活动推动了合作学习在我国的发展。这一方面的理论研究，代表性的有：《合作学习——原理与策略》（王坦.学苑出版社,2001）、《合作学习的教学策略——发展性教学实验室研究报告之二》（裴娣娜.学科教学，2000，2）、《主体合作学习：教学影响方式的结构性改变》（周林.四川省主体教育文集，2005.9）、《合作学习的基本要素》（曾琦.学科教育，2000.6），分别从合作学习的产生背景、理论基础、目标意义、基本要素等方面进行了专题或系统的研究，旨在探讨合作学习的基本理论问题。这些研究成果，为合作学习建构起完整的理论框架。通过这些研究，合作学习的价值逐渐被教育系统内部成员所认可，不少学生从中受益，教师们在实践中也开发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实施策略。与此同时，一些突出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教师缺乏合作教学的能力与技巧。

2、研究者与教师缺乏密切合作。

3、忽视教师与家长的合作。[7]

四、合作学习的目的与意义

主持我国“主体教育”课题的裴娣娜教授认为，“合作学习的目标是：通过实践活动基础上的主体合作与交往，促进学生主体性发展和学生社会化进程”。[8]由此，我们可以概括出合作学习的两个重要目标：促进学生主体性发展和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性。

王坦在《合作学习——原理与策略》中认为合作学习的目的与意义有如下五个方面的新开拓：

1、合作学习开拓了我国现代教学的新领域。2、合作学习丰富了我国教育生态理论和教学互动理论。3、合作学习体现了教学的情意功能。4、合作学习探索了新的教学组织形式。5、合作学习建立了师生角色的科学定位。[2]

五、结语

从国内合作学习的发展历程来看 ,经历了从不成熟到成熟 ,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近几年 ,国内合作学习的理论和实践都趋于成熟 ,合作学习的研究者们在发展其理论以及实践策略的同时 ,还注重与其他相关教学理论进行交流和融合 ,使合作学习拥有了越来越广泛的理论基础 ,也使当今社会越来越重视合作学习,合作学习的理念在现代社会中得到了越来越普遍的应用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随着我国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和完善 ,合作学习理论在新课程改革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合作学习理论的丰富内涵、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价值 ,对于提高现阶段我国中小学的教学质量以及进一步推进素质教育的全面开展 ,都具有深刻的意义。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 ,教学理论将得到不断的完善 ,合作学习理论作为其中之一也将得到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合作学习理论的未来前景也将十分广阔。

参考文献：

[1] 王 坦.合作学习的理念和实践 [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 ,2002.[2] 王 坦.合作学习——原理与策略 [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5

[3] 裴娣娜.发展性教学 [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1

[4] 吴向丽.新课程倡导的十种教学策略丛书：合作学习[M].青岛出版社，2006.8

[5] 沈 权.现代合作学习的理论基础探索 [J].中国教育学刊，2003.7

[6] 王 坦.合作学习的理论基础简析 [J].课程· 教材 ·教法 2005.1[7] 曾 琦.合作学习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J ]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2 ,(3)

[8] 裴娣娜.合作学习的教学策略——发展性教学实验室研究报告之二 [J].学科教育，2000.2

[9] 史铭之.中美合作学习的对比研究 [M] 四川：四川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10] 黄政杰.合作学习[M].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 2004.[11] [美]R.E.斯莱文.王坦译.合作学习的研究:国际展望 [J].山东教育科研,1994,(1)

[12] 庞国斌、王冬凌.合作学习的理论与实践 [M].北京：开明出版社,2003.[13] 丁桂凤.合作学习研究的基本走势 [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7)

5.课题研究中的文献综述 篇五

具体研究文献回顾和综述

（一）资本市场的特征研究

1、资本市场的有效性研究

市场有效性假说（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 EMH）是金融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由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尤金·法玛（EugeneFama）1965年发表的《股票市场的价格行为》一文中正式提出。该假说认为，在：（1）大量投资者力图利用充分、独立并随机出现的信息进行交易并获利；（2）所有投资者是风险厌恶型的理性经济人；（3）无交易费用和信息成本等市场摩擦，市场能迅速反馈有价值信息这三个前提下，金融资产在资产价格形成中能充分并准确地反映全部相关信息。即在一个资本市场中，价格反映了所有可获得的信息，则市场是有效的。

根据金融资产价格所反映的信息集合内涵不同，市场有效性可分为弱态有效性（Weak Form EMH）、半强态有效性（Semi-strong Form EMH）和强态有效性(Strong Form EMH)三类。在弱态有效市场中，价格所反映的信息集合限于历史交易数据（交易价格、成交量及回报率等），金融资产价格变动无时间序列自相关性；半强态有效市场中，信息集合内涵扩展至全部能够影响金融资产回报率的公共信息（宏观经济动态，市场信息和财务数据等）；而强态有效市场中，所有公开与非公开信息将会为市场交易者充分利用，修正其投资策略并完全反映在价格中。

资本市场有效性假说的提出，引发四十年来国内外资本市场、会计与理财领域大量实证研究。沃金（Working, 1934）、考尔斯和琼斯

（Cowles & Jones, 1937）、肯代尔（Kendall，1953）、罗拔茨和奥斯本（Roberts & Osborne, 1959）、库特勒（Cootner）、萨缪尔森（Samuelson）和曼得布洛特（Mandelbrot）通过研究近代证券市场价格变化，提出并发展随机漫步理论，为有效性假说提供有力支持。基于市场收益随机正态分布特性，马克维茨（Markowitz(1959)，夏普（Sharpe(1964)）以及林默（Linmer(1965)）等人提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而罗斯Ross(1976)则根据理性投资者套利行为提出资本套利模型（APT）。

然而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行为经济学、市场分形理论等新兴学派的发展，资本市场有效性假说受到了学术界和投资界的广泛质疑。第一，其三项基本假设均建立在“完美”的完全信息市场理论基础上，而真实资本市场中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不可忽略、投资者意见分歧且并非全部理性、市场套利者力量有限而投机者羊群效应明显等问题否定了其基本前提；第二，国外众多对企业内部信息人士（股东和企业高管层）和基金经理们超额回报率的研究，虽然难以得出其持续获得超出市场平均水平盈利回报的证据，但从基本可以否定强态有效假说，而在我国相对低效、投资气氛浓重的资本市场中，这一假说更难以成立。故针对我国资本市场有效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弱态和半强态有效性上。

国内研究证券市场弱态有效性的文献最多,但是由于存在联合检验问题,弱态有效性检验也是争议最大的。施农屋(1993)运用序列相关性检验模型对深圳证券市场进行实证分析，测试每种股票前后期之间，以及每种股票价格与深圳证券价格指数之间是否存在统计上的显著相关性，其结论是深圳市场未能通过弱态有效检验。俞乔（1994）对沪市1990～1994和深市1990～1994的综合股价指数进行了研究，作者使用误差项序列自相关检验、游程检验和柯莫哥洛夫-斯米尔诺夫检验的研究方法，得出中国证券市场还没有达到弱态有效性的结论。韩德宗（1995）通过对沪市56只股票和深市17只股票1992～1994的收益率为样本，使用序列自相关系数和游程检验研究方法，对证券市场的有效性进行了研究，,文章得出中国证券市场还没有达到弱态有效性的结论。邓学军(1995)在自相关检验和连续性检验之外，使甩了过滤检验方法。分析了股价对历史信息的吸收，结论是中国股市还未达到弱态效率。胡波、宋文力、张宇光(2002)利用随机游动模型,采用1996年2月12日至2001年7月9日的统一指数数据,使用DF与KPSS两种互补的检验方法,实证结果表明中国证券市场目前还未达到弱态有效。孙碧波，方健雯（2004）把技术分析的获利能力与市场的弱态有效性联系起来，通过断定在中国证券股票市场上某些技术规则具有获取超额利润的能力, 进而得到证券市场还没有达到弱态有效性的结论。吴世农(1996)对深沪两市20种股票所做的自相关分析，也表明它们的收益率不存在显著的系统性变动趋势，但他认为不能简单定论我国股市已达弱型效率。然而宋颂兴和金伟根（1995）对沪市1992年底以前上市的29只股票进行了检验,他们将样本区间分成1991年到1992年和1993年到1995年,结论是从1993年到1995年沪市弱态有效性成立。魏刚（1998）在对1997年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实证研究中发现，我国股市能区分不同的分配信息并作出反应，但投资者对信息的反应或不足或过度，弱式有效市场的特征并不明显。

针对期货市场，王益（2005）选取了从1999年1月到2004年5月沪铜期货3月期收盘价的月度数据用随机游走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证明沪铜期货市场没有达到弱态市场有效性。

对中国证券市场是否呈现弱态有效性学术界并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由于对中国股市是否达到弱态有效还没有形成令人信服的结论,观点的不统一反而使人们更乐于接受市场没有达到弱态有效的结论，而且技术分析方法的普及,也使人们相信市场还没有达到弱态有效的结论。

关于半强态有效性，吴世农、黄志功(1997)选择在上海证交所上市的30家公司为样本,采用“累计超常收益分析法”得出我国尚未达到半强式有效市场。靳云汇、李学(2000)以1996年以来的94家“买壳”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买壳”公告前后股价变化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中国股市存在较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市场并未达到半强式有效性。叶龙.，谢建汀（2000）采用CAR分析法对从深圳证券交易所中选出的144家上市公司进行研究，观察证券市场对上市公司赢余公告的反应，得到我国证券市场尚未达到半强态有效的结论。杨朝军等(1997)通过分析股价对公司分红方案和财务报表等信息的反应速度，认为沪市已经能够较快速地反映送配股信息。他同时表示，并不能由此断定沪市已达到中强效率，因为沪市投资者对分红配股信息并不十分看重。张人骥等(1998)以沪市48家上市公司722个交易的收益率数据，检验了上海市场是否存在过度反应，检验结果表示拒绝接受沪市存在过度反应的假设，但没有为是否存在过度投机作出结论，也没有明确说明沪市是否达到了中强型有效。赵宇龙(1998)分析了沪市123家上市公司4年的会计盈余数据，认为沪市对预期的好消息存在过度反应现象，而对预期坏消息则反应不足。叶青等(1999)的检验却表明沪市存在过度反应现象。以上研究发现也说明我国股市也没有达到中强型有效。

综上所述，大多数经验检验结果倾向于认为中国证券市场尚未达到中强效率。但对于是否达到弱型效率则存在较大分歧，未能达到共识。那么，对我国股票市场的有效性应如何认识呢？一般地讲，股价表现出随机游走的特性则说明股票市场实现了某种程度的有效，目前许多关于市场是否有效地检验方法都是以此为依据的。然而应该注意的是，以此为基础的检验结果未必可信，尤其对我国这样的新兴股市而言。随机游走还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基于信息不确定性而产生的随机性，是市场实现一定程度效率基础上的随机性，而另一种随机性则是无信息基础的，股价往往受某些外在的或者人为的因素决定，实际上是一种极端无效情况下的随机性，是一种疯狂式的随机性，这主要是由于法规的不健全及人为操纵引起。可以推测，我国股票市场在早期所表现出来的股价的随机性很可能不是有效市场的表现，相反地，却是一种极端无效情况下的随机性，我国股票市场也是极端无效的。除此以外，时间序列长度是限制我国股市有效性实证检验的主要因素。西方学者在股票市场实证研究中往往要选取几十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就是因为影响股票价格的因素很多，股价运行中含有大量的“噪音”成分，为了得出可信的结论就必须靠较长的时间序列来消除噪音。一般地讲，一个完整地经济周期大约需要10年的时间，一个股票市场的运行周期也需要41个月的时间[2]。在我国却有大量的实证研究的时间序列长度还不足一个股票运行周期，其结论自然是值得怀疑的。最后我们不可忽视的是，在我国证券市场中，上市公司披露虚假信息和隐瞒重大信息不报等情况相当普遍，这也会对市场有效性研究的结果产生偏差。

总之，研究市场有效性需要充足的时间序列数据和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为依托，同时需要充分考虑到市场有效性的前提条件和中国证

6.多中心治理研究文献综述 篇六

摘要：多中心治理理论作为在公共管理研究领域出现的一种新的理论，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治理革命”的产物，它是以自主治理为基础，以多个权力中心或服务中心并存为特征的理论形态。尽管多中心治理理论引入我国的时间还不长，还存在不足之处，但许多学者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为多中心治理理论在我国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多中心治理；自主治理；文献综述

自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出现了一股政府改革浪潮，掀起了所谓的“治理革命”，后来又逐渐波及世界其他地区，与全球化、现代性重建和公民社会复兴一样，都是当今人类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多中心治理理论，作为“治理革命”的重要理论基石，是当前学术界一个热点，也是在理论上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诸多学者都做出了积极探索，本文就多中心治理理论诞生以来，国内学者们所做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做简要的回顾，以期描述多中心治理理论在我国的研究现状和发展前景。

一、对多中心治理内涵的概述

多中心治理是个复合概念，由于提出时间有先后之分，而就其本质而言，多中心和治理也具有各自不同的内涵，所以对它们分别进行解释。

（一）多中心的内涵

“多中心”（Polycentrity）概念，最早是由迈克尔·博兰尼1951年在《自由的逻辑》（The Logic of Liberty）一书中提出来的，此后成为人们瞩目的焦点。博兰尼区分了社会的两种秩序：一是指挥的秩序，一是多中心的秩序。他引进“多中心”一词是为了证明自发秩序的合理性以及阐明社会管理可能性的限度。“多中心性”在博兰尼的文章中是“负重(六边形)框架上各顶点的相互移动”,这样的相互适应移动状态即形成了“多中心秩序”(polycentric order)。将若干要素排列为多中心的任务就叫多中心任务(polycentric task)。

在博兰尼那里，“多中心”只是描述他所发现社会秩序的特征的一个词汇，而经过奥斯特洛姆等人的阐述和发展。“多中心”一词已成为一种思维方式和理论框架，更成为公共物品的生产与公共事务的治理模式之一。他们通过对局部公共事务(如警察服务、池塘资源管理)治理的自组织机制，以及公共经济生产与消费属性的多年实 1

证研究，运用制度理性选择学派的观点提出多中心理论。该理论认为私有化均不是公共事务治理的唯一有效的解决方案，应当在政府与市场之外寻求新的路径。该理论提出，通过社群组织自发秩序形成的多中心自主治理结构、以多中心为基础的新的“多层级政府安排”(具有权力分散和交迭管辖的特征)、多中心公共论坛以及多样化的制度与公共政策安排，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对集体行动中机会主义的遏制以及公共利益的持续发展。

（二）治理的内涵

治理概念的最早使用，是在15世纪，当时候的法国就有人开始使用“gournance”来表示治理，但在当时，人们还没有对其做理论上的分析。“治理理论”的理论研究源于美国学者列维特在1973年首先提出“第三部门”的概念，随着理论的发展，他的这个概念被美国学术界接受，以后被频繁使用。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市民社会”理论在西方学术界兴盛起来。1989年世界银行在概括当时非洲的情形时，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crisis in governance)一词，此后“治理”便广泛地被用于政治发展研究中，特别是被用来描述后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状况。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特别是政治学家和政治社会学家，对治理做出了许多新的界定。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罗西瑙在其代表作《没有政府统治的治理》和《21世纪的治理》等文章中将治理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它们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发挥作用。与统治不同，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

法国著名学者皮埃尔·卡蓝默认为，“治理包含了立法、法治、政治、公共机制和管理的概念，特别关注事物的实际运行，最初是关系到社会对权力的机制和代表机构及对一个社会的构成的认识；之后是对程序的运行详情，对公务员和公民之间的关系的现实，对有关各方结合与否的合作形式，对社会组织成为公司、共同体、协会的方式的认识。”他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欧洲对治理的理解，体现了与美国不同的特征。

研究治理理论的权威格里·斯托克总结了治理理论研究的几种主要的观点，主要包括：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治理意味着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存在着界线和责任方面的模糊性；治理明确肯定了在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治理意味着参与者最终将形成一个自主的网络；治理意味着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仅限于政府的权力，不限于政府的发号施令或动用权威。此外，罗茨、库伊曼和范·弗利埃特等人都提出了各自的治理概念。

二、国内对多中心治理理论研究状况

（一）对理论的介绍

1、对多中心和治理理论的研究

我国的一些学者相继翻译了迈克尔·博兰尼的《自由的逻辑》、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迈克尔·麦金尼斯的《多中心治理体制与地方公共经济》、詹姆斯·罗西瑙的《没有政府的治理》和盖伊·彼得斯的《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等多中心治理的代表性著作，介绍了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基本内容，为多中心治理理论传入我国，并促使其研究在我国的兴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王兴伦（2005）通过梳理国外学者对多中心理论的解释，经过改造和加工之后，提出了自己对多中心的理解，他的解释比较贴近我们的现实生活，也通俗易懂。他指出，多中心是指多个权力中心和组织机制治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它涉及到广泛的公共领域,在公共治理中主要指生产的多中心和治理体制的多中心。在多中心治理机制中,需要借助多样化权力和政府单位,以解决不同范围的公共治理问题。

孔繁斌（2008）在介绍和理解多中心治理理论方面，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他编著的《公共性的再生产:多中心治理的合作机制建构》一书，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从建构主义视角出发，在协调宏大的知识学抱负和微观的规范分析努力中，广泛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采取谦虚的诠释学姿态，以“规则、场域、角色”为主要观测点，建构了一个多中心治理的系统分析框架。其中，围绕“相互承认的法权”、“相互承诺的信任”、“相互尊重的管制”三条交叠互补的线索，对多中心治理机制所作的深度分析，堪称本书对国内相关研究给予的实质性推进。

范晓娜（2007）认为，“治理”理论的提出为研究“多中心治理”奠定了理论基础，追求更广阔的空间全球治理的实现。建立治理型政府，政府和市民社会互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治理”已经成为世界趋势。不管是“治理理论”、还是“多中心理论”，都是超越公私二元对立思维的种种理论探索，它们面对政府在财政、管理和信任的全面危机，在这个“自由主义的终结”和“政治的终结”同时并存的时代，重新反思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重新探索整合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治理之道。

2、对善治的研究

俞可平(2000)密切关注“公民社会”理论的发展，他概括提出了实现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达到“善治”，即“善治”理论。“善治”实际上是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与民的过程。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3

是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

俞可平（2000）援引了一位法国银行家对善治的解释，指出，善治的构成有以下四个要素：“（1）公民安全得到保障，法律得到尊重，特别是这一切都必须通过司法独立、亦即法治来实现；（2）公共机构正确而公正地管理公共开支，亦即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3）政治领导人对其行为向人民负责，亦即实行职责和责任制；（4）信息灵通，便于全体公民了解情况，亦即具有政治透明性。”接着，他综合各家在善治问题上的观点，概括了善治的六个基本要素，它们分别是：（1）合法性；（2）透明性；（3）责任性；（4）法治；（5）回应；（6）有效。他认为，善治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善治表示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从全社会的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从某个小范围的社群来看，可以没有政府的统治，但是不能没有公共管理。善治有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至多只有善政，而不会有善治。

（二）多中心治理理论的研究视角

（三）对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应用研究

任何理论的任务都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多中心理论同样也是为了回应“治理革命”背景下社会实践对全新理论的呼唤，所以，多中心治理理论的研究，最终也要回归到实践中去。在这方面，理论界也做了很多有意义的探索，研究者们把多中心治理理论与区域合作治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和基础设施建设、高等教育改革等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见解。

1、多中心治理理论与区域合作治理

臧乃康（2006）探讨了多中心治理理论对长三角区域公共治理合作机制的重要意义。他认为，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着多种悖论与矛盾：利益主体多元与经济一体化的悖论,行政区分割与经济一体化的悖论,绩效评估价值与经济一体化的悖论,多中心体制与合作协调的悖论等。以集权的官僚政府组织取代多中心的公共管理背离事物逻辑,而企业和民间自发、分散的合作意愿和经济要素的流动会全面推动长三角区域公共治理合作机制的建立。这就要求创新区域公共合作关系、建立区域公共政策协调机制、明确区域公共治理合作主体、优化区域政府绩效评估体系。

李金龙、周宏骞、史文力（2008）研究了多中心治理视角下的长株潭区域合作治 4

理状况，他们从多中心治理的角度论述了长株潭区域合作治理结构的四个要素,分别是：多元的治理主体、多维的权力向度、混合的治理机制以及多中心的制度设计。接着又讨论了其必要性和可能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要实现长株潭区域合作治理的路径依赖：体制转换和机制创新。

2、多中心治理理论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

宋敏（2006）探讨了多中心理论视角下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他指出，西方国家公共物品供给的多中心理论为研究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体制提供了新思路，解决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困境的合理选择是构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多中心体制。孙莉莉、孙远太（2007）在梳理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基础上，指出了我国农村公共事物的治理困境，他们认为，国外的多中心治理理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或将成为中国农村公共事物走出治理困境的现实选择。

应珊艳（2008）提出，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提供过程中，可采用多中心治理模式，她认为，建立互动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加强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配合，是解决农村基础设施问题的合理选择。

3、多中心治理理论与高等教育

龙献忠（2006）分析了高等教育多中心治理的内涵、必要性和意义，他指出，推行多中心治理是高等教育管理改革的必然趋势。多中心治理模式可以为公众提供多个选择高等教育的机会,避免高等教育产品或服务提供的不足或过量,促进高等教育服务提供竞争市场的形成以及提高高等教育决策的民主性和有效性,优化了高等教育发展环境,促进了教育中介组织的发展。

甘永涛（2007）研究了从新公共管理到多中心治理的转变过程中，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管理改革的路径和模式，以及对我国的启示。他认为，新公共管理和多中心治理理论，是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管理改革两种不同的理论基础，这两种理论对高等教育领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由此也得出我国可资借鉴的一些经验。

三、小结

自从多中心治理理论传入我国以来，就一直是理论热点，受到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很多人都在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尽管学者们的研究视角和分析路径各异，但是都为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当然，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对多中心治理的内涵还没有统一认识，虽然学者们都在不同程度上结合了中国的实际，但这种结合是不紧密的，多数学者还停留在对理论的介绍方面，未能建构起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论框架，多中心治理理论的本土化任务还很艰巨。而且，现在的研究缺少理论对话，5

没有回应，基本上都是各持自家之言，自说自话，这也是急待改进的。

参考文献：

1、（英）迈克尔·博兰尼.自由的逻辑[M].冯银江、李雪茹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2、（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M].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三联书店.2000

3、（美）迈克尔·麦金尼斯.多中心体制与地方公共经济[M].毛寿龙译.上海三联书店.2000

4、（法）皮埃尔·卡蓝默.破碎的民主：试论治理的革命[M].高凌瀚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

5、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6、孔繁斌.公共性的再生产：多中心治理的合作机制建构[M].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集团，2008

7、王兴伦.多中心治理：一种新的公共管理理论[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1)

8、范晓娜.博弈视角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硕士论文，2007

9、臧乃康.多中心理论与长三角区域公共治理合作机制[J].中国行政管理.2006(5)

10、李金龙、周宏骞、史文力.多中心治理视角下的长株潭区域合作治理[J].经济地理.2008(3)

11、宋敏.论多中心理论视角下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J].经济纵横.2006(8)

12、孙莉莉、孙远太.多中心治理：中国农村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中国发展.2007(2)

13、应珊艳.农村基础设施的多中心治理模式[J].浙江经济.2008(24)

14、龙献忠.高等教育的多中心治理：内涵、必要性和意义[J].江苏高教.2006(6)

7.在职培训研究文献综述 篇七

一、完全竞争市场下的在职培训

虽然早期的经济学家, 例如斯密 (Smith, 1776) 和Pigou (王伟, 2003) , 对培训已有所关注。但在职培训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手段, 其广泛研究却是在贝克尔 (1964) 分析之后得以开展。

贝克尔分析了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下在职培训。按培训知识的专用程度, 在职培训分为特殊培训和一般培训。特殊培训指培训获得的技能只能提高员工在本企业的生产率, 在其它地方没有作用。特殊培训获得的人力资本叫特殊人力资本。而一般培训指的是能够等量、有效的提高培训企业和其他企业的生产率。一般培训获得的人力资本叫一般人力资本。

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情况下, 由于员工的特殊人力资本不具有外部性, 员工离开企业不能够从中得到任何收益, 因此员工将不会自觉进行特殊培训。也就是说, 特殊人力资本投资应全部由企业承担, 同时, 企业也将享受由此带来的全部收益。反之, 由于一般人力资本具有很强的外部性, 在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情况下, 企业支付的工资必须等于员工的边际生产力, 否则, 员工将会离开企业。因此, 企业实际上不能分享任何投资收益, 所以也就不会对一般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员工由于获得了全部投资收益, 也就必须自己承担所有的一般培训成本。

企业给员工提供了一般培训, 员工就得支付培训费给企业, 通常的支付方式是用员工培训期的部分工资对学费进行冲抵。按照这一逻辑, 培训期员工的工资远低于培训后的工资。大量文献对贝克尔的这一论断进行了检验 (Barron等, 1999) 。

二、非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中的一般培训

贝克尔的理论基于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假设, 而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却很少满足完全竞争这一条件。劳动经济学家们发现当信息不对称 (Chang&王, 1996;Katz&Ziderman, 1990;Acemoglu&Pischke, 1998, 2000;Autor, 2001) 、劳动力市场有匹配摩擦 (Loewenstein&Spletzer, 1998) 和一般培训与特殊培训难以分开时 (Booth&Chatterji, 1995) , 企业都有可能投资一般培训并获益。

Katz&Ziderman (1990) 认为培训信息的不对称性会使企业投资一般培训。一方面, 外部企业了解员工在本企业的培训信息需要支付一定成本, 这个成本使得员工在本企业的价值大于在外部企业的价值。另一方面, 经过培训的员工到外企业需要面对长时间的磨合和低效率, 也就不愿意接受外部企业提供的岗位安排。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限制了员工在企业之间的流动, 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企业培训的有效性。

Acemoglu&Pischke (1998) 在观察了大量的德国学徒制公司之后, 发现一个独特的现象:许多公司为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工人提供正规的、标准化的甚至配发证书的学徒制课程。这用Katz&Ziderman (1990) 的解释行不通, 因为发证无疑给其他企业传递培训信号。但Acemoglu&Pischke认为培训企业所主要利用的是员工能力信息不对称, 而不是培训信息不对称。Acemoglu&Pischke (2000) 更进一步指出, 在劳动力市场垄断力量和信息不对称情况下, 企业投资一般培训可能会受益。但培训必须要员工配合和努力才能达到效果。为了激励员工努力培训, 企业就对培训努力给以奖励, 即发合格证。

Autor (2001) 研究了不对称信息在企业提供一般培训中的作用。他发现在员工能力信息不对称下, 企业甚至愿意为临时工提供一般培训。Federico Garcia (2002) 等人研究美国海军自愿学习计划发现, 通过提供一般培训, 参加学习计划的人员流动率大大降低, 这些人员服役时间延长, 海军部门因此获益。

三、在职培训的道德危机

在“干中学”过程中, 企业希望老员工帮助新员工作, 但是当老员工考虑到失业和晋升时, 可能不愿意帮助新员工, 因为培训者不愿意培养自己的竞争对手 (Lindbeck&Snower, 1988) 。Itoh (1994) 指出解决该困境的一个办法是:在晋升时, 老员工和新员工分开考虑, 这样受训者和培训者就分割开来, 不会产生晋升竞争。但是, 许多企业实际上难以把老员工和新员工分开, 而且, 某些企业更愿意提升有能力的年轻人。在这种企业里, 老员工必须为培训得到企业补偿 (Sheridan等, 1990;Reagan, 1992) 。Kyota Eguchi (2004) 提出通才计划可以降低培训者困境。他指出, 企业通才 (generalist) 人员虽然有可能会比专才 (specialist) 人员的生产率底, 但是某部门的新员工可能会得到其他部门熟练的通才员工的帮助, 因为在不同的部门, 培训者和受训者没有晋升竞争。

在特殊培训投资时, 通常企业承诺员工努力培训获得技能后会得到提升或加薪。然而, Kahn&Huberman (1998) 和Prendergast (1993) 指出, 员工可能会以某种企业难以发现的形式降低培训投入。因为员工考虑到:获得新技能后, 其产量只有企业知道, 企业就可以低报员工的生产率, 进而降低员工工资, 企业产生道德危机。Kahn&Huberman (1998) 指出up-orout合同是解决企业道德危机的一个办法。当企业声称员工产量是低水平时, 员工就必须被解雇, 这样, 企业低报高水平员工的产量会导致该员工流失, 进而企业受损。所以企业不会低报产量。Prendergast (1993) 也指出企业不会低报产量。因为, 在工作等级制的企业里, 工作头衔和任务是挂钩的, 企业如果低报高水平员工产量, 该员工就得不到晋升、甚至降级, 企业就不能安排该员工做对企业最有益的工作, 这样企业就会受到损失。

Ekkehart Schlicht (1996) 提出企业有少提供一般培训的道德危机。如果培训前签订合同, 合同条款明确企业提供员工特定的一般培训量和报酬量, 员工在评价企业一般培训量的基础上确定报酬, 这样就给企业创造了道德危机的机会。企业可能并不提供合同签订的那么多一般培训量, 当员工质疑企业提供的一般培训量时, 企业可以以员工学习能力差为由进行辩解和推托, 并解雇员工。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是, 让企业能够从培训中获得一定收益 (比如兼有特殊培训) 。职业培训标准和解雇限制等一些制度也可能有助于减少这一道德危机。

四、关于在职培训投资不足和规模效应

在人力资本得到学界普遍重视后, 许多经济学家就在考虑关于人力资本是否得到足够的投资。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职培训不足问题也得到广泛研究。

根据贝克尔的理论, 一般培训由企业提供, 但是由员工付费。然而由于资本市场不完善, 个人难以借贷, 所以没有足够资金投资一般培训。如果企业和员工协定一起投资一般培训并共享收益, 员工有可能在培训之后离开培训企业而独享收益, 这样企业就有可能不会投资一般培训, 所以存在一般培训投资不足的问题。Malcomson等 (2003) 提出即使个人有能够支付一般培训, 由于培训合同十分复杂, 不可验证, 企业就有少提供一般培训的道德危机, 因此员工可能也不会购买培训, 所以仍然存在一般培训不足的问题。即使存在市场摩擦时, 虽然企业会投资一般培训, 但员工想到他们的培训在未来的收益有一部分会被未来的雇主占有, 所以依然投资不足 (Acemoglu, 1997) 。当出现培训者困境 (Lindbeck&Snower, 1988) 和企业道德危机 (Kahn&Huberman, 1998;Prendergast, 1993) 情况下, 企业特殊培训也会有投资不足的情况。

劳动经济学家们还发现, 大企业往往比小企业提供更多的正式在职培训 (Barron等, 1987;Hill, 1989;Holtman, 1991) 。对此现象的一种解释是:在大企业里, 组织结构复杂, 信息传递较慢, 企业监督员工要比小企业困难 (Oi, 1983;Garen, 1985) 。降低监督成本的一个替代办法就是招更能干的员工, 给员工提供更多的正式在职培训。Dunne和Schmitz (1995) 提出由于大企业通常采用先进技术, 所以大企业的员工也必须得到更多正式在职培训才能满足其技术要求。大企业可以为员工提供内部流动的机会, 员工在组织内的时间就得以延长, 这也使得大企业愿意为员工提供更多的正式培训 (Idson, 1996) 。企业正式培训通常需要一定规模的固定的培训投资, 大企业因为培训员工多, 所以单位员工的培训成本就较小, 所以大企业在正式培训上有成本优势 (Black等, 1999) 。大企业不仅比小企业提供更多的正式培训, 而且其非正式培训也比小企业多 (Barron, 1989) 。

五、总结和研究建议

当前, 在职培训不足已成为我国企业的一大难题。然而, 我国在职培训研究实在太少。如何在在职培训上得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 这就是我国理论界和企业界现在必须思考和研究的问题。中华民族自古尊师重教, 勤奋好学。如何把我国的学习传统和在职培训相结合, 是一个前途光明的研究课题。

参考文献

[1]、Acemoglu, D., Pischke, J.S.Certifi-cation of training and training outcomes[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0 (44) .

[2]、David H.Autor.Why do temporary help firms provide free general skills train-ing-[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1 (4) .

[3]、Kyota Eguchi.Trainers’dilemma of choosing between training and promotion[J].Labor Economics, 2004 (11) .

8.会计目标研究的文献综述 篇八

一、国外会计目标相关文献的回顾

（一）财务报告目标概念的提出

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中，财务报告目标起到了逻辑起点的作用。理论界对于财务报告目标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

Deuine（1960）认为，企业在构造一种服务职能的理论体系中，第一个程序是建立职能的目的和目标。随着时间的推移，目的或目标是会改变的，但在任何时期，目的或目标都必须规定明白或有可能明白地予以规定。

在对财务报告目标有了足够的重视之后，理论界对“财务报告的目标到底应该是什么”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代表性观点主要有受托责任学派、决策有用学派、折中学派。

（二）受托责任学派

受托责任学派的思想早在会计产生之初就已经存在，但作为一种学派则形成于公司制盛行之时，它的发展与现代产权理论和公司制的发展休戚相关。按照产权理论，资源所有者将其资源委托给受托者，同时赋予受托者以资源的保管权和运用权，受托者接受委托者的委托，有权对资源独立自主地进行经营。通过有关组织规则和法律制度等约束机制明确规定委托者和受托者的权力、责任和利益，这样，在委托者和受托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委托——受托责任关系。而在公司制下，资源的委托——受托责任关系十分明显，客观上要求会计系统反映受托经管责任，从而形成了以受托经管责任为目标取向的受托责任学派。

Chen（1975）研究了受托责任的本质、发展历史及在财务报告中的作用，得出了以下结论：1.受托责任的概念起源于财产权利——所有权和使用权，使用权是在所有权的基础上产生的，当所有者将使用权交付给代理人的时候，代理人便负有受托代理责任。2.在明确了受托责任的起源后，Chen进一步研究了两种不同的受托责任，即社会财富最大化和股东财富最大化。3.在中世纪时期，受托责任带有浓厚的封建庄园色彩，受托责任的概念包括了上述两种形式。4.受托责任的概念随着主流社会理念的变化而变化。在商业社会中有两种主流的社会理念：古典型和管理型，分别代表小型企业和大型企业。相应的，受托责任也有古典和管理两种形式。5.对于古典型受托责任来说，管理者的主要责任是追求股东财富最大化，对于管理型受托责任来说，管理者的主要责任是追求社会财富最大化，其中包括了股东财富最大化。6.财务报告是管理者基于其受托责任的基础上出具的，因此，从管理者的角度出发，他们认为财务报告应有利于投资者评价管理者的业绩。7.管理者的业绩应该从公司利益和社会利益两方面进行评价，而社会利益方面长久以来受到财务方面的忽视，因此，有必要对管理者在增加社会财富方面的表现进行评价。

Gjesdal（1981）研究了在会计目标的确定上受托责任观与决策有用观的异同。Gjesdal首先对会计目标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提出了研究目的，即系统地研究受托责任观下对信息的需求、受托责任与决策有用的关系，然后，作者建立了一个通用的代理模型来分析这个问题。分析的主要结论有：1.在各个分散的组织中普遍存在对基于受托责任编制的财务报告的需求，需求产生的原因是他们认为这样的报告对预测未来有用。这样，受托责任与决策有用就处于同一个概念框架之下。2.受托责任与决策有用的标准并不一样，因此，将两者区分为两种会计目标是有必要的。3.分析结果支持Ijiri的说法，即基于受托责任下提供的会计信息是有用的。

总的来说，受托责任学派的主要观点有：1.会计目标是以恰当的方法有效反映资源受托者的受托经管责任及其履行情况。2.强调会计人员的中立性，会计人员以客观的立场反映受托责任及其履行情况，其行为不受委托者和受托者的影响，只接受会计准则的指导。3.强调编制财务报表所依据的会计准则和会计系统整体的有效性。

（三）决策有用学派

决策有用学派是在证券市场日益扩大化和规范化的历史经济背景下形成的。在完全的市场条件下，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需要有大量可靠而相关的财务信息，而信息的提供又必须借助于会计系统，因此，会计系统必须以提供信息服务于决策为目标取向。

美国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一号（FASB，1978）贯彻的是决策有用的思想。公告指出，在一个经济社会里，编制财务报告的职责是提供企业决策和经济决策有用的信息，而不是去确定这些决策应当是什么。编制财务报告的职责，要求它提供公正的、不偏不倚的信息。公告将财务报告的目标具体确定为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1.财务报告对现在和潜在的投资者、债权人和其它使用者做出合理的投资、信贷及类似决策提供有用信息；2.财务报告应提供有助于其使用者评估来自销售、偿付、到期证券或借款等现金流入的金额、时间分布和不确定性的信息，即估量现金流量前景的信息；3.财务报告应提供关于企业的经济资源，对资源的要求权以及使资源和要求权发生变动的信息，诸如有助于估量企业获得现金流量顺差能力的信息。

（四）折中学派

在受托责任学派与决策有用学派的比较中，有的学者力图在二者之间找到某种平衡，笔者将其视为折中学派。

Anthony（1983）认为在现时世界复杂的环境中，决策有用观不（下转第14页）（上接第12页）是一个合适的会计目标的标准。提供对各种投资者有用的会计信息不一定会导致财富的增加。会计信息的披露应该在使用者的需求与管理层的控制需求两方面作出权衡，以达到财富增加的目的。

（五）对公告效用的研究

美国概念公告第一号的颁布对企业财务报告目标的确定起到了政策上的指导作用。对于公告的效应，学者们也做了专门的研究。

Dopuch（1980）先对FASB1978年颁布的第一号概念公告的内容作了一个回顾，包括财务报表和财务报告、目标与环境的关系、所提供信息的特征与局限性、潜在投资者关心的问题、外部财务报告的一般作用。继而挑选了三个有争议的会计问题进行分析，以检验财务报告目标在处理具体会计事项中的作用。这三个会计问题是：递延贷项、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勘探成本的计量、资产和负债现值的披露。检验结果表明关于财务报告目标的公告并没有使这些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

二、我国学者对会计目标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会计理论界对于会计目标的讨论也涉及受托责任与决策有用两个方面。但从最近的文献看来，学者们倾向于结合中国的经济环境，将受托经管责任作为我国的会计目标。

葛家澍、刘峰（2003）对我国目前经济环境进行分析后认为，当前我国财务会计的主要目标，应定位在向委托人报告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上，即向资源委托人报告所委托资源的保管与经营情况。将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报告作为财务报告目标只是一个总体目标。具体到受托责任的评价上，委托人对管理当局经营业绩将是最关注的。因此，提供有关经营业绩的计量及其结果的信息将构成这一目标下的主要内容。此外，企业经济资源的保管情况也是委托人所关注的，所以，关于企业经济资源的状况及其变动信息，也是反映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重要信息。

《会计目标》课题组（2005）从经济管理体制、企业资金来源、证券市场三个方面对我国会计信息使用者的特征进行研究，从而对我国会计目标进行定位。表述为三个层次：一是会计应该提供有助于各类会计需求者进行各种决策时所需要的会计信息，包括管理型投资人、职业投资人、企业经营者、贷款人、政府、公众等；二是根据我国的会计环境，目前企业应主要为管理型投资人提供真实可靠的财务会计信息，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来看，为管理型投资人提供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基本上可以满足我国各类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需求；三是随着会计环境的变化，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企业可以适当提供对职业投资者投资决策有用的会计信息。

梁爽（2005）在剖析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等几大环境因素对会计目标的具体影响后指出，会计环境对会计目标的影响是分层次、分程度的。政治因素和法律因素主要影响会计目标的存在，经济因素主要影响会计目标的定位。根据我国环境因素的影响，国家、银行和管理型投资人占所有法人企业投资者总数的绝大部分比例，证券市场的职业投资者比例较小，我国处于显性状态的投资人环境是管理型投资人，因而，应将会计目标主要定位在“提供经管责任信息”上。